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锡瑞：大清如何变成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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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锡瑞  


　　周锡瑞（Joseph Esherick）著，美国人。英文名为Joseph W. Esherick。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教授。师从于费正清、列文森和魏斐德。1966年在加州大学伯克利校区毕业。他是当今美国的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中最有成就的学者之一。


　　世界上所有的大帝国中，只有中国保持了领土的基本完整。这是因为1911年建立的中华民国基本保持了大清帝国的领土，之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又继承了中华民国的领土。这是一个异乎寻常的成就。20世纪之交，中国被认为是“亚洲病夫”。欧洲列强和日本曾多次战败中国，并提出了在其领土上发展各自势力范围的要求。全世界都认为中国将会分裂，当时的中国报章也将中国面临的局势称之为“瓜分”。奥斯曼帝国和哈布斯堡帝国在19世纪后期的衰落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崩溃的历史进程，似乎也会在中国重演。同一时代的另一个具有持续性的大帝国——俄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也垮台了，但是它重组为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它将周边的族群维系在一起，并给予这些族群优惠性政策，因此被一些人称之为“一个采取优惠性政策的帝国”（affirmative action empire）。[1] 70年以后，这一过渡形式的政权消失了，原来沙俄帝国的版图如今已划分为很多单一民族的国家[3]。这样，在21世纪，只有中国依然保持了其原有的帝国边界。当然，外蒙古的丢失和台湾的分立虽然使中国在人口方面的损失只有2%，但却使中国丧失了14%的领土（主要是蒙古大草原）。

　　在中国的史学研究中，这一成就是毋庸置疑的。在某种程度上，这一论点也是具有说服力的。中国悠久的统一王朝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21年秦朝统一中国。早在此之前形成的文化和传统已经为人们普遍接受。尽管中国的方言众多，但是学堂的书面语言却是相同的。四书五经构成了科举制的基础，而科举自中古以后就是人们入仕的主要途径。由于科举制度成为选拔精英的途径，所以，帝国的教育系统日益面向相同的经典、历史和评注，一个比较统一的社会与政治文化体系引人瞩目地出现在整个帝国。由于中央集权国家的强大，以及精英身份来自于对国家赞助的文化活动的参与，因而导致地方上缺少自主的权力和权威。中国的主要宗教佛教和道教，亦相对缺乏系统的组织，宗教人员的任命都由国家控制。到帝国时代后期，由于精英文化已经渗透到普通的民众阶层，中国人敬仰同样的神，执行同样的家族和社会礼仪，穿着风格相似的服装和饰品，共享的文化使他们成为“中国人”。

　　认识到了华夏认同的文化核心，20世纪大多数关于近现代中国民族主义的研究，都描述了一个从 “文化主义”发展到新的、更为政治化的、与“民族”相关的认同的自然进展[2]。在比较史学的研究中，中国共享的（书面）语言、文化和习俗的传承，连同其具有悠久历史的中央集权的官僚统治，已经导致一些学者将中国与西欧（特别是英国和法国）的“历史国家”（Historic nations）划分为一类，以与人为创建起来的东欧或是非洲和拉丁美洲的近代国家进行对比[3] 。这种推论存在的问题是，近代中国的边界既不符合文化相同的汉民族的历史边界，也不符合前现代中华民族的边界线。今天中国的一半领土是清朝通过征服得到的，清朝的统治者并不是汉人，而是来自长城之外的满洲人，其中多数扩张都是发生在18世纪。在清代以前，虽然中国的边界自汉代以来发生了多次实质性的转变，但总体上在北方以长城沿线为界，在西部则迄于西藏高原的山丘。这片地区通常被称为“内地” (China proper)。[4]

　　大清帝国和中国

　　蒙古、西藏和新疆在清朝的统治下才被并入帝国之中。满洲人在1644年征服中国前已与邻近的蒙古各部结成联盟。蒙古人被纳入八旗制度之中，蒙古王公得到了清廷的认可，并在蒙古故地设旗（本质上即是一个游牧部族的封地），满洲朝廷还经常纳蒙古郡主为嫔妃。到了乾隆盛世，清朝征服西部顽抗的蒙古各部，并将所有的蒙古人置于清朝统治之下。蒙古人信仰的藏传佛教，同样也得到清廷的支持与赞助。共同的宗教信仰有助于清朝对西藏的并吞。达赖喇嘛和清朝皇帝之间的关系被看成是供施关系（priest and patron），这种关系使得西藏人拥有了他们最为看重的宗教权威。同时，清朝政府为了强调它的政治权威，在拉萨派驻了一支人数有限的军队并任命了驻藏大臣。新疆则是在18世纪通过长时间的一系列军事行动被并入帝国版图中的，然而在19世纪，穆斯林又起来反抗，清朝通过军事行动对其予以平定。[5]

　　清朝对内地和边疆地区的统治政策之间存在明显的制度差异。清初95%的人口是汉人，满人尽一切努力将汉人限制在内地，禁止他们移民长城之外或与边疆民族通婚。[6] 长城之内的中国实行的是中央集权式的官僚统治，中央政府的政策通过省、府和县的地方机构来实施。中央任命的官员大多由科举产生，而地方政府主要由汉族官员组成。清朝的统治结构和律例都是以中国历代王朝、尤其是以明朝先例为基础的。在大多数情况下，满洲朝廷都可以说是以汉人的方式统治内地。[7]

　　在边疆，情况则大不相同。简单而言，如果对中国中心地区实行的是中央集权和官僚统治，那么，在边疆民族地区的普遍模式则是间接的和封建的。在这方面，清朝帝国看起来和大多数其他的大帝国非常相像，即通过独特的文化模式，皇帝分别同各个边疆民族建立联系。柯娇艳（Pamela Crossley）将此称之为 “并存的皇权”（“simultaneous emperorship”）。她注意到碑刻铭文分别以满、汉、蒙、藏、回五种语言雕刻，强调了清政府在和不同族群交往中使用的是不同的模式。[8]在制度方面，满洲故地以满洲都统管理。在蒙古，清朝通过蒙古王公统治，他们的世袭贵族之职衔由清廷批准，以换取每年向朝廷的进贡。在西藏，清朝支持达赖喇嘛的行政和宗教权威，并听任其从西藏贵族中选择行政官员。在新疆，最重要的绿洲城市由清朝授予职衔的世袭王公管理，而更遥远的地区则置于地方官员伯克管理之下。[9]边疆实行的也是独特的法律制度，蒙古地区实行的法律更适合蒙古人的游牧生活方式，而在新疆回部则应用“回例”。[10]所有这些都由清廷的理藩院进行协调，理藩院与管理内地的六部显然不同。值得注意的是，理藩院完全由满洲和蒙古人控制，汉人则被排除于边疆事务之外。[11] 这种制度安排导致边疆的民族精英们在政治上和制度上是与清朝皇帝而非与中国（Chinese state）联系在一起的。就蒙古人和西藏人来说，他们与清朝更存在着特殊的宗教关联。在清廷自身的战略中也体现出了对藏传佛教的信奉；盛京、京城及承德的藏传佛教寺庙得到清帝的大量赞助即是证明。西藏和蒙古的神职人员拥有巨大的势力和声望，这种建立在宗教基础上的精神纽带是现代世俗国家难以复制的。[12]

