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蜀：他们为什么成为造反派—重庆造反派百人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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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为什么成为造反派
——重庆造反派百人分析

来源: 记忆

作者: 何蜀


文化大革命中的造反派，是在一个特殊年代形成的特殊群体：他们在执政的中国共产党领袖毛泽东及其中央委员会的号令和支持下，以“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为行动口号，起来向一些历来代表共产党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执政者“造反”，造成一种史无前例的奇特景观和动乱局面。

那么，这一特殊群体是怎么形成的？他们的基本情况如何，他们参加造反的原因是什么？这是研究文革史无法绕开而且应该重视的问题。

重庆的造反派，以1966 年8 月15 日的群体事件（反工作组观点已成为主流的重庆大学师生到重庆师范专科学校声援反工作组的少数派学生）为标志，作为群体派别出现。后重庆造反派以此事件日期统称“八一五派”，一度遭到重庆党政领导组织的群众围攻打压。但随着中央支持造反派的态度日益明朗，造反派逐渐发展壮大，到1967 年1 月下旬，重庆造反派在中央号令及驻军支持下夺取市级党政领导权力，建立起临时权力机构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简称革联会）。但夺权激化的内部矛盾使重庆造反派分裂成为坚持革联会夺权执政的八一五派和反对革联会的反到底派（先因主张“砸烂革联会”而称砸派，后改称反到底派，本文对此不作细分）。

本文以重庆这两派中一百余人（大部分是负责人或骨干成员）为例进行分析。按照其参加造反的不同原因分为不同类型。除个别已故者外，这些人大部分在2011～2013 年间参加了重庆市政协文史委员会和重庆市图书馆联合开展的文革亲历者口述采访录制，笔者从寻找口述者到现场提问、事后整理口述文字全程参与。个别未参加口述录制者的资料系调查所得。

一、形成造反派骨干人群的两大主要类型

文革中造反派的鼎盛时期是1967 年1 月前后，那时基本上形成了“全民造反”的局面，除了被批斗的“走资派”、“反动权威”和长期被专政的“黑五类”外，几乎人人都参加了造反派。但是随着当年1 月的“反对经济主义”和2 月开始的“镇反”运动，一大批为个人谋求政治、经济权益的人遭到打压后不再参加造反活动（著名的“全国红色劳动者造反总团”遭到中央明令取缔，重庆一个为临时工争取权益的“反修兵团”也从此销声匿迹），当年春夏间的大规模武斗，又使不少人淡出了造反运动。此后就主要是一些头头和骨干在坚持活动了。

造反派因完全自愿组合，无需审批，一两个人也可以自称“兵团”、“司令部”，因而人数众多，类型庞杂，在相当程度上可称乌合之众。不过，分析具体的个人情况，可以较清晰地看到在造反派中起着主导作用的有这样两类人。

1. 抗争型

这类人在文革以前或文革初期，个人或家庭亲人在政治上或经济上受到过打压或歧视，为争取社会公正和个人权益而参加造反。其中又大致有以下几种情况：

①文革前个人或家庭亲人受到过政治、经济打压或不公正待遇

陈万明：1941 年生，重庆钢铁公司机修厂工人。因经常表现出有独立见解，被领导认为“骄傲”、“不听话”，一直不批准其加入中共的申请。参加造反后成为重庆九八战斗团发起人和主要负责人，八一五派革联会主要负责人，四川省革命委员会常委、重庆市大渡口区革命委员会副主任、重庆市民兵指挥部副总指挥。

黄廉：1933 年生，重庆木材公司鱼鳅浩木材加工厂采购员。50 年代初参军后在部队上因恋爱对象被认定有“特务嫌疑”而被处理退伍，“反右派”运动中又被领导认定思想属于“中间偏右”，政治上长期遭到压制。起来造反后成为重庆工人造反军总部主要负责人，反到底派工总司勤务组副组长，四川省革命委员会委员、重庆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

吴凤岭：1932 年生，重庆长安机器厂工人，中共党员。文革前即因工作上的事与车间党支部书记有矛盾而受到压制，文革初期党支部开党员大会也不通知他，遂参加造反，成为反到底派军工井冈山长安兵团后勤部长，重庆市革命委员会委员，长安机器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

李政：女，1943 年生，重庆红旗棉纺织厂学徒工。初中毕业后刚工作一年，就因不愿按领导意图昧良心整人而被调到离家较远的郊县，为照顾病重的母亲被迫自动离职回家，母亲被迫离职让她进厂工作。她丈夫也在大饥荒年代读大学时因卖血接济生活困难的母亲而被学校强迫退学并开除共青团籍。这番经历使她形成了一种抗争意识。参加造反后任反到底派针织兵团负责人，重庆市革命委员会委员，重庆针织公司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市轻工局革命领导小组副组长。

