岱峻：李济、李光谟父子重逢内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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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济 李光谟父子重逢内情

作者：岱峻

父，李济，中国考古学奠基人，在台，1979年作古。

子，李光谟，济独子，在内地，去年离世。

都以为，解放后父子隔绝数十年。但其实，儿子于1960年曾在过境机场偷偷见过父母一面，衔有关方面所命劝父北归。未果。

对于父子间这次一生一世最重要的见面，两人为何秘不声张，这当中可有隐曲？这次密晤有何背景，有哪些不为人知的细节？这件事可以引出哪些历史学与社会学的思考？

本文作者曾著有《李济传》，在此试为读者一解秘辛。

忤：一张船票改变人生

1948年底，22岁的李光谟跟随父母到了台湾。当时他是上海同济大学医学院三年级学生。这年春天，因“心动过速”向学院请了一年的假，回南京家里养病，很快随父母渡海到了台湾。1949年2月22日，李光谟又在基隆港上船返回上海，送行的只有默默流泪的母亲，父亲李济没来送，当时心想就是暂时离开，等到暑假就会回来。

4月23日中共军队攻克南京，宣告国民党政权被推翻。李济夫妇焦急万分，快信电报一封一封催儿子回台湾。5月，中共大军渡江战役打响，李济转托傅斯年，央请台湾省省主席陈诚托人买好一张飞台湾的机票，据说当时得要十根金条。

李光谟得到机票以后，毫不犹豫地退还给相关人。他给父母写了一封很革命的信，表示了决绝的态度，说自己决定留下来，要看一个新的制度是怎样在一块古老的土地上建立的。当然，也信心满满地说，放假就回台湾看望你们。光谟先生告诉笔者，“后来别人告诉我，母亲看到信之后，大哭一场。”

李济不会流泪，却必然失望。作为一个人类学者，后来转向考古学，曾经的遗憾是缺了基础医学这一块，也就缺了对体质人类学的完整把握。他希望儿子学医或许正是基于这一点。李光谟却完全背弃了父亲，重新考进华北干部学校(中国人民大学前身)俄语专修班，之后按照组织安排，从事马列主义哲学理论的翻译，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此后，海峡两岸处于敌对状态。李光谟与父母不通音问，连定居北京娶妻生子，父母都毫不知晓。1955年，李济的老友赵元任的女儿去香港，李济才从她那里得知儿子的情况。李光谟说：“那些年，父亲在香港的一些朋友，曾经给我寄油、糖等日常物品。真的非常感谢父亲，一直动用自己的力量帮助我。到了50年代后期，反右以后就不行了。”内心的情绪也会化作枕上的清泪，什么时候才能再见到父亲母亲？

李济全家抗战初期合影，前排左一为李光谟。（1937年12月摄于桂林）

误：见面现场，李光谟为何能描述得神灵活现

李济离开大陆去了台湾，但从未脱离大陆学界的视线。客观而言，新政权一直缺乏考古学的掌门人，而李济以现代考古方法和观念培养了众多同事和学生，如留在大陆的夏鼐、胡厚宣、郭宝钧、曾昭燏、王天木等。大陆考古学界对李济制定的考古工作的规章制度甚至方法，仍在萧规曹随。1949年初，郑振铎曾在上海和香港多方打探李济的行踪，后来又在北京多次邀李光谟，以及李济昔日的下属王天木会面，分析接触李济并争取他回归的种种可能性。于是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一职，一直由郑振铎虚领。　　　　

考古学家石兴邦曾透露，1950年考古所成立时，他曾对由文化部文物局局长郑振铎兼任所长颇为不解，问夏鼐，郑先生不搞考古怎么当考古所所长？夏鼐回答道，郑先生是兼任，所长可能是给李济先生留下的。夏鼐也在1957年9月5日的日记中写道：“与刘导生同志谈昨日李光谟同志（李济子）所谈及争取李济老返国事。”1958年，郑振铎空难逝世，考古所所长改由历史研究所所长尹达兼任，依然是遥领。于是有关方面又一次想到李济，并策划了好几套运作方案。得知李济夫妇乘坐的国际班船将在澳门码头停歇的信息后，以为是天赐良机，于是有关方面牵头，考古学界尹达、夏鼐、王仲殊、牛兆勋等抓紧实施。拟俟国际班船下锚停泊，客人入海关休息室之机，以宴请的方式，把李济夫妇邀回大陆，再相机留下。

