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师附中文革迫害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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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1969年九大召开。考虑到后来的教职员工下放以及“深挖五.一六”运动与文革关系密切，故也将其包括在调查之列。调查分【学生篇】和【干部教职员工篇】。
这个调查可以让人们对附中文革有一个感性的了解，对认清文革的本质会有帮助。调查靠我们每个人的努力。大家可以在评论中提供信息资料：包括时间，地点，班级，人员及关联组织等。我们将根据掌握的信息，补充这项调查。

【学生篇】

[高三乙]

受害人何立群
“深挖五.一六”运动中，作为井冈山组织的头头，被“隔离审查”了三年（在南师附中受审查的还有高三乙的金乐平，高三丙的顾浩。另外还有部分井冈山组织的成员在其工作单位受到不同程度的审查。）。

[高三丙]

受害人杨洪仓
66年9月初，一天下午四点钟左右，高三乙的靳新通知五四大楼高三年级教室里的同学，到高三乙教室去接受“教育”。实际上是红色造反军组织的对杨洪仓同学的批斗会。当时有北京四中的女红卫兵临场助阵，刘力群等主持批斗会。批斗会以自报出身开场，然后根据出身的好坏调整座席，红五类的坐前排，非红五类的坐后排。首先由北京红卫兵做批斗示范，其中一位扎辫子的女红卫兵，没说几句话就开始劈头盖脸地殴打杨洪仓，还将杨的眼镜打落在地。造反军的成员则站在一旁呐喊助威，其中曾小渤和杨婷婷显得格外张扬。北京红卫兵示范之后，曾小渤也挥动皮带在空中猛抽了几下，皮带几乎落到杨洪仓的身上，每抽动一下皮带都会引发会场的惊吓声。批斗会中途进到教室的高三乙班石越梁同学实在看不下去，将造反军的刘迎胜拉到一边说：你们怎么能这样搞，这符合十六条精神吗！刘迎胜没有理会，批斗会继续进行。
批斗结束前，造反军用前排的桌子将杨洪仓围在中间，然后红五类们站到桌子上，摆出威慑的姿势外加吼叫声结束了这场闹剧。这次批斗会在南师附中开了“此反必造，学生必斗”的先河。事件发生后，南京军事学院对杨洪仓等同学采取了保护措施:告诫他们暂时不要去学校。

[高三丁]

受害人李得宁
66年8-9月 造反军曾不止一次去过李得宁住所抄家，有一次李天燕等负责人几乎悉数到场。李的母亲遭受殴打，家里的被子也被抄走。抄家的动机同李得宁反对血统论的大字报有关。8月12日，高一丙的六位同学贴出了南师附中第一篇公开反对血统论的大字报“我们对红卫兵创立宣言的看法”。第二天，李得宁就在五四大楼的东墙贴出了声援高一丙同学的大字报，从逻辑和事实上批驳了血统论的谬论（大字报由高三丁李雷抄写）。报复性抄家事件之后，经李得宁要求，班上“造反军”成员卢寿春出面，从红卫兵抄家物质保管处取回了被抄走的被子。
多年后，每每提到那次抄家，李得宁的兄长总是会说:“都是小弟惹的祸”。


受害人钱南秀
66年9月上旬在高三丁教室，由班上“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和“红色造反军”联手，组织了对钱的批斗会。之后，两个红卫兵组织又联手抄了钱的家，并殴打了钱的母亲。文革暴行是致使钱母过早病逝的一个重要原因。

受害人王亮
王亮生前说过文革中曾被红卫兵组织抄家的事情。

受害人吴超明
文革期间吴超明家被抄8次（调查中）

[高二乙]

