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里斯·迈斯纳：文化革命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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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里斯·迈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后》第十七章　文化革命的概念

毛的最后一次革命活动成为他漫长革命生涯里的最大悲剧——也给中国人民带来了不幸的后果。1966年，72岁的毛上演了他生平最后一幕革命剧作，发动了他称之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灾难性大动乱。这是他为复兴他认为已濒临绝境的革命所作的最后垂死努力，但他的努力始终失败了。这是一场规模巨大的失败，在长达十余年的时间里支配和扭曲了人民共和国的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也给他本人的历史形象留下污痕。毛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宣布了他已无能（或不能）维护的原则和理想，释放了无法控制的社会政治力量，这些力量造成了巨大的人命损失和社会灾难。在这场悲剧的最后一幕结束之际，它最终从肉体和精神上吞噬了它所有的发动者和支持者以及它的无数牺牲者——还有大批本来不愿意卷入这场争斗的无辜者。在毛主义政权的最后十年，文化大革命折磨着中国，几乎摧毁了中国。

毛在北京的继承人——他们大多是毛最后这场革命的政治受害者——谴责文化大革命是“十年动乱”（官方将1966年5月到1976年10月作为文革时期），根据官方的评价，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受到自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最沉重的损失”。虽然绝大多数最可怕的罪行都被归咎于毛的那些邪恶同事，尤其是林彪和“四人帮”，但是毛应对运动负主要责任，他在极“左”路线的指导下，“发动和领导”了文化大革命，而极左理论不是毛思想的组成部分。但是毛个人的思想和政治错误，最后被归结为数千年历史的深层影响，特别是中国长期的封建传统的影响。深深植根于两千年小农生产传统的有害的“小资产阶级思想”产生了当代政治的“极左”现象，大跃进的空想主义就是极左的第一次全面表现，在文化大革命及其“封建法西斯”的后果中，极左思想在政治上的危害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然而，“长期封建专制主义在思想政治方面的遗毒仍然不是很容易肃清的” [1]。

自从毛泽东去世后，特别是自从1978年后，“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事情和受迫害人的具体情况渐为人知。近年来由官方或非官方途径披露的大量事实，使人们、特别是那些曾对文化大革命一度表示（在不同程度上）同情的人，要求对文化大革命及其后果重新进行全面评价，但这并不意味着要毫无保留地重复北京近年来对这些事件的看法。在后毛时代的中国，那些自由地谈论和撰写关于文化大革命情况的人，多数是在文革中受到政治甚至肉体迫害的人，他们在把文革十年描绘成十足的灾难时，带有强烈的政治和感情色彩，这与当年毛主义者把文革看作最辉煌的革命胜利时的带有的政治利害关系，同出一辙。正如何汉理曾提醒的：

中国官方对文化大革命的否定与过去的评价完全不同，不过这次我们不应太轻信。今天布道、谴责文化大革命的人都是文革中受害的幸存者，他们就是那些曾受到红卫兵殴打、鞭挞和批判的“牛鬼蛇神”。如果我们只是简单地把当局修改后的版本原封不动地译成英语，我们就会重犯1960年代末期的错误，当时我们仅凭表面的价值就接受了官方对文化大革命的理论解释。[2]
今天对文化大革命的全盘否定，与过去对文化大革命的全盘肯定一样，都无助于对这一事件的历史理解。

对文化大革命的性质和后果的意见分歧，在今后很多年里都会存在，还需要几十年的时间才有可能写一部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准确、深刻的史书。然而，在此之前显然不能因此对“十年动乱”视而不见，同样，也不能简单地把这一时期的各种事件作为“失去的十年”而弃若敝屣。因为文化大革命不仅是毛主义和毛时代发展的历史顶点，而且，那个时代的经验将支配着毛以后年代的中国人的政治意识。哪怕是粗浅地分析和论述文化大革命历史，也绝非易事，这不仅由于文化大革命必然引起不同的政治感情，而且因为文化大革命导致的历史和道德的两难困境。在中国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没有任何时期像文化大革命这样复杂和充满矛盾，堪称史无前例；没有任何时期像文革这样，一切历史的模拟都陷于无效；几乎没有任何社会像文革这样，如此公开地裸露自己的矛盾和伤痕，会这样展示出如此奇异、曲折和古怪的历史事件。在现代历史中，很少有这样的历史片断，充满着如此多讽刺和悖论，被手段和目的之间深刻的矛盾所困扰，受着动机和效果之间巨大鸿沟的痛苦折磨。

