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晓平：忆慈父王任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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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晓平，1943年7月2日生，1968年毕业于清华大学无线电系。先后就职于山东酒精厂、太原钢铁公司、西安电力公司、上海市人民政府经济委员会，2008年4月退休。曾任上海市第十届妇女联合会支委和上海市第十届政协委员。


王任重，1917年1月生，河北景县人，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3年至1938年任河北省景县乡村师范学校党支部书记，中共景县县委委员，河北省泊镇区委委员，津南工委委员，在延安中共中央党校学习。1938年至1945年任冀鲁豫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冀南五地委书记，冀南区党委组织部部长、宣传部部长、区党委常委，冀南行署副主任、党组书记。1945年至1949年任冀南行署副主任、主任、冀南区党委副书记。1949年至1966年任中共湖北省委常委、湖北省政府副主席，中共武汉市委第一书记、武汉市副市长、代市长，中共湖北省委第一书记，武汉军区第一政治委员，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二书记、第一书记。“文化大革命”期间，1966年至1977年受迫害被关押。“文化大革命”后得到平反。1978年起任中共陕西省委第二书记、陕西省革委会第一副主任，中共陕西省委第一书记，陕西省革委会主任，国务院副总理，国家农业委员会主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1983年6月当选为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1988年4月当选为政协第七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1992年3月16日在北京逝世。中共第八届中央候补委员，第十一届、十二届、十三届中央委员，第十一届中央书记处书记。


童年记忆中父亲的影像

由于战争，我一直被寄养在农村外婆家，9岁才回到父母身边。

记得是在冬天，我和外婆跟到火车站接我们的母亲一起，来到我们在湖北的第一个家——武汉市一元路8号。我们一进客厅，正在弹钢琴的父亲立即站起来，外婆一边赶忙往前推我一边说：“快，叫爸爸。”我吓得躲在外婆身后，这时瘦瘦高高的父亲的一只大手已抚摸在我头上。“你们来了，啊，已经长这么高了，快成大姑娘了。”这虽不是我第一次见到父亲，却是我记忆中第一次感到父亲的威严与慈爱。那温暖的抚摸，深深地印在我幼小的心田。

我到武汉后，很快被送入一所住读小学，后来上中学、大学也都是住校。除假期和节假日外，都在学校过集体生活。父亲作为湖北省主要负责人，一年中往往有三分之二的时间不在家，不是去中央或中南局开会，就是下基层搞调查研究。因此，和父亲相处的时间十分有限，留在记忆中的更是珍贵的往事。

我学生时代时，父亲是一个英俊、聪明、开朗的中年人。他珍惜一切与家人相聚的日子，认为节假日应属于个人自由支配的时间，不提倡节日加班，公开反对把公事弄到家里去办。每逢周末和节日，父亲总是带上我们全家找个安静的地方，享受天伦之乐。打扑克是我们家共同的游戏。

父亲酷爱文学，家中有很多书籍，订有多种报纸杂志，为我读书看报创造了良好的环境。读小学时，父亲就要求我养成记日记的习惯（他自己也一直坚持记日记），常利用休息时间查阅我的日记，耐心地帮我分析哪些写得好，哪些写得不好，并经常亲自帮我修改病句。他反对记流水账，经常启发我，对事物要有观察、有分析，然后提出自己的感想或联想，从而培养我的文学修养和观察分析事物、独立思考的能力。

记忆深刻的话和三封信

1962年春天，学校组织下乡劳动，我因患慢性肝炎不能去。时值父亲要下乡检查工作，为了让我有机会对农村有所了解和接触农民，就带我同去。沿途，父亲除了到大田里去查看庄稼生长情况外，还在田间村头与农民谈话，仔细了解农民的衣、食、住、行情况。所到之处，均住在当地县或地区招待所里，在招待所的食堂就餐。这些食堂都很小，只能放两张方桌，饭菜很简单。当地干部除个别陪同检查工作而来不及回家吃饭的一起就餐外，没有什么专门陪吃的人。回来途中，父亲饶有兴趣地给我讲解毛主席诗词《游泳》。他告诉我，“才饮长沙水”，不是指长沙的水，而是专指长沙市郊一口井里的水；“又食武昌鱼”也不是指武昌的鱼，而是武昌县一个水库里的鳊鱼。由于此处的水流很急，故这里的鱼，肉质特别细嫩、鲜美，毛主席很喜欢吃。

父亲还告诉我，毛主席喜欢湖北，每年至少到湖北来一次。主席在湖北期间，父亲作为地方领导人，从未单独宴请过他。相反，倒是有时开会开晚了，到了吃饭的时候，主席留他共餐。主席的饭菜也十分简单，只有一点特殊，那就是每餐都少不了辣椒。