受害人陈光炎

受害人谭钢屏
66年9月被“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组织抄家。谭的父母早年师从徐悲鸿，是南师大美术系的教授。红卫兵在抄家的过程中烧毁了其父母多幅珍贵的画作。
谭钢屏本人成立的造反组织《红旗兵团》也被“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勒令解散。66年12月谭钢屏再次成立《红旗永不倒》战斗队并加入红联。
68年3月谭钢屏通过了部队征兵的政审和体检，是南师附中符合特种兵入伍条件的九人中的一人。该特种兵指定服务于东海舰队潜艇部队。可是谭钢屏没有想到：最终入伍名单上没有了自己的名字。鼓楼区征兵办公室的鲍政委对谭说，政审体检都没有问题，完全符合参军条件。只是这次招兵还有一个参照条件，即群众组织的意见。鲍政委最后安慰说，这次没能够参军，下次还有机会.......
谭钢屏就这样同部队擦肩而过。这是谭钢屏人生中遭受的最大的一次打击。那个曾经阻止他参军，改变了他人生轨迹的“群众组织”，正是附中的“红色造反军”。谭钢屏得知这个真相的时候，时光过去了整整四十年。


[高二丙]

受害人买德懋
66年9月，八一战斗队的红卫兵（高二丙杨清丰带领初中的一些小同学）抄了买德懋的家。当时买德懋家住三牌楼和会街临街住宅的二楼。红卫兵以破四旧为由，从买德懋家拖走了一板车的东西。在燃烧买家蚊帐的时候，还烧焦了一些樟脑丸。刺鼻的气味，给当时在场的参与者们留下了深刻的记忆。



[高二丁]

受害人陈瑞麟
文革中陈瑞麟对“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在班级推行血统论不满，发表了同红卫兵相左的一些言论，最终遭受到红卫兵的报复，成了批斗打击的重点。他平时随意写的一些词、句，被秘密搜剿，然后被断章取义、肆意歪曲、无限上纲。陈瑞麟当时被作为反革命来批斗、多次遭受毒打致伤。陈有一次被打得躺在床上不能动，又不能对父母讲，只能告诉姐姐陈干梅（高三丁）。有一次，陈干梅看见陈瑞麟戴着高帽子，低着头，跪在教室前面，她当时揪心地痛。面对迫害，陈瑞麟也曾考虑过“逃走”，但最终还是决定独自一人承受这一切。


[高一丙]

受害人秦志宁
66年8月12日高一丙班何纪宁等六位同学贴出了第一张反对血统论的大字报，秦志宁也在其列。

大字报贴出后，班上的红卫兵立刻在教室里对六位同学进行围攻，争辩很快被漫骂与侮辱所取代。许多外班的人也拥了进去，包括高年级的及低年级的同学。有人在大声呵斥：“谁是李鸿章的狗崽子（秦志宁母亲的曾祖父是李鸿章）？这个狗崽子胆子也太大了，打这个狗日的！！！”...有人在摞袖子，有的人爬到了桌子上，一副杀气腾腾的气势。直到有人碰掉了日光灯，毒气四散,一场围攻才算收场。但11天后，报复性抄家又卷土重来。

8月23日深夜12点，包括班上的白嘉军，姜红案在内共计12人（所属组织红色造反军）翻墙进入秦志宁家中抄家，美其名曰破四旧。
秦要求他们出示公安局许可，红卫兵们虽然没有公安局的证明，却声称公安局支持他们的行动。
在抄家过程中，红卫兵们没有找到任何‘金银财宝’，于是便拿秦志宁父亲的画作和收藏发泄。
秦的父亲早年在法国学习绘画，后来在欧洲各地曾收集了大量的名贵画集。其本人的画作也受到包括徐悲鸿在内的国内油画界很高的评价，被誉为我国早期油画中的精品。
红卫兵们将这些书籍，画册，包括秦志宁父亲的一些画作，堆到院子里，撒上汽油焚烧，一直烧到临晨4点才作罢。红卫兵们还抄走了秦志宁的日记（至今没有归还）。
抄家过后，班上的造反军还组织过批斗会，批斗秦和另外一位女同学（其父是南工教授）。当时那个女同学气得哭了，同红卫兵据理相争。当时白嘉军曾举起皮带准备动手，后恐于围观的众多同学才有所收敛。
注：白嘉军等还抄了其他同学的家，并参与了其他班级批斗同学的活动。


[初三丁]

