茆家升：从医六十年，行文三十载的人生感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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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畏生命 敬畏历史
——从医六十年，行文三十载的人生感悟

来源: 北京之春
作者: 茆家升


我们的历史是光明的，还是阴暗的；是光彩的，还是不光彩的。每个在台上的人，都要经受检验。——胡耀邦

从医六十年是个虚数。我1955年合肥医校毕业，算是正式取得了当医生的资格，按说要到2015年才算六十年。但1954年淮北大水，我们全校学生赴灾区，参加先防汛后救灾。就在那时我给患者开出了平生第一张处方，标志着医生生涯的开始。尔后虽历经磨难，包括当了四年多右派，十七年摘帽右派，被放逐去过改造右派的农场，下放去农村呆过十年，数次被开除留用，其中除了在改造右派的农场时，曾拿起了锄头，放下了听筒，但约三个月后，又当上了右派医生，从此毕生再也没有放下过开处方的这支笔。

本来六十岁退休后，可以歇下来的。所有从临床一线上熬过来的医生，都能体会到当个好医生太难了！先说体力透支，我在芜湖地区医院一次门诊当班，一上午我和陈淑时医生王成贤医生三个人，接诊了190多人。每个病人都必须经过病历记录、门诊日志、和开处方等基本过程，复杂一点的还要开化验单拍片单等等。记得那天一直拖到下午一点多钟才下班，近六个小时我们都未喝一口水，未上一次厕所，甚至很少直起过腰抬起过头。终于下班了，我们三人相对皆莞尔一笑，能说什么呢？既然干上这一行，就什么也别说。全国千百万医生，大家都能过，我们也能过。我妻子芜湖市二院儿科医生，一次夏天值夜班，从晚7点到次晨8点，接诊了七十多患儿，整夜未阖眼，带去的夜餐没时间吃全馊了，到家迷迷糊糊吃点东西倒床就睡鼾声如雷。外科医生手术台一站十几个小时，是家常便饭。

当然，医生的劳累不同于其他工种，面对的是生命，不能有丝毫的懈怠和漫不经心。有句诗是说，“等待你一千次谨慎中的一次不小心。”你一千次谨慎没人关注你，更没人表彰你，理应如此。而那一次的不小心，尽管你有种种理由解释，你该承担的都该承担，这也没有什么不公平。有句老话曰“春秋责备贤者。”谁让古往今来，把医生这个原本也是普通职业，炒作成那么云来雾去的呢？什么“医者父母心”，什么“医生有割股之心”，什么“不为良相但为良医”，那都是高看了。全国千千万万医生，每日工作基本上也是重复劳动。当然这种平凡的工种，和其他行业一样，都是值得敬重的。试想每日每地都有那么多患者，如果没有那么多平凡医生的日夜操劳，这架社会机器能平安的运转吗？

医生之间也有贤愚良莠之别，而病人对医生的要求则是同样的，即希望每一个接诊医生，都是学富五车、技术精良、医徳高尚，对你能手到病除。其实很多时候，这只能是你美好的愿望，实际的结果与你的愿望会差距很大。这种差距很多时候，你只能接受了。当然也有不能接受的时候，比如有的亲人在医院死了，那也不一定是医院和医生的错，作为亲属可能接受不了了，于是一场医疗纠纷，甚至一场官司打起来了。严重的还有砸医院杀医生的事件发生。当下医患关系紧张，医疗事件频起，背景极其复杂，不是几句话能说清楚的，也不想在这里展开讨论。

下面只想说一点我从医六十年主要的人生感悟。我只是医生中庸众的一员，也有过其他医生们同样的酸甜苦辣，不必一一细说了。想说的是我六十年的从医生涯，在时代的风云变幻中，留在我身上是怎样的烙印？或是说医生这个职业，本来古今中外都是个相对平安和稳定的。过去在填家庭成份这一栏时，算是“自由职业”，那就是说它是远离政治的，任你时代变迁，乃至王朝更迭，都离不开医生，谁吃五谷不生灾呢？医生的麻烦，也只能是职业上的事，比如医疗事故等。如果有一天，医生这个队伍里，不是几个人几十个人几百个人，而是整批整批连年不断的，都有人惹上了政治方面的麻烦，说的干脆点，有那么一批人，按毛泽东预定的指标，约占医生（当然，各行各业都——样）群体中百分之五的人，都被扣上各种政治帽子打倒了批臭了，甚至杀、关、管了。那会是什么问题呢？是这一批批医生们在犯上作乱吗？不可能！古今中外都无先例，那么多的医生，都是糊涂蛋吗，当然不会！那就是时代的问题了，说白了就是以毛为代表的，竭力鼓吹阶级斗争为纲，什么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恶果了！要斗争没有活靶子行吗？当然，毛泽东也不是只和医生们过不去，也不仅如某些网友所说的，毛因为青年时代在北大图书馆打杂时，受到某些学者的羞辱，而终生仇恨知识分子。在毛的眼里，处处都是敌人，如他自供，八亿人口，不斗行吗？！早先我实在想不通，毛泽东即使要当乾坤独断的大皇帝，也不该对子民这么狠毒，老百姓都死光了，你真正是孤家寡人了，皇权还有何用？再说，权力斗争是你死我活，刘少奇上台你姓毛的也不一定有好果子吃，但和千千万万老百姓，能有什么关系呢？近年来我读到了汉娜阿伦特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一书中的几句话，算是有了一些省悟。书中说到：“极权主义的政治统治具有空前的强度、弥漫性和渗透性——极权主义是指把整个社会囚禁在国家机器之中，对人的非政治生活的无孔不入的政治统治。”毛泽东大概不读这样的书，但不妨碍他无师自通。

