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弘君：1961年春毛泽东在广东的调研及其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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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弘君

　　江泽民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指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必然要求，是我们党艰辛探索和伟 大实践的必然结论。他还在报告中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 。”党的历史证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坚持调查研究，充分听取意见，集思广益，是实现“三个代表”的重
要保证。

　　党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由于缺乏经验、急于改变落后面貌，曾一度偏离民主政治。领导者凭个人主 观愿望和意志办事，头脑发热、急于求成，于20世纪50年代后期发动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造成对生产力和人 民生活的严重危害。之后不久，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开始觉察到问题的严重性，从而倡导调查研究，力图纠正失误。党的各级干 部特别是农村基层干部群众直接感受到“左”的危害，不少人向上级反映真实情况，希望纠正失误。广东省新兴县原里洞公社 梁纪南等基层干部仗义执言，引起正在广东调研的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的高度重视，对帮助我们党纠正“左”的失误、恢复和 发展农业生产，保护农民群众的利益，起到了积极的作用。1961年春毛泽东在广东大力倡导并身体力行调查研究和民主决 策活动，是一股民主政治的强劲春风。

　　1958年冬，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开始觉察到农村运动中出现的一些严重问题，指示必须坚决纠正人民公社化初期产 生的“一平二调”、“共产风”，但大部分社队纠正得不彻底，1959年下半年开展反右倾斗争后，又重新刮起“共产风” 。1960年11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提出扭转农村严重形势的12条措施 。毛泽东强调要恢复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号召大兴调查研究之风。1961年1月，毛泽东直接组织和指导三个调查组，分 别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毛泽东的秘书陈伯达，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毛泽东的秘书胡乔木 和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带领，分赴广东、湖南、浙江农村开展调查。

　　中央赴广东调查组选取新兴县里洞人民公社作为典型调查点之一。新兴县里洞人民公社于1958年成立后，刮起了 “共产风”、“浮夸风”，将蒙坑农业高级合作社与另一个合作社合并为蒙坑大队。由于两个社相隔较远，地理环境、生产条 件、经济收入都有较大差距。一个社劳动日报酬为1.2元，另一个社为0.7元。合并后，生产资料被无偿抽调，生产的粮 食统一上缴，分配上实行平均主义，大家都到公共食堂吃大锅饭。就餐人数和就餐地点不固定，吃饭不限量，造成粮食大量浪 费，很快就出现粮食紧张的局面。这一切严重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整个大队农民收入大幅度下降(每人日劳动报酬都降 至0.4元)，群众在公共食堂吃不饱饭，很多人患了水肿病，有的甚至死亡。时任大队党总支书记的梁纪南对这些“左”的 错误进行了抵制。他向公社领导指出公共食堂的弊病，并反对经常抽调劳动力参加“大炼钢铁”等劳动，认为那样会影响正常 的农业生产。新兴县召开四级干部会议，动员“反满产”、高报产量，并提出不报高产就不让回家过春节。梁纪南则宁愿挨上 级批评，也不愿违心报大数。当上级要求将收获的粮食全都上缴到公社的粮仓时，他硬是将粮食种子留了下来，保证了生产的 需要。当他将患病的群众送到公社卫生院时，看到医院里人满为患，心情十分难受，于是向省委常委、副省长安平生写信，提 出反对“共产风”、“浮夸风”，指出公共食堂的坏处：破坏山林(因公共食堂大量砍伐林木)，浪费劳动力(公共食堂占用 了一批劳动力)，没有肉吃(因为家庭不能养猪)，不利于生产，等等[1]。

　　在此前后，里洞还有一些基层干部向上级反映因严重缺粮造成群众患水肿病和死亡的真实情况。如里洞公社党委委员 苏品芳向公社党委反映梳榔大队没有粮食和群众不出勤等情况，但公社党委负责人反而指责她“工作不深入，思想右倾，当群 众尾巴，和群众一起叫”。1960年春，在新兴县召开三级干部会议期间，苏品芳在里洞公社干部会上，又受到了批评。[ 2]

