郑惠：对“文化大革命”几个问题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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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文化大革命”几个问题的认识*（上）

郑惠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原文出处：中共党史研究1996 年 02 期

      乔木同志在负责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时，在审定《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一书时，都对“文化大革命”发表过许多重要的意见。这些见解的基本方面虽然已经吸收在上述文件和著作中了，有些是以文章、讲话的形式发表在《胡乔木文集》第二卷中，但是也还有大量珍贵的内容没有披露出来。本文只是就乔木同志对“文化大革命”的几个问题的论述作一些介绍，希望他留下的这些很有价值的思想遗产能够为广大党史工作者所了解，使我们在“文化大革命”历史的研究中得到教益。下面讲三个方面的问题。

      一、“文化大革命”的发动
      这场所谓“大革命”是毛主席发动和领导的。在发动的时候，他对社会主义阶段阶级斗争的错误认识，对党和国家政治状况的错误估计，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程度。这是1957年以来他对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的阶级斗争的错误认识逐步升级的结果。关于这一“左”倾观点升级变化的情况，已有不少文章作过论述，乔木同志也作过论述，〔1 〕这里不打算再重复。需要着重指出的是，这种“左”倾观点到发表“五一六”通知和炮打司令部的所谓大字报时，是更加升级、达到高峰了。按照这两个文件的说法，当时在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都混进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党的中央领导机构即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变了质，变出了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许多党的领导权被篡夺，社会主义国家有被颠覆的危险。这时的党内国内的斗争竟然被说成有如此严重的性质，成为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头等大事，可见“文革”发动时把事情歪曲、颠倒到了何等荒谬的地步。
      乔木同志多次指出，这种错误已经不是什么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问题〔2〕。因为说扩大化使人容易理解为这种阶级斗争的对象确实存在，只是在数量上把它扩大了。实际上当时说的这种斗争根本不是什么阶级斗争，把它说成阶级斗争完全是无中生有。“文革”从开始到最后，宣称要打倒的敌人一个也没有找出来，没有一个叛徒，没有一个特务，没有一个所谓走资派。这怎么能称作阶级斗争扩大化呢？〔3 〕为了使概念准确，还是应当把这种错误称作人为地制造阶级斗争。乔木同志在审定《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一书时在一段话旁边写道：“文革不能称为阶级斗争扩大化，因为这种斗争本身是捏造出来的。”〔4 〕他在有关的叙述中加上“无中生有”、“人为地制造”的词语，说明他对这个问题的定性是十分严谨、毫不含糊的。〔5〕
      毛主席为什么会把形势估计到如此严重的地步呢？并不是象有的人说的，就是由于个人之间的恩怨、个人之间的权力斗争，也不好说就是怕在百年之后出现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作秘密报告。对这个问题，乔木同志多次指出，这里有更深层次的原因，就是毛主席对于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有他的一些特别的想法，有他的执着追求〔6〕。
      按乔木同志的说法，从八大以后，毛主席对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逐渐形成了一些想法。这些想法要说得很清楚也不容易。1958年他在成都会议上提出反对资产阶级法权，同年在北戴河会议上大讲要实行供给制，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武昌会议上讲不断革命，批评斯大林把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和共产主义全民所有制绝对化，不注意过渡。以后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谈到社会主义时又发了一些带空想的议论。以后讲修正主义的表现一个是利润挂帅，一个是物质刺激，按劳分配是资产阶级法权，商品交换也是资产阶级法权。这些都是资本主义性质或容易变成资本主义性质的东西。他就是要取消商品，取消货币，取消工资这几样东西。当然不是一下子取消，而是逐步限制以至取消。但是他也不知道怎么取消。1966年的五七指示、1974年的理论问题指示、1976年的中央4号文件， 可以说是毛主席发动“文革”多少带有纲领性的东西，是代表他的有着“左”倾空想因素的社会主义思想的三个重要文件〔7〕。 毛主席在这个问题上的想法也是逐步发展的。1974年的理论问题指示说现在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1976年的中央4 号文件说我们就是建设了一个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这些说法都比“文革”前讲的调子更高了〔8〕。从这里可以看到，无论是对阶级斗争的估计， 还是对理想社会的构想，“文革”时期这种“左”倾错误认识都是从前十年的错误认识逐步发展而来的。后来提出二十年“左”倾错误的说法，显然是与说明这种来由有关。
