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少杏：毛泽东与1961年的调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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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学术研讨会征文


[内容提要]20世纪50年代末，我们党发动了“大跃进”与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由此引发国民经济严重下滑，一些地区出现了饥荒。面对严峻的形势，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一再强调调查研究的重要，要求1961年成为调查研究年。以毛泽东为核心的领导集体身体力行，深入农村开展调查，倾听群众意见，发现人民公社中存在大量问题。在此基础上，中共中央制定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农业六十条”）。 “农业六十条”从酝酿、起草到修改出台，都与毛泽东倡导的调查研究紧密相连。1961年的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发扬党内外民主，准确地掌握社情民意，按照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意志进行决策，对农村稳定、农业发展、国民经济的恢复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关键词]毛泽东；1961年；调查研究


20世纪50年代末，由于缺乏经验、急于改变落后的局面，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对国内外形势作了错误的判断，一度偏离民主政治，急于求成，没有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和试点，在总路线提出后发动了“大跃进”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指标的“左”倾错误严重泛滥开来，造成对生产力和人民生活的严重危害。后来，毛泽东和党中央在1959年初对所谓的“跃进”已有所觉察 。在中共八届九中全会，毛泽东提出要调查研究，过一个“实事求是年”，然后派出三个工作组到地方搞调查研究，倡导调查研究之风，试图纠正过失。党的各级干部特别是农村基层干部关键时刻站得出来，关键时刻发出声音，如实反映了群众对公社化和公共食堂的意见，对帮助我们党纠正“左”的失误，为毛泽东思考当时的农村政策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对 “农业六十条”的起草、修改起了一定的影响。

一、“搞一个实事求是的调查年”

从1959年起，我国华北、西北、华东、华南等地区的15个省出现严重的自然灾害，全国受旱、虫、风、雹灾害的农田面积达9亿多亩，占全国16亿亩耕地面积的一半。全国城市人口急速增加，1960年比1957年增加3124万。1959年的农业总产值比1958年下降13.6%[①]，这是建国以来农业生产第一次出现下降。1960年第一季度，我国钢产量已低于1959年第四季度。人们普遍反映吃不饱。7月，苏联政府突然撤走全部在华专家，使我国201个项目的经济建设工程被迫停顿。中国进入了3年经济困难时期。

挫折和失败教育着每一个人，广大人民的生活困难更是牵动着毛泽东的心。1959年严重自然灾害发生后，毛泽东空前重视，指示用飞机将各省缺粮的情况汇报材料送到北京，4月17日，在这些文件安一个“十五省二千五百一十七万人无饭吃大问题” [②]的总题目，责成国务院火速调配全国粮食予以解决。在1959年7月召开的庐山会议上，毛泽东对形势的估计认为“成绩是伟大的，问题是不少的，前途是光明。”[③]“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的成绩和错误是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关系。他依然认为“我党的总路线是正确的，实际工作也是基本上做好的。有一部分错误也是难免的”。[④]1960年3月，安徽和县铜城闸和无为县发生的“饿死人事件”和“田地荒芜”等问题，引起毛泽东和党中央的高度警觉。周恩来主持全国粮食的调配工作，并拿出外汇从1961年到1965年每年进口粮食500万吨。全国普遍出现灾荒，整个国民经济处于危机中，令毛泽东有了很大的触动，他开始思考三年来的农村政策，在历次会议上强调实事求是。

1960年6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上海召开，毛泽东写了《十年总结》一文，对建国后的经济工作特别是“大跃进”以来的经济教训进行了回顾和反思。他说，“大跃进”中指标过高和人民公社出现的问题，是由于忘了实事求是的原则。我们要用十年的时间做调查研究，逐步找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固有规律。会议在经济形势日益困难，严重问题逐步暴露的情况下作了较大调整，全面降低指标，强调留有余地。

