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奉孝：苦涩的婚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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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违背了父母要她立即返城的的意愿，一九八0年在内蒙扎赉特旗我爱人与我毅然结了婚。同年春节前夕，我们回北京探亲。在泰来车站等车时遇到一位中年妇女，她就坐在我俩的身边，身上穿着一件带补丁的旧黄棉袄，一条两个膝盖上都带补丁的条绒棉裤，脚上穿着一双黑棉胶鞋，身边还有三个孩子，大的是女孩，大约六七岁，两个小的是男孩，一个五六岁，一个三四岁，身上穿的全都是带补丁的衣服。两个男孩嚷着肚子饿了，那位妇女便打开一个破黄书包拿出两个黑面饼给孩子吃。听她跟孩子讲话是天津口音，我爱人便跟她聊起来。

　　 “听你口音大概是天津人吧，你这是带着孩子去拿儿”？我爱人问她。

　　 “回天津过春节，看看父母，听你的口音大概是北京人吧，你们这是回哪儿”？她反问我爱人。

　　 “也是回北京过春节，看父母。你既然是天津人，是怎么到内蒙来的”？我爱人又问。

　　 “为了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号召，六九年我跟一帮天津青年到内蒙扎旗好来堡插队落了户，那一年我刚上高一”。

　　 “噢！我也是下放青年，原在扎兰屯插队落户，七五年邓小平出山，整顿教育，我有幸被保送到海拉尔师专继续念书，现在在扎旗一中教书”。我爱人一边说着一边打开我们的包，拿出我们准备在路上吃的六个茶叶蛋，一人两个给了三个孩子。

　　 “那是你…..”那位妇女指指我问我爱人。

　　 “那是我爱人，也在扎旗一中教书，也是从北京下来的”。我爱人回答她，但并没有说我原是右派，落实政策到扎旗的。

　　 “你们真幸福！”，那位妇女流露出了羡慕的眼光。

　　 “你今年多大岁数？”我爱人问她。

　　 “三十一，”她回答。

　　 “我三十，你仅比我大一岁，怎么显得这么老，而且有了三个孩子，你爱人怎么不跟你一块回天津过春节”？

　　 她叹了一口气说：“整天在地里干活，风吹雨打日晒雨淋的，又要照顾三个孩子，人怎么能不老呢！我爱人是一个农民，又没有文化，老实的像根木头，连泰来这样的小县城都没来过，见人又不知怎么讲话，我怎么带他去见我的父母呢！再说家里还喂着一口猪，也要他照顾。”

　　 可能是同病相怜吧，她们俩越聊越近乎，我在旁边仔细端详了一下这位妇女，从脸庞上看，当年她应是一个很漂亮的女孩子，而现在看上去好象四五十岁的人了，鬓角上过早地出现了白发，眼角上也出现了鱼尾纹。

　　 不久开始检票了，我和我爱人帮她拎着两个小一点的男孩子，较大的女孩子跟着她。她背着一个很重的包，问她里面装的什么，她说是土豆，这大概是她回娘家唯一能带的东西了。就这样，我们一同上了火车。一开始，车上人很多，我们三个大人和三个孩子都站着。大约过了四、五个车站，因为有不少人中途下车，我们才找到了座位，这时她又和我爱人聊起来。

　　 她说：“我父亲原来在天津开了一个不大的纺纱厂，五六年早就公私合营了，文革开始前又全都充公了。我的出身可是资产阶级家庭，为此文革一开始在学校就被那些出身好的同学歧视。因此当毛主席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时，为了证明自己是衷心拥护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我就积极报名参加了（其实，她不报名参加，也非去不可，第一批上山下乡的知青，多数是出身不好的所谓‘可教育好’的青年学生）”。

