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热：我跟牧惠先生的一面之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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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跟牧惠先生的一面之交

冷热

　　我们一生要与无数的人打交道，有的人同根而生，却与你陌如路人，有的人擦肩而过，却让你没齿难忘。我跟著名杂文家牧惠先生见过一面，很短的一面。这一面，我能记得，他不一定记得了。

　　二十年以前我在一家文学期刊工作，我们杂志发表了一部中篇小说，说真话，揭示文化大革命时期陕北农村的黑暗以及农民的痛苦，在当时文学界引起很大震动。一天，《红旗》杂志编辑部打来电话，要组织一篇小说的评论文章。我是小说的责任编辑，也是作者的同班同学，领导上让我出差去写这篇文章。当时《红旗》杂志虽然没有了“两报一刊”时期的嚣张，但作为共产党中央的思想宣传重镇，仍然有较大影响。给《红旗》写文学作品评论，领导重视，我也有些紧张。

　　领导上交代，到了北京，到了《红旗》杂志编辑部，找一位叫林文山的编辑室主任。

　　在沙滩下了车，我找到文化部大院，被人指点着上楼，找到一间普通办公室。一个瘦瘦的人影从吱嘎作响的藤椅里面站起来和我握手。他的脸清瘦微黑，颧骨稍稍突出，如果头戴斗笠，我会把他认作长期劳作在山区或水田里南部中国的一个农民，但他戴一副眼镜，是一位文质彬彬的知识份子，是共产党中央的一位理论秀才。他为我倒了杯水，坐下来自我介绍，他就是林文山，说话里面粤语口音明显。

　　我们这一面之交大约持续了二十分钟左右，他讲我认真地听着，他提到文章的字数，大致的写作要求。中间有人打进来电话，他接电话的功夫，我喝水并环视周围，看到他桌子上面堆放着高高低低几堆稿件，我想在这栋楼里工作一定非常压抑枯燥，我自己的差事，每天也是坐在藤椅里，应付那些小说作者和小说来稿不胜厌烦。他接完电话，我接着说了一些自己的想法，他很注意地听，给我一些补充。谈完事，我起身他送客，藤椅又被摇得一阵吱嘎作响。

　　文章写好寄走，两个月后发表，除了题目和作者的名字，面目全非，他将我的文章几乎重写了一遍，有了八股的乏味。失望之际，我也深深钦佩他们这样的老编辑老共产党人，将原来的观点磨平摆稳深化，对待作者和工作竟然这样的耐心细致这样的不辞辛苦。

　　从那之后，我再也没有和牧惠先生联系过。出国后曾在网上读到他写的杂文，因为这个林姓，也因为这个牧字，好长一阵我把他和胡耀邦生前的秘书林牧先生混同了起来。林牧先生因放胆直言，也成了海内外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林文山，笔名牧惠，原籍广东新会，１９２８年出生于广西贺县，在那里读完小学、中学。１９４６年考入中山大学中文系，１９４７年参加地下学联，奉命撤至香港，转入广东新会鹤山一带打游击，当过武工队队长，进城后长期在宣教部门工作。出版各类作品四十余种，其中有把小说评论同杂文杂交而成的明清小说研究，有散文，但大部分是杂文随笔。因为这些杂文，我对牧惠先生有了更多的了解，纠正或加深了原有的印象。

　　牧惠先生后期的杂文朴素翔实尖锐深刻，他揭露极“左”思潮泛滥下的广东土改和恩平松仔岭事件，他联系具体艺术作品的分析批评，都写出了一种震撼。他说自己几次动员身受其害的老上级把“左”祸写下来供后人见识，遭到拒绝，因此秉笔直书，点名批评了毛泽东陶铸叶剑英。他几次抨击《激情燃烧的岁月》，指出众人的喝彩里面有着“美丽的谎言”，歌颂的是捆绑式夫妻先结婚后恋爱而且爱得十分感人的故事，“党是全国大家庭的家长”，“把一切献给党，婚姻应由党做主”，“这种激情还是少些少些再少些为好”。他极力称赞小说《告别夹边沟》，将自己的评论文章取名为《夹边沟证词》。从孙志刚他联系到残忍的劳改制度，感叹在这种“比索尔仁尼琴笔下的故事更惊心动魄”的制度下，饥饿求生把人性和人的尊严都丢在脑后了，真是一种可怕的兽化！他写冤死的孙志刚，写追讨工钱的农妇熊德明，写弱势群体的抗争。他总结说“一种制度的好坏，取决于实践的检验”，“一种惩罚好人、纵容坏官的制度，没有什么理由可以保留它。”