      在起草《历史决议》时，乔木同志曾经想写这个问题，但考虑到当时的情况还是没有写。后来他在自己的文章《中国为什么犯二十年的“左”倾错误》中写了这个问题。他把这种有着空想内容的社会主义目标归纳为平均主义、自给自足、不断发动群众运动和不断革命〔9〕。 他是把人为地制造阶级斗争和设计“纯洁”的理想社会蓝图都算在对社会主义的空想之内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一书对这个问题的说法是，毛主席想要建构一种“逐步限制社会分工和商品生产、逐步限制按劳分配和物质利益原则、在经济上自给自足或半自给自足的社会组织（他认为不作这些限制就会产生资本主义）”；并且说这是一种“带有空想色彩的以平均主义为特征的社会主义构想”〔10〕。
      乔木同志说，“文革”前，毛主席的这种想法有时在党内可以暂时地表面上得到多数的接受，但是实际上多数同志是不赞成的。毛主席的这种想法得不到中央的同意，他就想另外搞一个中心，老讲北京的空气不好，不愿呆在北京，常到外地去。不愿同中央常委同志谈话、见面，不参加政治局的会议。“文革”前毛主席的这种想法没有在中央正式文件中充分表达，又得不到多数赞成，但一直在他头脑里保留着和发展着。他认为实行这种想法才是社会主义革命，在这个问题上他完全掌握了马克思主义，而那些不赞成他的想法的党的领导干部则是离开了马克思主义，走上了资本主义或修正主义道路〔11〕。毛主席有一段著名的话表达了他的这个意思，那段话说，“因为他们作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他们比资本家还厉害”。“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评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乔木同志认为，毛主席的这种想法并不只是他个人所独有，它是世界社会主义思潮的一种。这种思潮从来就有，现在也还有。法国有个左派评论家贝特兰对中国的“文革”十分赞同。他的基本论点就是无产阶级掌握政权以后不能把主要注意力放在发展经济上，不能提出要达到什么经济指标，还是要继续实现社会主义革命，就是要搞过渡，就是要拉平，实现人与人之间的平等，阶层与阶层之间的平等，地区与地区之间的平等，尽量消灭各种差别，所以他说全世界的共产党夺取政权以后都没有搞社会主义，只有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是在搞社会主义。这种评论家在美国、日本都有。这些人并不真正了解中国的“文革”，他们是从毛主席的言论中了解到的。他们认为毛主席的这种想法与他们的想法相吻合，所以非常赞赏。在国内、党内，毛主席的这种思想也有一定的影响〔12〕。
      上述阶级斗争的“左”倾观点在“文革”前经过广泛地宣传，经过四清运动和学术文化批判运动的实践，到“文革”发动时已经形成一种巨大的社会思潮。上述建构所谓平等社会的空想主张，也在人们心中点燃了一种对美好社会的希望之光。加上林彪、江青一批野心家煽动起来的对毛主席的个人崇拜的狂热等等因素，就使“文革”能够很快地大规模地发动起来，使相当多的群众卷入这样一场史无前例的破坏性极大的运动之中。

      二、“文化大革命”的斗争

      《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第七章写“文革”前十年的历史， 提出1957年后党内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上存在正确和错误两种发展趋势，这是论述这十年的探索在曲折中发展一个很重要的观点。这个意思在乔木同志的某些文章中也有所表述。实际上，“文革”十年的发展也存在这样两种发展趋势，也可以用这个观点来贯穿叙述。所不同的是情况更复杂了。《历史决议》给“文革”所作的定性说：它“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就这场运动的经过和结局来说，我觉得似乎还可以加上一句：“这场内乱，终于以党和人民斗争的胜利而告结束。”这样，就形成三个方面之间错综复杂的矛盾和斗争。乔木同志在《答美国记者索尔兹伯里的提问》一文中着重谈了1974—1975年邓小平、毛主席、“四人帮”三者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可以说是这种复杂斗争的一个典型。
      乔木同志在谈到这段历史中邓小平同毛泽东之间在建设社会主义问题上意见分歧的由来时，曾经追溯到“文革”前十年，他说“由于以后（指57年以后）毛泽东一直坚持主要任务仍然是阶级斗争而不是发展生产力，这样，他就走上了空想的道路。继续坚持用主要力量发展经济，坚持反对‘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党的其他领导者和广大干部，就不得不采取各种迂回曲折的形式来与毛泽东争论，时而公开地、更多的是默默地自行其是。”“这种斗争虽在一九六六至一九七六年的‘文化大革命’的困难条件下也没有中止。只是到一九七四至一九七五年邓小平重新居于领导地位以后，这场斗争才出现在舞台的正前方，为党内外的公众所周知。”〔13〕
      乔木同志认为，当时，在邓小平主持党政军的日常工作期间，“围绕究竟是发展生产力还是要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两者之间的斗争，仍然是当时政治战线的中心问题”。毛泽东提出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要求，“这是毛泽东与‘四人帮’的一个根本分歧，也是邓小平得以在政治战线（同时也在经济战线）上进行重要工作并系统地展开自己的思想的先决条件。”〔14〕邓小平在这些工作中的重大成就，是“在毛泽东与‘四人帮’矛盾上升的情况下取得的”。但邓小平的政策发展到一定时期，毛泽东与邓小平“两者的矛盾又必然上升”。“毛泽东这时是空想的革命家，他所想的抓革命促生产本身是自相矛盾的。而‘四人帮”和林彪一样，是假革命即反革命的阴谋家，他们只想把一切搞乱，乱得越彻底越利于他们夺权。这样，三者的矛盾都难以调和，但邓小平与毛泽东、邓小平与‘四人帮’、毛泽东与‘四人帮’之间的矛盾的性质是完全不同的。毛泽东是革命加空想；邓小平是革命加科学或实际；‘四人帮’则是假革命加破坏和阴谋。”〔15〕
