茆家升：从《张恺帆回忆录》看大跃进中的安徽官场和一个人的觉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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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张恺帆回忆录》看大跃进中的安徽官场和一个人的觉醒

来源: 炎黄春秋
作者: 茆家升


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民之轻死，以其上求生之厚，是以轻死。夫惟无以生者，是贤于贵生。

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
——《老子》

谁说王朝去不还，遗风依旧袭人间。
可怜一纸陈情表，谪贬西南路八千。
——张恺帆《彭总罢官》

安徽官场本来不值得作为一个专题来记述研究的。因为在执政党决定一切的极权体制下，一级地方政府是没有什么自主权的，都在按中央的统一部署办事。很难想象安徽官场是一个样，江苏浙江等又是一个样，说到底安徽官场其实也就是全国官场的一个缩影，所以不问是大跃进时期也好，文革时期也好，安徽或是其他省发生什么事，都不能从一个省的角度去看，那是看不清道不明的，不是有一个比喻至今还在说吗，就是全国一盘棋！

但是，尽管如此，作为一个几千万人的大省，毕竟还有相当的独立自主权，各省之间面临的实际问题也是千变万化的。平常时期这些问题可能不会表现出重大差异，或者也就是先进一点落后一点；问题多一点少一点；领导干部水平高一点低一点；百姓生活富一点穷一点之间的事。可是一旦遇到特殊时期，就说大跃进饿死人的事，省与省之间，就可能表现出巨大的差异。安徽1958～1962年，灾前人口为3446万人，非正常死亡633万人，百分比为18.37%（据2007香港书作坊出版社出版的辛子陵著《红太阳的陨落》一书，而据2004年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张恺帆回忆录》第369页的注释记载，安徽全省1959年至1961年实际死亡人数应该是406.3万＋141.7万＝548万人。除去正常死亡数、逃亡及失踪人数等，张恺帆所说“安徽饿死约500万人”，是接近事实的）。而邻近的江苏省，灾前人口为5296.3万人，非正常死亡152.7万人，百分比为2.88%。另一邻省浙江省，灾前人口为2570.3万人，非正常死亡14.1万人（尙不及安徽无为县一县饿死人的一半），百分比只占0.55%，和安徽省相差近二十倍！当然，即使是按比例全国饿死人倒数第二位的浙江省，也饿死了十四万多人，每一个人生命价值都是等同的，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富饶的浙江，居然会饿死十几万人！除了中央的决策失误之外，浙江省的主要领导也罪不可赦！但是邻近浙江的安徽，虽说穷一点，自然条件差一点，大跃进之前，两省百姓的生活，并无太大的差异，为何大跃进一来，在自然条件大体相同的情况下，安徽灾难如此深重？饿死人的比例竟超过浙江近二十倍？！主要问题应该出在安徽官场！所以安徽人有权利追究这场空前大劫难罪魁祸首的责任，也如全体中国人有权追究由于执政者的倒行逆施，施行竭泽求鱼的掠夺政策，导致全国被饿死三千七百多万人祸首的责任一样！

我们先说说安徽的官场。安徽那些年，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特大变故，竟然会有饿死五、六百万人，按比例居全国之首的大灾难发生呢？以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和安徽省长黄岩为首的安徽省委省政府，究竟干了哪些狠事、恶事、傻事、蠢事，异想天开的事，劳而无功、有害无益，甚至自毁家园和残害百姓草菅人命的种种坏事，才造成如此严重的恶果呢？我作为一个普通安徽人，也作为那场亘古未有大灾难的经历者和幸存者，一直想弄清这些事的真相，给那些枉死的亡灵一个交待。虽说当年枉死的几百万幽灵，已在地下沉睡了半个世纪了，但我相信这些幽灵一直在用我们听不到的声音，在呼喊着控诉着！他们栉风沐雨胼手胝足，长年辛劳，养活这个国家和社会，都是善良的顺民，为何不容于当世，大批大批地被搜刮剥夺干净，而悲惨地死去！直至今天不但冤情无处申诉，连一个说法也没有！天理何在？

本来对于记述评论这样重大题材，我是信心不足的，但近年有两件事敦促我也帮助我可以做一点多年来想做又未做成的事。一是有幸读到了安徽人民出版社经中央认可正式出版的《张恺帆回忆录》，首次对半个世纪之前曾沸沸扬扬渲腾过的什么张老恺无为放粮，案惊中央，毛泽东严词批示的所谓“无为事件”，有了官方版本的确认。此事非同小可，因为中国58-62年饿死三千七百多万人的大惨案，虽说开始于58年的大跃进大办钢铁大折腾，但据己知材料，迄至59年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为五百二十二万人，虽说数量巨大，也还不足三千七百多万的零头。如果59年秋的庐山会议能及时纠左，以后的人就可以少死或不死！可是铁石心肠视人命如草芥的毛泽东，居然加大反右倾和大跃进的步伐，除了打倒敢于直言的彭德怀等人之外，对张恺帆无为放粮解散食堂等解民生于倒悬的救命措施，作了极严厉的视为反动的长篇批语，并下达全国，这就阻死了任何一级政府和每一个官员的怜悯之心和缓冲手段，也阻死了农民们最后一点的自救之路，这才有60年饿死一千一百五十五万；61年饿死一千三百二十七万；62年饿死七百五十一万，总数达三千七百五十五万八千人被饿死的人类历史上的空前大劫难。虽说这场大灾难形成的因素很多，相关责任人从中央到地方，涉案的是一批厐大的人群，不能简单的只追究一个人或几个人，但从发动大跃进乃至反右等政治运动的全过程分析，这场大灾难的第一责任人，非毛泽东莫属！白纸黑字写在那里，岂能抵赖得了！从这一点看，弄清安徽大跃进中发生的事，其实也是解读全国当时形势的一把钥匙，可以说《张恺帆回忆录》的正式出版，是研究大跃进中的中国，一份极其珍贵的资料。

此外还有一份也应称得上有很高历史价值的资料，就是安徽无为县农村工作者．炎黄文化研究会特约作家丁人卜先生的遗著《难忘的岁月——安徽省无为县共产风史录》一书的被披露。使我们知道在共产风肆虐期间，一个濒临长江的鱼米之乡，为何在没有大的自然灾害的情况下，主要是人祸，导致58～60三年（61年未统计），全县982979人口中，非正常死亡和饿死了320422人，百分比为30.6。无论在绝对人数和按人口比例上，都可能是一县全国之最的重要史实。丁人卜先生本着对历史负责和对枉死百姓的悲悯情怀，用无可辩驳的事实，论证了资料的真实性，并用可贵的细部一一解读，在这鱼米之乡，如何在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和公社食堂化之中，是怎样从乌托邦走向人间地狱的。特别是书中详尽描述了农村怎样在漂亮的言词欺骗，和凶狠的行政措施配合下，掠夺了农村的几乎全部财产的！最不堪的是通过所谓反瞒产私分，一步步把农民逼到死的绝境！