　　然而，梁纪南等人的意见，引起了上级领导的高度重视。上级派调查组到里洞进行调查。新兴县委对里洞公社党委负 责人进行了查处，对于作风恶劣、隐瞒实情、对群众疾苦漠不关心的公社党委第一书记等人给予撤职处分，对其余有关人员也 分别作了适当处理。1960年4月25日，广东省委发出了《关于新兴县里洞公社发生严重水肿病人和饿死人事件的通报》 ，强调坚决撤掉那些严重脱离群众、作风恶劣、不关心群众生活，不向党反映真实情况，弄虚作假以及违法乱纪的分子，换上 工作作风好，关心群众生活而又有干劲的干部。同时指示各地应当切实安排好群众生活，对于问题比较严重的公社和大队，地 委(区党委)、县委应当派能力较强的干部去，认真帮助解决问题。

　　中央赴广东调查组奔赴里洞公社蒙坑大队后，找了梁纪南等干部群众了解情况，并到公共食堂、粮仓去察看。2月1 3日，毛泽东抵达广州。19日，他接到赴广东调查组的《调查纪要》。《纪要》是经过到新兴县里洞公社和南海县大沥公社 调查后写出来的。其中列举了新兴县里洞公社蒙坑大队，是由两个经济水平相差很大的合作社合并而成，合并后实行平均主义 ，严重挫伤了群众的积极性等情况。《纪要》提到：“公社各级的关系，在解决了自下而上的‘共产风’问题后，似乎应当注 意更适当地解决队与队之间、社员与社员之间在分配上的某些平均主义。”《纪要》认为，社员之间的平均主义，主要表现在 供给与工资的比例、公共食堂的某些制度上。《纪要》指出：大沥公社平均每月共发工资500元，可是按人口平均供应的粮 食、菜、油、盐、柴，合计每月2600元，按劳分配的工资部分还占不到总分配数的20％，而按人口平均分配的供给部分 却占了总分配数的80％多。公社干部认为，“劳动力强的和弱的都一样地吃，能挑百斤泥的人没有劲了，劳动力弱的也不积 极，有些人就‘走自发’，谁也瞧不起工分了。”而据典型调查，农村里劳动力多、人口少的家庭和人口多、劳动力少的家庭 ，大体都占农产总数的40％左右。所以《纪要》指出人民公社要分配合理，重点就是处理好这两类户之间的矛盾。[3]

　　《纪要》提供的情况和所作的分析，引起了毛泽东的重视。他察觉到，中央发出的《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 的紧急指示信》，只解决了自上而下“调”(平调)的问题，没有解决“平”(平均主义)的问题。为了系统地解决包括平均 主义在内的农村人民公社的各种问题，他从2月下旬开始组织起草人民公社工作条例，并决定起草工作班子由广东省委第一书 记陶铸挂帅。3月5日，中共中央常委在广州举行常委扩大会议，讨论农村问题，决定起草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为此首先分别 在广州和北京召开各大区及各省、市、区负责人会议。

　　在毛泽东的倡导下，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也于2月下旬到广东新会县调研，并于27日 致信毛泽东。信中说：“23日在新会县同县委第一书记党向民座谈，主要想了解一下为什么我们的农村工作在过去一直都是 顺利的，农业是增产的，到了人民公社的时候，却发生了一些问题。党向民说，人民公社以来，他感觉有三点不同：第一点， 没有经过试点。过去，无论土改、互助组、低级社、高级社，都经过试点，试点时很谨慎，规模小。试点本身就是对群众很好 的宣传。群众看到新办法比老办法更有利于生产，就自然而然地赞成新办法了。而人民公社没有经过过去那种试点过程，立即 全面铺开，一轰而起。第二点，以前因为经过试点，中央规定的办法很具体。人民公社则不然，办法不具体，不细致，有的问 题反复多次。第三点，过去管理制度规定得严密，人民公社的管理制度不严密。以上这些话，我认为是中肯的，它使我想到现 在许多地方采取新的措施时，也务必稳妥一些，先试点，后推广。”[4]

　　3月10日，毛泽东决定将陆的这一来信及其到花县参观的来信，印发给前来广州参加中南、西南、华东三个地区党 委负责人会议(南三区会议)的各位同志，并邀请朱德、陆定一参加南三区会议。

