冒充领导干部的骗子李万铭的生存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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冒充领导干部的骗子李万铭的生存土壤

李万铭在1956年8月30日受审的时候，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法庭内旁听席上，被1000多名机关干部、人民解放军和工人坐满。《人民日报》先后万余字的报道，以及老舍以李万铭为原型创作的话剧《西望长安》，让这个政治骗子的名字传遍大江南北。最近混迹于云南等地的冒牌“国务院政策研究室司长”赵锡永，与他比起来只是小巫见大巫而已。

在被判刑之前，李万铭被组织评为“模范共产党员”、“战斗英雄”，成为中央林业部的行政处处长。虽然先天口吃，但他在当时的体制下，如鱼得水，竟然骗得包括林业部领导在内诸多高官的信任，可谓荒诞。

“你当过人民解放军吗？”“没有。”“你的口吃是在朝鲜战场上中毒得的吗？”“不是。”“身上有无枪伤？”“没有。”

这是上午九时一刻庭审后，检察官、律师与李万铭的一段对话，它所揭示的是李万铭作为一个政治诈骗者起家的源头。

据李万铭供认，他从1949年就开始进行诈骗，不久即被识破，判刑三年，释放后又继续进行诈骗，一直到1955年1月10日被逮捕。在这段时间内，他先后跑了十几个城市，闯了十几个重要机关，获得科员、科长、秘书主任、副处长等职务。鉴于李万铭坦白认罪，法庭上最终判处他有期徒刑15年，并剥夺政治权利5年，犯罪所得全部没收。

在李万铭受审前一年，1955年7月27日，国务院第一办公室主任兼公安部长罗瑞卿就在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上发言，介绍了李万铭的活动史。当时在李万铭名字前面所加的修饰语为“反革命政治流氓分子”。

李万铭当年只有28岁，出身于一个地主兼营商业的家庭，据说他从小就有偷窃诈骗的行为。他1945年在安康兴安师范学习期间，加入了国民党青年军，出任文书和准尉政治干事。1949年5月南京解放后，他伪称是中央大学学生，混入中共第二野战军军政大学学习。他的诈骗生涯开始了。

在事后对李万铭的指控中，他最初的诈骗是私刻了二野军政大学关防和负责人的私章，伪造了一封介绍信，骗得常州市政府建设科科员的职位。这次牛刀小试，让尝到甜头的李万铭食髓知味，此后他的历次诈骗，大抵和私刻公章与伪造介绍信有关。

在常州市政府建设科只待了一周多，不安分的李万铭又用同样手法，想进入苏南行署。这一次，他谎称自己是二野军政大学的党员教育科长，曾因参加淮海战役负伤成残废。但自称共产党员的他，却没有转移党员关系的介绍信，因而露出马脚，被苏南行署人事部门识破，无锡市人民法院后来判处他三年徒刑，于1951年1月提前假释出狱。

这次入狱并未让李万铭因此而有收敛。就在出狱当月，他又私刻了“二野军政大学组织部”的关防和某政治委员的图章，冒充该校军教科副科长，要求中共陕西省政府主席为他分配工作。他的骗术似乎并未提高，因为军事学校并没有直属的“组织部”，而且在介绍信上加盖领导个人印章也不符合组织部门惯例，但陕西省委秘书王礼并未生疑，在李万铭其他材料尚未寄来时，就违规代表组织将李万铭介绍到陕西省优抚局安置工作。

接下来，李万铭继续伪造鉴定表、革命军人残废证和党员证明信，骗取优抚局工作人员信任，最终混入了安康专署工作。

从李万铭作案的手段看，他很喜欢伪造领导个人的介绍信或假借他们的名义为自己安排工作，包括聂荣臻、王震、陈赓、罗瑞卿都曾被其利用。在他不断升迁的过程中，并不总是需要弄虚造假，因为已经获得信任，所以包括中南农林部副部长许子威等很多人都曾为其背书。在中南农林部人事处副处长、机关党总支书记职位上，他还与农林部的女干部、共产党员但琦结了婚。

李万铭曾两度获批前往东湖疗养院疗养，医治他所谓战争中因敌人毒气所造成的口吃病。在此期间，一个叫陈汉明的人怀疑他身份，在1953年11月写信给中央林业部监察室检举。但中央林业部人事司答复说，李万铭的各项革命经历和英雄模范的称号“属实”。

在李万铭被识破之后，《人民日报》曾总结该案的经验教训：“这个事件突出地暴露了我们的人，甚至一些中央和地方机关的某些领导人都存在着严重的麻痹思想和严重的官僚主义作风，特别是暴露了我们的人事组织工作制度有着许多明显的漏洞，暴露了许多人对英雄模范的不辨真伪的盲目崇拜也是非常严重的。所有这些思想上和工作上的缺点和错误，就是这个重大的反革命政治诈骗事件得以发生和发生以后长期不能揭发的根本原因。”

这个分析并非没有道理，但尚未触及病根。如果一个社会尚在人治状态，且人事任命时常暗箱操作，连最基本的公示程序都没有，让各机关工作人员杜绝假借领导名义的升迁行为，存在相当大的难度。

李万铭的政治知名度非常高，包括民建中央副主委章乃器在“大鸣大放”时期，就曾将他和建国初被枪毙的腐败分子、天津地委书记刘青山相提并论，说共产党员有李万铭，也有刘青山，劝大家“不要对党员有迷信”。在反右时期，这成为章乃器的一条罪状。民建中央常委胡子婴在《人民日报》公开撰文《我所了解的章乃器》，将这作为章乃器“公开诋毁共产党”的证据。

李万铭可以受到批判，但不能借此对“党员”本身有非议。这样的语境，也决定了反思的可能限度。只是像李万铭这样公然行骗的空间逼仄了很多。作为升级版的赵锡永等人的策略是：我不需在中央机关获得实际职务，我只需假冒“钦差大臣”，到地方去行骗。反正当下的地方官员和那个时代的地方官员类似，没有多少人敢去核查所谓高干的真实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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