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在中华大地上发生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大跃进”运动。
对于“大跃进”和同期的“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写道：“由于对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足，对经济发展规律和中国经济基本情况认识不足，更由于毛泽东同志、中央和地方不少领导同志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没有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和试点，就在总路线提出后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
这段话，认定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消极后果，也简要指出了这两场紧密相连的运动得以发动的原因。
此后,中央党史研究部门、学界和民间对这场运动进行了多视角的研究、回顾和反思。
大量事实表明，“大跃进”之所以能够发动起来并延续多年，除了“经验不多”、“急于求成”等因素以外，还有两个更重要的原因：一个是邓小平同志在1980年所说的“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的家长制”；一个是农民自主权缺失。而这两大因素，都是通过一系列运动形成的。
1、农业“合作化”及紧随其后的“社会主义大辩论”
1953年6月15日，毛泽东主席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批评了“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确保私有财产”等观点，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即“在十年到十五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1955年春，由于农业合作社发展太快太猛，加之政府多购了70亿斤粮食，全国出现了紧张情况。中央农村工作部在国务院副总理兼部长邓子恢主持下提出“停止发展，全力巩固，适当收缩”的方针。中共中央政治局批准了这个方针和具体计划；毛泽东主席也表示同意，并提出“停缩发”的三字方针，但到五、六月，他改变了态度，要求农业生产合作社在原有基础上翻一番。同时，严厉批评邓子恢和农村工作部对农业合作化的态度是“右倾保守”、“小脚女人”；批评浙江省的收缩方针是“站在资产阶级、富农、或者犯有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的富裕中农立场上替少数人打主意”而“犯出的右倾的错误”。
1955年10月，毛泽东主席在中共七届六中全会上说：“要使帝国主义绝种，封建主义绝种，资本主义绝种，小生产也绝种”。
在不断反“右倾”的压力下，各地不择手段地强迫农民入社。到1956年11月底，原计划用十五年或者更多时间才能完成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不到四年时间就宣告完成了。
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既为而后的“大兵团作战”提供了载体，又为人民公社的“一平二调”创造了条件。
但是，由于所谓“合作化”没有建立在农民自愿基础之上，“合作社”管理混乱、分配上平均主义等问题很快凸显出来。1956年秋收分配前后，社员不满情绪凸现，很多地方出现“拉马退社”风。到1957年春夏之交，退社风潮有增无减。如，仙居县全县33个乡镇中竟有29个乡镇先后发生了退社和闹事事件；全县302个合作社中，完全解体的116个，部分垮掉的55个，入社农户由91%降到19%。
当时，我们已经将整风运动转为反右斗争。在农村，则针对“退社风”开展了一场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也叫“社会主义大辩论”。由于把这场运动定性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并要求对“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的反动煽动言论必须及时地有力地给予反击”。所以，实际上的“大辩论”演变成对农民鸣放出来的各种意见进行蛮横压制和批判，并发生了乱打乱斗。如：河北省清苑县打了230多人；陕西省咸阳县斗争了158人，有79人被捆绑吊打；云南省宜良县斗争了643人，其中被打102人，自杀15人。一些地方还随便给所谓“落后”分子扣右派帽子。河北省邢台县的王快村有居民400户，就抓出了右派65户。这场运动虽然刹住了拉马退社风潮，促进了粮食征购。但其负面作用更为突出、影响更为深远：一是掩盖了农业社规模过大、公有化程度过高和干部作风等方面的问题，使整风整社的一些措施难以得到落实。二是这场运动既是“八大”正确路线遭到改变的结果，也是“阶级斗争为纲”路线得以确立的一个主要因素。三是这场运动既是反右扩大化的延续，也是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先声。通过大批右倾保守，1957年冬1958年春的大跃进得以顺利发动；通过大批资本主义倾向，“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在1958年普遍建立起来。四是通过大辩论，压缩和关闭了粮食市场，为高征购扫清了道路，埋下大饥荒隐患。
