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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要回家》已出版，书价每本45元，云南知青购买每本30元。
目录
引子………………………………………………………………..（1）
第一章：云南农垦与知青上山下乡运动………………………...（4）
第二章：生产建设兵团体制下对知识青年的再教育………….（22）
第三章：兵团知青的思想教育与政治运动……………………..（42）
第四章：被放逐的青春，被亵渎的爱情………………………..（62）
第五章：兵团知青的非正常死亡………………………………..（82）
第六章：云南生产建设兵团重大知青事件…………………….（100）
第七章：云南生产建设兵团撤消，云南垦区恢复农场体制….（150）
第八章：悄然涌动而阻力重重的知青返城潮………………….（163）
第九章：中央高层顺应民心，逐步调整上山下乡政策……….（177）
第十章：1978年，云南垦区已成为一堆干柴…………………（195）
第十一章：向邓副总理恳切呼救：请帮助我们回到自己的家乡.（209）
第十二章：在暴风眼的中心……………………………………….（236）
第十三章：北上，北上，坚持北上……………………………….（278）
第十四章：陷于哀兵绝境的首批请愿团…………………………（309）
第十五章：北京，你好！…………………………………………（328）
第十六章：国务院调查组飞赴云南解决知青问题………………（362）
第十七章：百万知青胜利大逃亡…………………………………（395）
第十八章：回望红土地……………………………………………（420）
后记
引子
1998年，为了纪念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30周年，上海文化出版社向社会广泛征稿，编写出版了一本知青纪实集《老知青写真》，书中有一篇是一位知青的后代写的《永远的西双版纳》，感人至深：很多很多年之前，在我还无缘到这个世界来潇洒走一回的时候，我的叔叔谢为群被隆隆的列车载往那个传说中美丽的西双版纳。那一天，上海火车站红旗招展，锣鼓喧天；那一年，叔叔只有16岁。爸爸说，叔叔去的是最远的橄榄坝。
二十多年后，当我在邓贤的《中国知青梦》里看到了"橄榄坝"这个熟悉的名字时，我的泪终于流了下来，但是叔叔再也不会回来了。清明时节，我在叔叔寂寞的墓碑旁拔去了丛丛野草，走进历史的叔叔却永远在我的心里，年年岁岁岁岁年年，只要南疆的风依然吹过青青的竹楼，西双版纳就会带着我的爱与伤痛定格在时空的长河中，成为一个无法释然的背影，永远永远。
在扎根西南边疆的岁月里，叔叔种橡胶，打群架，喝"玻璃汤"；而作为一个男人，他从来没有对家里人诉说过自己在橄榄坝的艰难与苦闷，家中的父兄只是在许多年后，读着叔叔同时代的云南知青的文字时，才深深理解叔叔当年一个"苦"字中所包含的全部。在我的记忆里最深的是一把二胡琴声如诉，我至今都记得。在寂寞的午后，叔叔一个人坐在小屋里拉二胡的背影，命运悬浮的叔叔如泣如诉的琴声，倾泄着他的愤满、痛苦与孤寂。
叔叔是1979年初，在云南农场十万知青返城的狂潮中冲回上海的，以后安排到一家日用品调剂商店工作。6个月后，因他在橄榄坝农场积下的旧伤复发，在医院手术台上猝死，麻醉引起的医疗事故，他死时才26岁。
叔叔去世后，与他当年在一起的农场战友们来吊唁，他们围着叔叔的遗像一个个号啕大哭，我从来没有看见过男子汉们这样的恸哭失声，青春艰难岁月里互相依偎的情感是深入骨髓的。
那天祖母的银发在秋风中飘荡，老泪纵横，她望着这些痛哭的孩子们，呆呆痴痴地一遍遍说着："为群从云南来信总说，我们想回家，我们想回家……"1972年，在云南瑞丽的一位四川知青想回成都探亲，因为连队知青云集，队上不能批，他竟然让同连的战友用麻袋将自己装上，没扎扣绳，抬上一辆进来拉白糖的解放牌载重车的保险杠上，汽车启动时，他用手紧抓保险杠，神不知鬼不觉混过了"边卡"红旗桥，到了保山，司机发现了这个变戏法式从麻袋里钻出来的青年，本想将他撵下去，一打听原委，司机一把揽过知青，自己先红了眼圈，粗声粗气的道："我的弟弟也在东风农场割胶，兄弟，坐到前面来，跟我回家！"1973年10月，成都知青康运海接到家中一封加急电报："母病危速归！"他好不容易向连队领导请准了假，经过6天的颠簸，火车终于停靠了在成都站那宽大的站台前，他很快就发现检票口处的母亲，这就是他日夜思想的母亲么，几年前离开成都时，她身体挺壮，精精神神，几年不见，竟是白发爬满额头，脸面皱纹。望着赢弱的母亲，差点儿掉下泪水："妈，我在这儿……"母亲忙走拢来，抚摩着他瘦削的脸颊，好久好久才说了一声："你瘦了，黑了！海儿，妈终于把你盼回家了……"在以后很多年里，他在睡梦中，一次次依稀看见，白发的母亲依旧站在火车站的检票口外的栏杆边，望眼欲穿的等待儿子的归来！
1996年，在北京召开"知青与社会转型研讨会"上，一位曾在云南农星局工作过的北京女知青告诉我，她年年都要做一件事，统计在云南的知青中非正常死亡人数，为患精神病的知青联系住院治疗，她至今难忘一师三团（改为勐养农场）的一位重庆知青疯了，他才17岁，整天口里重复着一句话："我要回家！我要回家！"听来让人辛酸。
"我们要回家！"--这是千千万万个愁肠百结的母亲们悲痛的呼唤！
"我们要回家！"--这是1700万中国知青绝大多数人埋藏在心中最想倾诉的一句话。
"我们要回家！"--这是对文明与理性的回归，是时代的召唤！
1978年秋，在结束了民族浩劫的文革灾难后的第3个年头，在中国历史已经翻过去沉重的一页，拨乱反正开始一个崭新时代的日子里，仍滞留在云南垦区的8万来自上海、重庆、成都、北京、昆明的知青--这些共和国的苦难孩子们以他们的血肉之驱手挽手筑起一道新的长城，为了生存的权利和人的尊严，发出震慑山川的吼声："我们要回家！"。他们来云南已经整整10年，青春在热带雨林中流逝，理想被南疆红土埋没，在生理上与心理上已经处于人能承载的极限，除了回家，他们依旧一无所有，在绝境中，他们已没有退路，他们举起热带雨林一般稠密的手臂，举起这面血写的旗帜--"我们要回家"。他们举着它义无返顾地向前走，不管前面是荆棘，还是牢房……
