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蜀：“文革”首例大规模武斗不在上海在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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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首例大规模武斗不在上海在重庆

何蜀

　　武斗历来与政治性群众运动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文革中的武斗，则是所谓“文化大革命”造成的一大恶果。在“文化大革命”中，各地均有武斗发生，形成了社会主义制度下史无前例的“全面内战”局面，与“打倒一切”并列成为“文化大革命”的两大特征。近年对“文化大革命”史的研究中，较多注重于“打倒一切”的研究，而对“全面内战”的研究则很不够，因而出现一些误断。例如，不少权威性的“文革”史著作都一致把上海康平路事件（上海造反派工总司以武力打击工人赤卫队的大规模武斗事件）认定为全国第一次大规模武斗。如王年一著《大动乱的年代》中说：“这是上海的也是全国的第一次大规模武斗。”〔１〕马齐彬等编《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中说（康平路事件）“在全国开大规模武斗的先例。”〔２〕席宣、金春明著《“文化大革命”简史》中说：“‘康平路事件’是全国大规模武斗的开端。”〔３〕

　　在这类著述中，只有金春明的《“文化大革命”史稿》（四川人民出版社）提到康平路事件时说法不同，称之为“上海市的第一场大武斗”〔４〕，表现出对这一评价的审慎态度。

　　事实是，上海康平路事件发生在１９６６年１２月３０日，而在将近一个月之前的１２月４日，在重庆就发生了规模更大、影响更恶劣的群众性武斗事件——“一二·四”事件。

◇　重庆发生大规模武斗事件的背景

　　１９６６年５月２３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撤销彭真的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和市长职务；６月４日，《人民日报》公布中共中央改组中共北京市委的决定。

　　不到一个月之后，又一个市委第一书记遭到公开点名批判：７月１日出版的中共中央理论刊物《红旗》杂志，不经过任何组织手续，采用在文章的注释里点名的手法，批判了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处书记、重庆市委第一书记兼重庆市市长任白戈。

　　在这期《红旗》杂志上，以当时中央文革成员穆欣（不久穆欣本人也受到打击迫害）署名的文章《国防文学是王明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口号》中，批判“周扬的一些追随者”“围剿鲁迅”，在说到“周扬的另一个追随者竟然攻击鲁迅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是‘罪恶’”时，在注释中写明，这个“周扬的追随者”是任白戈。

　　与彭真被公开点名批判不同的是，任白戈是还在任上并且其所在组织及上级领导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被点名批判的。

　　虽然这次点名不是以中央文件的形式，而且只是在一篇文章的注释里出现，但是被“代表毛主席、党中央声音”的《红旗》杂志点名批判毕竟非同小可。重庆许多干部纷纷打电话询问市委：被中央点名的任白戈是不是重庆的领导人任白戈。市委无法回答。７月８日，中共四川省委第一书记廖志高赶到重庆，在潘家坪高干招待所召开市委会议，传达由陶铸通报的、邓小平主持的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后的意见：任白戈的错误是３０年代的问题，６０年代的工作还是好的。并要求把这个意见用座谈会的方式传达到１７级以上的干部中去。随即，任白戈以“请假检查”名义离开工作。

　　但是，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中央”也遭到“炮打”，刘少奇、邓小平自身难保，哪还保得了任白戈？八届十一中全会结束后不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就被迫在重庆市大专院校师生代表会议上，代表西南局和四川省委宣布了将任白戈“罢官”的决定。

　　在重庆这样一个当时西南地区最大的工业城市，执政党的首脑人物突然之间被以如此不正常的方式打入另册，威信扫地，形势怎不陷入空前的混乱？

　　自１９６６年８月中下旬以来，重庆群众便因对“文化大革命”的不同认识而分裂成为两大派，一派是以重庆大学八一五战斗团为首的造反派，与之相对立的另一派即当时所谓的“保皇派”或“保守派”，包括广大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工农群众和基层干部。他们同广大领导干部一样，对这场“文化大革命”运动很不理解，加上运动初期批判“三家村”时的许多做法及舆论导向使他们误认为这是又一场类似于反右派那样的政治运动，便旗帜鲜明地站到了造反派的对立面。