49年之后，安徽在干什么？中国在干什么？归纳起来，主要是两件事，就是一切为政治思想一元化和经济体制一体化忙碌着。政治思想要实现一元化，就得以阶级斗争为纲，施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扫除一切执政者认为是异己的观念和言论，贯彻到各个领域和城乡每一个角落，目的就是用毛的思想或曰统率或曰钳制几亿人的思想！为此不惜制造假想敌，预设斗争对象，打倒批臭杀关管一批又一批执政者认为是阶级敌人的中国公民。从此中国再没有敢说真话的人了，一切坏事恶事可以通行无阻了。所以有人说，反右是因，大跃进是果。

另一件大事，就是为实现经济体制一元化，以消灭私有制为目的的三大改造运动。把全国的资产都掌控或曰掠夺在执政者手中！当时中国的私营工业，商业、手工业力量都很薄弱，在集体化或曰收归国有过程中，固然遇到过抵制和反对，但在強大的国家专政的机器面前，都不堪－击，很快被压碎了，甚至没有掀起过像样的风浪。

中国的问题在农村。和对农村的严密控制相比，前几项改造措施，只能是前奏曲。而在农村广袤的大地和数亿农民中，如何实现执政者的既定目标，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最高执政者，确实倾注了大量心血，用尽了一切手段的。动用了强大的宣传攻势，配合以深入到每村每户的严密组织形式，支部建到村，又培育了一大批效命于极权体制，时时挥舞专政大棒的各级管理干部。再借助于历次政治运动的威慑力，终于完成了对农业的所谓社会主义改造，其标志就是建立了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体制。从此执政者可以对农村对农民为所欲为了。

以上就是大跃进前后中国的现实，当然也是安徽省的现实。在全国一盘棋的中国，是不允许也不可能有一个地方，不按中央的部署办事。如果说当时的左倾之风，或曰共产风笼罩中国之际，各地还有些差异，也只能是谁很左，谁更左，谁极左而已。

当时的安徽应该是极左的典型！

极左的安徽，当时是什么样呢？一言以蔽之，就是整人最凶，饿死人最多！就整人而言，安徽的肃反反右反右倾都是成就巨大硕果累累的。反右抓了以省委书记李世农为首的高中级干部右派之外，有人言安徽抓的青年右派按比例占全国之冠之说。反右倾则出了个毛泽东亲自批示的大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张恺帆，全国闻名。这一切厥功至伟的当然是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要不然怎能是曾霸王呢？曾希圣的凶狠，不仅表现在搞－言堂，整肃异己方面，更重要的是对安徽几千万百姓的戕害！安徽为什么会饿死这么多人，曾希圣当然是最大的恶主！共产风，浮夸风，高指标，高征购，反瞒产私分，疯狂逼粮，这些全国都有的恶事，安徽做得更凶狠已是不争的事实。曾希圣等为了邀功请赏，毫无体恤百姓之心，无限量地役使安徽劳力，使百姓们尤其是农民体力耗尽，物质资源也耗尽，也是饿死人的主要原因。

可以举两个当时曾沸沸扬扬很热闹过一阵子，至今人们还不能忘却的例子：

一是土法上马大办钢铁；当然全国都在办，但安徽为此事引起毛泽东的特别关注，不能不说。1958年9月，毛曾来安徽视察，当毛从安庆乘汽车到合肥后，9月16日曾给曾希圣写了一封信，信里说“沿途一望，生机蓬勃，肯定是有希望的，是有大希望的，但不要骄傲……”毛泽东看到了什么，使他这么高兴呢？当时省内报纸纷纷报道，原来毛泽东沿途看到的，各地都在大炼钢铁，密密麻麻的全是炉火冲天地在用土高炉炼铁！现在看来这种看起来热闹，实质是多么荒唐野蛮毫无人性！试想一想，到处夜以继日的燃烧，不仅烧光了山上几乎全部的树木，甚至烧光了农民家里的门窗床板，而炼铁的原料竟然有的是百姓赖以生存活命的锅盆等用具。结果炼出什么来呢？只是毫无用处的废渣，又烧焦了的农田，也耗尽百姓的体力。上有好者，下必甚之。毛泽东对曾希圣这么一夸奖，曾希圣在安徽更加有恃无恐，大片大片森林被砍伐，大量资源被消耗浪费掉，老百姓在繁重的劳役中一天天被拖垮！

第二个例子是盲目兴修水利；安徽省委一班人，曾经津津乐道过的，什么八亿八亿再八亿，也是得到了毛泽东关注的。1958年12月9日在党的八届六中全会上，毛曾在会上说；“学习曾希圣的机会主义：安徽去冬今春水利工作中，开始计划搞8亿土石方，曾变成16亿，8亿是机会主义，16亿是马克思主义。可是没几天，又到了32亿了，16亿就有点‘机会主义’了。最后到了64亿，我们把改变全国面貌的时间说长一点无非是当‘机会主义者’，这样的机会主义，我愿意当，当了有味道……”八亿什么？八亿八亿再八亿什么？64亿又是什么？原来指的都是大跃进中兴修水利所挑土石方的总量。记得发表于59年初某期红旗杂志上的数字，还是八亿八亿再八亿。报刊上曾大吹大擂过一阵子，说是这些土石方，如果要铺成多宽多厚的路，可以从地球一直铺到月球！说是天文数字真是名至实归。就说24亿吧，这是个什么概念呢？为什么能把安徽几百万农民累死饿死？需要算算细帐的。1958年安徽人口是3446万，农村人口应是三千万左右，青壮年总数也就六七百万人吧，总不能全上挑水库工地吧，还有大办钢铁那一档子事哩。就算他有四百万人去挑水库，那二十四亿土石方，摊到每个人头上就是每个人要负担六十立方土石方，我上过挑土方的工地，那是很累很累的活，差一步也到不了位的，不像干农活，还能磨磨洋工。一立方土一般劳力大约要挑七八十担，湿土要挑上百担，随着水库挖的愈深，挑土的路也愈长，行走更艰难。当时修水库施行机械化作业的地区，安徽除了国家投资的佛子岺水库梅山水库等之外，农村人民公社兴修水库，基本上都是土法上马，是人挖人挑的。挑水库一般在农闲水位低的季节，就算三个月吧，除去阴雨天，和各种杂事，实际挑土方的日子也就两个来月。不能都去挑土，要有人挖土，有人开山，有人修路，有人做后勤，生病的乃至死亡的，尤其是到后期愈来愈多。实际挑土人至多也就一半左右，那每人负担的土石方就在一百立方之上。两个月一个人总量要挑一百立方土石，按每立方八十担计算，就是八、九千近万担，那每天就得挑上近二百担土石，这是个什么概念，即使是一天干上12个小时，也干不完！不要忘了，当时农民手中早已家无余粮，靠公社食堂清汤寡水，都在半饥饿之中，大批人患了营养不良的浮肿病和干瘦症，把这样的饥民和病号，赶到如此繁重体力活的水库工地上，无异于催促农民们早死，事实也是很多社员，特别是担负重体力活的青壮年，受害最深，很多人猝死在水库工地上。我划右后被送到皖南广德县门口塘农场监督劳动，常去当地的新杭水库工地挑肥，就亲眼见到一些饥饿力竭的社员，倒毙在工地和路边。更值得一说的是，这些耗尽农民体力乃至生命的水库工程，由于是土法上马，既无科学设计，又无钢筋水泥支撑，大部分皆毁于第二年春汛，形成次生灾害。