余生也不幸，赶上了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毛时代，二十郎当岁，即荣幸地右派加冕，从此开始颠沛流离苟延残喘的一生。蒙上天眷顾，尚能九死余生。晚年回首往事，感慨系之。本来我一介草民贱民，生生死死，不必赘言，只是想到我个人的遭际，并非个人之事，也是那非常年代的一个侧影，算是历史的一个小细节吧。而无数的小细节，组合起来，就是历史。

我1955年18岁，跨出合肥医校大门，走进了新建院的黄山疗养院。主要服务对象是党政高级官员和高级知识分子，以保健为主，医疗上的事不多，那就多读点书。而医疗书籍，虽说也是浩如烟海，学也无涯。但是，就临床一线而言，越是工作繁忙，越需要读书，所谓学然后知不足。而一旦工作闲下来，反而不知从那里读起了。那就看看闲书吧，开卷有益，漫无目的，就像一只小羊羔放进菜圃里，吃到嘴里的都是菜。那时我才十八、九岁，也就是只不经事的小羊羔，想不到前面不仅有坑坑洼洼，还会有猎杀者的陷阱。

除了读点闲书，余下的时间，也在读人。所谓读人，是长大了以后的概念。当时也就和一些来疗养的官员们闲聊而已。这些省厅市级官员，对我们平民百姓而言，平日见上一面也难，而一旦住院疗养了，就可以收起官腔，无所不谈了。这些官一代的省内高干们，皆称得上是新政权的缔造者，各人大都有自己的小山头，有自己的班底，自己的故事。上世纪五十年代，正是他们春风得意，享受胜利成果时，所以尽皆津津乐道。我和一些年轻同事听的也是有滋有味，说者听者都没有一点反躬自省的意识。比如不止一位领导者对我们说过，他们每到一村一庄开辟根据地，首先利用的都是当地的地痞流氓，甚至盗贼。许诺帮他们打土豪分田地分房屋分浮财，甚至分老婆，革命积极性马上就调动起来了。接下来就是用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的武器，消灭阶级敌人，分配革命果实，取得革命成功。这些地痞流氓们果然也翻身当家做了农村的主人，农村天翻地覆了。都说新政权的建立，是农村包围城市的结果，是言之不谬也。何况还有毛泽东的大着：《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和《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两篇列为毛选第一、二篇的压卷大作的指导与支撑。既然从理论到实践，都肯定了这种革命方式，能要求地方的中下级官员，有所反思吗？那太不现实了。他们的官二代官三代们还正享受着革命的红利，正希望着一代代传下去哩——

我当时听了也就听了，从未想过这些重大问题与我一个小医生，有任何关系。直到人生晚年，经历过太多的事，才不得不从源头反思，重点当然还是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作为毛泽东思想灵魂的两件宝贝，它们给偌大的中国亿万百姓带来的是福焉祸焉。近年拙作关于暴力土改与乡村变迁的系列文章，很多地方都是源起于年幼时听到的故事。