但时代宽容地拥抱了他们，他们胜利了！
1979年初，全国数百万知青大返城，长达20多年的中国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终于画上了句号。
后记
当我写完这部近40万书稿的最后一行字，正值火炉城武汉三伏天连日39度的高温，我疲乏而兴奋地靠在沙发上，轻松地微闭上双眼。几个月来，我伏案奋笔疾书这部凝聚着10万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知青的苦难与风流的历史，我沉浸在沉重、愤怒、悲伤中，经常泪水模糊了我的双眼。我很兴奋，我终于将它写完了！
我是一个老三届知青，由于家庭出身不好的原因，我曾在皖南插队落户长达7年，1975年我才因落实"独生子女，身边无一人"的政策被招工返城，安排在一家集体工厂当锯板工。1978年冬天我参加文革后恢复的第一次高考，费尽周折进了一所师专，我们那个班几乎有一半是知青。1994年开始，我把主要精力集中到中国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历史研究和知青文学创作，将"为一代人立言"视为自己的责任与使命。
我认为1978年底，1979年初，以西双版纳垦区知青发起的"我们要回家"返城风潮，是中国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历史中最悲壮的一页。此时正值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党中央拨乱反正，维护安定团结，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妥善处理了云南知青的问题，并统筹安排、调整了全国知青上山下乡的政策，终于为长达25年的中国知青上山下乡画上了句号。
1989年《海南纪实》刊出张力甫写的《1978，西双版纳八万知青返城风潮》，第一次向外界披露了云南知青大返城的历史真相。紧接着在九十年代初兴起的全国知青文化热中，各地出版物的知青回忆录以及纪实性的报告文学、小说中陆续反映这段历史的情节和过程，特别是许多这一历史事件当事人的回忆叙述真实、可靠，很有价值。但令人感到缺憾的是，没有一部全景式多视角反映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知青上山下乡的书，给人一种语焉不详、断章不全的感觉。这也难怪，当年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的10万知青是由北京、上海、重庆、成都、昆明5个城市的知青组成的，需要有人来整合这段历史。
于是我花了几年时间去收集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知青的历史资料。
2001年夏天，我终于找到发起版纳知青返城运动的上海知青丁惠民。我的真诚与执着感动了他，他和北上请愿团的主要成员们欣然接受了我的采访，并向我提供他们保存20多年珍贵的资料（传单、简报、日记、工作笔记、照片和实物）。一年来，我先后去重庆、上海、北京采访了60多位当事人，他们的口述成为这本书最富有血肉的内容。
本书的前半部，试图在云南从古至今屯垦历史的大背景下，来介绍文革期间组建的云南生产建设兵团对其所接受的10万知青安置教育的基本情况，以及来自北京、上海、重庆、成都、昆明的知青在兵团时期真实的境遇以及1974年兵团撤消，恢复农场体制后，在时代大环境影响下，云南垦区知青中发生的微妙变化。前半部不少内容摘引了一些出版物中知青回忆文章及资料。本书的后半部从第十一章开始，切入丁惠民发起的版纳地区知青返城运动的主题，基本上以当事人们的口述，他们提供的历史资料及官方的文件资料来写的，没有一点虚构的成分。
由于条件的限制，我没有机会去西双版纳做实地踏访，也没有去成都、昆明等地采访。我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无论是在生产建设兵团时期，还是在农场体制时期，云南知青中发生的"泣天地，恸鬼神"的事情还很多，许多知青的遭遇与命运抗争故事很多，我未能写进本书，只能说句："请您原谅了"。今后一定还会有人来写的，我这些文字只是沧海一栗，莽林一叶。
本书的问世要感谢以下前辈和知青朋友们的无私支持：
首先感谢革命老前辈，受全国知青尊敬的原国家农林部副部长，农垦总局局长赵凡同志对我的教诲，对全国知青的关心和爱护。
感谢知青朋友丁惠民、刘先国对我的信任与支持。
岳建一先生的鼓励，使我完成本书有了勇气和信心。
重庆市的邹盛永、曾永庆、涂清亮、罗小文、徐裕敏、黄有志、王祖勇、阿蛮、孙建渝、谢继红、吴章明、陈远前、易立新、陈文仙、张秀英、吴绍怀、阮仁智、罗荣臻、彭其国；上海的周公正、孙向荣、陈鸿范、胡寅康、范嘉祥、王强、叶铁淳、徐长保、郑定乐；北京的陈尧、李向东、李再延；武汉的胡军、何明军；昆明的李英等同志接受我的采访，并提供了大量的历史资料，在此一并向他表示深深感谢。
感谢知青朋友刘小萌、官国柱、陈萍、谢春池对我的帮助与鼓励。
上海的刘先国和胡寅康，将他们保存20多年反映请愿团北上历程的300多张老照片无私地提供给我。本书选用了一部分，它们是弥足珍贵的历史瞬间的定格。
云南知青的生活轨迹还在延伸，追踪反映他们生命历程的知青纪实与知青文学必将延续。
刘晓航
2002年8月4日于武昌
第一章、云南农垦与知青上山下乡运动