      乔木同志对“文革”中三个方面之间的矛盾和斗争作了上述简明扼要的概括，这对于我们观察和分析“文革”期间错综复杂的斗争很有启发。胡绳同志将“文革”中的诸多矛盾集中概括为“文革”与反“文革”的矛盾。这是很深刻的见解，与前述两种发展趋势的观点是相衔接的，与乔木同志说的三个方面之间的矛盾也能联系起来分析。
      试以林彪集团覆灭事件作例。《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写了这一事件在促进干部、群众的觉醒方面所起的很大的作用。乔木同志在有关的段落上特意加写了一长段话。那段话写得十分精彩。他写道：“这些具有极大尖锐性的事件（指林彪事件），促使人们进行严肃的思考：‘文化大革命’给党和国家带来的是什么结果？什么前途？‘文化大革命’究竟是不是必要的？究竟有没有合理性？天下大乱究竟能不能导致天下大治？天下大治究竟为什么要通过天下大乱来达到？……”这样一连提出十几个问题，最后作出结论说，“这一事件促使更多的干部和群众从个人崇拜的狂热中觉醒，客观上宣告‘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的破产。毛泽东本人也由此陷入极大的痛苦和失望”〔16〕。
      这一事件标志着“文革”祸害力量的削弱和反“文革”健康力量的增强。毛主席从中吸取了某种教训，企图对某些“左”倾作法作一些收缩。周总理正是利用这一时机进行批判极“左”思潮和调整政策的工作，这也可以说是有限度的拨乱反正。但是，当这种拨乱反正有可能动摇“文革”的根本时，毛主席即不能容许，而支持了维护“文革”的江青集团，使反“文革”的斗争再次受挫。
      毛主席虽然没有从林彪事件中完全清醒过来，没有从根本上认识“文革”的错误，但他还是作了一些有益的事情，有些事情还具有深远的积极影响。如对“四人帮”作了重要的批评和揭露，没有把最高领导权力交给他们；作出与美国、日本建交的决策；起用小平同志主持党和政府的工作，等等。这些正确决策是与“文革”的“左”倾方针相反的，是有利于反“文革”斗争的进展的。从一定意义上不妨说，毛主席的这些活动也属于反“文革”斗争的范围。这也表明毛主席作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领袖所犯错误与林、江集团搞阴谋有着根本的区别。他虽然在总体上离开了实事求是精神，但在局部问题上，在有的时候，求实精神仍然在他身上起作用。
      当然，“文革”对毛主席来说确实是一个令人痛心的悲剧。乔木同志说，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究竟要走到哪里去，他自己也说不清楚。他一方面是轻举妄动，一方面是随波逐流。他把原有的秩序打乱了，又没有力量造成一个新秩序，在政治上没有力量，在思想上也没有力量。后来只有语录了，而且语录也是自相矛盾的。他说“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了，要安定团结，后来又说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他没有能力来自圆其说。他提不出一个安定团结的纲领，也没有奠定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基础。就像传说中说的那样，他引用了四川新都宝光寺的一副对联：“世外人法无定法，然后知非法法也；天下事了犹未了，何妨以不了了之。”人家问他，他就说不了了之。最后他也确实是这样去了〔17〕。
      前面说到邓小平的复出和主持中央工作，这是“文革”中特别值得研究的一段历史。 《历史决议》对这一段历史作了很高的评价。 它说1976年四五运动“实际上是拥护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党的正确领导”。这里指的就是小平同志主持中央工作时所体现的党的领导。《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一书对这段历史也有较多的叙述。这本书叙述小平同志主持的全面整顿工作很快扭转了严重混乱的局势，迅速收到显著的效果，并指出这种整顿，“势必要触及‘文化大革命’中实行的许多‘左’的政策和理论，逐渐发展到对这些错误政策和理论的系统的纠正。这就有从根本上否定‘文化大革命’的趋势。这种状况，既遭到‘四人帮’的猖狂反对，也为毛泽东所不满。”〔18〕这就是说，全面整顿的发展使邓小平同毛主席的矛盾加深、邓小平同“四人帮”的斗争加剧，最后导致“批邓”运动的发动。这好象是上述周总理主持的纠“左”活动被打断一幕的重演，但实际上这时的反“文革”斗争是更加广泛和深化了。
      乔木同志对这段时期小平同志的工作的评价，是把它同“文革”结束后新时期党的基本路线联系起来。他认为当时提出的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和安定团结两个口号，“这里已经提到一个中心（即经济建设），一个基本点（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另一个基本点改革开放当时还不可能提出来，只能叫整顿，实际上内容不但包含了改革，也包含了开放。当时主要是指对外贸易，首先是引进国外先进项目。”〔19〕对这段话的理解，是不是可以说，新时期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政策内容，在1975年小平同志主持中央工作时已有了一些萌芽。当时实施的一些政策，就拨乱反正的意义说，有的已不只是原样反回到“文革”前，而是有更大的突破，例如提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重要观点，就较之“文革”前的认识大为前进。即使如此，似乎很难说当时已经形成了一条完整的战线。但这些都预示历史正在酝酿着深刻的变化，其意义是非同小可的。
