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凌英：艾思奇的被遗忘与党校的沦陷—从王长江事件所想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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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中央党校教授王长江7.29讲话在网上公开传播，引起热爱和关心党和国家前途的网友义愤的时候。在网上又看到了一条消息：“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中央党校原政策研究室副局级离休干部王丹一同志(艾思奇同志的夫人)因病医治无效，于2016年7月19日凌晨2时在北京逝世，享年97岁。7月29日上午，王丹一同志遗体告别仪式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送了花圈，对王丹一同志逝世表示悼念，对其家属表示慰问。......。”


报道并说，自从艾思奇同志在1966年3月去世之后，王丹一同志受党的嘱托以整理出版艾思奇同志的遗著，作为自己的主要任务。而王丹一同志也在她的有生之年完成了这个任务。《艾思奇文集》第一、第二卷分别于1981年和1983年由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艾思奇全书》8卷本也于2006年纪念艾思奇逝世40周年的时候由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了。这是使我们感到欣慰的。

艾思奇是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他不仅透彻地研究了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更是致力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中国革命的实践。在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教学工作中，他倡导了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联系学员的思想实际，在较短的时间内把学员培养、改造成能够自觉地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忠实理解和执行党的路线和政策的得力干部，为新中国的革命和建设立下了不朽的功绩。为此，他模范地献出了自己的一生。因此在1966年3月25日艾思奇同志的追悼会上，在高级党校校长林枫所致的悼词中，毛主席亲自加上了：“艾思奇是党在理论战线上的忠诚战士”这句评语。这样的评语，他是当之无愧的。

回忆在新中国成立前后的1949年，按照党中央的部署，在全国展开了学习社会发展史，普及马克思主义的教育运动。艾思奇遵循党的指示，为帮助广大干部、群众、知识分子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应邀到许多单位讲授社会发展史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发表了《从头学起——学习马列主义的初步方法》、《学习马列主义的国家学说》、《学习——思想领域的解放战争》等文章。他的在1950年出版的《历史唯物论——社会发展史讲义》到1952年就出了17版，发行了46.7万册。他1950年4——6月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讲的《历史唯物论——社会发展史》反响热烈，听众在50万人以上，讲稿发行了32万册。(《艾思奇全书》第八卷第948——949页)。

这一切都为我国的抗美援朝和经济战线上三大改造的胜利在思想上奠定了必要的基础。也有力地证明了，马克思主义思想与物质的辩证关系。即人的正确思想只能通过三大实践，通过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反复总结和实践的过程才能得到，这一科学的、颠簸不破的真理。也就是毛主席说的：“代表先进阶级的正确思想，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变成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的成功运用。

艾思奇自到延安之后，一直在马列主义学院(中央高级党校的前身)担任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学工作。因此当时中央党校的主流一直是贯彻着一条党的光荣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联系实际的红线，这条正确路线的红线在党校的代表就是艾思奇的教学理论和方法。

但是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和党内的路线斗争按照客观规律，也必然地会反映到党校的思想和教学上，这就是建国以来杨献珍和艾思奇哲学上的思想分歧。

1948年7月中共中央决定在西柏坡附近的李家沟重新成立马列学院。刘少奇为院长，陈伯达为副院长，杨献珍为教育长。10月艾思奇调去任教员，承担社会发展史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学任务(《艾思奇全书》第8卷，第947页)。

1953年党校改由凯丰任院长，杨献珍、侯维煜为副院长兼党委书记。在杨献珍、侯维煜主持下，于1953年7月对艾思奇进行了批评，并写了《关于艾思奇在教学工作和科学研究工作中的缺点与错误的检查报告》。把《大众哲学》定为“机械唯物论”，说是“错误百出”，停止了《大众哲学》修改版的出版。认为艾思奇到外单位讲课及社会活动是“不务正业”、“是盛名之下，其实难符”(《艾思奇全书》第8卷，第951页)。现在看来这实际上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中的两条教学路线的斗争。是理论联系学员思想实际，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改造学员的非无产阶级思想使学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得到真正的提高呢?还是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停留在书本上，口头上，而在实际生活中却束之高阁?由于杨献珍和艾思奇在党校的地位不同，杨献珍在斗争中是处于有利地位的，这就说明至少在1953年之后毛主席在延安马列主义学院倡导的，理论联系思想实际的马克思主义的学风，就难于在建国之后的党校教学中得到很好的继承和贯彻了。

