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伯城先生忆上海出版界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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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钱伯城先生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初从新文艺出版社、古典文学出版社一路走来的资深出版人，1984年至1992年任上海古籍出版社总编辑，撰有《袁宏道集笺校》等著作。今年正值钱先生九十五华诞，我们转载先生回忆上海出版界往事的旧作，为先生寿。

                                                                                      钱伯城先生

1961年的春夏之交，相对前两年绷得紧紧的气氛，上海知识界普遍感到政治空气有了松动，透出了点春意，虽然浓浓淡淡，捉摸不定。知识分子盼望政治的春天，神经比一般人敏锐，“春江水暖鸭先知”，常从一些微细的迹象去探察政治的冷暖变化。

松动的迹象之一：从这时开始到次年夏天，没有搞什么新的政治运动，政治学习也不像前两年那样没完没了，夜以继日了。那时夜间学习归去，公交车上的乘客，几乎全是一副疲惫不堪麻木无神的面容。如今磨人意志的政治学习抓得不那么紧了，知识分子松了口气。

松动的迹象之二：报纸上重又宣传起沉寂已久的“双百”方针，《文汇报》还在理论版上登了个“百家争鸣”的篆字大图案，组织一些学者发表争鸣的文章。副刊的杂文虽然大部分还是写些应景的不痛不痒问题，但也露出些微生气。华东局宣传部副部长俞铭璜是有名的“苏北才子”，带头用“于十一”的笔名写了好多篇杂文，与人辩论旧社会“死背硬记”教育法的优劣利弊。这类文章无关国计民生，也不触及时事，倒显得活泼热闹，文风兴旺。

松动的迹象之三：“右派”分子摘帽的人数有所增加。以上海出版系统为例，总共约有300 个“右派”分子，占本系统职工（以编辑人员为主）人数的十分之一。1959 年开始为“改恶从善”的“右派”分子摘帽，上海出版系统第一年只摘了徐铸成（自《文汇报》总主笔贬至上海出版局审读处工作）和李小峰（原上海四联出版社社长，公私合营后任上海文化出版社编辑室副主任）二人，仅占出版系统戴帽人数1% 不到。徐铸成且是“外来户”，挤占了出版社名额，出版社实际只有一人摘帽。这二人都是知名的头面人物，而绝大多数“右派”则是无名小卒，不免望“摘”兴叹。第二年增加到五六人，还只限于一位数。至1961~1962 年，摘帽人数增加到两位数，虽然还只有十个二十个的，但已使人觉得春意渐浓了。不仅此也，为表示这几个“右派”“回到人民队伍”，除了给以“同志”相称的优遇外，还被准许在报上露面并发表文章。如徐铸成摘帽不久，就得以列名《文汇报》总经理严宝礼的治丧委员会名单，而主任委员则是当时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对徐这就是很高的政治待遇了。原民盟上海市委主任、经济学家沈志远也在摘帽后被允许在报上发表关于经济问题的讨论文章，这也是为他恢复政治待遇。“右派”的初期摘帽，不像后来称之为“摘帽右派”那样一文不值，而是真当一回事受到大家重视的。至少已摘、未摘帽的“右派分子”和虽未戴帽却似惊弓之鸟的知识分子这样看。

松动的迹象之四：1962 年3 月间，传来了广州会议上周恩来和陈毅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的消息，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之帽，加劳动人民知识分子之冕。现在知道，当年3 月份在广州开了两个会：全国科学工作会议和全国话剧、歌剧、儿童剧创作座谈会。周恩来对两个会议的代表作了《论知识分子问题》的讲话，但正式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的，则是陈毅的讲话。

薄一波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中首次披露了陈毅的两段讲话。陈毅说：

他们（指科学家——引者注）是人民的知识分子，社会主义的科学家，是人民的劳动者，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脑力劳动者。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是我们国家劳动人民中间的三个组成部分，他们是主人翁。不能够经过十二年的改造、考验，还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顶帽子戴在所有知识分子的头上，因为那样做不符合实际情况。我们劝所有做党的工作的同志，做行政工作的同志，在这方面要进行反省，要有自我批评。过去没有从团结他们、体谅他们出发，有很多事情做得太粗暴、太生硬。

