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友渔：简论李慎之自由主义思想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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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论李慎之自由主义思想的形成

徐友渔，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


在当代思想坐标中的位置
当右派是思想变化的关键一步
超越党内民主派，彻底反思革命传统
以自由主义为思想归宿
何时、如何以自由主义为最终皈依
【注释】

    李慎之先生逝世后，人们表达的怀念和崇敬之情，其广阔和深刻，远远超出了想象。李慎之的意义不仅是一个道德形像，他的思想具有一个时代的代表性，对于争取自由和民主、走向现代化的中国，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与其年龄、地位、经历相似的当代优秀知识分子相比，李慎之思想的特征在于对自由主义的明确认同和大力提倡。鉴于知识界有人质疑李慎之是否算得上“自由主义者”，鉴于不少人难于厘清“党内民主派”和“自由主义者”的界限，而明确二者的区分在思想上理论上自有其意义在，因此笔者欲对李慎之自由主义思想的形成作一初步探讨，并借此说明他的思想的性质和意义。

在当代思想坐标中的位置   

    李慎之先生逝世后曾有一阵，海内外有人对于他算不算思想家有过激烈争论。大致说来，持否定意见的人是用一种绝对的、学院派的学术的标准。我认为，李慎之应不应该被称为“思想家”或“大思想家”，是不太重要、也说不清楚的问题，因为人们对何谓“思想家”有不同的评判标准。至于李慎之在中国历史上是否具有梁启超、胡适那样的地位，这只能留待历史来评判，崇敬李慎之且自认为是其同道的人士，不必匆匆地为他争历史地位。

    重要的是要准确理解李慎之在当代中国思想坐标中的位置、在当代中国政治变革中的作用。对于落后、不幸、现在处在变革的关键时刻的中国而言，重要的不是李先生在世界历史坐标中的绝对位置，而是他在当代中国思想解放运动中的相对地位。即使如典型的学院派思想家罗尔斯（John Rawls），在他过世前发表的重要著作《作为公平的正义：正义新论》中开篇就说，政治哲学的四种作用中首要的就是实践作用，即在解决社会中分裂性的政治冲突和秩序问题时所起的作用。[1] 所以，我看重的不是李先生的学术建树，而是其批判现实、破除旧意识形态的彻底性，以及他在新旧交替时期回答中国思想界紧迫问题时所表现的睿智和洞见。

    在这种比较中，横向比较更重要，也更有现实意义。横向比较，当然是和他那一代人中情况相似的优秀分子比。有两个人可与李慎之作比较。

    一个是周扬，他有理论修养并追求理论建树，据说经历“文革”后思想大彻大悟。且不说体现他要发展马克思主义雄心的论文“关于马克思主义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是王若水、王元化为其捉刀代笔，不能算其真功夫，即以其见识论之，他在为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思想解放运动作论证时，居然还把延安整风运动和欧洲文艺复兴运动相提并论，作为人类三大思想解放运动的先例之一。其实，即使不看后来出版的高华所著《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许多人也知道“延安整风”究竟是怎么回事。从周扬那里可以看到，所谓“大彻大悟”之后的党内最优秀的理论家的思想水平究竟有多高，他们不但无法突破马克思主义的正统，甚至还身陷粗鄙的毛泽东思想的罗网而不能自拔。

    第二个可以和李慎之比较的是于光远，他们两人是极要好的朋友，于光远对于思想解放运动的贡献、对极左派和极左思想的坚决斗争有口皆碑，因此一般人很难看出李、于两人思想有什么区分和高下。于光远以常说“我是一个死不改悔的马克思主义者”而自得。当然，我们不能因为他坚信马克思主义就说他不怎么高明，真正的问题在于他因为信仰马克思主义就觉得自己很高明。于光远相信自己正确，他把自己和左派的斗争看成正确与错误、真马克思主义与假马克思主义的斗争。不但如此，当他认为当局在维护科学而弱势群体反科学时，他支持用政权力量对付那些处于弱势的群众。这一点能够最清楚地表明于光远与李慎之的区别，对于光远而言，重要的是信念、观点是否科学、是否正确；对李慎之，以及对一切自由主义者而言，思想自由、信仰自由是第一位的，然后再谈是否正确，“我可以反对你的观点，但我坚决捍卫你发表意见的权利”。李慎之先生曾说过：“我完全不相信什么法轮功，但是我坚决反对对法轮功的镇压，不是有信仰自由吗?”[2] 王力发表回忆“文革”的文章，于光远联合其他人借助官方加以封杀，他们说：“怎么连‘文革’余孽都要出来说话！”就对言论自由的态度而言，于记马克思主义和专制主义并无什么区别，共同的思维逻辑是：因为你的言论不正确，所以你没有言论自由！