1960年12月24日至1961年1月13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讨论1961年的国民经济特别是对农村政策的调整，确定1961年所有社队以贯彻执行中央十二条紧急指示为纲，进行整风整社，同时确定农村若干具体政策。毛泽东在会议上提到，三年大炼钢铁，挤了农业。在总结各地区整风整社试点经验时，他指出要搞几年慢腾腾，要求大家勇于承认错误，突破在讲大办成绩上的“一个指头与九个指头的问题”[⑤]的思维定式。会议最后一天，他发表了以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为主旨的讲话。强调做工作要有三条，一是情况明，二是决心大，三是方法对。要摸清情况，要做调查研究，要分批、分头摸清每个省、市、地委、县委、公社的情况。“今年搞个实事求是年。我们党是有实事求是传统的。但是建国以来，特别是最近几年，我们对实际情况不大摸底了，大概是官做大了。我这个人是官做大了，我从前在江西那样的调查研究，现在做得少了。今年要做一点，这个会开完，我想去一个地方，做点调查研究工作。”[⑥]这是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比较集中地谈到调查研究问题，标志着中共实事求是精神在一定程度的恢复，为克服面临的严重经济困难，尽快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武器。

二、一篇老文章和三个调查组

1961年1月14日，中共八届九中全会在北京召开，毛泽东主持会议。会议在指导方针上有了重大变化，即从“大跃进”和继续跃进转向“调整”国民经济的思想，从反对右倾错误转向纠正“左”的错误，从经济建设的主观主义转向调查研究。全会讨论制定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以调整为重点，实现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全面恢复与发展；以农、轻、重为次序，提出先安排吃饭问题，后搞基本建设的思想，经济建设不能要求过急，波浪式向前发展。在全会结束时，毛泽东再一次就调查问题发表讲话。他说，“希望一九六一年，成为一个调查年，大兴调查研究之风。”[⑦]此时，毛泽东克服严重经济困难、扭转整个形势的基本思路已经明确，即从解决农业问题入手，重点抓调查研究。

1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送来了一篇题为《调查工作》的文章，这是毛泽东30年前在江西苏区写的，丢失多年，时值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来得恰逢其时。他给田家英写了一封信，让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毛泽东的秘书陈伯达，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毛泽东的秘书胡乔木和田家英分别率调查组到广东、湖南、浙江搞农村调查。每组又分成两个小组，调查最好的生产队和最坏的生产队，时间10至15天，然后在广东会合向他汇报。这是毛泽东直接领导的调查组，到实践第一线，到最基层，倾听群众的意见，做历史的系统的调查。毛泽东带头作调查，在全党起了表率作用。

1月下旬，毛泽东离开北京到杭州，指导三个调查组工作。途经天津、济南、南京时，毛泽东在专列上先后听取了河北、山东、江苏三省负责人关于调查研究、整风整社、人民生活、轻工业生产和市场问题等汇报。毛泽东到达杭州时，田家英重点调查那个最坏的生产队已有一个星期，他向毛泽东反映了三个问题。第一，由于“五风”破坏，造成粮食大幅减产；第二，生产队规模太大；第三，社员对食堂普遍不满，不愿意在饭堂吃饭。田家英建议搞一个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规范和指导全国人民公社的各项工作，被毛泽东采纳。

南下途中，毛泽东在专列上听取了江苏、江西两省负责人关于公共食堂及公社规模过大的意见。2月23日，毛泽东刚到达广州，陈伯达就将中央调查组在广东肇庆地区的新兴、佛山地区的南海等县农村所搞的调查纪要，送到他手中。《广东农村人民公社几个生产队调查纪要》是在新兴县里洞公社和南海县大沥公社调查后写出来的。