　　８月２８日，重庆大学八一五战斗团的一部份红卫兵到江北区“宣传《十六条》”，鼓动造反，同一些反对造反的群众发生冲突。市、区党政领导认为这是右派学生闹事，便发动群众向造反派反击，在全市大造舆论，揪斗、批判八一五派学生和同情他们的群众，试图以高压来维持稳定，但是却不仅激化了两派不同观点群众间的对立情绪，而且在反击中因沿袭了反右派运动和“文化大革命”初期批“三家村”时的一些习惯作法，牵强附会，无限上纲，捕风捉影，甚至无中生有，将这个小冲突夸张宣传为所谓“暴徒逞凶”的“八·二八惨案”，结果被造反派抓住了“造谣”的把柄，反而大失人心，使不少群众转而同情、支持造反派。

　　为了稳住重庆，李井泉带了挂名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西南局宣传部副部长刘文珍和四川省委工交政治部主任燕汉民等坐镇重庆，协助市委工作。当时广大干部和群众都是以反右派运动时的认识和经验来对待这场运动的，认为红卫兵、造反派的行为就是“匈牙利事件”、“右派翻天”，到一定时候，毛主席、党中央必然会号召反击，依靠工农兵来捍卫无产阶级专政。为了防止红卫兵的造反行动打乱工厂生产秩序，影响生产。在９月初，李井泉向中共重庆市委领导提议，可以仿照革命历史上的传统工人组织，建立工人纠察队，以搞好生产、搞好“文化大革命”。并要求先试点。重庆市委部署给工交、兵工、基建三个政治部，并在中梁山煤矿试点，工交政治部发了试点经验介绍。这样自上而下地在全市工矿企业中很快建立起了工人纠察队。

　　到１９６６年９月中旬，重庆全市性的工人纠察队总部已建立起来。由于是通过尚在正常运转的各级中共组织和各地各单位公安保卫部门发起，工人纠察队迅速发展成为一支无可匹敌的力量，其人数之多，组织机构之健全，乃至旗帜、袖章、宣传品之精美，都是当时其他自发性的群众造反组织无法相比的。而且工人纠察队中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多，老工人多，劳动模范多，生产骨干多，在群众中的影响大。他们的立场从一开始就与造反派尖锐对立。在作为首家试点单位的重庆中梁山煤矿工人纠察队于１９６６年９月５日发出的《宣言》中，就通篇没有当时已比较时髦的“造反”二字。可见其反对“造反”态度之鲜明。

　　然而，工人纠察队很快便发现“文化大革命”并非反右派运动，代表毛主席、党中央声音的《人民日报》不但没有像当年那样发表《这是为什么》、《工人说话了》一类社论，反而连篇累牍地发表支持造反派、贬斥“资产阶级保皇派”的社论、文章。工人纠察队的言行处处与中央精神不合拍，处境日益被动。造反派的政治地位却不断得到提高。更使工人纠察队气馁的是，以“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为基本精神的１９６６年１０月中央工作会议后，“炮打司令部”，支持造反派，已是大势所趋。运动初期被打成“反革命”、“右派”、“牛鬼蛇神”的群众纷纷获得平反，而各级党委则纷纷检讨自己“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犯了方向性、路线性错误”。甚至刘少奇、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检查也被红卫兵印成了传单，到处散发。工人纠察队陷入了困境。

◇　冲突在密锣紧鼓声中酝酿

　　１１月２８日，重庆城内各交通要道、车站码头，到处张贴出了重庆工人战斗军司令部定于１２月４日在重庆市体育场召开“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深入揭发批判西南局、省市委所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师大会”的《海报》。

　　在当时，有关召开大会批判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海报》随处可见，不足为奇。但是这一海报却引起了各方面的关注。原来，重庆工人战斗军司令部就是工人纠察队总部更改的名称。面对滚滚而来的造反浪潮，工人纠察队已经军心动摇。为了稳住阵脚，争取政治上的主动，工人纠察队总部决定贯彻中央工作会议精神，接过“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旗帜，同时更新组织名称，重整旗鼓，以利再战。（据笔者记忆，当时周恩来在一个谈工矿企业文革运动的讲话中建议工人建立文革群众组织时不要使用历史上有革命传统的工人纠察队这类名称，目前未找到此讲话原文。重庆工人纠察队是否因此更名？存疑。）

　　一石激起千层浪。消息传出后，重庆造反派和首都三司等外地驻渝红卫兵都认定这个大会是“阴谋”，是“假批判、真包庇”，决定要对大会造反。

　　到群众集会上去造反，是当时的一种时髦行为。只要稍有不同意见，便可纠集一些人，呼着“造反有理”的口号，冲上主席台，抢夺广播话筒，发表造反声明，使你这个会开不下去……而这种举动又往往会导致群众间的冲突。