　　读牧惠先生的杂文，那把藤椅的摇动一直响在我的耳边，但是坐在藤椅上的那个人已经在去年６月８日那天去世了。去世前３天，牧惠先生参加过一个青少年人性教育的小型讨论会，在会上还作了发言。有感于今天大学的高收费，他说自己的家庭也很贫苦，四十年代后期兄弟几个考上大学，都得到公费资助，没有给父亲造成负担。他说自己参加了反对蒋介石政府的学潮和建立新政权的革命，而现在，穷人家的孩子却读不起大学了。他的发言，引起了所有与会者的共鸣。那次会上，他第一次与章诒和见面，他跟章诒和说，我是您的忠实读者。章诒和也跟他说，久仰您的大名。分别时章诒和说，牧先生走好，牧先生再见。章诒和和我一样，把他的名字也搞错了，牧先生不姓牧，牧先生姓林。章诒和觉得很不好意思，说下次再见面一定叫他林先生，但没有下一次了，林先生三天之后辞世，章林之交也成了一面之交。

　　牧惠和前几天刚刚去世的林牧，从虔诚的共产党高干到受人尊敬的思想解放的战士，走过一条大致相似的道路。他们在熟睡中平静离开人世，是好人能够得到的善终。我是一个胡思乱想的人，由牧惠而想到章诒和文章里提到过的另一个文人，当过右派，后来又成了这个国家的文化部长，成了沙滩这个大院里的主人。章诒和为右派家庭落实政策，去找这个部长，在我去过的大楼里面碰到的却是难堪和冷遇。官腔十足的这位作家部长接到某老一辈革命家打来的电话，身体姿态脸部表情和说话声调马上就进行了战略性调整。皇城根下，沙滩大院这座大楼里，铺有通向权力的红地毯，引诱人低头屈膝，引诱人顺眉顺眼，引诱人曲学阿世，但也有人毫无眷恋，从吱嘎作响的藤椅里面站起来，走向民间，担纲张义，揭露权力黑暗，成为社会良心。大路朝天，各走半边，朝着不同道路不同方向脚步匆匆的人群里面，既有宵小一群，也有敢做敢为的大丈夫！

　　大丈夫横行天下。早在七十年代，牧惠先生就为《丑陋的中国人》在大陆出版筹划出力。在他晚年，办了几件比写文章更紧要的事情。一是和十位知识分子挺身而出，为河南农民曹海鑫冤案仗义执言，此事被称为当代中国的佐拉和德雷福斯案。一是完成了韦君宜的托咐，让《思痛录》面世。韦君宜原先并没有指望这部反思专制荒谬的力作能在自己活着的时候出版，是牧惠先生联系奔走，顶住压力与各方周旋。１９９８年５月１２日，《思痛录》第一批样书印出，牧惠破例向单位要车，来到协和医院，把样书捧到了韦君宜手上。韦君宜已经说不清话，十分激动的牧惠，象当年武工队长一样描说自己的心情：“出了医院，我舒了一口气，我终于完成任务了！”《丑陋的中国人》、《思痛录》与《往事并不如烟》，成了镜子，成了绝响，成了感动中国、让许多人痛定思痛的生活教科书！

　　我不能忘却跟牧惠先生的一面之交。在举国上下让人透不过气来的污秽里，我们总会记住那些出污泥而不染的灵魂。在凄冷黑暗的铁屋里，我们总会记住一根根划亮火柴的美丽女孩。在精致华贵的新政新装面前，我们总会记住大声说出真话的勇敢男孩。火光微弱，女孩和男孩人微言轻，但是记住他们，就珍藏了一份圣洁，就点燃了引人奋起一直走上前去的最有生命力的那个希望。

□　寄自加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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