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理群：关于建立「1957年学」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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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标题：裴毅然《这是为什么？——「右」难及成因》序

毅然是我已经不年轻的「青年朋友」，也可以说是「忘年交」，对中国现当代历史、对二十世纪中国命运的持续关注、倾心研究，把天各一方的我们的心连接在一起。毅然希望我为他的《这是为什么——「右」难及成因》写点什么，我自然欣然同意。尽管我对这一段历史也有所研究，但在阅读毅然的新作时，却被深深打动。毅然采取了「多摆事实，少发议论」的撰述策略，讲述一个又一个右派的具体遭遇（历史命运的带血故事），这恰恰是许多历史著作因为忙于概括而有意无意忽略的，也是不熟悉那段历史的读者（特别年轻读者）完全不知道的；现在被一一无情揭示，就有一种触目惊心之感。在我看来，这不仅是写作策略，更显示了一种新的历史观：历史研究最应该关注的是特定历史情境中的个体生命、他们的人生遭遇与内在心灵世界。

本书面对的1957年中国「右难」，给中华民族带来的最大灾难就是对一个个具体生命的摧残：不仅是生存权利的无情剥夺，更是思想、言论自由的肆意践踏，造成心灵伤害、人性扭曲，而这正集中揭示了所谓「中国特色」的极权体制的本质：为了维护自己「打江山、坐江山」的既得利益，不惜采取一切手段，付出一切代价，摧残一切有碍自己统治的生命，毒化人与人的关系，欲从根本上改造人性，导致治下所有的国民（无论受害者还是加害者）的人性全面扭曲，进而导致整个社会的「非人化」，藉此将自己的统治权力达到无时不在无所不至的地步，把极权统治的组织力、动员力、控制力、同化力，推向极致。在我看来，毅然这本「右难」之书，正是因为抓住了对个体生命从外到内的全面摧残这一根本，深刻揭示了中国体制的「反人性」本质，这正是中国的基本问题所在：其惊心动魄之处，就在于此。

就我个人而言，让我怦然心动的还有毅然在「跋」里所说的一句话：钱理群先生说「1998年我提出建立『1957年学』的倡议，在学界几乎无人理睬」，「作为对钱先生的呼应，拙着实在有点太晚」。这又触及当代中国历史研究的一个要害问题，也是我的最大心事，由此引发许多辛酸无奈的回忆。那么，就藉给毅然此书写序的机会，做一番历史的梳理，也可以帮助读者了解毅然这本探讨「右难成因」之着的写作背景与意义。

2007年，我在《拒绝遗忘——「1957年学」研究笔记》的<后记>里表达了这一寂寞感，距离我提出建立「1957年学」倡议的1998年，已有9年。其实当时我还说了一句多少有些乐观的话：「直到最近才有几位年轻学人表示了研究的兴趣。」[①]确实有几位在读研究生和我联系，表示研究「1957年学」的意愿，但他们毕业后到地方工作，就渺无音讯了。我自然明白，在当时和以后的中国，特别控制更严的地方上，根本没有「闯禁区」的机会和条件。而我自己，2007年以后也转向其他研究领域。这样，可以说直到今天，也即我提出倡议的22年后，尽管也陆续出现有关「右难」的书，但大都是回忆性著述，我也陆续写了不少序言，真正的研究性著作极少见。现在，终于有了毅然这本认真用心的研究专著，尽管确实「有点晚」，但毕竟有了，这就可能会有一个新的真正开始。特别是当下的中国与世界的年轻人早已不知发生在64年前的中国「右难」为何事，毅然这样的具体仔细描述「当年事」的论著就实在难能可贵了。

其实，我在1998年、2007年一再倡导建立「1957年学」，也是因为我们正面临中国极权体制在思想、文化、学术领域的一大「特色」，即「强迫遗忘」。2003年10月18日上海师范大学，我发表演讲〈我的「1957年研究」〉——

中国历史上曾有过对历史的「重修」。鲁迅揭露说，这其实就是对古书大肆删改，或毁，或抽，目的是将历史的血腥全部抹掉。而现在的做法就更干脆，也更彻底：不让当事人回忆，不让后人讨论，不许学术界研究，从一开头就不予记载，不准进入历史的叙述，从而从根本上消灭历史的记忆。

这样就造成了历史的两大遮蔽。一是如反右、文革这样的历史错误与罪恶，历史的血腥气就被遮蔽了，真的成了「一片光明」；一是历史上的血性人物，那些拚命硬干、为民请命、舍身求法，被鲁迅称为中国的「筋骨和脊梁」的人，被遮蔽了，只剩下「良民」和「顺民」。