杨献珍和艾思奇的分歧不仅体现在党校的教学工作中。也涉及到了对中国革命胜利后建国的路线在哲学思想上的认识和斗争。也是在1953年下半年，马列学院领导干部在学习斯大林的《马克思主义语言学问题》和党在我国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过程中，在如何理解过渡时期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问题上，艾思奇和杨献珍发生了意见分歧。

1955年6月杨献珍将他的意见写成《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过渡时期的基础与上层建筑问题》一文送到中宣部。(1955年8月，中共中央决定将马列学院改为中共中央直属高级党校，任命杨献珍为校长，艾思奇为校党委常委，哲学教研室主任。)中宣部向理论工作者征求对杨献珍此文意见时，8月，艾思奇写了《对杨献珍同志《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过渡时期的基础与上层建筑问题》一文的意见》，由于杨献珍拒绝把他的文章拿出来公开讨论，因此当时两人的文章均未公开发表。艾思奇这篇文章后来发表在1964年11月1日《人民日报》上。

艾思奇在他1955年8月写的《对杨献珍同志《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过渡时期的基础与上层建筑问题》一文的意见》这篇文章，在1964年11月发表时加了这样一段话：

“下面的文章，是1955年8月写的。写成这篇文章的经过，需要说明一下。

1953年中共中央公布了我国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当时马克思主义学院(现在的高级党校的前称)的教学干部在学习总路线的过程中，在如何理解过渡时期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问题上，发生了争论。以杨献珍同志为代表的一方，主张过渡时期的经济基础，是由五种经济成分构成的一个综合的基础;反对杨献珍同志的一方，认为过渡时期的经济包含着资本主义基础和社会主义基础，这两种对立的基础相互间进行着“谁战胜谁”的斗争。杨献珍同志的“综合基础论”，实际上是抹杀了这个“谁战胜谁”的斗争，表现为矛盾调和论和阶级调和论。

杨献珍同志把他的意见写成文章，交到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央宣传部向一些研究理论工作的人征求对于他的文章的意见，我就写了下面这篇文章。这个争论当时在一些报纸杂志上已经公开展开了。但杨献珍同志拒绝把他的文章提出来公开讨论，因此我这篇文章也就没有发表。

杨献珍同志把反对他的人的意见叫做“单一基础论”，这是一种歪曲;因为反对他的人并没有说过渡时期只有社会主义一种基础。当时讨论中所说的过渡时期，是专指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这一点也必须向读者声明。”(艾思奇全书第八卷775——776页)。

这是艾思奇与杨献珍在哲学思想上第一次的原则分歧。

事实上在党校以杨献珍和艾思奇为代表的两种哲学思想的斗争，是贯穿于毛泽东时代的整个历史时期的。葛惟昆在他2014年1月16日写的：《毛泽东、杨献珍与三次哲学论争》一文中是这样写的：“杨献珍最值得称道的历史遗产，是他与当时的主流观念所开展的三次重大哲学论争。论争的另一方(即艾思奇——引者注)，实际上代表了毛泽东的哲学思想，因此也可以说，这三次论争就是杨献珍(实际上杨献珍是代表了刘少奇的哲学思想——引者)与毛泽东的论争。而所涉及的三个问题：综合经济基础论，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都直接关系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理论，以及当时中国的国策，具有原则性的历史意义。”

虽然葛惟昆他是站在杨献珍的立场，但他的对这场争论的概括还是比较准确的。

这三次论争的实质，正如艾思奇同志所概括的是马克思主义革命的唯物辩证法和在阶级社会一切统治阶级所提倡的矛盾调和论和阶级调和论对于“中国向何处去?”，在哲学思想上的分歧。