在黄山疗养院不到三年的时间，最大的“收获”还是反右派时躬逢其盛，右派铁帽加冕，从此放逐社会底层，艰苦备尝，但蒙上天眷顾，尚能九死余生。

说起九死一生，很多事不堪回首，尤其是在大跃进大饥荒的年代。离开黄山，被放逐到一个名曰“芜湖专区门口塘农林牧场”的荒山野地，去劳动改造。紧接着就是疯狂的大跃进，记得我们农场里也竖起了炼铁的土高炉，没有煤就砍光四周山上的树木，没有鼓风机，就用人力拉风箱。炼铁要高温，风箱要一秒钟也不能停地快速拉动，炼铁炉里才可能持续的熊熊烈火。本来一架价格不高的鼓风机，开关一按就能办到的事，不知是需求量太大买不到，还是要特意显示一下大跃进精神，硬是用人拉那一人多高的大风箱，要四个壮劳力步调一致快速地一齐用力，风箱才可能送出能掀起烈火的大风。劳动强度之大，远运超出常人的想象。一个整劳力一次也坚持不了10分钟。两台高炉足足要配各40人，才能保证炉膛温度不降下来。且不说这种疯狂，制造出的只是破坏资源的废渣；这种原始的没人性的，比对待畜生都不如的奴隶式强劳役，对人的摧残也是极为惨烈的，就是在变相杀人！我那时有幸当上了右派医生，但也得和一线劳力一起，吃住在工地。也得参加一些体力劳动，我拉过这种耗命式的人力风箱，每次坚持不了2分钟，已经筋疲力尽了，那些一线难友们，不就是在以命相搏吗？这些搏命的人，都是来改造的基层小右派们，由于我们同命运，也因为我还在医生的岗位上，对他们还有点力所能及的照顾，所以交了很多贴心的朋友，有的是终身好友。对他们的身世，也有了明确的了解。更明确了解到的是，那种所谓的什么政治思想上的大革命，什么两个阶级两条道路大决战，遍及全国的反右派运动，是多么荒唐多么冷酷，那种言而无信预设陷阱坑害自己同胞的“阳谋”手段，是多么狠毒下流。仅就我们那家改造右派的农场而言，最多的时候，有近1500名右派和什么反社会主义分子等杂牌军。没有一个讲师工程师，没有一个记者，没有一个那怕是三流的作家、演员。基本上是小职员、小办事员、小学教师，和机关里的勤杂人员等等。当时我就在想，就我们这些社会底层的贩夫走卒们，也能参与到什么思想博弈、路线之争中去？毛泽东们是否太高看我们了。这句话要换个角度说，你们上层权力之争也好，利益之争也好，干嘛要拿我们这些升斗小民殉葬，我们什么时候敢冒犯过诸位官老爷了，要我们来承受这些无妄之灾？不过当时也就是想想而己，因为根本不知道，我还能不能逃过那场劫难活下来。

我们农场和四周农村，连在一起。去农场不久，就赶上了大跃进大饥荒。直面遍野饿殍的切身感受，是在离我们农场不远的新杭水库上，亲眼见到一些挑水库的农民们，本来已经饥肠辘辘，再受那繁重的劳役折磨，很多人力竭而亡，就倒在我的面前。我是当医生的，救死扶伤是我的天职，本来这些奄奄一息的同胞，只是因为饥饿低血糖，补充一些葡萄糖，给些食物支持，是都可以活下来的。可我是戴罪之身，挑着粪筐来工地上积肥的，我能为这些苦难的同胞们做什么呢？因而想到敬畏生命，不仅是我们医生的责任，更多的还是执政党和它们各级官员的责任！大饥荒浩劫来临时，我们医生的功能是微不足道的。我们的手中能变出粮食吗？我们能使要人命的挑水库和大炼钢铁的繁重体力劳动停下来吗？何况我自己也是在忍饥挨饿朝不保夕。

面对严峻的社会现实，深深体会到，在巨大的社会灾难面前，医生的力量是渺小的，或许它就是我晚年从事文学创作的缘起。不过那时未想到这么深这么远，想到的一是如何在大灾难中能活下来，再就是如何在医生这个岗位上，继续艰难行进，走好人生下一步。可以这么说，没有经历反右，没有经历过大饥荒，就不可能有我以后的“行文三十载”。

本来我这样的普通医生，庸碌一生，虽无大的建树，也没有什么大的失误，就像米桶里的一粒米，水缸里的一滴水，从医生角度看，是普通一员。但是，我这一粒米一滴水，被过早的莫名其妙的染上了政治的色彩，从此一生不得安宁。幼年读王勃《滕王阁序》里的“时运不济，命途多舛”，根本就未想过，它会是我一生的写照，未想到我这样草根一族，会和国家的命运休戚相关，会随着国家的政治变迁而跌宕起伏。本来医学博大精深，穷其一生精力，全力以赴，你也只能做一个称职的医生而已。只会有少数人，能在这个群体中脱颖而出，我先天后天都不足，不可能成为其中佼佼者。这很平常的，一辈子做一个称职的医生，救死扶伤，因你的辛勤劳动，给他人以及时的医疗救助，那也是最真实的人生，决无遗憾。

我一生本无所求，做好本职工作，已很满足。然而，我还要去思考医疗工作之外，很多不是医生们必须关注的问题。它决非是我的初衷，也不能说都是命运的捉弄，而是我这被过早染了色的米粒，不得不被搅进接连发生的各种各样政治漩涡中去。而每一次政治风浪，威力都强大无比，淹没我这样的草根，实在是轻而易举。反过来说，我这样原罪在身的人，要能在历次的政治风浪中不被淹没，实属幸事。这里也包括了我个人的抗争、规避和不得不的屈服与自辱。