这样的两个遮蔽，就必然产生两个严重后果——

一方面，历史的血污被遮蔽就意味着造成反右、文革这样的历史错误的观念和体制上的弊端，没有得到认真的反省与清理，当然更谈不上实质性的纠正与变革，就完全有可能在某种历史条件下，被今人和后人所继承和发展，甚至将历史的罪孽当作神明重新供奉起来，以另一种形式重演二十世纪的历史悲剧。

另一方面，思想先驱者被人为的遮蔽与抹杀，他们的思想成果不能为后人所知，这就导致了思想的不断中断，每一代人不能在前人的思考已经达到的高度上继续推进，而必须一次又一次地从头开始：这应该是中国现当代思想始终在一个低水平上重复的重要原因。而这样的精神传统的硬性切断，如鲁迅所说，对整个民族精神的损伤也许是更大的：「坚卓者」的灭亡，必然导致妥协、乡愿之风盛行，活命哲学猖獗，「游移者愈益堕落」，实际是民族精神的堕落：「倘中国而亡，操此策者为之也」。[②]

今天重读13年前所说的这些话，更有触目惊心之感：当年的隐忧与警示，今天都成了无情的现实，并且有变本加厉之势。

我们也因此更深刻地理解建立「1957年学」的必要与迫切性。我们当年提出的两个理由已被此后历史发展所证实。首先，1957年的「右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的关键环节」。这大概也是我与毅然的一个共识。毅然一针见血地指出，「反右是二十世纪中国命运的一个逆转点」；我强调，1957年的反右运动——

它向上承续高饶事件，反胡风，肃反运动，往下与三年大飢荒、文化大革命，以至「六四」，都有深刻的内在联系。而且其所产生的影响是既深远又广泛的，几乎涉及到政治、社会、经济、法律、思想、文化、科学、技术、教育……各个领域。……或许正因为如此，反右运动和三年大飢荒、文化大革命、「六四」风波，一起成了要强制遗忘的四大禁区，成了历史的死结。

在我看来，反右运动正是一个解结解扣的关节点，因为历史正是由那里开始的。

可以期待，对1957年历史的研究，必将带动整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的研究；而对1957年历史的考察，也必然是多学科的综合研究，而且也会促进相关学科的研究：这就是我为什么要提出「1957年学」这个概念的原因和理由。[③]

我期待「1957年学」将作为现代政治史、思想文化史、知识分子心灵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正在进行的中国人与中国社会的改造提供思想资源。

更不可忽视的是，1957年反右运动以后，毛泽东对建国后即已初创的一党专政体制进行强化与发展，构建了一个更完整、更系统、更有效的极权体制，我把它称为「五七体制」，这是我们理解此后中国所发生一切的一个关键。这样的「五七体制」大概包括4个方面：其一，明确提出，「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领导一切」，建立一个「大权独揽，党的一元化的领导体制」，强调党对国家事务、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一切领域无所不至的绝对领导和控制，不仅「党政不分」，决策权集中在党中央，政府只是一个执行部门，而且一切社会组织也必须服从党的绝对领导；而党的权力又集中在各级第一把手，以一个人为核心，把一党专政落实为不受任何监督与制约的个人独裁。其二，重组阶级队伍，在全体公民中，按照对党的态度，具体为对单位党领导的态度，划分「左、中、右」，在每个公民所在单位建立「对上服从，对下施暴」的等级社会结构，把「无产阶级专政」落实到社会基层。其三，建立「以兴无产阶级思想、灭资产阶级思想为核心的意识形态专政」。不仅将民主、自由、平等、博爱、人道等普世价值都定为「资产阶级思想」无条件排斥，而且要把人所有欲望、所有个人利益、所有权利和追求，都全部抛弃，建立「党的意志高于一切，党代表的国家、集体利益至上」的信念，自觉充当党的「驯服工具」。其四，不断设置对立面，制造阶级斗争，以保持「不断革命」的紧张态势，以推行「运动政治」作为治国基本方针与策略。[④]应该说，我们前文所讨论的中国特色极权统治反人性的本性，以及毅然书中详尽叙述与讨论的「右难」，就是这样的「五七体制」造成的，而且在中国似乎颇为有效，至今仍得以延续，原因也在于这样的政治体制在所谓「改革开放」中并没有得到触动，甚至还有新的发展。这一切，都应该在我们所要建立的「1957年学」里得到认真的研究。

