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庆旻：试论毛泽东在四清运动中的思想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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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庆旻

作者简介：刘庆旻，1956年生，中央文献研究室《党的文献》杂志社编辑。北京，100017

原文出处：史学月刊 2000 年 04 期

内容提要：四清运动中，一个值得人们思考的问题，是毛泽东和刘少奇对运动所采取的方式的认识前后有了很大变化。毛泽东的思想变化，有其多方面的原因。毛泽东与刘少奇发生分歧之后，毛泽东“左”倾错误思想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变化。毛泽东在四清运动中，已将其“左”倾错误理论发展到顶峰，四清运动是“文化大革命”的预演。

关 键 词：四清运动  毛泽东  刘少奇  思想演变


      60年代前期，中国共产党发动和领导了一场针对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后期运动扩展到城市），历史上称为“四清运动”。对于这场运动的起因、过程以及对它的历史评价，已有诸多学者在书中或在文章中有所论及，本文不再赘述。然而，一个值得人们深思的问题是，毛泽东在运动过程中前后思想起了相当的变化，这其中，包括毛泽东和刘少奇对于运动的认识产生的矛盾。如何分析毛泽东在四清运动中的思想变化，可能有助于解释他在“文革”中的种种理论和种种作法。应当说，四清运动中毛泽东已将其错误理论发展到了顶峰，这场运动作为“文化大革命”的预演，它给人们带来的是思想上的混乱。笔者试就上述问题略作分析，以就教于学界同仁。

      一
      实事求是地说，四清运动的发生不是偶然的，它是和毛泽东在1959年庐山会议后阶级斗争扩大化理论，以及加紧进行意识形态领域阶级斗争的主张分不开的。
      庐山会议之后，我国正面临着国民经济严重困难时期，这一点，对全党来说认识是清醒的。正因为如此，从1961年以后，中央对国民经济采取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尤其在1962年2 月西楼会议以后，中央决定花大力气对整个国民经济继续进行调整，制定了一系列调整措施。这些措施的贯彻实施，一时扭转了当时国民经济严重失调的不利局面，国民经济有了明显好转，但还不能说已获得根本好转。在农村，根据毛泽东的极力主张，1962年春耕前已将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生产队，并由此受到广大农民群众的欢迎。当然，党在农村的一系列政策，还需要一步一个脚印地落实，在农业生产恢复中，一些具体做法也有待于进一步认真地总结经验。另外，在对经济进行调整的同时，中央还注意调整了政治、思想、文化等方面的政策，使一度出现的各方面的紧张关系有了较为明显的改观。
      应该说，上述调整政策还是鼓舞人心的，也是符合中央在加快恢复发展中国经济建设步伐的主流思想的。然而，问题在于这种有利于朝着好的方向发展的趋势很快就发生了逆转，原因是中共在意识形态领域并未放弃继续开展阶级斗争这一主题。这也可以说是四清运动发生的动因之所在。为什么这样说呢？
      首先，毛泽东并没有因为调整经济关系和调整政治关系而放弃意识形态领域内始终存在着严重的阶级斗争的观念，或者说根本没有改变。这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来加以分析。
      一方面，毛泽东坚持认为意识形态领域始终存在着阶级斗争的思想。他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还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这些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大部“蛰伏”于整个意识形态领域，因而，“整个社会主义阶段，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并且认为“这种阶级斗争是长期的、复杂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注：1962年1月30日， 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从表面看，这一认识似乎是庐山会议后期由于彭德怀的上书引起的。但从更深一层意义上看，它与“大跃进”后期知识分子获得较为宽松的政治环境不无关系。“大跃进”后期，特别是1959年庐山会议以后，在知识界、文化艺术界，以及一些戏剧和小说的出现，表现了知识分子在揭示现实与实际生活中的实际差距方面所作的努力，他们甚至想用更多更新的知识和文化来求得解除政治对思想的束缚，冀图以此来帮助中共解决“大跃进”所遗留的一些问题；同时，也进一步盼望允许知识分子在一些场合可以公开地对党和国家政策进行评价。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是鼓励知识分子言论自由，没有必要完全接受中共的意识形态，其思想言论可以和政治活动区别开来；还是限制知识分子的“百花齐放”，要求知识分子精通马克思主义理论，他们的思维必须和政治活动结合起来。显然，毛泽东的思想是倾向于后者。