反右之后，我们这些历次运动中罹难者幸存者，有一个共同的耻辱名字“老运动员”，或曰“死老虎”，每次新的运动一来，先得把我们拎出来示示众，羞辱一番。借此给革命群众鼓鼓气，加强阶级斗争观念，把运动推向高潮。我所在医院有一位姓乐的外科医生，只因为在旧军队里当过军医，原罪加身，被下放去无为一家医院，从此成了每次各种批斗会必到的“死老虎”。乐医生“认罪”态度极好，经常批斗会前，他就拎着一顶纸糊的高帽，站在会场一侧候着。批斗会一开始，必定是先喊革命口号，也一定要喊打倒谁谁谁。这时乐医生一定是往前一站，熟练地把自制的高帽，往头上一戴，再喊上几嗓子：“打倒乐某某！打倒反革命分子乐某某！”，然后哈着腰低着头老老实实站在一旁听训。时间久了，乐老医生这一套已经驾轻就熟，规范如仪，成了批斗会上一道风景，成了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和笑料。以后各种批斗会的主持人，为了少一点这样的闹剧，不得不在会前即通知乐医生，今天批斗会你不要去了。

那些历次路线斗争中的胜利者，那些立场坚定、斗志昂扬的积极分子们，那些把乐医生当猴耍的各级领导和革命群众们，想起过乐医生本人的感受吗？想到过我们这些“老运动员”、“死老虎”们的感受吗？我们也是人，也要有一点做人的尊严！我们究竟犯过怎样的滔天大罪，要受到如此的虐待与凌辱，过着生不如死的日子，如果摊到了你们头上，你们会怎么想？而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毛时代，今天的绞人者，明天就会被人绞，是司空见惯的事！当你还未被人绞时，怎么就不能为已被绞的人想一想呢？

再说几句与乐医生有关的事。乐医生的无为医院同事，我的学长挚友难友丁祖杰医生。反右罹难，发配门口塘农场，我们肝胆相照生死与共，度过了大跃进大饥荒的空前劫难。他回无为不久，在文革一开始时，即惨遭残酷批斗，不知道是不是乐医生这样长期被凌辱被戏弄，生不如死的日子，给他的刺激太深，毅然了断了自己！年仅32岁。丁医生可是无为县的第一把刀，32岁又是一个外科医生的黄金岁月。他救活了很多生命，却救不活自己。

学长刚烈，宁折不弯。我等庸常之辈只能忍辱偷生地苟活着，一次次批斗会上低头认罪，一张张写不完的检查交待。大好的青春岁月，三年、五年，十年、二十年，就这么灰头土脸的煎熬着、流逝着，哪里是尽头啊！记得曾看过一部电影，说的是三个被冤的年轻人，被关进监狱。冤案长期无人受理，三个人就这么一年年关押着。每年入狱的纪念日，三个人都会聚在一起，喝几杯苦酒。喝着喝着，三个人猛一抬头，尽皆满头白发满脸沟壑，一生已经过去了！我们也会这样吗？没人能回答我。

有人说世间事物，常常会像太极图一样，首尾相咬，所谓乐极生悲，否极泰来。话虽说的有理，但也各各有别，谁能知道这种转换，会是三年五载，或是一生一世没有尽头。对我们来说，本来已经绝望了。因为毛老人家说了，整人的运动，每七、八年就要再来一次，事实却是毛活着的时候，有人统计过，大大小小、有名无名搞过各种运动达63次之多，每年平均是2.6次。而且有人“科学地”证明了，毛至少可以活到150岁。我们还能抱什么幻想吗？

未想到的是，那个被嘶喊了亿万次的什么万岁万岁万万岁，什么万寿无疆，终于还是有了“疆”，1976年毛泽东死了，不到一个月江青毛远新一伙被抓了。紧接着大规模的冤假错案平反了，我们右派也能改正了。真是造化弄人，你姓毛的怎么也会死呢？本来我们这些苟延残喘的人，二十多年过来了，早已习惯了忍辱偷生，卑贱地活着。低头认罪，检查交代，早已溶入到我们血液中，固定在脑髄里，成了我们生命中一部分了，准备就这样了此残生的。毛老人家你这么“过早”地死了，有人又把我们改正了，要我们和革命群众平起平坐，不再低头认罪了，也不写检查了，我们怎能习惯呢？这不是在为难我们吗？有人说睡在天安门水晶棺材里的你，那付皮囊早已烂掉了，现在看到的只是塑料模型。我听说了很不高兴，真想你还能活回来，再念几回阶级斗争的经，再搞几样新花样的政治运动，我们再给你老人家当几回活靶子，反正当过几十年了，再当几十年又何妨，谁教我们都是贱骨头哩！

