芦笛：关于黄文治《读〈毛主席用兵真如神〉》的一点解释

reading

芦笛  

　　最近《共识网》转载了黄文治先生的《富有历史穿透力——读芦笛大作〈毛主席用兵真如神〉》，有好几位朋友来信问我看过没有。我当然看过，但那是黄先生在2009年写的文章，那时《毛主席用兵真如神？》还未出版，甚至还没能真正写出来。因此，那文章跟最近出版的那本书其实并没有太多相干。此外，我注意到，过去我在《凱迪》上的同名帖至今还在被人顶起阅读，也可能让读者误以为那长文就是现在发售的那本书。我觉得有必要说明一下：无论是黄先生看过的那篇东西，还是留在《猫眼看人》的同名帖，与现在发售的那本41万字的书都没有太多相同的内容。

　　我写书都是机会主义的产物，初衷都是在网上自娱，事前毫无统一策划，并没想到要写成一本书出版，其实是“脚踩西瓜皮，滑到哪里算哪里”，信马由缰，随意为之，连个提纲都没有。长文都是随写随贴。每天打开电脑，看看昨天写了什么，再接着边想边写，写到疲倦时就停下来从头看一遍，改正笔误后就贴出去。每天贴一段，每段大约五千字。写到十几二十段后，我就想，都写这么多了，干脆认真搞一下，写成一本书算了。《野蛮的俄罗斯》与《毛主席用兵真如神？》都是这么写出来的。

　　之所以要写《真如神》，是某位网友问我：“老芦，老毛的军事才能到底怎么样？真有那么玄乎么？”我回了个帖，也就一两千字的光景，用提纲方式列举了我当时认识到的毛的错误军事决策。过后我想，还是具体说一下，于是就开始写系列连载，原来的题目是《“毛主席用兵真如神”》，贴到《凯迪》后，被右愤不看内容就乱骂一气。于是在后来整理成书时，为我审稿的挚友谢先生就说，你用引号不好，还是改成问号算了，这样反讽的意思更一目了然。我依言行事，成书后去掉了引号，改成了问号。

　　因为事前没有个提纲，甚至没有个大致想法，若是连载太长，难免会跑题。《真如神》就是这样。我原来只想把我知道的毛的那几个错误决策挑出来简单讲一下，不料越写越长不说，还偏离了军事才能的主题，扯到毛与张国焘的“路线斗争”上去。某网友便出来一声断喝，告诉我偏题了。我本来就有这个感觉，于是便把那旁逸斜出的部份分出来独立成篇，改题为《红一、四方面军草地分裂真相》，后来收入《国共伪造的历史》（明镜出版社出版）一书中，与《真如神》再无相干。

　　那连载在国外《海纳百川》网站贴出的同时，也贴到了国内的《凯迪》网站。凯迪上贴与海外网站不一样，连载并不是分别贴出，而是开帖后不断搭楼，因此无法如在国外论坛那样，把那偏离主题的部份改题后割离。所以，我只是在《芦笛在凯迪》的博客里把两篇文章分开了，但在《猫眼看人》贴出的连载仍然保留了“连体胎”原状。

　　黄先生看到的那份东西就更是大杂烩了，不知道是谁把我在《凯迪》贴出的《真如神》与我在此前写的《张学良为何要发动西安事变》（后来收入《国共伪造的历史》）、与《恩来是忠还是奸》、《周恩来错在何时何处》（后来收入《解剖名人》，由香港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等多篇文章合在一起，编成了约27万字的长文，并不是后来出的这本书，基本上没有该书的内容。这就是他何以会觉得“整个27万字的东西，有点杂乱，用‘毛主席用兵真如神’如此标题也并非契合”。

　　虽然如此，黄先生的批评仍然很中肯，我十分欣赏。当然，我难以接受他说的我的“转变依然带有毛主义的特色，理性的底色仍然有情感的宣泄”。我最忌讳的，就是出于主观感情放弃绝对忠于真实的夙志。因此，我持客观态度审读了李志绥的回忆录，察觉并撰文指出了该书作伪之处。类似地，我论证了张戎的“毛用《伍豪自首启事》去讹诈周恩来，使之屈服”，以及“毛先炮制了整刘志丹的肃反，为的是到陕北后为之平反而获取他的感激”之说，都不能成立。凡是我的史论中的原创性观点，都经过自己的反复“验算”，觉得与已知史实无悖，在逻辑上也完满自洽，且是唯一或可能性最高的一种解释，才敢提出来。例如对西路军全军覆没，史学界有种看法是毛泽东布下圈套，蓄意断送张国焘的基本队伍。从表面上来看，这似乎确能完满解释毛令西路军忽行忽止、忽东忽西的怪现象，但仔细审读了毛当时的文电后，我觉得此论证据不足，因此还是采用无罪推定的原则，放弃了这种简捷明快的解释。

