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树凯：华国锋与九号院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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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所谓九号院“建立”，是在国家机关的意义上，即成立了九号院里的中央农村工作机构。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第一次政治局会议上，中共中央主席兼国务院总理华国锋亲自主导组建国家农委。九号院里的领导们常说：“我们农委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产物。”

　　 一 、院落格局沿革

　　 作为建筑群落的九号院，始建于明代后期，是一户皇帝外戚的住所。明朝覆灭时，院落已经有相当规模。

　　 九号院基本格局形成，是在清朝进入北京后的礼亲王时代。作为努尔哈赤次子，代善在清朝立国中功勋卓著，1636年被封为礼亲王，成为八大“铁帽子王”之首。所谓“铁帽子王”，是指亲王爵位可以为后人继承，即“世袭罔替”。清朝入关后，代善的礼亲王府属最早建立的王府，规模大于多尔衮的睿亲王府。按照清朝规制，王府建筑有既定要求，相当于现在所说的官员住房标准。据资料记载，礼亲王府是完整的“三路五进”建筑，有房480间。按“三路五进”推算，王府内应有东中西三路院落各5个，也就是说15个院落，此外，还有后花园。老北京俗语称“礼王的房，豫王的墙”，意为礼王府以房屋多而著名。

　　 民国时期，九号院继续为礼亲王后人所用，院落的南部曾经租给华北大学作为校舍。新中国建立后，九号院一直是内务部办公地。文革后期，因为这里距离中南海很近，为国务院办公厅的部分机构所使用。1982年夏，本人进入九号院时，院里的国家农委刚刚撤销，代之以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这时的九号院成为文物保护单位，风貌与当初已经大异其趣，但基本格局犹在。置身其中，诸多景物常引发院落中人的思古幽情。

　　 1979年冬国家农委迁入九号院时，九号院里实际上可以分为三个部分。

　　 九号院北部，有三个独立院落，是当时三位中央领导人的家庭住所，其中最大的一个，为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居住。华国锋从党中央主席降为副主席后，就是住进了李先念的这个院落。在华国锋住所的西边，是副总理姚依林的住所。中共十三大上姚依林成为政治局常委，依然在这里居住。1994年姚依林去世，这个院落经过大约半年装修，随后政治局常委宋平迁入。那时，我还在九号院办公，因为这个院落与我办公的二号院是前后院，装修期间，我闲来无事，时常进去看看装修进度。这个院落的西边，是国务委员张劲夫的住所。张劲夫与农村改革也有特殊渊源，在担任国务委员之前，他接替万里担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在包产到户问题上另有一些突出表现。

　　 九号院东部，属于当时国家经委办公地。国家经委是工业经济运行管理部门，与西部的农委正好构成中国工业农业的完整管理机构。属于经委系统的国家进出口委员会也在这里，江泽民担任进出口委员会副主任时就在这里办公。朱镕基那时在经委，先后担任处长、局长和副主任，经委撤销时调任上海市长。当时，我们单位把我住的一个两居室，调换给经委办公厅的一位年轻人，在办理房屋交接的过程中，知道这个年轻人正在代理经委副主任朱镕基的秘书。

　　 九号院西部，属于国家农委办公地。这部分包括：两个独立院落，即我们通常所说的一号院和二号院，主要由领导人使用；一栋三层办公楼（我们称为小灰楼），主要是一般工作人员使用；南侧一些平房，主要是车队、餐厅等后勤部门使用。现在我们所说的九号院机构，特指1979年到1989年之间这里负责农村工作的中央机关。

　　 二、领导班子

　　 九号院机构的建立与华国锋关系密切。其一，1978年12月下旬，华国锋主持政治局会议，决定成立国家农业委员会；其二，国家农委的领导班子，是华国锋直接主导组成的，特别是直接提名了一二把手；其三，国家农委成立初期的工作，具体说是成立第一年的工作，可以说忠实地贯彻了华国锋的政策思路。


　　 一九七九年二月成立的国家农业委员会，是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重要产物。三中全会的议程主题是关于农业发展，会议原则通过了两个农业的重要文件，即《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和《人民公社条例（草案）》。会议结束第三天，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华国锋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成立国家农业委员会。这个机构的职责是，代表中央统领农口有关部门，用当时内部传达的话来说，“凡是8亿农民的事情，都要经过这个机构”。当时中国面临的最严峻挑战是，10亿人口8亿农民，农业萧条，大量人口不得温饱。王任重从陕西省委第一书记进京，担任副总理分管农业，并兼任国家农业委员会主任，负责机构组建。1979年2月，国家农委正式挂牌。王任重第一个进入九号院办公。初期，国家农委工作人员大部分都在和平里农林部大楼办公。后来，随着国务院办公厅有关部门从九号院迁回中南海，农委的工作人员也都进入九号院。