李光谟在文章中写过父亲这次被中共“邀请合作”而最终“谢绝”的过程：

近埠××旅行社资深高级职员Y先生(身份是作为夏鼐的老同学)，在客轮抵埠后，以旅行社名义出面接船并拜会了李济夫妇，晤谈了几次并热情宴请招待。据Y先生后来谈到的情形，他向李先生和夫人提出了几个邀约方案：(一)留在大陆工作和居住；(二)约请他们去北京、然后到各地参观访问，并许以往返自由；(三)邀李济夫妇到广州与家人和考古界人士会面，并许以往返自由。这几个方案(就连第三个)都被拒绝了。据Y先生后来说，李济的理由是：“他认为他回到内地不会有大的贡献，对国家民族文化反而不利，没有好处……牵连台湾的人太多，必然令在台的亲友遭受大不幸……即便参观访问一趟，回去也要冒极大风险……”但他对Y先生的盛情款待很表感谢，还说到他认为刘照林(尹达)和夏鼐“早就完全有资格担任所长了”(指1959年尹担任考古所所长、夏担任副所长事)。

作为一个纯粹的学者，尽管对政治保持疏离，但恐怕不会无知大陆那时“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政治运作模式；恐怕也知晓自己的名字在大陆消失后，忽然在上一年被抛出来作为靶子。1959年1期《考古》杂志发表“北京大学考古专业资产阶级学术批判小组”的署名文章《批判李济的反动学术思想》，称“李济是美帝国主义一手扶持起来的所谓‘考古学家’，过去在中国考古界长期篡窃着领导地位……”“学术思想是彻头彻尾的唯心主义和庸俗进化论观点”，“研究方法是最粗俗的繁琐主义和形式主义”。

李光谟写道：李济刚刚经历过(虽说是“缺席经历”)以《考古》杂志为代表的大陆考古界在1959年对自己的猛烈围剿，加以“三年困难时期”的阴影尚未消戢，“批胡适”、“拔白旗”的余音仍缭绕在耳……这种种潜台词李济虽未向Y君道出，但一个“怕”字肯定是大大的有的，因为这在他的一些文字中曾流露过。

Y先生虽说有着“夏鼐的同学”的身份，但据笔者推想，在李济的眼中不会看不出此人自然是北京官方派出、代表共产党方面去会见他的人。

笔者以为，既然光谟先生未再见过父亲，他描述的此次父亲与自称是××旅行社资深高级职员的共产党代表Y先生的晤面，就值得推敲。他描写的细节过于神灵活现，包括谈话内容与现场感，而当事者又不知单位姓名。因此笔者在写《李济传》时，对这段“八九不离十”的据说，心存狐疑。

李济先生在安阳殷墟考古现场。

晤：一次精心策划的密会

解开笔者心中这个疙瘩，又是三四年过后。其时，光谟先生自己出面接受媒体的采访，再后来是《夏鼐日记》出版，都证实了1960年8月下旬在珠海的拱北海关，在有关部门的精心安排下，李光谟秘密见到了李济夫妇。

争取李济的工作，自1960年夏天开始启动。夏鼐写道：“7月18日星期一下午……王仲殊同志来，谈及争取李（济）返国写一报告事，关于学术方面由我写一报告。”除了组织出面争取，最重要的是亲情软化。

李济对家庭尤其是儿女的欠账，背负很重。许倬云在李济身边工作多年，据他回忆：

当时（抗战时），济之师不忍弃史语所而去，襄助傅（傅斯年，字孟真）先生撑过了艰困的八年。在这一时期，由于医药不足，济之师的两位稚女因病夭折。多少年来，我目睹旧式妇女的李师母思念亡女，带泪苛责济之师为何不早赴美国；济之师垂首沉默，只在师母情绪平静后，长叹一声：“大难当头时，只能一起挺过去，总不能弃大家而去，总不能坐视孟真累死！可是，我这辈子对不住你师母！也对不住两个女儿！”这一番话，闻之酸鼻！