这个分歧为什么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过程中并没有发生，而在新中国建立之后却表现得如此尖锐呢?看来这并不是偶然的。在打倒官僚资本主义、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山座大山，夺取政权的过程中，民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方向是一致的。而从历史上看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在孙中山先生的领导下已经失败。只有无产阶级先进的世界观可以战胜当时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战胜剥削阶级没落的世界观，取得革命的胜利。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可以被资产阶级所利用来为他们夺取政权服务，所以他们当时是拥护毛泽东同志和他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辨证唯物主义思想的。而中国革命历尽艰难，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失败走向胜利，仅仅用了28年就使古老的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旧貌变新颜。历史的事实充分证明了，无产阶级的世界观，矛盾对立统一的客观规律是正确地反映了客观世界的运动规律，这个规律一旦被广大群众所掌握，就会变成推动世界历史发展的强大动力。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辉煌胜利，雄辩地证明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的科学性，同时也证明了毛主席“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对于推动中国历史发展的巨大威力。这是人类对于宇宙发展客观规律的科学认识。人们只有按照这个客观规律的要求，运用这个客观规律来改造世界，才可能得到预想的结果。

在中国革命阵线内部和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之后，他们的目标和利益与中国共产党内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无产阶级的目标和根本利益在根本方向上的分歧就不可避免地提到了日程上来。新中国是在党的领导之下继续革命，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革命到头，停留在资本主义民主阶段，不再革命?成为了中国革命胜利之后党内不可调和的两条路线和两条道路的分歧和斗争。这场斗争一直延续至今还在继续。因此我们今天来回顾这一段斗争历史，是有着鲜明的现实意义的。

现在我们就用艾思奇当年关于这三次论争文章的原话来回应葛惟昆对他的理论的曲解吧!

一.关于综合经济基础论；

葛惟昆是这样表述的：“简而言之，综合经济基础论代表了建国初期以刘少奇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坚持新民主主义的国情判断和政策导向;而与之相对立的社会主义唯一经济基础论，则是以毛泽东为代表（曾通过高岗为传声筒）的空想社会主义，否定中国经济结构的客观现实，违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急于进入社会主义（以后在大跃进时更急于进入共产主义）。在政策层面，强力推动公私合营，掀起所谓农村社会主义高潮，批判以周恩来为代表的“反冒进”的求实方针。作为上层建筑的政治上的反右斗争，也从违反现实的狭隘的经济基础论找到根据。”

关于这场争论，艾思奇在他1955年8月所写，而在1964年11月发表的《对杨献珍同志《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过渡时期的基础与上层建筑问题》一文的意见》的说明中是这样说的：“以杨献珍同志为代表的一方，主张过渡时期的经济基础，是由五种经济成分构成的一个综合的基础；反对杨献珍同志的一方，认为过渡时期的经济包含着资本主义基础和社会主义基础，这两种对立的基础互相间进行着‘谁战胜谁’的斗争。杨献珍同志的‘综合基础轮’实际上是抹杀了这个‘谁战胜谁’的斗争，表现为矛盾调和论和阶级调和轮。”在这里艾思奇同志把他们与杨献珍等同志在对于我党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在哲学理论认识上的分歧已经表达得十分清楚了。而且过渡时期的历史也已经证明了，新中国的确是在过渡时期通过对私有经济的改造解决了“谁战胜谁?”的问题，建立起了我国的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

然而我们通过葛惟昆2014年1月16日写的：《毛泽东、杨献珍与三次哲学论争》一文中对这场争论的评述来看。实际上这场争论并不是仅仅是哲学理论上的分歧。而实际上涉及了“新中国向何处去?”这样的根本问题。在三大改造完成，我国的社会主义已经革命和建设了30年之后。刘少奇路线的代表人物还仍然坚持他们当初的主张不变，一定要使中国的经济回到五种经济成分——他们理想的新民主主义时代去，实践用杨献珍的“综合基础轮”的哲学思想来指导我国的改革方向至今也已经有了40年的历史了。

毛主席领导全国人民，节衣缩食，艰苦奋斗，用三十年在我国建设了工农业协调发展，卫星上天，教育和科技飞速发展的的社会主义新型国家。向他的接班人，交出了一个既无内债、又无外债的，所有生产资料、资源都属于人民和国家的富强的新中国;人民安居乐业，夜不闭户，路不拾遗。而他的接班人也只需改变一下党的政策，就可以靠着出卖这些资源、土地、企业来繁荣和挥霍、享受他们的幸福的物质生活了!