文化大革命是在它的领导人疾声宣布的人民民主原则中开始的，但是，相信这种宣言的人民群众从一开始就使自己臣服于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本人之下，这位“伟大的舵手”是作为人民集体意志的化身而出现的。文化大革命宣称是一场反对官僚特权阶层和压迫者的斗争（因而赢得了广大群众的支持），但运动不久就处于军队的控制之下，而军队是国家官僚机构中最具有强制性、等级最森严的机构。毛主义领导人起初鼓动群众攻击中国共产党，允诺建立一个更民主的政治结构，但正是这些领导人最后又宣称文化大革命的目的实际上是“巩固”党，随后运动又变成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为争夺领导权进行的殊死斗争。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它的领导人抨击“四旧”，尤其是中国封建传统遗留下来的迷信思想，然而，取而代之的是对毛的个人崇拜以及围绕对毛的崇拜而出现的种种原始仪式。文化大革命的目的之一，是把中国青年一代培养成五四时期老一代革命领导人的“革命接班人”，但其结果却使整整一代中国青年人成了不关心政治、玩世不恭的一代人，在大动乱后，许多青年人称自己这一代人是“失落的一代”。自从1927年中国无产阶级受到蒋介石军队残酷镇压后，文化大革命才使城市无产阶级第一次在政治上活跃起来，但是，在运动初期成立的真正的工人组织，在文革正式结束之前很久就被解散或查禁了，而中国的工人阶级又一次因为政治上的消极而受到指责。文化大革命的意识形态号称是代表农村反对城市剥削，但大多数农民从动乱中没有得到任何好处，有些甚至还丢失得更多。文化大革命的领导人最初号召知识分子投身反对官僚专制的斗争中，许多知识分子响应了号召，但是，在这场蓄意反对精神产物的运动中，作为一个社会集团的知识分子更成为主要的受害者。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是在中国复活社会主义精神，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保证“向社会主义过渡”，但是，这场动乱最终却使社会主义理想在许多中国人心目中破灭，导致了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危机”，[3]破坏了人民共和国脆弱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发动斗争的目的，是让人民在追求美好未来的过程中更好地团结一致，不料留下的却是至今尚未完全终结的暴力与报复的恶性循环。

在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动机和动乱产生的实际结果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运动最终的结果与运动最初的理想和目标几乎没有共同之处。毫无疑问,应该要依据人们所作的而不是他们所说的来书写历史，对毛泽东的评价也应与其他历史人物一样，应当依据他的行动结果而不是他的话语和动机进行判断。然而，目标和动机在历史上并不是微不足道的，何况还有道义上的联系。要认真理解1966—1969年发生在（和席卷）中国的事件的意义，都首先应该正视这项尚未完成的工作，即“将文化大革命的实际意图与把这种意图歪曲成漫画的实际环境区别开”。毛的意图与他面临的环境之间的冲突，是文化大革命这场悲剧的核心。因此，探讨文化大革命应当首先研究它的目的和目标——即使仅仅是为了评价它的失败的意义。

文化革命的概念和文化大革命的目的

“文化革命”这个术语或概念都不是毛泽东的发明。“文化革命”的概念深深植根于近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中。早在毛发动文化大革命前的半个世纪，实际上也就是在中国还没有马克思主义者之前，受西方影响而开展新文化运动（1914—1919）[4]的中国知识分子、特别是《新青年》杂志的知识分子，就呼吁进行“文化革命”，彻底改造民族文化和民族心理。在上个世纪的第二个十年里，中国激进的民主知识分子使用“文化革命”这个词语，传达了两种对当代中国思想和政治有着深远影响的观念：第一，中国反传统的知识分子要求全盘否定中国传统文化，他们认为，传统文化不仅对中国在现代的复兴毫无用处，而且在精神上是有害的，内容上是腐朽的；第二 ，他们非常强调人的意识在创造历史中的作用。他们相信，文化和思想变革是有效政治行动和社会经济进步的根本前提。

这两种观念对青年毛泽东的成长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最终成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版本——毛主义的重要特征。用正确的思想武装起来的人，能够克服一切物质困难，按照自己的理想改造社会——这种信念构成了毛泽东思想基本内容的基础。毛虽然在理论上肯定正统马克思主义教科书中说的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但他显然相信， 历史的进程最终是由采取革命行动的人的思想和意志决定的。从这一信念出发，毛主义非常关注树立人的“正确思想”，重视“意识形态的转变”和“思想改造”。正如“人比武器更重要”是毛主义指导革命和战争的原则一样，在革命胜利后，毛主义的发展战略则是基于中国人民的思想觉悟，基于毛常赞扬的群众的“无穷的创造力”。

毛认为，自觉的人的活动是历史发展的最终决定因素，与这一信念相联系的，是他对中国传统文化持无情的批判态度。按照毛主义的观点，“正确思想”要求彻底清除传统价值观念和旧观念的影响。在毛的文化革命概念中，反对传统文化和相信自觉的人的活动是历史的决定因素是两个关键点。文化革命是毛从新文化运动时的前马克思主义者继承下来的思想，无论是在革命的延安时代还是在革命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文化革命一直是毛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核心内容。[5]