阳增泰：1936 年生，重庆朝阳电机厂调度员。因文革前为几个临时工说公道话而得罪领导，遭到批判和下放农场劳动惩罚，文革初期不让其参加官办工人纠察队。起来造反后成为重庆国防系统八一兵团主要负责人，重庆市革联会常委，重庆八一五派文攻武卫总司令部总司令。

易永忠：1927 年生，长江电工厂供应科科长，中共党员。与领导关系不好，历次政治运动都受打压，被称为“老运动员”，文革初期即被厂党委定为重点批判对象，被迫起来造反，成为八一五派长江电工厂联合指挥部主要负责人，

刘懋雄：1933 年生，重庆市市中区学田湾门诊部主任。“庐山会议”后曾在部队被开除中共党籍，后得到平反，转业到地方后又因上小学的儿子路经一施工工地发生事故身亡，有关部门处理时偏袒施工方，对其进行压制，文革中愤而造反，成为重庆工人造反军发起人之一，反到底派卫生总部主要负责人。

李炳南：1939 年生，重庆市官井巷民办工业中学校办厂工人。文革前厂里为裁员而重新考工定级，将他原有的六级降为四级，工资减少二十多元。文革中愤而造反，成为重庆工人造反军总部三分团团长。

李正权：1950 年生，重庆南山中学初三学生。本是工人出身，却因父亲单位上“四清”中认为其父民国时期在码头当搬运工时做过记账方面的事而认为“历史有问题”，影响了他加入共青团。文革初期的官办红卫兵也不让他加入。愤而参加造反。后任反到底派黄山红二连（武斗队）成员。

汤双成：1945 年生，重庆河运学校学生。因“家庭出身不好”，小学、初中时就曾被视为“右派学生”，考高中受阻，考上中专学校后又被政治老师歧视、打压。参加造反后成为河运校航锋战斗团成员，《航锋战报》、《东方欲晓》报编辑，航锋文艺宣传队编剧。

韩平藻：1947 年生，重庆工业学校毕业生。因“家庭出身”问题长期受压，不能加入共青团，文革前“四清”时曾按工作组要求给学校领导提意见，文革初做毕业鉴定时遭打击报复要给他不良评语，愤而造反，任工业校红岩兵团成员，反到底派中学生红卫兵司令部工作人员。

于克书：1924 年生，原共青团重庆市委书记。60 年代初因向中央反映四川省委领导人李井泉的问题被打成“反党集团”成员，批判后撤职下放劳动。文革中得到造反派支持，起来上访告状要求翻案平反，两派分裂后参加反到底派活动。

李鲁沂：1947 年生，重庆嘉陵机器厂工人。其父文革前在重庆市委组织部被打成“反党集团”成员，文革中支持父亲上北京告状，自己也起来造反，成为反到底派军工井冈山嘉陵兵团负责人，军工井冈山“舰队”副司令。武斗中身亡。

②文革初期政治上、思想上受到过打压或歧视

李木森：1938 年生，江陵机器厂助理技术员，共青团员。因技术科党支部在文革初期秘密对职工进行政治“排队”时将他排为二类（团结对象）而不是一类（依靠对象），被他知道后愤懑不平而起来造反，成为反到底派主要负责人，重庆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

蒋树民：1931 年生，重庆钢铁公司运输部钳工，中共党员。因文革初期群众辩论中支持了造反派，遭到保守派批斗，参加造反后成为反到底派重钢遵义兵团主要负责人，反到底工总司钢铁总部主要负责人，重庆市革命委员会委员，重庆钢铁公司革命委员会委员。

王绍川：1934 年生，重庆市第二商业局干部。因文革初期给“四清”工作队提意见，被认为“反对工作队就是反党”，并联系其家庭出身（地主）进行批判，被逼上梁山起来造反，成为财贸工人八一五战斗团主要负责人，重庆市革联会副主任，重庆市革命委员会委员。

甘廷荣：1946 年生，重庆群林服装厂工人。因文革初期给工作组提意见而被斥为“反党”，关押审查中逃出，参加造反，成为重庆财贸工人九二一战斗团主要负责人，反到底派重庆财贸井冈山总部主要负责人，重庆市革命委员会委员。

李天鑫：1938 年生，重庆市歌舞剧团歌唱演员。文革初期被揭发写了为潘金莲（古代小说《水浒传》中的坏女人）翻案的“毒草”剧本，被工作组组织批判，后起来造反，任重庆文艺界革命造反司令部勤务组成员，反到底派文艺界延安兵团主要负责人，重庆市革命委员会委员，四川省川剧音乐革命领导小组组长。

夏祥贵：1943 年生，重庆市沙坪坝区钢材改制厂工人。因为好奇到重庆大学去看了大字报而遭到厂领导组织的围攻批判，被逼起来造反，成为二轻兵团主要负责人，反到底工总司勤务组常委，重庆市革命委员会委员。