一、云南，美丽富饶神秘的红土地云南地处中国的西南，是东亚腹地，欧亚板块的集合部，喜马拉雅山南麓，历史上是通往西藏及印度大陆的南部的入口。因其物种的多样性，被世界动植物学界誉为"地球物种的基因库"；因其文化独特性，受到世界人类学家们的关注与青睐，被誉为"人类社会进化的活化石"；同时，也因其土壤为深红色，而被形象地称为"红土地"。
但是两千多年来，云南--这片特殊的地域，只是与朝廷的发配充军，民间的逃荒移民，躲避战乱相联系，在人民眼里云南始终是"瘴疠之区"和"蛮荒之地"。这些人云亦云的传闻，半是事实半是虚夸的误解，使云南一直笼罩在一层神秘的纱雾中，既令人神往，又使人望而怯步。
其实这片美丽、富饶的红土地，数千年来一直演示着云南与祖国内地一脉相承的文化基因。考古发掘表明，云南不仅是亚洲乃至世界最早的人类栖息地之一，也是中国历史文化的发祥地之一。距今1400万年的腊玛古猿化石的发现，距今170万年前元谋人化石的发现皆证明云南是人类祖先的生息繁衍之地，而云南青铜器的出土，也证明云南早在战国和西汉时期，就有了令人叹为观止的文明。
云南虽地处中国西南一隅，但和中原华夏民族保持着割不断的血脉亲缘。尽管在历史的进程中，云南与中央政权的关系时密时疏；从我国时庄开滇到秦代"五尺道"开通，从三国诸葛亮平定南中"七擒孟获"到唐王朝与南诏的修好，从元代塞典赤治理云南到清朝"平西王"吴三桂称霸云南，从武昌辛亥首义波及到云南的"昆明重九起义"到"护国运动"，滇军血战台儿庄重创日寇，"一二·一"学生运动的民主浪潮到卢汉的和平起义，都证明中国内地的政治与经济的变化也无不对全国产生重大影响。在云南这块"天高皇帝远"的边地上，在连绵不绝的大山的皱褶里，同样藏着历史演变的兴衰荣辱、悲欢离合，躁动着时代更变的难以预测的玄机。最具代表性的是1915年蔡锷将军领导的"护国运动"和发生在1978年末至1979年初的云南5万知青罢工，请愿返城运动。1915年，在辛亥革命血泊爬上总统宝座的窃国大盗袁世凯又镇压了国民党人领导的"二次革命"，采用一系列卑鄙手段复辟帝制，取消民国称号，改用"洪宪"年号，全国哗然，各省纷纷举起"伐袁"旗帜，但是，打响拯救共和、护国运动第一枪的不是京、津、沪，而是远离政治权利中心的云南。1915年12月25日上午，唐继尧、蔡锷、李烈钧等将领联名通电全国，宣布云南独立，反对帝制，武力讨伐袁世凯，通电一经宣布震动全国，得到全国人民的拥护。具有辛亥革命优良传统的滇军组织护国军奋不顾身入川作战，重创北洋军，经浴血奋战，终于打倒了复辟称帝的袁世凯，恢复了共和，这一段历史成为云南人民的骄傲。
文化大革命期间，在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热潮中，从1967年开始来自北京、上海、重庆、成都、昆明10余万知青被动员到云南参加支边建设，他们给这块广袤闭塞、落后的边疆带来了热血沸腾的青春朝气与活力，带来了知识与文明。他们和兵团官兵、农场老职工在一起开荒种植橡胶林，为云南的农垦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但10万知青辉煌的青春梦失落在红土地的热带雨林中。10年中，他们经受了太多的磨难与煎熬，有一些知青甚至献出自己年轻的生命。1976年打倒"四人帮"文革宣告结束，党中央拨乱反正将被"四人帮"颠倒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实事求是地处理解决在10年文革灾难中遗留下来的大量社会问题。邓小平等改革大师的运筹帷幄正在逐步抚平十年动乱给成千上万人带来的创伤，人们看到了前途与希望。这时散布在全国各地农村的插队知青开始以各种方式踏上了"返城"之路，但在边疆农场的知青们，却被人遗忘了，因为他们已经成了国营农场的职工，连"知青"的称号都被剥夺了，回城无望，尤其是远在西南边陲的云南垦区的知青们。10年来，他们创造了财富和价值，但他们的生活境遇没有多少改变，在先的生产建设兵团体制，继而恢复的农场管理体制，在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积压的矛盾越来越多。到了1978年底，在回城无望，前途渺茫处于绝境中云南垦区5万知青已经形成了一堆只要一根火柴就能熊熊燃烧的干柴，为了明天，他们终于举起"我们要回家"的旗帜，向党中央最高层领导，向全国人民呼救！他们铤而走险选择了罢工、请愿这种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允许的形式'表达'了广大知青要求生存，维护人的尊严的权利。毕竟时代不同了，人性复归，理性复归，由于"天时地利人和"种种客观与主观因素的整合，他们返城的愿望实现了。10万云南知青在全国1700万知青仅为一百七十分之一，数字微不足道，但云南知青义无返顾的壮举，却促成了全国知青的胜利大返城，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滚动的链条在这里断裂了，这场长达20多年被事实证明失败的社会实验终于画上句号，成为沉默的历史。
说起10万知青去遥远的云南上山下乡，就不能不追溯历史上云南的屯垦和上世纪50年代开始的因发展中国的橡胶生产而兴起的云南现代农垦事业。
二、云南历史上的屯垦公元前221年，秦王朝建立了包括今天云南在内的统一的多民族的封建国家，在秦始皇即位前后李冰任蜀郡郡守时即已开始在今川滇边界的宜宾棘道开山凿崖修筑通往滇东北的道路。以后秦始皇又派常安页把李冰修筑的道路一直延伸到滇北的曲靖附近。由于道路仅宽五尺，时称"五尺道"，这条道路虽窄，在巩固和加强封建王朝的中央集权方面，具有重要的意义。由于"五尺道"的修筑，"西南夷"各部落和内地的经济文化联系密切起来。秦还在邛笮地区设置过郡县，这为西汉普设郡县和移民屯垦创造了条件。
