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强：一个台湾“左统”的心路历程—《无悔：陈明忠回忆录》读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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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台湾“左统”的心路历程
　——《无悔：陈明忠回忆录》读后

　　近十年来，随着两岸关系日益缓和与稳定，两岸民众之间的相互了解程度已较以往有了明显加深。但或许是因为分离太久，两边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形态等多已固定，人们的日常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更有诸多不同，并在短时间内很难改变，这也导致双方在交流过程中常会潜意识地“想象”对方，以作为自外于己的“他者”存在，一些本可避免的误会也就顺势产生。换言之，两岸之间仍然存在诸多问题需要双方沉下心来，寻求共识，而要做到这一点，一方面有赖于祖国大陆学者对台研究高水平成果不断问世；另一方面也亟需更多台湾学者、知识分子和有关人士以公正、客观的笔法，从两岸关系发展大局和整个国际格局出发，理性解说台湾的过去、现在以及两岸关系的未来发展前景。

　　在这方面，由最后一位“政治犯”陈明忠(1929—)口述，祖国大陆学者李娜和台湾学者吕正惠共同合作整理、编辑、校订所成的《无悔：陈明忠回忆录》(三联书店2016年版，以下简称《无悔》)堪称精品。某种程度上，《无悔》与台湾大学政治学系教授朱云汉新作《高思在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作家杨渡的《一百年漂泊》(三联书店2016年版)以及稍早的齐邦媛《巨流河》(三联书店2010年版)、亮轩《飘零一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等书共同成为十年来祖国大陆民众了解台湾民情脉动的一扇重要窗口。

　　一、左派和统一

　　对于当下岛内政局，绝大多数祖国大陆民众只知道“蓝”与“绿”这双色图案以及两者之间的有关差异，并不清楚除此之外仍不乏其他政治主张者。尤其随着民进党蔡英文上台，一片“绿油油”，全是“独”派似乎成为台湾目前政治生态给人的整体印象。但不论基于历史还是现实，这其实都不正确。事实上，台湾迄今仍然存在左派，而主张统一者也所在多有，绝非蔡英文选前所曾宣称的台湾人(特别是青年人)“天然独”，而这就涉及左派在台湾的一段血泪历程。

　　如同中国共产党创党之初乃共产国际辖下的一个支部，根据共产国际关于殖民地党组织应归宗主国党组织领导的原则，以旅沪台湾革命青年为骨干的台湾共产党1928年4月在上海租界一家照相馆二楼成立时的名称乃是“日本共产党台湾民族支部”，这也就是被人所俗称的“老台共”。成立后，其成员秘密潜回台湾，在中南部以“农民组合”的形式鼓动和领导抗日运动。毫无疑问，“老台共”所代表的乃是台湾民众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左派传统，倾向于发动农民，走底层路线。囿于日本殖民者的高压统治，“老台共”在台湾并未形成气候，一直难以发展壮大，部分成员为了躲避追捕而不得不返回祖国大陆，但左派的思想种子已经撒下，只要时机成熟，即可重新焕发。

　　对于陈明忠这样出生于1920年代末期的台湾人来说，自然很难从组织和思想上接续“老台共”的传统，而现实生活中所遭受的不平等、歧视和个人读书体悟往往更容易使他们走向“反面”——也就是左派思想所标举的平等、正义等主张，而陈明忠的醒悟和转变则始于其在学校读书时的难堪境遇。

　　自1895年统治台湾以来，日本殖民者先是暴力高压，而后采行同化政策，推行皇民化，尤其在文教领域力图“去中国化”，从根上斩断台湾人与中华文化之间的骨肉联结，虽然其本质仍然是将台湾作为日本经济的原料产地、倾销市场和南进基地，但在学校教育中，日本人向学生灌输“你们是台湾人，也是日本人”的所谓“台日平等”理念，造成当时许多台湾人思维深处国族意识的极度混乱，认为自己真的就是日本人，说日本话，取日本名字，背诵天皇家谱，以效忠天皇为职志。陈明忠在书中也坦言，“我虽然讲闽南语，但也以为自己是日本人，没有怀疑过，因为父亲是顺民，从来没有批评过日本人”。但在事实层面，这只是日本统治者所营造出来的一种假象而已。