新兴县里洞公社是广东调查组选取调查的典型点之一。新兴县里洞人民公社1958 年成立后，刮起了“共产风”、浮夸风，将蒙坑高级社和葛菜高级社组成了蒙坑大队。由于两社相隔较远，地理环境、生产条件、经济收入有一定的差距。一个社劳动日报酬为1.2元 ,另一个社为0.7元。合并后生产资料被无偿抽调，生产的粮食统一上缴，分配上实行平均主义，大家都到公共食堂吃大锅饭。由于吃饭人数不固定，饭量不限，造成大量粮食浪费，很快就出现了粮食紧张的局面。群众在公共食堂吃不饱，不少人患了水肿，有的甚至死亡。时任蒙坑大队党支部书记的梁纪南对“左”倾错误进行抵制。1959年1月，在新兴县召开的四级干部“三反”会议上，梁纪南宁可挨批评，也不肯违心报大数。当上级要求粮食“小仓”集中并“大仓”时，他想办法把粮食种子留下来，保证生产的需要。1960 年初看到受极“左”路线危害和患水肿病的群众越来越多，梁纪南找来大队文书梁云泮替他执笔，向省委常委、副省长安平生写信。信中，他提出要体制下放；反对浮夸风和“共产风”；解散公共食堂；生猪政策问题要统一“一把刀”四个问题。尤其是对解散公共食堂他提出十条意见。[⑧]十条意见，条条有理，切合实际。里洞公社党委委员苏品芳也向上级反映因严重缺粮造成群众患水肿病和死亡的真实情况。

梁纪南、苏品芳等意见引起上级领导的高度重视，省的调查组由安平生亲自带队到里洞进行了调查。随后，新兴县委对里洞公社党委负责人进行查处。1960年4月25日，广东省委发出了《关于新兴县里洞公社发生严重水肿病人和饿死人事件的通报》，强调坚决撤掉严重脱离群众、作风恶劣、不关心群众生活，不向党反映真实情况，弄虚作假的坏分子，换上工作作风好的干部。同时要求各地切实安排好群众生活。

梁纪南所反映的意见有群众代表性，以陈伯达为组长的中央调查组在广东农村开展实地调查中，选择了新兴县，选择了梁纪南。1961年2月，苏品芳和梁纪南由新兴县领导指名到省参加座谈会，讨论公社体制、粮食和公共食堂的问题。梁纪南在会上讲真话，将自己要求解散公共食堂的理由逐条说了出来。中央调查组作了认真的记录。会后，中央调查组直接到里洞公社找干部群众了解情况，并到公共食堂、粮仓实地察看，证实梁纪南反映的情况属实。

中央调查组形成的《广东农村人民公社几个生产队调查纪要》提到：农村人民公社在解决了自下而上的“共产风”问题后，似乎应适当解决队与队之间，社员与社员之间在分配上的某些平均主义。并以新兴县里洞为例子，进行解剖和分析。里洞公社蒙坑大队由两个经济水平相差很大的合作社合并而成，合并后实行平均主义，严重挫伤了群众的积极性。纪要吸纳了梁纪南对农村人民公社体制和公共食堂问题的意见。对于公共食堂，中央调查组和广东省委的领导向毛泽东作了汇报，特别是梁纪南所反映的应该解散公共食堂的意见引起他的高度关注。

3月10日，毛泽东写信给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要求他邀请在广东的朱德、陆定一参加马上就要召开的中南、华南、华东三个地区的大区和省市委负责人会议（史称“三南”会议）。同时在北京，在刘少奇的主持下，召开了华北、东北、西北三个地区的大区和省委负责人会议（史称“三北”会议）。
    1961年3月10日至13日，毛泽东主席在广州召开中南局、西南局、华东局三个地区党委负责人参加的“三南”会议，讨论和制订《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会上，毛泽东作了题为《要做系统的由历史到现状的调查研究》。在谈到农村公共食堂问题时，毛泽东说：“广东有个大队党支书记说：‘办食堂有四大坏处，一是破坏山林，二是浪费劳力，三是没有肉食（因为家庭不能养猪），四是不利于生产。’前三条都是讲不利于生产，第四条是总结。这个同志提出的问题值得注意。这些问题不解决，食堂非散伙不可，今年不散伙，明年也得散伙。没有柴烧把桥都拆了，还扒房子、砍树，这样的食堂是反社会主义的。”[⑨]。

3月15日，“三南”会议和刘少奇、周恩来等在北京召开的“三北”会议合并为中央工作会议，在广州珠岛宾馆召开，由毛泽东主持。议题仍是讨论、修改《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的有关问题。