从西汉开始，对云南进行移民屯田，主要在滇东北和滇池地区。诸葛亮平定南中后实行屯田，主要在滇东，因此中原地区汉族人民进入云南，他们带来了中原地区的先进生产技术，并促进了云南的经济文化发展。汉代在云南屯田，主要是军屯，即驻防屯守的领军官吏把所领戎兵长期不更换，于是成为落籍在南中的移民屯户，继续从事屯田生产。落籍后的领军驻屯，随着屯田的稳定和发展，逐渐形成大姓。戎兵落籍驻屯，成为大姓的部曲。官营屯田由于扩大了劳动力的来源，促进了生产力，推动了滇东、滇北地区的社会与经济有了较大的发展。
在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南中地区还有过几次民族迁徙。如三国时期李恢迁永昌地区的濮民到云南建宁、晋初，滇东北的汉族西迁入，包括洱海地区和滇南，他们与当地少数民族融合，对古代云南的经济文化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
在云南实行大规模的屯田，并设立机构管理屯政，实始于元代。从至元十一年（公元1274年）到至元十六年（1279年）赛典赤任云南行省平章事期间，开始实行民屯以发展生产。他们从清理编户入户和田土入手来推行民屯形式。在云南省境内置立民屯8处，屯户共1505户，屯田共56559双。元代云南大规模置立军屯是从至元二十六年（公元1289年）开始的。据《元始·世祖本纪》载："至元二十六年三月，立云南屯田，以供军储"可见元代先立民屯后置军屯，都是为了解决军粮饷不足的问题。
明太祖朱元璋在统一全国前，在攻城略地过程中就已在占领地区实行屯田，统一全国后，也以屯田作为增加军事力量，恢复和发展生产的重要措施。明王朝不仅在内地和北方境界的确实行屯田，而且在公元1382年（洪武15年）以30万大军剿灭了云南的元梁王巴匝刺瓦尔密，平定云南之后，即在云南实行"军屯"、"民屯"和"商屯"。屯田制的推行为云南招来四、五十万汉族农民，并使内地的农作物品种及耕种技术在云南得到推广，使云南的水利灌溉工程得到兴建和修整。如昆明南坝闸工程的兴起，使"田不痨于旱涝"，滇池海口整修疏通避免了洪患。明代在云南实施屯田，促进了当时云南社会和经济发展。云南地处边疆，多数地方还处于农奴制和奴隶制时代的经济形态。土地归农奴主和奴隶主所有，广大各族人民被剥夺了土地所有权，在这种落后的经济形态下，生产落后，人们只能维持简单的再生产，明王朝实行封建的中央集权，对土司的权利有所限制，从而为明王朝在土司领地里实行屯田创造了条件。
清康熙大帝平定"三藩"后便开始在西南各省民族地区实行"改土归流"，废除明代遗留的"庄田制"，凡是耕种庄田的汉、白、彝族农奴，交出一定的地价后，便获得土地的私有权，自身也成了自由农，直接对官府交纳田赋，负担徭役。康熙31年（公元1695年），清廷废除屯田制，将屯田并入民田，使各地大量军田变为私田，这样云南大部分地区有了与内地相同的经济制度，土地进一步私有化，各府、州、县控制的户籍和经国家丈量后的征赋的田亩已达到相当数量，生产恢复，商业逐渐繁荣，各地土司势力有所削弱，进一步巩固了中央集权的封建地主阶级专政，在客观上都起到了促进社会生产的发展和巩固封建国家边防的作用，因而具有历史的进步意义。
近代以来，随着外国资本主义侵略扩大深入到云南，封建剥削加重，土地兼并不断发展，赋税日趋增多，仅田赋一项就有谷捐、米捐、钱粮杂支，随粮夫马津贴、官租……五花八门，多达30多种，民不聊生。鸦片战争以后，烟禁废弛，反动政府借烟税以增加财源，"寓禁以征"无异鼓励农民种烟，于是云南境内几乎到处是罂栗花，大大缩小了耕地面积，粮食产量不能自给而大量进口越米和缅米，这是近代云南农村经济畸形发展的结果。这种现状一直持续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完成边疆地区的民主改革和土改后，继而进行农业合作化运动之后，云南的农垦事业才进入一个崭新的时代。
三、为了发展我国的橡胶生产而诞生的云南垦区解放以后当代云南农垦事业是与国家有计划地在云南发展橡胶种植分不开的。
橡胶产长于南美巴西的亚马逊河流域，为热带雨林中的上层种树。橡胶树因其每柄上有三片叶，固又称三叶树。从野生到人工栽培，到橡胶制品工业，经历了漫长的过程。橡胶的经济价值很高，一般来说，栽下一棵橡胶树苗，7-8年就可以割胶，经济寿命可长达50年。于是，许多国家视发展橡胶生产为国民经济的"绿色命脉"。
国际上权威的植胶理论认为：橡胶树只能在赤道两侧南北纬度20度 以内生长，超越20度就是植胶禁区。我国是一个温带国家，北纬20度以内地区只有一个小小的海南岛，按照上述理论，我国是一个贫胶国。地球上北回归线的两侧国家和地区都是沙漠荒原，惟独这条被世人称为荒漠之线，在中国西南地区还保留着一块热带雨林，葱葱郁郁使北半球充满生机，这就是云南的西双版纳，西双（即十二的意思）版纳（雨林中间的平坝）保留着银杏、铁杉、擎天树等众多热带珍稀植物和孔雀、大象、孟加拉虎等珍稀动物，它成为北回归线上一颗璀璨夺目的绿色明珠。
据记载，橡胶树最早于1876年，由英国人魏克汉把它引种到了东南亚。以后，橡胶树在东南亚亚热带雨林及人工栽培迅速繁茂。中国栽培橡胶树的历史，始于1906年，它由傣土司，同盟会员刀安仁在新加坡考察时，发现此地有橡胶树，也有榕树，联想到故乡滇西的盈江榕树长得根深叶茂，何不尝试种植橡胶树？随即买了8000株橡胶树苗，派人送回栽种在盈江的凤凰山山坡上。抗日战争中，日寇侵滇西，为筑路大肆砍伐树木，这批橡胶树难逃厄运，仅存活两棵，后被台风吹倒一棵，现仅存一棵。它高30米，距地面50厘米处主干径围3.4米，主干分出五枝粗大的树杈。它生长的凤凰山南坡地处北纬25度,海拔960米，已超过植胶禁区。它被称为"中国橡胶树之母"，比台湾和海南岛引种胶树都要早。