虽然在30年社会主义建设的基础上与在1949年一穷二白的基础上搞“综合基础轮”的试验相比较，条件是优越得多的。然而成果呢?别的不说，只要看看中央台倪萍主持的《等着你》这个栏目，你就可以折射出80、90年代中国儿童被拐卖的惨象。难于理解的是和平时期的社会主义国家，人口拐卖会这么猖獗，出现这么普遍的“妻离子散”，好像打了一场大仗似的。

但是尽管两种实践摆在我们面前，杨献珍和葛惟昆们还是不肯认输的，只能说明这体现了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不到阶级消亡，斗争不会止息。这场斗争的尖锐和反复，也正好证明了，艾思奇的一分为二的矛盾斗争和阶级斗争的观点是正确的。否则杨献珍和葛惟昆们，为什么至今还不能与艾思奇们“合二而一”呢?!

关于他们争论的第二个问题，葛惟昆是这样说的：

“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则是偷换命题，以唯心主义掩盖虚妄的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摧毁实事求是的作风和基本常识，彻底背离唯物主义的反映论，直接为大跃进的浮夸、造假提供思想基础，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一类胡言乱语的哲学表述。名为唯物主义，实为唯心主义，主观意志代替客观现实、个人意志代替集体智慧，这是建国以来一系列错误的哲学基础，是与毛泽东自己在《实践论》中的学说根本冲突的。”

在这里葛惟昆说的“偷换命题”是指的什么呢?艾思奇是这样来形容一些人的思想方法的。他在1960年7月21日发表在《人民日报》的《恩格斯肯定了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这篇文章中一开始就说：“旧社会有这样一种迷信：某些人有鬼附在身上，他们使用过的东西，也被认为是‘不洁’的。这些东西就成了禁忌之物，如果你接触它们，那么，你的身上也就要染上鬼气了。”

艾思奇在这里是指因为历史上的唯心主义曾用过“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这一名词，这个名词就染上了“唯心主义的”鬼气，即使是辩证唯物主义者也不能用来表达他们辩证的科学观点了。只要历史上的唯心主义者就哲学的根本问题的第一个方面——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提出了“思维第一性，物质第二性”唯心主义的命题，形而上学地认为“思维即存在，存在即思维”就是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这样的观点。因此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者，就不能站在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来理解矛盾对立面双方相互斗争和相互的转化的辩证的同一性这一普遍规律了。如果用了“同一性”这一名词，就变成了唯心主义和宣传唯心主义了?艾思奇批判和耐心解释的正是针对他们的这种荒谬的偏见，以及对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作品的教条主义的理解和研究态度。

那么什么是辩证唯物主义的“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呢?其实它所涉及的本来是哲学根本的第二个方面的问题——“思维能否认识现实世界?”。是要解决：人的思维是否能够对于现实世界有可知性的问题。“肯定现实世界的可知性，也就是肯定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虽然唯物主义者的肯定和唯心主义者的肯定有根本方向的不同，但就反对不可知论这一点来说，都是肯定了世界的可知性，肯定了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则是很清楚的。恩格斯在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他所要批判的直接对象并不是唯心主义，而是不可知论。”(《艾思奇全书》第七卷，第312页).杨献珍们的错误在于：“他们忘记了同一性有形而上学和辩证法两种不同的理解，而辩证法的同一性是普遍地存在于一切事物之中，也存在于思维与存在的关系中。”(《艾思奇全书》第七卷，第317——318页).“否认思维与存在之间有任何同一性，否认两者之间的‘不可分割的联系’，否认他们‘在一定条件下，互为条件，共处于统一体中’，像XX同志那样，就会接近康德主义的不可知论观点，或者即使没有完全成为不可知论，但由于不承认思维与存在的辩证的联系和相互转化关系，由于在认识论上不能够运用辩证法，仍然会陷于形而上学唯物主义的片面性。”(《艾思奇全书》第七卷，第318页)