　　 “你们一下去了多少人？我父亲虽然也算是个老干部，但因出身富农，没犯什么错误也被打成了走资派，我也是赌气自动要求上山下乡的”。我爱人问她并向她谈自己的情况。

　　 “我在的那一个队一次下去了大约有一百人左右，其中我和另外三个被分到好来堡插队落户，其余的人分散到别的屯子里去了”。

　　 “你是怎么跟当地人结婚的？现在有大批知青返城，可文件规定，凡是跟当地人结了婚的就不能返城了，你知道不知道”？

　　 “我怎么不知道！我知道自己是回不了天津了。我们四个青年当中有两个男青年，他们通过各种关系，不到两年就回去了。另外一个女青年被逼着嫁给了屯党支部书记腿有点残疾的儿子。我爱人听说是烈士遗孤，无父无母，人倒是忠厚老实，没念过书，人很木讷，家里很穷，二十九岁了还没娶上老婆。屯支部书记和大队干部硬压着让我跟他结婚。开始我说什么也不同意，可他们反复对我讲要忠于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想贫下中农所想，急贫下中农所急，我架不住他们天天来动员我，就这样不得已我跟他结婚了。当时我想，我跟贫下中农烈士遗孤结了婚，你们再不能指责我的家庭出身了吧？就这样我稀里糊涂地就结了婚，后来就生下了这三个孩子，落到今天这样”。说着说着，她的眼圈有点红了。

　　 稍微停了一会，她接着说：“我那位跟屯支部书记儿子结了婚的女同学，听说现在知青可以返城，正闹着离婚，可书记、书记的儿子和屯里的头头们说什么也不答应。我也想过离婚，可三个孩子怎么办？我如果扔下他们走了，三个孩子和我那个老实巴焦的丈夫也太可怜了，良心上过不去，我也就只好认命了”。听着她这样讲，我心里泛起一种苦涩的味道。

　　 火车快到天津了。我爱人拿出五十元钱对她说：“看来你的经济情况不太好，回娘家也没给父母带点像样的东西，你用这点钱下车后买点点心什么的孝敬老人，也算当儿女的孝心”。我爱人是一个心地非常善良，非常具有同情心的人，但可能是自尊心的缘故吧，她说什么也不要。临下车时我爱人对她说：“好来堡离扎旗一中不远，过完春节回扎旗后，我到好来堡去看你”。

　　 我爱人已当了几年老师，平时省吃检用，攒下了五、六百元，落实政策时我又补了二十个月的工资，两人加起来已有两千多元，我们结婚时又没花几个钱，当时在扎旗我们也算是“有钱人”了。在北京过完春节临回扎旗时，我爱人特意买了三套小孩穿的衣服和一包糖果，准备回扎旗看她时送给她。

　　 回扎旗后大约又等了半个多月，估计那位天津下放的女知青已经回来了，捡一个礼拜天我们打算去看她，这时忽然想起在火车上谈了那么多，竟然忘记问她的名字！我说：“不要紧，现在好来堡只有两个天津下放的女青年，一打听马上就知道了。”于是我们搭了一辆来回运粮的汽车去了好来堡。

　　 到了好来堡向一个老乡一打听，这位老乡说：“这里来的天津下放女青年有两个，一个嫁给了书记的儿子，另一个嫁给了老张头（她丈夫姓张），你们找哪一个？”我爱人回答说就找那位嫁给老张头的。那位老乡回答“噢！她姓于，叫于静，就住在前面那栋房子”，说着向我们指了指。

　　 到了房子跟前，隔着篱笆墙看到她正在喂几只鸡，两个男孩子正在院子里玩。我们喊了一声，她看到是我们，迅速跑过来，开开柴门把我们领进屋里，两个孩子也跟了进来。我先看了看房子，是两间土坯房，房顶是用硷土抹的，因为是硷土，下雨一般不漏。里屋一盘大土炕，炕上散乱放着几床被子。外屋垒着一个锅台，做饭时也就把炕烧热了，这样节省柴草。内蒙、东北的农村，农民住的房子大都这样。我爱人先把三套孩子穿的小衣服和一包糖果给了她，她感激的不得了，说：“你们能来看我，我就很感激，怎么花这么多钱！让我实在感到过意不去。”两个孩子眼巴巴盯着这包糖果，我爱人打开包，抓了两把给孩子，他们连蹦带跳地出去了。我爱人又问：“你女儿呢？”，她回答说：“上学去了，还没放学”。这时她开始跟我们聊开了。

　　 她说：“你们进屯子可能已经看出来了，好来堡这个地方很穷，年年吃政府发的救济粮，我和我爱人一天到晚在地里拼死拼活地干，两人加起来一天挣二十几个工分，一个工分才一毛钱左右，还要养活这三个孩子，日子实在不好过，幸亏我天津的父母还能经常寄点钱来接济我们，日子才能勉强过下去”。