而云南在西双版纳的橄榄坝，有一片只有70多棵树的橡胶林，然而每棵树都非常高大，有的直径达到130多厘米。50多年前，有一位叫李宗周的华侨，认定橄榄坝可以种植橡胶树，便从国外引种籽试种，第一、二次都失败了，第三次他从泰国运来2万株橡胶树苗，建立暹华胶园，栽培橡胶树，这次终于获得成功，这70棵橡胶树就是第三批引种的幸存者。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国家急需橡胶，但由于受到美国冷战制定的对华经济遏制政策，不允许向中国出口橡胶。1951年5月16日，政务院副总理兼财经委员主任陈云在中共第一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讲：橡胶是战略物资，从朝鲜战争以来就不能进口了。海南岛可以种橡胶，但数量很小，中国别的地方可也有宜种橡胶的，产量虽然不及南洋群岛那么多，但是比没有强。
是年7月起，云南省农林厅组织植物学家蔡希陶、秦仁昌等组成三个调查组分赴滇西、滇南、思普地区调查橡胶树资源，并对盈江、橄榄坝已有的巴西三叶橡胶树进行实地考察。1951年8月在全国第一次橡胶会议上，陈云看到了橄榄坝橡胶园拍下来的照片，十分兴奋地说："我们的建设非常需要橡胶，今后要多种植。"这一年8月31日，中央人民政府第一百次会议通过《关于培植橡胶树的决定》，指出："橡胶为重要的战略物资，美英帝国主义对我进行经济封锁，为保证国防及工业建设的需要，必须争取橡胶的自给。"决定提出，自1952年至1957年以最大速度在大陆的广东、广西、云南、福建、四川等5省区共植巴西橡胶及印度橡胶770万亩，其中云南为200万亩。
1952年3月，云南省农林厅在盈江、莲山建立橡胶林场；8月改为特种林实验场，是年那3-4月，第一批复员军人，14军的199名官兵转业到该场工作。
1952年12月24日，中央指示开辟云南植胶区，5年任务暂定为100万亩，决定由中共西南局，云南省委主持成立云南垦殖局。
1956年1月21日，中央人民政府林业部云南垦殖局成立于昆明市，由西南局农林部副部长屈建出任局长，并调入干部1602人。
1月24日，中央林业部以尼卓维夫为首的5位苏联专家和十多位中国技术人员由北京飞抵昆明，组成26人的调查队到热带雨林地区调查，并写出完整的调查报告，其结论为：根据气象，土壤、植被、病虫害等多科分析，普洱区的车里（即景洪）、镇越（勐腊）等县是完全有条件植胶的。"1955年3-5月，由中国人民解放军13军、14军及公安兵团共计3766名复员官兵转业先后组织了潞江、黎明、勐撤坝、双江、金平等6个军垦农场。
是年5月，橄榄坝原暹华胶园仅存的87株胶树首次割胶。
三、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滥觞--50年代的青年志愿垦荒队
1954年2月，苏共中央和部长会议作出大量开垦荒地的决定，全苏联的青年奋起响应这一号召。2月20日，莫斯科的志愿开垦者在克里姆林宫集会，苏共中央总书记赫鲁晓夫在集会上发表了富于鼓励性的讲话，强调动员青年到边疆垦荒，是因为苏共中央认为这是解决当时粮食问题的有效途径，苏联拥有大片肥沃的荒地，国家已往垦荒区送去几万台拖拉机、联合收割机，青年们能够利用国家送去的这些机器开垦荒地，生产粮食。他强调，去边疆，把城市的文化带到荒原上去，他希望青年们在那里永远定居下来，苏共中央认为这是一种花钱少而收效大的方式。
当天夜里，载着青年垦荒者的第一列火车就向阿尔泰这个重要的开荒地区出发了，接着人的洪流、机器的洪流，各种物资的洪流就源源不断地向阿尔泰涌去。到1955年5月中旬，已有2万多青年垦荒者到达阿尔泰，所计划生产的粮食，将达到全苏联当年计划的粮食总产量的1/20。截止1955年，全苏共动员了27.4万城市青年去垦荒，其中以共青团为主体。从城市动员青年到农村已成为当时苏联的一个趋势。但是，以后的事实证明，苏联当年动员大批城市青年去边疆垦荒是失败的，因为没过几年这些志愿垦荒者大多倒流回城市。1964年10月赫鲁晓夫被撵下台后，罗织他掌权期间所犯错误中就有头脑发热，动员大批城市青年去边疆开荒这一条。
50年代正是中苏关系的蜜月时期，学习苏联老大哥的经验是必然的。1955年4月，青年团中央组织中国青年代表团赴苏学习苏联正在进行的开荒的经验，还到阿尔泰地区进行访问。回国之后，他们向党中央递交了《关于苏联开垦荒地的一些情况报告》，党中央认为这个报告很有价值，于1955年6月27日予以转发，成为我国青年开展大规模垦荒运动的前奏。
1955年9月，由党中央发起组织的首批北京青年志愿垦荒队由北京出发到达黑龙江省萝北县，在全国青年引起巨大反响，由于在全国各地大张旗鼓地宣传，造成巨大声势，继北京之后，在3个月内，全国已有辽宁、黑龙江、吉林、河北、山东、上海、武汉、天津、湖南、广东、浙江、福建、河南、云南、江西、广西共16个省市及部分县城组织了青年志愿垦荒队。1956年1月24日的《中国青年报》在头版以"青年们，开垦荒地去，在那里成家立业吧！"为标题，整版地报道了各地青年垦荒队的活动。据有关部门统计，共有21万人参加了这场全国性的垦荒活动。这场运动的兴起不仅是学习苏联的经验，也与国家为了解决城市粮食供应与解决中小学毕业生出路问题有关。它成为60年代大规模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先河，是对城市移民的最初摸索与试验。当年这些青年垦荒队所开垦的地区，大多以后成为接受安置知青的基地。最重要的是这一场迅速兴起璇即衰落的运动经夸大的宣传的浪漫的创业生活，以后竟成为动员知青上山下乡的学习楷模。
1955年10月到达云南垦区的第一支昆明市青年志愿垦荒队是由刘小三（时任昆明市一个铁厂的工会主席）、梁正富、王延彬等人在《云南日报》上发出倡议，几天内得到6000多青年响应，最后经批准了389人；开赴距中缅边界仅100多公里的滇西潞江河谷，在龙陵县组建潞江坝青年农场。
