庞国义：读李正权《青春从文革战火走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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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战争亲历者的可贵反思- -读李正权《青春从文革战火走过》
庞国义

近来有幸拜读到李正权先生所著回忆录《青春从文革战火走过》（中国文化传媒出版社2014年6月出版发行，部分章节曾在《昨天》先期发表），不禁爱不释手，引发众多感悟联想。作为同样从那个时代经历过的同城人和同龄人，自然倍感惊喜。

今天，假如在你在重庆的大街小巷或树荫下、茶肆里与本地六十岁以上老人摆谈龙门阵，打听“什么是文革？”十有八九得到的回答是：“抄家、戴高帽子、游街、搞武斗！”有的老人还会补上一句：“就是军舰、坦克、打枪打炮，子弹乱飞，到处死人！”

可惜这血腥恐怖的一幕对当代年轻人来说却是陌生又稀罕的奇闻，他们最多只能从老纪录片中见过天安门广场那无尽的红旗、海啸般的“万岁”声和癫狂怪状的“忠字舞”。然而，那刀剑、枪弹、鲜血、尸体……他们根本无法目睹了解和想象，历史记忆和岁月留痕正在自然风化般地悄悄淡去。

如800多页16开本重达两公斤的《重庆市市中区志》，用洋洋洒洒150多万字，从纪元前到公元后，从天上到地下，从苍蝇到蚊子都说了个遍，却对烽火连天、弹痕遍地、毁房死人的文革武斗惜字如金，仅在《大事记》篇目里，用连标点符号在内共26字记载：“7－9月，市中区对立的两派群众组织之间发生大规模武斗”（重庆市渝中区人民政府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纂，重庆出版社1997年2月第1版，第32页），一笔带过了1967年发生在该区的牛角沱、上清寺、两路口、朝天门、小什字、临江门、解放碑、邹容路、中华路（杨柳街）、大溪沟、菜园坝、李子坝等地的大大小小几十次武斗事件，留下一大段空白。

更有甚者，不惜偷梁换柱，歪曲历史，把本是官方所为之事，移花接木栽到“造反派”头上，如《重庆市沙坪坝区志》在《大事记》篇目里白纸黑字写到：“8月2日，重庆大学党委书记郑思群不堪‘造反派’迫害，于凌晨5点20分自杀身亡”（重庆市沙坪坝区志编纂委员会编纂，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12月第1版，第50页）。

而事实真相究竟是怎样的呢？同样是官方编纂出版的《中国共产党重庆历史大事记》明确记载：（1966年）“6月21日，中共重庆市委报经中共中央西南局和中共四川省委批准，决定重庆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郑思群停职检查，并强加给郑思群四大罪状，即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里通苏修”（中共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编，重庆出版社2001年10月第1版，第93页）。

当年的重大无线电系一年级学生杰宗正也在1966年6月21日日记中记载：“晚上，我校全体师生员工在风雨操场开了大会，重庆市委书记处书记辛易之同志在大会上宣布了市委决定（郑思群停职检查），会场一片欢腾，掌声雷动，广大师生员工振臂高呼：‘坚决拥护市委正确决定’，会后，许多同学都赶写决心书、大字报。”（杰宗正文革日记，未刊稿）

第二天，《重庆日报》在头版显著位置报道了郑思群被停职检查的消息，此后，以重庆市副市长余跃泽为首的市委工作组组织动员了全校师生员工对郑思群进行大揭发大批判，几天之内出现了数万张大字报。一个多月后的8月2日凌晨，一直处于工作组严密监管羁押之下的郑思群不堪迫害，在监管住地用刮胡子的小刀片割破了颈动脉血管而身亡。那时《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尚未发布，该校以及全国均无“造反派”组织和“造反派”一词，恰恰相反，正是这起市委工作组迫害学校领导的事件，促使该校学生认真思考，不断对工作组提出质疑，直至喊出“炮轰重庆市委”的口号。市委工作组迫害郑思群致死的事件，成为重大师生成立造反组织“八一五战斗团”的催生婆。