　　3月13日，毛泽东又致信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彭真和正在北京参加华北、东北、西北三个大区及省市 委负责人会议的同志，指出：“今天派陶铸同志到你们那里来，向你们作报告；并向到北三区会议的同志们提出一些建议，以 供参考。大队内部生产队与生产队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生产队(过去小队)内部人与人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是两个极端严 重的大问题，希望在北京会议上讨论一下，以便各人回去后，自己并指导各级第一书记认真切实调查一下。不亲身调查是不会 懂得的，是不能解决这两个重大问题的(别的重大问题也一样)，是不能真正地全部地调动群众的积极性的。也希望小平、彭 真两位同志在会后抽出一点时间(例如十天左右)，去密云、顺义、怀柔等处同社员、小队级、大队级、公社级、县级分开( 不要各级集合)调查研究一下，使自己心中有数，好做指导工作。我看你们对于上述两个平均主义问题，至今还是不甚了了， 不是吗？我说错了吗？省、地、县、社的第一书记大都也是如此，总之是不甚了了，一知半解。其原因是忙于事务工作，不作 亲身的典型调查，满足于会议上听地、县两级的报告，满足于看地、县的书面报告，或者满足于走马看花的调查。这些毛病， 中央同志一般也是同样犯了的。我希望同志们从此改正。我自己的毛病当然要坚决改正。”[5]

　　3月10日至13日，毛主席在广州召开南三区会议，讨论制定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他在会上指出：“这次会议要解 决两个很重要的问题：一是生产队与生产队之间的平均主义；一是生产队内部人与人之间的平均主义。这两个问题不解决好， 就没有可能充分地调动群众的积极性。”他还指出：“广东有个大队总支书记说，办食堂有四大坏处：一是破坏山林，二是浪 费劳力，三是没有肉吃(因为家庭不能养猪)，四是不利于生产。前三条都是讲的不利于生产，第四条是个总结。这个同志提 出的问题值得注意。这些问题不解决，食堂非散伙不可。今年不散伙，明年也得散伙。勉强办下去，办十年也还得散伙……看 来食堂要有几种形式，一部分人可以吃常年食堂；大部分人吃农忙食堂。”[6]

　　在这次会上，毛泽东还给与会同志印发了他在30年代初写的《关于调查工作》一文，并向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央领 导同志和参加北三区会议的同志推荐这篇文章，再次强调“作系统的亲身出马的调查，而不是老爷式的调查”，强调各级书记 要亲自做调查研究，认为“只要省、地、县、社四级党委的第一书记都做调查研究，事情就好办了”[7]。

　　在会议期间，中央和省委调查组又请新兴县里洞公社的梁纪南和苏品芳到广州来，于3月14日、15日就有关人民 公社的几个重要问题与他们交换意见。

　　1.关于社队规模问题。梁纪南介绍说：由于蒙坑大队群众对搞平均主义不满。不久前，他们又按原来高级社的规模 ，分为两个大队，解决了穷村同富村的矛盾，两个大队的群众对生产、积肥都积极了，对耕牛、农具也都爱惜了。座谈中，对 于其他大队内各小队之间的贫富差别，他们认为可以采取如下解决办法：(1)对富村的包产指标可以低些，使它能够多得超 产奖励；(2)帮助穷村多搞些副业，增加收入；(3)中等村发展了生产，也能增加收入。他们认为，基本核算单位太小了 也不好，理由是领导能力差，人少力量小，积累有限，不容易扩大再生产，不好搞多种经济，没有多大的发展前途。

　　2.关于分配问题。过去搞三七开(三成按人口供给，七成按工分分配)，事实上不劳动者也可以得食，因此可以考 虑打破这个框框，全部实行按劳分配，用公益金和公益粮补贴困难户，这样就可以调动全体社员的劳动积极性。

　　3.关于食堂问题。他们主张粮食分到户，农忙办食堂，这样生产队菜地就有可能给市场提供更多的菜，社员也能养 猪、积肥。

　　4.关于粮食定征定购问题。征购粮要定下来，使农民心里有底，至少三年不变，能五年不变就更好。定征定购后， 生产队的超产部分，可以留出一定的比例作为储备粮，要逐步使队队、社社、县县都有储备粮，同时也要逐步使家家户户都有 粮食储备。

　　这次座谈会的记录，于3月15日报送毛泽东。次日，毛泽东批示：“一个重要文件，印发各同志讨论”[8]。这 时，南三区负责人会议刚刚结束，毛泽东紧接着又在广州主持召开中央工作会议(3月15日至23日)，主要研究解决农村 工作中的问题，继续讨论制定《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毛泽东要求与会同志讨论梁纪南等基层干部的意见。

