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彦修：应该实事求是地研究周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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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实事求是地研究周扬

曾彦修

    一
　　我同周扬同志不熟，我没有机会做他的学生，也没有在他的直接领导下工作过。我在延安九年半(其中有的年份在敌后其他根据地)，大概从未见到过他。我后来多次见到过周是1957年“反右”前约两年时间，我经常要到中宣部去列席他们扩大的“办公会议”(当然是去听消息和领取“精神”的，这种会现在习称为“吹风会”)，见到周的次数，恐怕有几十次之多。周同陆定一、张际春，有时还有张子意几位部长总是坐在主席位上，讲话的则主要是陆周二人。但我同周并未单独谈话或向他请示过工作。不过，我对周的印象还是很深的，觉得这人很有才，头脑特别清楚，说话不多一句，不少一句，但也感到他太严肃，缺少幽默感，不像陆定一那样常常哈哈大笑，一般使人易于亲近。
　　一下二十多年过去了，忽然间，1978年6月在社会科学院的走廊上我突然迎面碰见了周，我确实惊喜已极：原来他还活着呀!他大概也有同样的感觉，也很吃惊，我们立谈了不过两三分钟，主要还是我问候他的健康。
　　奇怪的是，“文革”初，我在上海辞海编辑所挨批斗的爆发点，却是说我是“周扬安到上海来的定时炸弹”!我自然不作任何辩解，在那动不动就打死人的时候，谁去管这些事情呢?最近我看见《随笔》杂志(1997年第一期)上，有一篇钱伯城兄《记余振》的文章，那上面说：“内部消息，常有传闻，……听说辞海调来了两个‘大右派’：一个是人民出版社总编辑曾彦修，一个是北大俄语系主任李毓珍……又听说他们二人来辞海，是由中宣部副部长周扬亲自指示的……”这大概是远因(北京在任何部门一般都不会因周扬参与调动某人而引起注意，因为周参与过的人事调动不知有多少)。但事情的真相并非如此。真相是1957年夏在那次专门批斗“右派”代表的“人大”大会期间，毛泽东找柯庆施与舒新城谈话，要他们迅速修订《辞海》。舒说，没有人。毛说，“我委你当‘右派总司令’!现在全国有那么多右派没事干，你们何不找一批有真才实学的人去，可以较快地完成。”(大意)并责成柯庆施，由市委负责，名单送到北京来，由中央向全国调。据说以后上海开了一张六十人左右的调人名单，其中包括有费孝通、向达、陆侃如这样的大名人。可笑的是，我生平竟沾了“右派”的光，作为假冒伪劣商品唯一一次被混入“真才实学”的名单中，现在想到此事还觉得好笑!不过各处全都不放人，结果只调去了李毓珍(笔名余振)、徐中玉(上海师大教授)和我三人。以上内容，我去沪之前即已知道；上海市出版局长罗竹风在辞海中型会议上讲过多次，我也听见的。其实，造反派也全知道此事内幕，因为“文革”一开始，他们就抄了舒新城先生的家，从舒的日记上，什么都知道了。
　　特别要追查我同周扬的关系的近因，则是1962年周去沪时，不知对哪些人问起过我的情况并给我带了话，大意是：要我认真改造，努力学习，好好工作，将来还是有前途的等。这事由当时上海市出版局副局长丁景唐到辞海来正式找我谈了一次话，把周的话原原本本的传给了我。我则左耳进，右耳出，全没当回事，因为不这么讲，还能作相反的讲法么?不过，一个几乎不认识的领导人肯出面来讲这么几句话，正好说明周扬并不是一个一定要毁掉什么的人，而且，那个时候，“右派”翻身无望，如果是一个老谋深算只顾自己利益的人，是不会出来说这个话的。我定为“右派”的经过，周扬大概不会不知道一些，所以他冒的风险也不算太小。

　　二