真不知堂堂《重庆市沙坪坝区志》如此不严谨的虚假文字出于什么动机写出，又是怎么通过层层审核印刷出来的，或许这正是把关审核者的意图？看来，要靠官方修什么“正史”、“信史”，真实记录反映文革历史的状况实在很难。

麻雀掠天尚留影，难道历史真的像小姑娘一样任人打扮、任人欺凌吗？时间过去四十多年，在历史发展到“突飞崛起”、“一切向钱看”的掘金时代，民间仍旧顽强地保留和反思着一段永远擦不脱抹不掉的文革武斗记忆，因为那是一场客观存在而且必须吸取教训不容再次复制的浩劫。《青春从文革战火走过》中记载的那场“文革战争”，便发生在重庆文革前期的1967、1968年间，成千上万人为之丧生、伤残。作者自觉地以亲历性、研究性、纪实性书写青春时代走过的文革战火，使该书具有极强的史料性和可读性。

当年十七岁，风华正茂的李正权，是那个红色年代典型的热血青年，他积极响应头罩“四个伟大”光环的毛泽东主席和他亲自指挥号令的党中央的号召，义无反顾地投身到文化大革命哪怕已经变形为武化大革命的洪流之中，有了参与史无前例“大革命”的亲身体验，这既是个人的悲哀和不幸，也是反思文革武斗的宝贵经历和活的见证。他作为文革时的一名初三学生，潜力自为，文学修养和理论功底见风日长，挥毫提笔，写诗填词著文，以所历所见所闻所感描绘出真枪真刀见血见尸的战争场面，留下珍贵的历史记录，十分的难能可贵。正如何蜀先生在本书序言中所说：“在当年参加过文化大革命的数亿人中，参加武斗的人只是极少数；而在参加过武斗的人当中，能够清晰地如实回忆那些经历的人又是极少数；在那些愿意回忆武斗经历的人当中，能够自己动笔写出来的也只有极少数；在这能够写出回忆的极少数人中，能够写得细致生动而且能作深刻反思的，更是凤毛麟角。”

作者多方考证了“战争”一词的概念，从战争必须包括“政治目的、使用暴力、集体和有组织”三个条件进行推论，分析文革中重庆大武斗的现状特点，将其纳入“战争”范畴并作出了准确的判断和诠释：

交战双方的政治目的都是为了消灭资产阶级，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誓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两派都掌握和使用了能致人死命的现代化热兵器和暴力；两派都成立了能够统辖全市武斗力量的指挥部，都有了自己的武斗总司令（外加赫赫有名的“舰队司令”和“装甲司令”），制定了整体的攻防战略部署和各个特定战役的战术安排，建立了诸如卫戍司令部、警备司令部之类直接指挥战争的机构和武装到牙齿的成建制的作战部队。

重庆最早的武斗是1966年12月4日发生在大田湾体育场的造反派与保守派之间的“万人大武斗”事件。保守派垮台后，造反派分裂为两派。在1967年“一月夺权”之后，这两派之间因“革联会”问题的分歧，一直没有间断地相互实施打砸行动和使用棍棒钢钎之类的“冷兵器”武斗，到7月份后武斗便升级为使用“热兵器”的武争，8月份达到高潮，所以民间一直流行着“八月战争”的说法。本书作者从理论上把“八月战争”及其延续期（1967年7月至1968年9月）的重庆大武斗改称为“重庆文革战争”，可谓有理有据。

那是一场全民参战的战争，工、农、商、学、兵各个行业都有人卷入。重庆当年所辖的八区三县烽火遍燃，狼烟四起，无处不飞弹，无处不见血，其影响和战火延及四川省内各地。书中用悲壮的笔触写到：“重庆这座好端端的大工业城市，到处燃起了战火，摆开了战场，陷入全面内战之中。杨家坪、九龙坡、石油路、潘家坪、上清寺、解放碑、观音桥、大石坝、黄山、上新街、四公里、北碚城……枪声不断，炮声轰鸣，你攻我守，我争你夺，今天你杀过来，明天我杀过去，打败了的尸横遍野，打赢了的伤亡惨重……”