我是心所谓危，不敢不言。我垂涕而道：这个作风不改，危险得很！我们必须改善这个严重的形势。形势很严重，也许这是我过分估计，严重到大家不写文章，严重到大家不讲话，严重到大家只能讲好，这不是好的兆头。将来只能养成一片颂扬之声……危险得很呵！

据薄一波记述，陈毅讲话后，“并郑重地向与会人员行了‘脱帽礼’”，“会场里响起了六十多次掌声和笑声”。但是陈毅的讲话，在上海被禁止传达，报纸当然更不会报道，不过“小道新闻”却封锁不住，在知识界传来传去。虽然传得不完全，大致也差不多了。我就是在历史学家李平心那里听到这个消息的，平心在华东师范大学做二级教授，常有许多来自上层的内部消息。我起先还不懂“脱帽加冕”是什么意思，他为我说明，但把所加的“劳动人民知识分子”之冕，误成了“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可见传闻总是不十分准确的。

以上这几个松动的迹象，显示一个知识分子的政治上的春天，若隐若现地来临了。上海知识界显然受到了鼓舞，一时间活跃起来了。这中间，上海出版界既是学术界、文化界等各种知识领域的交会点，又是新老知识分子成堆的所谓“藏龙卧虎”之地，所以更能得风气之先，作出积极的反应。此前的反胡风和反右斗争以及后来的“文革”，上海出版界都是重灾区，自不是偶然的。

当时我在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做编辑。这个编辑所挂的是中华书局牌子，但与北京的中华书局互不相干，行政、业务都是独立的，各出各的书。它的前身是古典文学出版社，它的后身即是今天的上海古籍出版社。中华上编在“文革”期间曾被“砸烂”，改名不伦不类的“解放出版社”，造反派的勇士们说是要把这个宣扬封建文化的黑窝“解放”出来。因此中华上编这个出版社，在上海出版界以至学术界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中华上编的主任为金兆梓，副主任兼总编辑为李俊民，两位都是学者。金是历史学家，许多民国时代的中小学生大概都读过他写的中国历史教科书，解放后以民主人士身份曾被任为苏州市副市长，此时又是上海历史学会副会长，他把中华上编的编辑（“右派”分子除外）全都发展做会员。李是上世纪30 年代左翼老作家，又是上海作家协会副主席，他写过一本《李白研究》，是最早用唯物史观研究古典文学的。

正是由于中华上编的领导是学者，平时相应就有一定的学术气氛，一到政治气候稍形宽松，学术活动的积极性便立时显露出来。出版社与学术界本来就关系密切，一些学者与编辑大多是朋友，有的并且是至交，这时便请了几位学者来做学术讲演。这项活动不知是谁的倡议，但在中华上编的前身古典文学出版社时已经有过，反右斗争一来中断了。但如果没有宽松的环境，不管谁的建议或决定，是绝对不可能举行这样的学术讲演会的。

第一位应邀讲演的是谭其骧，他是中国历史地理学的权威，中国的历史地理学正式成为一门学科，他是奠基人之一。他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是读史者的必备之本。在他的主持下，复旦大学设立了历史地理研究所，培养了大批的青年学者。他来中华上编讲演的题目，就是历史地理，这是他的专门学问。但也有题外的话，对当前轻视基础培养的学习风气，表示愤愤不然。时隔多年，他讲演的正题内容，我已忘了，但他说的题外话却还记得。他说现在的大学生看不懂古书，读文言文断不了句，这怎么可以！因此他主张出版社出古书，多出没有标点的影印本，即使排印也不要加标点，让学生自己去断句去标点，使他们得到锻炼的机会。他这是专家意见，出版社当然无法完全照办。

                                                                                    谭其骧先生

第二位请来讲演的是周予同，他担任上海历史研究所副所长，同时在复旦大学开经学课。他是经学史专家，他注释的皮锡瑞《经学历史》由于注释的广征博引，叙说翔实，也成了名著，为研究经学的必读书。周予同给我们讲经学史，别的话全记不起了，只有他谈到中国这个民族时的一句话，却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他说：“我研究中国这个民族，越研究越觉得它可爱，拿丧事当喜事办，世界上独一无二！”听的人都笑了，而且是会心的笑。为什么呢？我想这是因为周予同把中国人从古至今的处世哲学（或称为混世哲学）说得那么透彻，所以发出赞同的笑声。当然笑过之后也会引起另外的思索。