　　我以为对周扬的评价决不能以1936年两个文学口号的论争来定是非。这个问题应该让现在及以后的人自由研究，自由发表意见。如果分别坚持只有某个口号才是对的，也没有什么关系，因为这丝毫也不会影响现在国家安定团结的局面。尽管有人至今仍然认为“国防文学”口号是错的、右倾的，也没有关系，只要能讲出点根据来就行。夏衍在《懒寻旧梦录》中详细介绍过他们当时在上海获知党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经过，大致是1935年秋天后，在上海得到一张中文的巴黎《救国报》(被禁后更名《救国时报》)，其中载有以中共中央名义发表的《八一宣言》，其中提出了与一切抗日力量共同抗日的要求；又从南京路惠罗公司楼上一外国书店买到了共产国际出版的、载有季米特洛夫不久前在共产国际七大上关于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报告全文(英文本)；此外，在年底又收到“左联”驻莫斯科“革命作家联盟”代表萧三的长篇来信，明白提出要转变策略，扩大团结面，要求解散“左联”，另组扩大团结面的组织等。此信是美国革命作家、记者斯沫特莱女士交给鲁迅、鲁迅看后交与茅盾，然后由茅盾交与周扬、夏衍等同志的。《八一宣言》提出了“抗日救国大团结”的口号，并着重提出了建立联合抗日的“国防政府”与“抗联军”的主张。周扬等同志也旋即提出了“国防文学”口号，似不能据此即责之为右倾投降。但信件既由鲁、茅转来，而提口号之前并未先与鲁、茅二公商量过，表现了对鲁、茅不够尊重，这当然是一个很大的缺点，甚至也可以说是错误。至于周扬对这个口号的很多解释，总的说来，在多篇文章中还是以反对关门主义、宗派主义、扩大团结面为根本主旨的，但确也说过重要的错话。他在《关于国防文学》这篇很重要的文章中说过：“国防的主题应当成为汉奸以外的一切作家的作品之最中心的主题。”又说，“主题问题是和方法的问题不可分离的，国防文学的创作必需采取进步的现实主义的方法”。显然，这两个要求都是过高的、不切实际的，是左倾关门主义比较深厚的残余，因而引起鲁迅的长篇批评，应该说，植根是在周扬方面。不过，周扬那时也还是一个二十几岁的青年，要他一下子成为一个百分之百正确的领导者，似乎不大可能。至于“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一口号，既有“革命”，又有“战争”，又是“大众”，那么，广大中间派文艺界人士，在此口号面前是不是就会特别易于团结，也是很难说得准的。
　　总的说来，周扬同志他们是在摸索中执行党的新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在执行中有缺点，有毛病，也似非不可饶恕的罪过。如果坚持那样看，恐怕也不一定是合乎历史主义的态度。

　　三
　　周扬的文章，我大概都未读过，(三十年代在上海用周起应名字发表的文章可能读过一二)。延安时期周的文章我也未读过，前面已说过原因，再加上隔行如隔山，因此就未读了。
　　解放后他有三篇文章，我倒是读过的，因为它们都是学习文件，非读不可的。一篇是1954年末《我们必须战斗》(《文艺报》)是号召开展反胡风运动的；另一篇是1958年2月28日的《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是批判文艺界“右派”的总结性文章；最后一篇则是1963年12月27日发表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战斗任务》。最后一文，如题所示，主要是号召人们起来批判外国的“现代修正主义”的。
　　我觉得，这些文章恐怕都不能全看作是周扬的个人作品，这些都是他作为中宣部副部长的履行上面交给的任务。前两文，总的说来，现在恐怕不能成立了。事实上，在当时，陆定一和周扬二人也是不断地在受到有右倾问题的批评的，有时这种批评还相当严厉。我有一段时间(即“反右”前的大约两三年)，曾亲耳听过陆、周二位扼要讲过这种批评的一些大意。这个时期，中宣部工作颇为活跃，每一二周要开一次扩大“办公会议”，吸收一些部外单位负责人参加(大约15-20人左右)，我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去听会的，所以我能理解周扬这些文章的根本内容不是周扬自己所能确定的。至于1963年12月27日关于《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战斗任务》，则是由他出面来作的一个主要是号召中国人文科学界起来揭露和批判外国的“现代修正主义”的总动员令。其实，这时候周扬自己实际上已是文艺界第一号被批判的对象了。他有点像是带着枷锁在跳舞，是怎么也好看不了的。