提出建立「1957年学」，还有一个重要理由：根据我的研究，1957年所发生的，实际是两个运动。一个是毛泽东所领导发动的自上而下的整风运动，与此同时，在以北京大学为中心的中国许多大学校园里，还掀起了一个自下而上的民间思想政治运动。「正是这两个运动引发了中国社会各阶层，党内各种力量的巨大震撼，各种矛盾的交织，导致了最后的反右运动」。尽管民间的思想、政治运动在某种意义上是被毛泽东召唤出来的，许多学生也是被动卷入的；但运动的发动者和主要骨干，还是有相当自觉性的。我就注意到，北大《广场》的发刊词和相关文章里，旗帜鲜明地提出「这个运动已远远超出了党内整风运动的范围，而且有了伟大的社会思想意识大变革的巨大意义」，「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要重新调整，一些过去习以为常的正面和反面的东西要重新进行估计、评价和探索」，「这将是一场社会主义时代的『五四』新文化运动」，「青年人挣脱一切束缚，争取思想解放的启蒙运动」。这里高举「五四」、「重新估计、评价」既定的一切的旗帜，是意味深长的：他们要推动的是一个「挣脱」党的意识形态束缚与控制的「新启蒙运动」。他们的思考，首先自然是现实的政治、社会、经济问题，在共和国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不能仅仅有「社会主义工业化」，「还应有社会主义民主化」的要求，但也包括了深层次的政治学、伦理学、法学、哲学的问题的思考，发表了诸如〈自由主义者宣言〉、〈利己主义者宣言〉这样的有关世界观、基本立场的宣言书。[⑤]尽管由于自由开放的时间很短（在北大不足20天），民间思想运动不可能有更多成果，但毕竟有了一个新的开端。反右运动以后，不断出现异端思想，逐渐形成地下民间新思潮，文革后期还出现一个高潮，为文革后的改革开放做了思想、理论的准备。[⑥]

正是在这样的新的事实基础上，我在2010年所写《毛泽东时代和后毛泽东时代：另一种历史书写》「后记」，做了新的理论概括，提出了要将「民间异端思想和民间反抗运动史，作为毛泽东时代和后毛泽东时代历史的有机组成部分，将其写进历史，恢复民间思想者应有的历史地位」。我指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事实上存在两个中国，两条不同的发展路线：一个是毛泽东领导的，占主流地位的中国，另一个则是尽管被镇压、被抹杀，却始终顽强存在的『地下中国』；一条是在现实上实现的毛泽东的发展路线，另一条是与之相对立，尽管没有现实化，却存在着合理性的发展路线。而所谓『毛泽东时代』，就是两个中国、两条发展路线，相互博弈，反抗，镇压，再反抗，再镇压的过程」。[⑦]

2016年，我在《爝火不熄》「后记」又提出民间思想三大特征：「思想的异端性，传播方式的民间性（不是通过国家的公共传媒公开发表，而是用大字报、私人书信、日记、传单等方式在民间流传）以及作者受压制、镇压的命运。」我因此强调，「选择民间思想的角度来描述共和国历史，就是选择了一个自下而上地看中国的视角，同时也意味着建立一个不同于主流意识形态，甚至是反主流的价值标准和系统。我不想否认这样的研究路线对现行正统研究的反叛性；但在具体进入时，也时刻提醒自己，所谓『两个中国。两条思想路线』、『官方与民间』的对立，也是相对的，它们不仅相互对抗，相互制约，而且相互影响，相互渗透。」[⑧]

最后要说的是：我们所讨论的1957年的民间思想者，不仅是共和国民间思想史的开创者，而且他们中许多人被打成右派以后依然参与民间思想运动，并做出巨大贡献与牺牲。其中最为突出的，是1959年北大右派中杰出代表林昭和兰州大学以张春元为首的一批学生右派，共同编印《星火》杂志，自称「农民的儿子」，酝酿成立「中国劳动农工同盟」等组织。《星火》尖锐指出，中国现行社会主义体制实质上是一种「由政治寡头垄断的国家社会主义，与纳粹国家社会主义属于同一类型」，所谓「党的绝对领导」不过是「法西斯式独裁政权的变种」，并且已经形成了「新兴的官僚统治阶层」，而其他社会阶层，特别是工农基本群众，实际上已经成为「依附农奴与国家奴隶」。这批「大飢荒年代的中国『普罗米修斯』」，最后遭到血腥镇压。[⑨]林昭在战友纷纷被捕，自己也最后落入监狱时，仍坚持独立思考，1965年〈致《人民日报》编辑部的信〉进一步提出「极权社会」概念，明确指出，这是一个「极权统治的警察国家」、「以血和仇恨维持统治权力」，是建立在「个人迷信，偶像崇拜」基础上的「极权寡头」的统治，推行「愚民政策」，培育「奴性」，实行精神欺骗与控制。[⑩]林昭最后在文革中遇难。

