佚名：巫峡上的大标语“毛主席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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佚名  

　　1961年,当你自重庆乘船东出夔门，前往宜昌，轮船行经巫山峡口时，你可以看见文峰之巅书写着硕大无朋的“毛主席万岁”五个字，差不多占去了半座山的高度。这条旷世大标语的制作成功，却是一百多名右派分子用汗水、鲜血、甚至是生命换来的。幅标每个字长宽各十丈(33.33米)，每笔宽一丈(3.33米)，每个字占地1000平方米，五字和一个感叹号相连，外加字间距，超过了6000平方米。我们知道，一个篮球场的面积是420平方米(28×15)，而这幅标语的每一个字，都比两个篮球场加起来还大出了160平方米，整幅标语约等于15个篮球场。

　　这是迄今为止人类制作的无可比拟的标语！

　　1958年，中国掀起了大跃进的狂澜，“赶英超美”、“大炼钢铁”、“一天等于二十年”的口号声一浪高过一浪。3月里，中共中央在四川成都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继续批评反冒进，并提出了他对个人崇拜的看法。他认为，个人崇拜中属于正确的部分是必须崇拜的。他的态度直接导致了新一轮个人崇拜的热潮。在第二年的庐山会议上，毛泽东又发动了对彭德怀的批判，从而引发了全国范围内的反右倾思想运动。巫山县委为了紧跟毛主席的部署，在1959年10月召开了县委扩大会，动员全县人民迅速开展反右倾运动。巫山之巅的大标语就是在这种特殊的背景下问世的。

　　有人建议，在巫峡西口的文峰上制作一幅“毛主席万岁”的标语，垂直排列，乘上水下水轮船的过客都能一目了然。这一创意马上得到了县里的批准，并决定主要由那些需要认真改造思想、重新做人的右派分子来完成这一光荣的任务。县里举行了一次右派分子评查摘帽的会议，一百四十多个诚惶诚恐的右派分子被集中到县政府招待所里，主持者要求他们充分反省自己的反动思想，加强劳动改造，争取早日摘帽，回到人民的阵营里来。会上当场宣布首批摘掉廖希富、黄永鑫、沈祖富、罗春玉、彭会志、王瑞全等7人的帽子。从这7个人身上，右派们看到了摘帽希望。接着，就有七十余名右派被组织起来，参与了制作超大型标语的“光荣任务”，他们都希望能借这个机会好好改造，重新做人。

　　屹立巫峡西口北岸的文峰(又名驱熊山、箜篌山)，为著名的巫山12峰之一，山形巍峨突兀，扼全川之咽喉。因尖峭如巨笔插天，故称文峰。文峰山体陡峭，坡度多在60度至70度之间，而临江一面之绝壁断崖，则如同刀劈斧削，要在上面制作标语谈何容易！由于标语与文化有些关系，又特地把文化馆的干部罗典范抽调出来当负责人。随后进行了分工，成立了“铲字组”、“牵字组”、“兑浆组”、“背浆组”、“泼浆组”、“后勤组”等。

　　1959年12月初的一个早晨，长江上朔风怒号，巫峡口波涛汹涌。由右派分子组成的施工队员一个个背着背包，扛着锄头，冒着严寒努力地向文峰观下的梨子坪攀登。他们深知这次任务特别重大的政治意义，表现得好他们就会有摘帽的希望。他们明白，等待着他们的将是异常艰苦的工作，但到底会艰苦到什么程度则完全无法预料。

　　梨子坪是文峰半腰的一个小山村，住着十来户农民，除了院落外，都是坡地，苍凉而贫瘠。农民们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的城里人来到这里，当然更没有听说过要在壁立的巫峡口上刻写“毛主席万岁”的超大型标语，农民们把茅屋土舍打扫干净，在地上铺上草，施工队员们就像“山顶洞人”一样住下来了。

　　施工队有自己的伙食团，就在农民家里架锅造饭。当时大饥荒已经开始了，群众生活非常困难，浮肿、死人现象已经发生。万县地委和行署知道巫山的灾情后，打算调拨750万斤粮食救灾，可是由于刚刚进行了反右倾的运动，巫山县的干部们怕戴“右倾”帽子，明明知道饥荒已经出现，却既不敢如实上报，更不敢接受救灾粮。这却苦了奋战在巫峡口上的右派分子们，他们把250克(比上次增加了50克)粮食分成三份，一日三餐，掺上清水，加上牛皮菜煮成稀粥果腹，至于肉和油则完全是梦想。

　　就这样，他们万分艰难地开始了超大型标语的制作。

　　天寒地冬，旷世标语初现绝壁

　　巫山县文化馆副馆长吕炎林受命设计了标语的书写方案。为了显示“大跃进”的气势和表达“对毛主席的忠心”，吕炎林将标语设计为每个字长宽各10丈(33.33米)，每笔宽一丈(3.33米)，每个字占地1000平方米。标语从山顶竖排而下，五字连缀，可及山半，堪称开天辟地以来举世无双的真正意义上的“大手笔”。