　　清朝的汉人官员清楚地意识到了边疆地区的独特性。现代汉语中的“中国”一词由来已久。先秦时代的“中国”一般指的是具有独特文化的中原地区，以与周边之“夷”相区别。虽然这一术语的含义随着历史的进展发生了演变，但是“中国”始终保持了这样的中心含义：它具有明确的文化因素，即欢迎边疆之“夷”被其融化，并成为中原文化区的一部分。秦统一六国之后，“中国”往往指的是由朝廷直接管辖的地区。[13] 在清代，这一术语变得更为灵活，帝国有时称为“大清”，有时称为“中国”。康熙、雍正、乾隆屡屡试图将其扩张的帝国认同为“中国”，而“中国”一词也经常用于与外国的交往和条约中。[14]不过，在国内并非所有的中国人都接受二者的等义（equivalence），这从对乾隆在西部越过传统边界进行的战役的批评就可以得到证实。[15]伟大的经世致用学者魏源的权威著作《圣武记》为我们提供了19世纪初期有关“中国”的常见的而有影响的概念。他以这种方式开始其对边疆地区的论述：“蒙古，诸游牧国之大名也。十七行省及东三省地为中国，自中国而西回部，而南卫藏，而东朝鲜，而北俄罗斯。”[16]据此，魏源的“中国”包括满洲在内，但将其他边疆属地视为截然不同之地。

　　这样，中华帝国的历史地理就较为清晰。中国内地的边疆是蒙古、西藏和回部。当地人的语言、文化、习俗和宗教都与汉人截然不同。尽管汉、唐鼎盛时期对这些地方进行过周期性的军事攻击，但在清以前，或是在18世纪以前的多数情况下，这些地区都没有被纳入到中华帝国之中。在某种程度上，与其说边疆精英们追随中国，不如说他们忠诚于满洲朝廷。因而就出现了这样的问题，清帝国崩溃以后，这些地区是怎样保持在中国政体之内的？清朝又是怎么变成“中国”的？

　　在当今西方世界公众的想象中，这个问题通常让人联想到1950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对西藏的占领。1959年，达赖喇嘛逃往印度，在达兰萨拉建立了西藏流亡政府。国际上的“自由西藏”运动已经使得西藏成为在以前的中华帝国中寻求民族独立的最有名的一个部分。在西方（尤其是好莱坞）的想象中，这个问题总是被塑造为无神论的共产主义对西藏文化和宗教的攻击。[17] 虽然中华民国自1912年建立后，如同后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一样对西藏和清帝国的其他领土提出了主权要求，但是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统治下，中国中央政府才建立起了对这些边疆地区的直接和有效的统治。事实上，中华民国对领土主权的要求甚至走得更远：他们在1924年苏联支持建立蒙古人民共和国后还坚称外蒙古是中国的一部分。如果我们想要理解当代中国是怎样成功地继承了清朝的领土，我们就必须聚焦于由帝国向国家转变的那一时刻——即建立了中华民国的辛亥革命。

　　辛亥革命与中国的民族主义

　　1911年10月10日，武昌首义引发了辛亥革命。下级军官领导了兵变，他们是致力于推翻满洲、建立共和政府的革命党（在湖北为文学社与共进会）的成员。几周之内，全中国尤其是南方的文武官员在各省起义，宣布从清廷独立。到1911年末，发生革命的各省代表推选长期流亡的同盟会领导人孙中山为中华民国总统，新共和国于1912年元旦正式成立。6个星期后，清帝逊位，在孙中山的同意下，权力移交给了中国北方的革新派总理和新军的建立者袁世凯。[18]

　　辛亥革命是一个相对快速和无痛的过渡。中华民国的建立轻而易举就得到了政治精英的欢迎，显示出了他们对清朝统治有多么的不满。这种不满有深刻而又复杂的根源，但最根本的原因是清王朝抵抗西方和日本帝国主义进攻的不力。1884-1885年中法战争的失败导致法国控制了中国以前的属国越南。10年后清朝又令人震惊地在军事上败给了日本这样一个长期以来在文化和政治上从属于中国的岛国。这一屈辱性的失败给大清帝国造成了极大的威胁，因为它不仅导致清朝的另一个邻近属国朝鲜落到外国控制之下（日本在1910年完全吞并朝鲜，使之成为日本的殖民地），而且将台湾割让给了日本，成为了中国领土的第一次重大损失。中国的失败还使欧洲列强相信清朝政权可能很快就要崩溃了，所以英国、法国、德国和俄国很快就在大清帝国展开了划分势力范围的行动，这被广泛视为各国准备瓜分大清帝国的先声。

　　1900年，极端保守的清朝朝廷王公支持排外的义和团，导致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并强迫清廷签署了屈辱的辛丑条约。[19]此时对满人的不满开始显露出来，即使是相对温和的汉人官员也普遍认为满人本身是中国衰弱之源。4年之后日俄为争夺在满洲故里的主导权，在东北爆发了战争（1904-1905年），清廷对此毫无办法，只能袖手旁观，这使更多的中国人认识到了清朝政府的无能。[20]

　　对清朝的批评者分为两大阵营：改良派和革命派。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认为推翻满洲统治是中国复兴必要的第一步，改良派则主张以君主立宪制取代清朝的专制统治。对于这两大阵营而言，主要动机都是民族主义。二者都认为，只有将清朝帝国统治下的臣民转化为拥有政治参与权的公民，成为国家的一份子，才能激励人们承担起必要的政治、经济和军事义务，加强国家抗御外来威胁的能力。清廷对此的反应是实行新政改良计划：训练新军，以现代学校制度替代古老的科举考试，鼓励经济发展，修建铁路，架设电报线，建立邮政系统，准备实行宪政，并允许在充满生气的报纸和期刊上展开对政治事务更为公开的讨论。[21]

