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皓宇：帽子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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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到“帽子”这个题目，帽子有什么问题呢？

　　在实际生活中，帽子是人们的日常需要，有各种各样的帽子，也有各种各样的功能。比如安全帽，在工地上可以保护脑袋，防止被砸伤；毡帽，冬天戴上可以防寒；礼帽，戴着表示一个人的身份，具有绅士的风度；贝雷帽，来自国外，戴上显得有几分洋气；草帽，热天戴在头上，可以防止太阳炙晒……总之，各种帽子都对人们有益。

　　可是，还有一类“帽子”，看不见也摸不着，但它一经戴上，却像幽灵一般，时刻跟着你，就如孙悟空头上的紧箍咒，只要唐僧一念咒语，孙悟空就要痛得晕头转向。它能制服人于千里之外，使得人人都望风披靡，胆颤心惊，服服贴贴。这就是所谓的“政治帽子”。这一类帽子，有其制帽公司，也有其分销店。在极左路线统治时期，真是“帽子”满天飞。产生这类“帽子”，在我们国家可说是一大发明。

　　记得还在五十年代初，就出现过一顶“历史反革命”的帽子，不管这个人现实表现如何，只要过去在旧社会有些污点，就算他的老账，送他这么一顶“帽子”，戴上这“帽子”，他就沦为异类，受人唾弃，永世不得翻身；到了反文艺作家胡风时，仅凭一些私人信件，断章取义，加上按语，便把与胡风有一点瓜葛的人，都打成“胡风分子”，戴上“胡风分子”的帽子，仿佛胡风的能量无限膨胀，他的触角伸到了全国每一个地区、每一个单位..那时个个单位都抓“胡风分子”，与胡风没有直接关系的人，如果跟胡风的文友有点关系，或者跟胡风的文友的文友有点关系，甚至与胡风的文友的文友的文友有点关系，也在劫难逃。到了１９５７年反右派，“右派”帽子更是到处飞舞。明明是自己发动人家鸣放，要别人帮助党整风，反对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结果倒打一耙，说“事情正在起变化”、“鲨鱼浮到水面上来了”，要打退资产阶级右派的猖狂进攻，便给５５万多敢于提出意见的知识分子戴上“右派”帽子，（即使摘掉了“右派”帽子，却又换上一顶“摘帽右派”的帽子），弄得人们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后果之严重是从此一片歌功颂德，没有人敢说真话了。可是至今还有人硬着头皮说：当时确有右派向党猖狂进攻，只是扩大化而已。据了解，为了维护确有右派进攻的说法，尚留有９６人没有改正（见朝华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的左祸》），这就是说，由９６人扩大到５５万多人，世界上哪有这样的扩大法呢？紧接反右派随之而来的，是“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所谓三面红旗，这时某些领导人早把党的实事求是的作风抛到九霄云外去了。在一片“敢想敢说敢干”和“鼓足干劲，多快好省”声中浮夸风、说假话、强迫命令盛行，以致不顾客观规律，一味蛮干瞎干。已是民不聊生，却不允许说真话。在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因为说了真话，便又给他戴上“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帽子，除搞了个无中生有的彭、黄、张、周反党集团，还有什么军事俱乐部外，又在全国各地、各个单位抓“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株连人数成千上万，最后彭德怀、张闻天、周小舟都死于非命，好多一般干部也横遭砍杀，降职降薪，下放劳动，说真话更进一步遭到扼杀。到四清运动时，又出现了“四不清”、“下台干部”等帽子，一旦干部出了问题下台之后，也就没有多少好日子过了。１９６６年，文化大革命这场浩劫开始以后，那帽子更是满天飞，除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地、富、反、坏、右五类份子”这些帽子外，又加上“黑七类（即地、富、反、坏、右、走资派、黑帮）”、“二十一种人（即地、富、反、坏、右、军、师、团、营、连、党、团、宪、警、特、专、县、区、乡、保、走资派）”及“三十个字（这么多的帽子，连我都记不清是些什么内容了。）”等等帽子，即使没有戴上这些帽子，如果你家庭出身不好，或者有海外关系，都会给你一顶不大不小的帽子，诸如“没有改造好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思想反动份子”、“特嫌”、“里通外国”、“狗崽子”……等，客气一点对待，就给你戴上“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帽子；你是新社会培养的知识分子，一旦有了知识，也要划入“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接受“再教育”范围之内。总之，不戴上这顶帽子就是那顶帽子，简直是“洪桐县内无好人”了。花样更加翻新的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还出现了一个新奇的词汇：“帽子拿在群众手里”，意思是说，现在“帽子”在我手里，对你时刻准备着，你跳皮么，就随时随地可以戴上，敢不老老实实，归服归法？