既然姓毛的你也知道，你不可能万寿无疆，那你何苦要拖到1976年才咽气呢！弄得民不聊生、天怒人怨，国已不国；你自己也是惶惶不可终日，唯恐日后被清算，被千夫所指，被万人唾骂，被永运钉死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我们这个民族很善良，很讲恕道，没什么人做过对不起你姓毛的事，你干吗对生你养你的这块土地和你的同胞，如此狠毒呢？你不会不知道恶有恶报这个简单的道理吧！

其实在1955年农业合作化之前，你就可以死了。那时农民手上的土地证还未上缴，日子还比较好过。农民们还有支配自己劳动成果的部分权力。尽管所谓社会主义三大改造，终将到来。但如刘少奇倡导的新民主主义制度会坚持长一点时间，老百姓的日子能好过一天也是好的！你那时如果死了，人们就会忘了你以先的种种罪错，还会把你当大救星一样歌颂着，尽管并不公道。

1955年你不死，1957年反右之前，你大可以去死了。我不是说那时毛死了，就不会反右派了。反右决定也是有中央文件下达的，邓就是整风反右领导小组组长，人称副帅。但有一个事实不能不认定，就整人而言，中央核心领导层之间，没有一人如毛这般心狠手辣，且怙恶不悛！刘少奇也很左，但1962年中央七千人大会后，刘对去安徽任职的李葆华说，你到安徽后，把安徽的右派全平了，对此《张恺帆回忆录》上有正式记载。邓小平虽是反右副帅，但在1962年他还是对主持右派平反的统战部长李维汉说了，此事要抓紧办理，毛这个人说变就变。果然，我们这些安徽右派，基本上都做出了平反结论的情况下，还是毛的一声断喝：“给右派平反猖狂之极！”平反工作戛然而止，我们又多戴了十七年摘帽右派的帽子。对毛我们应该诅咒呢，还是要感谢他给我们更多的磨难与考验呢？说到周恩来这个老右倾促退派，对知识分子，一直是有一些体恤与关照的。虽然这一些，都不能推卸掉，他们作为极权时代的核心领导，所犯下的种种罪错。但有一点很明确，就是那时中央常委之间，任何一人掌了实权，都要比毛泽东人性化多一点点，更务实一点，中国人受的难也会少一点。这一点也证实了《通往奴役之路》一书的作者哈耶克所言，极权社会往往是最坏者当权！

毛1955年不死，1957年不死，那1958年实在该死了！他一死不说万恶的沦数亿农民为农奴的，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制度，至少不会那么快全国一哄而起。因为从周恩来到陈云到邓子恢，都是务实派促退派，是农业合作化运动中的“小脚女人”。也不会有破坏力空前的什么大跃进运动，不会有九千万劳力上山乱砍乱伐，砍掉全国85%森林，致使土壤破坏、水源污染、空气污染，贻害至今（当然今天也有今天的责任）。不是大炼钢铁、大修土水库的日夜奋战，百姓们也不会那么快体力耗尽，快速走向死亡。

当然，促使三千多万百姓被饿死的直接原因，还是毛时代竭泽而渔的农业政策，对农民做彻底的掠夺！比如人民公社食堂制，和由此衍生的，毛泽东亲自下令的、疯狂的“反瞒产私分”运动，刮地三尺，全国搜粮，以供毛去争什么世界共产主义领袖的地位，以及毛本人的巨资消费，包括饿殍遍地时，在全国大兴行宫别墅，计六十余处，每一处都耗资亿万！而那时大米一斤九分钱，毛少盖一处行宫，即可免数百万人不死。1959年已经有大批国人饿死了，那年居然出口粮食四百一十多万吨，去支援什么亚非拉革命，结果养出了一群白眼狼，和一些国家的捣乱分子。而这些粮食不糟蹋掉，足以让中国人，一个也不会被饿死！中华民族何辜，摊上了毛这个灾星，遭此大劫难，上天不公啊！

1962年中央七千人大会上，毛的罪行已基本上披露了，不得不暂时退出权力中心，由务实派领导人管理国家，这才有1962—1965年的国民经济复苏，老百姓开始过上一点像人一样的日子。起码有一口饭吃，政治上的恐惧少了一点。我们不能要求你姓毛的能像明末崇祯皇帝那样，知耻为勇，煤山上吊，以谢国人！你一个政治流氓，一个无赖，不可能有这样的情操的。那你一旁呆着还不行吗？你还有那么多行宫，还能尽情享受美景美食美女之福吗？为什么还不够，还要出来祸害中华民族呢？

江青说你七千人大会上窝了一口气，其实是你神话的破灭，是对你身后必将被审判被清算的恐惧！所以你就妄图以新的更大的罪恶，掩盖先前的罪恶。为此不惜把数亿国人都拖入十年浩劫苦难的深渊之中，你的罪孽实在是罄竹难书，所以你才成为二十世纪，犯下了反人类滔天大罪的三大恶魔：毛泽东、斯大林、希特勒之首。你终究逃不过历史的惩罚！