    李慎之从马克思主义转向自由主义，从表面上似乎很简单，不过是回归常识常理；但结合中国的特殊社会环境看则极不简单，因为需要冲破重重思想罗网。可以说，他是从他那一代人中单骑突进，几成绝响。

当右派是思想变化的关键一步   

    像李慎之这样早年投身中国共产党革命，并在革命队伍中取得较高地位，一路春风得意的人，最后要宣布自己真正服膺自由主义，确实非常不容易，其中的曲折和转变，值得认真分析。

    首先应该看到一个基本事实：中国许多早年投身革命的知识分子，其动力和怀抱之理想，一方面是不满现实、有救国救民之愿，另一方面是个性解放、追求自由民主。刘少奇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指出，不少人找共产党、投身革命的原始动机是反抗父母包办婚姻，是要争取自身的自由，他特别告诫这样加入革命队伍的人要改造思想，由追求个性解放和个人自由变成自觉的革命战士、党的驯服工具。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青年运动的方向”等文中也表达了相同意思，要求知识分子把内心深处那一点自由理想铲除干净。

    革命机器的改造力量是极其巨大的，而另一方面，人性也是极其顽强的。于是，在革命导师的改造、重塑威力和个人保持人性良知不泯之间，形成了长期、艰苦的拉锯战。只有看到这一点，才可能明白为什么会不断有知识分子党员“犯错误”，而中共“改造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的任务则始终难以完成。不少人摆脱不了矛盾心理：一方面为革命胜利欢欣鼓舞，另一方面为革命中的阴暗面和不人道而怀疑、痛苦。处于这种思想困境中的人太多太多，丁玲、王实味、萧军……但认识彻底的人却并不多，韦君宜是其中之一，她到头来是全然的悔恨、彻底的否定，而李慎之作得更好，他不但大破，而且大立。

    对李慎之来说，思想转变并非易事，他虽然天性豪放自由，且受“五四启蒙运动”余风熏染，但中共文化人的另一次革命的“新启蒙”对他影响更大，使他认为什么学说、主义都比不上马克思主义。从他自己当年最为得意、也备受称赞的文章“和平的敌人原形毕露了”可以看出，那时他的革命立场有多坚定，革命的世界观有多完备。

    客观而坦率地说，李慎之还算不上“生而知之”，甚至算不上“学而知之”，他是“困而知之”。当右派的厄运使他深省，使他猛醒。

    作一个对比可以让我们看到思想的最高境界是什么，我这里想到的是德热拉斯（Milovan Djilas, 1911-1995）。他已经是南斯拉夫的副总统，真正的统治者，没有仕途上的挫折，没有权力斗争中的失利；他就是看到革命的胜利者变成了人民的统治者，革命的理想已经失落，压迫重新出现，而主动、毅然告别权力和荣华富贵（用中共老干部们好听的说法就是，放弃了“为人民服务的机会和位置”），写出彪炳千秋的《新阶级》，因而被投入大牢。（写到这里不由得要附带发点议论：南斯拉夫革命后的现实，对德热拉斯来说，是不合理、不能容忍的；对“思想解放”之后的中共最先进的知识分子来说，还是可望而不可即的理想王国，鼓吹南斯拉夫道路还是异端。现实条件差别有多大，思想的差距有多大，思想的进化有多难，由此可见一斑。）

    曹长青在评价李慎之的文章中说：“李慎之是在失去社科院副院长位置之后才开始反思的”。这话不对，李的反思始于被毛泽东点名批判、被打成“右派分子”之后，而且反思得相当彻底。