受害人孙永明
66年9月，在高二丁教室，北操场红卫兵组织了批斗会。包括孙永明在内的其他班级的同学遭受了批斗。据在场同学的回忆，批斗会有过下面的场景。
高二丁的朱会民问孙永明：“你的父亲是干什么的，杀过人吗”。孙回答：“军医，没杀过人”（注:孙的父亲当时是解放军军事学院的军医，也曾经是国民党军队的军医）。朱又问：“军医？为贫下中农看过病吗！究竟给什么人看病！”。孙回答：“伤病员”。朱接着问：“国民党伤病员治好后，又去杀共产党！你父亲是间接杀人！”。朱会民说这话的同时，将皮带重重地抽向孙永明。朱会民还将孙永明按跪在地上，让他承认自己是狗崽子。
之后，朱会民又将高三丁的吴超明拉出来批斗（吴的父亲是黄埔六期的）。朱问道：“你父亲杀没杀人”。吴回答：“杀人”。朱问：“杀了多少”。吴回答：“成千上万”。朱会民没有继续殴打吴超明.......




[其他受害人]

胡崇海(65届高中毕业生)
胡曾在65年10月写给朱之闻的信中，表达了对所谓教改的不同意见并批评了朱之闻、沙尧等领导。学校将此信作为反面教材印发给学生批判。文革开始时，胡被当作“反动学生”，“揪”回学校批斗。
批斗会引出了值得深思的一幕：当时胡崇海低头站在一方凳上，四周是一大群愤怒的同学。语文教师袁金华在人群后面，如同上课一般娓娓而谈，告诉他周围的学生：胡崇海的信中，用了“每下愈况”一词。这个词，在孔子时候是“每下愈况”，后来渐渐被误用成“每况愈下”。胡倒是使用了一个正确的说法。
在当时的场合，袁金华老师竟然情不自禁，细细点评一封“反动信”的词章，对学生正确使用了一个古老词汇难掩嘉许之情，实属难得。



66年8月，附中红卫兵也曾以其他缘由，批斗了两名高三年级的学生。



【干部教职员工篇】


1）受害人杨长庚

杨长庚文革前任总务处副主任，是受到信任的老职工。文革中有人（校长室的杨X）说他是国民党特务。总务处的杨友X（复员军人）也趁机报复，造成杨长庚遭受迫害，多次遭受殴打，留下疾残。
事情发生在1966年的8月。当时在杨友X的煽动下，杨长庚几乎天天挨学生打。有一次说是“开会”，其实事先早有布置。就在校园内大池塘旁边的理化楼，杨长庚一进门就被布置好的造反军学生劈头盖脸地打过来。“会场”设在二楼东，杨从二楼西进去，一路挨打，动手的学生很多，两个两个轮换着打，直打得杨长庚两眼发花。当时打人的学生踢杨长庚的肚子如同踢皮球一样，踢得杨痛得要命，以后每逢阴雨天就隐隐作痛。那天晚上杨长庚的血压非常高（原来就有血压高病史），第二天在工人医院（现在的人民医院）看病时仍然昏头昏脑，连医生都说“太毒了！”。当时只能开出一个星期卧床休息的假条，可是只过了3天就发生了新的暴行。造反军的学生将杨长庚拖到学校后山宿舍，一上二楼就被套上麻袋，接着便是一阵毒打，使用棍子打，用脚踢踩，造成杨长庚腰痛的后遗症。学生们从宿舍一直追打到池塘，连人带麻袋一起放进学校池塘里呛水。最致命的击打发生在掀开麻袋的瞬间---一位学生的军用皮带的金属头击中了杨长庚的一只眼睛（另外一只眼睛原本就是假眼）。当时打得杨长庚的眼睛如同爆炸一样，视力模糊。造反军学生这才放过了杨长庚。守候在学校门口的杨长庚女儿（小四子）将其扶回家。工人医院眼科医生让杨绝对休息，杨的四女儿则不再去学校，专门看护着杨长庚，使得学生不能下手。可是杨友X仍在杨长庚门口放毒话，造成杨长庚在家中想寻死，后被老伴抢下了绳子.....。
1968年初夏，杨长庚遭受到另一次的迫害，这次的施暴者是红联的学生。当时清理阶级队伍之风已经在全国刮起，为了表明“革命立场”，红联的学生再次批斗了杨长庚。学生是白天将杨长庚从家中拖出来打的，当时镇江路附中教师宿舍前有个小池塘（现在已经填平），杨长庚情急之下，一头跳进池塘不想活了，最后还是被学生拽了上来。当时将杨从水塘拉起来的是高二丁的王燕虹同学。
事后杨长庚仍然有轻生的念头。他曾经去过长江边，独自一人在江边坐过很久，但最终还是挺住了，认为不能这样去死。当杨长庚回到家的时候，妻子外出寻找他还没有回来。就在这一天的晚上，杨长庚再一次被拖出去挨打.....。
多年以后,那只被皮带击中的眼睛也已经失明,但杨长庚认为能从文革中活下来,还算自己命大。