刘大杰是第三位请来讲演的学者。刘是《中国文学发展史》的作者，在复旦大学任教授。上世纪50 年代初的思想改造运动中，与李平心同为重点思想改造对象。李以木棒击脑自戕，刘跳苏州河自沉，幸而都被救转过来，二人因此齐名。周扬极赏识刘写的文学史，由古典文学出版社重印，成为大学中文系必读课本，刘的声名亦与日俱增。大跃进运动时，青年学生响应破除迷信的号召，把几部有影响的文学史著作全破除了。北京大学中文系学生在批判他们老师写的文学史的基础上，仅用了一个月的时间，集体编写了一部红色《中国文学史》，放了一颗卫星。上海不甘示弱，复旦大学中文系学生也在批判他们老师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的基础上，也用一个月的时间，集体编写了另一部几十万字的红色《中国文学史》，也放了一颗卫星。学生们的做法很简单，分头摘抄一些古典文学专题论文和各家选本的前言后记，包括所批判的文学史著作，再加上一些马列主义革命词句，一部红色文学史便完成了。复旦中文系学生还胜过北大学生，专门编写了一本批判《中国文学发展史》的论文集，收有几十篇文章，单独出版。这次刘大杰来中华上编讲演的主题，当然离不开中国文学史。当他谈到大跃进时出版的所谓的红色文学史时，禁不住激动起来，发出惊人之语，一章一节地指出这些红色书中的抄袭拼凑的出处。我记得他讲演的警句：“我敢断言，没有一字一句不是抄来的！抄了还骂人！就像小偷掏了你的钱包，还要朝你头上打一棒！”他如此快人快语，说出了大家想说而不敢说的话。

这三位先生的一些讲话，若按1957 年反右的标准，无疑都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言论。但时间气候一不相同，大家听了也就一笑过去，不以为奇了。这从一个方面又一次说明，这一段时间的政治氛围的确可以说是宽松的，否则中华上编的领导决无胆量举办这样的学术讲演会，来讲演的人也决无胆量如此肆无忌惮地“大放厥词”，唯恐再无机会讲话似的。果然，一眨眼风云突变，不过半年时间，一阵寒潮袭来，这个讲演会立即自动停止，以后谁也不再提起。按照阶级斗争理论，讲演也属于为资产阶级复辟作舆论准备的，幸亏范围小，不为人注意，所以未成为罪状。这三位先生后来在“文革”中的遭遇，却各不相同：谭是委曲求全，谨慎度日；周是被凌辱批斗，摧折至死；刘是遭逢时会，优礼有加。这大约就是当代三种不同类型的知识分子的命运吧。

中华上编趁这段时期，创办了一个学术刊物《中华文史论丛》。创办这一以刊登文史研究兼偏重考证以及资料钩沉等文章为主的刊物，这主意肯定是从上面来的。政治空气即使如何宽松，一个小小出版社也是不敢自作主张出这么一个“厚古薄今”刊物的。那时常有通过一层层领导传递一些上面的“精神”和口头指示（其实不过是某中央领导随口说过的几句话），下面如奉令箭，立即行动起来。出版社多有这种情况。如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在上世纪50 年代中期得以重印，就是因为有了周扬的话。到上世纪60 年代，又传来周扬说汤显祖的诗文可以出版，中华上编立刻就组织了研究汤显祖的专家徐朔方、钱南扬分任汤显祖诗文集和戏曲集的整理校点工作，并且很快出书。又有一次据说是康生讲的，山东有一个《聊斋志异》的抄本很有价值，中华上编也就赶快找到这个本子，影印出版。跟得最快的是单篇印行的《中华活叶文选》，这原是仿效开明书店的《开明活叶文选》、北新书局《北新活叶文选》的做法，选注历代诗文名篇，给初学者以阅读和选购方便，很受读者欢迎。只要上头传下来，毛主席提到了什么文章，立刻就组织人（或大学教师，或编辑自己）动手注释出来。像枚乘《七发》、宋玉《风赋》、《后汉书·张鲁传》等，都是这样赶编赶印出来的。这种情况出版的书还可举出好多。