当年执政者，为了自身获得最大利益，在搜刮了百姓的几乎全体物质财富之后，又无限度的役使百姓的劳力，终于酿成亘古未有的大灾难，也丧尽了民心。使人不能不想起两千多年前老子所说过的几句话：“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民之轻死，以其上求生之厚，是以轻死。”官府盘剥太多，百姓能不挨饿吗？官府把百姓当牲口一样驱使，百姓能那么听话吗？官员们一个个尽情享受，老百姓还有活路吗？胡适先生曾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中《老子》一节中说到：“读者试把〈伐檀〉、〈硕鼠〉两篇诗记在心里，便知老子所说‘人之道损不足以奉有余’和‘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的话，乃是当时社会的实在情形。”（大纲37页）原来千古暴政，都是－个样子。

那些年安徽百姓过的是几乎猪狗都不如的日子，那么，以曾希圣黄岩们为代表的省级领导们在干嘛呢？与百姓同甘共苦吗？说心里话，尽管安徽省委一班人，49年后在安徽未做过什么好事，搞政治运动倒是行家里手，制造了无数冤假错案，害得多少人家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可是在对待几千万农民方面，还是希望他们能发一点善心的。因为你们整知识分子也好，整大大小小私营工商业者也好，整右倾干部也好，你们都可以打一张牌，说你们整倒资产阶级和代理人，是为广大工农群众谋福利，是要“完全”“彻底”地为人民服务。可是你们对农民出那么狠的毒招，做最彻底的剥夺，你们又能如何自圆其说呢？你们尽管想的做的都只能是一切都为了执政者自身的最高利益，那么就是为了能够更长远的剥夺，你们也应该有一点怜悯之心，不能见死不救吧，要是安徽的百姓都大批大批饿死了，你们的省委书记省长还怎么当？

可惜，我想的太天真了，所有我希望能看到的东西，除了张恺帆无为放粮解散食堂，曾呈现过一线曙光，又被迅速扑灭之外，看到的听到的依然是跃进再跃进，逼粮再逼粮，死人再死人！更恶劣的是省委曾希圣等一班人，整倒张恺帆之后，更加踌躇满志，一意孤行，尽皆食民而肥。真正的一边是大批百姓在苛政下累饿而死，一边是贪婪无度荒淫无恥，连极左派大将，竭力鼓吹大跃进的柯庆施都看不下去了，说他们是像猪－样在往前拱，终于集体出局，拱进了历史的垃圾堆！

其实这么说对他们也多少有点不“公”，安徽省委一班人胡作非为，像猪一样往前拱，害死了几百万老百姓，别的省头头们，都施政有方，亷洁自律，百姓们都安居乐业了吗？真要是那样，安徽的头头全拉出去毙了也不冤。可惜事实不是这样，原来在全国一盘棋的格局下，各省市之间并无大的差异，只多也就是五十步笑百步而已。既然大家彼此彼此，干嘛他们能平安度过，连饿死人最多的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不但未受处分，反而升了官，成了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俨然乎国家领导人了。那为什么偏偏安徽省委要倒那么大霉，常委们集体出局呢？！想想也是呀，都一样干了坏事，结局咋的就这么不－样呢？

都是张恺帆惹的祸！本来张恺帆作为安徽省委主要领导之一，安徽省委那些年干了那么多坏事，他都不可能独善其身。虽说张恺帆在安徽一贯心慈面软，在政治运动连年时，保护了许多人，是出了名的大“黑”伞。但他也得按官场规则办事，不可能－切了无干系。正如省长黄岩批判他时所说的，你揭安徽省委的盖子，不是在揭自己吗？深谙官场潜规则，又有长期从政经验的张恺帆，焉能不懂这一点浅显的道理。他当然知道如果随大流，按既定方针办，结果当然是平安无事，安徽再死多少人，上有毛泽东下有曾希圣顶着，账是算不到他头上的，即使是浑浑噩噩，也能平安到老。省里乃至全国官员，大家都在按当时的规则出牌，你居然敢擅越雷池，想到过严重后果吗？

是的，张恺帆越轨了，他从省委集团里剥离出去了，也从当时的大跃进的主流舆论的浪潮中跳出来了，他成了一只涅磐的凤凰，而凤凰涅磐是要受火刑的！而张恺帆涅磐的过程，也确是历受煎熬，差一点粉身碎骨。

张恺帆的觉醒或曰涅磐过程，有一个思想认识的转变过程，并非是一时的冲动，更不是什么匹夫之勇，而是揉合了多种因素，包括张恺帆的人文素养和做人的品格，这也是历史选择了张恺帆的重要原因。

而促使张恺帆毅然转身的则是安徽农村大饥荒严峻的现实，安徽作为大跃进重灾区，灾难是全方位的。宣城、亳县、凤阳、定远、和我的故乡全椒等县，当时都处在被逼粮而饥饿难熬的水深火热之中，这些张恺帆都是知情的。而迫使张恺帆奋然一跳的直接原因，则是家乡无为县农村饥民的哀号和饿殍的尸臭！

张恺帆在大跃进中的安徽农村，尤其是他的家乡无为县，究竟看到了什么呢？先摘抄一段《张恺帆回忆录》里的有关记载；1959年，粮荒十分严重，群众叫苦不迭，省委负责同志还以为这是“假象”，是群众把粮食藏起来了，命令下面把粮食搜出来。张恺帆因为还兼着巢县县委书记，常在下面走，知道实情，可当时浮夸严重，不敢讲真话，就在省委常委会上提议，都下到基层和农民一起过人民公社化后第一个春节，曾希圣听了很高兴。到农村一看，群众缺粮叫苦不迭。我们的干部却到处搜粮食，甚至把农民草堆拆了找，群众家里十室九空。到公共食堂看，锅里全是青菜萝卜叶子，很少见到粮食。（《张恺帆回忆录》第341页，以下只注页数）鉴于有人说农民们晚上偷着烧吃的，我和县农工部长陈建章同志一起坐车下乡察看。出了城，四周－片漆黑，许多群众当时连灯也点不起的。好不容易见到一家有亮光，我和陈建章同志商量，以借火抽烟为借口去察看。敲开了门，那家农民果然在烧锅，我揭开锅盖一看，全是青菜、萝卜叶子，没有一点粮食！那个农民说，白天要干活，晚上不弄点吃吃就饿得睡不着觉。