    李慎之原来是现政权的宠儿，是直接为周恩来、毛泽东等最高层领导服务的。“反右”运动前夕，他任新华社国际部副主任之职。苏共20大和波兰、匈牙利事件之后，他主管编辑《参考资料》，供毛泽东“一日三参”，并向新华社社长吴冷西汇报国际情况最新动态，吴列席中央常委会，将消息提供给最高层，也把最高层的动向和想法传达给他。“反右”运动开始时，毛实施“引蛇出洞”的“阳谋”，李慎之向毛提了“我们的大民主太少，小民主太多”的意见。毛的反应是：“大民主就是要上街，是对敌人的。我们不能搞大民主，只能搞小民主，搞小小民主。”

    李慎之被打成“右派”，开除党籍。起初他感到被误解和冤枉，但很快就明白了：“‘革命吃掉自己的儿女’，这条残酷的真理居然应验到了我身上！”深刻的思考使他大彻大悟：“一直到大跃进，我觉得没有必要再在心里做戏了。我就对自己说了八个字：削肉还母，剔骨还父。”

    1989年“六四”期间，在戒严令公布之后，李慎之公开说出“我决不在刺刀下做官”的话，其言掷地有声，表明了与专制暴政势不两立的决心。

    我说“困而知之”并无贬义。当右派的人有两类，一类是章伯钧、罗隆基之类，原本的身份就被定为“资产阶级”，被打成“右派”后本性复发，对毛泽东是对立、敌视的；另一类是党内知识分子，与章伯钧、罗隆基名列同位，他们不但感到冤枉，而且感到被侮辱了。他们内心的最大愿望就是向党证明：“我是冤枉的！”他们宁愿扼杀“还原真实”的自然冲动，也要讨得“冤枉”二字。于是我们看到张贤亮的《绿化树》，看到电影《牧马人》，看到两个冤家丁玲和周扬在晚期一个保守正统、一个自由开放的错位。与许多右派分子感到委屈、极力消除误解、以回归“自家人队伍”不同，李慎之以当“右派”为自豪。他声言：“中国55万右派，我为第一人。”直到了解顾准的思想之后，李慎之才甘居第二。

超越党内民主派，彻底反思革命传统   

    李慎之在反思和批判的道路上走得如此之远，他的观点如此之彻底，使他和一般的党内民主派、与通常有正义感而看不惯腐败和专制的人有深刻的区别。

    一般的党内民主派，甚至吃过政治运动大苦头的人，其思想往往都摆不脱俗套，认识上落入以下窠臼：毛泽东领导的共产革命之所以取得胜利，在当时代表了自由民主的正确方向，只不过后来抛弃了正确路线，是毛泽东把代表真理、代表历史必然性的中国共产党带向错误道路的。据李慎之的好友何家栋回忆，在一次交谈中何说，“当初一直搞新民主主义就好了”，李立即纠正说，“民主就是民主，分什么新旧中外。”

    体制内的人再大胆和异端，也总是沉醉于“解放”和“新中国”这样的话语中。李慎之终于摆脱了这种“革命的自己人”意识，他认为1949年之后不过是中国几千年封建专制传统的延续。他在一篇论中国专制主义的文章中说：“这一传统之深可以从前几年还唱彻神州大地的‘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还有‘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的歌声中得到充份的证明。”毛不过是“马克思加秦始皇”，他搞的是一党专政和个人独裁。[3]

    李慎之并不因为革命的胜利而无条件地承认胜利后一切现实的合法性和神圣性，作为曾经献身于这场革命的过来人，他难免会长久与自己投身的事业有割舍不断的感情，但他终于认识到，革命的致胜法宝是高喊民主口号，靠欺骗得手。《历史的先声》一书把毛泽东等在上世纪40年代抨击专制、讴歌呼唤自由民主的种种言论重新发表，李慎之在为此书之香港版写的序言中说：“看完这本书就像做了一场大梦一样……现在重读这本书的时候，简直不知道心头是什么滋味。是我骗了人吗？从这本书上所写的一切和我当时的言行来看，对比后来的历史事实，我无法逃避骗人的责任。但又是谁骗了我呢？这本书的副标题是‘半个世纪前的庄严承诺’。这难道也是我干过的事吗？不错，我是向我的同龄人或者行辈稍晚于我的人宣传过‘黄金世界的预约券’的，但是微末如我，难道敢说自己曾作了庄严的承诺吗？”[4]