　　 我说：“关里个省大都解散了人民公社，分田到户搞起了单干，农民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日子一天天好起来，你们这里怎样”？

　　 她说：“我们这里很落后，现在还是在生产队干活挣工分。听说公社和大队的头头们害怕解散了人民公社分田到户搞单干，他们就没有什么权利了。前写日子电线杆子上还出现了反对邓小平的反标：打倒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代表走资派邓小平，好几天也没有人查，后来撕掉算了”。

　　 我说：“解散人民公社，分田到户是党的政策，你们这里早晚也要实行的”。

　　 她说：“我们这个穷地方，即使分田到户搞单干，恐怕也好不到那里去”。正说着，突然那位嫁给书记儿子的女青年跑来了，不过后面却跟着一个人。她一进问门就大声问我们：“你们是不是要把小于带回天津去”？我说：“不！我们哪有那个本事！我们只不过是来看看小于”。

　　 小于赶紧向我们介绍：“这就是我们屯子的党支部书记”，我说：“我们是扎旗一中的老师，来看看小于”。书记冷冷地点了一下头，用怀疑和敌视的眼光看着我们，也没说话。因为书记的在场，我们的谈话就冷了下来，幸好她女儿放学回来了。我爱人把她叫过来说：“快过来穿穿阿姨给你买的新衣服，看合适不合适”。不一会小于的爱人也收工回来了。她赶紧向我们介绍：“这就是我们那口子老张，人老实，不爱说话，别见怪”。老张嘿嘿笑了两声，也没说话。老张四十岁不到的人，看上去象五十出头了，我心里泛起一阵淡淡的悲凉。小于命令似地对她爱人说：“你赶紧去杀一只鸡，招待客人”。我马上制止了他：“千万别的！你们一共才养了五、六只鸡，靠鸡下几个蛋换几个零钱贴补家用，鸡千万不能杀！”鸡没有杀，好在家里还有点大油（猪油），于是煮了一锅大碴子饭，炖了一锅酸菜粉条，招待我们吃中午饭。小于叫书记也留下一快吃，书记没留下，带他儿媳一块回去了。

　　 吃完了饭我们要回学校，小于两口子和三个孩子送我们出屯子走了好长一段路，碰到一辆运粮的汽车，我们搭便车回到了学校。

　　 三年后，我们离开了扎旗，回到了我的老家。不过我们却经常谈到那位下放的天津知青，一谈到她，我爱人就叹气。

　　 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的经济有了长足的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也有了很大的提高，不知现在的扎旗是个什么样子。但从电视报道中我们知道，现在扎赉特旗仍然是全国几十个贫困县（旗）之一。现在我和我爱人都已退休，那位下放的天津知青也快六十岁了，不知她现在的情况怎么样。也许是人上了年纪的关系，总爱回忆过去，我爱人常跟我谈当年知青上山下乡的一些事情。我对她说：“五七年的反右运动毁了一代人，主要是知识分子和像我一样的大学生，文革中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毁了像你一样的一代中学生，你我的后半生总算还是幸运的。当然，在你们那一代人当中也有不少通过特殊的社会关系和自己的拼搏努力，成了现在的所谓大款、大腕、政治精英、经济精英、科技文化精英的，但与数以千万计的当年上山下乡的知青来比，毕竟是极少数。你们那一批人，文化水平都不高，也没有什么特殊技能，回城后大多干的工资低的体力劳动工作。目前社会上失业下岗工人群体当中，有相当一部分就是你们那一代人。他们上有老，下有小，一旦失业下岗，生活是很艰难的。他们大多数已沦为社会的底层，命运是很悲惨的”。

　　 基督教说，上帝对他的每个子民都是公平的，其实这话并不尽然。你看当今社会不公平的事多着呢！

　　 人们也常常说，爱情婚姻是甜蜜幸福的，这话也不全都正确。大文豪托尔斯泰的世界名著“安娜.卡列尼娜”开卷的第一句话就说“幸福的家庭是相同的，不幸的家庭却各有各的不幸”。像天津下放的女知青小于苦涩的婚姻就绝不只是一例、两例。


　　 二00六年五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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