      乔木同志认为，1957年反右派斗争扩大化以后党中央领导逐渐把工作着重点从经济建设转到阶级斗争上，“反映了我们党在社会主义革命完成以后，同人民的联系减弱了。实现建设的重大任务，是人民的愿望，人民的需要，但是没有在党中央的领导思想上得到充分的反映。否则阶级斗争代替一切的那种口号很难提出来。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以后，人民要求生产不断发展，生活不断改善。拿现在的话来说，人民要求不要折腾。拿老话来说，要求安居乐业。但是，这个要求没有在党的工作中得到充分的反映〔20〕。
      “文化大革命”对人民来说是大折腾，是大灾难，根本无安居乐业可言，也不是人民的要求在党的工作中没有得到充分反映的问题，而是完全违背人民的意愿和要求行事。这是严重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尽管运动开头有相当多的人被卷了进去，但随着动乱和灾难的加剧，大批群众纷纷脱离而去，表示了对“文革”的很大厌恶和不满。这也是毛主席只能不了了之的根源所在。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小平同志主持中央工作一段时期实施的方针政策却立见成效，受到人民的普遍拥护和支持，以至在发动“批邓”后爆发了声势浩大的群众抗议运动。此中缘由，就在于这些方针政策充分反映了人民的愿望和要求，代表了党的正确领导。这一短暂时期工作的成就成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拨乱反正、全面改革长久胜利的历史渊源，这的确是值得我们深深回味的。（待续）

      * 本文是作者于1994年9月在西安举行的全国社会主义时期党史学术讨论会上，介绍胡乔木同志对“文化大革命”几个问题的论述的发言。

      注释：

      〔1〕见《胡乔木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7月版，第144—146页。
      〔2〕乔木同志1980年12月22日同《历史决议》起草组的谈话。
      〔3〕见《胡乔木文集》第2卷，第141页。
      〔4〕乔木同志修改《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的清样， 存中央党史研究室档案处。
      〔5〕乔木同志有时对扩大化作另一种解释，即：“所谓扩大化，就是一部分是有的，一部分是无中生有，数量上扩大了，性质程度上也扩大了”。见《胡乔木文集》第2卷，第171页。
      〔6〕见《胡乔木文集》第2卷，第264页。
      〔7〕乔木同志1980年6月14日同《历史决议》起草组的谈话。
      〔8〕乔木同志1980年5月24日同《历史决议》起草组的谈话。
      〔9〕见《胡乔木文集》第2卷，第264—265页。
      〔10〕《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 年版， 第418页。
      〔11〕乔木同志1980年7月3日、12月8 日同《历史决议》起草组的谈话。
      〔12〕乔木同志1980年6月9日同《历史决议》起草组的谈话。
      〔13〕《胡乔木文集》第2卷，第246—247页。
      〔14〕同上，第250、247页。
      〔15〕同上，第249、250页。
      〔16〕《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第436页。 修改的清样存中央党史研究室档案处。
      〔17〕乔木同志1980年12月22日同《历史决议》起草组的谈话。
      〔18〕《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第542页。
      〔19〕《胡乔木文集》第2卷，第248页。
      〔20〕《胡乔木文集》第2卷，第131—1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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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文化大革命”几个问题的认识（下）

中共党史研究 1996 年 02 期
      三、“文化大革命”的教训

      乔木同志认为，我们建国三十多年来（就当时起草《历史决议》的时限而言）的历史教训，最重要的是“文革”这一段，因此要注意着力研究，否则对社会主义如何建设就变成了一种空洞的议论。然而，这种研究是很不容易的。一般地说，这要与我们的感情发生矛盾。研究者难免要带有对这场巨大灾难的愤怒情绪。但是，愤怒出诗人，愤怒不出历史学家。我们不能象法国的著名作家雨果那样，尽管在他写的关于法国大革命的作品里充满了对拿破仑第三的仇恨，却并没有把那一段历史解释清楚。而马克思则不同，他以广阔的视野、深刻的观察和分析，写出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政变这部历史名著，对这段历史作了科学的解释。乔木同志认为，写“文化大革命”史甚至比写路易波拿巴政变记还难。但是我们要知难而进〔1〕。
      以下讲几点教训。第一是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中心任务问题。
      乔木同志指出，这是涉及对社会主义认识的一个根本问题。他认为我们自己亲手建立起来一种新的社会制度，并不等于对它有充分的了解。实际上有许多问题我们还没有认识，有些已经认识了，不一定能够永远正确地认识它，可能随后又发生错误的认识〔2〕。