　　中共重庆市委对“一二·四”大会可能导致群众冲突十分担忧。１１月３０日在潘家坪，１２月１日在小温泉召开的干部会上，市委领导就谈到一定要说服工人战斗军不开这个大会，如果他们一定要开，就通知各单位的工人纠察队不去参加。１２月２日上午，市委两位领导人在重庆钢铁公司招待所约见工人战斗军司令部负责人，劝告他们，目前少数派（造反派）与多数派有对立情绪，如开大会，少数派来冲会场，则很可能发生冲突，所以１２月４日的大会切不要召开。但是工人战斗军负责人表示大会非开不可，只是保证绝对不发生冲突。当天下午，市委即在电话上通知各部委和各区委，一定通知所属各单位的工人纠察队，不参加１２月４日的大会。自然，这些通知也同市委领导对工人战斗军负责人的劝告一样不起作用。原本是组织起来保卫各级党组织的工人纠察队，这次却不听党组织的招呼了。他们召开“一二·四大会”的目的，本来就是要挽回政治声誉，甩掉“资产阶级保皇派”的帽子。若按市委的意见不开这个会了，岂不正好授人以柄，招来造反派的嗤笑？广大工人纠察队员早已憋了一肚子气，坚决要通过这次大会来向公众表明，他们是忠于毛主席、党中央的，他们也是会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造反的。１２月３日白天和夜晚，市委文革办公室负责人仍多次劝说工人战斗军负责人不开大会，结果无效。

　　就在中共重庆市委苦口婆心劝说工人纠察队停开“一二·四大会”的同时，造反派则加紧了对大会造反的策划。

　　１２月３日上午，离大会还有一天时间，以重庆大学八一五战斗团为首的重庆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召开了八一五派（即重庆造反派）联席会议，制定了对大会造反的方案，并决定如果到主席台发言造反不成，则将队伍拉到市中心解放碑另行召开真批判大会，与“工纠”的假批判形成对比，以争取广大中间群众。但是另一些人却认为这一计划太“温良恭俭让”，太“右”了。当天下午和晚上，工人造反军总部和首都三司驻渝联络总站等组织的少数头头又制定了另外两套强行冲击会场的造反方案，还特别安排了要在主席台后边马路上先停放三辆救护车以运送伤员……

　　眼看一场流血冲突爆发在即，正在重庆协助市委工作的西南局宣传部副部长刘文珍和四川省委工交政治部主任燕汉民，专程去到重庆大学，向八一五总团负责人进行劝说，希望他们不要到“一二·四大会”上去。但是对于坚信“造反有理”的红卫兵来说，这些劝告自然是毫无作用的。武斗之势已如箭在弦上。

◇　万人大武斗与“尸体展览”

　　１２月４日是星期日。天刚亮，人们便已从四面八方涌向重庆市体育场。到会者除了来自各地区各单位的工人纠察队外，还有他们请来的同样反对造反、同样是由“官方”组建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赤卫军（学校教职工组织）、文艺兵（文艺界职工组织）等，当时这些组织被造反派统称为“保皇四军”。他们都已听说了造反派要来冲会场的传言，早已是义愤填膺，严阵以待。为防止造反派的破坏，工人战斗军司令部还组织起了数千人的大会纠察队伍，层层设防，作好了“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准备。

　　大会尚未开始，摩擦便已发生。一会儿是首都三司的红卫兵发现了工人纠察队写的标语“谁反对工人纠察队就砸烂谁的狗头”与三司提出的口号“谁反对毛主席就砸烂谁的狗头”不同，“工纠”竟把自己与伟大领袖相提并论，是可忍孰不可忍？一会儿又有几个首都三司红卫兵刷写挑衅性的标语“工人纠察队必定垮台！”“工人纠察队总部必定完蛋！”引起工人纠察队员的义愤，双方发生了争执和抓扯……

　　按照当时惯例，任何群众组织集会都要“欢迎各革命群众组织和革命群众参加”，以示“大民主”。工人战斗军司令部的海报上照例也写了这样的套话，而且在会前重大八一五战斗团还一本正经地派代表到工人战斗军司令部去联系过参加大会、“支持革命工人运动”事宜，工人战斗军负责人自然也礼貌地表示了欢迎。因此，尽管大会组织者十分不情愿，也不得不让造反派的一些组织挤进了会场。