文化革命既是现代中国思想传统的组成部分，也是马克思主义传统的组成部分。在1917年布尔什维克革命胜利后不久，文化革命倍受重视，列宁就是文化革命的倡导者之一。列宁与毛一样，十分关注在一个落后国家里实现经济现代化的漫长时期内，如何始终保持社会主义的精神与革命目标的问题。但是，列宁的文化革命观点与后来毛的观点完全不同，二者的差别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列宁主义与毛主义在理论上的距离。[6]当列宁号召进行文化革命时，他一般是指那些依然保留“封建”习惯、风俗和生产方式的落后国家的群众，应当吸收“资产阶级文化”的成果。建设社会主义文化是一项未来的任务，它的前提是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物质和社会基础。列宁设想，现代文化的载体首先是政治化的、受过技术教育的知识分子，其次是城巿工人阶级中比较先进的分子，他们将把现代城巿工业文化的成果带给生活在落后农村的农民。此外，列宁还相信，人民的现代文化变革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因为它的前提是建立现代工业经济。列宁在强调提高群众（特别是农民）文化水平的必要性的同时，还特别强调说：“要成为有文化的人，就要有相当发达的物质生产资料的生产，要有相当的物质基础。”[7]列宁认为，文化革命需要继承过去的文化遗产，这是理所当然的，他认为，重要的是要“掌握资本主义留下的全部文化，并在此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8]

在所有这些问题上，毛的文化革命概念都与列宁不同，与西方一般的马克思主义传统也不同。列宁设想，俄国民族的文化发展以俄国的现代工业发展为前提，而毛泽东则不受任何正统马克思主义观念的束缚，他设想的是，中国通过一个“不断革命”的进程，迅速进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对毛来说，无论是社会主义还是共产主义社会，都无需把物质生产力的发展作为先决条件，相反，根本的前提是人的思想的“无产阶级化”，而通过“文化革命”的方式就可以做到这一点。在毛看来，虽然经济发展可能有助于产生社会主义的历史结果，但群众在文化上的“无产阶级化”，与其说是现代经济发展的产物，不如说是它的前提。毛总是强调，在社会主义建设中，“重要的问题是人的改造”[9]。

列宁在提倡文化革命时，赞扬资本主义文化形式和技术在落后的前资本主义国家的传播，具有历史进步意义；而毛泽东统治着一个更落后的国家，却从未有这样的念头。对毛来说，西方资产阶级文化和资本主义方式，与他深恶痛绝的中国封建儒家文化一样，都是有害的，都与社会主义的目的水火不容，文化革命就是要消灭这两种邪恶文化的影响。实际上，毛最终否认了（列宁从来没有）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是历史发展的一个进步阶段的观点。相反，他极力称赞中国的落后是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有利条件，他论证说：“中国有幸没有经过漫长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10]

在谁是现代文化的载体这一问题上，毛的文化革命概念与列宁的也完全不同。列宁认为，知识分子依然起着决定作用。正如列宁关于革命政党的观点要求把知识分子的“觉悟”灌输给“自发”的无定形的群众运动一样，列宁还设想，精通技术的知识分子将是对俄国进行工业改造的先锋，在工业化进程中，他们将把现代文化传授给群众。与此相反，毛泽东不信任知识分子，他对群众的自发性依然持民粹主义的信念，相信在群众自己的革命实践中会产生有文化的人，进而实现他的“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的民族理想。对毛来说，自力更生有着内外两层意义。正如中华民族在经济上自力更生、不依赖于其他国家一样，中国人民在文化上也将自力更生，不依赖于知识分子和技术阶层。在文化大革命中，再次出现了流行于大跃进时毛主义的口号：“群众应当成为文化与科学的主人。”

毛把对城巿知识分子的不信任扩大到对整个城巿的不信任；而列宁一直保持着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念、即历史进步的力量在城市，所以他很自然地得出结论，文化革命将从城市扩展到农村。毛则一直保持着在农村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形成的强烈的反城市倾向。在战争年代， 毛的革命战略是发动农村“包围和战胜”保守的城市，与此相似，他认为，把农村作为社会与文化创造力的真正源泉，才是革命胜利后的正确发展路线的核心。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岁月里，毛依然与从前一样，怀疑城市是使文化和思想堕落的基地。列宁提倡把城市的无产阶级分子派到农村去提高农民的文化水平，毛却提倡把城巿居民送到农村去向农民学习“无产阶级的优点”——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大规模地把城市居民送到了农村。

也许，毛主义与列宁主义关于“文化革命”概念的最根本差别在于如何看待理想的新社会与过去文化遗产之间的关系问题。列宁和马克思一样，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将继承前人的一切文化成就和物质成就，并在此基础上创建社会主义。所以，他痛惜俄国文化的落后，在1924年逝世前不久，他把俄国革命的退化，部分地归咎于文化落后。[11]毛泽东正相反，他欣赏文化落后、或至少是欣赏“高水平文化”的缺乏，他曾经评论道：“在历史上，总是文化水平低的人战胜文化水平高的人。”[12]这种看法反映了长期以来毛关于落后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的信念。在大跃进开始时的1958年，毛用“一穷二白”公式概括了这种最极端的文化观念：