谢武周，1936 年生，重庆空气压缩机厂工人。文革初本想参加官办的工人纠察队却被拒绝，才知道自己被划为了二、三类，愤而参加造反后任八一五派八一兵团总部负责人。

杨国成：1941 年生，重庆第四建筑公司402 工区工人，中共预备党员。因对工作组不准工人与串联学生接触发牢骚而遭到工作组组织批判，愤而造反，成为重庆工人造反军总部勤务组成员，第四建筑公司革命委员会常委。

王以时、邹雨林：王以时1939 年生，邹雨林1934 年生，分别为重庆市群众艺术馆美术、文学组干部。因文革初期被工作组划为“三类”（批评教育对象），给工作组提意见又被斥为“反党”，遂起来造反，成为群众馆东方红纵队主要负责人和反到底派文艺界主要负责人。

高德安：1935 年生，重庆江陵机器厂技术员。从北京工业学院毕业时档案中就被记入有“右派言论”，文革初期被技术科党支部秘密划为“四类”（斗争对象），意外发现后起来造反，成为反到底派军工井冈山江陵兵团主要负责人。

黎敦智：重庆长安机器厂技术员。因对官方宣传诬蔑造反派的“八二八惨案”不大相信，跑去现场了解，被厂里人看到后告发，就被取消了培养入党资格，撤销了车间理论学习辅导员职务。愤而造反，后任反到底派军工井冈山长安兵团勤务组成员，反到底军工井冈山总部勤务组成员，反到底工总司宣传部副部长。

王世伦：1940 年生，重庆嘉陵机器厂工人。因给车间和厂领导写大字报提意见遭到围攻，被诬为“反党”，愤而参加造反，后任军工井冈山嘉陵兵团主要负责人，军工井冈山总部核心组成员、组织部长，嘉陵机器厂革命委员会常委。

谈孟蜀：1945 年生，重庆望江机器厂工人。因反对厂里保守派不准工人看大字报的做法，遭到围攻批斗，愤而造反，后任反到底派军工井冈山望江东方红公社金猴武斗队连长。

粟远奎：1933 年生，重庆市民政局干部，中共党员。文革初期本是紧跟形势，与民政局几个转业军人联名报告请示建立群众组织，不获批准，还被排斥于官方组建的保守组织之外，愤而起来造反，成为民政局东方红战斗队主要负责人，反到底派机关造反司令部主要负责人。

杨向东：1941 年生，西南师范学院教师。文革初期被学校领导组织学生批判为“修正主义苗子”，弄到农场劳动。后起来造反，成为重庆革命教职工红旗司令部工作人员，重庆造反派“一二·四惨案联合调查团”宣传部负责人，出席中央解决四川问题的重庆造反派代表。

汤大华：1945 年生，四川外语学院学生，共青团员。积极响应号召投身文革，组织了一个联合战斗小组，被工作组认为是“极右学生”的组织，工作组被否定后成为造反派四川外语学院八二六战斗团主要负责人，两派分裂后任八一五派川外星火燎原纵队主要负责人，北碚区捍卫红色政权总部主要负责人。

林亚光：1934 年生，四川外语学院教师。因文革前经常发表文章，文革初期即被作为“三家村”式人物批判。参加造反后成为重庆井冈山红卫兵成员，《井冈山》报主笔。

陈亮：重庆市第二中学语文教师。文革初期因所谓“反动言论”遭到批判，被迫造反后任重庆工人造反军总部《造反军战报》主笔。

黄开全：1947 年生，重庆师专附中高三学生。因反对学校压制学生思想的做法起来造反，成为师专附中红卫兵主要负责人，反到底派重庆井冈山红卫兵勤务组成员，师专附中革命委员会副主任。

倪伯华：1950 年生，重庆市巴县四中初三学生。因成绩好而“出身不好”（家庭成份小商），被工作组主持的毕业鉴定评议会认定为“政治不及格”，官办红卫兵抄家时还被控制在校内不准外出以防“向牛鬼蛇神通风报信”，愤而造反，成为校红卫兵团主要负责人，巴县木洞地区反到底派指挥部勤务组成员。

熊小凡：1927 年生，重庆市文联编辑。因编辑《奔腾》文学双周刊所编发与写作的作品被工作组批判为“毒草”，后又遭到官办红卫兵抄家，追随罗广斌造反后又遭到打压，后任反到底派重庆市文联东方红纵队主要负责人，工人造反军总部《造反军战报》编辑。

2. 理想型

从年龄看，造反派大多数是“长在红旗下”的青年（其中相当部分是学生青年），个别年纪大的则文化低，思想单纯。因长期所受“党文化”教育及宣传灌输的影响，相信应该“毛主席怎么说就怎么做”、“党指向哪里就奔向哪里”，认为积极参加政治运动是实现革命理想的必由之路。这类人大致有以下两种情况：

①深信“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对毛泽东及其党中央号召的政治运动都积极响应热情投入