2）受害人周钦

造反军继殴打了总务处主任杨长庚之后，六六年八月十七日的上午在五四大楼附近，再一次导演了殴打总务处库房管理员周钦的一幕。当时，几十位学生围着周钦，伴随着声嘶力竭地吼声，雨点般的拳头向周头上砸去。周钦双手捂头，跌跌撞撞想挤出人群，却怎么也逃脱不了。参与打人的学生绝大多数是所谓的红五类，也有个别非红五类的学生于其中。人群随着喊叫声涌到了大楼西侧的兰球场。当时有人说：“地主分子周钦太猖狂了，把他捆起来示众。”，于是就有人抓住周钦的手向后扭到兰球场北侧的兰球架，又有人找来一大捆绳子，足有几十米长。几个红卫兵用绳子先将周钦的双手紧紧地反绑在兰球架上，然后从上到下再绑了二十余道，将他身体也牢牢地固定到兰球架上。
被捆的周钦双目紧闭，喘着粗气，身上的汗衫已被撕破，露出了皮肤。几个红卫兵将写着“地主分子周钦”的牌子，挂在周的脖子。
在场有人述说了事情的经由：一位“受过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压制”的初二学生（烈士子弟）带了几位同学，到总务处库房领取写大字报的笔、墨、纸。周钦按照规章发放，学生们却嫌不够，引起争辩并发生了肢体拉扯。路过的高年级干部子弟们也加入进来，指责周钦是对烈士子女“打击报复”，是典型的迫害行为。随后就发生了周钦被群殴，落荒而逃，几十人追赶，百余人围观的场面。
当围观的人群散去，周钦仍然在烈日下捆着。直到中午时分，路过现场的张云道(学校司机)看到周被折磨得已经昏迷，便以周钦血压高心脏不好为由，出来替周求情并亲自解开了绳子。最后由劳改队的教师将周钦搀扶离去。
张师傅事后曾对人说过，周钦的脖子被绳子勒住，如果当时不及时解开,很可能挺不过五分钟。
后来周钦在私下曾对陶强老师说，自已一辈老实做人，不敢出头，文化革命中还遭此厄运，被人捆绑，颜面扫地。周说此话时痛哭不己。文革结束没多久，周钦就得了癌症病逝了。