　　因此，我虽然写作速度很快，对写作掉以轻心，并不刻意追求“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但因为早就建立了严格的逻辑思维习惯，又受了多年的科研训练，立论还是相当严谨的。

　　正因为我立志绝对忠于真实（当然只能是态度，能否做到这一点则受限于我获得的信息），写《真如神》那几个月，才成了我一生最stressful的时期。因为中心论点“毛并没有什么过人军事才能”离一般共识太远，我不能不阅读并征引大量的原始资料，并反复推敲每一个论点，务使立论颠扑不破。这使我疲累不堪，导致胃病猛烈发作，痛不欲生（非悲痛，乃剧痛）。我写的时候就知道，这么做必然有损文章的可读性，其实是出力不讨好。书成后朋友的反应果然如此，都觉得我放弃了原来的洞察力（也就是小黄说的“穿透力”）优势，去效法学院派搞呆板考据。一位朋友建议我参考唐德刚的路子，令我十分愤愤——老唐那两下子也值得我效法？完全是说大鼓书，既没能像学院派那样发掘并层层叠叠堆砌史料，又没能像票友派那样展示洞察力，真不知他在国内走红是为哪般。另一位朋友则深为懊丧，说此书不会像原来预想的那么轰动，认为那是因为我扬短避长，去刻意效法学院派，钻进了乾嘉学派的呆板套路，说我应该坚持《张学良为何发动西安事变》那条路子，那才能真正发挥我的特长，等等。

　　对这些评论，我只能回答：我已经尽力而为了。对这本书，我个人还是比较满意的。我并没有丧失或放弃自己的洞察力优势，缺点只在于过度引用，使得该书丧失了可读性，但那不过是形式上的（同时也是经济上的）损失。我当然可以“减肥”，把那些“赘肉”去掉，留下个大众更能一目了然的骨架。但那在多数学界人士（当然不包括萧先生与黄先生那类见识出众的学界人士）看来势必分量不足，因而不可能在学界留下足够影响，而这才是我的本意。写完书后，我专门上了个帖，说明那书不是为愤青写的，也不是为市场写的，是为了学界写的。我当初的意愿，就是一定要让它在学界留下影响。当然，这目标是否能达到，还有待于将来的事实证明。

　　至于小黄的其他批评，我倒觉得非常中肯。尤其是他指出，我过分采信了张国焘回忆录，把他对苏维埃革命的怀疑提前了。我觉得确实如此。但必须补充的是，张和毛的区别，是张比毛更像个政治家，眼界更开阔，因此在败走川北后就开始怀疑 苏维埃道路，停止没收土地，改取比较温和的减租减息，“民主普选”等政策。跑到藏边地区后，他更干脆扔掉了苏维埃的旗帜，成立了“联邦政府”。这事被毛泽东等人当成罪行，而张直截了当就说中共的政治路线整个就错了。相比之下，毛泽东因为《水浒传》的终身影响，始终对“打土豪分田地”情有独锺，撞上了南墙都死不回头。哪怕是在莫斯科指令中共改弦易辙后，他还迟迟舍不得扔掉那面旗帜。直到季米特洛夫来电毫不客气地质问他们为何还不成立“人民政府”，中共才在七七事变发生后宣布放弃苏维埃革命。此后毛尝到了甜头，才写出了《新民主主义论》，正式打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旗帜。因此，说张国焘比毛泽东更灵活，更善于及时纠错，更有政治头脑，其实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先驱，我觉得还是基本符合史实的。

　　此外还有小黄没指出的错误——我沿用了张的说法，说他是在王明已经离开中国后才回到国内的。后来我才看到官方的说法，谓张国焘回国后王明还没走，两人在上海见过面。此外，出书后我才蒙朋友惠赠了未经删节的宋侃夫回忆录的全本（删节本载于《百年潮》，且为凤凰网转载），该书说明所谓“武力解决”的电报纯系子虚乌有，并披露了在另立中央的大会上何长工、李卓然、罗炳辉等人血泪控诉毛泽东的内幕，证明了我对“另立中央是集体决定，并非张国焘一意孤行”的推断一点都不错。这些史实我已经写在《芦笛史论中的几个问题》里了。若以后《国共伪造的历史》有再版机会，则我当作相应修改。即使有这些问题，《红一、四方面军草地分裂真相》的基本立论，亦即红军的分裂是毛泽东因为害怕张国焘夺权成功，捏造兵变谎言诱骗中央出逃，是完全能够成立的。