　　就以陈明忠的求学经历为例。当时的台湾存在两类学校，其一为“小学校”，其二为“公学校”，前者专为日本人所设，而台湾本地人只能入读“公学校”，两者在学校师资、教学硬件和设备等方面都存在巨大差异，这也就是所谓“台内(这里的内指日本国内)”之别。“公学校”中的多数老师其实都还是台湾人，只有五、六年级才是日本老师，并非如李登辉所说那样，这只是他极特殊的个人皇民体验，代表不了全部和整体。

　　陈明忠在进入高雄中学之后，由于和日本学生打架而被骂作“清国奴”，日本学生直截了当地告诉他：“你可以和内地人(这里的内地人指日本人)打架，但不可以打赢。”陈明忠恍然大悟道：“原来我不是日本人，同样是人，但台湾人和日本人是不一样的。”进而意识到“原来我是中国人”，对皇民化台湾人以“三角仔”称之，内心中对他们深表蔑视，并逐步产生阶级压迫的观念——也就是日本人压迫台湾人，而自己作为地主之子则在家中压迫农民。加之叔叔的藏书中有很多左翼书籍(左翼倾向在青年学生群体中很普遍)，学校、家庭中的生活经验和书本阅读慢慢结合，“我因此也觉得被压迫阶级、被压迫民族走上共产主义之路是应该的”。

　　二、心向“红色祖国”

　　陈明忠不仅是左派，更是左派中坚定捍卫中国主权、主张中国统一的有识之士。需要说明的是，他的统一主张有别于国民党在所谓“中华民国”名义之下的实质“独台”或隐性“台独”，而是希望两岸能够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融合，且主体为祖国大陆。之所以会形成这一认识，不得不说是与1945年光复至1949年国民党败退入台这短短几年内台湾人自身祖国意识的变化——即从“白色祖国”心向“红色祖国”有着密切关联。

　　日本战败后，陈明忠进入台中高等农林学校(今中兴大学)农化系就读，待1945年10月17日“国军”来临，他将日本学生赶至第一宿舍，自己成为第二宿舍的“龙头老大”。有些日本人为了生活，大量变卖生活用品和私人藏书，其中就包括《资本论》在内的左翼论著，而陈明忠购买了不少这类书籍。虽对书中的意旨并不一定全都懂，但正是通过此类阅读，陈明忠开始了解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同时，他还受到来自这一时期祖国大陆由中共地下党主持并公开发行的《展望》和自由主义杂志《观察》(储安平主编)的深刻影响，思想日渐左倾实属必然。

　　光复后，台湾社会政治的主轴由日本转向国民党所领导下的国民政府，台湾人的身份也由过去殖民时代的低等人重新成为中国人，开始真正体会到祖国的真切存在，可谓扬眉吐气。“从高雄到台中读书以后，最让我吃惊的是，街上十字路口旁常有二三十个年轻人，围着一圈弹风琴一起学‘国歌’(三民主义，吾党所宗)，到处也都有教人国语的小团体，可见台中日据时代的文化气氛一直很好，而且反日情绪很强，光复后才会有这种自发的热情。”但令人遗憾的是，这些学唱“国歌”的青年人几年后全都被国民党以“亲共”之名所捕杀。

　　在陈明忠看来，他们其实都是先觉者和理想者(孙中山所说的“先知先觉者”)，且已做好必死之准备，是当时台湾的社会精英，本可一展宏图，最后却死在宣称代表“中国”的国民党军警屠刀之下，这怎能不令人愤恨？也就可以理解，一般台湾史论述为何会将“二二八”事件作为战后台湾历史的转折点，“由于国民党接收的失败和‘二二八’事件，他们抛弃了国民党的‘白色祖国’，走向了共产党的‘红色祖国’”。陈明忠的论断一语中的，也反映了大多数台湾人的心声，光复时短暂的新鲜和荣耀被国民党官僚统治所代替，这里面更多夹杂的还是情感因素，是民怨。由于民怨沸腾，最终由希望而至失望。

