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炯华：怀念杨献珍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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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念杨献老

王炯华

今年7月24日，是杨献珍同志的百年诞辰。想到他耄耋之年为拙著写序，心情不能自抑…… 。
1987年12月30日，我在中央党校参加中国现代哲学史学会成立大会暨首届年会后去三里河看望杨老。我带去范学德先生搜集的30年代张岱年与叶青关于“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论争的资料，杨老阅后十分高兴。他还由叶青的“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及其“物心综合论”说到哲学界的一些趣事，并题赠我《杨献珍文集》第2卷。

1991年10月，我应邀在人民大会堂参加首都理论界纪念李达同志100周年诞辰座谈会之后，与李达夫人石曼华同志去北京医院看望杨老。此时，他已住院二年多了。因气管问题不能进食而靠鼻饲。但他精神很好，见我们去看他，他满脸笑容。
三个月后，我又去中央党校参编《纪念李达同志一百周年》一书，再次去北京医院看望杨老。此番看望，觉得他笔者拜望杨老（1988）
身体大不如前。因为他低烧不止，精神疲倦，轻声呻吟。见我进去，他欲说话，但已模糊不清。我用纸写上：“敬颂献老健康长寿，百岁不老！石曼华同志嘱我问候您。”他拿着纸条不肯放下，又欲说话，但仍未能说清楚。看到他老这个样子，我很悲伤。我有一个不祥的预感：也许这是我最后见这位倔强的老人了。
1992年8月25日，一代哲学泰斗走了。虽说他大难不死仁者寿，终年96岁。但想到他四年之后即是期颐，想到他一生的坎坷经历和人格精神，想到他耄耋之年对我的恩惠，我遥望幽燕，哀思不尽。我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惊悉讣闻后，迅即给杨老哲嗣杨欣先生拍去唁电，敬挽两联：
（一）为民族赴难为革命坐牢演成六十一人叛徒案 为真理斗争为生民立命领衔三次哲学大论战
（二）革命硬骨头

现实哲学家
杨献珍是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卓越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家。他一生经历坎坷，始终执着追求，在他身上闪耀着崇高的人格光辉，具有感人的人格力量。
根据现代人格理论，个体的人格力量最重要的是智慧力量、道德力量和意志力量。杨献珍的人格力量正好集中体现在他哲学家的睿智、超凡入圣的道德和不拔的意志。
杨献珍出生在鄂西北汉水之滨手工业家庭。在民生凋蔽的本世纪初叶，即使得风气之先的通都大邑的手工业也生活维艰，何况他那交通闭塞的偏远山区。他的智慧发韧实得益于当地名士黄泽深斥资办学、免费课徒的义举。由于他的颖悟和努力，学途通达，最后毕业于武昌商业专门学校，接受了正规教育，造就了包括英文在内的新、旧学知识，蓄积了其智慧力量的较厚基础。而他那哲学家的睿智，则尤其得益于长期的革命经历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教学和研究。
如果说五四运动，杨献珍还只是关心国是的青年学子，那么从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起他就成了一位职业革命家。革命出生入死，革命也增长才干和智慧。而杨献珍在革命人生中的三次长达15年的牢狱之灾和外加三年半流放，又是他智慧的炼狱。他本来就嗜书如命，这些牢狱之灾也几乎成了他练达学问的课堂。无论是30年代在国民党的北平草岚子监狱，还是“文革”时期在北京郊区的一所军区监狱，他都读了许多马列著作。而“文革”入狱，仅1971年以后的3年多时间里，他就把《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和《列宁选集》，重读了多遍。他不仅因用左手支在被子上托着看（没有桌椅），连小棉袄和毛线衣的左袖肘部都磨穿了；而且每天对着墙壁讲两小时课，以至他走出监狱大门时，列宁的大部头著作《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他竟能熟背如流！