　　吕炎林设计好方案后，即带领有关人员爬上山顶踏勘地形选择地段，最后确定在文峰向南偏东的山壁上划出一大片来制作标语，这个地段面对巫峡西端相对平缓的大宁河宽谷，视野比较开阔，数十里外就能看见，同时，从下游方向也比较容易仰视。

　　接下来，吕炎林指挥“牵字组”拉起长长的绳索，在山壁上放样作字。一般的书画家创作时可以先在墙上画初稿，然后退后几步看看效果，再作下一步的修改，可是吕炎林是没有这个条件的，他要看到自己草稿的全貌，必须到几里路以外去才行。

　　最终吕炎林完成了5个大字的勾画。在拉绳放样划线后，人们用石灰顺着线撒过去，终于将标语上的字按比例协调地安排到了文峰陡峭的山壁上。

　　“铲字组”的任务是顺着划好的石灰线用锄头一锄一锄地在山壁上将字形铲出来。巫峡的山上处处是荆棘，处处是丛莽，有很多地方自开天辟地以来从未有过人迹，那些盘根错节的草木深深地植根于坚硬的山壁上，要连根铲除它们还真不容易。“铲字组”的人们用血肉之躯在6000平方米的山体上雕刻出了标语上的五个字。所谓笔画，其实就是一道道在山壁上挖出的深而宽的槽子。

　　最辛苦的是“背浆组”的成员。高高的文峰上既没有石灰也没有水，石灰和水都要从六七里外的江东嘴运来，而唯一的运输工具就是背篓。“背浆组”的人们频频往返于江东嘴与梨子坪之间，运回一定数量后就由“兑浆组”将石灰兑成灰浆，再背到制作现场去。

　　这时已经是数九寒冬，北风呼啸，雪花飞舞。右派们的手足整天被石灰水浸泡，已是皮开肉绽，但任务却一点也不能少。“背浆组”在一阵紧似一阵的寒风中背着灰浆往山上运，灰浆在背上随着步子晃荡不已，一旦荡出就是浪费行为，那就是新的犯罪，所以绝对不敢有一点疏忽。何况坡陡路险，身边是万丈深渊，脚下是滚滚长江，稍有不慎，后果更不堪设想。

　　有资料显示，整个工程共用了石灰浆20万斤，按每人每天往返三次每次50斤计算，“背浆组”的人们用自己的血肉之躯背负着石灰浆登上文峰共计4000人次。

　　往挖好的槽子里浇泼石灰浆就是“泼浆组”的事了。要想在山壁上找一块小小的平地放桶，是根本不可能的，“泼浆组”的人只好把灰桶底端的一边靠在山壁上，将灰桶夹在胯下，然后像猴子一样，一手攀住山壁，一手抓紧木瓢往先挖好的笔画里泼浇石灰浆，就这样一瓢一瓢地泼浇(平均泼浇石灰浆厚10厘米)，直到把6000平方米的面积泼浇完.



　　天气奇寒的日子，饥荒也越来越严重了



　　250克粮食加牛皮菜度过一日三餐的生活也渐渐难以为继，原因是牛皮菜已经吃光了。后勤组的人们便满山去寻找勉强可以充饥的野菜，把黄蒿、地米菜都挖了回来，和着那点可怜的粮食熬成稀粥，努力让一个个羸弱的生命能维持下去，去完成那个重大的“政治任务”。

　　偶尔有的人请假回城，便想方设法去买些“食母生”、“艾罗补脑汁”、“辣椒丁”、“橘精酒”等凡是可以吃的东西回来，尽量增加一点热量，保持体力，以完成劳动定额。

　　然而，空前的大饥饿正以愈演愈烈之势席卷而来，“非正常死亡”的人数与日俱增。这些苦战在巫峡之巅的右派分子岂能幸免，由于营养太差，劳动强度太大，精神负担太重，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有5个右派分子惨死在天寒地冻的巫峡里。

　　陈文清，“兑浆组”的成员，他天天都努力地工作着，从不叫苦叫累，即使到了最艰难的日子，他也硬挺着。那一天，他对同伴们说：“争取早摘帽！”谁知就在第二天晚上，他就因饥饿死去了。他直挺挺地僵卧在冰凉的地铺上，被人发现时已经死了很久了。

　　1960年2月，占地6000平方米的“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标语”终于出现在巫峡之巅，轮船顺江而下，在数十里外就可以看见那条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大标语。

　　当年标语的制作者至今仍有许多人健在，他们都已经成了白发老人，现在依然生活在巫山，日日面对着那座曾经让他们断魂惊魄的高高的文峰。在回忆起那段往事时，他们记忆犹新，许多当年的场面，仿佛就在眼前。他们提供了许多材料，他们的名字是：刘仁佐、李经灿、叶明松、罗典范、王昌华(女)、黄永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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