（59年）二三月份，合肥市委书记刘征田、市长赵凯到巢县找我，要求调粮到合肥。他们说：“合肥几十万人口，粮食只够吃几天的了，情况很急。”我说：“巢县只剩千把万斤，几十万人都指望它，好多人在饿饭，粮食没法调。”刘征田同志说：“刚才曾政委（希圣）在广播上说群众有粮食，藏起来了，白天一片青，晚上－片红（指晚上偷着烧吃的）”我说：“岂有此理，这完全是听信了造谣！”刘征田说：“那现在怎么办呢？”我说：“我兼巢县书记，不能不管巢县人民疾苦，我可以不当省委书记，粮食不能调。”刘征田说：“有人说你受骗了，桂书记在桐城搞出了几亿斤，巢县能例外吗？”我说：“省委可以派人来查。”没几天，李凡夫、高鸿来了，他们传达省委负责同志对我的批评：“工作不深入，受欺骗。”我无话好说，就领着他们到好多人家去查，除了一点种子外，根本查不出粮食来，他们也无话可说。

以后张恺帆和他们又去了邻县含山，并去了邻省江苏的江浦县桥林镇考察。安徽还尽是要饭的，江苏情况已好得多，江苏农民说，他们早就不吃食堂了。造成安徽这种局面，高征购、浮夸风是主要原因，但办食堂，层层克扣，也是重要原因之－。与各省比较，安徽食堂持续的时间太久了！后果是惨痛的……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同志参加安徽组讨论，追问安徽饿死多少人，第一次报40万，后来追问紧了，报到400万，实际上约有500万人。

从江浦回来后，我要求向常委汇报情况，一提汇报，曾希圣同志说；“你的书面报告我已经看了，你不要汇报了。老张，你为什么总看阴暗面，不看好的呢？好的是主流，我看你是有点右，要注意。”其他书记、常委在旁边，也学会了看风使舵．报喜不报忧，投曾希圣之所好了。结果，下面来的同志都讲好的，致使情况越来越严重。（340-344页）

……我们进入无为，第一镇是石涧，路上行人没有一个不带拐棍的，村上的小孩子瘦得不成人形。到农户家里看看，大多数躺在床上，呻吟不绝。无为许多人认识我，都向我下跪：张省长，救命！我们还不如鸡，鸡一天还有两把米。听说上头规定每人每天二两原粮（稻、麦而非米、面），能发到我们手里也好。发给食堂，层层克扣，我们就一点见不到了。“张省长，把自留地还给我们，我们也度度命。”我到石涧区沿河梢村，全村十几户人家就有九个孤儿！农民家里，第一个饿死的，家里人还给他弄几块板，钉个棺材。第二第三个饿死的，就只用竹床或门板抬出去。第四第五个就更惨了！惨不忍睹！病人抬死人，埋的不深，没有劲挖，天又热，沿途常闻到腐尸的臭味……（346页）

……情况太紧急了，晩上，我们到了无为县城，立即找县委书记来汇报。姚奎甲书记来了，仍然是报喜不报忧。我问他“五八年收了多少粮食？”他说：“十三亿斤。上交七亿斤”我问：“现在口粮每人每天多少？”他说：“四两原粮。”我又问：“全县有多少浮肿病人？”他说：“不过万把人。”我说：“收了这么多粮食，为什么还有浮肿病人？”他说：“浮肿的人都是好吃懒做，不做事当然没有饭吃。”我明知他是扯谎，没有驳斥他，只把我们在石涧区看到的告诉他，我说：“我不多谈，你亲自下去看看，如果你看到的跟我们看到的一样，那你必须立即采取紧急措施，进行抢救。”

第二天，粮食局长找我反映；他们有两本账，一本收七亿斤，另一本十三亿斤，其实只七亿斤。（347页）



安徽是农业大省，58～59两年，虽有部分地区有水旱之灾，都是局部的，和邻近的江苏浙江没有什么大的差异，更不能和54年淮河决堤，淮北七县顿时成水乡泽国的特大水灾相比（笔者时年17岁，正在淮河决堤口，以实习医士身分参加防汛抢险，出生入死，荣获灾区凤台县政府一等功）。54年未大刮共产风，也未放粮食卫星，粮食收成也没两本账，更没有搞什么反瞒产私分斗争，所以那么大的水灾，很少饿死人。而这两年在无大的自然灾害情况下，农民居然这么苦，一个省居然几百万人被饿死，究竟是天灾为主，还是人祸为主，还需要辨白吗？天灾难道只灾安徽不灾江浙吗？

再说到无为县，无为濒临长江，境内水网纵横，是鱼米之乡，仅靠农产也能衣食无忧。1958年大办钢铁，农村劳力调走了，农田管理不到位，该收的未收上来，又受了一些旱灾，粮食减了，但也还有7亿斤，无为当时全县人口九十余万，人均原粮还有七百余斤，还不算农民自留地部分。如果当年不刮共产风浮夸风，不放粮食卫星，不收回农民自留地，不办农村食堂层层剥削，或是像邻省江苏那样，早早把食堂解散了。特别是不搞粮食产量两本账，实话实说就报七亿斤，还可能上调七亿斤吗？如果这些事都没有发生，无为县和安徽省还能发生如《张恺帆回忆录》中记述的惨象吗？那造成如此恶果的原因，是天灾还是人祸呢？

搞清楚当时张恺帆面临的农村现实，他和省委曾希圣等的矛盾，特别是粮食问题，究竟安徽当时是如曾希圣所说的，农民们家里真的藏有很多粮食，必须继续开展所谓反瞒产私分的斗争，把农民家中仅有的一点度命的口粮都搜刮上来，任凭农民大批的饿死；还是承认农村确实已经十室九空，因共产风肆虐和无限量的征粮，已经发生了亘古未有的大饥荒，正大批饿死人，要扭转这一切，当务之急就是必须立即停止一切逼死农民的罪恶勾当，立即还粮于民，放亿万农民一条生路呢？张恺帆深知，在第－书记一言九鼎的极权体制下，在曾霸王的专横面前，一切争论都是徒劳的。曾希圣是不会听他的，只会批评他右了。但当时他身在无为，毕竟还是省级高官，还有一点救赎的权力。怎能睁着眼睛说瞎话，见死不救呢？他不能不出手了。