　　3月15日，陶铸也向毛泽东报送广东省南海县大沥公社沥西大队试行生产队包干上调任务的情况调查。调查材料说 ，沥西大队在整风整社之后，群众生产积极性和大队、生产队经营积极性大大提高，但生产队与生产队之间仍有意见。生产好 的队认为超产不能多吃，减产队也和自己一样按标准吃粮，这是“共产风”没有彻底反掉。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沥西大队试行 了在“三包”(包产、包工、包成本)、“四固定”(固定劳力、土地、耕牛、农具)的基础上，在全大队进行统一分配的原 则上，定死各生产队对大队的包干上调任务，完成上调任务后，超产部分全部为生产队自行处理的办法。这个办法实行后，各 生产队干部和社员的生产积极性被进一步调动起来，整个大队的生产面貌完全改观。

　　3月16日，毛泽东批示将这一调查材料印发给中央工作会议的与会同志，并要求“请各组讨论，这个办法是否可以 在各地推广”[9]。

　　3月22日，陈伯达又向毛泽东报送一份题为《一些社员和干部对于按劳分配问题的意见》的调查材料，其主要内容 是：“一、河北省霸县堂二里一位贫农说，‘别看现在出勤的不少，但不出活’。‘主要因为不按劳分配，干活没有劲’”。 另一位贫农小组的代表说：‘按劳分配就是好，多劳可以多得，社员干活就出力了。实行按劳分配，也不能叫困难户过不去， 大伙也要帮助他们，劳力多的也不会干活不积极。因为那种帮助是明的帮助，他们要领这份情，供给制是暗的帮助，好像是该 着替他们干的。’二、广东省高鹤县环城公社云益大队党支部书记说，实行供给、工资三七开和工分带粮以后，只要在派工等 方面对人口多劳力少的各户加以照顾，他们也不会超支。有一位贫农代表说：‘实行三七开，不光劳力多的拥护，就是我这劳 力少的也拥护。因为不实行三七开，工分不值钱，劳力多的就不好好生产。生产搞不好，供给部分再大也得不到什么东西。’ 另一位贫农说：‘口粮按人发，有些社员就不出工，实行了工分带粮，出勤的立即增多了。’高鹤县委的干部说：‘我们作过 调查，有百分之八十的人要求供给与工资三七开，并实行工分带粮。’”[10]

　　毛泽东对这一材料十分重视，当天就批示印发给中央工作会议的与会各同志，指出：“这是一个全国性问题，必须迅 速解决”[11]。

　　在广州与中央调查组座谈之后，梁纪南回到大队即宣布实行按劳分配，定额补助的分配办法(即取消供给制)，很快 就调动起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出勤的人多了，据上级调查组对三个生产队的调查，出勤的劳动力由原来的77个增加到91个 ，增加了18％强；劳动效率显著提高，1960年各生产队早稻插秧都用了25天，1961年仅用8至9天，而且插秧的 质量也提高了，除草很干净。1961年4月中旬，省委召开三级干部会议，将蒙坑大队的做法和新兴县另外一个大队实行三 成供给、七成按劳分配的做法一并印发给了与会同志。

　　那次座谈会后不久，梁纪南、苏品芳又被请到广州，中央调查组的同志告诉他们：“你们所提出的意见，都是正确的 。请你们放心，中央很快就会下达指示。”他们听了，心情十分兴奋。[12]

　　为了解决全国农村、农民和农业问题，毛泽东在广州还审阅了其他各地的调查材料，并与前来参加南三区会议和中央 工作会议的同志进行认真的探讨。3月23日，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对《关于调查工作》一文作了长篇阐释。他指出：最近几 年吃情况不明的亏很大，付出的代价很大。“这几年出现的高指标等问题，总的责任当然是我负，因为我是主席。我的责任在 什么地方呢？为什么到现在才提倡调查工作呀？为什么早不调查呢？而且我自己也没有下去，搞一个公社、一个工厂的调查。 为补过起见，现在我来提倡一下。今年我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过一次，九中全会上又讲了一次，这次会议还得讲一次。”[1 3]他还指出：要作系统的由历史到现状的调查研究，省、地、县、社的第一书记，都要亲自动手。不做好调查研究，一切工 作都无法做好。不要怕听不同的意见，原来的判断和决定，经过实际检验，是不对的，也不要怕推翻。毛泽东还对邓子恢下农 村调查研究，大加赞扬。同一天，经毛泽东提议并亲自修改补充，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认真进行调查工作问题给各中央局，各 省、市、区党委的一封信》，指出：一切从实际出发，不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必须成为全党干部的思想和行动的首要准则。