所以《中华文史论丛》的创刊，想来也有来头。当时上海市委宣传部长是石西民，上海出版局长是罗竹风，后者积极参与并指导这个刊物的筹建工作，主持召开学者座谈会，征求意见。罗竹风说要把老先生藏在箱底的文章发掘出来，一些老学者巴不得有一个发表考据文章的地方，自然表示欢迎之不迭。最起劲的是平心，他为《中华文史论丛》写的文章也最多。这个刊物最后决定派我担任责任编辑，再配一个助手。在我上面是刘拜山，他的职称为编审，即是事实上的首任主编，但不署名。刘是东台三刘兄弟的长兄（另二位是刘述周与蒋天佐），曾任东台中学校长，能诗善文，有旧名士风。“文革”前夕因肺疾弃世，未尽其才，但也逃过一劫。有一年春节，大概是1963 年，出版社开晚会，中华上编的副总编辑陈向平出一对子的上联给大家对，是上海出版局新局长的名字“马飞海”（其时罗竹风因《杂家》事件已下台）。大家一时对不出，陈向平就自己对了下联，用的人名就是“刘（上海方言谐音牛）拜山”。大家因刘也在座，开他玩笑，此刘成了那牛，引发了一阵笑声。

                                                                               《中华文史论丛》

《中华文史论丛》于1962 年8 月开始出版，初版印3000册，从第一辑的目录就可看出它的学术风格，我抄录如下，可作为那段短暂春天回忆史料的一部分，相信有些读者会感兴趣。

卜辞金文中所见社会经济史实考释　平心

“冠礼”新探　杨宽

略论《山海经》的写作时代及其产生地域　蒙文通

经传小辨（三题）　任铭善

《楚辞新注》导论　蒋天枢

楚辞解故　朱季海

招魂试解　陈子展

“采诗”和“赋《诗》”　夏承焘

黄钟管长考　陈奇猷

汉大曲管窥　丘琼荪

章学诚“六经皆史说”初探　周予同　汤志钧

康有为公羊三世说的历史观点研究　吴泽

关于归义军节度的几种资料跋　唐长孺

影印《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十六回后记　俞平伯

此外还有若干篇补白，平心一人就写了4 篇。可注意的是，在15 位作者中，任铭善（杭州大学教授）、陈子展（复旦大学教授）都是刚摘帽的“摘帽右派”，这也体现了这一阶段的宽松精神。由于这个刊物的文章内容比较远离现实政治，所以即使发刊之日已逢阶级斗争惊雷复动之时，仍得以在夹缝中生存下来。

但是，这次上海之春的压轴戏，则是罗竹风的《杂家》事件，既是这台戏的高潮，也宣告这台戏即将唱完了。曲终人散，预示将另有一台新戏上演。罗竹风原是上海宗教事务局副局长，1957 年上海出版系统的反右运动临近尾声之时，调任上海出版局局长。我们这些出版社编辑都很欢迎他来做局长，原因很简单，与他这位局长虽然隔了好几层领导关系，但常听他做报告。他做报告，直截了当，很爽快，时有警句，最重要的是不带什么训斥口吻。不像有些领导那样长篇大论，不是拖泥带水，催人入睡，就是语含胁迫，令听者担惊受怕。因此他做报告，大家爱听，觉得这位局长不错。他还常邀请俞铭璜和上海宣传部副部长陈其五来做报告，他们都是会讲话的人，本人又是知识分子，懂知识分子心理，因此常能讲一些知识分子爱听的话；或凭他们的地位，讲一些一般知识分子平时积于心却不敢出口的话。对一些已摘帽和未摘帽的“右派”分子，罗竹风也常讲些安慰勉励的话。1959 年他在送一批出版社工作人员（其中包括“右派分子”）下乡劳动的大会上，特别提到“右派”的改造问题，鼓励说：“跌跤别怕，应该在跌跤的地方爬起来，争取早日回到人民的队伍！”这些话说得真诚，能打动人。