在周的这篇报告之前，即1963年12月12日，毛泽东就已在一个内部刊物上对文艺界写了一个“不切实际的批语”文艺界的‘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毛泽东又说：“‘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见《中共党史大事年表》)第330页，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1987年人民版)1964年6月27日，毛泽东对文艺工作又有一个批示：“文艺界各协会和它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执行党的政策”，“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同上书，第334页)
　　1964年2月9日、29日，在这些批示中提出的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外国死人部等，则是社会上已经传遍了的。他在批评中央联络部有人主张“三和一少”，中央统战部有人不讲阶级斗争，中央农村工作部有人主张“三自一包”……目的是要散社会主义农业集体经济，要搞垮社会主义制度。他又说，“三和一少”是他们的国际纲领，“三自一包”是他们的国内纲领。这些搞修正主义的人，有中央委员、书记处书记、还有副总理。除此以外，每个部都有，每个省都有，支部书记里头更多。(同上书。第331页)这年的七月间，《人民日报》、《红旗》公开严厉批判杨献珍的“合二而一”哲学思想，《红旗》文章中说：“杨献珍在国内外阶级斗争尖锐化的时候，有意识地适应国际现代修正主义和国内资产阶级、封建残余势力的需要，宣传矛盾调和论。”(同上，第334页)因此，周扬发表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战斗任务》的文章，其实主要是在做传达任务的工作，在一定意义上似乎也是在宣读对他自己的判决书。(这篇文章，毛泽东“亲自动笔修改和增写了许多段落”。引自龚育之同志的文章。)

　　四
　　在解放后几十年的文艺史以至于思想史上，曾经有一个经党中央批发全国执行的、极其值得纪念和极其正确的文件，就是1962年4月3日在内部颁行所谓《文艺八条》(这个《文艺八条》至今未提起过，真是令人遗憾!)。如果真按这个文件做了，并且坚持贯彻下去了的话，那么，中国的思想、学术、文化、艺术的发展，就不知会出现一种多么壮丽辉煌的美景。这决不是在故作惊人之语，下面讲述的史实，就可证明此点。
　　这个问题恐怕同实事求是地研究周扬是分不开的。我们可以从六十年代初纠正文艺工作中的左风、并从这个纠正左倾的文件之得以发出。实事求是地来看一看周扬不大为人所知，因而也就不大为人理解的重要一面，这就是从反“左”立场来处理文艺问题的另一面。这一面似乎更加真实，更加符合他的内心世界。这就是1962年由中宣部集中、修订和定稿的调整文艺工作的所谓《文艺八条》。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由于工农业生产的剧烈下降，情况十分紧急，在中央的一些重要领导同志，都纷纷主张“调整”国民经济以挽救危局。这个危局根本上是由“大跃进”、“人民公社”等非常奇特的“运动”所造成的。此项方针最初是由国家计委主任李富春(他当然是代表了中央很多领导同志)于1961年8月在研究了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情况和总结中央各部的意见之后，向国务院提出了一个“调整、巩固、提高”国民经济的方针，经周恩来总理审查修改后，改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国民经济的重大方针，简称“八字方针”。此方针后经中央批准施行。此后一年多，在农业、基本建设与重工业、工业、手工业、商业、城市人口与粮食供应、高等教育、科学研究等诸方面，都定出发了若干条调整的方针(这些文件当时分别是在朱德、邓小平、陈云、聂荣臻、陆定一等领导同志直接主持下制定的)。这些“调整”实质上全都是反“左”、反冒进的。但是，在意识形态领域里要反“左”，就特别困难，迟迟不见有人提出这个问题。第一个勇敢地提出这个问题的是周恩来。1961年6月中旬，周参加了文化部在北京召开的文艺工作座谈会，周总理出席了这个会，在会上，“他指出，几年来民主作风不够，束缚人们的思想。