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福瑛：记1961年中央调查组浙江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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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尹福瑛    发布时间：2022-02-25    来源：百年潮

1961年田家英带领的中央调查组赴浙江调查，是全党调查研究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党的经济政策的调整，扭转农业局势以至整个国民经济的困难局面起到了重大作用。这是我党重视农村工作、重视调查研究的一个缩影，也是田家英一心为民、实事求是精神的真实写照，为我党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和重要启示。

浙江调查，提出制定人民公社工作条例的建议

1958年，党的八大二次会议通过了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全国农村掀起了以兴修水利，积肥为中心的农业生产建设高潮，工业方面的发展也大大超过了预计的速度。科学、文教、卫生都有较大的发展。但是，由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才刚刚开始，经验不足，对经济发展规律和中国经济基本情况还认识不清，党内一些主要领导同志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观意识的作用，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1959年开始，党中央着手纠正已经觉察到的“左”的错误时，又错误地开展了“反右倾”斗争，使得有待纠正的错误继续发展，生产力遭到很大的破坏，最终造成国民经济的严重困难。

当时，党中央和毛泽东觉察到国内存在的严重情况后，及时采取了一些纠正措施。1960年11月3日，毛泽东亲自审阅修改了《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即“十二条”，解决对农业生产破坏极大的“五风”（“共产风”、浮夸风、生产瞎指挥风、强迫命令风、干部特殊化风）问题，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恢复农业生产。1960年12月24日至1961年1月13日，毛泽东主持中央工作会议，作出了关于农村整风整社和若干政策问题的有关决定。中央工作会议的最后一天，毛泽东作了关于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讲话。他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从实际出发。

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即派出三个调查组分赴湖南、浙江、广东农村进行调查。时任毛泽东秘书、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的田家英，组织中央调查组到浙江开展调查。调查组按照毛泽东“抓两头”的调查方案，经与中共浙江省委商量，决定在嘉兴选一个差的生产队即嘉兴县魏塘公社和合生产队（现属于嘉善县），在桐庐县选一个好的生产队即东洲公社五星生产队（现属于杭州市富阳区），调查的重点是：1.公社化以后几年来的情况和问题；2.整社以后干部问题的具体调查分析；3.“十二条”贯彻落实后群众的反映。

调查组在田家英的领导下，进行了为期10天深入细致的调查后，获得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基本掌握了和合、五星生产队的情况。2月6日，田家英在对情况综合分析后，向毛泽东主要反映三个问题：第一，和合生产队水稻亩产通常400斤以上，1960年减产至291斤，主要是由“五风”造成的；第二，生产规模过大，这个生产队下辖11个生产小队；第三，社员对食堂普遍不满。田家英深感农村干部违法乱纪，强迫命令成风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无章可循，不懂得哪些该做，哪些不该做，群众也缺少一个章程以监督干部，抵制他们的瞎指挥和强迫命令。于是，田家英在汇报中建议中央搞一个人民公社工作条例。

毛泽东在听取田家英等人的汇报时，还多次找浙江省委领导谈话，他就纠正“五风”问题、退赔问题、生产队规模问题、体制问题、自留地问题、食堂问题、干部问题提出许多重要意见，并且采纳田家英的建议，准备起草一个人民公社工作条例。

1961年3月，党中央在广州召开会议，制定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即“农业六十条”。用毛泽东的话来评价：这是公社化以来中央同志第一次坐下来一起讨论和解决农业问题。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提到“条例”由来时介绍说：“制定农村工作条例，我是听了谁的话呢？就是听了田家英的话，他说搞个条例比较好，我在杭州的时候，就找了江华同志、林乎加同志、田家英同志，我们商量一下，搞个条例有必要，搞条例不是我倡议的，是别人倡议的，抓住这个东西来搞。”



1 9 6 1 年中央调查组在浙江调研，左一田家英、右前一林乎加

在浙江的试点，为“农业六十条”草案修改提供了科学依据

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广州会议后，田家英于3月26日回到杭州，继续领导中央调查组对“农业六十条”的试点和讨论工作。在浙江省委的配合下，中央调查组又先后到嘉兴县魏塘公社和合生产队、桐庐县东洲公社五星生产队和嵊县、柯桥、萧山临浦等地进行“农业六十条”的试点和调查。4月20日，毛泽东亲临浙江指导调查组的工作。毛泽东根据中央调查组的调查情况，询问浙江省委领导，群众对食堂还有什么反映，并要求省委领导和中央调查组再做深入调查。