    1976年的宫廷政变被夸大为“第二次解放”，许多人，哪怕是历次运动的受害者，也愿意相信“现在终于一切都好了”。但李慎之不想自欺欺人，他在“风雨苍黄五十年”中指出：“体制实质上并没有变化，意识形态并没有变化：还是毛的体制，还是毛的意识形态。中国人在被‘解放’几十年以后不但历史上传统的精神奴役的创伤远未治愈，而且继续处在被奴役的状态中。”[5]

    特别令人敬佩的是，他在同一篇文章中对现当局作了极其深刻大胆的批评，针对“国庆50周年阅兵”，他说：“现在是又十年过去了。国家似乎又繁荣起来了。为准备这次大庆，据说就花掉了上千亿的钱，一切的一切都是踵事增华。希特勒死了，斯大林也死了，世界上追求这种壮观场面的国家应该是不多了。以我之陋，猜想也许只有金正日领导下的朝鲜才有这样的劲头。”[6]

以自由主义为思想归宿   

     李慎之晚年完成了从共产革命的信奉者、投入者到自由主义者的转化。他在给何家栋的信中说：“几百年的世界近代史，一百年的较量应该可以得出结论：共产主义是现代化过程中的支流或者逆流。自由主义则是主流，而且是全人类迟早都要走的必由之路。”他还说：“世界经过工业化以来两三百年的比较和选择，中国尤其经过了一百多年来的人类史上规模最大的社会实验，已经有足够的理由证明，自由和自由主义是最好的、最具普遍性的价值。”[7]

    李先生以在中国最早倡导全球化而著名，有人认为这体现了他作为国际问题专家的功力。其实更重要的是，全球化代表了他的最根本期盼：中国要走自由民主的全人类的康庄大道，中国要接受全球普世价值。他说：“我认为只有经济的全球化而没有人类基本价值的全球化，这个全球化就是残缺不全的，甚至没有资格称为全球化的，真正的全球化有赖于全球价值的确立……随着全球化时代的来临，不但经济、科学、技术已经趋向全球化，而且各国的国家制度，从而各国的价值也将趋于全球化，这就是全球价值。”[8]

    他说：“民主已经成为全球价值……民主之逐步成为全球价值应该追溯到罗斯福和邱吉尔联名发表的《大西洋宪章》，它由阐明两个盎格鲁撒克逊国家的作战宗旨而发展成为战争胜利以后成立的联合国组织及其宪章与以后一系列的文件，给全世界确立了民主的全球价值。尤其不能忘却的是纽伦堡和东京的战犯审判，这是人类历史上开天辟地的第一次，表明了人权高于主权。”[9] 他关心“911”事件、以美国为首的全球反恐怖战争以及他逝世前开始的伊拉克战争。他认为这些事件会大大推进全球化的进程，形成以美国为主导的新的世界格局，他主张中国应认清大势和潮流，融入全球文明的主流。

    李慎之欢呼中国加入WTO：“参加WTO，中国从此就在经济上正式参加了全球化的经济秩序。”他注意到了在中国出现的反全球化潮流，并指出“就人文价值而言，全球化首先遭到的抵抗是民族主义与专制主义。”[10]

    他始终不忘中国的反专制任务并未完成。他说：“中国的传统文化自秦始皇一统天下的两千二百年以来，一言以蔽之，就是专制主义。救治专制主义的惟一出路，就是启蒙，就是以近三百年来作为人类历史主流正脉的自由主义取代专制主义。”[11] 近几年，他不断发出召唤：“回到五四重新启蒙”、“重新点燃启蒙的火炬”。他反对“化解五四启蒙心态”、“扬弃和超越五四”的主张，因为“就觉悟的程度而言，一个半世纪以来，还是‘五四’先贤的觉悟为最深最广最高。‘五四’在八十年前定下的个性解放的奋斗目标，不但现在还没有超越，而且还没有达到。”[12]

