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炯华：李达校长与李达实验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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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达校长与李达实验班

王炯华

1962年9月，我入学武汉大学哲学系时，李达校长已是72岁老人，身患高血压、糖尿病、肺气肿、胃病等疾病，仍然夙夜以思，努力以赴，完成毛泽东交给他修订《社会学大纲》的任务，重新编写《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他是五四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先驱者，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和早期领导人，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经济学家，法学家，史学家和教育家，中国成就斐然、英名远播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我们学生早已高山仰之，景行行之，虽不能至，心向往之！全校上下都尊称他为老校长。
在我们之前，哲学系学生大都是调干生。他们是各部门各单位的负责干部，有的还是战斗英雄和劳动模范。他们具有丰富的实际工作经验，但文化知识基础比较薄弱。李达认为他们学哲学专业有一定困难，决定从普通高中招生。我们这一届就是从中南五省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广西的应届高中毕业参加全国高校统一招生考试择优录取。这一年是国民经济调整最后一年，高校招生指标甚少，被录取的大都是德学双优的学生。他十分高兴，决定按他的思路培养，我们这个班就是“李达实验班”。
李达，嘱其修改旧著《社会学大纲》。他辞去兼职哲学系主任，成立国内第一个毛泽东研究机构毛泽东思想研究室，由修改《社会学大纲》而主编“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他派研究室黄德华、曹仁杰老师先后担任我们班主任，用“大纲”上册“唯物辩证法大纲”作“辩证唯物主义”课程讲义，派主要助手陶德麟老师讲授，由研究室其他成员段启咸、李少白、司马志纯、陈祖华、尹良荣老师辅导和答疑。我们班32人，除转来的一位调干老大姐，31个光头住新四区九栋四层六个房间，平均每个房间一个多老师。在当时武大学生班，一门课受到如此重视，可谓绝无仅有。这门课开了一年，是我们学得最好的一门课。
那时候，老校长已不大出席学校的公众活动。即使开学典礼，他也只是到场见一下面就离开了，他的致辞通常由常务副校长何定华代读。但是，他却两次坐他的“东风”座车来教室接见我们。
我们上课不久，9月22日，老校长第一次接见我们。他说：“我与哲学系有亲密关系，所以才来与你们见见面，以表达我对你们的关怀，别的系我就不去了。哲学是一门很重要的科学，自然科学，社会科学都离不开它的指导。马克思主义哲学既是世界观，又是方法论，如果不掌握它的原理，就会变成唯心主义。”他在列举一些很有成就的自然科学家成为唯心主义事例说：“过去有人认为哲学是科学的科学，这也不对，我看哲学是首先的科学。任何人要想在科学方面做出点成绩，必先掌握马列主义哲学。”
老校长问我们专业思想巩固没有？我们齐声回答“巩固了”！他满意地微笑说：“这很好！”他伸出大拇指说：“今年我对你们的成绩很满意。今年考上真不容易，往年是来一个取一个，只要身体合格，成绩取四十分左右的，而今年几乎平均二十个取一个，在有些地方是五十个取一个，你们的成绩都是七十几分以上。”
老校长说：“我正在编哲学讲义，明年暑假初稿可完成。中国还没有一本适用的统一教科书，苏联那本《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也和中国环境、实际有隔膜。中国人要说中国话，要看中国文章，要联系中国具体实际，所以我打算试试，编出的东西你们对照着看，可以提意见。”他问我们课程紧不紧？他编的讲义看不看的懂？
老校长问我们自修时间多不多？他说：“时间多，你们要充分利用时间，自己去思考，自己去想。外文学习也很重要，国文要紧，要练习，要写。读书的时候，脑要清楚灵活，口要能讲，手要能写，将来做一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他还说到德要好，体要健。后来，我把他讲的“脑、口、手、德、体”取名为李达“五字箴言”，作为我的座右铭，也传授给我的学生。