他批评了套框子、抓辫子、挖根子、戴帽子、打棍子的做法，强调要改变领导作风，发扬民主，贯彻‘双百’方针。”(引自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第314页)以后经过文化部党组、全国文联党组及中宣部反复提出及修订方案后，又在周恩来的督促下，终于由中宣部修改定稿并定名为《关于当前文学艺术工作若干问题的意见》(简称《文艺八条》)上报中央，中央于1962年4月3日批准了这一方案，发交全国领导部门内部掌握施行。这八条的第一条最关重要，其次是第四与第七条。由于它们特别重要，这里不得不引用一些：
　　“一、进一步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着重针对在文艺为政治服务口号下出现的种种弊病，对这个口号作了新的、含义广泛的解释，指出：‘我们的文学艺术不仅应该鼓舞人民的革命热情和劳动热情，培养和提高人民的共产主义思想觉悟和道德品质，而且也应该有助于增长人民的知识和智慧，扩大人们的眼界，并且使他们得到正当的艺术享受和健康的娱乐，提高人们的审美能力和欣赏水平，丰富人民的精神生活。凡是能满足以上任何一种要求的作品，都是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也就是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把文艺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简单地看成仅仅是宣传当时当地的中心工作，是片面的，不恰当的。文艺创作的题材应该多种多样，作家艺术家有选择和处理题材的充分自由；应鼓励文学艺术创作上的个人独创性，提倡风格多样化，发展不同的艺术流派。”’
　　“四、正确开展文艺批评。文艺批评必须克服简单化、庸俗化的现象。在人民内部，对文学艺作品的不同意见和文学理论上的不同观点，有讨论的自由，批评的自由，也有保留意见和进行反批评的自由。”
　　《文艺八条》的第七条的部分内容是：
　　“七、……艺术上、学术上的问题只能通过艺术实践和自由讨论来解决，不许用对敌斗争的方法来解决世界观问题，不许用行政命令的方法、少数服从多数的方法来解决世界观问题，也不应该把学术问题和艺术问题随便引伸为世界观问题，绝不要因为思想上、艺术上的分歧而缩小团结的范围。”
　　(以上三则引文均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第315页-316页。1986年人民版。上第一条引文中，单引号的文字才是原件文字。)
　　看了这些文件内容摘要之后，就知道它们是何等正确；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在文学艺术问题上的根本立场，又集中反对了长时期积累下来的“左”的倾向，对文学艺术问题以至其他学术问题上宣布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比它在1956年最初提出来的时候作了更丰富、更宽容的解释，有些地方今天也并未完全做到。这个文件之得以诞生，并能送交中央批准，一个关键的人物，不能不是周扬。这里直接引用当时曾部分参与这一工作的龚育之同志的回忆文章最为可靠。据龚文，由聂帅主持的中央科学小组制定的《科学十四条》，在1961年6月上报中央之前，即1961年4月，周扬在全国科协全国工作会议上有一个讲话(周在中宣部分管文艺与科学工作)，据龚在《百年潮》发表的《几番风雨忆周扬》一文讲，周此次讲话，“是为了纠正……‘左’的错误而讲的”，“受到科学界的极大欢迎”。聂帅领导的中央科学小组很重视周扬这个讲话，“周扬的那篇讲话中的不少意见也反映在《科学十四条》的几个部分中”。龚文说，“科学影响到文艺。周扬说过，科学十四条搞得不错，使他决心要搞文艺条例，这就是后来的文艺十条和八条。”由十条并为八条，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技术工作，而是略其所当略，详其所当详，这是在陆定一主持下，由童大林具体用大功夫经集体修改而成的。