    有人因为李慎之的老党员、老干部身份，始终不愿承认他的自由主义立场。其实，根据以上所说，再看看他在有关市场经济、法治、个人主义等问题上的观点，他的自由主义思想观点是非常鲜明清晰的。如果还有疑问，那就读读他的这段话吧：“以民主为最高价值，当然要问为什么言论、出版、迁徙、居住、结社（包括组党）等自由没有兑现？为什么没有代议制，没有反对党？为什么没有人身保护状，没有无罪推定论？……更重要的，要把政府看成是‘必要的恶’，要设立一种机制，一方面能使政府有效地行使治权，另一方面又要防止它滥用权力为害国民。”[13]

何时、如何以自由主义为最终皈依   

    李慎之被誉为上世纪末在中国大陆出现的自由主义的领军人物，许多人自然要问，他的自由主义思想是如何形成的，他的自由主义立场是何时确立并表达的。人们在询问、探讨之后竟没有一个明晰的说法，可见梳理思想的来龙去脉是多么不容易。以下只是提供思考这个问题的一些初步线索。

    首先，应该澄清一般人所说“在打成右派之后大彻大悟”的含义。这显然并不意味着认同自由主义的立场。

    确实，李慎之在接受访谈时有这样的话：“打成右派后，一直到1958年大跃进失败以后，我觉得不必在心里做戏了，你共产党就算对我有恩，从今以后，我跟你一刀两断了！跟你毛主席一刀两断了。”这是思想上、感情上的决裂，这意味着李慎之树立了这样的自信：错的不是我，错的全是你，至于对方到底错在哪里，却是一个破除世纪神话，粉碎一整套世界观和思想体系的问题，这显然不是当时能解决的。请注意，上面的话有浓厚的中国传统中表达“恩义两断”的色彩，还算不得完整的理性认识。

    不论凭推理，还是根据与李先生的交谈，我们都可以知道，对于毛泽东到底有多少错、有多坏，李慎之在经历“文革”之后，还有更深的体会和更高的认识。思想上的破旧立新，“文革”起的作用至关重要，这对顾准是如此，对李慎之也是如此。

    李慎之的思想探索是艰苦漫长的。有证据表明，他在上世纪整个80年代，主要还是尝试恢复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让马克思主义适应当代历史发展潮流，从其他思想流派中吸纳有益的养份来充实和丰富自身。他自己这么做，也鼓励有革新精神、有才能的中青年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这么做。

    1989年“六四”事件之后，他对更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兴趣小了许多。90年代初期海内外兴起一股小小的国学热，李先生看来多少受到影响，他发表了若干文章，探讨发掘中华文化中优良因素，以利于中国人安身立命、安邦定国，补救西方思想文化的弊病。

    在这一阶段，李慎之称自己为“半个新儒家”。他在1994年年中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认为，中华传统文化在解决全球性精神道德危机方面具有独特的有利条件，“孔孟之道……可以成为我们重建道德秩序的精神支柱。”“作为一个中国人，我原则上相信，作为中国文化的核心的中国哲学能够给当今中国的文化危机和全球的文化危机开出一条最好的解救的道路来。”[14] “中国哲学的主要命题正好与当代科学已经开始发生自我超越（或范式性革命）以后的新观念暗合，或者相通。”[15] 他在1995年夏季发表的一篇文章中主张：“需要清除几百年来以西方价值观（或者说个人主义的价值观）为主导的工业文明的积弊，开创一个新局面”。[16]

    李慎之的一大特点和优点，是有清醒的头脑和健全的现实感。“国学热”中出现的“中华文化将领导21世纪”、“天人合一思想是解决西方生态危机、精神危机的武器”之类的说法使他对“东方文化救世界”的思路产生警惕和反感；后现代主义和“新左派”思潮进入中国之后引起的反启蒙、反科学、反理性、反现代化及全球化的喧嚣，使他对“西方陷入全面的现代化危机”的说法重作思考。李慎之对一切与狭隘、激进的民族主义有关的思潮，对一切直接、间接有利于专制主义的理论有天然的警觉，对启蒙和现代化有坚定信念和执着追求，他那开阔的全球眼光，以及对当今中国社会思潮的敏锐捕捉，使他思考并最终认可了自由主义。