随后，1956年2月，昆明市有500多名青年集体到西双版纳垦荒，还有1400多名青年到达德宏，在怒江河谷和高黎贡山余脉建立了5个集体农庄和垦殖场。在两年内，云南省一共组织了21支青年志愿者垦荒队，人数达到了3775人，建立了13个青年农场。他们应该是第一批来云南垦区的城镇知识青年，第一批到潞江坝的知识青年的劳动和生活，被作家黄天明写成小说《边疆晓歌》，于1963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在当时青年中引起很大反响。直到70年代初，当正在组建的云南生产建设兵团到上海、成都、重庆去招收应届毕业生时，还曾用这部小说进行宣传动员，很多知青都是深受这部小说的感召坚定了去云南扎根边疆干革命。
实际上，《边疆晓歌》对青年垦荒生活做了浪漫的描述，在西双版纳美丽丰饶的大自然中，他们捉孔雀，饱吃香蕉。白天开荒，晚上在土司的大坪场上围篝火跳舞，畅谈理想。小说描写了省、自治区，农业社对垦荒的多层领导，并将垦荒队分成先进、中间、落后三个群体。这种按照阶级成分编写的人物关系表，反映出知青们要建设理想世界，实际上是一个充满阶级斗争的高度集权的社会。人们评价它是一部充满了革命理想和革命浪漫主义激情的作品。与其说影响了整整一代人，这当然是后话了。
1957年3月25日。云南农垦局正式成立，直接受国家农垦部和云南省人民政府双重领导。从1958年起云南农垦由事业管理转为企业管理，对生产单位进行经济核算制，这种体制一直延续到1969年农垦局撤消，被生产建设兵团体制替代。
这些转业官兵分批到个垦区，先后组建了东风、勐定、勐省、耿马等国营农场。这些国营农场到了70年代初成为接受安置大批知识青年的地方。如由13军526名转业军官在大勐龙组织的东风农场，以后成为接受知青最多的一个大农场，共安置了近2万名来自上海、重庆、北京、昆明的知青，其中上海知青近8000余人。
1958年1月24日，中央军委发出《动员十万干部转业复员参加建设》的指示。是年中共云南省委昆明军区将军区所属部队一部分干部转业共计3000余人转业到国营农场参加生产建设。在这之后，1962年8月，昆明市又一批青年学生1130人到达思茅垦区农场。1965年12月，从四川的成都、重庆两市共动员1379名支边青年到达昆明，分批安排到德宏、临沧、红河、思茅四个垦区。根据统计1966年文革前在云南垦区的支边青年总数达到6300余人。
也是在这一年，云南垦区橡胶林地的开垦形成十大工序：林地踏勘规划，斩巴、清巴、烧巴，修筑林间道路及防牛工程、垦地、选基线定林、筑梯田留表土、定株标控大穴、施基肥、回表土。
1959年9月24日，中央书记处电告云南省委"云南地处边疆，地广人稀，为了发展云南省的橡胶及其热带经济作物，决定从湖南调往新疆自治区的60万劳动力中，抽调5万给云南省，在今冬明春先从湖南西部地区迁入云南1万人"。
从1959年12月到1960年元月的两个月内，云南垦区共安排湖南支边青年10095人，随迁家属5212人。11月又接受第二批湖南移民11899人，家属9432人，分别分配到德宏和临沧地区的几个农场。1965年到1967年又陆续接受湖南18个县流入云南的农民劳动力12000余人，总计安置湖南迁移来的农民为35000余人，他们成为云南垦区的主力军，为各农场的基础建设付出了艰辛的劳动，以后各农场的基层干部大多是这些湖南老职工。70年代初各地大批知识青年被安置到云南垦区的各农场。基本上以湖南老职工为骨干，与知青混合编队，组建营、连（生产建设兵团撤消后，又改为分场、队）。他们向知青们传授生产技术，在生活上帮助关心知青们，由于湖南老职工们大多文化低，见世面少，加上受狭隘的小农经济思想束缚，与知青们在心理、行为方式上很难融合。在长达10年的朝夕相处中，这两种不同文化背景的群体在同一方水土，同一块蓝天下，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共患难的同时，也发生不少冲突，也演绎出许许多多恩恩怨怨，但归结一点，他们的汗水与泪水是往一处流的。
根据云南省农恳局的统计，截止1962年底：全垦区有农场66个，职工59065人，土地总面积为548万亩，橡胶林12.8万亩。
四、文革期间首批赴云南垦区的知青--北京五十五
"北京五十五"是以李镇江为代表的北京中学生，共计55人，平均年龄不到17岁。"北京五十五"最早的发起者是东城区25中、65中等学校的红卫兵，以高中生为主，不少人的父母亲都是高级干部，他们中一些人都在东城区红代会担任了一定的职务。
出身高干家庭的李镇江无疑是当时众多狂热知青中富有冷静思考思想早熟的先进人物，作为北京市65中红卫兵的领袖，他在红卫兵运动风气云涌，已成燎原之势时，陷入对这场"破四旧"转而"打倒走资派"的革命运动的苦苦思索中。他那些为革命戎马一生的父辈们，一夜之间从高高在上受人尊敬的地位，被打翻在地。昔日高干子弟的优越感，消失殆尽。他们当初造反是为了打倒自己对立面的人，可造反到自己亲爹妈头上了，于是他陷入了迷茫之中，难堪而痛苦。他们停止盲从，认真阅读马列和毛主席著作。18岁的李镇江和他的"战友们"从毛泽东一贯主张青年知识分子走与工农相结合，以此重塑自己，并以此证明自己的阶级忠诚和找回已失去的优越感。
李镇江1966年在"大串连"的时候去过云南，还长途跋涉到过西双版纳。那里的热带雨林，傣家竹楼，遍地的鲜花和水果给他留下太深的印象。这是一块美丽而神奇的土地。当地人告诉他们，帝修反卡我们的脖子，进口橡胶很困难，我们一定要种出"争气胶"。李镇江怀着一种浪漫的色彩提出来：去云南！立刻得到许多战友们的响应，去云南，去西双版纳，建设我们国家的第二个天然橡胶园基地。
他们说干就干，去云南的方案迅速地酝酿成熟，他们还成立了一个核心小组，成员有王树理、苏北海、伍穗平、何龙江等人。
1967年11月，由伍穗平、何龙江、张劲辉组3人先遣小组出发了，他们身上揣着首都东城区红代会的介绍信和大家凑的路费，专程赴云南与当地领导联系去西双版纳开垦胶林的事。
时值"文攻武卫"的黑风正在席卷全国，他们乘的火车一路上停停走走，走走停停，整整走了一个星期，腿都坐麻了。刚刚走出昆明火车站，就听到枪声，原来期间昆明市区，云南的两大派"炮轰派"与"9·13"派之间武斗正酣。