　　为了理解20世纪初指导政治发展的民族主义者的思想，简要地了解一下重要思想家的著述是有益的。当时最有影响的知识分子是梁启超。戊戌变法失败之后，他受到清朝政府的通缉，流亡日本。此后，成为了一位多产的作家并担任了不少革新派杂志的编辑。[22] 梁启超积极倡导民族主义。“民族”一词为日本外来语，它结合了“民”和带有血缘含意的“族”，“民族”也因此带有一种具有共同祖先的意味——对于汉人来讲，这个祖先通常就是黄帝和炎帝。[23]在当时的用法中，“民族”通常指的是“国民nation”，也可能只指“人群people”（如蒙古人），或少数民族（nationality），甚至是“种族”。[24]梁启超在一篇文章中说，“民族主义者，世界最光明、正大、公平之主义也，不使他族侵我之自由，我亦毋侵他族之自由。”[25]

　　这是对民族主义者思想的基本原理进行的非常切实的论述，但它回避了究竟谁才是“中国人”的问题——保护谁的自由，要避免谁侵犯谁的自由。梁启超在著名的一篇文章中写道：“吾人所最惭愧者，莫如我国无国名之一事。寻常通称，或曰诸夏，或曰汉人，或曰唐人，皆朝名也。外人所称，或曰震旦，或曰支那，皆非我所自命之名也。以夏汉唐等名吾史，则戾尊重国民之宗旨。以震旦支那等名吾史，则失名从主人之公理。曰中国，曰中华，又未免自尊自大，贻讥旁观。虽然，以一姓之朝代而污我国民，不可也。以外人之假定而诬我国民，犹之不可也。於三者俱失之中，万无得已，仍用吾人口头所习惯者，称之曰中国史。虽稍骄泰，然民族之各自尊其国，今世界之通义耳。”[26]

　　至于“中华民族”都包括谁，梁启超前后并不完全一致，但一般来说，他指的中国人或中华民族是那些“普遍俗称所谓汉族者”的人。他还认为，汉民族是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民族，由很多于古时具有文化差异的群体构建而成，后来逐渐相互吸收、同化而成为一个民族。[27] 清朝垮台之后，梁启超直接面对了这一逻辑所具有的现实内含。他注意到，虽然共同的血缘、语言和宗教都有助于民族的形成，但是民族的决定特征应该是一个民族的“民族意识”。他注意到在古代文献中，由于中国南方楚人接受了“蛮夷”身份，遂使得华夷文化之差异得以确立。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楚人的民族意识则逐渐与汉人趋于一致。更近一点，清朝“当其初期，创制满洲文字，严禁满汉通婚。其他种种设施，所以谋保持其民族性者良厚。然二百余年间，卒由政治上之征服者，变为文化上之被征服者。及其末叶，满洲人已无复能操满语者，其他习俗思想皆与汉人无异”。[28] 相比之下，蒙古人“犹自觉彼为蒙人而我为汉人。故蒙古人始终未尝为中华民族之一员也”。不过，梁启超认为蒙古人就像新疆的穆斯林和藏人一样，住在中国的境内。历史上的中国正是从这种多样性中获得了力量（一种中国式的多元文化主义），而汉文化的吸收能力最终证明了这一能力也可以同化异族。[29]

　　如果说梁启超倾向于将中华民族与汉族联系在一起，那么这种趋势在革命派中就更为清晰。这些大汉族主义言论多半是由反满而来的。其时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思想极具影响力，在中国（或大和Yamato、英格兰或雅利安人）“种族”的讨论司空见惯。虽然一些评论家将“种族”和“民族”这两个术语予以区分，但是二者在实践中往往混为一谈。[30]人们在讨论满人统治中国因何不能得到信任时，常常会引用《左传》中：“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这一句。[31]不管其中是否包含有种族、民族或是国家的差异，革命派经常把满人视为异类和劣等民族。

　　反满是革命派宣传的主题。在当时最具影响力的革命宣传手册之一的《革命军》里，邹容痛斥了“游牧溅族，贼满洲人”的“狼子野心”。他说，满人的统治剥夺了中国的主性、国性、种性和自立。邹容在讨论中国的“种族”时，他的分类非常值得注意。他将满洲人视为蒙古人之从部，又将蒙古人与突厥人看成是源于西伯利亚的种族。这些民族与中国人种显然是有区别的。在中国人种中，第一是汉族（等同于“中国人”），还有朝鲜人、泰国人、日本人、西藏人以及“其他东亚民族”。1903年《革命军》的出版在汉族民族主义的复活中是一个重要时刻。邹容为中国人想象了一个光明的未来，中国人古代向东亚邻国迁徙，近代又向东南亚和美洲移民，也许中国人很快会成为“20世纪世界的主人”。[32]

　　章炳麟在流亡日本期间成为革命报纸《民报》的编辑。该报曾发表了一系列鼓吹革命的宣传文章。以激进的反满言论著称的章炳麟梳理了中国历史，引用史书上对于中国北方边疆游牧部落的蔑称，作为反满之根据。[33]其时他发表的一篇重要的文章“中华民国解”，对我们了解他的民族主义思想有所帮助。他列举了革命者希望组成的共和国的决定因素，并考察了“中国”和“中华”的含义，指出中华“乃为一文化之族名”。正是文化界定了作为中国人之含义所在：“中国可以退为夷狄，夷狄可以进为中国，专以礼教为标准，而无有亲疏之别。”

　　随后，他谈到了关键的中国边界问题。“中国以先汉郡县为界，而其民谓之华民。若专以先汉郡县为界者，则蒙古、回部、西藏之域不隶职方，其经营诚宜稍后。”回到他的作为中国人的文化标准上，章炳麟指出，韩国和越南也有类似的习俗，并使用中国的书面语言，所以他们应该包括在中华民国之内，但是他承认，这些国家在政治上独立于中国（并由竞争对手日本和法国控制），因而这种想法不切实际。相比之下，除了藏传佛教外，西藏人、穆斯林和蒙古人与中国并没有共同的习俗。对此，章炳麟基本上同意让他们自决：“任其去来”。

　　那么，在原则上，由章炳麟的民族主义可以得出结论，清朝的边疆属地不是“中国”的一部分，应当由其决定自己的命运。章炳麟随后还列举了许多实际问题，提出了颇为不同的解决方法。相比越南和朝鲜（二者应该是中国的一部分，但落入外国帝国主义的控制中），尽管新疆、蒙古和西藏最初不是中国的一部分，但至少不属于其他任何国家。因此，如果他们能够适当地被同化的话，就可以被纳入到新的中华民国之中。他还解释了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但是在措辞上，章的言论未必对以上各族有多大的吸引力）。章炳麟说，新疆汉人众多，而穆斯林又非常聪颖，故可教之。“蒙古虽颛愚，以汉人数往贸易，亦渐能效其音声”。而欲汉化西藏人，必须始于语言，因为他们最为孤僻。因此，汉人殖民、贸易和文化同化是形成中华民族的途径。如此，则中华民国可保有清代边疆地区。[34]