杨献珍拚命读书，又是他长期从事党校教育和教学的需要。他1940年调到北方局工作，陆定一要他给北方局党校讲《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自此，他一生与党校结下不解之缘，直至担任中共中央高级党校校长和中共中央党校顾问。为要讲课，为要主持党校工作，不言而喻，就必须拚命读书，必须进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研究。
坎坷的革命经历，拚命的读书研究，终于使他成为一位卓越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和理论教育家，他的智慧力量也就集中体现为哲学家的睿智。
所谓睿智，是通达明智，英明有远见。杨献珍实在是兼而有之。
杨献珍在新中国“三次哲学大论争”的立场和观点足以表明他英明有远见。在那种“左”的年代，火爆走红的哲学自然是急于“过渡”的“单一经济基础”论，为“大跃进”作论证的“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说和为以阶级斗争为纲作论证的“一分为二”说；但是历史已经证明，那并不是反映新中国时代精神的现实哲学，而只能是一种紧跟“左”潮的短视，即使火爆走红于一时，也只能是昙花一现！相反，杨献珍的“综合基础”论、反对为“大跃进”作论证的“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说和既讲“一分为二”又讲“合二而一”，则是甚合新中国时代精神的现实哲学，它不仅适用于它所提出的那些年代，而且适用于今天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不管它当时受到怎样的贬斥和讨伐，但却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它能经受历史的检验，具有长久的生命力。
大凡哲学家、思想家，能提出关涉国家和民族的前途与命运的思想、观点，就当属于传世之睿智而具有感人的智慧力量，因而也就必然英名远播，彪炳史册！唯其如此，俄罗斯汉学家布罗夫认为：“可以毫不夸大地说，在50至60年代之交的年代里，杨献珍是马克思主义学者当中事实上的领袖。”日本学者尾崎庄太郎认为“最近30多年来，中国哲学界一直存在着以杨献珍为中心的‘震源’”。而在杨献珍身处逆境时，李达却伸出大拇指说：“杨献珍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这个！”
就通达明智言之，杨献珍的睿智又表现在他的教学、著作和日常谈吐中的机智和幽默。这种机智和幽默，既是知识的积累，又是哲理的灵光。
林语堂认为幽默的情境是“深远超脱”，是“基于明理，基于道理之参透”，而最上乘的幽默，自然是表示“心灵的光辉与智慧的丰富”，属于“会心的微笑”。杨献珍揭露有关部门为保护几位哲学家的面子，就在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有关“同一性”译名上打主意，把列宁批判过的“同一性”一律改成“等同性”，结果变成列宁批判的是思维和存在的等同性（identity）,不是批判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identity）。耄耋之年的杨献珍说，同是一个identity（英文），同是一个Тождество（俄文），译成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就是唯物论，而译成思维与存在的等同性，就是唯心论。这就是说，“思维和存在的等同性（identity）是唯心论，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identity）是唯物论。这等于说，朝三暮四是唯心论，暮四朝三是唯物论，多么深奥的哲学啊！” 很明显，他用狙公喂猴的典故讥说对列宁原著中译的改版，就是一种使人发出“会心的微笑”的“最上乘的幽默”。
杨献珍进一步指出，这种未加任何说明的改版，给中国哲学界造成了思想混乱，直至有人提出所谓“辩证唯物主义的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他认为，这是哲学家把水稻杂交术搬用到哲学上来搞“心物杂交”，“培育出了一种唯心论的新品种，‘学名’叫做‘唯物主义的唯心论’，高级的叫做‘辩证唯物主义的唯心论’。”