有一句话很流行，就是“你往往不能改变环境，只能改变自己。”其实很多时候，想改变自己，也是一种奢望，所谓求做奴隶而不得，是毛时代全体中国人的宿命。连国家主席刘少奇请求解甲归田，都不可能，只能亦步亦趋，听从毛的残酷虐待，直到惨死开封，遑论我等草民之下的贱民。

人固然不能改变环境，而当环境要改变你自己，你也得有所作为，用现在的语境说，那叫“倒逼”。我人生的后三十年，医生工作之外，还搞了三十年的所谓文学创作，应该说就是被倒逼出来的。

*从文三十年应该是个实数。*

1982年我的一篇七千来字的短篇小说《妹妮姐》，发表于省级文艺刊物《江淮文艺》二条，算是起步了。尔后三十年就在这条崎岖不平布满荆棘的小道上，跌跌撞撞地走过来了。今天回首往事，虽然有很多遗憾，但也算尽了力了；虽然招来了很多麻烦，那也是预料中的事，毋须后悔。

我一个临床一线的医生，要想在另外一个领域，能做一点实事，有三个重要问题必须面对：一是写作的目的；二是如何化解临床医生与文学创作的矛盾；三是要准备承担风险，甚至不可预知的灾难。

所谓写作目的，就是一句话：敬畏生命，敬畏历史！

关于写作与风险，本来没有必然的联系。相反的凭借文学创作名利双收的人，甚至飞黄腾达的，都大有人在。而我的感觉却是别有情怀。

1979年右派改正，我已经42岁了，早已过了做梦的年龄。那时我已结束了十年乡村医生的生涯，回到了一家城市医院。这家医院藏龙卧虎，人材济济，在当地享有很高声誉，以后成了一家医学院的附属医院。在这样的一线医院，做一个合格医生，已很不易，需要全身心的投入。我热爱医生这个职业，我在这个关系到人的生命与健康的岗位上，从没有懈怠过。60年后回顾走过的这条充满荆棘与风险的路，依然是战战兢兢；但没有后悔，也无遗憾，倒是感谢这个职业，给了我踏实的人生。

有人说，人的一生只能追赶一只兔子，只有蠢人，才同时去追两只兔子。我只是个中等资质的普通人，却摊上去做这样的蠢事，注定了一生都得背这付沉重的十字架，从心灵到躯体都不得安宁。

归根结底还是我这颗小米粒，被过早染了色惹的祸。二十郎当岁，本来应该是个充满天真与幻想，过着生龙活虎一般无忧无虑的日子。可是，我却莫名其妙的被右派加冕，从此成为社会的异类，小小的年纪，开始了颠沛流离的人生流浪，有了同龄人没有经历过的人生苦难，也有了自己的一点人生感悟。当我经历了更多的事，特别是大跃进大饥荒期间，我亲眼见到右派难友，尤其是更多的善良的农民兄弟，一个个死于非命。我不能不跳出我个人遭际的小圈子，去做一点深层次的思考。我的所谓文学创作，正是在这样的契机上，艰难起步的。

我书读的少，目光短浅，没有理论功底，接触到的也只是草根一族，这些都注定了我写不出什么有高深理论支撑的思想很深刻的文章。不过俄国有个又是医生又是作家的契诃夫说过，大狗叫大声音，小狗叫小声音。不能大狗叫的声音大了，小狗就不能叫了，大大小小的狗，都叫出自己的声音吧！后一句很重要，就是要叫出自己的声音。我这条无名的小狗，从三十年前开始，就吼叫了，叫出的基本上是令有些人讨厌的声音，既不悦耳，也不和谐，但我一直还在叫着。

我声嘶力竭地吼叫着，只有一个主题，那就是敬畏生命！不问是从医六十年，还是行文三十载，都离不开这个主题。

三十年来的写作，集中关注的是两个领域：一是在毛的“阳谋”陷阱里，基层小右派们的悲惨命运，是如何离奇的罹难，过着怎样的非人生活，和卑贱的死亡。内容基本上是我的亲身经历和所见所闻。它们都记述在2004年远方出版社出版的《卷地风来——右派小人物记事》一书中了，不再赘述。这本待出的书中，也收了几篇补遗的文章，也是记述基层小右派和所谓“反社会主义分子”命运的。

