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恩成：我眼中的陶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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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眼中的陶铸

马恩成


　　我是1962年11月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后调到陶铸身边当秘书的，于1966年春节后离开，前后共历时3年半时间。在陶铸身边，我深深体会到他是一位既有革命理想、干劲，又特别务实，讲究实事求是的领导干部。他关心群众疾苦，关心知识分子的命运，既讲原则又讲人性。

深入实际　心系大地抓造林

　　陶铸是一个坐不住的人，大部分时间下乡，了解第一手情况，据以指导工作。我调来不久，就陪他去肇庆、湛江，跑了5个县，重点考察当地的林业生产情况。

　　那次，陶铸最先到的是西江林场。这个林场就在广州去肇庆的路上。我们去的时候，林场大部分山地上都已经栽种上了树木，远远看去郁郁葱葱，一片林海，十分壮观。在西江林场，陶铸兴致勃勃地爬了几个山头，爬到大山顶的防火线上时，已是大汗淋漓。他说：“造林和不造林大不一样啊！光抓水利，不抓造林，没有水源；造了林才能蓄水，有了水才能种庄稼。林场如能带动起周围群众一起造林，还能加快造林速度。”当他了解到林场职工存在口粮问题时，当即指示陪同的地县领导解决林场职工的粮食供应问题，每人每月至少供应10公斤，不够自己再种点杂粮；当他了解到林场工人大部分是临时工时，指示林场应将他们改为固定工，让他们把家属带来一块劳动，使他们安下心来，以场为家；当他看到工人衣服很破烂时，当即指示林场每年给工人发一套工作服。陶铸还指出，林场要采取国合造林的办法造林，由农村集体出土地，林场出种苗、工具，给社队专业队一定的造林补助。由林场统一规划、定期检查验收。

　　几天后，陶铸从肇庆经罗定到达湛江。他兴致勃勃地考察了雷州林场。那里，原来寸草不生，常年苦旱。林场建成后，提高了地下水位，增强了抗旱、抗洪、抗台风的能力。在湛江，他听说南三岛刚刚抗击了12级台风，就兴致勃勃地乘船到该岛察看。岛上，沿岛的防风林带逶迤起伏，迎着海风发出阵阵的呼啸声。在12级台风入口处， 森林只倒退了10米，保护了大面积农田。陶铸反复查看被台风吹断的木麻黄树木，询问了木麻黄树种的产地及其抗旱、抗碱、抗风功能。当他看到树林下有鸡群在啄食木麻黄树掉下的种籽时，露出了满意的笑容，说造林不仅改变了生态，而且促进了畜禽养殖业的发展。他还说，木麻黄不仅海边可以种，广州市也可以种。

　　在湛江，陶铸以极大的兴趣听取了电白县（今属茂名市）委书记王占鳌的汇报。王占鳌是长工出身，年龄已 50多岁，他在汇报中说，一开始他也是只注意抓水利，后来才意识要从根本上抓林业。几年来，电白县已陆续造林90多万亩。陶铸高兴地说：“电白已变成电绿，你给老百姓做了一件大好事，人民要给你立石碑，就是不立碑，心中也有你王占鳌的碑。”不久，陶铸把王占鳌调到广州任副市长，主要抓造林绿化。

　　陶铸进入阳江后，看到阳江公路坎坷不平，公路两旁的树也稀稀拉拉，十分不高兴，一到县委，陶铸就把县委书记批评了一顿：你们这里路不像路，林不像林，怎么搞的？弄得书记赶忙检讨。到了闸坡镇的海陵岛，陶铸看到水库也修起来了，海堤也修起来了，荒山也大部分绿起来了，粮食蔬菜由岛外供应到自给有余，老百姓盖起了砖瓦房，只留了几座土坯房作纪念，心情一下开朗起来。陶铸高度评价了闸坡镇的这一变化，认为这里的干部扎扎实实，不搞形式主义、花架子，一心一意为群众办实事，是艰苦奋斗的样板，他要随行的新华社记者林里为《南方日报》写一篇评论，在全省发扬这种苦干实干加巧干的海陵岛精神。

　　一路上，陶铸就这样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总结经验，指导工作，给5县干部和我们随行人员留下了深刻印象。

金无足赤　实事求是不诿过

　　有人说陶铸是个工作狂。他工作起来没有白天黑夜，没有星期六、星期天，每天工作到夜间12点。他逢假日从不休息，正业办完了还有“副业”。星期日不是找广州市副市长林西，就是找副市长杨毅。前者主抓市政建设，后者主抓蔬菜生产。陶铸与他们一起研究这个立交桥怎么建设，那个市场怎么建设，怎样调动菜农的积极性，让市民及时吃到新鲜蔬菜……

　　“大跃进”开始时，广东还是低调的。但是，随着全国浮夸风的兴起，陶铸的头脑也热了起来，曾公开号召农村放开肚皮吃三顿干饭。很快，由于农业减产，人们吃不饱饭，开始出现浮肿。他发现问题后，感到很内疚。为此，他在1959年的汕头会议上，公开检讨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并把检讨写成《总路线与工作方法》的文章在报纸上公开发表。他因此在七千人大会上受到毛泽东的表扬。毛泽东说，在全国省委书记中，广东是最早检讨的一个。