返回大陆的幼子，且是唯一的儿子，更加牵扯着李济内心最柔软的部分。这在大陆学界是近乎公开的秘密。

夏鼐写道：“8月5日星期五，上午赴所，学部转来关于出席国际档案会议发言稿中美国掠夺文物档案一节，提了一些意见。牛兆勋同志明晨偕李光谟同志赴广州，写了一封（致李济的）信给他带去。”夏鼐在这封致李济的信中，引用了一段文学名句：“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见故国之旗鼓，感平生于畴日，抚弦登陴，岂不怆悢！所以廉公之思赵将，吴子之泣西河，人之情也。将军独无情哉？想早励良规，自求多福。……”李济是夏鼐过去的恩师，夏鼐此举或有向党组织表示进步的心理驱使。李光谟写道：“这是南朝梁武帝之弟萧宏的记室丘迟在《与陈伯之书》中的一段千余年来脍炙人口的名句。然而，尽管文字清丽感人，毕竟这是一封劝降书。记得当时尹达读完此信沉默了好一阵，对我只说了一句话：‘夏作铭好糊涂！’他把信留下了没让带走。”如果光谟先生所记无虚，此事只能发生在牛兆勋拿到那封信后，又经过一道李光谟的手。他读后颇感“兹事体大”，送达尹达，最后被尹达把信留下。

“8月26日星期五 上午尹达同志来所，谈及李光谟同志在广州情况，大概与他父亲（李济）在澳门见面。”夏鼐日记中的“大概”仅为分析判断，或许不知详情。那时李光谟已是中共党员（1956年入党），但也是身份尴尬。他说：“我是党内所有处分都经过了，除了解除党内外一切职务，因为我没有官方的职务。延长预备期，取消预备期，恢复预备期，留党察看，取消党籍。那年我正处在被劝退那么一个地位。”（2005年9月1日成都李光谟讲述）

2012年，光谟先生向《南方人物周刊》记者，披露了当年发生在拱北海关的秘辛：

他们都退出去了，给我们一个单独谈话的机会。一位女同志有时会进来看看，照顾照顾我母亲。谈了有一个钟头吧，我父亲多的也不问，他就问问家里的孩子。我就拼命讲他认得的那些人，夏鼐怎么样了，陶孟和怎么样了，还有家里的一些亲戚。我那个时候很穷，按这里给我准备的，穿得好一点。我的情况他大致也都知道，他是希望看见我们全家的人啦。要是他肯留下，当然就见面了，那会儿他们都在北京等着，随时准备去，说要是老先生多待几天就见到了。

所谓“一位女同志有时会进来看看，照顾照顾我母亲”的语境，可以大致想象：李济夫妇是猝然临之，事先毫无征兆。李夫人，一个旧式妇女，在失去儿子11年后，骤然相见，内心情绪奔涌，定然只得掩面而泣，难以自抑。更难堪的，是才相见须臾间又得别离！

采访中，光谟先生还回忆道：

后来就吃饭，一餐非常丰盛的饭。那时候还在困难时期，我记得是把我从农场里头抽回来的，我在乡下搞社会主义教育呢。出来的时候我还带着老乡的两个玉米，生的，啃着回城的。我不记得那餐饭吃的什么了，但是记得有茅台酒，我多少年没见过了。我父亲也是爱喝酒的人。他喝了两杯，说不错，挺好。后来他们走的时候，我前后左右都是穿便衣的安保人员。事先就跟我说了，千万别过那条线，就是地上划的，用颜色标了一下的边界线。当时我手里拿了一串香蕉，也是多少年没见着的水果了，我看我母亲身体不好，我说你带着路上吃吧。我就想递给她，结果走到边界线了。旁边的人示意，指指那条线。他们过去了，我不能过。