另一主题就是大跃进大饥荒了，主要是本人的亲身经历和所见所闻。安徽省是大饥荒重灾区，据安徽人民出版的《张恺帆回忆录》一书披露，1958—1961年大跃进期间，安徽全省非正常死亡人数，约在400万至500万之间，而当时即1958年全省人口为3300万人。其中饿死人数最多，排名第一的无为县，比较接近真实的数字为320422人，死亡率为34%，第三位的是宣城县，约饿死18万人，死亡率大于25%。无为县历来是长江北岸的大粮仓，也是中国四大米市之首芜湖市粮食主要供给地。而宣城县更是江南的膏腴之地，从三国时代吴王孙权治理以来的一千七百多年间，基本上是水旱无忧的，仅吴王麾下丁奉将军，在宣城开拓的五湖区围湖造田数万亩，就使宣城成为名副其实的鱼米之乡，百姓们基本上过的是衣食无忧的安居生活。谁能想到就是像无为宣城这样富饶的鱼米之乡，在大体上是风调雨顺的年代，居然会饿死那么多人！

我长期生活工作在隶属于宣城市管辖下的一家医院，又和无为的右派难友极为熟悉，也曾多次去无为宣城调查釆访，加上我本人的亲身经历，出于对生命的敬畏，对历史的负责，从本世纪初开始，撰写有关大跃进大饥荒的系列文章。我一个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大饥荒的幸存者，没有秘辛，更没有什么猛料可曝，只是一些真实的记录，说的也是平常的道理，只是感谢互联网的发展，才使我的一些调查研究和个人粗浅的分析，为广大网民得以知晓。

由于近年来国家档案的部分解密，和舆论控制较毛时代的有选择的放松，更重要的是一些有良知敢担当的学者，出于对生命的敬畏和对历史的负责，在当时还属于禁区的历史领域，进行勇敢的探索，艰难的追寻，终于使大跃进大饥荒这场人类史上的空前劫难的历史真相，可以部分地昭告天下。其中成绩突出者当数杨继绳杨显惠戴煌余习广金辉，和华裔学者丁抒宋永毅郭建诸君。仅从已知的材料中，我们已可以比较明晳地厘清那种大劫难的脉络，初步了解它的起因、过程，和严重后果！以下是笔者简约的归纳，借此也谈一点个人的感悟，和对历史根源和现实世界的探索与分析。

首先感到要谈毛时代的事，一切问题都绕不开毛泽东，这正是由一党专政走向领袖专政，最大的时代特点，而大跃进大饥荒，更是毛的最大罪孽！始作俑者毛泽东，在1953年斯大林死后，即蠢蠢欲动要谋取共产国际的领袖地位，他看不起苏联的后继者，不论是马林可夫，还是赫鲁晓夫，自认为比他们都高明，大老板非他莫属。可姓毛的也知道国际领袖不是那么好当的，首先你得有一定的经济实力，你手上没有大把的真金白银，可以有求必应，谁会听你的。可是那时国内还是一穷二白，钱从那里来？唯一的来源，只能从中国老百姓头上榨取了。这种事在夺取政权前，已经在“打土豪，分田地”和根据地内的暴力土改中干过了，夺鼎后也一直在干，继续干加紧干就是了。君不见49年以后的暴力土改、镇反、统购统销、三大改造不是取得一个又一个的辉煌胜利吗？所有的有产者，不问是地主富农，还是大大小小的资本家，或是小手工业者的所有财富，不都已经收归国有，或曰归执政者所有了吗！网收得再紧点，网眼织得再密点，再小的鱼乃至小虾米也不让漏掉，执政者特别是毛本人，手中岂不是可以获得更多的真金白银，可以为所欲为！几十年的实践已经证明，毛泽东确实都是这么干的，而且干的比我们想象的还要狠还要绝。毛当然知道他用这种手段，强制推行消灭私有制成为我有制，一定会受到所有拥有私产者的反对，世间有谁愿意把只属于自己的东西，包括赖以生存的生活物资，拱手送人呢？对此毛泽东并无顾忌，而且信心十足胜券在握。首先他认为已掌握了马列主义这个“宇宙真理”，这个真理的要害就是阶级斗争暴力革命和消灭私有制，而且这个“真理”已经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结合起来了，成为更加威力无比的“毛泽东思想”。对付历来善良懦弱的中国老百姓，更是战无不胜。

说到“毛泽东思想”这个主宰了中国数十年的东东，究竟什么是它的所谓灵魂和精髄？真值得认真探讨一番。官方的版本是：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辨证统一的整体。然而毛时代几十年的实践证明，这么说不是客里空吗？不是在用几个虚词掩盖暴力和专制的实质吗？如果就是这么几个虚词，它会有那么大的杀伤力吗，它会战无不胜还“光焰无际”？再说毛一生何时讲过实事求是了，上世记二十年代，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里就鼓吹“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大跃进中是共产风和浮夸风的始作俑中，一连串的什么超英赶美的神话，白纸黑字还摆在那里；历次政治运动中的冤假错案，尤其是中央级诸如清除刘少奇等大案要案，哪一件根子不在毛泽东身上？把这么一个残害无数国人，从被饿死的几千万国民，到打倒身边最高层的领导，涂抹装扮成实事求是和走群众路线的榜样者，是疯刺挖苦呢，还是黑色幽黙？