杨献珍在教学中，既反对那种王袍莽服式的装腔作势，又反对那种“短笛无腔信口吹”式的信口开河，而是通过严谨的科学研究，深入浅出的表述。因而他的教学常常是幽默风趣的自然流泻，深受学员欢迎。
杨献珍出生山区小镇，自幼受到纯朴民风习染，少小读书上学，识文断字，增长知识的同时他得到理想情操的升华。特别是长期的革命斗争，更使他与国家、民族的前途和命运紧紧联在一起。这种因缘终于使他具有一种超凡入圣的道德。
所谓超凡入圣的道德，是说他的修养超过常人，道德上达到圣人的境界。朱熹说：“且看圣人是如何？常人是如何？自家因什便不是圣人？因什便只是常人？就此理会得透，自可超凡入圣。” 即是说，超凡入圣并不神秘，但却是实实在在的参悟、修养和践履。杨献珍同样具有七情六欲，但他却正如毛泽东评价白求恩那样，“脱离了低级趣味”，具有“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而“高尚”和“纯粹”，真可谓守身如玉，一如赤子，达到了圣人的境界。
杨献珍的超凡入圣，首先是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以对人民负责的高度责任感为民请命。这颇合张载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圣人境界。以“过渡时期的经济基础”为例，杨献珍认为“单一经济基础”论者不仅思想理论混乱，而且完全忽视新中国当时的非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合理性。他指出，如果把现实存在的非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置于过渡时期经济基础之外，这就等于把六亿人口的绝大多数置于现实的中国社会之外；而否认个体农民经济是过渡时期的经济基础，这就等于说，“建设社会主义可以不要农业”；最后，“按照他们的‘逻辑’，他们就不应当吃个体农民生产的粮食”。 这表明，他倡导过渡时期综合经济基础，既有理论与实际结合的正当性和合理性；又有“为生民”主要是农民和手工业者“立命”的立场和感情。
特别是，杨献珍反对1958年“大跃进”中的“共产风”、“浮夸风”，更是有胆有识地为民请命，亦是为生民立命！
对于“共产风”，杨献珍不仅断然指出，它事实上是反共产主义风，认为以平均主义为核心的“共产风”，其本质是私有制的普遍化；而且针对所谓共产主义“除了一双筷子一个碗是自己的，其余的东西都是公家的”说法，直截认为“这是叫花子共产主义，甚至比叫花子还穷，因为叫花子还有一条打狗棍嘛！”因此，刮“共产风”，“实际上是剥夺劳动者占有的生活资料”，“其结果必然是破坏生产力”。
对于“浮夸风”，杨献珍针对河南某县委书记所谓“不虚报就不能鼓足群众干劲，不虚报就不能促进大跃进的形势，不虚报就于群众脸上无光”等等说法说：“现在应当好好地检查一下，到底是虚报能鼓足群众干劲呢？还是实报能鼓足群众干劲呢？虚报的结果搞得群众没饭吃，搞得群众脸都浮肿了，这叫群众脸上有光吗？” 他大声疾呼：“有些人是有心弄虚作假，为了保住头上乌纱帽，说谎话，放假卫星，欺骗党和人民，还有什么党性？”他明知讲这些话要得罪人，“但为党和人民事业又不能不讲话。” 他还针对当时所谓“破条件、创造规律”的宣传说：“我劝这些搞唯物主义的人歇口气吧！已经‘创造’出挨饿的‘奇迹’来啦！不能再这样作孽了！”
杨献珍超凡入圣的境界又表现为顺乎自然。张载的《西铭》说：“存，吾顺事；没，吾宁也。”“顺事”，即顺乎自然，但平凡自然之中却有圣人境界。譬如，杨献珍身居高位却过着寻常人的普通生活，奉行着中国的传统美德。他“糟糠之妻不下堂”，始终忠贞不渝地善待他的发妻。他母亲早逝又因革命在外不能为父亲尽孝送终，却能移孝于后母，使老人能享天伦之乐，只是最终又受他“问题”的牵连而含冤去世。他朴实无华地生活，他兢兢业业地工作，他坦诚直率地待人等等，这自然都是中国寻常百姓做着的事，但却是那些“人一阔，脸就变”的权贵所不能做的事。也就是说，杨献珍当官而不做老爷，人“阔”而脸谱不变，一切顺乎自然，这就自然超凡入圣。
杨献珍劫后余生，在中央党校专门为他举行的平反大会上，他不仅不居功自傲，讲述自己沉冤洗雪之后的踌躇满志；相反，却是检讨自己工作中的某些失误，诚恳地向有关当事人道歉。因为他想的是不愧对人民。当他以86岁高龄回到阔别56年的家乡，面对父老乡亲的盛情欢迎，他也眼泪模糊地说：“我没有什么过关斩将的事迹，只是一个教书匠，对革命没有什么大的贡献，但几十年来，我没有给家乡人民丢脸。” 他的这种境界，正如《老子》所说：“生而不有，为而不恃……是谓玄德。”