      另一方面，从后来发生的种种现象来看，毛泽东对我国知识分子状况作了错误的估计。他以世界观来判断知识分子的属性，结果把已是劳动人民一部分的知识分子划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既然将知识分子划入资产阶级范畴，那么不能允许知识分子有政治思维、政治活动的言论自由也就顺理成章了。虽然他在1962年中共七千人大会上说，知识分子不一定必须是革命的，“只要他们爱国，我们就要团结他们，并且要让他们好好工作”（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26页。），但是，他不能容忍知识分子对党的方针政策说三道四，更不能允许知识分子忽视研究与政治和阶级斗争直接相关的课题。在毛泽东看来，我们的文学艺术是为人民大众的，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和工农大众服务。因此，当他的批评者——即知识分子对庐山会议后期反右倾扩大化进行批评的时候，他不愿意给予他们在制定政策中的发言权，更不愿意允许知识分子通过正常渠道对政策进行公开的批评。反而，他认为这是意识形态领域内阶级斗争的激烈反映。
      其次，国际国内形势的剧烈变化对毛泽东，乃至对中国决策者的影响。从国际形势看，中国周边的国际局势已日趋紧张，美国不仅继续武力占据着我国神圣领土台湾，而且扩大侵越战争，从南面对我国构成威胁，并加紧推行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演变”战略；印度政府拒绝中国政府关于通过和平谈判解决边界分歧的建议，多次挑起边界武装冲突；苏联人大力推行“苏美合作，主宰世界”的战略，在向中国提出有损中国主权的无理要求遭到中国拒绝后，仍一意孤行，把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歧扩大到两国关系上面，使中苏关系更加日益恶化。而从国内形势看，当盘踞在台湾的国民党集团疯狂叫嚣“反攻大陆”的同时，祖国内地的一些反革命分子，也乘机大肆进行各种破坏活动，致使在一定范围内出现了阶级斗争激化的情况。上述问题的出现不能不引起毛泽东以及中共决策者的深刻思考和忧虑。换句话说，毛泽东的思考则直接影响着中央决策的制定。
      1963年3月， 当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还处在准备阶段的过程中，各地总结试点的经验和问题已经陆续向中央作出汇报。在这些汇报中，有的夸大了阶级斗争激烈程度，有的渲染了党内问题的严重性。对此，毛泽东着重分析和研究了如何开展农村社会主义教育的问题，并且走访了许多地方。在经过调查研究之后，毛泽东先后对《宋任穷同志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情况的报告》、《中共保定地委关于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进行“四清”工作向省委的报告》等18个材料写出批语。毛泽东认为，如果不搞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那就不要很长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在这样一种估计下，当年5月10日， 中央根据毛泽东的批语，很快发出了《关于抓紧进行农村社会主义教育的指示》。
      那么，毛泽东最初是如何认识这一运动，采取的又是一种什么方式呢？
      运动之初，毛泽东认为，我们这个国家有三分之一的权力不掌握在我们手里，而是掌握在敌人手里。从当时的情况来看，毛泽东的这一认识与湖北省委的报告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1963年上半年，湖北省委在向中央和毛泽东的报告中曾这样写道：“农村的阶级斗争很严重，斗争的焦点是阶级敌人千方百计篡夺基层领导权，使集体经济向资本主义‘和平过渡’。”报告甚至耸人听闻地说：现在有的单位，虽然还挂着社会主义的牌子，但实质上已经蜕化为资本主义了。湖北省委的报告引起毛泽东的高度重视。他对这“三分之一”的提法是非常相信的。关于“三分之一政权不在我们手里”的估计，对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进一步向“左”的方向发展，可以说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然而，这时的毛泽东在思想方法上所主张的还是以教育为主，这可以从他的一篇哲学文章《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中得到印证。在这篇文章中，毛泽东认为，人的正确思想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自己头脑中固有的。而是来自于社会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社会实践。因此，他要求要用通俗的语言向全党干部讲清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观点，以此来武装全党和全国干部，使他们不要犯认识上的主观主义、作风上的官僚主义的错误。与此同时，毛泽东对干部参加生产劳动尤为重视，因为他认为，干部参加三项伟大的革命运动，“是使共产党人免除官僚主义、避免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确实保证，是使无产阶级能够和广大劳动群众联合起来，实行民主专政的可靠保证”（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293页。）