当时云南省革命委员会还没成立，最高权利机构是军管会。省军管会边疆组的负责人叫桑传宝，是一位级别很高的军人，他热情地接待了首都来的"革命小将"们，仔细看了他们的介绍信，笑了："我很佩服你们的勇气，我也很愿帮助你们，事情并不象你们想的那样简单，你们要到边疆安家落户，必须经过上级批准。""哪个上级？""反正，我们省军管会决定不了""那，就要找党中央、国务院了？"桑传宝笑而不答。
三个人去时兴冲冲却一无所获地回来了。回北京后，他们又在一起商量对策。有人提出："我们去找周总理，周总理一定会理解我们，帮助我们。""可是我们怎么能见到总理呢？总理太忙了，不可能有时间听我们详细的口头汇报，我们写一份材料，找个机会递上去。如果总理批示了，问题就解决。"他们坐下来斟酌措辞，充分陈述理由，写好一个报告。
11月下旬的一天，机会终于来了。正在东城区红代会值班的北京65中高三女生林力同时接到来自两个渠道的消息--他在《北京晚报》当记者的表哥林为民和当时北京市中学红代会负责人李冬民都打来电话--总理正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工贸口的代表，我们可以被带进会场。机会突然降临，来不及考虑更多，叫上当时在办公室的张春荣、张劲辉，3个人飞奔到人民大会堂，李冬民早已等在东南门，进了湖南厅，总理正在听汇报。他们才发现忙乱之中早竟然没带上写给总理的报告！回来取已经来不及了，只能当场写一份，可是又找不到象样的纸，只好凭着记忆，由林力口述，张劲辉补充，张春荣执笔，在黄军包里找到的一张从练习本上扯下的纸（决非以后外界传闻的烟盒纸）。写下了决定他们命运的报告《首都中学生赴滇申请报告》：
敬爱的周总理：
我们是北京的中学红卫兵，我们决心遵照毛主席的教导，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坚决到云南边疆参加三大革命运动。我们经过实际调查和亲身体验，深切了解到云南边疆非常有开发前途，尤其是四大工业原料之一橡胶生产更需要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人去开发。我们向毛主席，向党，向人民，向革命前辈立下誓言：为加强国防，保卫祖国，打败美帝国主义，为了给中国和全世界人民争气，我们志愿到云南边疆做一名普通的农垦战士，为祖国的橡胶事业贡献自己的毕生精力。
我们现在已经在组织上、思想上及各方面做好充分准备，只等中央首长一声令下，我们就奔向战场！请中央首长下命令吧！我们再次坚决请首长下令。
首都红卫兵赴云南边疆农垦战士一写完报告，又开始寻找递交给总理的机会。时间过的飞快，突然他们看见李先念离开座位向门口走去，是不是接见已经结束了？他们生怕失去机会，跑到会议厅门口守着。只过几分钟，李先念又回来了，原来他是去了洗手间。他们虚惊一场。在焦急之中不知过了多久，总理终于离开座位走出了会议厅，他们立刻迎上去面对总理那疲惫而亲切的面孔，紧张的心情不能放松下来。林力向总理自我介绍说："我们是中学红卫兵，我们希望到南方去支边，开垦我国第二个橡胶基地……"总理看着他们，亲切地问："你们没有复课闹革命吗？""总理，我们都是毕业生，要不是搞文化大革命，我们都已经毕业了。""那好，你们的报告我再详细看看。"总理把他们的报告揣进上衣口袋走了。
他们走出人民大会堂，不远处电报大楼的钟正好鸣响午夜一点。初冬的夜风寒气逼人，但他们心里热呼呼的，总理一定会支持我们的！
第二天上午，东城区红代会的电话机响了，一直守在电话机边等消息的王树理、苏北海、何龙江争抢着拿起话筒。电话是北京市革委会打来的，让他们到市革委会接待办公室去一趟。
一个中年女同志微笑着接待了他们，然后拿出一大张纸--正是他们昨日在人民大会堂呈送给总理的报告。报告上方是总理的笔迹:"富春、秋里同志可考虑他们的这个要求，请与北京市革委会联系一下，周恩来."旁边还有李富春副总理的批示："是否与云南取得联系。"按照李富春副总理的指示，北京市革委会立即与云南省联系，云南省很快来了人，带来意见。第一，欢迎北京青年去云南参加边疆建设；第二，为了安全。不宜去红河州的河口，建议去西双版纳；第三，人员最好不要多，50人左右为宜。
但此消息已经传开，要去的人越来越多。李镇江、伍穗平等人5人组成的领导小组，从志愿报告者中进行挑选，最后选定了55人，他们大多是东城区几所中学的66届、67届高中毕业生。
根据云南省革委会农林小组为他们安排的行程，"北京五十五"于1968年2月8日启程。出发前，55个人在李镇江带领下，列队到天安门前毛泽东画像宣誓辞行。总政著名作曲家田光特意为他们谱写了队歌："迈开大步，迎着朝阳，毛主席的红卫兵奔向远方……"他们高唱队歌，高举着"北京知识青年赴云南战斗队"的红旗，行进在天安门广场时，行人们纷纷驻足观望。他们准备了宣传材料、文艺节目，带上足够的药品，理发工具，修理自行车和收音机的工具。铁道部门根据上级指示，专门调拨一节车厢供他们使用。一路风尘，到达昆明后，当地党政官员，包括正在大打出手的武斗两派，都夹道欢迎毛主席派来的红卫兵。他们在昆明休整了两天后， 换乘汽车，云南省军管会考虑到武斗的形势，特意派了一个武装班护送他们。就这样，他们坐了7天火车，5天汽车，终于在2月21日到达位于景洪县大勐龙的东风农场。可是汽车又继续往前开，一直开到一个山坳里，这里是东风农场的疆锋农场，一年后它改为云南生产建设兵团一师二团一营5连，紧邻着中缅边界。
同年11月由北京中国人民大学附中王珂等人联系组织的第二批北京知青400人抵达小勐养关平农场和澜沧惠民农场。以后陆续赴云南的知青共8000多人，其中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的三个孙女，原北京大学校长陆平的女儿，以及后来成为著名作家的钟阿城，著名导演陈凯歌。