      我们知道，对于社会主义建立后要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要以经济建设作为一切工作的中心，毛主席曾多次论述过。认为社会主义社会还有矛盾，有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人民内部矛盾是我国政治生活的主题，这是毛主席的重大贡献。但是到反右派斗争以后，他的这些认识就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在对社会主义社会各种矛盾的估计中，阶级斗争不是愈来愈缩小，而是愈来愈扩大。阶级斗争逐步取代发展生产力成为社会发展的主要问题和党的工作中心。到“文革”提出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更是用阶级斗争取代一切、冲击一切了。乔木同志说，按照那个“理论”，这个社会主义社会根本不能安定，生产也不能发展，因为它不断地产生阶级、阶级斗争，这种阶级斗争又总是占主导地位，而且这种阶级斗争只能用打倒一切、全面内战来解决，每过七八年就要来一次这样的大解决。这么一个社会主义是不可想象的，简直不如资本主义。人类社会要发展到这样一个阶段，必然要经历这么一个阶段，那会给人类带来什么希望？这把马克思主义不知丢到什么地方去了，这怎么能说是科学的理论呢〔3〕？
      “文化大革命”的全部实践充分证明这种所谓的阶级斗争不是在巩固社会主义，而是在毁坏社会主义，把一个好端端的社会主义搞得混乱不堪，不成样子（无论是经济、政治、文化各个方面都如此）。乔木同志认为，这是完全违反历史前进的方向的，是违反生产力发展需要的。它不是排除生产力发展的障碍，而是制造生产力发展的障碍，它本身就是障碍（它所掀起的社会动乱是对生产力的巨大破坏）〔4〕。 而离开了发展生产力，就离开了革命的目的，也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理，离开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根本原理。这就是“四人帮”所鼓吹的他们宁愿要的那种贫穷的社会主义。我们决不能要这种贫穷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如果没有雄厚的物质基础，没有高度发达的经济，一切都谈不到。“富则修”是对社会主义的丑化，是对社会进步丧失信心的说法。社会主义的目的是人民生活的共同富裕，这只能主要靠发展生产力来达到，只能逐步地达到。在建设社会主义的长过程中必然要有合理的社会差别，害怕和取消这种差别不是社会主义的实现，而是社会主义的灭亡〔5〕。
      乔木同志的这些论述很有锋芒，又十分深刻。由此得出的结论就是一定要把发展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中心任务。既不能用阶级斗争来取代、冲击经济建设的主导地位，也不能用对某种社会主义空想目标的盲目追求来代替着重建设社会主义物质基础的实际努力。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的：“离开了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就有丧失物质基础的危险。其他一切任务都要服从这个中心，围绕这个中心，决不能干扰它、冲击它。过去二十年，我们在这方面的教训太沉痛了。”〔6〕
      第二是经济建设要按照经济规律办事，要围绕生产力的发展在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领域进行改革的问题。
      乔木同志认为，1957年以后二十年，随着“左”倾错误的发展，“对于经济领域的口号，先是‘政治统帅经济’，后是‘抓革命，促生产’。在这个方针之下，经济工作的目标，方法，管理，领导人员和工作人员的选择，以至具体项目和指标的决定，都可以变成含有阶级斗争的意义。”“经济工作和其他工作一样，以反修、防修、批判资产阶级、防止资产阶级复辟为中心。”“很明显，社会主义的主要目标已经由发展生产力，一变而为纯洁生产关系，再变而为纯洁国家权力和意识形态。不幸的是，这里所说的‘纯洁’的实际含义，是用空想的原则取代比较切合实际的原则。纯洁的程度愈高，就意味着经济愈停滞。这样，虽然毛泽东始终没有放弃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和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愿，但是在事实上，经济建设在社会主义的事业中的地位愈来愈低，遇到的人为障碍愈来愈多，‘抓革命促生产’，只能成为一句空话。”〔7〕
      乔木同志认为，1958年搞人民公社化运动实际上是企图把乡村乌托邦化。人民公社也讲‘商’，实际上强调自给自足，从而制约了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人民公社的供给制试验虽然失败，分配上的接近平均仍然被当作基本信条。工业企业的生产结构和服务结构，也有程度不同的自给自足的倾向。后来中央实行权力下放后，对省一级地区也强调形成比较独立和成套的经济体系。同时，企业虽然实行了等级工资制，但对物质利益原则在思想上一直采取抵制态度〔8〕。 “文革”的极左更是使企业的经营管理陷于混乱，劳动生产率锐减，人力物力浪费严重。结果是哪个地方“革命”抓得厉害，哪个地方的生产就下降得厉害。
      “文革”及其以前“左”倾错误在经济建设方面给我们留下的一个重要教训，是要承认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有它自身固有的规律。乔木同志认为，不承认或者实际上不承认经济规律的客观性，以为社会意志、政府意志、长官意志就是经济规律，以为经济规律可以按照政治需要而改变，以为这就是政治统帅经济，那是根本错误的，那只能受到客观经济规律的无情惩罚〔9〕。 “文革”中反复地引用列宁的话说“政治和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这完全是断章取义。列宁说的是首先要取得政权和保住政权，在这个意义上政治是首位。不能把这个意思绝对化、普遍化。恩格斯多次讲过，政治既可以促进经济发展，也可以阻碍经济发展。政治挂帅不能保证不给经济造成损害。“文革”的实践充分证明了这种损害的巨大。既然要把经济建设作为中心，那就不能提出政治挂帅，政治挂帅不能正确地表达政治跟经济的关系〔10〕。