除了别的特点以外，中国六亿人口的显著特点是一穷二白。这些看起来是坏事，其实是好事。因为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13]
就反对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逻辑[14]、反对马克思和关于新社会必然要继承过去的一切成就（和负担）的观点而言，人们很难再发明出比“一穷二白”更激进的公式了。在逃避历史的乌托邦思想和把历史文化一笔勾销的反传统愿望的驱动下，毛宣称中国人民是“一张白纸”。在否定了传统中国文化遗产后，为了填补由此造成的感情真空，毛更激进地宣称过去的一切在现在已不复存在。毛似乎相信，在一张新的画布上，在一张没有被历史的瑕疵玷污的“白纸”上，就能创造出新文化。就毛的反传统思想和关于人的意识力量能够塑造历史的信念而言，毛的文化革命概念更多地是受到五四时期思想传统的影响，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传统几乎没有关系。

1958年，毛在发动大跃进时乐观地宣布，中国是“一张白纸”，然而，到了1960年代初期，他又悲观地得出结论，中国已变成被各种政治和思想的污渍浸染的一张画布。1964年，在与他的老朋友、时任法国文化部长的安德烈·马尔罗谈话时，毛强调说：“要破除新中国成立前的旧思想、旧文化和旧风俗，大力提倡无产阶级的新思想、新风俗和新文化。”[15]1966年，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发动时，毛主义的要求是破坏而不是继承，更不是建设。这种情况类似于半个世纪前，前马克思主义者陈独秀在发动新文化运动时提出的口号。如果说文化大革命是一场“乌托邦”运动，那么，它与大跃进并不同，它的特点是一种奇特的消极乌托邦主义，它的发动者关注的不是未来积极的理想，而是消除过去的重负。

毛在1960年代中期发动这场大动乱，支配了他最后十年的统治。这场大动乱当然不单纯是他文化革命思想的产物。毫无疑问，文化大革命的爆发及其扭曲的发展形式，与毛和其他共产党领导人对权力的欲望和个人政治雄心有密切关系。但是，需要强调指出的是（尤其是在人们往往对此视而不见的情况下），这场极端形式的政治运动的目的，是企图解决共和国成立后出现的一系列社会问题：日益发展的社会不平等，干部和群众社会主义理想的蜕变，以及根深蒂固的新官僚阶层等。这些趋势使毛主义者担心中国可能会出现苏联那样的情况，权力被“官僚特权阶层”所篡夺。[16]毛主义者要全力解决的社会和政治问题是非常现实的问题。所以，仅仅用毛泽东本人“错误”的思想和他对权力的渴望来解释文化大革命的发动，是远远不够的。

社会不平等

社会不平等产生于仿效苏联模式的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 期间，大跃进的平均主义暂时遏制了不平等现象的发展，但在1960年代又迅速滋生蔓延。至少根据官方的意识形态，中国共产党是要缩小并最终消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城乡和工农这“三大差别”的。但是，大跃进崩溃后刘少奇实行的政策，使这些差别显著地不断扩大。在城市工业部门再次加强管理者和技术人员的权威，扩大了工厂管理者与工人之间的差别——以及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之间的差别。在知识分子恢复了他们过去的专业和社会地位后，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明显扩大，像毛主义者批判的，知识分子像趾高气扬的“官僚”。为提高劳动生产率而实行的计件工资制和奖金制，扩大了城市工人阶级内部的社会经济差别。大幅度地削减国家就业人数，加剧了相对有一定特权的工厂正式职工与数量庞大的半无产阶级的临时工和合同工之间的矛盾，使问题政治化。[17]

在农村，人民公社形同虚设，农户家庭自留地蓬勃发展，农村集巿日益兴旺，集体劳动越来越不景气，这些不可避免地导致农民之间在经济上的差别。官方在意识形态上批判说农村有“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在农村许多地区得到官方默许甚至鼓励。

虽有少数农民从半巿场经济中受益，整个农村的景况远不如城巿。在农村大多数地区遭受饥荒折磨的时候，为了使国家从大跃进的混乱中恢复过来，国家采取了照顾城巿居民、特别是官僚、知识分子和国家正式职工的财政和经济政策。国家对大跃进时建立的农村企业采取了最严厉的措施，许多小工厂被迫下马，毛为缩小农民与工人之间差别而实行的政策受到损害。农村学校和业余学校的发展被放到次要地位，以集中资源发展城巿的教育系统，包括专为高级干部子女开设的特殊学校。[18]大跃进时建立的许多农村医疗网点也被迫关闭，而城巿的医疗机构却在不断发展。在大跃进后的那段时间里，城乡差别和其他形式的不平等现象的发展速度远远超过了1950年代。

社会主义理想的凋谢

随着1960年代社会不平等的发展，集体主义观念日益淡漠，人们在口头上还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目标，但这些目标与社会和政治实践的距离越来越遥远。大跃进失败后，中国百姓对政治淡漠，追求个人和家庭利益，农村的情况尤甚。随着私人集贸巿场日益兴旺，传统的宗教迷信和社会习俗也逐渐复活。与群众的政治冷漠相对应的是党的多数领导人的保守主义思想，在激进毛主义言辞的外表下，他们主要关心的是经济发展、技术进步，尤其是越来越官僚化的党的机构的权力。