对此毛泽东本人倒有几分“坦荡”，他不只一次直言，他就是“马克思+秦始皇”，他比秦始皇的独裁要强过一百倍！实践证明，毛这么说还是太“谦虚”了。仅大跃进一役，中国老百姓就伏尸数千万在他脚下，秦始皇算什么，连二十世纪杀人魔王斯大林希特勒，都只能紧随其后。称为中国古往今来第一暴君，是名至实归，但愿它空前也是绝后！中国人再也经不起毛氏的屠戮了，那样非绝种不可！

所有的独裁者都是极其贪婪的，近观斯大林希特勒齐奥塞斯库塞特姆卡扎菲金氏祖孙三人，哪一个不是在物质贪婪的同时，也在搞思想垄断！都在吹嘘是什么伟大领袖啦、人类救星啦、天上的太阳啦，到处挂像立像啦，铺天盖地上报纸上课本啦，草泥马的都一个德性！这方面毛伟大更是独占鳌头，仅至1971年各类“红宝书”印数竟达41亿册！而当时中国只有7亿人。而毛居然好意思拿什么“稿酬”，至于什么早请示晚汇报，家家设宝书台，唱红歌跳忠字舞等等亘古未有的恶事丑事，不一而足，过来的人都记忆犹新，不必赘述了。

还有，所有的独裁者，一定是和歪理邪说结伴而行的。比如希特勒杀犹太人是要消灭劣等民族，那叫纳粹主义；斯大林杀人是因为阶级斗争尖锐化，那叫列宁—斯大林主义；那毛泽东杀人又叫什么主义呢？不过这次不叫主义，叫思想，叫毛泽东思想！以马列主义研究重镇，中央编绎局前付部长级局长衣俊卿先生为代表的理论家们告诉我，毛泽东思想的精髄究竟是什么？何必要羞羞答答哩，何不直接告诉中国老百姓，其实质或曰精髄就是阶级斗争暴力革命和消灭私有制！几十年干都干了，干的还那么理直气壮，有什么不便明说呢。纵观毛的一生，直到咽下最后一口气，毛不都是一直在叫嚣什么“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即使大饥荒事实已经突显，中央七千人大会上，不得不做浮皮潦草的检讨，不得不退居二线时，毛放弃过阶级斗争和消灭私有制的理论吗？面对刘少奇陈云们务实派施行的“三自一包”补救措施，使大批饿死人的脚步缓慢下来，毛泽东不仅没有一点省悟与自责，还在私家游泳池边上说：“什么国家主席，我伸一个小指头，就能把他打倒！”说陈云就是修正主义！这些事实都明明白白告诉人们，所谓光焰无际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其精髄从来就是阶级斗争暴力革命和消灭私有制。当下主管意识形态的头头脑脑们，不能因为现在阶级斗争和消灭私有制从理论到实践已彻底失败，被全世界抛弃，就改口说什么毛泽东思想精髄是什么实事求是之类的虚无缥缈的劳什子。试问你们这么说，睡在水晶棺里的毛泽东会同意吗，你们就不怕他爬起来，骂你们是修正主义！

可以说人类史上空前的大劫难，基本上是拜“毛泽东思想”赐的福，始作俑者当然是“毛泽东思想”缔造者毛本人，也包括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信徒，始终坚持阶级斗争和消灭私制的实践者。可以这么说，哪里毛的旗帜举得高，哪里斗人最凶狠，哪里对百姓剥夺的最残酷，哪里的灾难就最重。大跃进期间，饿死人就最多！典型的例子要数毛的大跃进中得力干将，诸如饿死人最多的五个省的省委第一书记了：四川李井泉、安徽曾希圣、河南吴芝圃、山东舒同、甘肃张仲良。他们个个都是玩弄阶级斗争利器的高手，个个都是在毛泽东亲自布置的，要在广大农村实行所谓反瞒产私分运动中，对农民下手最狠的人。可以这么说，哪里的毛的红旗举得最高，哪里的灾难也最重！这家伙究竟是人是鬼？是大救星还是祸国殃民的大灾星？

在下我人生不幸，既成长在伟大的毛时代，又在毛的得力干将曾希圣的高压管辖下，苟延残喘多年，有幸的是残躯犹存。让我见到了更多的残酷与荒唐，血腥与绝望。从来也就萌生要真实地记录下，那个非常年代的欲望，不能让这段历史，被时间的长河淹没了，那将愧对那些屈死的亡灵，和未来的国人。收集在这本书里的粗浅文字，就是我这些年来真实的心路历程。虽然还有许多不足，只能说我尽力了。但愿我的这一点的微薄之力，没有负于那个特殊的年代。

2014年5月初稿 2014年8月二稿

（《从暴力土改到人民公社——共产乌托邦的破灭》自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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