1968年10月，李济夫妇与赵元任夫妇在台北南港史语所楼前。

捂：父子相见，不敢告人为哪般

密晤儿子，这在当时有“通匪”之嫌，故李济夫妇回到台湾三缄其口。其得意弟子许倬云晚年回忆：“济之师独子李光谟在1949年回到中国大陆以后，从此两人只能隔海相思。记得1960年他曾对我模糊提了一句：见过光谟了。那时台湾禁锢严密，我也理解到，有些事不宜说，不敢多问。”“六十年代的台湾政治，威权体制尚在当令，当局力图铲除自由主义的最后一些孑遗，中央研究院与台大，被当时的中央党部第二组视为大陆时代北大、清华的残余，为此必须加以清除。王雪艇先生、李济之先生，都被情治人员当作异议分子，是挟国际力量（美国）以自重的自由主义者。这一条战线拉得很长－－外面不必说，即是史语所内部，也有家神家鬼，其中包括职司情治的工作人员，经过胁迫而参加的人员，特意混进来的工作人员……当然还有企图借政治力量急于取而代之的自己人。一些杂志明枪暗箭，彼此呼应；匿名信与恐吓电话，也数见不鲜。当时情势诡谲，王雪艇先生与李济之身挡外来压力，不让同人受到惊扰，至少保全了南港的学术园地。”

“一些杂志明枪暗箭，彼此呼应”，不知是否包括了台湾文人李敖？1966年，李敖在为其父李鼎彝遗著《中国文学史》写序时，谈到所谓“不孝”之事，揭发“李济的儿子已‘潜返大陆’了。所以李济先生是属于‘教子无方’的类型”。李敖这一着，堪称“杀着”。那年，大陆“文革”狂飙突起，极左思潮肆虐，“血统论”泛滥，李济之子岂能幸免？据李光谟讲述：

当时关于我的大字报都贴到了西单，写着“清除国民党的残渣余孽、李济的亲生儿子”，还有什么“他要不投降，就让他灭亡”之类的。也有人怀疑我这个李济的儿子是不是假冒的。李济去了台湾人人都知道，儿子在大陆就多不知道。“文革”斗我，大字报写揪出李济的亲儿子、独生子。张奚若的夫人看了很生气，本来就是亲儿子独生子嘛，有啥好揪的？

李光谟面见父母，在泛政治化的时期，是必须严守的秘密。其一是为在台湾的双亲着想，其二听命于自己所在的组织，其三避免外界舆论减少自身压力。他向笔者讲述：

我是在1956年成了预备党员。按照当时正规的看法，像我这样的人还能入党？但是就是入了，不过中间的周折就多了。先是取消我的预备党员资格，因为没有任何我违反党的原则的证据，而且我历史上不但清楚而且清白，我当时的问题，无非就是家庭的原因，所以后来又恢复了。恢复没有多久，“文革”开始了，因为这件事，我的入党介绍人在“文革”中还受到了冲击。至于我，则是受到了审查。审查来审查去，也没有审查出什么来，我就那么点问题，比较严重的也不过是在胡适去世之后，我通过香港给父亲写了一封信，让他代我向胡家老太太表示一下慰问。除了这件事，我没有任何的事情。但是处理我的时候，就不是这样了。那时“文革”已经到了末期，当时有关方面办了一个学习班，把可教育子女的通过办学习班的这种方式解放到人民内部来。当时跟我一起一共七个人，其他六个人都参加那个班去了。我说：“怎么歧视我？不让我进那个班？”别人还跟我开玩笑：“你怎么还想进那个班？你不进不就表明你没有问题吗？”我说：“不，要是因为没有问题不让我进和跟认为我问题特别严重不让进可不一样，我可看不出我是没有问题的。”果然，最后那个班都解散了，其他人的问题都解决了，我还在那里接受审查。后来又开大会小会来批判我，要我交待问题，我无可奈何，实在找不出问题来，不能让我瞎编吧。就这样，到了最后，不了了之了。那段时间好像一场噩梦。（2005年9月1日成都李光谟讲述）

晚年李光谟在北京。

笔者在《李济传》的前言中写道，“我作了大量的访谈，首先是李光谟教授，我持续不断地做他的口述史。记得一次电话访谈，进行了三个多小时，直到老人声音喑哑，需要休息为止。”尽管如此，光谟先生还是为组织严守了1960年会见父母的秘密。此时李济夫妇也故去三十年，而台湾解严开禁二十多年。倘若不是许倬云先生率先揭秘，那部书（《家事、国事、天下事:许倬云先生一生回顾》）已在大陆公开出版，光谟先生恐怕会带着这个秘密离开世界。

光谟先生的行为，我虽未必赞同，却极为尊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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