党和群众的保守主义思想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大跃进的失败。大跃进曾使人们认为共产主义社会和经济繁荣指日可待，当这种巨大的期望转瞬变成为纯粹的生存挣扎时，民众士气一落千丈，党的多数领导人对毛的乌托邦计划也产生怀疑。但除了大跃进的直接影响外，还有一些长期的因素对限制中国革命的激进主义发挥着作用。其中一个因素恰恰是中国革命的胜利，更准确地说，是领导这场革命的共产党的胜利。在建立了一个新的社会制度后，中国共产党现在最大的利益就是维护这个新社会制度。毛的“不断”革命不会给作为执政党的共产党带来任何利益，党的利益是永远保持它的统治，这必须以它所统治的社会的稳定为前提。到1960年代初期，党已发展成拥有约二千万党员的庞大组织，它严格地根据刘少奇制定的列宁主义组织原则运转。党组织最初是为了实现革命目标而建立的，现在，党组织的权力本身似乎成了主要目的。一位著名的政治学家曾评论说：“在激进运动的组织力量与激进主义本身二者之间：关系是倒置的。”[19]在文化大革命即将开始的前几年，中国共产党的保守特征，证明了这一命题的真实性。

所以，毛泽东关于革命精神正在死亡的担忧决不是空穴来风。被他认为是“资产阶级”、“修正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思想趋势（本身性质就已十分严重），是更深层的精神危机和政治退化的象征。毛意识到，他和其他五四时代的革命领导人不久就将退出政治舞台，他为此深感忧虑。毛的担心是有充分理由的，新旧两代的交替往往也是政策改弦易辙之时。为了把革命事业进行下去，毛不寄希望于他直接的继承人，而是像五四运动的先驱一样，把希望寄托在中国的青年一代，把青年一代培养成“革命接班人”的运动在1964年就已经开始，即将来临的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主题就是培养新一代革命者。

在毛看来，没有充满生机的社会主义理想，社会主义在中国也不会长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最重要的目标，就是要使党和人民的思想重新革命化。

阶级与阶级斗争

文化大革命发动的因素很多，其中最重要的莫过于革命胜利后中国社会阶级结构的性质，文化大革命中的许多重大思想斗争都是围绕这个问题展开的；也正是在这个问题上，毛主义理论显得十分大胆，但也颇令人费解。

至少从广义上来说，1949年后中国实际发生的一切在理论上是清楚的。土地改革完成后，传统的地主统治阶级被彻底摧毁。1955—1956年的合作化运动基本上消灭了富农阶级和农民中间的重大社会经济差别。与此同时，作为一个社会阶级的城巿资产阶级不复存在，随着买办资产阶级的大多数成员在1949年逃离大陆，它在中国大陆也毫无作为。1953—1956年的“社会主义改造”使国内“民族资产阶级”的资产被国有化，作为对其工商企业的补偿，国家定期付给其成员微不足道的定息，所以民族资产阶级已经变成一个逐渐消失的社会团体。到了1956年，城巿和农村的生产资料私有制已基本废除，旧社会的剥削阶级已不复存在。代替他们的是一支越来越庞大的党政官僚队伍，他们以所谓工人和农民代表的身份，行使旧剥削阶级的经济职能。正如在苏联的情况一样，以经济为基础的统治阶级覆灭后，取而代之的是以政治为基础的官僚统治阶级，这个阶级还处在萌芽时期，它的成员称自己是“人民的公仆”。

中国“社会主义改造”的社会现实是再清楚不过了，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却含含糊糊，它的作者们在理论上不研究官僚主义现象，在政治上拒绝这样做。在1956年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上，刘少奇在他的政治报告中，宣布旧的剥削阶级已经消灭，社会主义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20]；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进而宣布，中国已经消灭了阶级差别，社会差别“仅仅是同一阶级的内部分工问题”。[21]因此，八大最后的结论是，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不再是对抗性的社会阶级矛盾，而是“先进的社会制度与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22]在二十多年后，这一公式又成为后毛时代的主要理论原则。从这一观点出发，党在新的社会主义时期面临的主要任务不再是进行阶级斗争，而是着手发展经济。

当然，阶级和阶级斗争也不是完全被忽视了。剥削阶级的残余和其思想残余还存在，它表现为每个公民档案里记载的阶级成份和政治结论，公民的档案保存在党组织和公安局里。虽然在社会现实中已经不存在资产阶级、地主和富农，但在党和政府的档案中，那些曾经是这些阶级成员的个人（及他们的子女）的阶级成份依然把他们划归为原有阶级。官方划定的阶级成份，以及党建立的一套复杂而多变的评价体系，即根据本人的政治历史和表现做出的政治结论，[23]经常根据政治需要，时而强调，时而可以忽略不计。在庆祝1956年社会主义胜利的轻快气氛中，阶级成份和阶级斗争也被暂时地淡忘了。

官方意识形态肯定了旧剥削阶级的灭亡。官僚行使原来农村的地主和城市的资产阶级担负的经济职能，但1956年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没有涉及官僚的社会地位问题。官僚虽然没有私人财产，但他们享有原属剥削阶级的一切社会特权和经济特权。在革命胜利后的官僚的问题上，八大只满足于一般地号召反对“官僚主义行为”，象征性地告诫全党不要脱离群众。