2、反对“分散主义”和批判“反冒进”
邓小平同志在1980年说：“我们历史上多次过分强调党的集中统一，过分强调反对分散主义、闹独立性，很少强调必要的分权和自主权，很少反对个人过分集权。”
早在1953年初，因为国家政务院按照《共同纲领》的精神颁布了《全国税收实施要则》，取消了原先对国营经济及合作社经济税收方面的若干优待，遭到毛泽东主席的批评。毛主席认为政务院犯了“右倾机会主义”和“分散主义”的错误。所以，刚刚进行一个多月的“新三反”(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命令主义、反对违法乱纪)在中央人民政府内转为反对“分散主义”运动。随后，中共中央作出“加强中央对于政府工作领导”的决定。
1955年底，毛泽东主席要求提早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并强调“不断地批判那些确实存在的右倾保守思想”。1956年初，国务院各部召开的专业会议纷纷将原先规定12年或8年完成的任务，提前到5年甚至3年，急躁冒进倾向越来越明显。同年2月至5月，周恩来总理强调“冷静”，认为反保守、反右倾“不能一直反下去了”。6月上旬，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了“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即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一年后，1957年9月，在确立阶级斗争为主要矛盾的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主席指责1956年“来了一个右倾，来了一个松劲”。11月，他到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四十周年庆典时，给国内打电话，说1956年的“反冒进”是不对的，搞社会主义就要冒一点。1957年12月和1958年1月初，他在杭州召集两次会议，严厉批评了周恩来等人反对急躁冒进的主张。接着，又在南宁会议、北京政治局扩大会议和成都会议上，强调反冒进是“政治问题”，反冒进的同志已到了“和右派差不多的边缘，只剩了五十米”；“冒进”是“马克思主义的”，“反冒进”是“非马克思主义的”；“今年下半年你们就会看到，要有一个‘大冒进︐了”。 周恩来、陈云等与“反冒进”有关的国务院领导人先后作了检查。
1956年9月，中共“八大”强调“坚持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制度，反对个人崇拜”。但一年半以后，毛泽东主席却在1958年3月召开的成都会议上对个人崇拜作了另一番解释。他说：反个人崇拜，“有个人目的，就是为了想让别人崇拜自己”；“一个班必须崇拜班长”，“与其你独裁，不如我独裁好”。 在毛主席讲话后，中央和地方大员纷纷发言，对他进行颂扬。
通过反对“分散主义”和批判“反冒进”运动，并重新肯定个人崇拜，消除了高层不同声音，扫清了发动“大跃进”的障碍。八大二次会议，正式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吹响了“大跃进”的号角。
3、“拔白旗、插红旗”
1957年11月18日，毛泽东主席在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提出“超英赶美”的口号（15年钢产量超过英国）。1958年4月15日，毛泽东主席在《介绍一个合作社》的批语说：“十年可以赶上英国，再有十年可以赶上美国。”同年5月，在八大二次会议上，毛主席表扬了河南省委第二书记吴某某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发言，点名批评讲真话的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犯了路线错误，决定免去潘的职务。
就在这次会议（八大二次）上，一位国务院副总理提出“七年赶上英国，十五年赶上美国。”毛泽东主席在批语中将其修改为：“七年赶上英国，再加八年或者十年赶上美国。”一个月后，毛泽东主席在军委扩大会议上说：我们3年基本上超过英国，10年超过美国，有充分把握。
也是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主席提出“拔白旗、插红旗”的要求。随后，经过6月1日《红旗》杂志创刊号的宣传，全国上下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拔白旗、插红旗”运动。很多对“大跃进”、浮夸风持怀疑态度的党员干部甚至普通工人农民被当做“资产阶级白旗”遭到批判、处分。仅在江苏省，1958——1960年受到错误处分的生产队长以上的干部党员就有21万人，群众22万多人。其中，相当一部分是被当做“白旗”拔掉的。
与此同时，从中央到地方一批跟风浮夸的官员得到重用和提拔。
4、人民公社化
1957年冬，四川泸县为兴修水利，决定将全县3000多个中小型农业合作社合并成700多个大社，毛泽东主席得知后，指示起草有关并大社的文件。
