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会欣：我的高考1977－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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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会欣，1949年9月生于香港，1982年毕业于南京大学历史学系，曾任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史料编辑部副主任。1988年12月返港定居，先后获香港大学哲学硕士、香港中文大学哲学博士，1990年起受聘于香港中文大学。现任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历史系兼任教授。他还是香港树人大学历史系、香港理工大学中华文化系兼任教授，并担任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客座教授。郑会欣教授长期从事中华民国史的研究，在民国经济史领域的学术成就蜚声海内外。

終于擠上了「末班車」

1977年10月在教育部召開的高校工作座談會上，鄧公在聽取了各方意見之後一言九鼎，決定立即改革高校招生制度，恢復高校招生考試的制度。就這樣，1977、1978年全國有千萬以上的青年參加了文革後的高考，其中數十萬考生通過考試進入了大學，成為恢復高考後的首批大學生，這就是如今人們常說起的「七七」、「七八級」。30多年過去了，作為當年的一名考生，當時的情景，特別是錄取前後的波折仍歷歷在目。我也常常對人講，我是恢復高考後擠上這趟末班車的最後一名乘客，因為在這之後對於招生的年齡有了較嚴格的限制，我如果1978年不參加高考的話，那我這輩子就會與大學無緣了。

上大學是我們這代人的夢想，但是學歷史卻不是我最初的理想，套用瞿秋白先生的一句話，我學歷史就是一場「歷史的誤會」，但自從入了史學大門，我也從來沒有後悔當年的這一選擇。

我是共和國的同齡人，文化大革命爆發前我已直升高中，我所在的中學是省重點，又是全省五年制中學的試驗學校，我的各科成績都不錯，照說高中畢業憑成績考大學估計問題不大。當然我也很清楚，像我這樣的家庭出身能通過政審，上個一般專業的大學就算不錯了，保密專業肯定是不能上的。然而一年後爆發的文化大革命徹底打破了我們這代人升學的美夢，記得北京四中和師大女附中的畢業生提出延期高考的呼籲，當時我還沒有甚麼感覺，可是這一延就是十多年啊！因此高中畢業之後，等待我們的唯一出路就是上山下鄉，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

繼北京大學、清華大學1970年試點之後，1972年，全國各個大學開始陸續招生，說是要在工人、農民、解放軍戰士和知識青年中通過考核，選拔一批具有實踐經驗的學員。當時的招生原則是「自願報名、群眾推薦、領導批准、學校複審」，目的是「上大學，管大學，用毛澤東思想改造大學」。這個消息又燃起了我求學的希望，於是趕緊複習已經丟棄多年的課本，可是很快又出了個「白卷英雄」，上大學  要講究出身，要靠推薦，要有關係，那幾年看到一批批工農兵學員走進大學，心中真是充滿了羨慕之情。而像我這樣既不是「紅五類」，又毫無後門關係可走的人想上學簡直是痴心妄想，因此多年來只能將求學的願望深深地埋在了心底。

1975年6月，我離開蘇北農村這個「廣闊天地」，招工來到徐州，當上了一名煤礦工人，後來又調到供銷科擔任計劃員。1977年10月下旬，雖然事隔多年，但這件事我記得還是很清楚，當時我到外地出差，旅途中聽到廣播，說是國家將從今年起改革高校招生制度，實行自願報名、統一考試、擇優錄取的原則，通知規定，除了高中畢業生可以直接報名參加考試外，對於其他考生的年齡也應適當放寬，為此特別還提出允許1966-1968年畢業的中學生(即老三屆)參加考試。聽到廣播的一瞬間，我的求學之夢不禁又重新燃起，然而這只是個閃念，多年來招工、招生中所遭受到的一次次挫折，又很快讓我心灰意冷，心想還是算了吧，何必沒事找事、自找沒趣呢？