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的1956年，中国的社会结构和官方的意识形态都与苏联相似。与苏联一样，旧政权的有产阶级已经消灭，新官僚成为社会经济的管理者，控制着（虽然在法律上不拥有）国家和集体财产。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也与苏联一样，欢庆剥削阶级的消灭，宣布阶级斗争不复存在，忽视（或否定）新的官僚统治集团的存在。然而，无论是在中国还是苏联，革命和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废除所导致的最明显的社会结果之一，是出现了自主的、拥有特权的官僚统治。官僚的权力和特权以及官僚的产生，都植根于列宁主义政党对政治权力的垄断，这是不言而喻的。同样显而易见的是，否认其官僚产物的社会阶级地位，符合共产党领导人的既得利益。对共产党官僚而言，继续延用革命前的、现在已不复存在的个人阶级成份，远比承认新社会有可能产生一个新的统治阶级要更符合自己的利益。而这种做法在理论上也能大致交待得过去，因为私有财产的所有制是马克思主义划分阶级归属的唯一根据。由此出发，衍生出一条普遍的共产党教条（斯大林在1936年首次提出），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已经废除了的社会里，不可能产生一个新的剥削阶级。

1956年，毛泽东显然同意党的官方立场，即社会主义的胜利已消除了对抗性的阶级矛盾（除了“资产阶级残余”和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外），因此，没有必要强调阶级斗争的必要性。1956年12月，毛认为：“不应该像斯大林那样，在阶级消灭以后仍然强调斗争的尖锐化， 因而伤害了社会主义民主的健全发展。”[24]直到1960年代初期，在大跃进失败及无阶级的共产主义乌托邦理想破灭后，[25]政治上失意的毛泽东，才开始重视废除了私有制的革命后社会里的社会阶级关系问题， 特别是新社会本身的政治结构产生出来的新阶级的问题。他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强调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问题，特别是在1962年9月的八届十中全会上，他提出了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最流行的“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口号。他警告说，被推翻的反动阶级“还企图复辟”。他进而补充说，“在社会主义社会，还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这是他最严重的和不祥的警告。[26]

毛的“资产阶级”概念令人迷惑，含义模糊，但当他提出社会主义社会产生的“新资产阶级份子”概念时，他显然不是指旧社会剥削阶级的社会残余和思想残余。他的注意力现在集中在革命创造出来的新社会中出现的不平等形式，这种不平等的社会关系是建立在占有政治权力的基础上，与财产所有制无关。1960年代初期，植根于严密官僚等级制和地位制的有组织的不平等现象在党政机关中蔓延，并逐渐扩大到整个社会，毛对此提出越来越多的批评。他痛惜中国共产党从一个为正义和平等无私献身的革命组织蜕变成一个保守的官僚机构，他指责党的干部贪图享乐，走向腐化，只追求权力、地位和奢侈。[27]毛担心下一代人会重蹈父辈的错误，“干部子弟是让人不放心的一个原因，他们缺乏生活经验和社会经验，架子很大，还有一种巨大的优越感。”[28]毛还严厉地批评了斯大林“干部决定一切”的观点，在苏联历史上，这一口号实际上是对不平等的制度的认可。[29]

在文化大革命的前几年，毛得出了任何执政的马克思主义者都不敢苟同的结论。他确信，社会主义社会能够产生新的剥削阶级，“社会主义过渡”的主要障碍，不是过去的资产阶级残余，而恰恰是那些从前的革命者、现在的官僚，革命使他们成了统治者，他们凭借手中的政治权力控制着社会，在社会进程中占取大量社会劳动成果。毛有时是十分明确和直言不讳地谈到这一点的，他在1965年谴责说，“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这些人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30]毛还毫不犹豫地指出了这些“新资产阶级份子”的地位和来源。他在文化大革命前夕指控说，他们就是“那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些在当时看来不过是纯粹的夸张言辞，实际上是对中国共产主义社会的未来的精确预言。

毛泽东并不是第一个认识到社会主义革命会产生官僚统治的剥削阶级的人。在毛之前有许多人已经看到了这一点，其中有韦伯、托洛茨基、米洛凡·吉拉斯等人。毛关于新官僚统治阶级的观点的独到之处，不在于他对这一问题的分析——无论如何，他的理论还是不很成熟的——而在于这个观点是由一个共产党国家的领导人提出的。这种事情过去不曾有过，将来也不太可能再出现。在官方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意识形态中，毛的这种观点不啻是异端邪说，在政治上十分危险，它动摇了马克思主义极力论证的共产党政权的合法性。然而，按照毛的观点，中国的官僚确实具备了新剥削阶级的形式，他们使用政治权力侵占了工人和农民生产出来的剩余产品。他们不是靠私有财产而是靠由他们掌管的国家“公有制”获取既得利益，通过公有制为自己和自己的家庭谋取社会利益和经济利益。他们不是通过财产所有权获得自己的地位和特权——在多数情况下可能是微不足道的，而是通过（用马克思的话说）事实上的“生产条件的所有者”获得的。在毛看来，他们是、或至少正在变成没有财产但却功能齐全的资产阶级。