　　以这样的思想主导革命队伍，辛亥革命在汉族民族主义的旗帜下爆发就不足为奇。中华民族基本上被认同为汉族，而革命是为了复兴汉族的辉煌，摆脱满洲的枷锁。武昌的革命政府一再发布声明，迎合内地十八省份人民的自治愿望，革命旗帜上的十八颗星星即指代中国内地的十八个省。[35] 在有革命领导人出席纪念黄帝的仪式上，庆祝了这种汉民族主义。当时播放的一首军歌里，有如下鼓舞人心的诗句：

　　兴汉兴汉，兴我大汉。

　　汉人好山河，岂容[ ]贼占。

　　同胞呵努力！努力向前战。

　　杀尽胡儿兴大汉。

　　兴汉兴汉，兴我大汉。

　　灭[ ]灭[ ]，灭此贼[ ]。

　　黄帝应有灵，助我将贼斩。[36]

　　在起义的第一周，革命刊物充满了报复满洲人和“种族革命”的话语。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口号：在武昌和其他几个城市（尤其是西安）的满城中，发生了对满洲人的大屠杀。[37]



　　辛亥革命和边疆



　　在汉人居住的中国内地，不断高涨的汉人民族主义因为满洲人对于帝国主义者的侵入抵抗不力而导致了一场“种族革命”，推翻了满洲人的统治。那么从外围的边疆地区来看，这又是一场什么样的革命呢？如上所述，清朝对于边疆民族地区的基本政策与对内地汉人区域的政策存在着系统性的差异。不过，随着时光流逝，这种区别逐渐变弱。在蒙古地区，越来越多的清代法典引入了蒙古法规中，到19世纪，蒙古地区实行的法律基本上与内地法律相同。[38] 在东北，清朝禁止汉人移民，以“保护满洲旧俗”，并防止“汉俗”浸染。清朝留出土地作为旗地，禁止卖给汉人。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非法汉人移民买下了大部分旗地，并且在原来的旗地建立起了如同在其故土华北平原的惯常的土地交易法律制度。[39] 到18世纪后期，东北和内蒙古部分地区的汉人移民数量已经相当多，以致除了八旗制度之外，清政府还在满洲和蒙古建立起了基于内地模式的县来管理汉人。[40] 在新疆，清政府用促进贸易来资助这个18世纪新并入国家的地区，汉族商人很快就将其习俗、文化和家族带到了西部的这个“新疆”。他们的居住地最初因服务清朝驻军而称为“满城”，但是到了19世纪40年代，随着帝国的“汉化”过程，这些“满城”就被俗称为“汉城”了。[41]

　　在清朝统治的前半段，商人贸易的发展与华北人口过剩而导致的移民是造成这些边疆地区逐渐同化的主要推动力。这不但与清朝政府鼓励实边的政策有关，也是因为清朝日益重视俄国横穿西伯利亚的扩张所带来的威胁。早在17世纪，清朝就资助耶稣会教士对边境地区进行过系统的舆图测绘，而这一行动可与其他早期现代国家标示其边界并管理边界内部人口的努力相媲美。[42]

　　19世纪，长城内外地区间的差异进一步缩小。汉人加快了向东北和内蒙古的迁徙，到19世纪末，汉人的人口在这些地区已经远远超出当地人的数量。在新疆，当19世纪中期穆斯林叛乱被汉人军队镇压后，许多汉族士兵作为军事移民留在了当地，这就加强了汉人在这里的势力。到1884年，俄国人在伊犁河流域日益增长的威胁导致清朝建立新疆行省，使之成为第一个完全并入内地行政体制的边疆地区。[43]

　　到19世纪末，帝国主义的威胁成为了中心-边疆关系中的最为复杂的因素。对清朝在东亚霸权的挑战自然始于边疆地区，这一过程与地中海地区的奥斯曼帝国所经历的过程是相似的。在清朝世界秩序的外围是清朝的朝贡国：这些视满洲皇帝为天子的国家定期朝贡，以换取皇帝对其统治者权力的认可。[44] 而这些国家最先脱离或是落入其他大国的控制，例如越南被纳入法属印度支那，琉球群岛和朝鲜为日本帝国控制，最终并入日本。随后，内缘又受到威胁。1895年，近海的台湾岛落入日本之手。在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后，两个大国签署协议，承认俄国在蒙古和东北的北部（中东铁路在那里与跨西伯利亚铁路相连通往符拉迪沃斯托克）的主要利益，而日本则宣称东北的南部和相邻的内蒙古部分是其势力范围。由于担心俄国在北面控制中亚，英国因而寻求在西藏获得更大影响以保护英国在印度的地位。1903-1904年，荣赫鹏的远征军被派往拉萨，对清朝在那里的主权形成了严重的军事挑战。[45]

　　清朝的反应可想而知：它试图加强中央政府对外围的控制权。但这种行为从根本上对内地通过省、县行政机构进行直接统治和边疆通过民族精英实行间接统治二者之间已经确定起来的差异形成了挑战。如上所述，新疆在1884年建省。为了遏制俄国和日本在东北的阴谋，1907年，清朝又设立了新的东三省总督府，并任命了东三省巡抚；汉族官员在这里竭力推行了积极的经济、政治和军事现代化计划。[46] 因此，清朝的故土不再是一个特殊地域，而是被整合进了内地的行政体制中。也有人建议清朝在蒙古和西藏建省，但是清朝并不准备在这些地方过快地做出类似变动。不过，清廷确实在汉族农民人口众多的内蒙古一些地方建立起了一些新的县。[47]

　　此时，清朝禁止汉人向这些边疆地区进行移民的命令已经完全失败。和以前试图阻止汉人移民边疆完全相反，此时的清廷则积极鼓励汉人移民。清廷对蒙古的土地和资源进行了调查，并建立政府机构来促进移民。同时，清廷还废除了禁止汉人和蒙古人通婚的法律。虽然多数汉族移民去了东北和内蒙古，但是，在清末的外蒙古也有大量的汉族农业移民。这些新来者并不怎么尊重当地的居民。用一位到外蒙古的英国游客的话来说：“汉人的优越感是非常明显的，好像他们希望让所有的人都知道，他们才是主导民族。俄国人和蒙古人几乎亲如兄弟，但是中国游人对待俄国人几乎和对待可怜的蒙古人一样缺乏善意。” [48]