会议期间，梁纪南和苏品芳第二次被邀请到省参加座谈会，讨论公社体制、规模、平均主义等问题。在会上，梁纪南谈了关于队与队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介绍蒙坑大队的情况：公社化初始，小社并大社，结果由贫富差别较大的两个合作社合并为蒙坑大队，在核算分配时将贫富拉平，搞平均主义，造成原来收入高的群众意见很大。1960年10 月，新兴县委发出《关于坚决彻底清理共产风的意见》，要求干部改变工作作风后有所纠正，即按原来的规模，把一个大队分成两个大队，恢复各自的核算分配，解决了富裕村与贫困村的矛盾。关于公共食堂问题，梁纪南主张最好把粮食分到户，农忙时也可以办食堂，生产队就有菜拿去卖，增加收入，社员也能养猪、积肥。中央、省委领导肯定了梁纪南等反映的意见有代表性，中央正在研究解决农村人民公社和公共食堂的问题；并表扬他们敢于讲真话实话，坚持真理，实事求是，是农村基层的好干部。座谈会的谈话，很快就整理成了“座谈纪要”，3月15日送到毛泽东手中。16日，毛泽东批示作为一个重要文件，印发给中央工作会议的同志，并要求“请各组讨论，这个办法是否可以在各地推广。”[⑩]

中央工作会议就农村中各种焦点问题展开充分的民主讨论，集中在公社体制与规模、两个平均主义、农村劳动与人口、《农村六十条（草案）》、农村商业体制与流通、粮食问题以及调查研究等方面。其中，讨论最多的是公社规模与体制。会议通过《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对农村人民公社的性质、组织和规模以及管理制度作了规定；对社员的家庭副业实行鼓励政策；肯定社员的权利和义务；坚决反对干部违法乱纪、违反国家政策、法令和社员利益的行为等。

3月23日，会议闭幕那天，通过了毛泽东修改审定的中共中央《关于认真进行调查工作问题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的一封信》。信中要求县级以上的党委领导人，首先是第一书记把深入基层，亲身进行有系统的典型调查，每年要有几次，当作领导工作的首要任务，并且要定出制度，造成风气。信中有句名言：“在调查的时候，不要怕听言之有物的不同意见，更不要怕实际检验推翻了已经作出的判断和决定。”[11]此信增强了人们在调查研究中的解放思想的勇气和力量，进一步推动了全党的调查研究工作。

三、“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1961年3月在广州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是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会议前充分的调查研究，会议民主讨论，集思广益，用毛泽东的话来评价，是公社化以来中央同志第一次坐下来讨论和彻底解决农业问题。人民公社“六十条”集中了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意见。但是，它符不符合实际呢？行不行得通呢？这就需要再放到干部群众中去征求意见，放到实践中去检验。“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12]这也是毛泽东倡导的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会议结束后，从中央领导人到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包括毛泽东领导的三个调查组，带着“六十条”草案，深入基层，征求意见，开展更大规模的、更加深入的调查研究。

随着调查研究的深入，毛泽东的认识也在深化。3月下旬，胡乔木率中央调查组到达韶山，当时群众反映最强烈的是公共食堂问题。4月14日，胡乔木向毛泽东写信，并附有四份材料，其中最显眼是关于公共食堂的调查报告。报告在列举公共食堂种种问题后说：“在这种情况下，大多食堂势在必散，而且散了并没有损失，反而对整个工作有利。”[13]这是毛泽东收到的第一个主张立即解散公共食堂的正式报告。4月26日，邓小平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以中共中央名义将胡乔木的信及四个附件转发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作为研究和解决食堂问题的参考。毛泽东想在将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解决这个问题。

4月到5月，刘少奇亲自带领调查组下湖南农村，作了长达44天的调查，听取了群众关于食堂问题、退赔问题、社员问题、山林问题等意见。4月，周恩来派出调查组到河北邯郸地区的几个公社进行调研，所见所闻引起他的极大震动。他汇报了四个问题。（一）食堂问题。绝大多数甚至全体社员，都愿意回家做饭。（二）社员不赞成供给制。（三）社员迫切要求恢复高级社时评工记分的办法。（四）邯郸地区旱灾严重。4月到5月，邓小平、彭真直接领导的5个调查组，在北京的顺义县和怀柔县搞农村调查。6月下旬到7月上旬，陈云到上海市青浦县小蒸乡公社做农村调查。他们带回来的汇报和毛泽东派出的3个调查组的汇报大同小异。