　　但与部分老辈台湾人将“二二八”事件简单等同于外省人对本省人的镇压和欺侮，进而离心离德、走向“台独”之路不同，陈明忠的思考并未仅止于此，而是透过现象看本质，认识到“二二八”事件背后所潜藏的深层次原因，这就是“国民党不代表祖国，对国民党不满，但与对中国不满是两回事”。“二二八”事件不仅是光复后台湾社会内部诸种矛盾汇聚之后的总爆发，也是近代中国动乱、帝国主义侵略和国共内战的综合结果，是内忧外患的一部分，绝非简单的外省人与本省人之间省籍情结发酵后的产物。如果以后者为标准，“二二八”事件将只会被定性为不同族群之间的仇杀和械斗，其之于中国历史的宏观社会意义将被无限压低。

　　职是之故，以陈明忠为代表的一众左翼青年开始思考台湾的前途和中国未来，认为“必须以革命行动来根除老中国的一切旧习气(以国民党为代表)，把新中国建立起来，中国才会有希望，台湾才会有希望”。这一逻辑思路在当时来说极为难能可贵，但也显得非常“另类”，某种程度上注定了他们日后所将遭受的苦难以及在漫长岁月中始终处于不被理解的尴尬处境。

　　三、“二二八”事件并非省籍冲突

　　单从“二二八”事件本身来说，过程和细节其实并不复杂，与常见的官民矛盾颇相类似，但从各自立场出发的今人(不论政客还是学者)之所以会对其倍加重视，且经常拿它来“说事”，以民进党为首的岛内绿营势力甚至欲图垄断解释权，其他声音都不被允许出现(也都认为是错的，事实上已经形成“二二八”问题上的政治正确性)，主要源于其对战后台湾所具有的持续性影响——特别是之于当下台湾社会内部政经形势和民情氛围的型塑。

　　这一现象也从另一层面正好应验了意大利著名历史学家和哲学家克罗齐(Ben–detto Croce)那句名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简言之，“二二八”事件虽然已经远去——即其当天所发生之事早就被定格于历史脉络之中，但后人的诠释则千差万别，甚至南辕北辙，出入极大。某种程度上，坊间言语已经不是在讨论“二二八”事件，而是纠缠与争执于后人的自我认知和理解。

　　就此而言，祖国大陆学者对“二二八”事件的评论相对公允和到位。一定程度上可以代表当今祖国大陆学界台湾史研究最高水平的两卷本《台湾史稿》这样评论道：“这不能不说是蒋介石政权在收复台湾过程中最大的败笔。因政权危在旦夕，白崇禧等人的善后治本措施很大程度上无法落实，加上两岸长期对峙，‘二二八’事件造成的伤痛未能因时日的流逝而淡化。(张海鹏、陶文钊主编：《台湾史稿》上卷，凤凰出版社2014年版，第382页)”不难发现，这段话透露了两方面消息：其一，“二二八”事件显然是台湾光复和南京国民政府接收这一时代“光环”之下的“不和谐”，也可以说，国民党在台湾的统治从一开始就遭遇重挫，而这似乎也预示了其此后统治的不稳与不确定性；其二，“二二八”事件在民众中所造成的伤痛历久弥新，至今都未消除。

　　出于意识形态有色眼镜或捍卫自身统治的合法性考虑，台湾目前有关“二二八”事件的研究要么从国民党一方立论，在承认处置疏失的同时也强调政府强力镇压的合理性；要么则如民进党那般，一股脑将“二二八”事件树为来自祖国大陆的外省人欺压本省人的结果，国民党政权——特别是其领导人蒋介石则作为当年外省人的权力“后台”，要对此事件以及其后“白色恐怖”概括承受、负总责，历史也就在这样一种线性图式演进中被人为设定，简单、干脆而粗暴。