      按照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办事，就要找到能够推进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的具体形式。“文革”的实践证明，我国社会生产力在发展中不但没有找到这种合适的具体形式，而且遇到了严重的障碍。这种障碍既来自那种人为地反对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所谓阶级斗争，也来自与某些对社会主义的错误观念相联系的不合适的经济体制。这种错误观念不是按照生产力发展的实际状况来判定生产关系的优劣，而是按照空想的原则来追求生产关系的“先进”、“纯洁”。因此必须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对这些僵化的经济体制进行改革。与此相联系，也要进行政治体制、科技体制、教育文化体制等方面的改革。
      乔木同志说，我们党“成功地发展了改革开放事业，不但使社会主义中国的地位获得了强大的基础，而且成功地使社会主义事业获得了新的生命力”〔11〕。
      邓小平同志的一段话对我们联系“文革”理解改革的必要很有启发。他说：“旧的那一套经过几十年的实践证明是不成功的。过去我们搬用别国的模式，结果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在思想上导致僵化，妨碍人民和基层积极性的发挥。我们还有其他错误，例如‘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这不是搬用别国模式的问题。可以说，从一九五七年开始我们的主要错误是‘左’，‘文化大革命’是极左。中国社会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七八年二十年时间，实际上处于停滞和徘徊的状态，国家的经济和人民的生活没有得到多大的发展和提高。这种情况不改革行吗？”〔12〕
      第三是摆脱旧的习惯势力和教条主义的束缚，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问题。
      乔木同志认为“文革”在阶级斗争问题上犯了严重的“左”倾错误，是由于我们党在过去长期革命斗争中形成的一种对于阶级斗争的习惯势力，或者叫思维惯性和行为惯性，即认为抓阶级斗争是党的最重要的工作。这种情况虽然有个人因素，但不仅仅是个人因素〔13〕。本来旧中国历史上存在的社会政治矛盾并不都带有阶级斗争性质，经过革命以后有些矛盾还继续存在。社会主义社会又产生许多新的非阶级性的社会政治矛盾，阶级斗争只存在于一定的范围。但由于上述党内的习惯势力，在观察和处理这些矛盾时，容易把许多不属于阶级斗争的问题看作阶级斗争，把只存在于一定范围的阶级斗争看作占主要地位，仍然采取大规模群众性斗争的方法去处理。过去战争时期在革命队伍里行之有效的近乎军事共产主义的经验，也容易用来作为规划理想社会的某种根据。
      这种在阶级斗争估计和理想社会构想上的习惯势力，由于得到某些马克思主义理论形式的装饰，结果是被人为地延长了。这就涉及把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某些设想和论点加以误解和教条化的问题。如毛主席经常引用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关于资产阶级法权的论断，就是显著的例子。乔木同志对这个问题作了仔细的研究，指出马克思所说的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分配方面的资产阶级法权，并不是真正属于资产阶级性质，而是指劳动者平等交换劳动的权利的原则，与资产阶级等价交换商品的权利有某些类似罢了。这完全是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原则，是不应当取消而应当维护的〔14〕。而且，按照现在我们关于商品经济的看法，等价交换商品的权利是否只是属于资本主义性质，也还是一个问题。由此可见，对马克思主义的某些论断，不能作教条主义的理解。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虽然科学地论证了资本主义必然转变为社会主义的历史趋势，但是对他们还没有实际经验的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只能从比较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现状出发，作出大致的推断。如果只是引用他们有关的论述中的个别论断，甚至加以误解，当然不能解答经济文化还很落后的中国的具体问题，而很容易流于空想。
      乔木同志认为，马克思主义在发展过程中如何防止教条化，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一直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从马克思主义产生一百多年以来，世界变化很大，而在理论上没有一个与马克思主义同一水平的新的突破。共产国际是造成了一种教条主义倾向，这是同它的专制集权结合在一起的。毛主席经过长期斗争打破了它的这种专制和教条化倾向对我们党的束缚，确立了我们党的一条正确的思想路线，在世界上显出中国革命的特色。这是他的巨大历史功绩。但是他又把对他的思想理论的教条化发展到顶点〔15〕。毛主席在晚年有把马克思主义、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的倾向。这种倾向在“文革”中造成严重的后果，到现在也还有它的影响〔16〕。