在对全国农村广泛的调查研究、征求意见的基础上，5月21日至6月12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中央工作会议，修改广州会议提出的“农业六十条”。修改的核心是调整人民公社的所有制关系和分配关系。一是取消供给制；二是办不办食堂，完全由社员讨论决定，实行自愿参加、自由结合、自己管理、自负开销和自由退出的原则，实际上取消了公共食堂制度。经过半年多的反复调查研究，充分酝酿，供给制、公共食堂这两个关系到亿万人民切身利益的大问题，终于彻底得到解决。由于“农业六十条”修正草案仍然规定以生产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所有权与分配权的矛盾还是没有解决—土地、耕畜、劳动力归生产队所有，而分配原则是以大队为核算单位。这正是毛泽东一直在思考而始终未下决心的问题。因此，毛泽东又继续到各地调查，同年10月7日，中共中央发出指示，要求各中央局、省、地、县在10月下半月和11月上半月内，进行研究并下乡试点。同时，毛泽东再次派田家英专门就这个问题进行调查。

这次调查结束后田家英为中央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改变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指示》草案，中共中央于2月13日下达执行。



1 9 6 1 年3月的广州会议，主席台左三为田家英

实事求是，坚持真理，把人民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

中央调查组浙江调查之所以取得成效，与调查组成员实事求是、勇于负责的品质和践行群众路线的工作作风分不开。

据当年调查组重要成员逄先知说：田家英对人民，特别是对广大的贫苦农民有一种特殊的感情。这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他关心群众生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二是他始终坚持实事求是。这两个基本点，也贯穿在他在浙江调查和“农村六十条”试点工作的全过程。田家英认为是否符合人民群众的利益是衡量问题的唯一标准，在他看来凡是不符合人民群众的政策、路线、做法等都是调查的内容，都要实事求是向党中央反映。逄先知回忆了调查过程中的一件小事：富阳县环二生产队本来不是调查对象，可是有一天，在五星生产队调查的同志路遇一个衣衫褴褛的小青年在乞讨，看他饥不可忍，就将其带到驻地，给他粥喝。了解到他是环二生产队人，他向调查组诉说了环二许多农民外出逃荒讨饭，甚至饿死人等严重情况。田家英知道后，建议调查组转移到环二生产队去调查。经调查，这个队靠近富春江，自然条件比较优越，1956年以前曾经是富阳县的农业先进单位，1958年成了落后队。这个队已经连续几年闹粮荒，不少人逃到江西。好多农民得了浮肿病，有的已经饿死。田家英心情沉痛地说：“我走过多少农村，第一次看到这样的惨象。”当他路过农户裘章金家时，看到堂前点着香，供着牌位，就进去询问。原来这位14岁的少年死了父亲，生活很困难，连买盐的钱也没有。田家英就叫人买了两斤盐送去，并亲口尝了他家的糠团子。调查组随后召开了集县委负责人、管理区全体党员、生产队长、小学教师和社员代表等参加的大会。田家英在会上作了激动人心的讲话。他说：“我是一个共产党员、中央机关的工作人员，我们的工作没有做好，使大家挨饿了，对不起各位父老。共产党员看到这种情况是很痛心的……”说到这里，他泪流满面，喉咙也哽住了。会上他对几个违法乱纪、不管老百姓死活的干部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和教育，表示共产党员是人民的勤务员，人民的困难就是我们的困难，人民的疾苦就是我们的疾苦，我们一定要将这里的情况向党中央、毛主席汇报。他还说：“目前的困难总是可以克服的，总是有办法克服的，我相信会好起来的。”田家英的到来和讲话，成为这个生产队的转折点。在县委的领导下，加上调查组的协助，这个大队很快恢复了生机。