　　至于小黄对我的《张学良为何发动西安事变》的肯定，与我的另一位朋友的谬赞完全一样。其实那文章是我阅读杨奎松的《西安事变新探》引出来的。那年我去那朋友家混吃混喝，并与他一道出游。这家伙喜欢买书，还专买文史方面的书（恰与我相反，我几乎不买书，全白看）。我那次去做客，先是抓了他的《吴法宪回忆录》，在旅游途中争分夺秒地看完了。旅游结束后回到他家，我又开始匆忙阅读杨奎松那本书，虽然我阅读速度很快，但几天内实在无法仔细阅读并记住重要内容。于是我先是用电脑抄，后来则干脆用照相机拍，临动身还在忙着干那事。那朋友看不下去，就说，你把它带走吧，这书就送给你了。我很不好意思，但大喜过望，立即就卷而怀之。回来后再仔细看了一遍，初始印象就更加强烈了：张学良为何发动西安事变，直接就写在那本书里，然而奇怪的是杨教授竟然述而不见，于是我就把那感想写成了两篇文章《张学良为何发动西安事变》与《宋庆龄是否为斯大林转过密电》，后来都收在《国共伪造的历史》中。

　　我写那两篇文章，走的都是“基于已知事实，通过严格的逻辑推导，导出未知事实”的一贯路子，也就是推导出唯一具有可能性或起码是可能性最高的解释。这解释就是：张学良之所以要发动西安事变，根本不是杨教授说的他因为想联共抗日，而“被蒋介石一下子逼到了悬崖边上”。该事变与抗日毫不相干，是因为红军在宁夏战役后陷入濒于灭亡的绝境，张不能不挺身出来解救他们。直接触发该事变的导火索，则是蒋介石故意泄露了将张学良部调离西北的命令。这一切促使张决定，必须立即发动早就与中共商定的“西北大联合”的政变／兵变——谁都能看出，他一旦调走，“三位一体”也就瓦解了。

　　这其实也不算什么发现，早就为我党高干披露了，只是我那阵还没看到。后来为了写《真如神》，我细看了《徐向前回忆录》，发现徐帅如是说：

　　“我党与友军联合造成西北抗日局面的计划，因蒋介石亲临西安大力‘剿共’，已濒临‘流产’危局。加之，当时陕甘宁边的数万红军，在敌人重兵封锁下，缺衣少粮，难以过冬，不得不准备进行新的战略转移。部队开动前，我党向张学良作了通报。张学良力主红军留在现地，‘熬过一、二个月’，等待西北局势的变化。因此，中央才推迟了‘新计划’的执行，令李富春、李维汉等紧急筹集一个月的军粮，并着西路军停止西进，在永凉地区创立根据地，作为一支战略机动力量，待机策应河东。”（徐向前：《历史的回顾》：531页。）

　　换用我自己的话说得更明白些吧：徐向前是说，红军陷入危境，被迫准备第二次长征，“西北大联合”计划面临流产。中共为此通报了张学良，张要他们不要走，等他在一两个月内力挽狂澜，改变“西北局势”。向前同志的这一证词，就是对我那结论的直接证明。

　　杨教授是党史专家，《徐向前回忆录》想来一定看过，为何会看不出这简单真相来？我想，他大概是让自己奉行的“深入角色治史观”给误导了。与一般经院派史家不同，他不满足于简单发掘并介绍史实，而是想深入到历史人物的内心去，重走一遍那些人物的心路历程，从而准确还原他们。因此，在《西安事变新探》中，他力图按陈寅恪的教导，刻意寻找主人公“不得不如是之苦衷”。经过一番分析，便发现张的“苦衷”原来是“被蒋介石一下子逼到了悬崖边上”，却忘记了张之所以发动兵变，有着更迫切、更现实、更有力的理由：一方面，东北军将被调走与红军濒于灭亡，使得“西北大联合”计划行将流产；另一方面，中共未将莫斯科反对反蒋的重要信息传达给张，误使他以为苏联还在支持原来的政变兵变计划，这才是他孤注一掷的原因与胆气所在。杨教授见不及此，是因为他过于热心去为主人公寻找“不得不如是之苦衷”，因而为自己的思路预作定向，失去了客观全面的视角。当然，这完全是题外话了。


https://www.aisixiang.com/data/4243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