　　在双方都箭拔弩张、摩拳擦掌的气氛里，大会终于开始了。

　　大会刚刚开始，发言尚未进行，还没有任何依据可以说明这次大会是“假批判真包庇”，急不可待的造反派就借口“主席团成员未介绍家庭出身”开始造反了。本来，无论大会发言还是街头辨论，首先自报家庭出身，这是“文化大革命”初期“血统论”流行时的一个不成文规矩，若是“出身不好”，马上便会被轰下台去。但从“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以来，血统论已开始受到批判（主要是因血统论的鼓吹者谭立夫及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力保老干部而违背了毛泽东的“战略部署”）。实际上，造反派大多是“血统论”的受害者，但是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只要抓到一个借口就行了。

　　先期进入会场的造反派人数虽少，但却是最具有造反精神的青年学生和青年工人，他们摇旗呐喊，拼命向主席台冲击。被阻隔在会场外的造反派大队人马，闻知场内已经起事，便也奋力向早已水泄不通的场内发起冲击。一场混战就这样开始了。率先爬上主席台的重大八一五两个头头要抢夺话筒发言，被早有准备的大会纠察人员推下台去。一个冲上了台的首都红卫兵曾一度抢过了广播话筒高呼“八一五好得很！”但仍被抓走。台下的两派群众，也从起初的推挤、谩骂发展成扭打，旗杆、标语牌等都被当成了斗殴的武器。双方还出动了上百的摄影师，站在汽车、宣传车顶上和主席台、看台的高处，抢拍各自所需的镜头。会场上的高音喇叭不停地带领工人纠察队一派群众高呼“八一五坏得很！八一五滚出去！”那些坐在看台上的红小兵（小学生）们，也在老师带领下紧张地挤在一起，胀红着小脸拼命用稚气的声音加入这个狂热的大合唱……

　　为了尽量制止冲突，中共重庆市委事前已派了市文革办公室干部到会场了解情况，打听了体育场各侧门出口是否畅通。为了及时掌握情况，市委文革办公室还架设了专线电话。冲突发生后，被派到会场观察的文革办公室干部一方面竭力劝说双方停止斗殴，一方面打电话向市委反映。市委当即派了一位书记处书记和文革办公室负责人赶到现场做劝解工作，并要求把所有的门都打开，迅速疏散群众。

　　由于重庆市委的干预，这场持续两小时左右的大规模流血冲突总算平息下来。但是会场外的武斗却又蔓延开了。两派群众都被“惨案”所激怒，或出于报复，或为了抓“凶手”，掀起了打、砸、抢、抄、抓的狂潮。局面完全失控，中共重庆市委被迫完全转入“地下工作”状态。

　　“一二·四”大规模武斗事件发生后，早有准备的造反派立即大造舆论，称之为走资派一手制造的“镇压造反派”的“惨案”，并断言造反派被打死了人。当天下午，造反派就举行了抗议集会和游行，第二天又在体育场召开了控诉大会，重大八一五代表在大会上说：“西南局、省市委中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阴谋策划其御用工具——重庆工人纠察队、毛泽东思想红卫兵、赤卫军，赤膊上阵，拳打足踢，挥戈扬矛，大打出手。他们用钢千、木棍、铁锤、铁矛、旗杆、主席语录牌……等等，打死打伤‘八一五’派二百余人，造成世所罕见的流血惨案。”被红卫兵小将们视为“革命前辈”的小说《红岩》作者罗广斌也在会上发言说：“一个星期以前，我们在这儿追悼牺牲在中美合作所里的革命先烈，一个星期以后的今天，我们又在这儿追悼牺牲在重庆体育场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英雄。”有关“工纠打死造反派”的所谓“目击者”的揭发、控诉也大量出现在传单、小报和大字报上。

　　正如当初反对造反的一方力图以“八·二八事件”为突破口一举搞垮造反派一样，此时造反派也力图以“一二·四事件”为突破口一举搞垮保守派，并进而搞垮市委。于是，造反派便一心要证实“工纠打死造反派”的说法，到处搜寻证据。有人传出了“市委要毁尸灭迹”的谣言，造反派便马上派人到市郊石桥铺火葬场去将正待火化的１４具尸体“查封”。一些造反组织还在交通要道口设下检查站，检查是否有人转移尸体。