遵照陆的指示，这文件要着重解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应单列一条，加以强调。周扬完全同意这样做。陆定一曾提出将文艺作品依毛泽东进城前的意见，从政治上将它们分为“有益、有害、无害”三类型。周扬说，“那是(毛)针对如何对待旧剧目而提出来的”，“对旧剧目，这样划分，就很好了，足够了。然而，现在对我们的文艺家自己的创作来说这个话，这就有所不同了。如果党只是说这些作品政治上无害，可以允许，那么，文艺家会怎么想呢?他们会想，我们写的东西不过‘无害’而已，虽然可以容许，写这样的作品，又有什么意义呢?周扬主张，在这个文件中讲三分法，第三类应该叫做‘政治上无害，生活上艺术上有益’，说明写这样的作品还是有一定的意义。”(以上引文均采自龚育之的《几番风雨忆周扬》一文)龚文所介绍的周扬这一番议论，后来就体现在《文艺八条》中，可谓功在千秋，不可埋没。周的这段理论，事实上是缓和地否定了把古今中外的一切文艺作品仅仅只从政治上加以判断的“三分法”。我还觉得，对传统旧剧目，恐怕也是不能离开艺术成就而专从政治上去加以判别的，例如，《秋江》、《拾玉镯》、《三岔口》等，自然也只能列入“无害”之列了，但它们却是真正的艺术精品，国之瑰宝，漫然以无害目之，岂非大笑话，准此类推，敦煌的石窟画像，大同的云岗石窟造像；《春江花月夜》的诗以及后来发展的同题目的音乐与舞蹈；还有郑板桥的画竹，齐白石的画虾与小白菜等，都势必只能归入“无害”一类了，这不是笑话吗?所以，周扬从实际上推翻了这个文学艺术上的“三分法”，应该说，这一功劳是历史性的，事实上以后也就再没有人这么划分了。
　　当然，这个《文艺八条》产生时，已处在重新大作的、日益左倾的政治条件下，实际上并未起多大作用，也是事实。因为，1962年党中央的主要领导人就又多次强调阶级斗争高于一切了。即阶级斗争不仅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而且什么工作都不像阶级斗争那么重要，而只有“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就是说只要狠抓阶级斗争，就能包医百病，“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一理论，实际上已经初步形成。事实上，《文艺八条》在内部传达的一年多以后，以周扬为首的全国文艺界尤其是它的上层领导就受了严厉的、也可以说是致命的批评，和根本性的否定了。而且，当时善观风色或者说是得消息之先的华东局书记兼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及其策士张春桥在《文艺八条》刚提出后不久，即在上海公开大吵大嚷地宣传同“文艺八条”、尤其是其中的第一条针锋相对、典型题材决定论的所谓“大写十三年”口号。这口号当时在上海简直是压倒一切、不容置疑的绝对真理。
　　但是却很少有人、现在更是近乎已没有多少人知道。带头出来坚持《文艺八条》的精神，公开出面抵制和批评柯庆施、张春桥“大写十三年”的错误的、典型的题材决定论的人，不是别人，正是周扬同志。“1963年4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在北京召开文艺工作会议。会上就柯庆施提出的所谓‘大写十三年’问题展开热烈争论，(引者按：原口号是‘大写十三年’，在上海闹得天错地黑的也是‘大写十三年’，其时笔者在上海，完全以为这是‘上头’的指示)周扬等多数人在发言中指出：‘写十三年’这个口号有片面性，批驳了那种认为只有写社会主义时期的生活才是社会主义文艺的错误论调。张春桥(在会上)进行了无理辨解。”(见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共党史大事年表》第326页，1987年人民版)。
　　所以，看人要全面一些，我估计有不少同志至今不知道这些事情。不知者不为怪，当然也就无所谓了。这个时期周扬为坚持文艺上的“双百”方针进行的苦斗，是在他本人所处的政治条件已经很困难的时候进行的。因此，我们恐怕不能只看到他那几篇左倾倾向很严重的文章，也不能简单地把他看成一个文艺上的“左”的政治审判官。希望繁荣文艺这一点，他恐怕也不能不考虑到。因为如果把文艺都搞光了，他还领导什么呢?是不是可以说，周扬在内心里是绝不赞成把文艺完全弄成政治的婢女的呢?
