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彦芳：一封尘封近半个世纪的来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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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年是我的母校——北京大学一百一十周年，朋友们建议我把在北大五年的日记整理出来。于是，我从箱子里找出幸存下来的半个世纪以前写的日记本。我打开了一九五七年的日记本，前面竟夹着一封信。打开信，让我的心灵颤动。

　　这是我的青年时代的朋友李辉给我的。如果不是发现它，我早就忘记会有这封信了。时间是治疗一切痛苦的良药。我早忘记了那年月心头的伤痛。但我重新读了这封信，我的心又隐隐作痛。因为，我不能再见到这个有才华的青年朋友了，我为他的命运而痛。他在一九五八年因说真话而受难，在一九六八年又因文化大革命的武斗而牺牲了性命。他成了这中华民族两个灾难的最大的受害者。如果他今天还活着，我的心也许不会如此伤痛，我想他会享受到社会的进步成果，他会亲见他的平反，他会写出多少好的作品啊。

　　我与他相识在一九五四年，那年我考入了北大，他正在我们村教小学，因我的影响，他爱上了写诗。我回到家乡，他便把他的诗拿给我看，我休学一年在农村，也是和他交谈最多的一年，这一年他的诗有很大的进步。我们成了无话不谈的好友。我对他说话，他总用明亮的眼睛看着我，他都记在心里。他曾向我说过我村另一个教员和我村一女孩子不正当的关系，让我心里知道就是，而那个个老师却是个共产党员。也许是他看不惯这个党员的行为，为他后来的命运埋下了灾难的伏笔。

　　一九五七年，这年暑假我回故乡，就向他讲了北大开始的反右派斗争，我以我第一次参加的这场斗争体会说给他，可不能随便说话，尤其是关于政治方面的言论，这可不是闹着玩的呀。他点点头，我想我的话他是应该记住的。也许，他觉得他是农村的小学教员，这场反右派与他距离很远吧。他还在热衷于写诗。他拿给我他新写的一首诗：

　　送粪曲

　　东方白，月儿落

　　车轮滚动地哆嗦

　　长鞭甩碎空中雾

　　一车粪肥一车歌

　　我看了以后非常高兴，我说这首诗写得好，可以投到《蜜蜂》杂志去。他受到鼓舞，立即寄走了。不久便在河北省文联的《蜜蜂》文学杂志上发表。

　　我们北大的反右派到年底结束了，我做梦也没有想到的是，到一九五八年了，容城县竟还让小学教师们去城里开会鸣放，我更没有想到的是李辉竟在这时又说真话讲他听到的农民对粮食问题的意见，这是写诗的真诚害了他。他不知听了什么鼓动，竟上了阳谋之勾，这实在让我没有想到啊。他来信告诉我他划成了右派，被清除教师队伍，回村受监督劳动去了。也就是这个时候，在他没有人身自由之时，由中宣部副部长周扬和郭沫若编辑了红极一时的《红旗歌谣》出版。而在这本大红书里，这个右派分子写的诗《送粪曲》却当成了民歌被选进了书中。

　　这实在是一个讽刺，也是一个真正的悲剧。

　　当中国广大读者看他写《红旗歌谣：送粪曲》的时候，他写给了我这样的信。此时的他还不知道，他的诗，作为无名氏的民歌入选在红书里呢。我在给他的信里也并没有告诉他。我怕他如果知道此事，他会更伤心或者引起不好的效果，不利于他的“改造”吧！

　　原信抄录如下：

　　敬爱的彦芳：

　　突然接到您的来信，如获珍宝一般。我看哪，看哪！看了一遍又一遍，索性把它掖到怀里有空就看，这一天的时间，我看了约有十遍了。每看一遍，我的心又是悲痛又是喜欢。我看一遍不知要有多少眼泪洒在那篇簿簿的纸上。一年了！好长的岁月呵！昼夜盼望的，今天总算是亲眼看见了。我无处可说的成千上万的话，就着今天有空，咱就谈谈吧。

　　去年自八于一别，我的心像刀扎似的难过。虽然表面上强作笑容，但心里的难过用笔很难形容出来呀！自那天回家后，没有十几天，公社就成立了；也就是那天，我就被编入集训队了，每天就是劳动，除了开会，什么时间也没有，在那五个月的时间里，简直成了个傻瓜，世界上的一切事物一点也不知道了。在集训时期，不知领导从哪儿捡来二首短诗（大意我还记得，写给你看吧：一，阴云遮满天，背日随行转，事到如江寻，波浪轮回行。第二首，我记不清了！）诗的含意，我直到现在还了解不清，但当时却说是我和另一个右派写的。当时，我们俩没有承认，这一下可惹下了塌天大祸，让我俩跪下向大夥交代。可是交代什么呢？当时可把我急坏了，我不知道说什么了。当时对待我还不错，没有挨打……回到铺里，明着不敢哭哇，被窝里可就哭起来了，声音不敢大，嗓子憋的成了个大疙瘩，后来我总算想通了：哭有什么用呢？碰天由命吧！一天一天地过吧！五个多月的时间，真比五年还长呵！当时，我写了这样一首诗：