1963年，我进京读大学以后，学校开展学习“九评”和防修反修大讨论。当时学生思想十分活跃，围绕着树立什么样的人生观和世界观提出了各种观点。我作为一个在比较单一的环境中长大的学生，面对这种五光十色的大学生活，真是眼花缭乱，不知所措。正好，此时父亲来京开会，我将自己所有的疑惑向他倾诉。父亲十分关心当代青年人的思想动态，不时提出问题，对一些细小的问题也问得很清楚。父亲并没有急于回答我的问题，而是让我多听、多想。直到他开完会临回湖北之前，才郑重其事地和我谈了一次心。他从自己的童年一直讲到参加革命，使我了解了许多以前不知道的事情。父亲告诉我，我们家祖上本姓赵，由于贫穷，家中孩子多，养不起，太爷爷把我爷爷送给一个没有孩子的农民家，自我爷爷一辈即改姓王。父亲自小聪明好学，但因家贫，只读到乡师就辍学了。父亲多次对家人讲，要不是家里穷，我不是当数学家就是当艺术家。正是因为强烈的翻身求解放的欲望，促使父亲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父亲对我说，“命运”是唯心主义对人生的认识。从辩证唯物主义出发，人的一生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与偶然机遇的相结合。如果没有日本侵华战争，我和你母亲不可能追随共产党参加革命，日本的侵华战争这一大的社会必然，造就了成千上万个革命者。至于我是否和你母亲结婚，那就是必然中的偶然。没有我们的婚姻，也就不可能产生你的存在。中国人民肯定要打败日本侵略者，这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也只有在这个大前提下，你才有可能念大学。至于你是上清华还是上北大，那是有一定的偶然性的。青年人不应信奉“命运”，而应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投身于三大革命实践中去，干一番事业，塑造轰轰烈烈的人生。正是父亲这一次谈话，伴我走过了尔后到来的“文革”浩劫的艰难历程。

父亲于繁忙的公务中，仍挤时间给我写信，记忆最深的有三次。一次是中学时，父亲在北京开会期间，中央决定公开与苏共的分歧，就是否坚持马列主义等一系列重大意识形态问题与苏共进行辩论。父亲对党中央在国际共产主义危重时刻，中国共产党能坚持独立自主，大无畏地高举马列主义大旗，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英明决策由衷地拥护，并对前途充满信心。父亲就此给我写了一封长信，还附了一首小诗，来抒发他的激动之情。

另一次是1965年，得知我被批准为中共预备党员时又给我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长信，抬头第一次称“晓平”同志。信中表达了父亲对我的祝贺与鼓励，要求我要树立坚定不移地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人生观，严格要求自己，刻苦学习文化知识，作一个德才兼备的革命接班人。

第三次是“文革”初期。父亲担心我面对这么大的政治风雨会晕头转向，在毛主席的《我的一张大字报》公开发表以后，正在养病的父亲给我寄来一封信，叮嘱我要经受考验，学会在大风大浪中游泳。特别嘱咐我要牢记二条：一是坚持共产党的领导，二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

牢狱中的父亲震撼了我

其时，身为中央文革领导小组副组长的父亲，当时对那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思想上毫无准备，感情上无法接受，行动上无法与康生、陈伯达、江青合拍，以致江青等多次到毛主席面前告状，说王任重另搞一套、架子大，与她对着干，干什么事情都不与中央文革小组的其他人商量等等。更让父亲和我们家人没有想到的，1968年，江青之流以“CC特务”的诬名把他投入大牢，长达8年之久，我们一家同全国人民一道共同经受了十年浩劫的煎熬……

1972年秋，林彪事件后，我大学同学带信给我说，可以向党中央提出申请探视父亲。经中央批准，那年冬，我们天各一方的兄弟姐妹5人，相聚在北京，前去秦城监狱看望父亲。已经坐了4年监狱的父亲，因身陷囹圄，行动受限而发胖，但精神尚好。由于中央不批准母亲同我们一起探视，父亲首先问到母亲的情况，当得知母亲健在非常高兴。他说，你妈妈非常坚强，我入狱前最后一次见到她，她对我说，不论遇到什么情况，你都不能自杀。如果你自杀了，我会带着孩子们往你身上吐唾沫。这么多年来，我一直记着她这句话。爸爸又说，你妈妈平时对你们要求很严是有好处的，如果不是她平时培养你们勤俭节约吃苦耐劳，你们怎么能度过这几年的艰苦岁月呢！

在去看望父亲之前，父亲一些在京的老战友告诉我们，你父亲没什么问题，他是党内公认的毛主席的好学生，他就是得罪了江青，叫他给江青写个信，认个错先放出来再说。当妹妹把这个话传达给他时，父亲非常严肃地说，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我是在党的会议上发表个人意见，我没有必要，也不可能向任何个人承认什么错误，就是让我把牢底坐穿也决不会那样做。铮铮之言，掷地有声，这一声呐喊震撼着我的心灵！也是我第一次看到了温和可亲的父亲的愤怒和坚强。

