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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现代中国是一个伦理价值急剧转型的社会，其中“政治身份”又成为伦理价值转型的重要内容。作为新中国主要缔造者的毛泽东，试图颠覆中国传统差序格局所构成的社会政治“身份”体系，以前所未有的激进方式，通过重建政治“身份”的途径，执著推进现代中国政治发展的进程，这对现代中国的结构产生了决定性影响。本文认为，毛泽东晚年政治伦理观的结构，成为其强化“阶级斗争”道德依据。对这一问题展开探讨是解释现代中国政治发展的一个有意义的视角。
目前，中外学术界一般都把“阶级斗争扩大化”作为毛泽东晚年政治思想的重大失误之一。在总体和原则上，事实的确如此。但是，同时我们也遇到了一个困惑，那就是：作为一生谨慎，且灵活有度的政治家毛泽东，为什么会在其晚年不顾中国的现实和自己的声誉，而如此执著地顽强坚持他的这一信念？为什么在他晚年的观念中，“阶级斗争”不仅向知识阶层扩散，而且甚至直接指向他所亲自缔造的中国共产党内部的上层？把这一政治结果归结于毛泽东晚年患有“老年多疑症”[1] 显然与史实不符，而认为这是由于“恋母情结”而导致“报复心理”的潜意识泄露[2]，也需要深入的甄别探讨，即使说这是由于毛泽东成功的经验使其“骄傲自大”的解释，[3]( p13-14)也显得过于简单化，因为在逻辑上“骄傲”的确与“失智”有关，但与“执著”则没有紧密关联。所以，毛泽东晚年顽强坚持“阶级斗争”信念，并使之不断地扩大化，必有其它的深层原因。
笔者认为，在毛泽东晚年“阶级斗争”理论的背后，实际上还潜藏着一整套政治伦理的基础假设和道义关怀。正是这种根深蒂固的政治伦理逻辑，成为毛泽东坚信他晚年之所思之所为，体现出的是一个真正马克思主义者的正当性（justification）诉求；而不惜冒险将这种理念诉求付诸于政治实践，则又表现出其“民粹主义”政治责任意识的重要一面。
本文只是对这一思想历史的现象描述，而深入的批评性分析将另文探讨。
一、依据:压抑与创新
毛泽东不是一个墨守成规的马克思主义者，阅读其原著，特别是他独特诙谐的即席讲演和信手拈来的卷头眉批，其思想逻辑的真实脉络就会立即凸现在读者眼前。细查毛泽东的著作，我们感觉他并没有对“人民”和“群众”这些其最常用的政治概念做出过严格的学理性定义，但在毛泽东的政治词典中，这些词汇则总是能透露出一股 “颠覆权威”和 “拯救小人”的明显信息。
20世纪50年代末，毛泽东读王勃《秋日楚州郝司饯崔使君序》一文时，信笔写下了以下批语：“青年人比老年人强，贫人、贱人、被人看不起的人，地位低下的人，大部分发明创造，占百分之七十以上，都是他们干的。百分之三十的中老年而有干劲的，也有发明创造。这种三七开的比例，为何如此，值得大家深深地想一想。结论就是因为他们贫贱低微，生力旺盛，迷信较少，顾虑少，天不怕，地不怕，敢想敢说敢干”。[4] (PP 10-13)
类似这样的思想不仅反映在他的卷头眉批中，就是在许多公开的会议上他也直言不讳。1958年5月8日下午，毛泽东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讲“破除迷信”问题，鼓励人们不要怕“教授”，不要怕“孔夫子”，不要怕“外国人”，甚至也不要怕“马克思”。他兴致昂然，旁征博引，一连举出春秋的颜渊、秦国的甘罗、汉朝的刘邦、项羽、韩信、贾谊、三国的周瑜和孔明、晋朝的王弼和荀灌娘、南北朝的兰陵王、唐末诗人李贺、唐太宗李世民、宋朝名将岳飞，以及释迦牟尼、达尔文、马克思、列宁、李政道、杨振宁、安眠药的发明者、青霉素的发明者、全国人大代表郝建秀、西游记中的哪吒，等数十位古今、中外、历史、神话和现代人物，用以证明“自古以来，发明家、创立新学派的人，开始的时候都是年轻人，学问比较少的，被别人看不起的，被压迫的。” 毛泽东还特意以中国传统“第一圣人”孔子和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举例，认为：“孔夫子当初也没有什么地位。他当过吹鼓手，帮人家喊礼，后来才教书。他虽然做过官，在鲁国当过司法部长，但时间很短，鲁国当时只有几十万人口，和我们现在的一个县差不多，他那个司法部长相当于我们县政府的司法部长。他还当过会计，做过管仓库的小官。可是，他就学会了很多本领。……释迦牟尼创立佛教的时候，也只有十几岁、二十岁。他的民族在印度是一个被压迫的民族。” [5] (PP 207-208) 几天以后的5月18日，就在同一个会议上，毛泽东又在一份关于科学家、发明家小史的文件上批示：“请中央各工业交通部门各自收集材料，编印一本近三百年来世界各国（包括中国）科学家、技术发明家的通俗简明小传（小册子）。看一看是否能够证明：科学、技术发明大都出于被压迫阶级，即是说，出于那些社会地位较低、学问较少、条件较差、在开始时总是被人看不起、甚至受打击、受折磨、受刑戮的那些人。…… 如果能够有系统地证明这一点，那就将鼓舞很多小知识分子、很多工人和农民、很多新老干部打掉自卑感，砍去妄自菲薄，破除迷信，振奋敢想、敢说、敢做的大无畏创造精神，…… 卞和献璞，两刖其足；‘函关月落听鸡度’，出于鸡鸣狗盗之辈。自古已然，于今为烈。难道不是的吗？” [5] (P236) 在同一时期他还多次说过，司马迁不受辱刑写不出《史记》，左丘明不被流放体验不到生活，而曹雪芹家境不衰也就没有《红楼梦》了，等等。