　　中央工作会议经过充分的民主讨论，集思广益，通过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农业六十条》) 。条例规定：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多劳多得，不劳动者不得食的原则；人民公社各级的规模都不宜过大，特别是生产大 队的规模不宜过大，以避免在分配上把经济水平相差过大的生产队拉平，避免队与队之间的平均主义；实行公社、大队、生产 队三级所有制，生产大队为基础；公社管理委员会在领导农业生产中，不可管得太多太死，不许瞎指挥；分配上工资(按劳分 配)部分至少不能少于七成，供给部分至多不能多于三成；在办好集体经济的条件下，允许和鼓励社员利用剩余时间和假日， 发展家庭副业，社员个人所有的一切生活资料，永远归社员所有，任何人不得侵犯，等等。中央工作会议于23日结束。会后 ，从中央到地方，各级领导人纷纷深入农村作调查。不久，中共中央又决定在广州通过的《农业六十条》基础上加上以生产队 为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办不办公共食堂完全由社员讨论决定；取消分配上的部分供给制；社员的口粮分配到户，由社员 自己支配等措施。

　　这些措施，是毛泽东和党中央经过大力倡导并身体力行调查研究、民主决策，在吸收了包括基层干部梁纪南、党向民 、苏品芳在内的广大干部群众意见后出台的。这是民主政治的重要体现。这些措施纠正了农村人民公社中若干突出的错误，解 决了当时群众反映最强烈的紧迫问题，得到广大农村基层干部和社员群众的拥护，从而起到了调动农民积极性、促进农业生产 的恢复和发展的积极作用，使全国农村工作、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逐渐走出困谷。

　　上述毛泽东在广东的调研活动和《农业六十条》的出台过程，实质上就是发扬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准确掌握社情民 意，按照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意志进行决策的过程。江泽民指出，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归结起来，就是我们党必须始终坚持“三 个代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本质在坚持执政为民。这与人民当家做主这一社会主义本质是一致的。历史经验证明，要 做到执政为民，党和国家的决策就必须体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这就要求决策者不仅要具有为民谋利之心，而且要广 泛听取各种意见，充分发扬民主，准确掌握社情民意。只有这样，才能把人民群众的利益把握好、维护好、实现好。50年代 后期的失误，就是因为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遭到严重损害、领导者的主观愿望严重脱离实际造成的。毛泽东和党中央大兴调查 研究之风，恢复和发扬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因而能够掌握真实的社情民意，进行民主决策，才扭转了全国农村的困难局面， 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才得到改善和发展。

　　历史经验又证明，只有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我们党才能够集思广益，发挥广大干部群众的 聪明才智；才能够正确认识和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和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历史经验同样证明，只有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确保广大干部群众能够讲真话、诉实情，疏 通社情民意表达的渠道，我们党才能够避免或发现失误，纠正失误，才能够始终坚持“三个代表”。

　　(本文作者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

　　注释：

　　[1]《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54页；陈弘君、李淼祥、官丽珍、李惠敏等：访问 原里洞公社蒙坑大队支部书记梁纪南遗孀梁秀彬、蒙坑大队支部文书梁云泮记录，2003年1月7日；陈弘君、官丽珍等： 访问原新兴县委书记曹潮兴记录，2003年1月8日。

　　[2]中共广东省委《关于新兴县里洞公社发生严重水肿病人和饿死人事件的通报》，1960年4月25日；陈弘 君、叶文益、肖燕明：访问苏品芳记录，2002年7月12日。

　　[3]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第903～904页。

　　[4]《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9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436页。

　　[5]《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9册，第440～441页。

　　[6]《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52、254页。

　　[7]《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251～254页。

　　[8]《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9册，第443～444页。

　　[9]《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9册，第445页。

　　[10]《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9册，第456～457页。

　　[11]《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9册，第456页。

　　[12]陈弘君、叶文益、肖燕明：访问苏品芳记录，2002年7月12日。

　　[13]毛泽东：《在广州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261～262页。

　　摘自：《中共党史研究》2003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