3）受害人高鸿魁

高鸿魁，语文组老教师。他语文教得好，深得附中人（包括语文组方毅侯等老教师）的赞赏。
高鸿魁49年以前曾教过公民课（相当于后来的政治课），是当时学校国民党组织的负责人。肃反期间（肃清反革命的运动），高鸿魁成了重点整肃的对象。
1955年，南京市政府曾抽调了一百多名县委宣传干部，加上南京市各中学的领导，集中于南京第十中学，进行有关红楼梦研究批判文献的学习讨论。当时作为县委宣传部长，年仅32岁的沙尧也在其中。“红楼梦”的学习结束之后，沙尧正式调到附中任书记兼校长。原来的书记刘英杰调到北京教育部的行政学院，曹刍校长也调离附中。
沙尧来到附中之后，政治运动不停，肃反全面展开。这一年暑假期间，南师附中及另一所中学的所有教职员工集中在第十中学进行所谓“闭门打狗”的整肃。一个多月的时间不准回家，吃住都在十中。教职工分成几个组，每个组的人进行面对面的坦白交待。尽管事先“组织”上已经有所摸底，高鸿魁和赵峻山(美术教师,徐悲鸿的学生)是重点，审查气氛仍然十分紧张，以至于发生了外语组教师徐学凯不忍重负跳楼自杀事件。十中整肃之后，高鸿魁继续在学校东二楼上接受审查。高鸿魁受审的事因包括涉嫌1947年高中学生冯大彬灵谷寺坠塔事件（据称是国民党干的）。这次肃反的结局，高鸿魁被清理出教师队伍，强制劳动教养，家属也被赶出了镇江路学校的宿舍（北操场侧）。高鸿魁劳动教养结束后，没有了正式工作也没能再回到附中，只是住在离镇江路不远的“后山”的一个山坳子。
1968年夏天，高鸿魁被附中“井冈山兵团”带到学校隔离审查，关在五四大楼二楼教师休息室，由高的妻子天天送饭。高鸿魁遭受“逼供信”严刑拷打，当时屁股被打烂，不得不让校医每天为高换药。据医生说，当时高鸿魁表现出极强的求生欲望。可是有一天高鸿魁却用裤腰带上吊自杀了。当时住在学校的一些教师听说了这件事情。14所的一位医生充当了“鉴定法医”。
高鸿魁是附中文革期间唯一被迫害致死的受害人。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南师附中为高鸿魁老师平反。生物老师黄伯助亲自宣读平反书，高的妻子也领到了“抚恤金”。只是迫切需要解决的住房问题一直没有人问津。



4）受害人陶强等教师

陶强是附中的数学教师,其丈夫是我国著名的天文学家张钰哲先生。
1966年8月，因所谓石膏像事件，陶强开始了受迫害的厄运。8月初的一天早上，东三楼及高中部大楼之间的空地上人声鼎沸，一些干部子弟学生正围着耷着脑袋的陶强老师，初中的几个军干、烈士子弟表现得特别活跃，外面围着一、二百名观看的教师学生，声讨和叫喊声一片。周围的墙上己经贴上“打倒反革命分子陶强”的标语。据说是陶强老师的保姆揭发她打坏了毛主席的石膏像(实际上是保姆所为)，为了销毁罪证，将石膏像用锤子打成碎片，准备当垃圾倒掉。
此时，两位青年教师也捧来陶强送给他们的物品，包括书籍 、手表 、还有乐器，表示要同陶强划清界限。两位老师慷慨激昂的表现和演说博得现场热烈的掌声，“打倒陶强”的口号声越喊越响，有些同学将口水唾到陶强的脸上和衣服上.....。


女教师陶强、吴寿玉、吴至婉、王盘琴被红卫兵强制剃了侮辱人格的“阴阳头”。

石膏像事件过后几天，“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社论发表，社会上“抄家”、“牛鬼蛇神游街示众”的狂潮愈演愈烈。初中的一批干部子弟再次发难，给几名女教师剃了阴阳头，做出了又一件伤天害理的事情。
一天早上，五四草坪到建国院的通道处聚集了几十名“革命小将”，他们从教室里搬来了椅子，几位“革命小将”站在椅子上激昂演说，表示斗争的决心，有人从校门口的理发店拿来了推子、剪子。“革命小将”分头将陶强、吴寿玉、吴至婉、王盘琴强行拉至人群中间。剃头的人站在凳子上，用推子迅速剃掉几位女教师半边的头发。在剃头的过程中,女教师们泪如泉涌，失声痛哭，而上百名围观的学生却喝彩欢呼。每剃完一位女教师的阴阳头，都会引来一阵鼓掌。喝彩欢呼盖过了女教师们的啜泣声。