　　窗前柳绿不见青，

　　枝头鸟叫不闻声

　　白云飘过擦把泪

　　低头细思将来梦

　　朋友知道吗？当时我的思想混乱极了。当时我的一页日记曾这样写着：

　　死！在我的脑海里已经变成了一个平常的字，它已经紧紧地缠在我的身上了。

　　1958年阴历腊月十五，我被解放回家了。

　　家中的老小又成了我身上的负担，老人们思想很守旧，村干部对家庭印象很不好，爱人凤楼又是一个火药脾气，点火就着；家庭不和，又一度给我脑子里添了许多麻烦，我真想抛开家庭不管，远走高飞……但实际上真办不到呵！

　　提起你五一节来我村一趟，你知道，引起我多大的伤感哪。朋友，知心的朋友，那天下地归来，听弟弟双明说：“有北京大学的仨人向小良打听你来着！”当时我的心机灵一动，是彦芳吧？我赶紧拿出了你的像片，让双明去认，“哪个打听我的人和像片上这个人一样吗？”我指着你的像问弟弟双明，他举起像来看了看说：“对！就是他！”当时我的心沉痛极了：当时我心里默念着：彦芳，如果你到我们村里来，怎么不见我一下呢？难道你忘了我了吗？我想哪！那天晚上为这事闹得我也没吃饭，我闷闷的靠在被罗上呆了。家里问我：“怎么不吃饭哪，干了一天活咧？”我只好说，心里不舒服来支应下去。夜十二点了，我还没有睡着，翻身起来，点上灯，写了我的一页日记，其中一首诗是这样写的：（今天接到你的信，我知道，我的想法误会了！）

　　家住高山有远亲

　　不是亲来也是亲

　　人逢难处身遭祸

　　哪是友来哪是亲

　　写了这篇日记，心中稍稍安定下来，自己劝着自己，睡吧，老想别人，别人不想你也是白闹哇！那一夜，糊里糊涂的就算睡去了。

　　去年最后的一次见面，你曾写信在我告诉你我犯错误的主要问题，今天写给你吧：

　　我犯错误的主要问题，一、工农生活问题；二、粮食政策。又加上刘泽民、陈禄增望风扑影的给我造了两条：说我攻击共产党员刘泽民。说我在学校里宣传右派言论。

　　今天我才算真正认识到你常说的：“政治上犯了错误是无法辩驳的。”过去我对自己太宽裕了，认为自己家庭是中农成份，爷爷又是找长活出身，政治上不会犯错误。今天我真正认识到，人的一生道路是多曲折呵！

　　今天接到了你的来信，使我又想起了以往，不觉又哭了……自己恨自己为什么在走到这条路上来呢？

　　现在从我的思想上来说，比过去比较塌实点了，不过一阵子想起来，总觉得没头，心里烦乱得很，我的一页日记曾经这样写道：

　　天没头，

　　海没边，

　　小船摇摇奔岸边

　　不知何日登上岸

　　重换衣甲再向前

　　过去一个时期，什么也没学习，整天在地里干活熬战，现在多少有点闲空看看报纸，精神上也比较好点了。现在我被抽调到公社水利办公室，临时做点工作，我觉得这就是党对我的信任啊。（这封信就是在办公室的灯下写的）

　　写到这里，我又看了你的来信，它是那样的亲切，字里行间，对我来说，又是鼓励，又是指导，又是教育，又是安慰，朋友，我用什么来回答你这种深切的关怀呢？我恨我自己，恨我自己的过去……

　　现在我的问题经群众大会已讨论了一次，讨论结果不错，干部对我的印象也不太坏，帽子是否能摘，现在还不详知。

　　敬爱的天天想念的朋友，你的这封来信，对我来说是有多大的帮助呵！我是一株将要枯死的旱苗，那么你这封信，就是一滴雨露了。我若是一个缺奶的婴儿，那么你这封信就是妈妈的乳汁了。朋友，你的这封信在我的一生中会留下永不磨灭的印象。

　　话很多，今天就算个开头吧！以后信内再叙，对我以上的思想活动情况有何认识希望来信指教。祝您

　　身体健康。

　　想念你的一个朋友 辉 1959年11月22日

　　家乡人民没有忘记他。在1999年，由方志出版社出版的《容城县志》里，有他的一个条目。上面有如下的记录：“1958年上半年，被划成“右派分子”，被迫离开教师岗位，回村接受监督劳动改造。他搁下手中的笔，步入蹉跎岁月。然而，创作的欲望之火不熄，偶尔灵感冲动，不吐不快，便仓促写上两三首，化名李光军投出，刊载后却无法与作者联系。1960年8月，李辉被摘去“右派分子”帽子，不在去教书，一心扑在庄稼地里。”县志最后写道：“文化大革命期间，卷入派性斗争，1968年在沙窝村武斗中中弹身亡。”

　　他在1958年被划成右派分子，而到1968年就中弹身亡了。这个十年，他是如何渡过的呢？

　　我想再回故乡，一定要去他的家乡——白洋淀边的留通村看看，不知他的后代现在生活得如何？

　　半个世纪过去，我把偶然找到的这封信公诸于世，以纪念我的不幸的朋友。


　　2007年2月28日于北京


　（作者为著名作家、编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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