刘桂兰、孟军：女，均为重庆医学院学生，干部子女，原是最早的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发起人，被市委安排为官办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总部负责人，到北京学习时受到“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形势影响，宣布“反戈一击”参加造反。

汪友根：1937 年生，重庆市供电公司修试场工人，中共党员，劳动模范。参加造反后任电业局八一五负责人，后任反到底工总司勤务组副组长，重庆市革命委员会常委，中共重庆市委常委，市总工会主任，中共四川省委书记。

邓长春：1945 年生，重庆望江机器厂工人，共青团员。参加造反后任反到底派军工井冈山总部勤务组副组长，反到底工总司勤务组常委，四川省革命委员会常委。

雷中武：1947 年生，重庆电力学校学生，共青团员。参加造反后任电校东方主要负责人，重庆市革命委员会常委。

刘德胜：1946 年生，重庆江陵机器厂工人。参加造反后任八一兵团（江陵厂）六五团主要负责人，重庆市革命委员会委员。

张利珍：女，1930 年生，重庆棉纺织五厂工人，中共党员，全国劳动模范。参加造反后任反到底派一轻兵团成员、四川省革命委员会委员。

韩定志：女，1919 年生。重庆棉纺织一厂粗纱车间值车工。中共党员。参加造反后任八一五纺织兵团负责人、四川省革命委员会委员、厂革委会副主任。

王兰英：女，1946 年生，西南农学院学生，共青团员。参加造反后任反到底派西农八二六战斗团勤务组成员，重庆市革命委员会委员、北碚区革命委员会副主任、西南农学院革命委员会副主任。

黄开华：1944 年生，重庆医学院学生，中共预备党员。参加造反后任反到底派重医兵团主要负责人，重庆红卫兵反到底司令部主要负责人，重庆市革命委员会委员。

彭期远：1945 年生，重庆机器制造学校学生，共青团员。参加造反后任八一五机校兵团主要负责人，重庆市革命委员会委员。

姜可忠：1938 年生，重庆河运学校教师。参加造反后任河运学校航锋战斗团勤务员，反到底派重庆教工总部勤务员，反到底派工总司勤务员，重庆市革命委员会委员。

萧星岷：1946 年生，重庆市第三中学学生，共青团员。参加造反后任反到底派井冈山红卫兵勤务组成员，反到底派重庆中学生红卫兵司令部主要负责人，重庆市革命委员会委员。

谭柏树：1940 年生，重庆市曲艺团演奏员。参加造反后任曲艺团“轻骑兵”主要负责人，重庆市革联会常委，重庆市曲艺团革命委员会副主任。

林家臣：1938 年生，重庆前卫仪表厂工人。参加造反后任反到底派军工井冈山前卫兵团负责人，反到底工总司办公室副主任。

邱开全：1943 年生，从部队复员回乡任重庆市北碚区红岩公社回龙大队常年基建队指导员，中共党员。参加造反后任北碚区复员转业退伍军人造反纵队秘书长，反到底派北碚猛虎团团长。

岳朝亮：1942 年生，西南师范学院学生，中共预备党员。参加造反后任西师八三一战斗纵队负责人，重庆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负责人。

杨捍东：女，1944 年生，原名杨素芝（为表达“捍卫毛泽东”的信念而改名），西南师范学院学生。参加造反后任八一五派西师春雷造反兵团成员、北碚龙车寺八一五派广播站广播员。1967 年武斗中被俘后因拒绝投降被杀。

郭淑泉：女，西南师范学院学生。参加造反后任反到底派西师八三一战斗纵队总部秘书。1967 年武斗中因收拾文件撤离驻地稍迟被追兵赶上枪击身亡。

李盛品：1946 年生，重庆大学机械系一年级学生，参加造反后是重大八一五战斗团成员。在1967 年大规模武斗爆发后参与试制手榴弹时失事身亡。

于可：又名于为贵，1944 年生，重庆医学院66 届毕业生，共青团员。参加造反后任反到底派重医兵团成员，《东方欲晓》报主编。1967 年武斗中到现场拍照被对方钢钎刺杀身亡。

雷盛凤：女，解放军第七军医大学学员，参加造反后任八一五派七医大红色造反总团成员、八一五派杨家坪地区捍卫红色政权广播站工作人员。1967 年武斗中为前线人员送饭时中弹身亡。