上大学前，郑会欣曾是煤矿工人。

沒想到幾個月之後，我們礦上居然有十幾名同事考上了大學，其中有不少就是老三屆，而且據我所知他們的出身也不怎麼樣。此時父母親也不斷給我寫信，他們解放前都畢業於名校(父親畢業於上海交通大學機械系航空門，母親是燕京大學國文系的高材生)，當然希望他們的子女也能上大學。他們在信中說，以往因為家庭的海外關係和父母的歷史問題影響了子女的上學，感到十分自責；如今國家政策放寬，憑成績錄取，為甚麼不去試試呢？這番話和眼前的實例深深地打動了我，我終於決定報名參加1978年的全國統一高考。

決心雖然下了，但是考甚麼專業呢？當時我在距離徐州數十公里之外的一個小煤礦，不要說無法參加甚麼高考補習班了，就連一本中學的教科書也找不到。我掂量了下自己(經歷了那麼多的邉樱?l還不會分析個形勢呀)，十多年來蹉跎歲月，浪迹天涯，數理化早就忘得差不多了，要全面複習吧，時間又太緊張，考理科肯定有問題；好在自己平時喜歡看書，雖然不是那種有目的、有計劃，或偏重於甚麼方向的讀書，但也漫無邊際、雜七雜八地看了不少書，而且我這個人的記性還不錯，於是就決定報考文科。

此時距離高考的時間已經很短了，在這期間領導還不斷叫我出差，因此平時根本沒有空閒，只能晚上抽出點時間看看書。說句老實話，考文科其實就是吃老底，靠的是平時的積累，也沒有甚麼好準備的，於是我將主要的精力放在複習數學上。我那時已經在礦上從事管理工作，具備了一些經驗，也挺喜歡這行的，因此想報考文科類經濟或企業管理方面的專業。

1978年7月22日(如果我記憶不錯的話)，文革後第一次全國統一時間、統一試卷的高校招生考試開始了(1977年是由各省分別出試題)。我們的煤礦雖然地處徐州，但卻屬於揚州地區管轄，礦上的工人大多是來自南京、上海以及揚州地區各縣市的插隊知識青年，彼此間年齡、經歷差不多，上大學也都是大家共同的理想，因此全礦有不少人報名參加這次高考。礦上還不錯，專門為我們這些考生們準備了班車，考試的那幾天，我們幾十名同事就像當年參加科舉一樣，每天天不亮就從數十公里外的銅山縣乘車趕到設於徐州市第一中學的考場。當我第一天走進考場的時候，心潮起伏，思緒萬千，想想離開課桌已經整整十二年了！我再環顧四週，看到像我這樣的老考生還真是為數不少，此時心中似乎又有了一絲安慰。

記得我們文科是先考政治和語文，考完後自我感覺還可以，可是臨到考數學，有一題突然卡殼，耽誤了時間，也影響了後面的考試。幾天考試下來，心中還是挺懊惱的，沒想到準備時間最多的數學竟然沒有考好，作為文革前的高中生也真是不應該。後來高考成績下來了，數學真的是沒有考好，只有56分，所幸政治、語文、地理和歷史幾門考得還不錯，都在90分左右，其中歷史分數最高，五門課的總成績為409分，是我們全礦考生中的狀元。

分數出來了，緊接著就是填報志願，這可是個重要的事兒。我同家人商量，因為我考的是文科，選擇的餘地本來就很小，最理想的當然是南京大學，可是南大是江蘇乃至華東地區的名校，肯定有不少人報名，我一來年齡偏大，二來又沒有路子，一致認為報南大可能希望不大。當時正好停辦多年的中國人民大學宣布復校，我想人大本身就是文科院校，文革前的學員又大都是調幹生，也就是說對年齡的要求應該不會太嚴，講究的是有實際經驗，因此最後決定報考人民大學。

學校定下了，下面就是填專業了。因為數學考得不理想，所以我不敢填報工業經濟、企業管理這些吃香的專業，最後選擇的是農業經濟。之所以報考這個專業，一是因為農村經濟存在的問題確實太多，也需要化大力氣進行改革，而我曾在農村插隊將近七年，有切身的體會，也有一定的實踐經驗；當然更重要的原因是我認為這個專業較冷門，報名的人肯定不會太多，應該說機會還是挺大的吧。我還清楚地記得，當年報考學校的志願表中有一欄「是否服從分配」，我當時想只要有學上就行，就毫不猶豫地填上「服從」二字。