    就我的经验和理解而言，与一批具有自由主义信念的中青年学者的交往，对李慎之最后将思想立场定位于自由主义有重要作用。他在给许良英先生的信中说：“我有三个小圈子，一个都是80以上的人，一个是大约60到70的人，另一个大约50上下的人，每一两个月聚会一次。我近来一再呼吁他们研究民主的理论和制度，但是除了年轻的一批外，反应都很冷淡。”李先生是很善于学习的，他对下一辈有启发、教诲的一面，也有学习、吸纳的一面。比如，他应崔卫平的请求替《哈维尔文集》作序，其间在外文和其他方面对崔卫平多所指点，但同时也从她那里详细了解了哈维尔的思想和中东欧思想、文学、政治等新情况。他对哈维尔思想的理解和阐发构成了他自己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份。

    那么，李慎之是什么时候确立自己的自由主义立场的呢？这当然是一个过程，不是某一天的突然宣布。如果要尽可能精确地说，我认为是从1997年下半年到1998年上半年之间。1998年9月底在与杜维明先生的对话中李先生说到“‘自由主义’这个词”：“我去年战战兢兢地在《顾准日记》序里用了这个词。顾准说他的道路是从理想主义到现实主义。我在下面加了一句，我说他的所谓现实主义，其实就是自由主义。今年纪念北大一百周年，刘军宁编了一本关于北大自由主义传统的书，请我写了个序。我自以为这是五十年来第一篇公开只讲自由主义的文章。但是，当时写得非常简单，甚至非常粗糙。”[17] 这个序写于1998年4月，稍后发表。

    1997年3月，我在《文化中国》上发表了“新世纪对自由主义的重新诠释”，7月在《天涯》上发表“自由主义、法兰克福学派及其他”，李先生多次以揶揄的口吻赞扬，同时表明他尚未完全认同这个立场。1997年11月28日朱学勤在《南方周末》上组织、发表了一组纪念伯林逝世的文章，紧接着，李先生阅读刘军宁编辑的有关北大自由主义传统的文集稿，终于在1998年的4月在为该书所写的序中作了这样明确的断语：“自由主义是最好、最具有普遍性的价值。”我认为，这一系列话语和文本，对李先生明确自己的思想定位有较大影响。我还特别认为，刘军宁关于个人主义的见解影响甚至改变了他的看法，朱学勤对法国大革命的剖析对他有启发，他也重视何清涟在《中国的陷阱》一书中对腐败的揭露与分析，加深了对今日中国社会现实的认识。

    李慎之聪明、敏捷，他是苦苦思索和“捡过来使用、发挥”并举，他特别重视与中年学者交流，这是他与同辈老人相比的特殊之处、过人之处。他坦诚地告诉大家：“其实我对自由主义并无多少研究……事实上，中国现在有许多年轻的学者，他们对自由主义知道的比我多得多，研究的也比我深得多。我很为此高兴，他们是明天中国的希望。”[18]

    如果要作全面分析，那么以下因素也与李慎之达致自由主义有关。

    一、年龄。他那个年龄的人年轻时是直接接触过自由主义思想的，他们身上有潜伏的自由主义酵母。他在谈到两位同为“右派”的老朋友、老党员时说：“同我一样，他们当时到底懂得多少共产主义是很可怀疑而说不清楚的，但是渴望自由却都是没有问题的。”[19] 如果革命真象先知许诺的那么美妙，他们身上的那点“孽根”就会丧尽；如果革命有太多的不仁不义，深藏的自由主义因子就会大大发酵。比他小10岁以上的人，1949年以后受大学教育，要懂得和认同自由主义就十分困难。后面的人了解的“自由主义”，是从毛泽东的文章“反对自由主义”中得来，那是与“反对党八股”一类文章并列的，除了给自由主义加上臭名，与自由主义其实毫无关系。