　　这里，我讲几个有关“帽子”的真实故事，看看“帽子”造成什么后果：

　　我家住在长沙裕南街，邻居有位起义将领，叫李佑武，曾经在国民党部队当过少将警备司令。解放军南下过程中，他便率部起义了。回到长沙以后。他认为自己曾经当过反动军官，需要重新学习，便报考了湖南军政大学。本来党对起义将领是表示欢迎、既往不究的，谁知就在学习过程中将他作为“历史反革命份子”逮捕判刑了。刑满释放后，“历史反革命”的帽子仍然戴着。在街道上，一切他能够做的事不让他做，他只得以挑土为生，就靠了挑土得到的微薄收入，勉强糊口。自己也苍老得不成样子，简直像从垃圾堆里拖出来的人一般。他的子女因为他的缘故，政治上长期背着包袱。他有一个女儿解放前就参加了学生运动，解放后在团省委办的《湖南青年报》工作，非常积极，要求靠拢组织，争取入党，但她父亲戴了顶“历史反革命”的帽子，她怎么可能入党呢？即使她再积极也是枉然。她越是要求进步，思想包袱背得越重，而又无法解脱，结果酿成了精神错乱，见了人就说：“你们为什么说我反对毛主席？”“我不是反革命。”只有当别人笑着对她解释：“谁说你反对毛主席呢？你是毛主席的最好的学生呀！”“你不但不是反革命，相反是最最革命的同志！”这时她才破涕为笑。她父亲三十年的冤屈，在三中全会以后的１９８０年得到了平反昭雪，但因年岁已高，过了两年便与世长辞了。一个人错戴了“帽子”，受屈几十年不说，还株连到全家，以致女儿变成疯癫，至今还没有治好。

　　我还有一位要好的朋友，叫王晨牧，解放前是一位小有名气的诗人，不但新诗写得好，旧体诗词也很不错，他的诗经常发表在报端。解放初，他在老家衡阳市教书。后来被选为市文联主席。可是，１９５５年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胡风”斗争，各地、各个单位都抓“胡风份子”。他因在抗战期间曾给桂林某杂志投过诗稿，这家杂志的主编被划为“胡风份子”，便牵连到他。仅凭这一点关系，衡阳市最大的“胡风份子”的帽子便落到他的头上。当时全市集中火力，日夜对他进行批斗。他有口莫辩，身心受到很大的创伤，以致得了精神病，有一年多神志不清，经过多方治疗，方才康复。从此，他再不能担负繁重的工作。早几年，已默默地死去。