1966年8月，受害人杨壮彪(原附中数学教师,后因所谓问题被附中除名)被红卫兵揪回附中批斗、殴打。曾在烈日下被绑在校园内,被强迫嘴叼着鞋子示众。


5）受害人李夜光

李夜光文革前是南师附中的副校长，解放前是共产党地下组织成员，曾与刘英杰等组建了附中第一个共产党支部。

1966年人民日报《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社论出台之后，在附中党组织会议上沙尧暗示李夜光有问题的讲话，促使年轻教师贴出了批判李夜光，披露所谓台湾问题，以及反对教改的大字报。整个文革期间，围绕着这些所谓问题，李夜光吃尽了苦头。
1967年夏天，正值社会上两派对立严重，827退离主城区，附中红联退离学校之际，造反军抄了李夜光的家。 由于抄家行动事前走漏了消息，当造反军赶到李夜光住处时，李夜光夫妇已经乘火车启程去了北京。于是学生们便在李夜光家的物品上面发泄：剪了蚊帐，砸碎了大镜子，砸坏了桌椅板凳.....。

1968年春末夏初的一天午后，李夜光在察哈尔路口，遭到造反军成员纵晨光的“绑架”。李夜光挂着“走资派”的牌子，被押解到校外的一间屋子，屋内有教师组织“红五星”的成员在场。“绑架”的目的是准备第二天的批斗。当晚李夜光睡在地上，只盖了几张报纸。
附中工人造反组织得知了情况便准备去“营救”。为了避免事态的扩大，已经在鼓楼区革委会任职的方永兴介入了此事。第二天一早，李夜光被放回。
工宣队进驻附中之后，李夜光是重点被审查对象。1969年初（地点“小红房子”），由工宣队员孙朝身主持的批斗会，李夜光遭到了棒打(竹棍)，很多天不能下床。持棒鞭打的是刚刚步入高中的学生。在清理阶级队伍期间，李夜光还遭受到另外两次人格和肉体上的侮辱，一次是被叫到校广播室擦玻璃，被某个学生罚打一百个耳光（自己打自己）；又有一次被另一位学生带到学校“防空洞”毒打一顿，并被告之不准说出。


6）受害人胡百良

胡百良是附中文革前提拔的教导处副主任,文革中曾批评红联矛头指向红卫兵，成为红联的对立面。
工宣队入校展开清理阶级队伍的时候，红联为了转移工宣队的注意点，抓住胡百良建国后历次运动中的表现，万炮齐轰胡百良，致使工宣队将胡弄进“学习班”。“学习班”期间，红联学生曾将胡百良关押在学校东一楼审查，并多次殴打过胡百良。军宣队的指导员刘永晨终结了红联单方面的审查（值得一提的是，在整个清队过程中，刘永晨反对将已经有过结论的东西拿出来说事儿) 。
1968年10月31日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公报发表当天晚上，胡百良在“学习班”的学习中，将“资产阶级司令部”误读为“无产阶级司令部”。当时工宣队并没有人员在场，有人建议胡百良还是应该如实地将事情汇报工宣队。工宣队则将这件事报告了南京市军管会。军管会将胡百良的口误事件定性为南京地区十二中全会公报发表之后，最严重的一起“反革命事件”。第二天附中小礼堂（生化大教室）的批斗会上，红联的学生对胡百良施加了拳脚。会后工宣队决定将胡百良押送到南京市文攻武卫指挥部（鼓楼亭）。在“文攻武卫”的48天里，胡百良尝尽了苦头（吃饭得抢着吃，进出则被踢进踢出，而且存在着判刑甚至死刑的可能）。在此期间，不同组织（红联，造反军）的学生，曾联手对胡百良进行过提审。


7）受害人朱之闻

朱之闻是教育厅副厅长，文革前蹲点附中主持教改，对附中教改有过重要的影响。

1968年3月底4月初，红联将朱之闻作为“重点”，进行了隔离批斗。

清明前的一天晚上,五四教学大楼二楼（高二甲教室）,进行了一场文革经典式批斗会：当时课桌椅被推到墙边堆得高高的，中间留下一小块空地，象个天井，只能容十来个人站着。有些同学堵在“天井”外围观看，朱之闻站在中间，有四五个同学围着他，斥责、追问他的历史问题（所谓牺盟会问题），朱之闻似乎有所申辩，有人就劈头盖脸打下去。朱之闻往后退，后面的同学又把他推向前。四边的同学，也有推推攘攘、拳打脚踢的......。