毛泽东虽然清楚地认识到革命胜利后的“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的、基本的现实，并且有时也谈到这种现实，但他最终从把中国的官僚等同于新统治阶级的政治立场上退缩了。因为，如果将这种立场贯彻到底，那就需要进行一场政治革命而不是简单的文化革命，实际上，这就要求用暴力推翻共产党国家而不是仅仅进行思想改造。尽管毛称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最“深刻”的革命，他清楚地知道，一场精神复兴与一场真正的革命之间的区别；这里无疑还有感情上和政治上的限制。无论如何，这批毛泽东现在深恶痛绝的官僚曾经是他的革命同志和战友。[31]全盘否定他们也就是否定了他自己领导的革命，否定了他为之奋斗而创立的新社会。他宁可相信，其中大多数人是可以改造好的，在思想上是可以改弦易辙的，能够重新成为革命者。因此，撇开文化大革命的口诛笔伐和表面的轰轰烈烈，与其说它是一场革命运动，不如说是改良运动、一场非暴力运动。文化大革命中的群众暴力行为，不是毛的本意，而是中国社会的条件使然。

从中国是处于新官僚统治阶级统治的政治立场上退却后，毛最终又把个人的政治行为作为确定其阶级属性的标准。一个人的阶级地位不是由经济地位或政治地位这样的客观因素决定的，相反，是由一些更为主观的因素决定的：对其思想倾向的评价，其“政治觉悟的水平”及其政治行为等。毛泽东断定，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确定一个人的阶级属性时，重要的不是过去或现在的经济地位或政治地位，而是一个人的“阶级立场”。[32]这种定义的长处是，它既废除了已不适合1956年后的社会现实的旧的阶级划分体系，又坚持了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包括“新资产阶级分子”）的立场，但又没有把党的官僚作为敌对阶级看待。毛的这种阶级观与他过去的阶级划分标准完全一致，即确定某一团体或个人属于哪个阶级，主要依据他们对待革命行动、或者像在1960年代初期对反革命行动的政治态度，而不是他的社会经济地位。但是，以主观标准来划分阶级，容易导致任意地把政治对手划为“阶级敌人”，使人们对个人政治行为比对社会集团政治行为更关注。

这样，在文化大革命前夕，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包含着三种不同的阶级理论：第一种理论反映了1956年前的社会阶级结构，它是旧政权遗留下来的，在官方的“阶级成份”体制中仍有一席之地；第二种理论是关于社会本身会产生新官僚统治阶级的问题，这种理论是毛提出来的，尚不成熟，一些激进的追随者将之付诸实践；[33]第三种理论即是个人的政治思想和政治行为决定了他的阶级属性的理论。第一种理论在政治上比较保守，肯定了1956年后的社会体制，很自然地为大多数党政干部所接受；第二种理论隐含着有必要进行一场反对现行政治体制的革命的思想；而第三种理论在本质上是一种改良主义的，是毛在发动文化大革命之初的理论，即95%以上的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党作为一个整体是能够在政治上和思想上得到改造，清除资产阶级的影响，但是，这只能通过全面发动群众和阶级斗争的方式实现。

不过，所有这三种关于阶级的理论，保守的、革命的和改良的，都成为中国人民政治意识的组成部份。他们被告知，文化大革命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一场尖锐的阶级斗争。然而，怎样判定谁是“资产阶级”？为了反对谁而开展这场阶级斗争？那些年间来自北京的有关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含混不清又常常自相矛盾，不可能提供任何答案，或者说根据不同的阶级分析方法提供了不同的答案。毫不奇怪，文化大革命中无数政治组织和表演者，都各自采用最适合自己特殊政治和社会利益的阶级理论版本。在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上的理论混乱，对文化大革命很快成为一场动乱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人们根据不同的理论和政治立场，轻易地给某些组织或个人戴上“阶级敌人”的帽子并进行迫害。[34]


注释

[1]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毛和文化大革命作出了正式结论。

[2] 何汉理：《对文化大革命的重新评价》，载《威尔逊季刊》1980年秋季号，第137页。

[3] 德里克：《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的困境》，《现代中国》第9卷第2期（1983年4月），第188页。

[4] 关于1915—1919年的新文化运动，参见本书第二章。

[5] 毛泽东在1940年的《新民主主义论》中，特别强调了“文化革命”的思想，他提出，建立新的“革命文化”是政治胜利的保证。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中最流行的口号之一“不破不立”也是在这篇文章中提出的，所谓破也即是扫除传统文化，与上个世纪第二个十年时的陈独秀及其新文化运动追随者的思想同出一辙。

[6] 关于列宁与毛泽东在理论上的不同，参见迈斯纳：《俄国与中国的反传统主义与文化革命》，载格利森、凯内兹与斯蒂茨等编，《布尔什维克文化》（布卢明顿：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279—293页。本章部分内容即引自该文。