以毛泽东为领导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深入农村调查，从中央到县级各级党委组织调查并写出了大量的调查报告。通过近两个月的调查，通过全党上下的共同努力，了解许多真实情况，发现人民公社中存在的大量问题，关于人民公社的政策问题基本明朗，对“农业六十条”草案需要修改、补充和完善的地方也大体明确。1961年5月，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与会者对情况有了更真实、深入的了解，思想解放的程度虽然参差不齐，但较以前敢于讲真话，说实情。会议对《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进行了修改，制定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其中最重要的修改，一是取消供给制；二是规定办不办食堂，“完全由社员讨论决定”，“实行自愿参加、自由结合、自己管理、自负开销和自由退出的原则”[14]，实际上取消了公共食堂制度。

经过充分酝酿，反复调查出台的“农业六十条”（修正草案）解决了当时群众反映最强烈的吃饭问题，尤其是办不办公共食堂完全由社员自愿这一条，得到了农村基层干部和社员群众的衷心拥护，充分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这两个关系亿万农民切身利益的大问题，终于彻底解决了。

毛泽东是我们党提出“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第一人。他带头作调查，在全党起了表率作用，是进行深入调查研究的楷模。“农业六十条”是1961年全党农村大调查所取得的最大成果。这个文件从酝酿、起草到修改出台，都与调查研究紧密相连。正是因为毛泽东和党中央深入农村调查研究，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以来农业和农村所积累下的问题和严峻形势，对广大农民的生活状况和愿望要求，有了深入的了解、真切的感受和深刻的认识，在吸收包括农村基层干部梁纪南、苏品芳在内的广大干部群众意见后，实事求是，解放思想，全面调整党的农村政策，改善党和政府同农民的关系。可以说，没有毛泽东提出的全党农村大调查，就不可能出台“农业六十条”草案及其修正草案，就不会有农村政策如此大幅度的调整，农村形势的严峻局面就有可能还将延续一段时间。期间，毛泽东提出衡量党的工作是否适合情况的两个标准：“适合情况了就能增产，适合情况了群众就高兴”[15]。他还提到，无论什么工作“都要坚决走群众路线，一切问题都要和群众共同商量，然后共同决定，作为政策贯彻执行。”[16]因此，1961年的调查研究过程是“农业六十条”出台的过程，是农村形势得以改观的一个转折点，也是毛泽东大力倡导发扬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畅通人民群众真实诉求的渠道，准确把握社情民意，按照最广大人民群众意志进行决策的过程。

历史经验证明，毛泽东在1961年大力倡导的调查研究，对于恢复党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对于让党的政策特别是农村政策回到正确轨道上来，对于调整农村中的生产关系，促进农业生产力的发展，恢复国民经济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①] 徐肖冰、侯波、李蒙：《毛泽东之路——画说毛泽东和他的战友》，长江文艺出版社，2009年10月版，第567页。

[②] 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1557页。

[③] 逄先知、金冲及：《毛泽东传》（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12月版，第974页。

[④]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9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214页。

[⑤] 逄先知、金冲及：《毛泽东传》（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12月版，第973页。

[⑥] 《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237页。

[⑦] 逄先知、金冲及：《毛泽东传》（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12月版，第1117页。

[⑧]见陈弘君、李淼祥、官丽珍、李慧敏等《访问原里洞公社蒙坑大队支部书记梁纪南遗孀梁秀彬、蒙坑大队支部文书梁云泮记录》，2003年1月7日。

[⑨] 《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54页。

[⑩]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9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445页。

[11]《中国共产党历史大辞典》（社会主义时期），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5月版，第209页。

[12]《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899页。

[13] 逄先知、金冲及：《毛泽东传》（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12月版，第1157 页。

[14]《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387页。

[15]逄先知、金冲及：《毛泽东传》（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12月版，第1123页。

[16]逄先知、金冲及：《毛泽东传》（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12月版，第11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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