几天之后的一个早上（四月五日清明节当天），有同学前后路过五四大楼（石笑海，张人则），他们发现教学楼中间地面上有朱之闻，二楼有两个人从窗口往楼下看，并很快消失了。朱之闻在水泥地上蠕动着，身上没有明显的伤痕、血迹，两眼闭着，不说话。当时张人则在朱之闻旁边守候，石笑海则去“井冈山”队部，跟其他学生说朱之闻的事情。很快旁边就围了其他一些同学。

张人则和王咸在鼓楼医院照料朱之闻（他们不记得到达医院的过程）。由张人则填表、办了朱的住院手续。经急救室检查，医生诊断朱之闻是两脚朝下以站立的姿势着地的，脚后跟的骨头粉碎性骨折，脊椎因体重而压断。医生让朱保持仰卧，脚吊高牵引。朱夫人赶到后，了解了同学们介绍的情况。
当晚张人则和王咸留在医院，“井冈山”其他一些同学也曾到医院了解情况(包括钱迈期同学半夜骑车赶到医院)。第二天，“井冈山”仍然有同学到医院轮换值班，一直到教育厅的群众组织接管过去。

朱之闻出院在家休养的时候,红联责令丁文卿老师(附中两个右派之一)用板车将朱之闻拖回附中继续隔离批斗。为了照料朱之闻的日常生活，朱的女儿及保姆也住在学校，直到工宣队进驻附中。

结论：朱之闻坠楼事件显然是红联学生“逼供信”造成的。坠楼的直接原因至今不清楚。


8）受害人沙尧

沙尧是南师附中校长。
1966年8月20日曾被造反军游街至山西路。
1968年春夏，沙尧被红联禁闭在校园的东一楼下，长达数月。沙尧被批斗的要点有：一是1949年前被国民党抓捕后，自首变节问题。二是文革中为保全自己，转移目标抛教师档案问题。
在禁闭期间，红联有“逼供信”行为。



9) 附中1969年下放教职员工名单[18人]

周兴发 （男）化学教师、教研组长，下放洪泽县万集公 社袁集大队。

葛家覃 （男）数学教师，下放洪泽县公河公社盱丰大队

辛天桦 （女）俄语教师，下放洪泽县公河公社盱丰大队。

吴至婉 （女）语文教师，下放洪泽县万集公社丰收大队。

杨秀清 （女） 校医，下放洪泽县万集公社袁集大队。

丁文卿 （男） 地理教师 ，下放淮安县大兴公社。

戴国芬 （女）物理教师，下放淮安县复兴公社。

华永昌 （男）政治教师，下放洪泽县岔河公社张马一队。

季联芳 （男）语文教师，下放淮安县盐河公社胡庄大队。

唐世中 （女）数学教师，下放淮安县。

徐远凡 （女）语文、外语教师，下放丹阳县荆林公社蒯家大队。

印敬良 （男）化学实验员，下放灌云县百蚬公社大兴大队

余 仁 （男）生物教师原教导处副主任，下放泗洪县双沟公社。

杨 雪 （男）音乐教师，下放洪泽县岔河公社张五大队。

张泽山 （男）69年8月来校后即下放灌云县四队公社民治大队。

李淑华 （女）69年8月由五七干校分配来校，不久即下放 淮安县溪河公社。

金玉鸾 （女）语文教师，74年4月病故于洪泽县双沟公社东风大队。

吴耀卿 （男) 外语教师, 72年病故于泗洪县龙集公社.


另外还有几位教职员工由于其他原因幸免于下放.他们中有陶强老师,吴寿玉老师,金从友老师.



10）“深挖五.一六运动”的受害人

外语组的徐明嵩老师是重点整肃对象。


[南师附中文革调查]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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