　　“死人”问题一时成了双方关注的焦点。

　　造反派组织了庞大的调查团，从数十人发展到近３００人，大部份是充满革命激情的年轻人，相信了“工纠打死造反派”的传言才来参加调查的，但是查来查去，却一无所获。

　　在相互攻讦中，工人战斗军一方发现造反派在“死人”问题上陷入了窘境，便抓住死人问题展开反击，强烈要求市委公布“死者”姓名和单位，使造反派更加被动。

　　这时，一批“敢字当头”的造反派与北京大学、北京航空学院、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等外地驻渝红卫兵一起，采取了一个在造反派内部也遭到不少人反对的极端作法：于１２月６日下午从火葬场强行抢走了四具尸体，连同当晚从一家医院抢出的一具尸体（死者是因心脏病去世的八一五派红卫兵）一起，作为“可疑尸体”，从７日下午开始在体育场展出。

　　“尸体展览”一经开始，造反派的宣传口径就很快变调，“可疑尸体”变成了“受难者”，进而变成了造反“烈士”。在不到两天的展出中，估计有数万人前去观看，不少造反组织还送去了花圈、祭品。在重庆全市造成极为恶劣的影响。为扩大影响，文艺界造反派还以“饱满的革命激情”、“深厚的阶级感情”迅速创作出悼念“一二·四死难烈士”的悲歌《亲爱的战友你在哪里》，歌中深情唱道：“手捧着《毛主席语录》想起了你，亲爱的战友你在哪里？那天我们一起去开会，会场上我们却失去了你，我们的好兄弟！你上台揭露了重庆市委，你发言戳穿了阴谋诡计，你勇敢战斗，你英勇无比，谁知那一双黑手把你青春夺去！……”一时间，重庆街头到处挂起了抄成大字报的歌单，有人站在桌凳上义务教唱，学唱的人走了一批又来一批，其热情投入远胜过当今之卡拉ＯＫ爱好者。这首歌迅速传唱开去，成为搞臭“工纠”，批倒市委的有力武器。

　　因造反派内部份歧，体育场的尸体展览草草结束，一些造反派又将五具尸体强行抬进中共重庆市委院内，抬到市委办公厅楼上机要室屋里，陈放于办公桌和值班床上。以此进行要挟。要市委交出所谓“黑材料”。后来通过一些红卫兵出面作工作，好不容易才说服他们将尸体抬走。

　　这五具尸体，经造反派最终也认定不是他们所说的“烈士”。但有的造反派仍不甘心，对那个死于心脏病的八一五派红卫兵的亲属进行劝说，启发“路线斗争觉悟”，鼓动其当“烈属”，但未能得逞。

◇　重庆“一二·四事件”对全国的影响

　　“一二·四事件”发生后，外地赴渝红卫兵早已将舆论造向了全国——在那天同重庆造反派一起冲会场的就有首都三司、首都一司、四川大学八二六、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红色造反团及西安交大、西北工大等外地红卫兵。各地造反派见到传单，认为有利于搞垮“保守派”，也不问青红皂白，纷纷加以翻印、转抄。

　　１９６６年１２月１７日，重庆造反派有关“一二·四惨案”的宣传造成了最大的影响。这天由首都三司发起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了“全国在京革命派为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夺取新的伟大胜利誓师大会”，周恩来、陈伯达、江青、谢富治、刘志坚、张春桥、谢镗忠、王力、关锋、戚本禹、穆欣、姚文元、汪东兴等中央领导人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出席了大会。重庆造反派的“一二·四惨案赴京控诉团”也参加了大会。因为首都三司红卫兵直接参加了“一二·四大会”上的造反行动，又参加了事后的“联合调查团”和“赴京控诉团”工作，还有的三司红卫兵以“目击者”身份发表过控诉“工纠打死造反派”的文章，所以在首都三司负责人所致的大会开幕词中便特别出现了这样一段话：

　　“在这场尖锐复杂、你死我活的斗争中，同志们，在重庆，在成都，在长沙，在上海，在北京等地，我们的一些革命战友为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英勇地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他们是真正的人民英雄，他们的死，是比泰山还要重的。”