　　我的另一位同事叫李长恭，山东汉子，说话直率，具有豪爽的性格。他写得一手好文章，是一位较强的记者。在１９５７年整风运动中，他响应党的号召，鸣放时对领导提出了一些直爽的批评，他相信党对批评的态度是“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没料到这竟是一场“阳谋”，整风是假，“引蛇出洞”是真，在不到半个月以后，鸣放变成了对党、对社会主义的猖狂进攻，他被打成了右派份子，受到“开除公职，劳动教养”最严重的处分。当时还只二十七岁。他有一位女友，当得知他被划为右派后，决不相信他是坏人，表示等他摘了帽子后，一定与他结婚。就在他劳动教养期间，女友还经常写信勉励他好好改造，争取早日摘掉“帽子”。不料这期间正值过“苦日子”，所在劳教单位的食堂工作搞得很糟，他作为劳教人员的代表，向食堂人员提出质询，表示抗议。哪知食堂人员不但不改正缺点，反说他聚众闹事，不服劳教，于是罪加一等，又给他戴上“现行反革命”的帽子，判处劳动改造，送至劳改单位——长沙坪塘水泥厂监督劳动。他在坪塘仍然充满信心，在那儿是一位文艺活动的积极份子。一次，他在黑板报上发表了一首旧诗，有人竟说这是一首反动诗，要进行批斗。这对他的打击实在太大了，他想不通：为什么写诗也成了罪过，顿萌自杀之念。一天，他在劳动时趁人不备，站在几十米高、挖石头的深坑上往下一跳，顿时粉身碎骨，年轻的生命便这样结束了。他戴着“右派”和“现行反革命”帽子一直到死，死时还只三十出头。他那心爱的女友哪里晓得他已经愤然自杀身亡，还在等着他，真是“可怜石头坑里骨，犹是春闺梦里人”啊！

　　我的一位领导，解放初便是《新湖南报》的编委，后来凋到中共湖南省委宣传部任宣传处长，是位老党员，抗战期间在周恩来同志领导下的南方局做秘密工作，曾任陶行知所办育才学校的中共支部书记，叫廖意林。五十年代，周小舟同志很赏识她，在中共湖南省委有女才子之称。可丈夫苏辛涛在１９５７年被划为右派份子，受到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劳动教养的处分。到１９５９年，她被划为“右倾机会主义份子”，由于她的家庭是地主成份（其实她的母亲王世则在大革命时期就是共产党员，宁乡县委第一任妇女部长），又加戴一顶“阶级异己份子”帽子，送往湘阴农村劳动。１９６２年多数被划为“右倾机会主义份子”的人已经平反，她因为有顶“阶级异己份子”的帽子，不能平反。后来调到省新华书店搞图书储运工作。到了文化大革命，由于她丈夫被揪出来，书店里有人又要贴她的大字报揪她，她内心困惑极了，在无可奈何的心境下，便在一个夜晚离家出走，此后一直不知她的下落，连尸体都没有找着。她是戴着“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和“阶级异己分子”两顶帽子去见马克思的。

　　在那“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帽子满天飞，今天你给我戴上一顶“帽子”，明天他又给你戴上另一“帽子”，斗来斗去，两败俱伤，无一幸免。就我所知，１９５７年反右派斗争中，湖南的省委书记周惠劲头十足，他私下对当时《新湖南报》的总编辑官健平说：“《新湖南报》反右派要大干，不受比例限制，有多少打多少。”在他的指挥下，不到１５０人的编辑部，打了５４个右派。湖南全省打了十多万右派，就是在中央已经煞车以后，湖南还在抓右派。然而哪知两年以后，在反右倾中，不大不小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帽子便戴在他的头上，他也尝到了戴帽的滋味，“靠边站”了。再以我们的国家主席刘少奇而论，他的职位应该是受到宪法保障的。他在庐山会议上，也曾参与反了彭德怀，给彭戴上了“右倾机会主义份子”的帽子。哪知几年以后，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他又被戴上了“叛徒、内奸、工贼”、“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当权派”、“中国的赫鲁晓夫”三顶帽子，直到把他整死而后已..一个国家主席，宪法都保护不了，还要说普通老百姓吗？人民的政治生活已经到了这种地步，无法无天已经到了极点，这还不是大问题么？