张恺帆是个活菩萨，更是个务实的人。他如何处理无为县农村大批农民已被饿死，和将有更多的农民被饿死的危急状况，《张恺帆回忆录》里有详细记录，不一一复述了。无非就是很多文章中提到的：立即停止粮食上调，解散公社食堂，把农民应得的口粮，发到农民手中，发还农民的自留地，开放农村集市贸易，抓紧晚秋农作物和蔬菜的种植管理，惩治迫害虐待农民和食民而肥的农村干部，爱护医治生病挨饿的穷苦百姓。未说一句空话，未提阶级敌人破坏，不说阶级斗争，只说灾难，只说怎样千方百计如何度过难关，条条都是务实的办法，条条都是救命的措施。经过张恺帆亲自坐阵，一条一条的落实，眼看着罪恶的食堂解散了，农村家家锅台开始冒烟了，农民们开始在属于自己的自留地里忙活了，也能到生产队的大田里干活了，还能到水塘里弄点小鱼小虾，小市场也热闹起来了。一句话，农民们开始有点像人一样活着了，他们能不高兴吗，能不喊张恺帆张青天吗？要是就这样下去，无为还会饿死人吗？全国都这样，还会有那场亘古未有的大灾难吗？

有人高兴就有人不高兴，老百姓们高兴了，能有吃的了，不再被饿死还不应该高兴吗？但无为县委第一书记姚奎甲不高兴了，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省长黄岩不高兴了，接着知道这里情况的毛泽东不高兴了，岂止是不高兴，是龙颜大怒了！姚奎甲不高兴，是有人抄了他的土圩子，把他的罪行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弄得不好坐牢杀头都是可能的；曾希圣黄岩不高兴是后院起火了，破坏了安徽“大好”形势，妨碍了他们继续过猪一样的幸福生活，当然更重要的是关系到他们仕途的升迁；毛泽东不高兴龙颜大怒，是给他亲自树起的三面红旗抹黑，是对抗他施行政治思想－元化和经济体制一元化的建国方针，是叫他自吹的当年全国粮食产量一万亿斤的牛皮露馅，是妨碍他去争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领袖的地位。就你张恺帆抹黑毛泽东这一件事，还能有你好果子吃吗？

姚奎甲不高兴，尽管他就一个县官，本不够资格和省长叫板，再说了，如果他还有一点同情百姓之心，对张恺帆的救命措施，起码可以不发言，那以后曾希圣责怪下来，有张恺帆顶着他也不会出什么事，做的还是不赔本的买卖，那以后无为人还不会对他恨之入骨，他也就不会成为现在历史上的姚奎甲了。其实所有的极左分子都是利欲薰心心狠手辣，政治嗅觉又极其灵敏的人，说的好听点都是所谓路线觉悟极高的人。姚奎甲也不例外，他知道别看张恺帆在无为干的事，深得民心确实做了好事，但他路线错了，路线错了就一切全错了，天还是毛泽东的天，我姚奎甲在全国首先推行供给制，是受到过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肯定过的。（见丁人卜编著《无为天堂梦》繁本第75页。未刊稿）你张恺帆算老几！姚奎甲有恃无恐，马上把张恺帆在无为的所作所为，整理成黑材料，秘密上报安徽省委，当时省委第一书记正在庐山开会，省长黄岩接到密报后，火速上报曾希圣。曾希圣正在庐山上充当批斗彭德怀的急先锋，接到黄岩报告又恨又喜，恨的是自家后院起火，破坏了安徽的所谓大好形势；喜的是多了一份反右倾的炮弹，也多了份效忠毛泽东的机会，立即秉承伟大领袖。毛泽东果然大感兴趣，立即作了措辞极为严厉的长篇批示，称张是彭德怀和高饶余党，‘可能是混进党內的阶级异己分子，’作了政治上的宣判。（371页）并下达全国各地。

毛泽东龙颜大怒了，张恺帆烈火烧身，痛苦的涅槃过程开始了：如张恺帆自己诗中所说的，先是“五十－天伤乱箭”，连续批斗五十一天，真的乱箭穿心了，接着是“有口难吹‘七字’尘。”说你是“反党反社会主义”你就是，不是也是，百口难辩。纵然你还是忠心耿耿，“北望都门泥首拜，不难化骨见忠贞。”又有何用？还不是逮捕囚禁流放，不错，命保住了，在关押了二百多天后，流放基层。62年中央七千人大会之后平反官复原职了。比起枉死的冤魂和饿殍，他还算是幸运的，那些人已不能复生了。

肉体的涅槃是痛苦的，一个省级髙官，没有任何过错，只是为已饿死和将要被饿死的农民们说了几句实话，办了几件实事，顿时跌入政治陷阱，受乱箭伤身和牢狱之苦，－家人颠沛流离，到处受到白眼歧视和冷遇，这些都不算什么，他深知政治斗争的残酷无情，政治生命完了，一切都完了，区区皮肉之苦不值一谈。

张恺帆经受最大的痛苦，应该还是精神上的觉醒。他毕竟是上世纪二十年代就入党的老党员，是在白色恐怖时期入党的，几十年的艰苦奋斗，为的是中国能走上民主自由法治的宪政之路，为的是工农大众能免受剝削，过上幸福生活。可是眼下建国己经十年了，他看到的竟然是政治运动连年，冤狱遍地，竟是民不聊生，百姓苦不堪言。如他自己诗中所记述的：“建国十年长/黎元尚菜糠。五风吹不禁/惭愧吃公粮。”（381页）这首小诗写于1959年国庆节前几天流放途中，虽然还不能说已经看清了时代悲剧的症结所在，但已经看出了这场大灾难的主要原因是人祸，是疯狂的五风：共产风、命令风、浮夸风、瞎指挥风、和干部特殊化风！至于五风的风源在哪里？张恺帆当时可能不敢想，或是想到了也不便说。但应该可以说，他己经开始认真思索了，或者说是精神上的涅槃已经发端了。联想到他的那首流传久远的七律中的尾联；“北望都城泥首拜，不难化骨见忠贞。”过去很多人也包括我，皆认为张的这两句诗，足以表明他作为一名老党员，对组织和领袖的无限忠诚，所谓敲开骨髄看看，也找不到所谓反党的意识。今天重读这首诗，我似乎读出了一些新意，那就是他的化骨见忠贞，可能更重于苍生黎民！张恺帆自幼熟读经典，有极高的人文素养，又出身农村，百姓疾苦，尤其是广大农民的忧患安乐，是他心中永远解不开的结，如果他投身这个组织是真正为百姓谋幸福，而不是借漂亮言词掩饰自己贪婪的野心，他会为之奋斗，可以不惜牺牲一切直至生命的，就像他在坐国民党监牢时的坚贞不屈，国民党给他下的结论：“梗顽不化，不可救药”（383页）。但是，如果他一旦知道，中华民族史上最严重的灾难，竟然是他投身的这个组织，特别是这个组织的领袖，一言九鼎一意孤行的结果。领袖为自身的权力地位面子和私利，竟不惜剥夺最穷苦百姓的活命的口粮，忍心看几千万农民成为饿殍，和历代皇权没什么两样？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会怎么想呢？本来我们无权猜度故人的，但是近日读到了张恺帆的另一首诗，似乎有助于我们对他的深度理解。全诗很短就四句：