关于《杂家》事件的始末经过，当年的主要当事人之一、《文汇报》副刊《笔会》编辑余先藻，新近有一篇题为《忆罗老话杂家》的回忆文章（载1997 年11月出版的《罗竹风纪念文集》）记述此事：

1962 年春，传来周恩来和陈毅在广州会议上为知识分子脱帽的讲话，文化、新闻界的气氛比较活跃。《人民日报》、《北京日报》相继开辟《长短录》、《燕山夜话》杂文专栏。《文汇报》也在此时召开了杂文作者座谈会。会议由总编辑陈虞孙主持。罗局长是三十年代就开始写杂文的老手，当然在被邀之列，与会者还有俞铭璜、蒋文杰、吴云溥、冯岗等十余人。罗老发言时谈到，杂文不妨有点棱角，有点偏锋，不要四平八稳，面面俱到。大家认为他的话很有道理，都推荐他来带头写。会后，我不止一次向他催稿。隔不多久，我收到罗老用笔名骆漠撰写的一篇杂文，还附了封短信：“这几天，我到出版社走了走，和一些编辑交谈后，因此起了写作的冲动，草成了《杂家》一稿，请阅处。”文章采取和一位编辑谈心的形式，提出“编辑也是一种专门家杂家”，希望引起领导的重视。当时上海正好召开第二次文代会，为了使这篇杂文引起文化界关注，我们特地安排在1962 年5月6 日会议开幕当天在《笔会》发表。

这就是《杂家》一文的产生由来。文章一见报，立即在上海文化界、出版界引起共鸣，许多人表示赞同。北京也引起反响，夏衍等人认为文章提出了问题。记得那天我在办公室从《文汇报》上看到这篇杂文，不禁脱口说：“这篇《杂家》为我们编辑说话了，这个骆漠不知是谁？”这句话被人听到，记录在案，后来便成了我作为“罗竹风吹鼓手”之一的罪状。在“文革”中有一次开“大毒草《杂家》批斗大会”，我也被拉上台，与其他“吹鼓手”一起，参加陪斗。关于余先藻的回忆，有两点尚可补充：一、据他人回忆，《文汇报》召开的座谈会，姚文元亦参加。会上罗竹风曾说：“毛主席要我们‘十个指头弹钢琴’，我们偏偏只会敲锣，一锤子买卖。”姚文元对这句话特别赞赏（见王仲莘《告别一代杂家》，载《罗竹风纪念文集》）。二、《杂家》这篇杂文的开头，有一段描写：“笃，笃笃……有人敲门，却原来是一位出版社的编辑来访。”于是引发了后面一大段议论。这位出版社的编辑是谁呢？一些回忆文章都未点明。我也一直纳闷，是不是作者故弄玄虚，目的只是借此发挥，未必实有其人。“文革”中，我与罗竹风已成师友之交，无话不谈了，我便向他提出这个疑问。他说并非虚构，这位编辑就是当时人民文学出版社上海分社（现上海文艺出版社）社长蒯斯曛。这就对了，蒯也是位老作家，翻译过德莱塞的《加莉妹妹》，参加过初版《鲁迅全集》的编校，从事过编辑工作，对编辑的甘苦是有体会的。

《杂家》事件最终导致罗竹风丢了上海出版局局长的官位，被贬逐去编《辞海》。就像1957 年姚文元向《文汇报》发难那样，这次又是姚文元发难。他针对为编辑地位呼吁的论点，写了《两个编辑同志的想法》一文，说他自己也做过编辑，“却从来没有产生过‘为他人作嫁衣裳’的凄凉感”；文末更指《杂家》的论调“好像很耳熟，在什么地方看见过”，“于是我走到书架边，拿出了一本……”云云，似乎欲言又止，暗示此是“右派”言论，隐含杀机。姚文元文章发表后，报社收到许多来信来稿表示反对，但报纸不敢刊登。最后，另一杂文作家郑拾风写了一篇《插话》，以和事佬口气各打五十板，了结了这场辩论。但事件的结束，却要等到次年（1963 年）的3 月，上海市委召开思想工作会议，会上确认《杂家》事件是“思想战线上的一次资本主义复辟”，“出版社刮起了一股资本主义自由化的歪风”，为这次事件定性。就在这次会上，同时还批评了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陈其五，将他贬去扬州农学院做党委书记。陈与罗竹风交好，受批受贬的原因不知是否与罗有关。但在上海之春中颇为活跃，大写杂文并多次到出版系统做报告（按当年标准上纲的话，可称“放毒”）的俞铭璜，却未受株连，后来还受命用“梁璧辉”笔名写批驳“有鬼无害论”的文章，于“文革”初期病逝。可见有幸有不幸。