　　相比之下，陈明忠对“二二八”事件的认识则要理性得多，也更具史家眼光(虽然其并非专业历史学者出身)。在他看来，“二二八”事件是反抗国民党政权恶劣统治、本质上是民众反抗一个残暴政府的行动，反抗对象不是外省人，而是国民党派来接收人员中的贪官污吏，也即“不肖者”，其中还涉及陈仪所领导的行政长官公署与CC系成员李翼中所控制的国民党台湾省党部之间的明争暗斗和相互倾轧，主体是官民矛盾，而不是所谓省籍矛盾，也更不是悲情。要论悲情，日据时期的台湾人没有任何尊严那才是悲情。

　　此后五六十年代的“白色恐怖”也不像民进党所宣称的那样——国民党为了维持统治，大肆捕杀台湾本省精英，而主要是针对左翼势力，并不分省籍，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愈是对外省人，越是痛下杀手(毕竟这些人无亲无故)，只要有可能威胁到国民党统治的都会被除掉，朱谌之、吴石、陈宝仓、聂曦四位革命烈士就这样英勇牺牲于1950年代初夏的台北马场町。

　　此外，针对岛内所盛行的“二二八”事件催生了日后烽火燎原的“台独”运动这一说法，陈明忠首先在时间上进行辩驳。“‘台独’运动的形成是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为契机，是国民党退到台湾来以后的事情，与‘二二八’事件无关。”进而，相应提出1950年代初期的“土改”才是催生“台独”运动的重要原因。即“台独”肇始于土地改革，“国民党在大陆根本不做‘耕者有其田’，来台湾才向台湾人下手，是要把台湾地主的势力消灭掉”，由于最好的土地都在嘉南平原，故“台独”干部来自台南一中和嘉义中学的比较多，而极易混淆的“台湾意识”更不同于“台独意识”，也需注意后者对前者所含正面意义的污名化。

　　四、陈氏“新民主主义”

　　前文虽点出陈明忠的研究并非专业史家手笔，但对于一个在台湾岛内长期坚持社会主义和祖国统一的左派而言，岁月磨砺过后所留存下来的无疑是对往日历史的深邃反思，这一“韧的追求”也使陈明忠的探索极具思想力度，突出表现在他对“新民主主义”的论述。

　　1940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完整阐述了新民主主义基本理论、基本纲领和基本政策。简单来说，新民主主义政治为“国体——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政体——民主集中制”；经济则是“节制资本”和“平均地权”的结合，以国营经济为主，文化上倡导“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77、708页)。

　　陈氏“新民主主义”则包含下述主要内容：苏联、中国以及其他既存社会主义国家的革命不是“社会主义革命”，而是以社会主义为目标的“社会革命”，这是落后国家进入社会主义所需的物质基础和文明条件，只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准备期。后进国(或者说是后发国家)只有通过这种以社会主义为目标的社会革命才能摆脱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压迫和剥削，而在革命成功后，首要任务即在于发展生产力，也就是大力发展经济，实现类似于资本主义的所谓原始积累。

　　生存下去是既存社会主义国家的首要任务，因此，要随时准备抵抗先进国的侵犯，而此一战备体制将造成忽视农业发展和超越已有发展阶段的弊病，而这在包括中国和苏联在内的所有社会主义国家中都曾出现，几乎成为20世纪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历史必然。

　　台湾表面上光复了，但实际上是美国的“殖民地”，国民党和民进党都是美国人的“奴才和工具”，没有中国立场，与被日本人统治并无多少不同，如《与台湾关系法》竟是美国国内法，这才是台湾人最大的悲情，“我认为，蓝、绿恶斗的根本关键，就是双方都不承认自己是中国人”，统一乃大势所趋。

　　总而言之，不论是否认同陈明忠的上述观点，但其立论对于身处彼岸的我们来说，角度特别而颇具参考价值，而就在撰写本文之际，台湾著名文学家和左翼理论家、《人间》杂志创办人、陈明忠的同时代人和并肩“战士”陈映真于2016年11月22日逝世于北京，谨以此文祭悼逝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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