谁说王朝去不还，
遗风依旧袭人间。
可怜一纸陈情表，
谪贬西南路八千。
——张恺帆《彭总罢官》

啊！原来什么伟大领袖伟大导师，原来不过是又一位封建皇帝而己！如领袖自已所言，他就是马克思加秦始皇，有人更正曰应为斯大林加秦始皇。如果张恺帆当时就知道全国都在进行所谓的反瞒产私分的斗争，实际就是逼粮的罪恶行徑，就是毛泽东亲自下的指示；如果他知道1959年国家粮食已经非常紧张，毛泽东为了争什么世界共产主义领袖地位，竟然亲自决定出口四百一十九万吨粮食，出口量相当于1959年6月底，全国粮食储备量一千七百一十五万吨的百分之二十四，全国粮食供应顿时紧张。为了实现出口目标，也为了缓解城市粮食供应的紧张，只有在全国农村加快逼粮步伐，又多饿死了很多农民？1960年全国缺少二千四百万人的口粮，按每人每年320市斤作为维持生命的基线计算，也才合三百八十四万吨，如果不出口四百多万吨，1960年就不会发生大饥荒，可以一个人不会饿死！（有关资料引自辛子陵《红太阳的陨落》一书）那张恺帆又会怎么想呢？又会有什么诗作呢？我说毛泽东亲自逼粮，可是言之有据的，不信请读一读辛子陵先生的大作。

辛子陵先生在《五十年前的共产主义天堂》一文中写到；“1958年9月3日毛泽东踌躇满志地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宣布；‘今年大概可以差不多增产一倍（粮食），即有可能从去年3700亿斤，增加到7000亿斤……今年如果搞到7000多亿斤粮食，明年如果又翻一番，就是15000亿斤，明年或许不能搞到这么多，太搞多了，除了人吃马喂之外，现在没有找到用处，也许会发生问题。但是，明年总量是可以超过10000亿斤。’这个牛虽然是在国内吹的，但外电纷纷报道，早已传遍世界。春种秋收。突然各省说交不出预期的粮食来，这下毛泽东急了，因为这是一件非常丢睑的事情，为了自己的面子，毛泽东亲自拟稿，于1959年2月22日以中共中央名义通知全国，认定‘公社大队长小队长瞒产私分粮食一事，情况严重……在全国是一个普遍的问题，必须立即解决。’而且必须‘举行一个坚决的教育运动，才能解决问题。’怎么‘坚决’他不明说，给下级干部留下充分的想像发挥的空间，以‘坚决的教育运动手段’反瞒产私分，把农民的口粮挖上来，是大规模饿死人的主要原因。”

毛泽东对1958到1959这两年粮食产量的估计，是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说的。他的关于公社大队长小队长瞒产私分粮食情况严重的估计，并由此要搞运动的指示是以中央文件形式下发全国的，都是白纸黑字写在那里，有案可查的，岂是当今一些毛派的辩护士们能掩盖得了的。上有好者，下必甚之。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毛泽东要睑面，饿死几千万人算什么呢，不都是子民吗？君叫臣死，臣不敢不死；父叫子亡，子不敢不亡。几千年的纲常伦理都是这么说的，没什么奇怪的。再说，死几千万人算什么？毛泽东在58年的八届二中全会上就说过，历史上经常几千万几千万人死，能死掉一半人呢。57年他在莫斯科召开的世界共产主义领袖会议上说：“中国准备牺牲三亿人，支援世界革命。”我们今天在讨论那四年中国饿死几千万人的事，毛泽东睡在水晶棺里，－定在笑讨论者的迂腐，连阶级斗争是纲，纲举才能目张都不懂！什么是阶级斗争？就是要斗要死人，就是一个阶级消灭另一个阶级！饿死几千万人，算多大的事，斗争的需要嘛！如果不死人，孔夫子还和我们一齐开会哩。

上行下效，毛泽东在全国一言九鼎，曾希圣在安徽也是唯我独尊！去年我的谈无为事件的文章《从乌托邦到人间地狱》发表后，曾有读者来函问，张恺帆和曾希圣个人之间，有没有什么隙怨？我想他是对权力高度集中的书记负责制不了解，不是有人说，一个生产大队的大队书记，就是大队国的国王嘛！无为县委第－书记姚奎甲，就在全县公社第－书记的会上说过：“你们是第－把手，等于是一把刀子握在你们手里，要怎样砍就怎样砍。其他书记、副书记提意见要顶回去，严重的要给他们处理。”姚奎甲在他治下的无为县是这样，那曾希圣治下的安徽省还不是－样吗？曾霸王之名，早已传遍海内，谁敢在他的治下说三道四。那如斯大林加秦始皇的毛泽东治下的中国，能会是什么样子呢？当然只能是－言九鼎口含天宪一句顶－万句了！说句政治学名词，就是领袖专政！它应该是一党专政的最高形式，也是大跃进饿死人大灾难的总祸根！兹事体大，下面还要细说。还是先说说安徽的事。和张恺帆同时受难的，在省级领导中，也只有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长陆学斌等少数人，（株连之众是另－笔账）其余的基本上是曾希圣的附庸！他们的命运只能是和曾希圣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中央七千人大会之后，曾希圣倒了，他们也集体出局了。怎么出的局，各人在大跃进的大灾难中，又都干了些什么，不妨摘其要者略说一二：

先说省长黄岩，在安徽当行政首脑多年，未听说有何建树，只像是曾希圣的随从，无为出问题后，张恺帆请他去看看，他是个聪明人，才不干张恺帆那样的傻事，才不趟那会有碍政治前途的混水哩！他接到姚奎甲揭发张恺帆解散食堂的检举信后，马上上报曾希圣，毛泽东对张的批示一公布，立即奉曾之命，赶回合肥批斗张恺帆。头一句话就是我不去无为是先见之明，第二句话是你张恺帆也是省委主要领导之一，揭露安徽问题不就是和自己过不去吗？你怎么这么傻呢？张恺帆说，你先看看无为饿死人是不是事实。黄岩说：“不，无论无为有无问题，先批斗你再说。”（372页）死人要什么紧，反正我家人未饿死，又不会影响我的官帽，开斗争会晚了可不得了，划不清界线那可犯的是路线错误，是万劫不复的！听听黄大省长的肺腑之言，该怎么说呢？他是好官吗？未听说他为百姓办过什么好事；是坏官吗？也不知道他干过什么坏事。应该是个典型的庸官吧！有点意思的是，安徽问题败露了，曾希圣垮台了。二把手黄岩呢，说垮吧也未垮，省长还在当；说未垮也垮了，降为省委书记处候补书记了，就这么一直候补到回家抱孙子。庸官黄岩是那时也是当今千千万万庸官的缩影。（372页）