近年来出版了一些回忆录，特别是公开了毛泽东的部分文稿，使我们对过去年代各个阶段的历史背景有所了解。中国政治高层决策时，干部和群众的知情范围，只能依赖层层传达，领会精神。这个精神又常常难于领会。回顾1961年至1962 年的宽松期，当时人们随波逐流，浑浑沌沌；但在今天，对那一时期的历史背景大致已可看清楚。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失败，促使毛泽东静下心来，感到有调整一下的必要。薄一波记述道：“由于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连续三年多的失误，国家生产建设和人民生活都出现了严重困难。中央领导同志头脑逐渐冷静下来，开始在一系列会议上总结教训。”（《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1961 年初，在毛泽东倡导指示下，兴起了调查研究之风。从1 月至5月，他亲自指定一批批人下基层调查，写调查报告。如5月6日，他给李井泉、陈正人的信：

井泉同志：你为什么不给我写信呢？我渴望你的信。你去调查了没有？……请你们在这半个月内，下苦功去农村认真做一回调查研究工作，并和我随时通信。信随便写，不拘形迹。这半个月希望得到你们一封信。如果你们发善心，给我写信，我准给你们写回信。（《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9册）

这信中的情词真是恳切极了，增加了人们的信任，说明毛泽东渴望了解他所手创的人民公社的真实情况。但后来的事实又证明，到头来还是回到阶级斗争的“既定方针”上去。据不止一个知情人回忆，最早接受毛泽东指令去浙江、四川等地做调查研究的他的秘书田家英，回来据实向他口头汇报各地“大跃进”的失败。他沉默不语，不置可否。按照他的习惯，这就是逆其心意的表示。自此田家英被疏远。陆定一在《纪念毛泽东同志九十诞辰》一文中针对这次“调查研究”说：

为什么首倡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的毛泽东同志，忘记了自己所提倡的思想，直到他身后，才由十一届三中全会来恢复呢？这首先当然是由于全党没有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再则，由于毛泽东同志骄傲了，自以为是了，听不进反面意见了。他对斯诺的谈话，竟主张须要有个人崇拜了。三则，因为他老了，即使想做系统的周密的调查研究，他已经力不从心了。

陆定一总结出的这三条经验（尤其是后两条），显然是他本人经过了惨痛的切身体验后方得出的结论。据薄一波的记述，就是这位陆定一却对1962 年3 月广州会议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持有不同意见，引起周恩来一再辩解，申说他是“代表党作报告的，是党批准的”。但毛泽东对他们的争论不表态，却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有些阳魂过来了，但是阴魂未散，有的连阳魂也没有过来”。这让人摸不着头脑。但有一点是无疑的，这表明毛泽东对摘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帽子的做法，虽曾一度同意，但最终是不同意的。陆定一是追随毛的思路很紧的一人，在知识分子问题上尚不及陈、周的开明。直到“文革”，吃了大苦头，有幸九死一生，存活下来，方才逐步觉悟过来。

但是1961年的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仍有它积极的方面，促成了1961 年底至1962年初的“七千人大会”和随后广州会议的召开。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号召大家，“白天出气，晚上看戏”，做了一点承担责任的表示；广州会议上陈毅、周恩来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的讲话肯定事前也是经他授意或得到他的首肯。这些举措在工农业生产上形成了一个喘息期或复苏期，在意识形态上则形成了一个相对来说的宽松期，或如本文所称的知识分子的短暂春天，使知识分子一度又燃起希望之火。这中间还大加宣传提倡召开一种所谓的“神仙会”，鼓励工商界和民主党派人士畅所欲言。一时间，许多人又口无遮拦，说三道四了。

（本文选自《春华秋实六十载：上海古籍出版社同仁回忆录》，转载自公众号“上海古籍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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