　　在这段话里，重庆被排在第一位，足见当时重庆“一二·四事件”在全国同类事件中的份量。

　　在全体起立为“殉难的革命战友致哀”之后，一些群众组织代表分别发言。在发言中有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发言者除去几个首都红卫兵外，只有一个外地代表——重庆造反派“一二·四惨案赴京控诉团”的代表，著名作家、小说《红岩》作者罗广斌（罗广斌的造反原因十分复杂，他不久即被打成“叛徒”、“政治扒手”，被迫害至死）。其他发言都是声讨首都近来出现的攻击中央文革、攻击林彪的所谓“反革命逆流”，而重庆代表的发言却是“愤怒控诉重庆市委血腥镇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制造‘一二·四’血案的滔天罪行”，并声称在这次血案中革命群众被打死了人，强烈要求“严惩制造血案的罪魁祸首，立即解散重庆工人纠察队，打倒重庆市委，解放重庆山城！”

　　随后，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在发言中又说了这样的话：“我们准备为人民牺牲，我们已经牺牲了很多好同学，好同志，但是革命在前进。”这个讲话实际上等于肯定了有关重庆“一二·四惨案”中“工纠打死造反派”的谣传。

　　在这样一个有当时几乎所有常在公众集会上露面的中央领导人参加的“全国在京革命派”的大会上控诉“一二·四惨案”，重庆造反派的发言代表又是一位当时声望正高的“革命作家”，这就使得重庆“一二·四事件”的影响迅速扩大到全国。在大会当天，重庆工人战斗军（工人纠察队）的赴京告状团驻地便被首都造反派查抄，人员被赶走。报导这次全国造反派集会的《首都红卫兵》报和大会发言录音被迅速带回重庆，广为传播。“工纠打死造反派”的说法以积毁成山之势沉重地压到工人战斗军等群众组织头上。造反派以“抓凶手”、“镇压反革命”等名义到处抓人，私设公堂和监狱，不仅报了“八·二八”之仇，而且为造反派组织的发展壮大和下一步的夺权赢得了条件。

◇　对重庆与上海两次武斗事件的比较

　　对重庆“一二·四事件”与上海康平路事件，可以从这几方面进行比较：

　　⒈时间：重庆“一二·四”事件发生于１９６６年１２月４日，而上海康平路事件发生于同年１２月３０日，比重庆晚将近一个月。

　　⒉规模：重庆“一二·四事件”发生在十多万人集会的体育场，上海康平路事件发生在两万多人静坐的街道上。

　　⒊受伤人数：重庆“一二·四”事件受伤人数，据造反派的调查组公布的数字，最初为２００余人，后来为４０５人。上海康平路事件，仍据造反派的统计（《上海一月革命大事记》），是１００多人〔５〕。

　　⒋对全国的影响：如前所述，重庆“一二·四事件”发生后，不但由外地驻渝红卫兵迅速向全国造出了舆论，而且还在北京的全国性集会上制造了影响。而上海康平路事件发生后，已是１９６７年１月，各地造反派大多已将主要注意力转向了夺权。上海工总司在康平路事件后也未像重庆造反派那样围绕“惨案”大造舆论，而是很快（１月５日后）便转入了所谓“反对经济主义”的新攻势。特别是上海造反派的“两个文件”（１月５日的《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和１月９日的《紧急通告》）得到毛泽东肯定后，对“两个文件”的宣传更是成了压倒一切的大事。因此上海康平路事件在当时并未造成像重庆“一二·四事件”那样的轰动效应。

　　全面考察当时的全国局势，在上海康平路事件发生之前，群众性武斗事件在一些大城市已多有发生，只是规模及影响都不如重庆“一二·四事件”。张春桥是参加了北京工人体育场那次全国造反派集会的，他亲自听到了对重庆“一二·四事件”的控诉，当然十分清楚这一事件的影响和给造反派带来的好处。在他后来策动和挑起上海康平路事件时，重庆“一二·四事件”等已经发生过的大规模武斗事件，对他不会没有启发。

　　在一些“文化大革命”史论著中，上海康平路事件被提高到了大规模武斗的“全国第一次”、“开了先例”的地位，恐怕主要是因为这一事件的指使者张春桥、参与指挥者王洪文后来进入了中共高层领导核心，并成为江青反革命集团的首犯，从而使这一事件的历史地位也得以随之提高。然而这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注释：

〔１〕《大动乱的年代》，河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版１７０页 〔２〕《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版２８５页 〔３〕《“文化大革命”简史》，中共党史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１３１页 〔４〕《“文化大革命”史稿》，四川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１９７页 〔５〕范文贤《无法无天的上海滩——所谓一月革命始末·康平路事件》，《上海法制报》１９８６年６月１６日第３版

刊登在 2000 华夏文摘增刊 zk0011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