文革结束后，邓小平推行「经济开放，政治严控」的治国路线，始终坚持毛泽东时代一党专政和个人独裁的政治体制，自然也就拒绝为1957年反右运动平反，由此激发右派及其子女持续几十年的抗争。毅然在书中提到1996年方励之、刘宾雁、许良英等发起「反右运动30年学术研讨会」，2007年、2012年右派联名上书等，都表明「斗争仍在继续」。我在研究1989年天安门民主运动遭到镇压之后的民间反抗历史时，谈到「维权运动、网上监督、非政府组织」的出现，标志着「民间力量的兴起」，特别注意到「两个特殊的群体」：「一是1957年的右派，一是以『天安门的母亲』为代表的『六四』受难者的家属」，「这些年他们奋起抗争，获得了广泛的社会同情；其主要述求有二：为1957年和1989年的民主运动平反，恢复历史的真面目，同时维护自身的政治、经济权利。他们都是风烛残年的老人，为了对历史和子孙后代负责，写下了大量的血泪回忆，其『拒绝遗忘』、『维护历史与自我尊严』的斗争精神是一笔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11]

更重要的是，我们由此看到了，1957年右派为代表的这一代人，不仅用自己的非凡的勇气和牺牲精神开创了共和国民间政治、思想历史，而且始终坚守「忧国忧民」的人间情怀，始终是中国历史变革的在场者，参与者。在我看来，这是一个极其重要和宝贵的传统。这也应该是研究这一代人、这一段历史的「1957年学」必须继承发扬的精神传统。我们的研究本身就是对历史传统的一种继承，对历史变革的一种参与，我们始终是历史与现实的在场者，而绝不是旁观者，这也是我们与一般的历史研究的区别所在。坦白地说，我自己（我相信毅然也如此）对1957年学的研究，都有明确的当代问题意识。2007年，我在《拒绝遗忘：「1957年学」研究笔记》「后记」写下——

本书是我们这代人留给后人的一份遗言：「请记住这一切！」而且这几乎是我们在当下中国所唯一能做的事了。[12]

我注意到，毅然在13年后2020年写的这本「1957年学」研究力作，标题就是：「这是为什么」，显然是贯穿全书的问题意识。我理解，毅然代表比我们年轻的一代，所要追问的「这是为什么」，包含了两个方面的困惑与思考：一是「右难成因」，为什么会出现1957年的「右难」？二是「右难」的命运：「为什么」在此后至今的共和国历史上，「右难」始终被强迫遗忘？

「为什么」至今「右难」还在不断以新的形式蔓延、重演？为什么「右难」始终笼罩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上空？本书写出了毅然自己的思考与回答，自然具有极大启发性，这也是本书的主要贡献；但并不是结束，还需要本书的读者，以及一切关注关心中国问题的朋友，继续追问与思考下去……

2020-12-31～2021-1-4 北京

附录：出版信息及网购链接

注释：

[①] 钱理群：《拒绝遗忘：「1957年学」研究笔记》，页495。

[②] 钱理群：《拒绝遗忘：「1957年学」研究笔记》，页478～479。

[③] 钱理群：〈我的「1957年学研究」——2003年10月18日在华东师范大学的演讲〉，《拒绝遗忘：「1957年学」研究笔记》，页484、491。

[④] 钱理群：〈反右运动后建立的「五七体制」〉，钱理群：《毛泽东时代和后毛泽东时代：历史的另一种书写》（上），联经出版公司（台北）2012年，页155～171。

[⑤] 钱理群：《拒绝遗忘：「1957年学」研究笔记》，页481～483。

[⑥] 钱理群：《爝火不息——文革民间思想研究笔记》下卷，牛津大学出版社（香港）2017年，页771～842。

[⑦] 钱理群：《毛泽东时代和后毛泽东时代：历史的另一种书写》（下），页348～349。

[⑧] 钱理群：《爝火不熄：文革民间思想研究笔记》下卷，页1332。

[⑨] 钱理群：〈《星火》：大飢荒年代的中国「普罗米修士」——谭蝉雪《求索》

序〉，〈钱理群谈《星火》〉，《爝火不息：文革民间思想研究笔记》，页140～141。

[⑩] 钱理群：〈中国校园里的地下新思潮〉，《毛泽东时代和后毛泽东时代：历史的另一种书写》（上），联经出版公司（台北）2012年，页416。

[11] 钱理群：《毛泽东时代和后毛泽东时代：历史的另一种书写》（下），页308～309。

[12] 钱理群：《拒绝遗忘：「1957年学」研究笔记》，页4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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