　　 华国锋执政后高度重视农业，这是至今都被领导层公认的。他认为，当时中国经济的首要工作是发展农业，他选择了王任重来执掌中国农业的大局。王任重进京前，刚刚从省委第二书记担任省委第一书记半个月，而他担任省委第二书记也只有八个月，此前，他是陕西省农科院的副院长。

　　 但是，在很多老干部看来，王任重的提拔并不算突兀异常。建国之初，王任重协助李先念治理湖北，32岁担任副省长，37岁担任省委第一书记，文革初成为中南局第一书记。中南局管辖湖北、湖南、河南、广东、广西等五省区。那时，王任重是中国政治舞台上的青年才俊，很受毛泽东赏识。在那时的地方大员中，王任重以善于读书、富有文采而著称。文革中，王任重受到冲击，直至被关押，蛰居陕西数年，文革结束才被启用。九号院里的一些老同志说，王任重曾是华国锋的多年上级，两个人关系良好。因此，在一般人看来，这是华国锋提拔重用王任重。但是这并不过分，无论从政坛资望，还是个人信任，都是顺理成章的。还有老同志说，胡耀邦与王任重关系良好。1977年末，胡耀邦担任组织部长后，王任重曾安排儿子找胡耀邦。王任重平反和逐步恢复工作，胡耀邦从中积极推动。同时，邓小平对于启用王任重担任副总理，也是积极赞成的。抗战期间，王任重属于邓小平部下。

　　 作为国务院副总理，王任重不能把很多精力用于农委，按照中央领导人兼任部门负责人的通常做法，国家农委还需要一位主持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同时是农委党组书记。因为农委需要协调统领农口各部门，即农业部、林业部、农机部、农垦部、水利部、气象局等，这位农委第一副主任需要有较高资历。很快，这个人选确定了，就是张平化。

　　 张平化也是与华国锋有特殊渊源的人。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张平化长期担任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华国锋先是湘潭地委书记，后来担任省委书记处书记。可以说，张平化也提携过华国锋。文革结束后，华国锋成为国家最高领导人，把张平化调来担任中宣部长。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因为“真理标准”讨论等问题，张平化受到批评，离开中宣部而到中央党校担任常务副校长。张平化到中央党校只有一个月，旋即调任国家农委第一副主任。1980年1月20日，在农委党组民主生活会上，张平化总结到农委一年的工作，曾经谈到他为什么要到农委来。张平化说，离开中宣部到中央党校担任主持工作的副校长，他并不愿意，因为不想继续做意识形态方面工作，而愿意做比较实在的农业工作。为此，张平化给华国锋写了信，也找了王任重面谈，于是来到农委。

　　 与王任重一起来到农委的，还有李瑞山。李瑞山在农委副主任中排名第二。从建国初期到文革前，李瑞山长期在湖南工作。当华国锋担任湘潭地委书记的时候，李瑞山是常德地委书记，后来两人都进了省级班子，都是省委书记处书记。那时，湖南省委第一书记是张平化。文革初期，李瑞山从湖南调任陕西，担任陕西省委第一书记长达十年。1978年，王任重先是在李瑞山之下担任省委第二书记，半年多后李瑞山调回北京等待任用，王任重继任省委第一书记。李瑞山在文革中执掌陕西，文革后自然多有争议，调回北京后新去处尚未落实时，王任重升迁回京，以副总理执掌农委，李瑞山随即加入。我在九号院工作时，听熟悉李瑞山的人说，当年王任重落魄时在陕西，李瑞山曾给予很多关照。

　　 同时到任的副主任还有杜润生，在农委副主任中排名第三。杜润生晚年接受媒体访问时说，他是被王任重动员来农委的。王任重受命组建国家农委，想到了杜润生，找杜润生谈话，希望他进入农委。当时，杜润生正在中国科学院担任秘书长。杜润生自己解释，王任重所以找他来农委，原因有两个：一个是杜润生对农村工作比较熟悉，五十年代曾任中央农村工作部秘书长；一个是从个人关系来说，王任重对他也比较熟悉，因为建国初期曾共同在中南局工作过，彼此比较了解。在农委的副主任中杜润生虽然排名不高，但是实际负担的工作是最多的。

　　 农委还有两位副主任。一位是张秀山，一位是何康。张秀山到农委，应该属于老同志在政治上平反、安排工作性质。他是刘志丹、高岗、习仲勋等创建陕北根据地的领导人之一，建国初期担任东北局第二书记，高岗事件后作为高岗的五虎上将之首受到处分，先是在辽宁一个农场当副场长，后来是沈阳农学院副院长。1978年初，他被安排到中央党校学习，年末学习结束时，中央决定他留在北京工作。张秀山在晚年的回忆录中说：“我根据多年来从事农业工作的情况，希望到农业部门工作”。于是，来到新组建的国家农委，分管林业、农垦和知青工作。

