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健：语录侦探 | “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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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录侦探 | “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

杨健

来源：澎湃新闻



“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长久以来，被如此真诚地误读和滥用，以至于它的真实出处反而显得无关紧要。

事实上，仔细阅读克罗齐的《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傅任敢译），精准考察这个经典短句在书中的定位，便不难明白著名的“克罗齐命题”何以在观念传播史中沦为庸俗的经验恳谈。

由于读过克罗齐原著的人太少、引用克罗齐名言的人太多，所以人们会下意识地以为，这个短句在原著中被多次表述并广泛散布。然而，通读《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你会发现“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在书中仅仅出现过一次，那是正文第一编《史学理论》之第一章第一节的第三自然段（篇章标题以傅任敢中译本为准，下同）。原文的完整句式如下：

我之所以想起这类历史表现形式，目的是想消除“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这一命题中的看来似乎矛盾的局面。

——作者想起了哪些历史表现形式、又想消除什么看来似乎矛盾的局面？如果不联系上下文，这是一个让人费解的句子。唯有“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孤零零地杵在这串语境含混的文字中。此类特定的话语呈现，为人们的断章取义打开了方便之门。

浓厚的断语属性，使得“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极易从一个历史哲学命题转化为一个大众传播现象。人们对“克罗齐命题”的曲解，由对它简化的开始，即从“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到“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再从“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到“历史都是当代”。删除了原句中的冗余修辞，最终“历史-当代”的对偶模式，成为人们思考“克罗齐命题”的便捷入口。

于是，关于“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的误读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在想当然的理解中，历史成了一个可资复制的模板，而当代成为历史粘贴后的文档。过往，在循环往复中推进到当下，现实穿着崭新的戏袍演绎着古典的悲剧、喜剧或者闹剧……

上述简单粗暴的历史认知，与大字本、线装书的阅读姿态捆绑，“天不变，道亦不变”的路标就在每一个时间刻度搔首等候。

必须指出，这恰恰与克罗齐想说明的一切背道而驰。诚然，“克罗齐命题”谈及历史，也关涉当代。如果说有什么议题支配着《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的写作，那就是“历史的当代性”。为此，克罗齐还引用了西塞罗的名言“历史是生活的老师”。但在这本书中，克罗齐并没有表达过“历史会重演”的意思——无论是惊人地重演，还是平淡如水地重演。此为克罗齐与黑格尔鲜明的差异——尽管在商务印书馆的出版说明中，编者将克罗齐称为“新黑格尔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不幸的是，人们在对“克罗齐命题”的误读中，将两种截然对立的史观乱炖在了一起。

“克罗齐命题”的真意何在？还是要回到它的出处，也就是《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的第一编第一章。鉴于“克罗齐命题”的完整句式在《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中仅出现过一次，所以想要准确解读这个命题，表述命题的十个中文字便一个都不能少。进而言之，对承载“克罗齐命题”的上下文的考察亦属题中之意。

而若真的仔细研读过“克罗齐命题”的上下文，哪怕是非常有限篇幅，譬如书的第一编第一章，对“克罗齐命题”的理解便不会跑得那么偏远。在《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的第一编第一章里，克罗齐解答了关于“克罗齐命题”的两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一、何为当代史？二、何为真历史？

何为当代史？克罗齐认为，“当代”一词只能指那种紧跟着某一正在被做出的活动而出现的、作为对那一活动的意识的历史。“当代”本质上是一种精神活动，它跳脱于时间之外，没有先后之分。它可以是过去的一小时、一天，也可以是过去的一年、一世纪。因此，过去的事实，只要和现在生活的一种兴趣打成一片，它就不是针对一种过去的兴趣而是针对一种现在的兴趣，它就是当代史。

何为真历史？克罗齐在下定义时引入了编年史的概念：编年史与（真）历史是两种不同的精神态度，即“一切历史，当其不再是思想而只是用抽象的字句记录下来时，它就变成了编年史”。历史是活的编年史，编年史是死的历史；历史是当前的历史，编年史是过去的历史；历史主要是一种思想活动，编年史主要是一种意志活动。

值得一提的是，《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的第一编第一章，章节标题就叫《历史与编年史》。因为有编年史与（真）历史、抽象字句与思想之别，或许，中文读者会望文生义地套用本土经验，将《资治通鉴》之类编年体史书看作克罗齐定义的死历史，将《阿房宫赋》之类辞赋体政论等同于克罗齐笔下的真历史。不得不说，这是对“克罗齐命题”的另一重误解。在《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中，克罗齐提出的真历史需要与之划清界限的形形色色的伪历史中，不仅有编年史，还包括语文性历史、演说性历史和实用性历史等等。