老校长还问我们生活习惯不习惯？他说：“要注意劳逸结合，晚上搞两个钟头算了，脑子也要休息休息。对你们我怀有很大希望，希望你们巩固专业思想，好好读书。”
1963年6月7日，“辩证唯物主义”课程结束，老校长第二次接见我们。他谈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这部教科书不仅高级（按：指专业性很强），而且详细有份量。“唯物辩证法”部分有三十七、八万字，目前编好四篇，即30万字，“唯物史观有30万字，一共60多万字”。他说：“我是集天下英才而教之。”他勉励我们“要好好学习专业，这是终身的职业。”他说自己从1917年开始搞哲学，搞了四十多年，“还不满足，感到越学越有旨趣，越感到不足”。老校长简短的话语，给予我们莫大的鼓舞！
可是，在那个左的出奇、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阶级斗争是主课，劳动是主课，李达实验班不仅不能按照老校长的思路去实验，而且受到颠覆性冲击，终成泡影。
我们班1962年9月开学第一课就是劳动两周。1963年9月，二年级一开学又动员我们下乡劳动。刚刚回校上了两个月课，高教部指示文科学生必须在今冬明春参加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11月11日，我们班开赴红安七里坪，12月23日返校，前后40多天。1964年9月，进入大学三年级，根据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关于组织高等学校文科师生下乡参加社教运动的通知，我们以湖北省委社教工作队的名义去孝感祝站公社搞 “四清”。所谓四清，先是在农村“清工分，清帐目，清仓库和清财物”，后是城乡普遍开展“清思想，清政治，清组织和清经济”。1965年2月，新学期开始，我们又去孝感祝站旧地社教补课和劳动，7月底返校，结束为期近年、两个大队的“四清”工作。回校上课一学期，1966年2月，我们还响应毛泽东关于哲学工作者下乡滚泥巴的号召去祝站旧地搞劳动。
5月20日，我们回校参加文化大革命。6月3日，全校师生员工在小操场举行大会，宣读中共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5月19日在中南局文化革命动员大会的报告，学校党委书记庄果作动员报告《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向珞珈山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开火》，他正式宣布：“我们学校也有一个‘三家村’黑店，李达、朱劭天、何定华是它的三个大老板，牛永年是‘三家村’黑店的总管。他们向党向社会主义发动了猖狂进攻，把武大的领导权篡夺过去了……我们一定要把这条黑线揪出来，把这个‘三家村’黑店彻底粉碎掉，把学校领导权夺回来！”
6月30日，李达被报刊、电台公开点名揭发和批判。8月24日，时年76岁的老校长被迫害致死。25日晚上，在小操场召开武大全体师生员工“愤怒声讨地主分子李达的罪行”大会，宣读中共中央批转中共湖北省委关于开除“地主分子”李达党籍的决定。“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老校长在无道文革伊始即以身殉道！
经过1966年底以来的酝酿，1967年4月，包括我所在“毛泽东主义战斗队”在内的武大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部分战斗队和教职员中的“赤胆忠心战斗队”、“钟山风雨战团”开始公开为李达“三家村”翻案。8月24日，我们在小操场隆重举行有二千多师生员工参加的“李达遇害逝世一周年追悼大会”。大会由我主持，松涛致悼词，湖北省副省长兼湖北大学校长孟夫唐以及何定华、牛永年、余志宏和李夫人石曼华等“三家村”“黑帮”上主席台，全体与会人员对老校长遗像三鞠躬。
为李达“三家村”翻案，武大形成激烈的“龙虎斗”。所谓“龙”，就是坚决为李达“三家村”翻案的一派，取了数学系“农奴戟战斗兵团”“农”字的谐音；所谓“虎”，就是坚决反对为李达“三家村”翻案的一派，取了行政大楼“虎山行战斗队”中的“虎”字。“龙虎斗”成为武大文革两大派争斗的主线，直接演绎珞珈山文攻武卫奇葩！
“李达实验班”虽然没有成功，但是老校长的教诲仍然使同学们终生受益。几十年来，我们凭借实验班最初一两年受到的大体正常的教育和随后的政治运动包括文革磨难，凭借我们的哲学睿智和哲学思维，依靠勤勉的自我奋斗，无论是从教还是从政或其他职业，都作出了一定贡献，各自的人生也比较充实。


作者赐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