      “文革”十年的历史再一次证明，没有一个正确的理论指导，我们要犯严重错误。“文革”这个大错误是违反了毛泽东思想的结果。毛泽东思想不包括毛主席的错误。乔木同志反复论述维护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对于党和人民的事业的极端重要性。他说，我们一定要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决不是也不可能是一次完成的，它在一百多年特别是近十多年间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有很大的进步，今后必须继续发展〔17〕。
      小平同志说得好：“世界形势日新月异，特别是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很快。现在的一年抵得上过去古老社会几十年、上百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不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在革命成功后，各国必须根据自己的条件建设社会主义。固定的模式是没有的，也不可能有。墨守成规的观点只能导致落后，甚至失败。”〔18〕
      第四是推进党和国家生活的民主化，加强民主和法制建设的问题。
      “文革”之所以能够发动并持续10年之久，与这个问题解决得不好有很大关系。乔木同志认为，这个运动不是经过法定程序发动的，是强加给党的。“五一六”通知的起草、定稿没有经过中央政治局。这个文件对党内国内形势作那样一种极其严重的估计，在党中央不作充分民主的实事求是的讨论，是不能允许的。八届十一中全会时，凭空搞出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无产阶级司令部，搞出一个中央文革小组，使这个文革小组凌驾于整个党中央之上，代替了政治局和书记处，这是党章所不允许的。然后，在全国范围停止了宪法和法律的作用，国家主席和其他国家领导人、党和政府的干部、普通公民的人身自由都没有了，随便抄家、抓人、打人、批斗人。党员停止组织生活，学校停止上课，工厂停止生产，在党和国家生活中出现了许多极端反常的情况，这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完全不能容许的〔19〕。这就是毛主席所说的无法无天。造成这种状况自然是由于毛主席当时已经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和权力，可以不受任何制度和法规的约束了。
      回顾历史，毛主席在很长时期的领导工作中还是注意实行民主的。但是到50年代后期，党领导社会主义建设以后，随着他的个人威望达到高峰，他逐渐骄傲起来，脱离实际、脱离群众、主观主义和个人专断日益严重。对他的个人崇拜也日益盛行，到“文革”发动时竟形成一种狂热。他日益凌驾于党中央之上，使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集体领导原则和民主集中制不断受到削弱以至破坏。乔木同志多次指出，1958年南宁会议、成都会议批判反冒进是这种变化的一个重要关键。从那以后毛主席的话谁也不能表示异议，中央其他领导人很难与他平等相处〔20〕。经过1959年庐山会议和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党内不同意见的分歧被赋予严重的阶级斗争色彩，党内斗争加剧，党内关系日趋紧张，毛主席更被看作不容怀疑的政治领袖和思想权威。对他的一系列“左”倾观点和作法，即使有人怀疑，也很难依靠（实际上也没有）一种健全的制度的力量进行有效的抵制和制止。
      从国际国内的社会历史背景来看，这种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不民主的传统有关，也与中国长期封建专制主义的历史影响有关。共产国际、苏联党的那种集权模式对中国党的影响不小。对于执政党、社会主义国家怎么工作，党的领袖怎么工作，党的领袖与党是什么关系，有些消极的东西是从斯大林那里来的。当然毛主席对共产国际、苏联党干预中国党的错误也作了长时期坚决的抵制。〔21〕中国是一个封建历史很长的国家，党在领导人民进行彻底的民主革命中，培育了较好的民主传统。但是，长时期封建专制主义在思想政治方面的遗毒仍然不是很容易肃清的。建国后我们党进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进程受到“左”倾思潮的干扰而有所停顿，在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制度化、法律化方面工作作得很不够，或者虽然制定了一些法律却没有应有的权威，这就为党和国家权力的过分集中和个人专断提供了一种条件。
      邓小平同志在总结这一历史教训时指出：“从1958年批评反冒进、1959年‘反右倾’以来，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逐渐不正常，一言堂、个人决定重大问题、个人崇拜、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一类家长制现象，不断滋长。林彪鼓吹‘顶峰’论。说毛主席的话是最高指示，这种说法在全党全军广为流传。”小平同志还谈到毛主席虽然认识到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的错误，“但是由于没有在实际上解决领导制度问题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这个教训是极其深刻的。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22〕