。 毛泽东把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看成是一场关系到党和国家前途和命运的斗争，看成是一场反修防修、使中国不改变颜色的斗争。为此，他告诫全党，这是一场重新教育人的运动。他要求我们党的干部应该成为既懂政治，又懂业务，又红又专，不是浮在上面做官当老爷，脱离群众，而是同群众打成一片，受群众拥护的真正的干部。由此，在开展这场运动的过程中，毛泽东冀图通过这场运动，教育和挽救广大干部和广大群众，特别要制止党内干部腐化变质，因为这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关键，是百年大计。毛泽东充满希望地相信，这场运动完成之后，全国将出现一种欣欣向荣的气象。他甚至充满豪情地说，差不多占地球四分之一的人类出现了这样的气象，我们的国际主义贡献也就更大了。所以说，毛泽东一方面强调加强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另一方面他对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亦抱有极大的希望。

      二
      关于四清运动的具体过程，特别是关于《前十条》和《后十条》的制定与实施，本文在此不再评述。但刘少奇对四清运动的认识和作用确是值得一提，这是因为刘少奇的思想在运动后期也产生了明显变化，从而导致了令人意想不到的社会后果，尤其对刘少奇本人的政治生涯产生的影响极大。
      1963年2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工作会议。会议期间， 毛泽东将《中共湖南省委关于社会主义教育情况的报告》和《中共河北省委关于在农村贯彻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决议，开展整风整社运动情况的报告》，批印会议与会者讨论。25日，刘少奇在会上作了关于反修防修问题的报告，报告中提出了如何在国内防止产生修正主义的问题。毛泽东在刘少奇讲话时插话说，我国出不出修正主义，两种可能，一种是可能，一种是不可能。现在有的人三斤猪肉，几包纸烟，就被收买。只有开展社会主义教育，才可以防止修正主义。随后，毛泽东又进一步说：“我们的干部，包括生产队长以上的这些不脱离生产的以及脱离生产的，绝大多数不懂社会主义。责任在谁呢？责任在我们，我们没有教育嘛。”因此，他强调：“要把社会主义教育好好抓一下。社会主义教育，干部教育，群众教育，一抓就灵。”（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记录， 1963年2月28日。）刘少奇针对经济领域内的腐败现象也在会上讲道，总是口里讲阶级斗争，不办事情，不好。现在就要正式部署一个行动，搞一个阶级斗争。对象是投机倒把，贪污盗窃，还有一些严重的铺张浪费，严重的蜕化变质、违法乱纪，严重的分散主义。可见，在当时的情况下，毛泽东和刘少奇在这一点上是比较一致的，他们似乎都觉得阶级斗争是存在且是激烈的，加强反修防修应该是当前的主要目标。然而，刘少奇比毛泽东在一些问题上的认识又有了进一步的深化，即强调要用“斗争”的方式追查上面的根子。其认识过程大致可以这样描述：
      刘少奇受毛泽东的影响，不仅接受了毛泽东的判断，并且作了相当的发挥。他针对有些地方干部不承认“三分之一的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的结论，以及认为这与同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干部的提法相矛盾的说法，严厉地批评说：“毛主席说我们的基层单位有三分之一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这个话有人怀疑……实事求是，有多少就是多少。我也希望没有三分之一，问题是三分之一打不住。”（注：刘少奇在华东局、上海市委负责干部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4年7月21日。）随后， 他在一次会上再次指出：“毛主席讲，我们的基层单位，有三分之一的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看来是有些地方少一些，有些地方还可能多一些。”“据我看，包括蜕化变质的，也不会少于三分之一。在农村里面犯‘四不清’错误的，可能不是少数，可能是多数。还有不少的单位犯严重的‘四不清’的错误。”（注：刘少奇在北京党政军和群众团体负责干部大会上的讲话记录，1964年8月1日。）基于上述的认识，刘少奇更为强调的是，追上面的根子，要一直追到中央。他认为：“现在下面发生的问题就是不追上边，恰恰问题就出在上边。”（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记录，1964年6月8日。）尤其当王光美向刘少奇汇报桃园生产队的调查情况，提到：群众反映一些犯严重“四不清”错误的干部……在上面有“根子”时，刘少奇要求应该切实追查一下上面的根子，要切实整一下。在他看来，在一个时期内，变了质，变成修正主义，并不可怕，只要上面清醒，发现了这种情况，能够下决心革命，就好了。危险的是上面不清醒（注：刘少奇1964年春节期间同王光美谈话记录整理稿。转引自《刘少奇传》，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954页。）。