杨献珍的超凡入圣还是一种气象。他饱经人生风霜，几次大难不死，而到耄耋之年，他白发如银，寿斑点点，剑眉挺拔，目光深邃，活脱出达观和恢宏！他享年96岁，正可应了“仁者寿”。
杨献珍所以久经考验，懿德垂范，又因为他具有不拔的意志。
所谓不拔的意志，是说他的意志不可移动，不可更换。
大凡革命家，不止是革命不怕死，砍头只当风吹帽；而且不幸落入敌手，还能经受严刑逼供，具有不拔的意志。杨献珍作为革命家，同样如此。他30年代初被捕，在北平宪兵司令部受秘密刑讯时，被单膀悬吊一个多小时，其左手腕已经骨折，但拒不吐露革命机密；他再次受刑，虽然疼痛难忍，觉得自己的双腿“好象锯掉一样”，却仍然坚不吐密。逼得敌人只好编造假口供，判了他“死刑”（随后，他同难友们在北平军法处看守所搞“翻供”斗争，才被改判为五年徒刑）。在北平草岚子监狱，他又积极参加地下党支部的活动，经受住了敌人对他的长期折磨和政治围攻等等，这都是一种不拔的意志。但这只是杨献珍英雄本色的一个方面。更能表现杨献珍不拔意志的是他“文革”的牢狱之灾。
杨献珍因为讲真话，因为“三次哲学大论争”中的坚定立场和观点，因为抵制1957年以后愈演愈烈的“左”的思潮，已经成为阴贼康生之流的眼中钉和肉中刺，再加上与刘少奇的工作关系和思想理论上的一致性，“文革”便使他在劫难逃！1967年5月，71岁的他终于被揪斗关押。9月23日，康生又下令将他逮捕。自此至1975年5月走出监狱，又被流放陕西潼关，直到1978年83岁的他才被平反回北京。他在“文革”这场没顶之灾的浩劫中大难不死，表明他具有多么惊人的意志力量！
首先，古稀老人坐牢和流放本身即为世所罕见！在中国这个具有尊老敬贤文明传统的国家，实在也是一个莫大的讽刺！何况他完全是无辜的。他在监狱里就这样自问自答过：“我到底犯了什么罪？我犯的是我没有犯过的‘罪’。”进而言之，这对他也是一个莫大的侮辱！他参与解放和建设的新中国，又身为中共中央委员、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常委，竟然不经任何法律手续和程序，就被投入“自己”的监狱，这又需忍受何等的冤屈！但是，曾经沧海难为水，他面对极不名誉的政治诬陷，面对人格和身体的侮辱和折磨，他心地坦然，精神旺盛，仍然理直气壮，无有愧色！作为大革命时期入党的老共产党人，他始终相信：“归根结底，党是最公正的。总有一天，问题会弄清楚，证明我是无辜的，我是一个革命者。”
“文革”中的牢狱之灾，他又是作为“要犯”关单间，并且直到1974年9月被监禁7年之后才被允许家属第一次探监。这也是一种世所罕见的刑罚！但是，他竟然熬过了这2600来个日日夜夜的孤独与思念！这同样是一种意志力量！“华子良”在敌人的监狱里用装疯卖傻的方式巧妙地与敌人斗争；杨献珍在“自己”的监狱里，如前所述，却用读书、讲课的方式顽强地生活，以保持正常人的思维方式和记忆、说话的能力。可以设想，他如果不是靠这种不拔的意志，不是采取读书、讲课的方式，作为耄耋老人的他，要么就根本过不了这一关而不能活着走出监狱大门；要么就会非疯即呆，成为非正常人！而这正是康生之流所企望的，可是杨献珍用自己人的监狱传奇粉碎了他们的阴谋！
杨献珍还泰山压顶不弯腰，无论是“文革”批斗，监狱单间还是“组织”结论，他不仅拒不认“罪”，而且据理斗争。因为他的案子主要是哲学“罪案”，也就是“文字狱”；因为他除了思维与文字，也已经被剥夺殆尽，被彻底专了政，他的据理斗争便采取了写“申诉”、“抗议书”和直接给毛泽东写信，在身陷囹圄、极端艰难的环境中竟写下数万字。真是字字珠玑字字血，篇篇正气篇篇魂，洋溢着一位彻底唯物主义者的大无畏精神，凸现出一位革命家硬骨头的钢铁意志。唯其如此，他的哲学“罪案”也就成了难得的精神财富。
杨献珍出狱平反之后，深感“饱经忧患，馀年无多”，他的身体也受到了极大的摧残；但是，他考虑的不是晚景的天伦之乐，而是“把自己的历史用红笔写到底”，密切关注理论上的正本清源特别是哲学上的拨乱反正，凭着惊人的意志，撰写和发表一系列论著；密切关注党的建设和共产党员的党性锻炼，发表讲话，编撰论著。可以说，他真正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杨献珍生于民族忧患，长于军阀割据，成于革命洪炉，而在革命胜利以后，又从1959年到1978年，经历了20年的坎坷。哲人其萎，精神永垂！后世兴许不再有他这样的哲学家，但他的人格力量将会激励和感召一代又一代关心国是、振国兴邦的人们！

（原载《坚持和弘扬彻底唯物主义精神——杨献珍诞辰100周年纪念文集》，中央党校出版社，1997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