　　在清朝统治的最后几年，清朝政府将其新政改革也推向了边疆地区。最引人关注的努力发生在外蒙古的乌兰巴托。满洲官员在那里建立了一个新兵训练机构，作为边疆地区蒙古军队的基础。清朝还在这里建立起了警察培训、公共卫生、商贸、农业、经济发展和对外关系的机构。另外，和清朝改良的现代化进程相同，还建立起了一所教育新的蒙古族精英的学校。但是，由于费用高昂，遭致了当地人的不满。此外，乌兰巴托保守的宗教机构也并不完全欢迎这些外来的干扰。藏传佛教僧人和汉族商人及政府机构之间的冲突成为紧张局势的重要源头。[49]

　　在西藏，冲突更为明显。很多问题因1903-1904年的英国入侵并占领拉萨、达赖喇嘛逃往蒙古以及清廷解除达赖喇嘛的称号而引起。英国入侵引发清朝的激烈反应；其最初的反应重点是建立起了对位于四川省和中部藏区之间的大片藏族地区（西康）的直接控制。清政府的政策尤其针对当地的宗教机构：法令限制僧人人数，拒不服从的寺庙遭到破坏，以前居民供奉给寺庙的礼物现在要求作为税收交给国家。同时，在拉萨建起一所汉语学校和军事学堂，并计划修建道路和电报线路以使西藏和内地的联系更为紧密。达赖喇嘛试图从任何可能的地区寻求援救，首先是请求俄国援助；遭拒绝后，又寻求与清朝和解；1909年，达赖喇嘛最终返回拉萨。他刚抵达拉萨，清朝就派遣一支大军对其加以控制，他遂即逃往印度。达赖喇嘛在那里企图争取英国作为调停者同清朝进行谈判，以建立新的关系。[50]

　　在蒙古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因为新政改革的侵扰，致使蒙古人甚至在辛亥革命之前就想独立。如同西藏，这一次宗教领袖起了重要的作用，同时也寻求外部力量来帮助蒙古实现自治的愿望。当时，内外蒙古不同群体的领袖聚集在蒙古人的宗教领袖“活佛”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那里，并于1911年7月派代表团到圣彼得堡寻求俄国的支持。他们在向沙皇提出的请愿书中强调了藏传佛教对蒙古人的重要性，提出他们“以前遵从于满洲大汗，因为他们（满洲人）敬仰佛教并传播佛的庇佑”。“但近年来，中国（原文如此）的高层官员已经非常强大，并开始干涉我们的事务。最糟糕的是他们打着‘新政’的旗号，占领土地用以开垦，破坏了我们的旧俗。”蒙古人的抱怨主要是针对“新政”改革和不断增加的汉族移民，而感觉到其宗教遭到威胁则是一个重要的推动因素。因此，他们呼吁俄国人给予支持：“正如我们所知，在国际先例中，任何弱小国家都可以依赖强大的国家实现独立。”[51]

　　如前所述，辛亥革命爆发之前，西藏和蒙古都已经准备宣称独立。其他边疆地区的情况则有所不同。东北三省那时大多由汉人占据。在新疆，由于18世纪以来清帝一直鼓励贸易和汉人移民以发展边疆经济，所以“汉化”的过程一直都未中断。也许更重要的是，这些地区也是完全融入中国行省和地方行政机构的地区。但在西藏和蒙古，世袭贵族和经济实力丰厚并拥有广泛支持的寺院，以及其中具有强大势力的黄教机构为那些想要建立新国家的人们提供了相对的有利条件。西藏的达赖喇嘛和蒙古的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成为了新政体的领袖和号召点。

　　在西藏，辛亥革命起初引发了部分清军反抗清朝驻藏大臣的兵变，随后，西藏人成功地将中国军队驱逐出去，而这些中国军队也并不情愿待在这个遥远且环境恶劣的边防哨所。流亡归来的达赖喇嘛宣布以前那种维系和满洲皇帝的供施关系终结，西藏从此将独立。尽管在整个民国期间，西康地区的汉人和藏人不断发生小规模的冲突，但是中部藏区事实上建立了独立的政体，并一直持续到1950年。[52] 在蒙古，当武昌起义的消息传到乌兰巴托之后，独立运动领袖宣布博格达·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为蒙古国大汗。他们的立场非常明确：蒙古从属于清朝，如今是中国人起来反抗清朝，蒙古应恢复其独立地位。正如一群贵族所言：“最初蒙古并非中国一部分，但是因为一开始追随了清王室，故极感王室之恩。而蒙古与中国之间完全没有联系。如今清廷遭到摧毁，蒙古与中国并没有天然的联系，所以蒙古应该独立。”[53] 另一部分人的说法更接近现代国家的自决：“我们蒙古人拥有同中国人不同的习俗、语言和文学作品。我们蒙古和中国的文化差距就像天、地的距离那样大。”[54] 当中国革命军反满暴力行动的消息传到蒙古时，蒙古领袖更加确定在汉人控制的中华民国中并没有蒙古的位置。[55] 此时蒙古的新议会发誓要“保护我们的种族，保护我们的宗教，还要保护我们的领土完整”。[56]

　　对中华民国的阐释

　　中华民国的建立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关键转折点。新的共和国将如何对待企图建立独立国家的西藏和蒙古呢？已经有人指出，各国边界的调整往往发生于其历史初期，一旦调整后，边界将会非常稳定。[57] 我们已经看到了梁启超和章炳麟这样杰出的知识分子对蒙古、西藏和回部是否应并入中国提出了质疑。在我看来，民国最初几年的一个关键问题是，为什么清以来的中华民族领袖没有作出像奥斯曼帝国崩溃时的土耳其领导人阿塔图尔克（Atatürk）[4]那样的选择？在对土耳其民族主义进行基本阐述的“国民章程”（Misak-i Milli, or National Pact）中，称“由多数的奥斯曼穆斯林占据的地区（宗教、种族和目标一致）已经形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但是由多数的阿拉伯人占据、并处在外国占领下的地区的命运应由其公民决定。”另一个类似的脱离权给予了1878年割让给俄国的一些奥斯曼省份，后来布尔什维克给予这些省份和西色雷斯（western Thrace）自治。[58] 因此，问题就成为：为什么领导辛亥革命的汉人没有将国家建设的目标集中在文化（相对）相同的内地汉人区，而给予以前的清朝边疆地区具有独特族群特性的民族以公民自决权？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的爆发，是在汉人“民族自决”的名义下进行的，当时革命旗帜上的十八颗星代表着内地十八行省。不过，在几周之内，由于前君主立宪派和军官加入了革命阵营，关于未来共和国由汉、满、蒙、藏、回五个主要民族组成的新愿望占据了优势。[59] 其实，在民国时期最初几个月，有关这一问题的争论还在继续，出现了大中国主义和本部中国立场间的措辞之争。[60] 后一观点的支持者基本上主张阿塔图尔克的解决方案：保持内地，但“将其余地区置于可有可无之类”。立宪派的盛先觉说：“闻民党中有宁弃藩属而求本部独立之说，私意极不为然，今之归国，实为谋统制蒙，藏，回之故。”[61] 1912年初，一篇文章总结了这一论争（必须指出，这是由一个大中国的倡导者所写的），其中以如下话语阐释了内地核心的观点：“国虽分五大民族，其实有国家之思想，具政治之知识者，厥惟汉族。满、回已瞠乎，其后，蒙古、西藏狉狉獉獉，混沌朴塞，更不知国家政治为何物。” [62] 本部中国的支持者承认列强觊觎边疆地区，但认为他们可能会获得列强不进行干涉的保证，坚持边疆民族的真正独立。有人认为，这样中国就能够避免边疆冲突会削弱年轻的共和国。