艰苦朴素　廉洁奉公树清风

　　陶铸生活简朴，廉洁奉公。在全国生活物资供应紧张的时期，陶铸听说毛泽东带头不吃猪肉，便也响应说不吃猪肉。1962年，他出差湖南。他一路上坚持不吃猪肉，交代接待人员说只给他弄点青菜、豆腐、辣椒就行了。接待人员为此向他提意见，说你们中南局领导也不容易来湖南一次，不吃肉，一天就给你们吃青菜、豆腐，我们实在过意不去。陶铸说：“你们不要管这个，你们把农业搞好，把老百姓生活搞好，比什么都重要。”“文化大革命”中，湖南造反派来找我，说陶铸是“反革命两面派”，他宣布不吃猪肉，县委书记却在他碗里塞鸡蛋，要我证明这件事。我说我一路陪他吃饭，没有看到过这个。他们说我“包庇”，把我批了一顿。为了猪肉问题，陶铸和曾志还吵了一架。1962年春节，中南局机关杀猪，那时生活物资紧张，机关人员1人分3斤猪肉过年。陶铸、两个秘书、一个司机、一个警卫员、一个公务员，6个人共18斤，拿到陶铸家一大堆。陶铸从外面回来一看就发火了：“谁送的猪肉？”“中南局机关送来过春节的。”“你们不知道我不吃猪肉吗？为什么不送回去？”“曾志大姐让先放在这里的。”“啊？她怎么敢这样。曾志怎么搞的？”陶铸发了脾气。这时，曾志出来讲话了：“是我的意见，暂时放在这里，因为不仅有你的，还有司机、 警卫员的。”“我不要，他们也不要，都送回去。”曾志说：“你不吃猪肉，你是领导风格高。人家司机、警卫员不是领导呀！机关过年每人一份，应该给他们嘛！”两个人就此吵起来了，声音很大，最后陶铸还是接受了曾志的意见，说：“我的猪肉送回去，他们的留下来过年吧！”我在旁边听着，不敢插嘴，只是觉得陶铸风格高，曾志也有道理。

　　还有一件事，是我刚调到陶铸身边给他当秘书不久发生的。一天，一个外贸企业送来一盒糕点，说是想请陶铸尝尝新产品。我收下后，打开看看是什么糕点，就放在陶铸的桌子上。陶铸回来一看就问我这盒子里是什么？我说是糕点。他说你为什么打开？我回答说“不打开不知道是什么糕点”。“那你吃了没有？”“我没有吃。”“岂有此理，给领导干部送糕点，特殊化嘛，给退回去。”他自己写了封信给那个外贸企业负责人，说你们好好搞出口，给领导品尝是不对的。他还要我挂电话给办公厅，问中南局其他领导有没有收到，如收到一律退回。他出差经常提醒我“你要注意，别人送礼物一律挡回。不能搞特殊化”。在陶铸的带动下，中南局、广东省委都很廉洁，风气很正，大家一心一意操持老百姓的生活。

　　当时规定干部出国一个人发300元的服装费。一次去越南访问，我请示陶铸“要不要做服装”，他说：“不要做，你也不要做”。后来，我和办公厅主任关相生商量。说我刚转业一年，我穿的衣服还是一套染的军装，这样出去行吗？关相生说：“要做，但不做西装，做一身卡其布的中山装，你和警卫各做一套。”我还听原来的警卫张福新说，他和陶铸去前苏联参加苏共二十二大，也是不做服装的。到了前苏联，苏方给每个外宾发600卢布，随从人员发400卢布，人家是统一规定都得收。这个钱做什么用呢？陶铸也考虑过给女儿买一件大衣，那时莫斯科很流行的。后来陶铸没有买，买了一个除草机、一个吸尘器、一个幻灯机，回国送给农机和演出部门。当时钱不够，还向张福新要了一点，要张福新发扬风格做点贡献。回国后，女儿陶斯亮问他：“你出了一趟国，给我买了什么？”他说：“爸爸没给你买，买了几架工具回来推广。”这些，都反映了陶铸一心为公的高风亮节。

忘我投入　疾病折磨难释怀

　　陶铸十分关心干部、知识分子，对文化艺术和文物古迹也相当关心，留下了许多佳话。但是，最为感人的还是他在“四清”时的那段往事。

　　1963年，陶铸在花县搞“四清”。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大气候下，他坚持抓生产提高社员收入，坚持搞包产到户（在广东叫联系产量的生产责任制），反映了他过人的胆识。

　　1965年，他在清远县洲心公社宣讲中央制定“四清”运动的《双十条》时累倒，开始发烧尿血，怀疑为癌症。周恩来专门派了五六个医生来诊断。当时，贺龙在广州来看他，说：“陶铸你如真得了癌症，就拼命工作，反正日子也不多了，如果不是癌症，就要注意身体，好好休息。”

　　后来，陶铸到从化温泉疗养了一个多月。他在那里闲不住，干了两件事。一件是写学习毛泽东著作的心得体会。参加的有王匡、王琢、姚锡华、张汉青和我。他先口述，我们分头记录整理，最后由他定稿。写完了还有些时间，他又把《羊城晚报》的编委丁希凌、杜导正、杨奇、秦牧等找来，一个版面一个版面地研究怎么办、如何提高。快过春节了，陶铸才回广州。当时，他的身体已很虚弱，但在疗养中仍坚持工作。


《湘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