再说说安徽“曾桂派”副帅，省委书记处书记桂林栖，他在安徽也曾是倚仗曾希圣叱咤风云一时的人物，本来他想在无为事件中，左右逢源在政治上赌一把的，未想到两边不讨好，丢了官又丢了脸，弄得里外不是人。开始他对无为问题想绕道走的，但张恺帆坚请他也不能不来。张是眼见无为问题如此严重，请桂来，是想请桂分点担子，也想到桂是曾希圣的红人，桂参与了，曾可能会给点面子，对解决无为问题会有所帮助。桂来了，也看到无为悲惨现实了，也马上义愤填膺地发言了：“确实严重，难道要让老区人民死光么？”面对王光宇张口要调无为几千万斤粮一事，听说有二百万斤已装上船了，也曾大义凛然的把桌子一拍：“装上船也不行！卸下来！粮食一点也不准调出去！”（365页）一字一句都像是爱民惜农的大英雄，如果他以后再能坚持往前走一步，真的能为了无为农民的生死存亡，和张恺帆共担风险，风雨同舟。那他也会受到无为人永远尊敬和怀念的，他的墓穴也会和张恺帆一样，安葬在无为城美丽的绣溪公园内，世世代代接受无为百姓的祭祀，他的子孙再去无为，也会受到重感情的无为人英雄一般的欢迎。可惜呀可惜，在关键时刻他倒戈了！对张恺帆的批斗会还未开始，张在合肥见到了桂林栖说“无为的情景，你亲眼所见，真像主席《送瘟神》诗所写的‘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桂林栖居然会说：“恺帆同志，这样讲过分了，也不是那种样子，无为的情况还是可以的。”（368页）张恺帆当时听了，不禁愕然。什么曾桂派副帅，曾希圣门下的一条哈巴狗而已！关键时刻他一个急转身，紧跟曾希圣又作恶几年，又风光几年。62年安徽问题一败露，他也随着曾希圣倒台了，官帽丢了，人格也扫地了。有人说伟人和凡人有时只是一步之差，其实有时伟人和恶魔也只有一步之差。

《张恺帆回忆录》是奉中央之命勉力为之，当然要忠于史实。但张省长宅心仁厚，涉及到具体人时，即使是像曾希圣黄岩桂林栖这样的直接加害与他的人，看得出他都是笔下留情的。但是，他对另一省级大员却未留情面，此人乃宋孟邻，张恺帆书里说他是“人称‘送人命’”。凯公对他为何如此厌恶，决不是因为他对张恺帆做了什么，而是他的恶行直接伤害了无为百姓。据书中（367页）记载，他对无为发生的最严重饿死人的地方，都重新“调查”一遍，红口白牙说不怎样，为曾黄之流提供斗张的炮弹，说我“大闹无为二十天”，“擅自强迫解散食堂”，“宋还背着我找白梨平．夏云谈话，说‘张某人不看全局，专看阴暗面’”（368页）。千万别看轻了这些炮弹，打倒张恺帆事小，更严重的是大大加快了无为百姓被饿死的速度，成了真正的“送人命”！所谓张老恺大闹无为是1959年秋季之事，而无为大批饿死人是当年底直至1961年的事，大都是在批斗关押张恺帆之后发生的，原因当然很多，毛泽东曾希圣姚奎甲都罪不容赦！其中也少不了送人命者宋孟邻的那分所谓调查报告！如果他还有一点良心人性，说了一点实情吗，启动曾希圣一点良知，无为后来不会死更多人的，可惜他的一念之差，谎报灾情，造成无为百姓更多的死亡！他宋孟邻也被永远的钉死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了！虽然当时他充当了斗张的急先锋，分了一杯羹，爬上了省委书记处书记宝座。可惜眨眼的工夫又倒台了！何苦呢！官帽真的比千千万万百姓的生命，和一个人的良知品格名誉更重要！宋在地下听到这些话，大概会笑我真是迂腐的书生之见，官场也许本来就是你死我活的！是只争朝夕的，哪里管得了身后之事。

至于其他大员的归宿，我摘抄《张恺帆回忆录》409页可见一斑：杨明免去常委；书记处书记王光宇是分管农业的，也有责任；桂林栖到唐山铁道学院当书记；曾庆梅到山东淄博当市长；宋孟邻到西安市当副市长；张祚荫副省长及其他副省长，都拿掉了常委；常委有一人被开除党籍，下放当副县长；高鸿秘书长常委也拿掉。一个未杀一个未抓，个个都还在做官，只是官小了点，都还是香喷喷的公务员。几百万老百姓死了就死了，一死百了！公平吗？很公平了，这些还是曾希圣夸台后，中央派来了民主意识很强的，李大钊之子李葆华主政安徽采取的果断措施，才有的差强人意的结局。很多人祸也很重的省分，还达不到这一点呢。比如河南的吴芝圃，四川的李井泉，甘肃的张仲良，山东的舒同，还不是依旧风光吗？

最后说一说毛主席的好学生，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华东局第－书记柯庆施，对安徽官场大发脾气之事，此事说来蹊跷，本来柯庆施和曾希圣等一样，都是三面红旗的吹鼓手，大跃进的促进派，毛泽东曾把柯的一篇什么鼓吹大跃进的雄文，掷在周恩来面前，说周离右派只有五十米了，大有逼周退位以柯代之之意，逼得周连连检讨。奇怪了，如此这般的左派大将，为何对安徽的也是左派们如此蔑视，直斥为一群猪？说来话长，简单点说吧，在安徽面临如此重大灾难，几百万生灵已被饿死和正在饿死之际，这些省级大员、地市级官员、县乡基层官员们，他们那些年整天都在干些什么？即使按过去说法是什么“三年自然灾害”，那自然灾害也是灾害呀！既然如此空前的大灾害来临了，按照常识首先应该是调查灾情了解灾情，组织救灾抗灾，保护人民的生命健康呀。这些话现在来说是顺理成章的，当时可是犯大忌的，人人都规避之唯恐不及！因为有灾一说，是1961年下半年的事，实在是人祸滔天，民怨沸腾，才不得不找来的一块遮羞布！这之前跃进形势正好得很呢！你翻一翻当时的报刊，全部和当时的《人民日报》一个调子，从中央到地方，全国形势一片大好！到处都在弹冠相庆！安徽形势好上加好，曾希圣更是红得发紫，身兼安徽山东两省省委第－书记，叱咤风云，正如日中天，正继续浮夸。但是上上下下议论纷纷，劣迹也渐渐败露了。此期间，邓小平、彭真到河南、安徽视察，河南问题暴露较早，在河南招待得不怎么样，到了安徽招待特别丰盛，邓小平同志说；“别处很困难，你们安徽不错嘛，小康。”中央知道安徽饿死人，董必武曾到淮北视察，他们采取欺骗手法，把浮肿的人藏到草堆里；或者抬到船上运走，船翻了，淹死不少人；让干部穿上崭新的衣服，在公路两旁劳动，欺骗董老。最高人民法院的王维刚同志到凤阳视察，也受到欺骗。（394页）