扈来明：1946 年生，重庆市第一中学学生。参加造反后任八一五派重庆群林市场“痛打落水狗”广播站站长兼主播。

杜显怡：女，1951 年生。重庆市第一中学初二学生。参加造反后任一中八一五战斗团勤务组成员，一中革命委员会委员。

梁自巧：女，1950 年生，重庆市第二十中学学生。参加造反后任二十中八一五暴烈支队队长。1967 年8 月初武斗中救护伤员时中弹身亡。

刘先裕：1947 年生，重庆市第四十一中学学生，共青团员。参加造反后任重庆中学生红卫兵总指挥部主要负责人。

张光耀：1947 年生，重庆市第二十九中学学生，参加造反后任二十九中毛泽东主义战斗团主要负责人。1967 年8 月初武斗中救护伤员时中弹身亡。

李祖楞：重庆市第二十九中学学生。参加造反后先是二十九中毛泽东主义战斗团成员，后任反到底派二十九中红一方面军主要负责人。

熊文书：1948 年生，重庆市第四十一中学学生。参加造反后任八一五派四十一中东方红战斗团主要负责人，重庆市市中区革联会委员。

胡明富：1948 年生，西南师范学院附中学生，共青团员。参加造反后任西师附中无产者战斗队主要负责人。1967 年8 月初武斗中身亡。

任树林：1947 年生，重庆师范专科学校附中学生。参加造反后任师专附中八一五主要负责人，重庆市革联会常委，重庆师专附中革命委员会副主任。

杨金华：1945 年生，重庆机器制造学校学生。参加造反后任八一五机校兵团勤务组成员，机校联合兵团武斗队主要负责人。

范天杰：1946 年生，重庆河运学校学生。参加造反后任八一五派河运校东方红战斗团主要负责人。

李方成：1938 年生，重庆天原化工厂教育办公室干部。参加造反后任重庆工人造反军司令部主要负责人，反对武斗的《战恶风》报主编。

冯炼：1946 年生，重庆铁铸管厂助理技术员。参加造反后成为八一五派成员，后成为反对武斗的重庆工人造反军司令部《战恶风》报编辑。

任光泉：1945 年生，重庆市经委技术局干部，共青团员。参加造反后任重庆市机关革命造反总部发起人。

沈世鸣：女，1931 年生，重庆日报编委、报道组组长，中共党员。参加造反后任新重庆报九一四纵队主要负责人，反到底派《文攻报》主编。

②因长期接受的一些理想教育及传统文化影响所形成的坚持真理、维护社会公正、为弱势者打抱不平的思想而走向造反

熊代富、黄顺义、秦安全、周家瑜、周孜仁：均为重庆大学学生，因校长郑思群被市委工作组迫害致死（他们并不是要保校长，在此前此后也照样批判“郑思群黑帮”，但是对工作组导致郑思群自杀和压制学生意见的许多做法强烈不满），愤而造反，熊代富、黄顺义、秦安全、周家瑜成为重大八一五战斗团主要负责人，熊代富后任重庆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共青团重庆市委书记、中共重庆市委常委；黄顺义、秦安全后任重庆大学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周家瑜后任重庆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主要负责人、重庆大学革命委员会主任、四川省革命委员会常委。周孜仁成为《8·15 战报》主编。

唐忠明：1944 年生，重庆师范专科学校66 届毕业生，共青团员。因对校方将几个曾给校领导提过意见的65 届毕业生长期不予分配工作留校劳动感到不平，文革初期组织“排炮战斗小组”提出批评意见，遭到校方及工作组的打压，被逼造反后任师专八一五主要负责人，八一五派文攻武卫总司令部参谋长。

韩荣华：女，1942 年生，重庆市江北区饮食服务公司江北城青春理发店理发员，共青团员。江北发生造反派与保守派冲突的“八二八事件”时为遭到诬蔑的造反派学生辩护而遭打击，参加造反后任财贸工人八一五战斗团成员，重庆市革命委员会常委。

蔺习廉：1942 年生，重庆长江机床厂热处理技术员，共青团员。因支持了学生对学校伙食提出意见的大字报，文革初期被“四清”工作组当成批判重点，愤而造反，成为八一五派机械兵团负责人，重庆四川省革命委员会委员，长江机床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

王三恒：1931 年生，长航重庆分公司水手。对长航领导组织人围攻河运校学生表示不满而遭打击，愤而造反，成为反到底派长航红一方面军负责人。

贺锡君：1933 年生，重庆铁路分局宣传干事，团委副书记，中共党员。本未参加造反派组织，因1967 年春“镇反”中一个几十个职工的三等小站就抓了三个“反革命”，都是他熟悉的青年团员，为打抱不平而参加造反。后任反到底派红色火车头公社负责人，反到底派驻成都联络站站长。

上面所做的分类，依据的是思想动机的主要方面。实际上，这些人有不少是抗争与理想兼有的“混合型”，只是其中一方面表现得更为突出。

二、造反派基本队伍中的大量一般人群

这类人既没有遭受过政治、经济上的打压因而无抗争要求，也没有强烈的理想目标，只是因在“毛泽东时代”历次政治运动中长期形成的思维习惯，唯恐在政治运动中落后于人，决不能被“革命队伍”所抛弃（按当时的说法“不革命就是反革命”，不做“革命动力”就是“革命对象”），因而采取“随大流”的态度跟着主流人群行动。可简称“随大流型”。他们人数极多，其中有的人也被潮流推上了造反派的领导岗位。