　　不过，在民国初年进行的公众论战中，主张本部中国论的人显然是少数。一份外国报纸称，口径一致的立足民族主义的新闻界提供了“让头脑发热的爱国者宣泄情绪的安全阀”，[63]而这些爱国者容易接受扩大了的中华民族概念。日本人则经常被指责为支持本部中国的立场，以推进其自身在中国东北的计划的实行。据说这些日本人当中也包括孙中山的一个助手。[64] 中国人里什么人支持这种立场则并不清楚，大概一些团结在十八星旗下的汉族民族主义者支持建立一个本部中国的国家。一份外国报纸称，“一个高级汉族官员”认为损失蒙古只意味着“少了一个累赘”，这种看法基本上支持了本部中国的立场。[65]此外，中国新闻界经常感叹民众对于蒙古独立缺乏强烈抗议，暗示着许多人并不认为这是个重大损失。[66] 倒是有一些商人更希望政府少把他们的税收用到这些遥远的边疆地区，而多用于内地的发展。尽管如此，还是很难发现强烈支持民国应限于内地的言论。不过，与这次确实发生过的论战相比，本部中国论的阐释并不太重要。因为我们真正需要理解的，是如何看待当时占据主流的立场：大中国的观点。

　　1912年元旦，在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就职演说中，孙中山阐明了建国的基本原则：新政体将是五族共和，清朝领土上的所有民族都包括在内：“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67] 六周后，清帝退位，公告希望和平和“仍合满、蒙、汉、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68] 传统的说法称这种新理想为“五族一家”，这反映在了中华民国的新的五色国旗，五种颜色代表五个主要族群。[69] 民国最初几年，杰出的政治家、文人和军方领导人组成了一些新的协会，来促进民族和谐和国家统一：共和统一会、中华民国大同会、五族国民合进会等等。五族国民合进会甚至提出各民族血脉相连，在中国古代拥有共同的祖先，看起来他们非常想要树立起一个不只包括汉人在内的族群血统观念。[70]

　　这种新的民族团结说法尚不能完全取代汉族复兴和反满“种族革命”的话语。1911年11月初，在《民立报》的头版社论中，称“今我汉爱国男儿一德一心驱除清朝共建民国。天下克复过半而伪京已破满酋潜逃，复九世之仇雪百年之耻将见…… 彼满洲人种屠害我族者二百余年，故与彼为寇仇誓在必报先民之恨。是亦人道之当然公里所必许也。将来大仇既报共和成立，则亦必合回臧蒙满为一国，权利平等永无贼害”。[71] 排满仍被看作是革命的第一阶段，但是提倡这一说法的人们没有认识到这种报复行为肯定会导致以后团结各族的努力复杂化。另一篇文章解释说，这是一场种族革命，仅仅是因为政府由满人控制，有必要推翻少数的满洲人统治。但几行之后，作者又称“少数劣等民族断不能统治多数优越民族。”[72] 在革命阵营中，汉人的优越性是不可动摇的。在一篇直接写给满洲旗人的文章中，作者谈到“这是一场政治革命，而非种族革命”，其观点虽然并无异常，但是也出现了“国家之半已为大汉拥有”这样的夸耀话语。它承诺一旦民国建立，汉人对于各族将“一视同仁”，使用了清朝对其臣民惯用的话语。毫无疑问，这种言论表明在新的共和国中，将是汉人掌管一切。[73]

　　新的中华民国会如何创立，其领导人又将如何对待边疆民族，这些问题在其与蒙古人的关系中最容易得到验证，因为“蒙古问题”是民国初年最常讨论的焦点问题。对于蒙古人（就像对所有其他民族一样），民国最初承诺给予自由和平等对待。1912年，民国政府向东北的一个蒙古地区派遣了一个代表，解释何谓共和国以及领导共和国的总统的含义。根据一份极为简单的白话汉语记录（也许是这种语言适用于“愚蒙”），这个代表说总统因其才、德而被民众选举产生。再则根据种族平等的原则，如果蒙古人中有合乎资格之人，他也可以成为总统。[74] 问题在于蒙古地区最具影响力的人物是蒙古王公，他们非常现实地认识到，蒙古人是难以被推选为总统的。同时，这种平等也威胁到了他们通过特权取得的土地以及他们从清朝政府那里获得的收入。为了保护他们的自身利益，北京的一群蒙古王公和喇嘛组织了一个蒙古联合会，于1912年春天晋见了新总统袁世凯，要求保护蒙古王公的土地权，而且不改变他们从清朝那里获得的收入。总体上，袁世凯及其保守派倾向于保留蒙古王公的一些特权，这显然是为了将它们收拢在新共和国中。但是更为激进的国民党则普遍对此表示反对。清朝政府能够给予边疆族群精英们津贴和贵族特权，这与民国法律之下的公民平等相比，自然更具优势。所以民国政府试图通过承认这些王公在地方上的政治权威、授予他们官衔并在礼仪上对其加以尊重等来绕过这一问题。这是民国延续清朝帝国诸多制度中的一种。但对于新的共和政体而言，这一问题也经常成为一个争论的源头。[75]

　　对于那些可以看到中国报刊舆论的蒙古精英而言，民国承诺的公民平等并不具说服力。在多数有关蒙古问题的公论中，“愚蒙”之谓极为常见，已经成为一个习以为常的浑名。[76] 新共和国的世俗现代主义者们公然敌视蒙古（以及西藏）那些很有势力的喇嘛，而边疆地区推选宗教领袖来管理其政府的事实只会证明革命者的观点，即这些地方过于沉浸在迷信之中，并不足备进行民族自决。[77]