　　 何康是排名最后的副主任，是时任农业部副部长，担任农委副主任后仍然兼任农业部副部长。在担任农业部副部长之前，何康长期担任位于海南的华南热带作物研究院院长。没有信息显示他和王任重有较深的个人渊缘。他能进入农委班子，很可能是王任重从农委班子的结构合理考虑，副主任中需要有对农业系统比较了解的人。因为除了何康之外，所有农委领导都对当时的农业系统不够熟悉。何康还具有年轻化、专业化的优势。何康后来成为农业部部长。

　　 总体来看，农委领导班子是副总理王任重直接操作搭建的。整个筹备过程中，杜润生在副主任排名中虽然位居第三，但却是王任重之下的关键性人物，他最早到位并直接负责筹建工作和分管机关日常运行。

　　 三、权力架构

　　 1979年2月，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决议，一是建立国家农业委员会；二是撤销农林部，分别成立农业部、林业部、农垦部和农机部；三是把水利电力部分成水利部和电力工业部。根据中央安排，农业部、林业部、农垦部、农机部、水利部、国家气象局和国家水产总局等所有农口部门，由新成立的国家农委协调统领。

　　 国家农委成立之初，第一副主任张平化传达中央领导指示：“这是国务院下的小机构，凡是带农字的事情，八亿农民的事情，一律先到农委才能出去”。在工作程序上，所有需要国务院决定的涉农事务，都要先归口到农委综合协调。特别是，不同部门间意见不一致的事情，都要先经过农委协调，有关部门意见一致，才可以上报国务院，否则，国务院不予批复。与此同时，高层对于农委职能还有一个定位，就是核心工作是搞农村政策研究。

　　 设在九号院里的国家农委，虽然行政规格很高，但是机构规模很小。从机构规模来说，农委内部只有四个部门，即办公厅、政策研究室、计划局、科教局，其中政研室配备人数最多，力量最强，计划局和科教局只有区区数人。到了后期，还成立了全国农业区划办。农委成立一年后，1980年1月办公会记录显示，不包括部级干部在内，局级及以下机关干部有58名。

　　 直到1982年春天撤销，农委是个不足百人的机构。农委的这种机构特点，是王任重主导设置的。在农委成立初期的会议上，王任重说，关于农委的职责权限，主要是“半实半虚”。他说，这个设计思路他曾经与华国锋谈过几次，得到了华国锋的明确认可。

　　 农委内部的领导分工也很别致。一般来说，中央部委内部的领导分工，都是一个副部长分管几个司局，但是在农委无法这样分工。农委有五位副主任，还有专职委员，但内部只有四个部门。在第一副主任张平化之下，农委四位副主任的分工不是按照部门，而是按照农村工作业务。李瑞山分管农业生产、杜润生分管政策研究和机关运行、张秀山分管林业和山区建设、何康分管科技教育和农业区划。如果对应到部门，杜润生一个人分管了办公厅和政策研究室，何康分管科教局，李瑞山和张秀山则共同分管一个部门。从实际运行而言，因为政策调研事情多，杜润生承担了农委业务的主体部分，同时，他分管办公厅，整个农委的日常运行主要在他的主持之下。至于李瑞山和张秀山，工作量并不大，更多时候是代表农委参加各种会议。对于他们两人来说，农委副主任似乎属于闲职。农委的主任办公会和党组会，通常都由张平化主持。

　　 一般情况下，王任重并不参加例行的农委主任办公会，通常他每一两个星期便会召集农委副主任的碰头会，或者在单位，或者在他家里，沟通情况，做一些原则性指示和部署。在一些工作人员印象中，王任重对于农委工作抓得细致认真，个人风格也平易近人。

　　 在王任重之后，万里兼任农委主任。1980年3月下旬，万里上任之初，农委领导层提出的工作设想是，农委主任办公会每周两次，一次纯粹办公，属日常工作，不听各部门汇报，不请万里参加；一次听各部门工作汇报，议决一些重要事项，请万里同志参加。但请示万里时，万里答复，因为中央书记处有会议，不参加农委办公会。万里兼任农委主任两年间，只来过九号院两次，第一次是1980年3月28日，来九号院与农委全体工作人员见面并听了一次工作汇报，第二次是1981年3月11日，来九号院主持农委党组会，对农口领导干部反对包产到户提出严厉批评，并要求农委领导干部大规模下乡调查。在九号院一些普通工作人员印象中，万里似乎刻意与农委机关保持距离，是个高高在上的领导人。