“两派势均力敌，阵地犬牙交错。军舰、坦克、大炮、机枪无所不用其极。连刚研制出来、尚未装备部队的像‘三无’（无光、无烟、无声）冲锋枪之类的新式武器也拿了出来，在战场上大显神威。战役一个接一个，规模一个比一个大。那战斗的激烈，像狼牙山、像上甘岭；那战斗中的英雄，像董存瑞，像黄继光。其激烈程度，与后来的世界上那些著名战争相比，也毫不逊色。……”

“论规模之大、参加人员之多、战线之长、持续时间之久、动用的武器之先进，在重庆三千多年历史中，还真找不到哪一场战争能够与这场文革战争相‘媲美’的！真是‘史无前例’！”

本书生动描述了许多战争过程中的细节，披露了许多当年鲜为人知的武斗战争内幕，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比如那个蒙着神秘面纱的武斗基地“黄山警备区”和反到底派大本营体育馆的详情，以及“八八海战”、火烧交电大楼、建设厂争夺战、“八一八”潘家坪之战、南岸的战斗等经过情况，还有那些武斗人员数次“逃难”成都等地的生涯等等。特别引人注目的是披露了“人民5号”登陆艇上杀俘经过的细节（此节曾在《昨天》31期单独发表），令人感到那个无法无天年代草菅人命事件的可笑、可悲、可怕！

作者曾经迷恋于当时的政治说教，怀着满腔革命热情，高呼“为毛主席而战，完蛋就完蛋”的口号，“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地“上疆场彼此弯弓月”，亡命地亲历过那场血腥战争，吃过不少苦头，遭遇了五次危险，作过六次“坏事”，书中都有了一一交代并作了深深的忏悔，对这场毫无人性的文革大厮杀运动进行了虔诚而彻底的反思。

文革史研究最忌讳文革亲历者带有当年的派性。作者摒弃当年的派性立场，在记叙当年那场两派斗得你死我活的战争过程之中，除当年特定环境下的派性话语运用之外，其余则不扬己长，不避己短，不贬对方，不褒己方，其表达的反思之意是真诚的、客观的、公正的，因而能赢得同样是那场战争中不同派别过来人的接受、青睐和赞许。

文革群众组织及其参与者均无胜者，两派组织及其当年的风云人物都是文革发动者和领导者根据政治需要恣意玩弄于股掌的器物工具，真正的获胜者是那个既得利益的官僚集团，所以现在还有一些人在争论文革中谁胜谁负谁对谁错是完全没有必要而且毫无意义的。集中精力，还原历史事实真相，揭露和鞭挞文革战争罪恶，彻底肃清文革余毒，才是我们这一代人的神圣使命和光荣职责。

《青春从文革战火走过》一书不但客观反映了重庆文革战争的经过和本质，还提出怎样才能制止“文革战争”之类反人类行为再度发生的思考，那就是必须坚持走民主法治的道路，决不容许个人说了算，为所欲为地搞高度集权的独裁专制。

书中写道：“要真正建立民主法治社会，要真正实行宪政，还是一个长期的艰巨任务，很可能还需几代人的努力。”“只要我们始终不放弃，坚持下去，中国最终还是要走到民主法治道路上去的。这是不可改变的历史归宿，任何人任何势力也阻挡不了的。”这是本书作者所看到的希望，相信这也是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的希望。

《青春从文革战火走过》还有一个亮点，那就是该书作者由于熟悉武斗过程，又曾在兵工厂工作多年，加之多年的调查研究、收集整理，对当年发生过武斗的单位尤其是各大兵工厂的历史、现状、产品，以及在战场上使用过的各种武器特征有着较完整的介绍，加之文中对武斗各个阶段各次战斗真实生动的细节描写，何蜀在本书序言中称“在一定意义甚至可以说，这是一部有关重庆文革武斗的小百科”，是很有道理的。