甘炳惠：女。1944 年生，北碚区东阳公社农民，中共党员。参加造反后任红农八一五战斗团及八一五派农联会勤务员，四川省革委会委员，共青团北碚区委书记。

李何明：1937 年生，重庆市江北区东方红公社农民，共青团员。参加造反后成为红农八一五江北分部主要负责人，江北区革命委员会常委，江北区民兵指挥部副总指挥。

苑隆伟：1947 年生，重庆建设机床厂工人。参加造反后成为八一兵团（建设厂）6657 团“狂飙”队负责人，建设厂“群众专政大军”副总指挥。

何汉瑞：1940 年生，重庆无线电厂工人，中共党员。先是保守派，后参加造反派成为军工井冈山无线电兵团负责人，反到底派“完蛋就完蛋”广播站站长。

蒋兴中：1936 年生，重庆无线电厂工人，中共党员。先是保守派，后参加造反派成为八一兵团（无线电厂）2701 团负责人，厂革命委员会委员。

姚永年：1937 年生，建设机床厂工人，中共党员。先是保守派，后参加造反派成为八一兵团（建设厂）6657 团负责人。

韩庆昌：1933 年生，重庆建设机床厂技术干部，中共党员。先是保守派，后参加造反派成为军工井冈山建设兵团负责人。

杨广德：1949 年生，重庆柴油机厂学徒工。参加造反后成为反到底派黄山红二连排长。

三、一个特殊的造反小群体

罗广斌、杨益言、刘德彬：这个以罗广斌为首的长篇小说《红岩》作者群、重庆市文联三人创作组，在重庆造反派中突出的特点一是年龄大（三人分别生于1924、1925、1922 年，而一般造反派以出生于四十年代前后者为多），二是三人全是中共党员而且罗、刘是有革命资历的原地下党员（一般造反派中党员很少），三是罗、杨曾得到江青的接见并赠送《毛泽东选集》和转达毛泽东对小说《红岩》修改的意见，这是其他造反派很难得到的殊荣。三人参加造反后成为重庆市文联红卫兵战斗组、文联文革筹备小组实际负责人，两派分裂时站在反到底派一边。罗广斌被八一五派批判、关押后自杀。

这个特殊的造反小群体，既有理想型的一面——青年时代就参加了反对独裁专制的斗争，罗广斌、刘德彬作为中共地下党员被国民党当局抓捕入狱并在1949 年11 月27 日大屠杀之夜脱险，杨益言曾被疑为地下学运人士抓捕（后保释出狱）。他们以后因宣讲狱中斗争和革命烈士事迹、共同写作长篇“党史小说”《红岩》引起巨大反响；同时，他们的造反又有抗争型的一面——罗广斌“出身不好”（父亲是国民党官吏，哥哥是国民党起义将领），从国民党狱中出逃的经历又长期遭到怀疑和反复审查，刘德彬在“反右派”运动后被以“严重右倾”罪名撤职下放劳动并剥夺了在小说《红岩》出版时署名的权利；文革初期批判文艺黑线时，因小说《红岩》的关系又使他们与“黑帮”周扬、夏衍、沙汀、马识途等多有牵连，被要求揭发、交代。不过，促使他们造反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文革前因小说改编电影的曲折过程和文艺界整风中所得知的相关情况，使他们了解到高层斗争的一些动向，小说《红岩》又得到江青的关注（布置改编为样板戏和计划重拍彩色电影故事片），使他们认为已得风气之先，以为自己具有了革命作家的代表身份和引领革命文学的历史使命，从而积极造反，成为重庆造反运动初期激进而有影响力的人物。

四、一些五花八门的另类造反派

1. 因偶然事件而成为造反派

这部分人与“随大流型”不同之处在于，参加造反派很大程度上是因偶然事件的推动、裹挟。如果没有这一偶然事件，他们或许一直会游离于造反大潮之外。

吕炎：1934 年生，长江航运总公司661 工程指挥部测量分队分队长。1966 年8 月在三峡一带的测绘工作告一段落回到重庆汇报工作后，被要求当晚即以官办“工人纠察队”身份到机关大楼值班，他提出自己有一两年没回家，小孩出生8 个月了还没见过面，要求先回家休息一两天，被拒绝，一气之下自行回家，此后即参加造反，成为661 指挥部航道兵团负责人，八一五派长航兵团主要负责人，四川省革命委员会委员，长航重庆分公司革命委员会副主任。

郑志胜：1943 年生，重庆大学学生。刚进重大时曾得到校长郑思群关心，送给他一双胶鞋。工作组发动批判郑思群时公开表明保郑思群的态度。郑思群被工作组迫害致死后，他满怀悲愤参加对工作组和市委的造反活动，但仍被造反派同学视为“老保”，常遭训斥和打压。武斗开始后他正打算回老家躲避，却被时任八一五战斗团负责人的本班同学黄顺义请其协助处理本派死者尸体，他不敢拒绝，只好留下，遂成为收殓武斗中八一五派死者遗体的负责人，著名的“尸长”。