    二、外语。李先生外语好，常年从事国际新闻工作，这使他视野开阔，了解世界大势。赫鲁晓夫的反斯大林报告、匈牙利事件等，他能最早了解第一手资料；全球化浪潮，他也最先感觉到。如果说“山沟里可以出马列主义”，那么也应该说，山沟里很难出自由主义。1957年著名的学生右派林希翎具有革命经历，她通过内部渠道知道赫鲁晓夫揭露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后，受到极大震动，思想急剧转变，这是信息重要性的又一例。

    三、马克思主义修养不深。尽管李先生年轻时曾断定马克思主义优于其他任何主义，并在要求马克思主义甚严的新闻部门工作，但也要看到，他从事国际新闻的翻译编辑工作，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那是业务工作而不是宣传工作，所以他从来不是意识形态专家。从文章和言谈中可以感到，他的思想保留了较多的本真性和质朴性，受意识形态毒害不那么深。对比于智慧、深思、懂外语的王若水，以及懂自然科学和外语的于光远，看看这两位可敬前辈反思的深刻性和达到的水平，我们真要为他们惋惜。王若水是彻底的，他的一只脚已经跨出了马克思主义教条的禁宫，但对他而言，马克思主义仍然是若隐若现的思想框架，他并没有找到其他出发点。我相信，如假以天年，王若水会摆脱马克思主义的羁绊，走向自由主义，但作为大有希望的理论家，他不幸“英年早逝”，即在创造力最充沛时去世。李慎之的马克思主义根基不深，实在是值得庆幸的事。

    我们说李慎之是今日中国自由主义的领军人物，不是说他认同自由主义最早、研究最深，也不是说他引导了一批人服膺、倡导自由主义；准确地说，他是当代中国大陆自由主义者中资历最老、威望最高、影响最大的人，由于他的不可替代、无人可及的作用，由于他的领衔和举旗，自由主义者才可以说形成了队伍，自由主义才小成气候。

    李慎之的道德文章是当代中国自由主义之幸；他最后以自由主义为归依，则是他本人之幸。


【作者说明】本文为“当代中国思潮研究：李慎之与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命运”学术讨论会（澳大利亚，悉尼，2003年12月15-16日）会议论文，会后有修改、补充，笔者在此感谢会议的主办者，也感谢与会者的评论和批评意见。


【注释】  
[1] John Rawls, Justice as Fairness: A Restatement.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2001, p1.
[2] “风雨苍黄五十年”，《风雨苍黄五十年──李慎之文选》，香港，明报出版社，2003年，第11页。
[3] “中国文化传统与现代化”，同上书，第336、339页。
[4] “革命压倒民主──《历史的先声》（港版）序”，《当代中国研究》（美国），2001年，第4期，第100页。
[5] 出处同注[2]，第8页。
[6] 出处同上，第5页。
[7] “宏扬北大的自由主义传统”，《风雨苍黄五十年──李慎之文选》，第44页。
[8] “全球化与全球价值”，《风雨苍黄五十年──李慎之文选》，第377页。
[9] 出处同上，第390页。
[10] 出处同上，第386、391页。
[11] “回到‘五四’，重新启蒙”，《风雨苍黄五十年──李慎之文选》，第15页。
[12] “重新点燃启蒙的火炬”，《风雨苍黄五十年──李慎之文选》，第21页。
[13] 出处同注[4]，第102页。
[14] “全球化与中国文化”，《二十一世纪的忧思──李慎之文选》（续一），香港，明报出版社，2003年，第124、132页。
[15] “中国哲学与二十一世纪”，《被革命吞吃掉的儿子──李慎之文选》（续二），香港，明报出版社，2003年，第19页。
[16] “亚洲价值与全球价值”，《二十一世纪的忧思──李慎之文选》（续一），第149页。
[17] “李慎之、杜维明对话录”，《风雨苍黄五十年──李慎之文选》，第162页。
[18] “关于自由主义答客问”，《二十一世纪的忧思──李慎之文选》（续一），第44页。
[19] “为人类的前途担忧”，《被革命吞吃掉的儿子──李慎之文选》（续二），第1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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