重庆文革战争中究竟使用了多少枪支？目前虽然无法精确统计，但仍可找到一些局部的蛛丝马迹。国营296厂（即重庆建设机床厂）厂史有一段记载：“1967年7月至1968年8月，在‘文攻武卫’口号的蛊惑下，厂内外‘八一五’和‘反到底’两大造反派组织在谢家湾地区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武斗。这期间，工厂失散步枪21409支，子弹4038125发，83名职工（包括临时工）被打死，弯弯大楼等部分房屋被烧毁或炸毁，生产完全停止，工厂遭受严重损失”（《国营第二九六厂史》，国营第二九六厂史编辑委员会编纂，1992年10月第一版<内部资料>，第473页）。

文中的“步枪”应该是该厂生产的56式半自动步枪，数据精确到个位数，可见是查之有据的了，但不知是否包括该厂大量流失的半成品零配件，这些半成品零配件被“能工巧匠”们组装成的半自动步枪在战场上同样好使。我们还注意到，在文革战争中普遍使用的该厂产品56式冲锋枪、56式四联舰用高射机枪、59式二联高射机枪等也未统计在内。文中的“子弹”仅仅是建设厂用于试枪的7.62毫米子弹，而生产这类子弹的是另一家兵工厂——重庆长江电工厂，从那里“失散”的子弹更是无以计数。

如果我们放眼重庆全市八区三县范围，加上各区县人武部和大中型厂矿企业、大专院校人武部或保卫科的枪支（这些单位的枪支无一漏网地被本单位或外单位的武斗人员利用了起来），再加上从野战军、地方部队抢夺的枪支以及“自力更生”制造出来的枪支（如“八一五式冲锋枪”、猎枪、“独角龙”等），那么重庆文革战争中使用的枪支数量应该是很惊人的了。

巴金老人曾经积极倡导建立“文革博物馆”，他在1986年6月15日写道：“这不是一个人的事情，我们谁都有责任让子子孙孙、世世代代牢记十年惨痛的教训。‘不让历史重演’不应当只是一句空话。要使大家看得明明白白，记得清清楚楚，……用具体的、实在的东西，用惊心动魄的真实情景，说明二十年前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让大家看看它的全部过程……只有牢牢记住‘文革’的人才能制止历史的重演，阻止‘文革’的再来。”（巴金《随想录》，作家出版社2005年12月第1版，第410页）。现在又一个二十年过去了，实现巴老的遗愿还遥遥无期，也许还要等待另一个或者更多的二十年……

我想，这个未来的文革博物馆必须具备实物、影像、图片和文字资料，不光有总馆，各地还应有分馆，这是一个相当浩大细微的系统工程，不光只有上层官僚权贵人物之间的宫廷内斗，还应囊括全国数亿普通百姓的悲苦命运。

随着岁月的流逝，全国绝大多数的文革实物已经灰飞烟灭，渺无踪迹，所幸的是埋葬着数百名文革武斗殉难者的重庆沙坪公园“红卫兵墓群”被保留了下来并纳入了文物范围得以保护，成为展现文革罪恶的最显见最鲜活的实物见证，为建立期望中的“文革博物馆重庆分馆”创造了得天独厚的有利条件。

重庆民间的文革史研究爱好者们还在努力奋战，他们自愿、自觉、自费，冒着风险，排除各种阻力，不辞辛劳地找寻文革真相。更多在文革中受尽血与火考验的幸存者，正在以口述、笔录形式叙述文革历史或在键盘上敲打出回忆文革历史的文字。

珍惜生命，反对战争；坚持真实，反对遗忘。借用本书最末的一句话：历史不能封闭，历史的教训不能忘记！


（本文载2014年9月30日《昨天》第3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