曹登驹：1947 年生，重庆师专附中学生。本对政治运动持排斥态度，因偶然随同学一起参加了声援师专造反派的“八一五事件”，被卷入争论中心，从而成为师专附中八一五兵团骨干成员，师专附中八一五驻北京观察员。

蒋良知：1941 年生，重庆市北碚区蔡家公社兴禾抽水站技术员，共青团员。本未参加群众组织，因到附近工厂的反到底派好友处玩，突遇八一五派前来袭击，被迫随该厂好友一派撤离，从而被卷入武斗，并在武斗停息后被推选任反到底派重庆农民革命到底总司令部勤务员，重庆市革命委员会常委，市贫协副主任。

朱登明：1939 年生，重庆市市中区建筑修缮联合社第四建筑社施工员。因“家庭出身不好”（父系原国民党官员被镇压），本不会参加造反派，但因重庆师专发生“八一五事件”时正在现场担任师专图书馆楼房大修施工员，被认为支持了学生造反，由区委工作组隔离审查问罪，被迫逃出后参加造反，成为重庆工人造反军一支队主要负责人。

2. 为保本单位领导而与上级工作组发生冲突成为造反派

造反派与保守派本来是两个截然对立的概念，但在这类人身上却奇妙地结合到了一起。由此可见文革造反运动复杂的一面。

刘祖国：1942 年生，重庆江北造船厂工人。因对“四清”工作组打击厂领导不满（认为厂领导是好人），受到工作组批判，在学生帮助下起来造反，成为重庆工人二七战斗团勤务组成员，反到底派二七战斗团总部主要负责人，重庆市革命委员会委员。

唐工：本名唐湘捷，1942 年生，重庆市大坪中学教师，共青团员。因对工作组打击学校领导表示抗议（认为学校领导是老地下党、“焦裕禄式的好书记”）而成为工作组批判对象，被逼造反后成为重庆工人造反军总部宣传部长。

3. 为反对造反派而成为造反派

这类人一开始就从感情上与造反派对立，但在造反派分裂为两大派后，按照“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的流行观念，他们往往就站到了与他们所反对的那部分造反派对立的一边，尽管这一边也是造反派。

徐勍：1936 年生，重庆市曲艺团评书演员。因不满于罗广斌等在重庆“一二·四”事件后编造事实打击保守派，自费上京控告罗广斌。当造反派分裂为两派后，被反对罗广斌的八一五派吸收为宣讲罗广斌“历史问题”的广播员和“叛徒罗广斌罪行展览”讲解员。

龚联建：1936 年生，重庆消防器材厂工人，中共党员，重庆市劳动人民文化宫工人业余话剧团演员。因不满于罗广斌等编造事实打击保守派，自费上京控告罗广斌，当造反派分裂为两派后，参与了到重庆市文联向罗广斌一派夺权的行动，任八一五派四川工农兵业余文艺造反兵团重庆团勤务组成员。

杨世元：1932 年生，重庆市文联业务组组长，中共党员。罗广斌等在文联造反夺权后被当作“黑帮爪牙”监督劳动，当造反派分裂为两派后，反对罗广斌的八一五派将其解放出来参加批判罗广斌的文字工作，成为革联会罗广斌专案组工作人员。

袁光厚：1931 年生，新华社重庆记者站记者。被造反派当成新华社四川分社“黑帮”的“红人”批判、“夺权”（剥夺工作权利），当由造反派夺权的重庆记者站在重庆造反派分裂后集体站到反到底派一边时，他因受排斥而独自站到了八一五派一边。

刘国章：1947 年生，重庆市第十中学学生。因曾参加官办保守组织而遭到造反派（当时统称八一五派）批斗，当造反派分裂后，就站到反对八一五派的反到底派一边，成为中学生红卫兵九一纵队红一连成员。

4. 为应付造反派而成为造反派

这类人开始是“假造反”，但在造反派分裂为两派后，往往会在两派恶斗中弄假成真成为其中一派的成员。

张光明：1933 年生，重庆市人民委员会办公厅秘书，中共党员，市委驻重庆大学工作组办公室副主任。工作组遭批判后被扣留在重大做交代，为了脱身，请示市委办公厅领导同意后组织了假造反的战斗队，写出一些东拼西凑的大字报后得以离开重大。后任重庆市革筹组（由驻军和八一五派控制）工作人员。

李明全：1935 年生，中共重庆市委国防工业政治部组织处干部，中共党员。为防止外单位来夺权致使国防机密档案外泄，组织了国防工办八三〇战斗队先行夺权，被认为是“假夺权”，遭到八一五派打压后成为反到底派市委机关井冈山总部工作人员。

5. 为了好玩而成为造反派

文革前夕社会生活已极端政治化，稍稍吸引人一点的文艺作品大多遭到批判、查禁，文娱生活极度贫乏。当文革进入半无政府状态的群众造反运动阶段，一些人特别是青少年就以好玩的心态投入其中。