[7] 列宁：《论合作社》，《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第368页。

[8] 转引自斯蒂茨：《俄国革命的反传统趋势：摧毁与保留过去》，载《布尔什维克文化》，第17页。并不是所有的俄国马克思主义者都同意列宁关于文化变革以经济发展为前提的观点。一些布尔什维克主义者主张进行“文化革命”，例如亚历山大·波格丹诺夫；还有一些“无产阶级文化”运动领导人认为文化与“思想”的因素是最重要的因素，这与后来毛的观点十分相似。波格丹诺夫有关文化在社会和经济发展中的作用问题的观点，参见麦克莱兰：《布尔什维克政策中的乌托邦主义与革命英雄主义：无产阶级文化论战》，载《斯拉夫评论》第39卷第3期（9月号），第403—425页。

[9] 正如文化大革命前几年毛泽东在《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中对斯大林发展模式进行批判时提出的观点一样。见《毛泽东思想万岁》，第182页。

[10] 在社会主义与落后之间的关系问题上，毛明确地否定了列宁的观点，也否定了马克思主义的一般理论。1960年代初期，毛写道：“列宁说：‘国家越落后，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就越困难’，现在看来，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实际上，国家越落后，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就越容易而不是越困难。”见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毛泽东思想万岁》，第333－334页。

[11] 列宁对布尔什维克革命后官僚退化深感悲哀，他将这种情况归咎于布尔什维克文明程度太低。有关列宁的这种看法，参见多伊彻在《列宁的道德困境》一文中的深刻分析，该文载多伊彻：《历史的讽刺》，第167－173页。

[12] 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毛泽东思想万岁》，第240页。

[13] 毛泽东：《介绍一个合作社》，《红旗》1958 年第l期，第3—4页。

[14] 人们常常引用的马克思关于历史唯物主义主要思想的经典表述是：“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3版，第l卷，第669页）

[15] 马尔罗：《反回忆录》（纽约：霍尔特、莱因哈特与温斯顿出版社，1968年），第373—374页。

[16] 《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人民日报》1964 年7 月14 日。这是中苏论战的主要文献之一，可能主要出自毛泽东之手。文章最初是以《人民日报》和党的机关刊物《红旗》的社论的名义发表的。

[17] 合同工主要来自城市失业人员以及靠近城市的农村地区的半失业人员，工厂、建筑业和其他行业按照一定时间雇佣他们进行劳动；与国家正式工人不同，他们没有职业上的保障，也享受不到社会福利，实际上，他们构成了马克思所说的“失业后备军”。

[18] 卡德纳：《知识青年与城乡不平等，1958－1966》，载约翰·刘易斯主编，《共产党中国的城市》（加利福尼亚：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71年），第235—286页。

[19] 塔克：《马克思主义革命理想》（纽约：威·瓦·诺顿出版公司，1969年），第187页。

[20] 刘少奇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

[21] 邓小平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上关于修改党章的说明。

[22]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八大政治报告的决议。

[23] 关于政治结论及其与阶级成份划分之间的关系，参见理查德·克劳斯：《中国社会主义的阶级斗争》（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81年）。

[24] 《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人民日报》，1956年12月29日。在1956 年4月的《论十大关系》讲话中，毛几乎没有提及阶级和阶级斗争。但在几年后，即1960年代初，毛批评斯大林（斯大林在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上的观点经常自相矛盾，采取什么观点取决于政治需要）忽视阶级斗争。

[25] 正如理查德·克劳斯指出的，大跃进是纯粹的毛主义理念的表现，但相对来说，大跃进中并没有强调阶级和阶级斗争，其中部份原因可能是大跃进允诺要从社会主义向无阶级的共产主义过渡。参见理查德·克劳斯：《中国社会主义的阶级斗争》，第65—66页。就毛主义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以及人民共和国在阶级斗争问题上的理论和实践而言，克劳斯的这本书资料丰富，分析深刻，不可多得。

[26] 毛泽东1962年1月30日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27] 毛泽东：《官僚主义的二十种表现》。

[28] 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

[29] 毛在1962年写道：“斯大林的书从头至尾都不谈上层建筑，没有考虑人民，见物不见人……他们（苏联人）相信技术决定一切，干部决定一切，只谈专，不谈红，只谈干部，不谈群众。”毛泽东：《对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批注》。

[30] 毛泽东1965年在一份蹲点报告上的批示。

[31] 理查德·克劳斯：《中国社会主义的阶级斗争》，第150页。

[32] 有关毛把政治行为作为判断阶级属性的观点及其与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的关系问题，参见理查德·克劳斯在《中国社会主义的阶级斗争》一书中第5章，第89—114页的分析。

[33] 虽然在“文革十年”及其后，有人坚持并在理论上精心论证这一点，但毛直到其生命的最后两年（1975—1976）才又重新提出官僚统治阶级的理论，此时他已没有时间按照这种理论采取行动了 。

[34] 关于对文化大革命期间不同阶级理论之间的冲突这一问题，参见当年曾是红卫兵的林伟然撰写的资料丰富、颇有见地的论文《一场夭折的中国文化启蒙运动：文化大革命与阶级理论》。本文是林伟然在威斯康星大学历史系的博士论文。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 ... na_and_after_19.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