1 9 6 0 年3月，田家英（左）与逄先知

参与浙江调查全过程的逄先知最深的体会是“做好调查研究，要不带条条框框、沉下心，深入到群众中，获取第一手资料”。据逄先知回忆，当时下去调查，发现问题并不难，实在是问题成堆，俯拾即是。但是要说容易，也并不那么容易。关键在于能不能冲破思想束缚，有没有提出问题的勇气。当时经过“反右倾”运动，大家的思想被束缚得紧紧的，不敢越雷池一步。有一些问题明知不对，也不敢说，也有一些则是把错误的误认为是正确的。田家英根据当时的客观形势，向全体调查人员提出要求，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他说，调查研究有两种：一种是科学态度的调查研究，一种是主观主义的调查研究。我们主张科学态度的调查研究，这就要了解实情且要如实反映，而主观主义的调查研究，比不调查更可恶，因为它是摘取片断的材料来证明自己的观点，或者是迎合上级，不敢讲真话。他针对当时基层干部和部分群众还有些顾虑的情况，提出调查的指导思想：“打开脑筋，敢于发现问题”。他拟了一副对联，作为调查组的工作守则，上联是“同吃同住不同劳”，下联是“敢想敢说不敢做”。还有两句话“同心同德，忧国忧民”。为什么不讲同劳动呢？当时正值冬闲季节，调查工作又很紧张，搞“同劳动”，势必流于形式，进而影响调查。但在生活上，田家英对调查组同志要求十分严格，不搞特殊。所谓“敢想敢说”，就是要打破思想框框。在调查组内部不设禁忌，什么话都可以说，什么意见都可以提。所谓“不敢做”，是指对外特别是对当地工作，有意见要通过组织向省委领导反映，不准在下边指手画脚，随意指挥，以免干扰地方工作。田家英还要求调查组的同志相信群众和干部，体谅他们的困难，耐心教育、帮助他们，商量办事，排除干扰，做深入细致的调查。比如，在富阳五星大队调查时，仅粮食一项，亩产到底多少？村干部、社员等说法不一，调查了一周仍摸不清底细。田家英和调查组同志分别找会计、仓库保管员、生产队员和支部书记谈心，会计拿出了第二本账，大家才交了底、说出了实情。事实的真相是自上而下地层层提高指标逼着下面虚报，大家认识到浮夸风的危害是逼着人说假话，使上下级关系、人与人的关系建立在虚假的基础上。

在五星大队调查食堂问题的座谈会上，尽管鼓励群众将心里话说出来，但还是没有人敢直言。座谈会后，一位在食堂工作的妇女向调查组反映了食堂存在的问题。调查组听后，又到食堂里去调查，到社员家里去访问，发现大多数群众对食堂的意见与看法比较一致。一是办公共食堂时，搞“一平二调”，无偿调用社员家里的炊具、桌凳，家畜家禽无偿集中饲养，部分自留地也没收作食堂菜地，影响了家庭的副业收入。二是食堂饭菜不对胃口，生活不方便，壮劳力吃不饱，老人小孩病人又难以照顾。三是难管理，漏洞多，个别干部有些私心，多吃多占，部分食堂人员开小灶，小偷小摸，纠纷增多。四是食堂浪费粮食。另外，食堂不利于社员以丰补歉，“吃饭不要钱”“放开肚皮吃饱饭”，结果吃过了头，造成缺粮，人均定粮步步下跌。

调查组整理了群众对公共食堂的意见，向田家英如实做了汇报。刚听到食堂应该解散的建议，田家英十分吃惊，有些难以置信。2月初，田家英又到五星大队连续开了几次座谈会，深入群众作调查，感觉到食堂弊病很多，群众确实不满，认为调查组掌握的情况属实，材料是正确的，遂赞成他们的意见。

中央调查组与浙江人民结下深厚的感情

田家英带领的中央调查组在浙江的调查，从1961年1月23日开始到5月3日结束，历时100天。调查组成员在农村与群众同吃同住，讲解党的政策，为群众解决最迫切的问题，使民心党心联系更加紧密，在国民经济遭遇严重困难的境况下，人民群众始终与党同心同德，共渡难关。此过程中，中央调查组成员也与浙江人民结下了深厚感情。

1962年春节，田家英回去给村民拜年，村民们激动万分，至今难以忘记。1965年12月，毛泽东召集陈伯达、胡绳、田家英、艾思奇、关锋等到杭州为几部马克思经典著作写序言。其间，趁主席到上海之际，田家英和逄先知又跑到当年调查的点去，旧地重游，当他们看到农民家里稻谷满仓、鸡羊成群，嘉兴百分之九十以上农田实行电力排灌时，一种难以抑制的激情充满心田。



2 0 世纪60年代的田家英

中央调查组在调查研究和制定“农业六十条”中所作的贡献，对党中央纠正1958以来农村工作中的错误，扭转当时农业的困难形势甚至国民经济的局势起到重要作用。直到“文化大革命”时期，许多农村仍然能够保持相对的稳定，这同“农业六十条”的作用是分不开的，与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是分不开的。60多年过去了，时代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中国已经迈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并进一步深化了调查研究的思想，赋予了调查研究以时代意义。调查研究这个传家宝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征程中一定会继续发挥光和热。

（作者系中共浙江省委党史和文献研究室《足迹》杂志原主编，一级调研员）

（来源：《百年潮》2021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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