在以后十余年的蹉跎岁月中，"北京五十五"们历经艰辛与苦难，在接受"再教育"历程中分化：其中两死一疯，把年轻的生命永远留在热带雨林和红土地上；其中有的人很快青云直上，被结合到省革委会领导班子中；而大多数人在艰辛中抗争，他们中大多数人在1973年邓小平复出后，一大批老干部解放，他们的高干父母复职，以各种渠道将他们调离云南；只有极少数人是在1979年云南知青大返城的狂潮中返北京的。"北京五十五"们中大多数人今天依旧很风光，家庭的背景和个人素质较高，加上在云南上山下乡的磨练，使他们在改革开放大潮中如鱼得水，有的在政界崭露头角，更多的是在商海遨游，踌躇满志。
这一群雄心勃勃的拓荒者未曾预料道，他们的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的一时冲动，会使他们成为"文革"时期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始作俑者而载入历史。
当时，中央的高层领导感觉到搞得天下大乱的"红卫兵运动"已到了无法收拾的地步。全国的经济已经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因为武斗、派战，工业生产下降，农业歉收，学校停课，已经荒废学业多年的红卫兵们无事可做，如何安排他们就业出路，使他们不至于成为社会的不稳定因素，正是最高决策们伤脑筋的一个难题。"北京五十五"自发赴边疆的壮举为摆脱国家面临的这一困境找到了一把开锁的钥匙。因此号召知识青年到边疆去，开发边疆，建设边疆。伟大领袖毛主席历来提倡走与工农结合的道路，如今国家面临着就业的压力，抗御"和平演变"的威胁，消灭城乡差别，让城镇的知识青年去边疆和农村接受"再教育"，可谓一条再好不过的良策。"北京五十五"们做梦也没想到，他们的豪言壮语，奔赴云南支边之举，会导致旷日持久，充满血和泪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启动，造成整整一代人整体命运的大迁徙。
当然，"北京五十五"为接踵而至一批批知青赴云南上山下乡打开了大门。自那以后一直到1971年，云南垦区一共接受来自北京、上海、成都、重庆、昆明的知青共计12万。其中北京8000人，上海47600人（包括上海郊县青年农民2万余人），成都2万余人，重庆24000人，昆明2万人。
读者来信
晓航兄：
大作《我们要回家》第二稿已拜读。所补充的情节片段，请你指正。作为亲身经历者，我深感沉重，震撼和欣慰。你以全景式的手法展示了在那个特殊年代里所发生的事件。全书时序清晰，客观翔实。谢谢你对云南知青的一片真情厚谊。更要谢谢你忠实于事实的创作态度！
前十章里，你以犀利的笔触拉开了知青苦难历程的大幕。在那些岁月里，我们分别生活，劳作在以连，营为单位的圈子里，对身边的一切再熟悉不过。可你这全景式的展开却让人惊心动魄。。。。一桩桩，一件件，血和泪搅拌的那每一天，向谁愤述，一条条鲜活的生命去得那样的无助。。。。今天，你把这些人和事昭示于世，这既是追述，也是揭露，更是控诉。。。。。
我们这代人为共和国的富强抛洒了全部的青春，也为建立完成建设橡胶基地的使命而忍辱负重。苦难的历程象一块块沉重的铅块，压得顽强的心阵阵生痛，真想嚎啕大哭一场。。。。任凭泪水肆意的流吧。。。。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伤心处！
后十章里，你以客观真实的态度，引用了大量未曾被披露的背景资料重述了，为了回家。。。。那三封联名信在云南西双版纳燃起通天大火的过程，这大火烧毁了无望的迷惘和虚幻的等待。。。。无畏的勇士毅然举起请愿的大旗，北上，北上，坚决北上，把我们的愿望告诉我们的政府和英明的党中央，为了回家。。。。。知青们豪情涌动，掀起了建国史上最大的罢工浪潮。这里不但有丁,刘带领情愿团队北上的全部经历，也有第一批北上战友受困于昆明的实况。更有为了回家。。。勐定的战友们以命相抵悲痛的壮举！
作为当年北上请愿的参与者，也关注过一些有关北上请愿，和描述云南知青在边疆近十年垦荒戍边的书刊和文章，个中不乏道听途说，或片断，或臆断。更有甚者是歪曲和肆意的夸张。
《我们要回家》一书，从兵团组建前后入题，到知青们返城大结局告终。这是一本全面，真实的记录了当时来自上海，重庆，成都，昆明以及北京的几万知青，到云南建设第二个橡胶基地的全过程。全景展示了在近十年的建设过程中，他们所经历的生存状况和他们为了扭转自己的命运而断然采取的惊天之举。可贵的是该书不光真实的记叙和反映了北上大结局前的全部过程，更以充分的背景资料展示了在那段特殊的日子里，党和政府对知青问题的关注和果断。。。。。可谓是：多年前一段指示齐响应，身不由己到边关。多年后一声呐喊儿归乡，老少齐颂邓公好！
从79年返城至今，斗转星移已经三十几载，年复一年的竭尽绵薄孝顺父母，精心照料哺育儿女，就这样穿梭在忙忙禄禄的现实生活中，不管有有多少的坎坷和辛苦，不管有多少的成功与幸福，那段永远都无法抹去的记忆，常常象电影胶片一样回放在脑海中。。。。
在写作的过程中，晓航兄不辞辛苦，遍访当年的亲历者，在浩如烟海的资料中寻找，比对，以求得一手真实资料，历经数载风雨今得以出版。再次谢谢晓航兄为云南知青，为所有曾经的知青所做的一切。
原云南生产建设兵团一师六团十四营二连
李长寿
2008年9月19日
http://www.hxzq.net/aspshow/showarticle.asp?id=2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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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2-2-22 20:25: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