　　文化大革命中，我在衡阳一所中学教课，那时由于派性作祟，乱扣帽子，竟出现一出滑稽丑剧：一个自认出身好的教师，以为老子天下第一，揪这个揪那个，给不同自己一派的人扣各种“帽子”，谁晓得一次他写标语时把“毛主席万寿无疆”错成了“万寿无寿”，于是对方就以捉拿“现行反革命”为名将他揪出，昨天还是革命闯将，今天便成了“牛鬼蛇神”。事实上，当时这样的事情并不是个别的，如果按照毛泽东所说“七八年又要横扫一次牛鬼蛇神”，那我们国内还有几个好人！

　　我粗略地、极不完全地统计了一下：在共产党的历史上有过多少顶“帽子”呢？土地革命时期，出现过“AB团”、“右倾机会主义”、“左倾机会主义”、“立三路线”、“特务”等帽子；在抗日时期，出现过“托派”、“红旗特务”、“抢救对象”、“两面政权”、“经验主义”、“教条主义”、“自由主义”、“王明路线”等帽子；解放战争时期，出现过“美蒋特务”、“山头主义”、“游击主义”等帽子；到解放以后，出现过“地主”、“富农”、“反革命”、“坏份子”、“右派”、“胡风份子”、“暗藏反革命”、“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右倾机会主义”、“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四不清干部”、“里通外国”、“特嫌”、“假党员”、“黑手”、“阴谋家”、“野心家”、“四条汉子”、“三反份子”、“黑帮”、“二十一种人”、“牛鬼蛇神”、“思想反动份子”、“阶级异己分子”、“没有改造好的资产阶级知识份子”、“狗崽子”、“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臭老九”、“苏修特务”直到“四人邦”………等等帽子。在这么多“帽子”下面，当然有些是戴对了的，但是又有多少人因为错戴了“帽子”，弄得含冤至死，家毁人亡啊！幸亏三中全会以后，摒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方什，胡耀邦同志力排众议，以“我不下油锅谁下油锅”的大无畏精神平反冤假错案，才遏制了帽子满天飞的极不正常现象。

　　为什么我们的社会会出现这么多的“帽子”呢？主要是在极左路线统治下，缺乏民主与法治造成的。在解放前，有一种思想，认为“无法无天是为民”，这在对敌斗争中，还可以说有一点合理成分。但在共产党执政以后，就再不能无法无天了。我们制订了国家的根本大法《宪法》，就只能以此为准绳来团结群众，打击敌人；要允许别人说话，决不能对持不同意见的人戴上各种各样的“帽子”。以前，毛泽东有一个著名的策略：团结多数，打击少数，利用矛盾，各个击破。这在对敌斗争中是对的，可是解放后发展成团结两个百分之九十五，打击百分之五就十分危险了。想想看，全国人口十三亿，百分之一就是一千三百万，百分之五就是六千五百万，岂不打击面惊人吗？何况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今天团结这个百分之九十五，打击那个百分之五；明天又团结那个百分之九十五，打击这个百分之五，这样斗过来斗过去，怎么会不人为地制造许多“帽子”，又能有多少人幸免于难呀！当年林彪、江青等人给这个那个戴上种种“帽子”，哪知“野心家”、“四人邦”的帽子正好戴在他们头上，这难道不是“谁种下仇恨的种子谁自己遭殃”吗？在这种情况下，人人自危，怨声载道，冤狱重重，无处申诉，许多正直有为之士的积极性得不到发挥，报国无门，该给社会主义事业造成多大的损失！

　　今天我们来反思历史，提出帽子问题，其用心就在于呼吁全社会要树立依法治国、法律至上的观念，再不能靠运动治国了。司法必须独立，有法必依，舆论要起监督作用，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论是谁直至最高领导，如果违反了宪法和法律，都得依法治罪，同时允许本人申辩，这样才不致乱戴“帽子”，也不会出现用“帽子”来压制不同意见的人和事。何日能够真正实现这种“既有民主又有集中，既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的生动活泼局面”呢？我们只能翘首以待了。

　　作者简介：刘皓宇，长沙岳麓书社离休干部，邮编：４１００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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