各种形式的伪历史，笼罩着“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为“克罗齐命题”营造了一种看似矛盾的局面。拨开遮蔽这个命题的迷雾，依克罗齐母语意大利语来考证真历史之“真”，其实是指“够格的、标准的、与历史之名相符”的意思。

显然，这种“真”，带有浓厚的主观评价意味，是历史言说者或书写者用当下境遇对过去事实的介入。所谓“当下境遇”，包含当代人的感知、观念、精神状态和问题意识。从这个意义上说，克罗齐对真历史的定义，有康德“人的理性为自然立法”的影子，也是贝克莱“存在即被感知”在历史领域的投射。

克罗齐所说的当代史，是过去的事实与现在生活的一种兴趣打成一片。而促使过去事实与现在生活打成一片的“故事推动力”，在于人的理性，或者情感。

牛顿、爱因斯坦、霍金都已作古，成为科技编年史中用抽象字句记录下来的名字。然而，在电影《流浪地球》里，当人类面临宇宙级浩劫，老何念叨着“牛顿顿爷、爱因斯坦坦叔、霍金金哥”，祈求保佑时，这三个名字便构成了一种强烈的现实关怀。

在《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中，克罗齐也强调了人的主观吁求对创造（激活）历史的重要作用。他说，当生活的发展需要它们时，死历史就会复活，过去史就会变成现在的。“罗马人和希腊人躺在墓室中，直到文艺复兴时期，欧洲人的精神有了新出现的成熟，才把它们唤醒。原始的文明形式是很粗糙和野蛮的，它们被忘记了，或很少被人重视，或被人误解，直到那被称为浪漫主义或王政复古的欧洲精神的新阶段，才‘同情了’它们，就是说，才承认它们是它自己本身的现在兴趣。”

如果觉得克罗齐的语言过于诘屈聱牙，不妨以“克罗齐命题”本身的遭遇来做解释。“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在《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德文版于1915年在图宾根出版（德文版书名是《历史学的理论和历史》）后，这个短句便成为单纯的叙述。当克罗齐于1952年去世后，他和他提出的命题，都成为了按年代被编排的史料。可是，当人们反思、验证、推敲、咀嚼这个命题时，“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又具有了如假包换的当代性。

2005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克罗齐名著新的中译本，由田时纲从意大利文版翻译而来。有趣的是，这个中译本恢复了克罗齐最初版本的书名：《历史学的理论和历史》。更有趣的是，在译者序言里，对克罗齐的评价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不错，克罗齐的历史观还是唯心主义的，因为他认为历史归根结底是精神运动、发展的过程，他说过“历史是历史判断”。不过，就像列宁说的，聪明的唯心主义比愚蠢的唯物主义更接近聪明的唯物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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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克罗齐这句话的重点是强调历史的“现代性”，强调历史对现实的借鉴意义。

在国内，对于克罗齐这句话的阐述，无人能出朱光潜先生其右。1947年1月，现当代著名美学家、文艺理论家、教育家、翻译家朱光潜在《克罗齐的历史学》一文曾对克罗齐的这一命题做了如下阐发：“没有一个过去史真正是历史，如果它不引起现实的思索，打动现实的兴趣，和现实的心灵生活打成一片。过去史在我的现时思想活动中才能复苏，才获得它的历史性。所以一切历史都必是现时史……着重历史的现时性，其实就是着重历史与生活的联贯”。

朱光潜先生的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简单概括来讲就是，“过去只有和当前的视域相重合的时候，才为人所理解”，而这才是克罗齐“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这句话的本意。

在国外，美国著名管理学大师詹姆斯·马奇曾说过这样一句和克罗齐的名言具有异曲同工之妙的话：“我们认为的真理，不过是人类可理解的共识，往往与真相无关”。

虽然两者具有异曲同工之妙，但相比之下，詹姆斯·马奇的这句话要比克罗齐的名言容易理解得多。所以，不妨用詹姆斯·马奇的这句话来解释克罗齐的名言。

在詹姆斯·马奇看来，真理不过是人类可理解的共识。也就是说，我们对真理的理解是建立在现实生活的基础之上的。而这与克罗齐“着重历史的现时性、着重历史与生活的联贯”的出发点和归宿其实是一样的。

总之，克罗齐并不认为“历史都是在不断重复的”，它的命题强调的是历史对现实的借鉴意义。换言之，历史之于现实的意义就如朱光潜先生所说，“历史必须引起现实的思索、打动现实的兴趣、和现实的心灵生活打成一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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