      1964年夏天，由于中苏两党意识形态领域的公开论战愈演愈烈，国内加紧进行了“反修防修”的斗争。与此同时，一些关于“四清”、“五反”运动中陆续总结出的所谓“阶级敌人篡夺领导权”、干部“和平演变”等材料反映到了中央。这一年的5、6月间，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讨论《贫下中农协会组织条例（草案）》等问题。会议期间，毛泽东提出搞好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六条标准，即：第一、要看贫下中农是真的发动起来了，还是没有发动起来。第二、干部中的“四不清”问题，是彻底解决了，还是没有彻底解决。第三、干部是参加了劳动，还是不参加劳动。第四、一个好的领导核心是建立起来了，还是没有建立起来。第五、发现有破坏活动的地、富、反、坏分子，是将矛盾上交，还是发动群众，认真监督、批评，以至于展开恰当的斗争，并留在那里就地改造。第六、要看是增产，还是减产。毛泽东提出的六条标准，无疑对于搞好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有重要意义的。但不能否认的是，会议强调的精神已明显地开始向“左”转化。刘少奇在这次会议的讲话中认为，“和平演变”已经到了高级领导机关的某些人了，例如省委、市委都有他们的人。这时，他不再强调依靠基层干部，而提出在群众没有充分发动起来以前，不能再强调团结95%以上的干部。在这种情况下，在6月17日召开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正式决定修改“后十条”， 并由刘少奇亲自挂帅成立“四清”、“五反”运动指挥部，负责主持对“后十条”的修正事宜。最后，这个修正草案经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彭真等审阅后定稿。9月18日， 由刘少奇签发《关于印发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具体政策规定的修正草案的通知》。
      “后十条”修正草案，对当时的形势作了更加严重的估计，在充分肯定“前十条”的基础上，明确提出“四清运动”要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倾方针，认为，阶级敌人拉拢腐蚀干部，“建立反革命的两面政权”，是敌人反对我们的主要形式，因此说，“这次运动，是一次比土地改革运动更为广泛、更为复杂、更为深刻的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是当前阶级斗争在社会中的激烈反映。
      然而，“后十条”的修正和一系列“左”的措施的实施，在许多基层干部中产生了抵触情绪，甚至产生了怀疑。对此，刘少奇则认为，这是一种宁右勿“左”、怕“左”不怕右的右倾思想。于是，他在10月12日一封来信的批示中明确提出，“当前的主要危险是右倾危险”，要及时地批判“右倾”、“怕左不怕右，宁右勿左”的思想，“以便为当前的社会主义革命打好思想基础”。刘少奇的这一看法，不能不说对“左”的错误的进一步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由此说来，刘少奇担心的是“上面”会不会产生修正主义，他更多强调的是如何加强在思想领域的阶级斗争。
      透过上述可以看出，毛泽东和刘少奇关于这场运动的思想主张明显存有不同认识。但值得指出的是，毛泽东尽管强调了阶级斗争不搞不行的重要性，但在运动初期他还是强调以“教育”方式为主。尤其是当“桃园经验”和“小站经验”总结出来后，毛泽东看了很为欣赏，并亲自将这两份总结报告批转全国，以示推广。而刘少奇的思想和他提出的某些开展运动的具体做法，虽然是得到了毛泽东的认可，或是“完全赞同”。但刘少奇更多地是想通过“斗争”的方式来解决业已存在的问题。这样一来，从1964年秋委全面铺开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随着运动的不断扩展和深入进行，来自上上下下的“左”的错误更为明显、更为突出、更为严重。

      三
      一般说来，中共中央各种方针政策的制定，毛泽东的思想主张一直是贯穿始终的。这是毛泽东的领导地位所决定的，也是历史形成的。但是毛泽东的思想主张在其发展过程中也在根据事物发展的变化而变化，四清运动过程中，所反映出党的指导思想上的变化便是如此。当时，就如何看待主要矛盾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性质问题，毛泽东与刘少奇在思想认识方面产生了重大分歧，同时，这也可以说是毛泽东在对事物具体认识上思想演变的反映。
      应当说，毛泽东在思想认识上发生改变的起点是在与刘少奇关于上述问题的争论中。从表面看原因是关于方式方法上的分歧，但从更深一层上来分析，毛泽东的这种变化是和他的理论有着不可忽视的联系的。
      1964年下半年，“四清”运动中“左”倾错误发展的情况通过各种渠道反映到了中央，毛泽东和中央领导层知悉后十分重视，并打算立即着手进行研究、解决运动中发生的各种问题。
      这一年的12月中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会议原本的议题是总结“四清运动的经验”，讨论制定“二十三条”。但就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和刘少奇的矛盾骤然激化。