      “文革”是一场党的大灾难，民族的大灾难，它持续的时间很长，危害的范围甚广，造成的损失巨大，党和人民从中经受的锻炼和考验也异常严峻。这场内乱在中国历史甚至世界历史上都是千年不遇的。它以尖锐的形式相当充分地暴露出我们党和国家的工作、体制、传统等方面存在的缺陷。这场斗争以党和人民的胜利而告结束，也反映了我们在这些方面所固有的长处。这段历史提供了深刻的经验教训。物极必反，否极泰来，“左”倾错误和由此造成的灾难发展到极端，的确是创剧痛深，不能不迫使党和人民进行严肃的反思，获得新的空前的觉醒和进步，由此表现了历史辩证法的非凡力量。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中有多处对这个问题作了精辟的论述。他说：“（‘文革’）那件事，看起来是坏事，但归根到底也是好事，促使人们思考，促使人们认识我们的弊端在哪里。毛主席经常讲坏事转化为好事。善于总结‘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提出一些改革措施，从政治上、经济上改变我们的面貌，这样坏事就变成了好事。”〔23〕
      “我们根本否定‘文化大革命’，但应该说‘文化大革命’也有一‘功’，它提供了反面教训。没有‘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就不可能制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思想、政治、组织路线和一系列政策。三中全会确定将工作重点由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发展生产力、建设四个现代化为中心，受到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拥护。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有‘文化大革命’作比较，‘文化大革命’变成了我们的财富。”〔24〕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拨乱反正和全面改革，开创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取得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巨大胜利。今天的巨大胜利与“文革”的严重失败相对照，使我们更加相信党和人民在新时期所作的历史性选择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在前进的征途上并不是一帆风顺。在某些人中间也有过动摇和干扰，而这种动摇和干扰，往往又与“文革”的“流风余韵”的影响有关。小平同志的视察南方谈话和江泽民同志的十四大报告中都强调要毫不动摇地坚持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的党的基本路线，认为这是总结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十几年经验所得出的基本结论。回顾这十几年的经历，这个结论是蕴含着深刻的意义的。
      由于党和人民的集体智慧和集体奋斗，“文化大革命”这一巨大灾难终于从今天巨大的历史进步中得到补偿。在纪念人民共和国成立45周年的时候，我们为党和国家取得的巨大历史进步而自豪。这是十分值得庆祝和欣慰的。人们不必再以诗人的愤怒和忧伤情绪来咒骂“文革”，却能够以胜利的豪情来谈论它的“功劳”，以更加冷静的头脑和彻底唯物主义的精神来研究它的教训。我们今天取得的历史性进步，特别是《邓小平文选》二、三卷所揭示的对社会主义的新认识，将使“文革”这段历史的研究得到有力的指导，而“文革”历史研究的新的成果，又将有助于我们对社会主义新认识的加深。历史是大踏步地前进了。“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潮流如长江大河日夜奔腾向前，势不可挡。这是任何社会意志、个人意志都无法扭转的！

      注释：

      〔1〕乔木同志1980年7月7日同《历史决议》起草组的谈话。
      〔2〕〔3〕《胡乔木文集》第2卷，第167—168页；第143页。
      〔4〕《胡乔木文集》第2卷，第104页。
      〔5〕乔木同志1980年8月13日同《历史决议》起草组的谈话。
      〔6〕《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50页。
      〔7〕〔8〕《胡乔木文集》第2卷，第263、265页；第264页。
      〔9〕〔10〕《胡乔木文集》第2卷，第402页；第214页。
      〔11〕《胡乔木文集》第2卷，第314页。
      〔12〕《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37页。
      〔13〕《胡乔木文集》第2卷，第131、170、264页。
      〔14〕《胡乔木文集》第2卷，第159—160页。
      〔15〕乔木同志1980年7月5日同《历史决议》起草组的谈话。
      〔16〕〔17〕《胡乔木文集》第2卷，第148页；第148、665、 666页。
      〔18〕《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91—292页。
      〔19〕乔木同志1980年7月23日同《历史决议》起草组的谈话； 《胡乔木文集》第2卷，第137—138页。
      〔20〕〔21〕《胡乔木文集》第2卷，第172页；第146—147页。
      〔22〕《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30页；第333页。
      〔23〕〔24〕《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72页；第27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