1958年3月成都会议上，毛泽东谈到并社问题时说，除了地广人稀的地区外，五年内逐渐合并。4月8日，中央政治局会议批准了成都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把小型农业社适当地合并为大社的意见》。1958年4月下旬，毛泽东主席在谈到未来农村的组织形式问题时说：那时我们的乡村中将有许多共产主义的公社。
1958年8月，毛泽东到河北、河南、山东三省农村视察，所到之处，都鼓励并社、办大社。他称赞河南省新乡县刚成立不久的七里营人民公社，说“人民公社名字好。”在历城县北园乡，他听到亩产4万斤稻谷的离奇消息，却鼓励说“好”，你们“一干就干大的”。在河北徐水县，他肯定了“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的做法，还和吹牛皮的县委书记探讨起“粮食多了怎么办”来，让农业社社员“一天吃五顿饭”。随后，中央派工作组到徐水，开展“共产主义试点”；《人民日报》连篇累牍地发表歌颂徐水人民公社的文章。
当月（1958年8月），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印发了毛泽东亲自审阅修改的河南省遂平县《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试行章程》，作出《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毛泽东主席在会上说“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就是共产主义。”；会议号召“全党全民为生产1070万吨钢而奋斗！”
会后不到两个月，全国实现了人民公社化。随后，共产风和浮夸风紧密呼应，全国上下掀起了大炼钢铁、大办公共食堂和争先恐后放高产卫星的狂潮。广西环江县放出高产卫星——水稻亩产13万斤，竟然登上了《人民日报》等众多媒体。
5、庐山会议开始的反对右倾机会主义。
实际上，大跃进运动进行不到半年，各种严重问题就显现出来。从1958年11月郑州会议开始，到1959年7月庐山会议召开，毛泽东主席提出了一些“压缩空气“、“去掉虚报、浮夸”的要求，上上下下开始有限度地“纠左”。但是，毛泽东主席又反复强调，大跃进成绩伟大，缺点是“十个指头中一个指头的问题”，是群众运动中不可避免的。同时，批评“下面的同志”“把三级所有制之间的区别模糊了”。还以个人名义发出《党内通信》，直接发给省至小队六级干部。信中措辞严厉地批评了“大跃进”以来的某些左的错误，并要求省以下六级干部不要讲假话。至于他老人家本人一意孤行的严重问题，却没有涉及；而且他老人家仍然对“吃饭不要钱”情有独钟。1959年4月初召开的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上，仍然通过了1959年“实现国民经济大跃进的宏伟计划”。
1959年8月的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同志的一封信，引起毛泽东主席的震怒。会议改变了原定议程，中断了有限度的“纠左”，在全国开展了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一大批敢说真话的干部再次被打倒。左上加左的“五风”更加变本加厉地刮起来，终于酿成了三年大饥荒的悲剧。
邓小平同志在1980年指出： “从一九五八年批评反冒进、一九五九年‘反右倾︐以来，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逐渐不正常，一言堂、个人决定重大问题、个人崇拜、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一类家长制现象，不断滋长”。“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或少数人手里”，“党的一元化领导，往往因此而变成了个人领导”。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60年前的经验教训必须认真总结、吸取。
资料来源：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二卷）》；金冲及：《二十世纪中国史纲》；罗平汉：《天堂实验：人民公社化运动始末》；罗平汉：《简论1957年农村两条道路的大辩论》；宋连生：《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始末》；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黑龙江省委农工部：《黑龙江农业合作史》；王东维：《三次农村社会主义教育及其启示》；高化民、刘军：《对一九五七年两条道路“大辩论”的历史考察》；黑龙江省志、部分县志。
(作者简介:李克军，原黑龙江省委巡视组副厅级巡视专员，曾在两个县（市）担任县委书记近9年。退休后就地方治理、基层组织建设、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等问题发表调查报告、理论文章和时政随笔一百余篇，著有《乡村视野》、《官话实说》、《县委书记们的主政谋略》)
| 
发表于 2022-4-27 07:53: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