      事情最初发生在会议召开几天后一次很小规模的常委扩大会议上，当时就关于农村的主要矛盾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性质问题，刘少奇提出，农村的主要矛盾是“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运动的性质就是“人民内部矛盾跟敌我矛盾交织在一起”（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记录，1964年12月20日。）。毛泽东则认为，刘少奇的这种说法是非马克思主义的。他说，地富是后台老板，前台是“四不清”干部，“四不清”干部是当权派。你只搞地富，贫下中农还是通不过，迫切的是干部，就是要发动群众整我们这个党。他还进一步强调说，从七届二中全会以来，一直讲国内主要矛盾是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资本主义同社会主义的矛盾；从杭州会议以来，整个运动是搞社会主义教育，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很明显，毛泽东讲要抓主要矛盾，重点是整“当权派”。这一番话，则意味着“四不清”的干部都成为对立面。
      对于毛泽东的上述提法，刘少奇有着明显的不同意见，但他为了不使矛盾过于激化，同时也是基于维护毛泽东的领导地位，他只得和缓地解释说：四清运动中，各种矛盾交织在一起，很复杂，还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有什么矛盾解决什么矛盾的好，不能都上升为敌我矛盾。对此，毛泽东显得很不高兴，他激动地回击道：我们这个运动，叫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不是什么“四清”“四不清”运动。什么多种矛盾交叉的运动，哪有那么多交叉？所谓“四清”“四不清”，什么社会里都能整；党内外矛盾交叉，什么党都能用。没有说明矛盾的性质！不是别的什么主义的教育运动，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尤其当谈到“性质”问题时，毛泽东更是不容反驳地说：“什么性质？反社会主义就行了，还有什么性质？”（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记录，1964年12月20日。）刘少奇听了毛泽东颇带情绪的反驳，虽内心不同意，但还想平和地与毛泽东进行探讨，但毛泽东这时已听不进任何建议了。对此，刘少奇也就不敢再多说了。
      这里产生了一个令人不解的问题，当年发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时，毛泽东过多强调的是用“教育”方式来解决问题，并且说“一抓就灵”。刘少奇则大讲“斗争”，主张采用“阶级斗争”的方式。而运动搞了一年多之后，刘少奇却反过来强调要用“教育”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并且表示，应从实际出发，不能将各种问题、各种矛盾都上升为敌我矛盾。反过来，毛泽东则大讲“阶级斗争”。这种奇特的颠倒，用什么可以解释呢？
      笔者以为，进一步分析毛泽东在思想上产生的变化，则有助于人们对这一问题的理解。这一时期，毛泽东的思想总的来说是比前一阶段有了明显的发展和变化，如果联系他在“文化大革命”中错误理论，应该说是其“左”的思想发展到顶峰的重要标志。
      首先，在对社会主义认识的问题上。毛泽东始终认为，“三面红旗”是颇具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体现，是其本人对马克思主义创造性地发展，是完全正确的，也是毋庸质疑的。 他曾多次回忆说，1949年那样大的胜利，并没有使我高兴；到1955年，当我看到有那么多的农民参加了合作社，接着是私营工商业的改造，我开始高兴了（注：萧延中编：《晚年毛泽东》，春秋出版社1989年版，第166页。）。 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特色”，在毛泽东看来，是一种彻底把资本主义残余逐步去掉的有效途径，也“是建成社会主义和逐步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最好的组织形式”（注：参见：《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下），第72页。）。那么，究竟该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呢？毛泽东并没有作出明确的回答，正如他自己在总结经验时所说：“我那时对中国社会主义如何搞还不甚懂。社会主义谁也没干过，没有先学社会主义的具体政策而后搞社会主义的。”（注：《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273－276页。）而从实际情况来看，毛泽东在如何实现社会主义的过程中，突出强调的则是“政治挂帅”，“政治挂帅”的直接反映就是运用“阶级斗争”的方法来处理问题。无论是在“三面红旗”时期，还是后来的“四清运动”中，毛泽东头脑中时刻不忘的是在人民群众中开展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教育运动，不忘在思想上批判资本主义思想。以至于后来当他认为马克思主义的理想社会思想在实践中遭到人们抵制、反对的时候，他认为这些人是在搞资本主义、修正主义，那就只有进行阶级斗争才能解决问题。“四清运动”后期便是如此，当他和刘少奇产生了分歧之后，毛泽东觉得在党内已经产生了“资产阶级”，已经有了两个“司令部”。