“群众在挨饿，农村在死人，曾希圣却在两三年中，大兴土木，任黄岩当总指挥，大建别墅。在岳西县石关，修建了一个厐大的别墅群，每个省委书记处书记都有一幢小楼，花费巨大……还专门为毛主席修了一幢房子，当然是很考究的。”（394页）岳西何处？石关何处？告诉你你别不信，岳西本是大别山区一贫困县，交通闭塞，安徽省委居然在十室九空饿殍遍地时，到处大兴土木，这要耗费多少民脂民膏，又要有多少黎民百姓在这种奢侈的劳役中力竭而死！真正是一边粒米如珠，饥民人相食；一边是荒淫无耻，皆食民而肥！安徽官场竟是这一批城狐社鼠，安徽老百姓还有日子过吗？

安徽问题开始败露，华东局知道了，柯庆施派魏文伯来了解情况，沿途见到了许多饿倒在路边的人。1961年6月，柯庆施来安徽，在岳西石关别墅群召开的省地县三级干部会上指出：“安徽竟被搞成这个样子，病、饿、逃、荒、死。有些人到现在还不承认错误，就像猪一样，还用嘴往前拱！”

为深山别墅群，张恺帆有诗：

画栋深山里，
哀鸿大路边。
石关关不住，
民怨己冲天。
（395页）

安徽省委一班人几近集体出局了，当然是咎由自取。那究竟是罚不当罪呢，还是罪不当罚？这要看从哪个角度看，如果只说安徽的事，这班家伙胡作非为，害死了几百万人，全毙了也不冤，应该是罚不当罪；如果从全国当时局势看，都在执行最高的旨意，都在疯狂大跃进，都在饿死人，虽说也有差异，也只是五十步与百步之间而已。为什么别的省没有大换班，集体出局，独独安徽省委要倒这么大的霉，是不是也有些不公？是呀，说的不能说没有道理！不过我没兴趣关心官场的沉浮，我感兴趣的是曾希圣等垮台后，李葆华主政安徽的新气象，说到新也许有人不赞同，说全局未变，－个省怎可能有什么出新！这话也对，但当时安徽的－些变化，尤其是政治上的一些宽松政策，还是使很多人受了惠，是值得一说的。

说到安徽那些年的变化，应该从曾希圣的功过是非说起，曾在安徽虽说作恶多端，但后来毅然在农村实行责任田，不能不说是有功的。但那些措施按现在说法只是经济体制改革，政治改革的事可说原封未动，阶级斗争的弦－天也未松过，我们这些错划右派的人还在原地监督劳动。李葆华来了后就大不一样了，那些改造右派的农场全撤了，绝大部分右派都回到了工作岗位。李葆华的新省委指示：“凡属冤、假、错案，包括右派，有多少平反多少……依李葆华意见，右派全部平掉。”（411页）据我所知，我们农场的难友们，几乎全都做了平反结论，可惜在等批过程中，又是毛泽东雷霆一怒；“给右派平反，猖狂之极”。我们的平反结论全作废了，又多戴了十七年摘帽右派的帽子。尽管如此，安徽那几年，政治环境比起有些省，还是宽松些，我还能以摘帽右派身分，读完了夜大学中文系本科学业，并开始在报刊上发点文学和医学文章。记得前几年一位四川右派难友给我打电话说，我这个小右派真是幸运，头上有帽子还能上大学，我们四川右派可是二十多年都在农场里呆着，连子女是黑五类都进不了大学。我只有苦笑，说那得感谢李葆华，感谢他秉承乃父五四先贤李大钊先生的遗风！也感谢李葆华没有按毛泽东说的，什么大跃进的灾难是阶级敌人破坏，要实行民主革命补课，严厉打击阶级敌人，那我们就惨了！

何谓民主革命补课？且以河南省信阳地区为例。河南信阳在大跃进中执行了一条毛泽东—吴芝圃—路宪文的极左路线，事件轰动全国，案惊中央。豫东信阳地区由地委书记路宪文带头，大刮共产风，疯狂逼粮。特别是路宪文亲自下令的三不准，即家家户户不准锅灶生火冒烟，不准逃荒要饭，不准上访反映情况。各交通路口派民兵把守，见外出的人就抓，逼得善良的农民在家活活饿死。很多村庄死绝了户，人吃人事时有发生。结果八百多万的地区，竟饿死了一百多万人，史称“信阳事件”。案发后，虽说也采取了一些救赎措施，但毛泽东则定性为阶级敌人破坏，要实行民主革命补课。谁是阶级敌人呢？竟是地委书记路宪文和信阳地区所属八个县县委书记－干人等，说他们是混进党内的阶级敌人，破坏了毛主席的战略部署！毛泽东真是文过饰非的高手，一切功劳归自己，一切错误归他人。路宪文和县委书记们，害死了治下的百万生灵，一个个死有余辜，封建时代要下油锅烹了的。其中唐河县委书记毕可旦就全家跳井自杀了。但是，他们有一千条罪，就是没有反毛泽东的罪！他们可都是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干革命的好干部，叫搞人民公社，就在遂平县办起了全国第一个嵖岈山人民公社，要办食堂就立即把百姓的粮食全收起来办食堂，叫反瞒产私分，立即刮地三尺搜刮粮食，条条都按最高层指示办事。怎么能出了大祸大批人饿死了，把责任都推给基层呢？主犯路宪文就是不服，当面和河南省委副书记赵文甫辩论。赵文甫问路宪文，你们地区饿死这么多人，杀你冤不冤？路宪文说，不冤。赵文甫说，告诉你，河南饿死这么多人，省委常委全拉出去杀了，一个也不冤！路宪文无话可说了。当然，河南省干部一个也未杀，路宪文也就只坐了几年牢。而饿死的几百万生灵死了也就死了！

2009年2月初稿
2009年5月二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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