　　打倒江青反革命集团以后，对周扬的表现的看法，我以为更要公正一些才好。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周扬对他过去的左倾错误与整人之不对，是多次当众道过歉的，态度诚恳，出自真心，有目共见。而且，人前人后，态度一样，并无反复。因而，他又取得了大多数知识分子对他的信任。大家都觉得他是真认识了他过去执行的一些“左”的错误，而不再以一贯正确自居了。他也没有把他受到的长时期的特大迫害作为资本，表现出任何一点骄人的味道。这些，是有目共睹的，绝大多数党内外知识分子对他也就谅解了，并佩服他的自我批评勇气。
　　周扬在“文革”结束，特别是1978年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似乎变成一个新人了。对于这个变化，恐怕党内外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都是看到了的，欢迎的，并且认为这是周扬一生中一次很大的转折，一次极大的马克思主义真觉悟。他在“文革”后的主要思想和主要论文，似乎可以两篇重要文章作为代表。第一篇杰出的、也是周扬复出后最引人注目的论文，是1979年5月为纪念“五四”运动六十周年而写的《三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长文。这篇文章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不久发表的，这是一篇拥护三中全会解放思想号召的有力论文，是一篇既彻底而又深刻地拥护邓小平同志提出历史新时期的新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的很有力量的文章。文章说：
　　“本世纪以来，中国人民经历了三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五四运动是第一次，延安整风运动是第二次，目前进行的思想解放运动是第三次。历史已经证明，每一次思想解放运动，都对中国革命的发展，起着极大的推动作用。”
　　这个说法应该说是很正确的，是从宏观历史角度来评价1978年冬党的三中全会以来，对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提出的新的思想与政治路线无比崇高的歌颂。公开对此事如此崇高的历史评价的第一人，就是周扬。这个估计突出地表现了周扬全力赞成解放思想，全力造成开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思想启蒙运动，热烈拥护邓小平同志提出的改革与开放的新路线，热烈赞成并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对这个中国近代史上第三次伟大思想解放运动，周扬的解释是正确而重要的。他说：
　　“这次思想解放运动的中心任务，就是要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彻底破除林彪、‘四人帮’制造的现代迷信，坚决摆脱他们的所谓‘句句是真理’这种宗教教义式的新蒙昧主义的束缚，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普遍真理，同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这个新的革命实践，紧密地结合起来。”这里，周扬表现出他确是一个坚信马克思主义的老战士，而没有什么“离经叛道”的东西。
　　但是，对新的思想解放运动，周扬的表现确是比很多人要更勇敢一些，他在这文中第一次在中国提出了振聋发聩的“科学无禁区”的光辉口号。(按：苏联战后禁止研究与传播西方正在大研究与已经很有成就的很多重大的物理、化学、生物学、医学等十多项头等重要的新或已不新的理论与应用科学问题，甚至从肉体上消灭了某些最杰出的生物学家与遗传学家。而没有遗传学的深入细致的发展，就没有当代生物——农业一牲畜——渔业以及环保等的调整发展，也就不会有二十一世纪将可能是以生物学的神奇发展为特征的科学世纪的提法。中国自从六十年代初起，在以于光远为首，由龚育之等一批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家几次研究结果，早已几次做出了苏联的那些批判全是错误的结论。苏联还要批判爱因斯坦学说，主管制造核武器的贝利亚去问原子能科学研究的最高领导人库尔恰托夫院士能不能批，库回答说，你们批了爱因斯坦，我们的核科学就研究不下去，核武器也造不出来了，所以才没有发展批判爱因斯坦的运动。周扬主管中宣部科学处，当然知道这些，所以他深知在科学上大设禁区的危害是极其可怕的。)周扬说：“科学无禁区。科学思想不能听命于‘长官意志’，不能少数服从多数，应当允许各抒己见，畅所欲言，允许有提出问题进行讨论的自由，有批评和反批评的自由。我们应当鼓励勇于探求和勇于创新的精神。”周扬勇敢地提出这一口号和对这一口号的解释，对于打破多年来思想上的教条、僵化与禁锢，鼓励人们努力探求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与方法，是起了很好积极作用的。这是多么令人奋起的思想界的一声春雷啊!