艾思奇同志在他的文章中已经十分清楚地说明了只有理解了辩证法同一性的普遍规律，我们才可能正确地认知世界。举一个通俗的例子吧：作为生物的人，自从降临人世，“生”与“死”的斗争就共处于人的一体之中，并伴随着人的一生。在这个斗争中，“生”无时无刻不在与“死”作着斗争，直到“死”有一天战胜了“生”，“生”转化为“死”，作为生物的人死亡了，这一场斗争才会结束。这就是“生”与“死”斗争的辩证关系，这也就是他们共处于人体相互联系、相互转化的辩证的同一性。

马克思说：“理论一旦掌握群众，就会变成物质的力量。”强调思维与存在的辩证同一性的意义就在这里。我们今天纪念长征胜利80周年，长征精神就是马克思主义科学的革命真理，被革命人民掌握变成改造世界的伟大物质力量的最好证明。三年困难时期，建设《红旗渠》的实干、苦干的革命精神，也是“精神变物质”的生动典型。由于不承认思维与存在的辩证同一性，王长江们就只有到“金钱”中去寻找他们发展生产的动力，“市场万能”实际上就是“金钱万能”的翻版。而“摸着石头过河”也就是不承认理论的科学指导的不可知论的通俗化。在40年这样的实践中，强调“市场万能”的结果，我们党内突出的不是对“长征精神”的继承，而是贪污、腐化的泛滥。所以今年对长征胜利80周年的隆重纪念，也是对马克思主义思维与存在辩证关系的肯定、是我们党运用“精神变物质，物质变精神”普遍规律科学认识论在历史上的胜利。

关于他们争论的第三个问题，葛惟昆是这样评论的：

“第三次， 也是最惨烈的哲学论争，是关于“合二而一”与“一分为二”的阐释。 杨献珍在1984年回忆说：“在我的生命历程中所遇到的政治风浪， 最险恶的还不是十年浩劫， 而是1964年对‘合二而一’的批判。”

“对“合二而一”的批判， 实际上是在矛盾的统一体中， 只强调斗争， 不承认依存， 是一种典型的形而上学。片面强调斗争哲学， 适应了当时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实践， 是文化大革命的理论根据， 也是国际上反修防修、 反对“三和一少”， 批判“人性论”等等的理论基础。文化大革命恰恰紧接着发生在关于合二而一的论争之后， 不能不说是当时舆论斗争、理论斗争的需要， 是为文化大革命酝酿依据和情绪的需要。”

我认为关于“合二而一”与“一分为二”的论争，其实是杨献珍和艾思奇的第一次论争——即1953年关于“综合基础论”论争的思想，扩大到哲学理论整体范围的进一步提升。在哲学思想上两次论争的实质其实是同一个内涵。即是对阶级斗争这个问题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上怎样理解、认识和解释才是科学的、符合实际的? 这是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根本问题。

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就是认为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的动力。社会主义由于基本上消灭了剥削制度。因而大量的阶级矛盾都以人民内部矛盾的形式出现。但是由于世界帝国主义的强大存在，在帝国主义和平演变的政策影响下，党内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对领导权和政权的争夺还是非常尖锐的、激烈的。在实践中苏联的红旗落地、亡党亡国，已经证明了社会主义革命夺取政权只是走向共产主义万里长征的第一步，建国后的革命和斗争任务仍然是十分复杂和艰巨的。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历史也已经证明了毛主席的反修防修的思想是正确的，是符合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和革命历史发展的实际的。

40年来，很少听到有人提到艾思奇和他的哲学了。除了西方的新自由主义之外，杨献珍的哲学思想在40年来也实际上指导着我们的改革。所以艾思奇和杨献珍这两种哲学思想都有了经受实践检验的机会，历史是公平的。全国人民也会最终对之做出一个经得起历史检验的评价。艾思奇不会永远被遗忘。

我所不能理解的是如葛惟昆先生这样的主张新民主主义革命到头的人，在无产阶级革命已经处在低潮的今天，明明在理论和实践上几十年来都在运行着公有制和私有制共同发展的“综合基础论”——阶级调和的实践。其结果就是在化公为私的浪潮中，公有经济比重的不断萎缩和中外私有经济在中国的蓬勃发展。为什么他们还不肯把自己的理论和观点公然地亮出来?还要把自己极力打扮成一个坚持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正人君子呢?!可见他们虽然这样做了，但是他们对自己仍然缺乏理论的自信。

党校姓党，党校要宣传真正的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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