　　 四、组织运行

　　 九号院里国家农委的组建过程，显示出很强的人际网络特质，或者说，在中央做出机构组建决定之后，各种工作人员向九号院聚集，主要是依托人际社会关系网络进行。从领导层的组成看，具有很明显的王任重的个人色彩，基本都是围绕王任重的熟人关系展开。非领导层中也有少量王任重的关系。

　　 在工作层面，队伍的组建则略为复杂。农委一般工作人员的调集，主要是杜润生主持。工作团队的核心部分，是从农林部政策研究室整体划转。农林部政策研究室被撤销，从主任到一般干部共11人，集体进入农委。这些人是后来九号院的研究骨干，是起草几个农村改革文件的核心力量。其余陆续进入的人员，基本是依据领导层的人际网络展开。行政管理部门的人员，骨干部分是来自五十年代原来中央农村工作部相关人员，那时杜润生曾是农工部秘书长。包括原来邓子恢的秘书等人，都进入九号院。新进的年轻人，除了大学生毕业分配之外，也有些是依托了上一辈的工作关系。

　　 人际网络在机关组建中的纽带作用，其实是八十年代政府运行的重要特点。那时候，政府人员中身份界限不清，人员准入规则不明，也没有后来的公务员考试，甚至干部与工人之间也没有明确分界。那时有一种干部身份叫“以工代干”，工人转干即可提拔，甚至工人身份也直接当处长。中央机关的人员流动，也是循着熟人网络展开，如同农民流动的非正式社会网络在起作用。所不同的是，农民工的非正式社会网络，主要基于地缘、亲缘关系，而政府机关里这种非正式网络主要基于业缘关系，即在以往工作中结成某种渊源，这种良好的个人关系成为以后职业流动的基础资源。这种业缘关系的影响也延续到下一代。当然也有地缘，即因为同乡关系而进入政府。这种机关形成，容易使人联想到西方政治的“分肥制”（spoils system）。八十年代的中央机关，人们工作干劲大，学习氛围浓，但是，机关运行的制度化水平低，规则体系也没有发育起来。就像刚刚经历了革命，很多工作都是从头做起，党政组织的制度化不足是重要特色。

　　 王任重主持农委整整一年时间。1980年3月中旬，王任重离开农委转任中宣部长，万里接任农委主任。王任重这一年，应该说积极配合了华国锋的工作思路。尤其在包产到户问题上，王任重主持的农委与华国锋保持了一致。从另外角度看，这也正是万里等对农委不满的重要原因。从一般工作来看，农委运行的主要问题是在外部，即农委与农口几个部的关系不顺，与农业部、林业部、农机部等部门产生了诸多不协调。这个问题到农委撤销时也没有解决。或者说，这种关系不顺是农委在1982年机构改革中撤销的重要原因。

　　 万里主管农业之后，农委工作机制发生深刻改变。九号院工作议程显示，1980年2月之后，华国锋虽然还是党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但实际上对九号院的工作已经没有重要影响。或者说，从这时开始，华国锋似乎已经淡出了农村政策的制定程序。

　　 不论是当时来看，还是现在来看，国家农委的运行都不能算是成功。1982年春天那次机构改革中，中央决定撤销国家农委。改革以来中央层面已经有七轮政府机构改革，这是第一轮。可以说，九号院里国家农委撤销，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随之成立，一定程度上是农委改换了招牌。对大多数原农委人员来说，虽然换了工作单位，但依然在九号院办公，依然做原来的工作。

　　 1982年3月20日，张平化在参加了中央机构谈机构改革会议以后，在农委党组扩大会议上传达了高层的撤销决定，谈了自己关于农委三年工作的反思。他说：“原来的农委职能设计，8亿农民的事情都经过农委，事实上是难以运行的。作为农口各部门工作的综合协调机构，所有涉农工作经过农委，不仅农委力不从心，这样一来，农委也就代替了很多部门的工作”。张平化举了一些经历过的事情来说明这个问题。如一些省份的边界农村不断发生用水纠纷，中央要求农委来处理，农委要求水利部解决，但是，水利部就是不处理，再推给农委，农委也没有办法；再如救灾工作，农委要出面听各部门汇报，还要出面与各部门商量解决，工作很难展开，等于取代了民政部的工作。张平化感叹：“农委本来可以做更多调查研究工作，研究政策，可以起更好的作用，但是没有起到。农委被动得很，事情提到国务院，国务院批给农委，各部门也不能放开手脚。农委做了很多不该做的事情。”。

　　 在这次党组会上，张平化还谈到：“农委值得称道的工作是调查研究，农委的强项和正业应该是做好调查研究。”“中央决定撤销农委，耀邦、紫阳、万里已经交换过几次意见，成立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和中国农村发展研究中心。”随后，1982年4月新机构在九号院成立，由此，九号院结束了为期三年的农委时期，进入为期七年的农村政策研究室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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