就是在牢狱之中，父亲也还是个乐天派，还在追求生活的情趣。他利用吃剩下的玉米糊，把最后传到他这里的报纸和《红旗》杂志的封面及里边的彩色夹页做成形状各异的小盒子，送给我们留作纪念。这里边凝结着多少父亲对自由的向往和对家人的思念啊！

父亲的三峡情结

父亲对三峡的态度差不多是人所共知的，他是坚定地主张快上的。他的三峡情结源于1954年湖北百年一遇的特大洪灾。作为当时湖北的主要负责人，湖北抗洪总指挥，他忘不了被洪水淹没的粮田（4800万亩）；死于洪灾中的群众和抗洪战斗中的英烈；也忘不了住在江堤上席棚中的灾民……

1981年，父亲主动向中央请求，愿意担负三峡工程的领导工作，准备对工期不拖延，投资不突破等问题立“军令状”，遗憾的是未获中央批准。“文革”后，父亲先后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农业委员会主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兼财经委员会主任，后来到了全国政协。子女们曾劝过父亲，请他别再那么操心，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免得引起误解。而父亲却不这样看，他认为在以经济工作为中心的今天，作为一名老党员，一个了解情况的人，无论有没有职务都有责任，促进这项有益于国计民生的重要工作。

父亲人生的最后几年，盼望三峡工程上马的心情变得更加迫切。1991年2月，一直热心促进三峡工程的王震副主席和父亲还邀请十几位著名学者和有关领导召开座谈会，再次呼吁三峡工程尽早上马。王副主席和父亲都已经是老人，他们知道在有生之年看到工期近20年的三峡工程建成肯定是不可能的，但为了造福祖国和人民，他们还是坦诚地表达了拳拳之心。

本来，1991年2月下旬，医生发现父亲的心脏有些异常，建议他住院检查，但他执意要等“两会”结束后再去。三峡工程在父亲心中的分量是太重了，太重了。他牵挂着即将召开的全国人大对三峡工程进行的表决，牵挂着人民的期盼，毛主席的遗愿和周总理的嘱托……由于病情进一步加剧，3月9日父亲在医生反复敦促下住进了医院。

3月16日凌晨，住院后的第7天，父亲的病情由心肌梗塞恶化为心力衰竭，永远离开了我们。十几天之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三峡工程的议案。父亲近40年的心愿终于实现了。亲爱的爸爸，您可以安息了。

根据父亲的遗愿，他的骨灰撒进了长江武汉关的江面，撒进了三峡水库大坝将奠基的中堡岛岸旁的江中。

“不怕不怕，爸爸不怕”

令我难忘的还有1988年春。上海甲肝流行，来势凶猛，弄得人人自危，外省市对上海客人都采取了一定的防范措施。春节过后，我到北京开会，住在宾馆里。宾馆的工作人员视上海来的人如瘟疫，见了就躲得远远的。在这种情况下，考虑到父亲是国家领导人，且年岁已高，为了对他的健康负责，会后不打算回家居住，只去看望一下。当秘书将我的考虑向父亲报告以后，父亲立即叫秘书通知我：“开完会就回家。”到家后，我见到父亲双手合十说：“为了您的健康，我就不和你握手了。”父亲把我搂在怀里，一边大声说：“不怕不怕，爸爸不怕。”在父亲温暖的怀抱里，这几天以来在大会上受到的歧视与冷遇所造成的心理压力一扫而光。

2007年元月15日，是父亲的90岁诞辰。父亲离开我们已经15个年头了。我们子孙后代将聚集到武汉——他的第二故乡进行祭奠，我们还要到三峡大坝去看望他，我们可以告慰他的是，全世界注目的世界第一大坝已经建成，三峡的电已经输往了全国各地及上海。他一定也看到了高峡出平湖的美景，听到了中国人民胜利的欢笑声。

父亲生前表示，他不准备写回忆录和自传之类的东西。他认为他个人没有多少好写。他去世之后，只要党组织给他一个合格的共产党员的评价，他就心满意足了，至于他的一生功过，留给历史和后人去评说。

父亲对于我们的爱好和志愿总是给予支持和鼓励，从来没有要求我们能够出人头地，只要求我们做个正派诚实的、能够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我们牢记他的教导，按照他为我们树立的榜样做人。我们深深地懂得：作为子孙后代，我们不仅是他生命的延续，我们血管里流动着他的血，我们还是他奋斗终身的理想和事业继承者。

爸爸，您一定还记得母亲为你送行时作的诗篇：


为民服务六十年，竭尽心力作奉献。

遗骨长江归大海，子孙承志谱新篇。


我们以将此作为家训，一代一代地传下去。

亲爱的爸爸，我深深地爱着您，永远怀念着您。


摘自《红星照耀的家庭》，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10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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