　　在所有有关中华民国都应包括哪些民族的讨论中，很少有文章能说明中国五“族”如何可以构成一个中华民国。“五族一家”的说法虽无休止地重复，但是没有人真正想去说明他们为什么构成了一家；也没有人能够阐明他们为什么构成了一个民族，更没有人阐明藏族和蒙古族对此是否满意。主导公共舆论的观点则更为务实并带有教导意义，其中最突出的有两个主题：（1）边疆的损失会导致内地分裂；（2）蒙、藏过于软弱落后，无力抵御外来控制，故应在中国的领导下实现同化和现代化。

　　在1911年春天（即革命还未爆发时），革命报纸《民立报》的一篇文章中，对第一种论点进行了简明扼要的介绍：

　　至于蒙回藏入我版图既久，同为中国之屏藩者也。蒙古失则黄河以北不能保全，回疆失则关中不能高枕，西藏失则西南各省不能安席。吾人而欲保守中国本部及东三省之土地，尤当以保守蒙回藏为先务。且蒙回藏之种族宗教风俗与我绝异。使非先与以国家之观念晓以种族之关系，一旦国中倾倒政府以建设新国，而蒙回藏之人或有叛离吾国而归顺外人者。[78]

　　将边疆地区视为屏藩（或藩篱）的观念很普遍，与清朝的用法一样。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地区被视为内地防范外来威胁的缓冲地带。[79] 这种观念从根本上反映出，在新的共和国中，边疆民族的地位是次要的和辅助的：他们的作用是保护中国腹地。

　　无庸而言，这种态度否认了蒙、藏有资格组建自己民族的国家。世界现代史在讲述历史的大框架（metanarrative）中，往往视单一民族为建立国家的积极主体（active subject），叙述了民族构建的历史以及民族意识在全球的兴起，并把民族国家看成是现代史上的主体。[80] 中国的知识分子和政治家很容易在这种叙事内来定位其祖国的历史。他们看到中国为了建立一个强大、繁荣和独立的国家，正在努力摆脱清朝的枷锁，获取新的民族意识和爱国主义，抵御帝国主义的威胁。但是，他们似乎无法想象蒙、藏民族也可能想经历类似同样的过程。

　　当蒙古宣布独立，并向汉人宣称他们已经“尊称博格达为汗，我们的国家称为‘蒙古’”[81] 时，民国新总统袁世凯在致库伦活佛之书中无论在语气还是在内容上都明显居高临下：

　　贵喇嘛慈爱群生，宅心公博，用特详述利害，以免误会。各洲独立之国，必其人民、财富、兵力、政治皆能自主，乃可成一国，而不为人所吞噬。蒙古地面虽广，人数过少。合各蒙计之，尚不如内地一小省之数。以蒙民生计窘迫，财富所入至微，外蒙壮丁，日求一饱，尚不可得。今乃欲责令出设官养兵购械诸费，不背叛则填沟壑，何所取给？……各部箭丁，只知骑射，刀矛尚不能备，何论於炮？议攻占必无可恃。政治则沿贵族之制，行政司法，以较各洲强国，万无可企，更难自立。[82]

　　鉴于这种边疆民族发展落后、且其一向处于从属地位的观点，中国人对此的解决方案历来一致：应当鼓励、加快并组织自清朝后期即已开始的汉人向蒙古与新疆的移民，并在该地区发展农业。在民国初年讨论有关“蒙古问题”和边疆事务的文章中，这是一个不变的主题。[83] 但这些文章很少承认这一事实，即汉族移民才是驱使蒙古想要独立的最主要的因素。开发边疆地区、传播中国文化和教育并建立起边疆与内地更紧密的联系，最好的办法是移民汉人。这样做的同时也能为边疆政权有能力抵御外来入侵提供财政基础。而当这些政策的代理人遇到当地的阻力时，他们就将此典型地归结为“愚蒙无知”。[84]

　　帝国主义在边疆

　　中国人怀疑蒙古和西藏是否有能力进行民族独立的潜在背景是，他们认定蒙古和西藏想要寻求解放是受外国势力的操纵，而这并不完全是中国的凭空想象。事实是，在运作独立的过程中，蒙古向圣彼得堡派遣了代表，呼吁俄国予以支持；1911年，达赖喇嘛也曾在印度寻求英帝国当局给予帮助。在辛亥革命后与中国的谈判中，蒙古和西藏都要求他们的外国保护者从中调停。[85] 蒙古人最初见到沙皇时，他们曾将自己描述为一个“弱小民族”，需要更强大的俄国的援助。我们必须认识到，蒙古和西藏的封建统治性质，以及二者的新政府（尤其是西藏）从根本上还具有政教合一的性质。这意味着事实上在这些地区还缺乏与现代国家相关的行政结构。由于这些原因，中国人怀疑蒙古和西藏易于为帝国主义操纵并非完全没有根据。

　　怀疑英国和俄国的帝国主义野心也有充分的根据。英国曾经派遣过军队远征并占领了西藏拉萨。俄国在乌兰巴托保持了小规模的军事实力。1911年俄国对中国的政策尤具侵略性。这是因为1881年为解决新疆伊犁地区的危机而签署的中俄《伊犁条约》，到1911年已经到期需要续约。春天，俄国人向中国提出了具有战争威胁的最后通牒，要求中国在清朝帝国北部边界和俄国控制的中东铁路方面做出商业和其他让步。用清朝军部大臣的话说，“俄国的所有措施都是意在将蒙古从我们这里分出去”。[86] 当时俄国在乌兰巴托的地位举足轻重，以致中国新闻界只能通过俄国驻北京外交官来获得有关蒙古的消息，因此中国方面担心蒙古的独立运动受外国操纵是完全可以理解的。[87]

　　1912年11月，随着俄-蒙签署保证蒙古自治权的协议，这种担心达到顶峰。根据七月份的秘密但却广为流传的《日俄密约》（Russo-Japanese Entente），日俄两国确立了各自在东北和蒙古的势力范围。[88] 在俄蒙协议中，俄国承认了蒙古的“自治”，承诺帮助蒙古防止中国军队或移民进入蒙古地区；作为回报，俄国在这一地区得到大量的商业利益。[89] 对此，中国给予了迅速且愤怒的反应。全国军政人士立即在报纸上发表强硬的议论，呼吁民国政府采取军事行动。在国会选举中很快要获胜的国民党中的民族主义者们尤为直言不讳，给袁世凯总统施加了很大的压力。[90]