仅用“教育”方式已不能解决问题，而中国的未来要沿着他所规划的“三面红旗”之路来发展，就必须批判已经产生的“资产阶级”，要与之进行斗争。这从他后来所发表的“五七指示”中能够得以充分的印证，在这封他给林彪的长信中，他根据马克思设想的“迫使人们奴隶般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和“个人全面发展”（注：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2页。）的共产主义目标， 进一步勾画了他的理想社会的轮廓。在毛泽东推崇以自然经济和平均主义为特征的社会主义模式的同时，他要求，不论是军人、工人、农民、商人、学生，还是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只要是有条件的，就必须在兼顾本行业的同时，参与批判资产阶级，因为这是保证我们国家不变颜色的基础。这一思想一直延续到“文化大革命”中，乃至他的生命的结束。
      其二，关于意识形态领域阶级斗争的认识问题。由于四清运动作为贯彻八届十中全会关于“阶级斗争天天讲”理论的重大战略性行动，从一开始就有着在中国防止“修正主义”出现的明确目的。因此，四清运动中毛泽东始终将农村四清、城市五反与狠抓思想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结合起来。在毛泽东看来，自从他和刘少奇的矛盾激化后，尤其是1965年春以后，中央显然已经出现了“修正主义”的苗头，如果不能及时地加以解决，那后果将不堪设想。因此，如何能及时制止这个已经出现的“不良”苗头呢？这就需要坚决、果断地狠抓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在这一主导思想的基础上，毛泽东发出了一系列指示，号召在思想战线、意识形态领域彻底解决党内存在的问题，尤其是，当毛泽东与刘少奇的分歧写进了根据毛泽东的意见而重新修改的《二十三条》之后。在毛泽东看来，一大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已经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而且相当多的单位的领导权已经不在马克思主义者和人民群众手里；他还据此认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已经在中央形成了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上述情况，用过去的斗争方式已不能解决问题，只有实行“文化大革命”，用公开地、全面地、自上而下地发动群众来揭发的方式才能彻底解决问题。这样，人们也就不难理解毛泽东为什么最终要发动“文化大革命”了。
      其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的确立。从政治形势发展的状况看，“继续革命”理论的主要观点最初出现在所谓的纲领性文件《五·一六通知》里，概括在《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中，最终形成在“九大”的政治报告内。这一理论的核心是：在无产阶级取得了政权并且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条件下，还要进行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文化大革命”便是“继续革命”的最重要的的方式（注：参见《党的建设七十年纪事》，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440页。）。可以说， 这一理论是毛泽东晚年在社会主义社会中阶级斗争问题上的“左”倾错误论点的总概括。如果我们细细考察四清运动以来毛泽东在思想上的变化，就不难看出，这一理论的确立还是有着清晰的思想轨迹的，它是毛泽东阶级斗争扩大化思想的继续，是毛泽东“左”的思想的进一步发展的结果。在这里，笔者就毛泽东与刘少奇产生分歧的前因后果不想作过多评述，但有两点可以讨论。第一，毛泽东自1959年庐山会议后，虽言谈话语中每每有一些民主的论点，然其主要思想还是注重了阶级斗争、反修防修问题，这固然和国际大的政治气候、大的政治背景有关；但不容忽视的是，毛泽东的思想在向社会主义革命转换的过程中已经变得越来越孤傲，听不得不同意见。第二，毛泽东一度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大权转交刘少奇负责，他自己超然度外，专心致力于反修防修的思想理论建设，但当刘少奇的工作主张超出了他的预想之后，他似乎感到党内潜伏着一种“危机感”，是“大权”将要旁落，还是将要出现“其他”？这对于毛泽东来说，似乎都是不可琢磨的事情。于是乎，毛泽东终于不想再用“教育”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因为，无论是在社会中、农村中，还是党内出现问题都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激烈斗争的反映。
      总之，毛泽东在四清运动中的思想变化，是其错置的理性相悖反地作用于其思维，沿袭了他阶级斗争扩大化的理论，其不可驾驭的思维使其错误思想发展到了顶峰。这种对历史的游离即对事实的以偏概全，始终存在于他晚年的理性思维中，以至于在他发动“文化大革命”之后，其错误理论给其社会带来的是更加重大的历史性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