黄荣华：女，1945 年生，重庆长江电工厂工人，共青团员。看到造反派的人聚在一起唱歌跳舞很好玩而去参加，后被推选为长江电工厂八一五联合总部常委，重庆市革命委员会委员。

邹越滨：1947 年生，重庆市第二十九中学学生，共青团员。为了跟同学在一起好玩而参加造反派活动，成为二十九中毛泽东主义战斗团成员，造反派分裂后，也因为班上要好的几个同学都在八一五派而站到八一五一边。

6. 为了加入“革命组织”而成为造反派

这部分人的共同点是“出身不好”，长期以来想“革命”而不成，无论怎样努力表现，大多会被共产党、共青团组织排斥在外，文革初期的官办红卫兵也不准参加。他们渴望能得到“革命组织”的认可，摆脱“家庭出身”笼罩其身的阴影，因此一旦有造反派组织可以加入，就如获大赦，欣然前往，但少有“造反”的具体动机，更多的是追随“革命”、成为“革命队伍”中一员的愿望。

黄肇炎：1943 年生，重庆大学机械系学生，共青团员。因父亲在抗战时期是政府军的军医（中共执政后被认为是在“反动军队任职”的“历史问题”），使他一直受到歧视压抑。参加造反后任重大八一五战斗团赴蓉挺进纵队成员，《8·15 战报》编辑，但重大八一五的红卫兵仍以“家庭出身”问题不让他加入，因此他只是造反派而并非红卫兵。

杨晓渝：女，1950 年生，重庆市第三十中学学生。生父在50 年代初被以“历史反革命”罪名镇压，继父因“资本家出身”在文革初期被批判、抄家。参加了反到底派工农兵文艺公社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

陈共珏：女，1949 年生，重庆市第四十一中学学生。母亲被打成“右派”，父亲被打成“历史反革命”（因参加过抗日远征军），文革初期被抄家。参加了反到底派井冈山红卫兵。

向卫国：女，1949 年生，西南师范学院附中学生。因父母都是地主成份，自己的班干部职务也被撤销。参加了反到底派西师附中“布尔什维克”，后任重庆反到底机关司令部工作人员。

7. 为摆脱“右派”处境而造反

文革初期社会上即流行一个口号：“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因此那些在50 年代被打成“右派”的人（即使后来已经“摘帽”但仍被视为“摘帽右派”）极少敢于参加造反。当造反运动进入高潮，原来打“右派”的那些当权者纷纷成了低头挨斗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这样的局势难免不让一些“右派”心动，于是就有一小部分人以不同心态参加了造反活动。

①以参加造反派的行动表明自己已经“改造”好了，愿为革命做贡献

杨宝智：1935 年生，原在中央音乐学院被打成学生“右派”，后在重庆市歌舞剧团监督劳动，任小提琴演奏员。为表示已经“改造”好了，积极参加样板戏排演，并参加反到底派重庆工人造反军总部“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积极担任演奏员兼作曲、编剧。

②想通过参加造反派活动得到造反派帮助解决调动工作等个人问题

蒋维亮：1932 年生，原在重庆市文化局艺术科被打成“右派”，“摘帽”后仍被强留农场劳动不让回城，要求退职回家都不准。文革中参加造反派，积极绘制宣传画、漫画，想得到造反派帮助调回城里与家人团聚。

③这部分人主要是有原地下革命资历的党团干部，被打成“右派”后从未服罪，文革中想在造反派支持下争取翻案平反

卢光特：1921 年生，原重庆地下党负责人，在重庆市委宣传部被打成“右派”。文革中宣布“造反”，自行离开农场外出上访，要求平反，参与成都“兵团、八二六联合调查组”为四川地下党翻案的活动。

刘康：1925 年生，原川康地下党派到重庆的负责人，在重庆市委党校被打成“右派”。文革中起来造反，积极参加成都“兵团、八二六联合调查组”为四川地下党翻案的会议，串联农场难友为卢光特上访要求平反募捐。

以上只是按照各人参加造反的主要原因所做的分类，实际情况应更为复杂，有的人会兼有不同原因，比如抗争型的人也兼有理想色彩，随大流型的人也会有出于好玩的动机等等。

通过以上实例分析可以看出，文革中的造反派，从总体上说，确实是“奉旨造反”，即使是有个人维权动机的抗争型人物，如果没有毛泽东及其党中央的号召、鼓励和一时的纵容，也不可能向有关执政者“造反”并群聚成“派”。一旦毛泽东决定从“大乱”走向“大治”了，造反派就无不紧跟、照办，争相撤销总部，解散组织，还要热烈表态“毛主席挥手我前进”，黯然退出历史舞台。

2015 年5 月18 日初稿
2016 年2 月6 日修订于重庆风江阁

《记忆》2016年7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