　　在公共舆论对俄蒙协议的哗然中，尤为值得注意的是，任何有关蒙古人的意愿甚至对蒙古在新共和国中地位的讨论都完全消失了。当时的问题完全是俄国对中国事务的干涉。正如一篇文章所说，“这不是内部事务，而是对外”，中国面临着帝国主义分裂国家的威胁。[91] 为了保卫新的共和国，使国家免受分裂，人们纷纷展开反帝的宣传动员，这就压制了“谁应成为国家一部分”的讨论。由于蒙古与俄国行动一致，蒙古人遂被认为无权独立代表自己的国家，于是这也不再是中国内部边疆问题的辩论主题。至此，讨论全集中到对俄国的抵制。

　　但是俄蒙协议使问题进一步复杂化。虽然该协议支持蒙古自治，但协议本身并没有具体说明自治后蒙古的边界。这并非纯属偶然，因为包括内蒙古的激进主义分子在内的乌兰巴托的蒙古人坚持建立一个大蒙古国。这个大蒙古国的国土即是清朝统治下的蒙古人居住地。不过，俄国人的兴趣主要在外蒙古，而且他们已经承认日本享有与东北接壤的内蒙古地区的特权。日俄的妥协导致边界未定，很快大蒙古民族主义者就开始支持对居住在内蒙古的汉人发动袭击。[92] 在多数受到冲击的地区，汉族人口都占绝大多数，一些地区甚至占到95%。[93] 因此，这些蒙古人的袭击被看成是对中国领土的叛乱性攻击。因为蒙古人被视作俄国人的走卒，所以，发生在边疆地区的侵扰只会加剧中国人担心失去蒙古会危及中国北方的担心。[94]

　　同样，在西藏边疆也存在同样的问题。在现代的中国西藏问题中，一直存在的困难之一是划定西藏边界。尤其是中国人拒绝拉萨当局（今天达兰萨拉的西藏流亡政府）所声称的要建立起一个包括四川东部康区和青海藏人地区在内的“大藏区”。1912年西藏宣布独立后不久，拉萨当局就派军队去进攻处在争议地区的中国哨所。1914年，中国政府、藏人和英国人试图通过谈判决定西藏的新地位，在谈判中，中国政府愿意给予达赖喇嘛在外藏（或中藏，依人观点而定）的完全自治权，但协定最终并未决定西藏的地域范围。[95]

　　在内地和外围民族之间的交界地带，尤其是东北、内蒙古和新疆，由于清代汉族人口翻了三番而导致的人口爆炸，驱使汉族人如潮水般不可阻挡地向这些交界地带移民。结果是各族犬牙交错，与其他任何前帝国的民族交界地的情形别无二致。欧洲帝国（以及后来的后社会主义国家）的崩溃过程已经证明，在这些地方给新的国家划界最为困难。从国家中心的角度看，避免冲突（无论是国内冲突还是国际冲突）的最好方式是按照帝国的边界来划界。清朝的有利条件是，其边界线已经通过条约确定，尤其是与俄国确定了北方的边界线。因此，这些边界线显然比边疆内部各族群间的交界线更为清晰。当清末的教育改革将地理引入课程中时，这些边界线被编入教科书中予以公布。结果是，日趋兴起的中国公民也许不知道“中国人”之所指（或是蒙古人和西藏人因何也是中国人），但确实知道蒙古和西藏是中国的领土。[96]

　　最后，在中国是怎样保持帝国边界这个问题上，具有悖论意味的是列强的对华政策以及由此而引起的民族主义情结。正如我们所指，民国初年的中国政论人士并没有清晰地指出什么样的民族应该纳入到新的中华民族之中。引人注意的是，他们一致认为，必须将边疆地区作为防护屏藩，以保卫内地不受分裂。担心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是压倒一切的理由。毫无疑问，这种威胁是真实存在的。日本已经占领了台湾和朝鲜，并占据了旅大以及沿南满铁路一带的矿藏；俄国则企图在其已经占据的沿中东铁路的北满和蒙古一带扩大它的特殊地位；同时英国也要求将西藏自治（在保持中国主权的情况下）作为承认新共和国的条件；[97] 其他外国势力也在划分“势力范围”。但确实还有一些国家，尤其是英国、美国和德国相信维持中国领土完整将最有利于其经济利益。例如海约翰（John Hay）在清末提出的“门户开放”，就是想寻求各国承认清帝国的领土完整。当时的中华民国自己也的确提出，作为清朝的继承者，愿意履行前朝的债务和条约义务。[98] 因此，美国国务卿菲兰德·诺克斯（Philander Knox）在清朝皇帝退位前夕称，“对于美国政府来讲，有一点是相当清楚的，即是迄今所有列强都一致同意，他们不仅不会支持独立行动和干涉中国的内部事务，且其行动要完全符合双方的约定，并会尊重中国的完整和主权。”[99]

　　这并非是夸夸其谈，也不是一厢情愿的想法。即使是卷入中国边疆地区的独立运动程度最深的国家，如俄国在蒙古，英国在西藏，最终也支持这些方案，即承认中国的主权，但同时支持西藏和蒙古拥有一定形式的自治。[100] 就尊重中国在清朝边界内的领土完整而达成的共识，只被破坏过一次。这就是布尔什维克革命后，苏联面对白俄军队在蒙古的活动，支持蒙古共产党在外蒙古发动革命，自此以后，外蒙古永久脱离了中国。否则，中华民国的领土就能保持完整，因为中华民国愿意承担清朝的金融和条约义务，这为其赢得了国际上对其在清朝边界内主权的承认。

　　因此，当中华民国由一个帝国转变成民族国家时，国际环境对中国最终保持其领土完整方面可能具有决定意义。在前清帝国的边疆一带，列强并未推动这些地区的民族自决。相比之下，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前哈布斯堡王朝和奥斯曼帝国所属东欧和巴尔干地区发生的民族觉醒运动中，民族自决获得了《凡尔赛条约》的认可。同时，列强的帝国主义行径在汉人中激发起了新的民族主义，中国要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发展国家的经济、政治和军事，并不能再忍受清朝所曾遭受过的屈辱。如果新的中华民国要克服并扭转清朝的衰弱，那么民国政府将很难接受小于清朝疆域的国土。因此，虽然帝国主义的威胁确实足以激发起中国人声称拥有清朝领土的民族主义情绪，但这种威胁并不足以真正导致清朝帝国的瓦解。


　　注释：略

　　来源: 《民族社会学通讯》；译者：贾建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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