　　周扬对那个时期盛极一时的“实事求是”理论的解释，除了服从公义之外，也有他自己的鲜明特色。他说：“实事求是的精神，就是反对迷信、反对盲从、反对思想僵化的精神。”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周扬这个时期处处都在强调思想解放与思想启蒙的作用。应该说，这是优点，而不是离开马克思主义。他这样强调，是有充分的历史事实作为根据的，对此，他作了说明：“思想的变革，从来是社会大变革的前导。”凡对中外历史上的大变革有所了解的人，对此都不会不同意的。
　　周扬强调在中国发生的伟大变革，必须是、也必然是多方面的，而不是来一点小小象征性的“改革”就能够解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问题的。他说，“这场革命既要大幅度地改变目前落后的生产力，就必然要相应地多方面地改变生产关系，改变上层建筑，改变经济事业的管理体制和管理方式，也就必然要改变人们的思想。”应当说，周扬这时的思想是有先见的，是开阔和深远的。这些就等于说，苏联的老模式和中国过去的模式都不能适应需要了，在各方面都应该有一个大的改革。这在当时是很多人不去想，更不愿意说出的。从周扬的这些大胆设想，证明周扬并不是一个专搞文学艺术的人，而是经过历史的磨炼，已经锻炼成为一个思想界的老闯将了。
　　这里特别要说明一点，周扬所强调的并不是不要正确方向的“思想解放”，他明确地反对对“思想解放”作右倾的解释，指出：“从右的一端，假借‘解放思想’之名，拣起几句支离破碎的资产阶级的陈言滥语，当成新武器，用来反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反对革命的法制和革命的纪律，反对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道路，这根本不是什么思想解放，而是变成了资产阶级思想的俘虏。”这里的末句用词较轻，这是因为那时这个问题还不太突出的缘故，并不是周扬看轻了这个问题。应当说，他这段话在当时较多地是带有预警的性质。此外，周扬在文中强调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地方很多，不能一一征引。因此，说周扬似乎有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倾向，就像说刘少奇等同志要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一样，真是不知从何说起。
　　这个时期，他赞成发扬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精神，1983年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纪念的时候，他又提出了一个重大问题，即马克思指出的“异化”现象，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也是一个值得重视、值得警惕并必须予以避免和克服的问题。这些，都应该是他思想上的一个大进步，一个大升华，他提出的问题确是一个十分值得探讨和重视的问题，这是一个老共产党人为了保卫党、保卫社会主义的肺腑之言。探讨它们，完全是为了缩小弊端，为了真正巩固社会主义制度，为了加强和改善共产党对整个社会主义社会的领导，而绝不可作相反的解释。此中道理，可谓洞若观火，无待辩明。但不幸的是，周扬的这种善良用意，不仅不被人理解，反而受到指摘，这是人们所无法理解的事。一个人改正了过去较深的“左”的错误，不是十分值得欢迎的吗?怎么反而又要受到强烈的打击呢!关于周扬的这场风波，现在来说，也已经是一个历史问题了，时间已经过去了十五个年头，我认为，允许人们对周扬这个历史人物进行一点实事求是的研究的时刻，现在应该说是已经到了，何必要等到三五十年之后，让一些很不了解历史情况的人再来重新研究起呢?
　　我看周扬还是个诚恳的人，一个正面意义上的“书生”。“文革”前，这个人物有些喜剧性；但“文革”结束以后，他又以一个悲剧人物告终，终于成了共产主义知识分子中的一个杰出人物。他愿意诚恳地改正过去的、也不能由他个人完全负责的“左”倾错误；他更不以一贯正确自居，更没有什么风派表现。既然如此，周扬不是确有其值得千古之处么?

　　1997年3月中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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