過了沒多久，各大學的錄取通知書便陸續寄來了，看到其他同事收到本省和外地高校的錄取通知書，先是重點學校，後是普通院校，我心中當然十分焦急，但總還是在想錄取通知恐怕還在路上，可能明天就收到了。可是一天天過去，最後竟然連淮陰師專、南通師專這些專科學校的通知書也都寄來了，還是沒有我。這時我再也坐不住了，於是就向我們的供銷科科長請假，說我要親自到省招辦(當年江蘇省招生辦公室設在鎮江)去查詢結果。科長對我也非常同情，他說你考了那麼高的分數竟然沒被錄取，簡直是豈有此理。這樣吧，你就直接到鎮江，順便到鎮江橡膠廠催一下貨，算你出差。

當晚我就乘火車從徐州趕往鎮江，找到我父親單位南京航空學院臨時派到招生辦工作的一位古老師，他幫我查了一下，然後告訴我沒有被錄取，雖然他沒有說明是甚麼原因，但我從眼神中可以看出他的同情。儘管我已經有了思想準備，但聽到這個消息後還是非常失落和難過。這時古老師又向我透露了一個消息，他悄悄地告訴我，由於今年參加高考的同學很多，成績普遍也不錯，省領導已經決定在落榜的考生中擴大招生名額，他鼓勵我不要灰心，趕快回去做準備。

後來我從其他渠道打聽到，因為我的第一志願是人民大學，所以材料最先被人大拿去，考分當然是合格的，可是由於父親的海外關係和歷史問題卻影響了我的錄取，但他們又不想馬上將我的材料退回，因此等到最後他們決定不錄取我的時候才拋出我的報名資料，可那時就連最後一批學校也都完成了招生工作。我個人的這段遭遇說明，儘管當時文革已經宣布結束，儘管招生的原則說是「分數面前人人平等」，但是講究出身、強調成份、注重政審那一套左傾路線還是很有市場。如果不是後來省裡實施擴招的政策，那我真的就被淘汰了。當然事後回過頭來再想想，幸虧人大那些人把我的材料扣下來，否則我已填寫了「服從分配」，憑成績肯定會被某一師專錄取，那我就會與南京大學無緣了。多年之後，一次我與當年號稱「京城改革四君子」的朱嘉明閒聊時又說起這段往事，我不禁開玩笑地說，如果當年人大錄取了我，很可能以後就跟著你們一起混了。朱嘉明聽了後趕緊說：還好沒錄取。

我在鎮江辦完事趕緊回到煤礦，不久擴招的通知果然下來了，我又重新填報志願。因為我考試的所有成績中歷史分數最高，因此這一次就將南京大學歷史系作為首選。我想肯定是參加招生工作的那位古老師回學校後反映了我的問題，因此南京航空學院的人事部門很快就派人到徐州，將我父親文革期間被審查的一些不實材料抽出來予以銷毀。直到今天，我都一直深深地感謝那位與我雖然只有一面之緣、但卻古道心腸、熱情相助的古老師。

以後的事兒就很順利了，不久我就收到南京大學的錄取通知，告知已被歷史系錄取。當年全省擴招的範圍相當大，但錄取的都是兩至三年學制的專科生，只有南京大學的匡亞明校長有魄力，有遠見，他決定入學兩年後再從擴招的學生中進行考核，按照10%的比例擇優選拔。因此1980年的夏天，我又通過考試進入了歷史系的本科班。

我們入學比本科班晚了兩個月，1978年12月中旬，當走進南京大學歷史系教室的那一刻，我就深深地感到，這將是改變我人生道路的一個關鍵時刻；可是當時我不知道的是，就在我進入大學的那些日子裡，北京正在舉行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而這個會議的召開，卻是改變我們整個國家和民族命叩闹卮筠D折。
本文由郑会欣老师提供

转自《南大口述历史》

http://mjlsh.usc.cuhk.edu.hk/book.aspx?cid=2&tid=4130&pid=88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