勿庸赘言，毛泽东的“话语”是独特的。上述论点是人类社会发展历程中极有意义的现象，在进化论、心理学、人类学和政治学角度上看，颇值得深入研究。而且也他的政治经历存有关联，陈毅元帅就曾说过：“毛主席是一个……受过污辱、冤枉和虐待的人……他被撤过职，受过党内审查，被宣布为机会主义者，蒙受耻辱，被送往后方休养。没有人去看望他，因为谁也不敢接近他。”[6]（p24）但这里我们所关注的问题则是，毛泽东借此现象并不是要说明人类进化的一般轨迹，更不是为自己喊冤叫屈，而是借助历史事例对“人”进行“身份”的区分，是在建立政治推论的基础假设。换言之，毛泽东的语义重心是在突出地强调“贫贱低微”与“生力旺盛”之间的内在联系，自觉地把二者视为因果转化的必然过程。在毛泽东看来，凡是被压抑的主体，必然内聚着天然的实现欲望，而压抑别人的主体，又必然本能地产生堕性。二者之中，前者是活泼的,具有生命的活力，后者则是呆滞的，形成历史的阻力；前者是弱小的，但却孕育着生机，后者虽然实力雄厚，但却意味着走向衰亡。这样，辩证法所提示的命题沉淀在毛泽东的观念中，就形成了他的那句众所周知的名言：“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5] (P236)
笔者曾经一般地把毛泽东上述论断归结为心理学意义上的“压抑-创新”情结，认为这是“出身于普通农家的毛泽东，不自觉地以自己个人经历的发展格局为模式，以此建构他观念中的理想主义大厦”。[7]（） 现在看来，这样的概括并未能完全体现出问题的要害。其实，在毛泽东的政治思想体系中，“压抑-创新”的基础假设具有非常关键的意义，在此前提下，我们对他的“阶级观”和“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才能得到充分和真实的理解。在毛泽东看来，在政治层面上，人类社会发展、前行的合理化途径，似乎就是通过释放压抑去冲破堕性，作为一种内生的能量，它将必然地成为推动历史前进和促进社会发展的动力源泉。这种政治心理能量可能转化为一种强烈的政治伦理诉求，表现出鲜明的意识形态上的价值取向，这就是：“无产阶级”之所以最有前途、最有资格在政治和历史舞台上担当主角，关键的是由于他们“一无所有”。这种“一无所有”与其说表现在经济收入方面的微薄，不如说更重要地体现为政治身份上的卑贱。二者相比，后者之中蕴藏着更为深厚的革命欲动和翻身渴望。简而言之，处以“被人瞧不起”的人，才最富于创造性（革命性只是创造性的表现形式之一），因为“压迫越深，反抗越烈”。 与此相反，压抑别人的权威拥有者，其强悍的外表所掩盖着的恰恰是其虚弱的本质。正是在这种二元对立的认知过滤网的作用下，才产生了识别善-恶、正-邪、美-丑等政治评价结构的准则，由此才可推论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历史发展的动力”这一革命理论的规范性命题。
所以，笔者认为，我们一方面应从马克思或列宁经典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中去寻觅毛泽东政治思想的渊源；另一方面也可切实地在中国民俗文化，如《三国演义》、《水浒传》和《西游记》等古典小说中去挖掘其思想原型的观念基础。诸如“替天行道”、“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等朴实的道德“义举”，似乎更接近于毛泽东政治伦理观念的真实本源。
二、“吃苦”与“改造”：“人民”身份的获得
在毛泽东的观念中，“人民”是一种崇高的身份，拥有这一身份，不仅意味着其主体中必然地孕育着革命动力和实现欲望，而且还在名誉和政治生活方面被赋予了优越性与优先权。但是，我们必须指出，在毛泽东政治的结构中，“身份”决不是一种固定的职位，而是随着环境与态度的变化而不断流动的角色。“人民”身份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一种自然属性，甚至也不是马克思意义上的财产和经济指标，而是经过认知过滤网不断筛选的政治符号。换言之，自然出身的性质固然对获得政治身份具有意义，但最为关键的是，“人民”身份需要自然人在政治实践中去主动地获取。简单的“血统论”和机械的“经济论”都不足以成为考察阶级身份的唯一依据，而真正获得“人民”身份的途径，其核心原则的一个条件是“吃苦”；与此密切相关的另一个派生条件是“思想改造”。
首先，所谓“吃苦”最直接的含义是“被压迫”，是一种困苦的困境。如前所述，毛泽东认为，正是各种意义上的压抑和苦难，孕育出了造反和翻身的需求。所以，它又是产生革命欲望的动力源泉。这样，在毛泽东的政治伦理的逻辑中，自然的“受苦”或自觉地“吃苦”，都将成为铸造革命意志和检验政治态度的重要指标。20世纪60年代中期，李讷大学毕业。按当时的习惯女儿希望父亲送给她几句自己最喜欢的格言，据说毛泽东题写的四句话中，首句就是孟子的名句：“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紧跟着的三句话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在命运的痛击面前 头破血流，但仍不回头。” [8] (P332)可见他把“吃苦”放到了何等重要的位置。
事实的确如此。延安时期毛泽东现身说法，明确指出了一个人如何获得“人民”身份的最佳途径：“我是个学生出身的人，在学校养成了一种学生习惯，在一大群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学生面前做一点劳动的事”。“那时，我觉得世界上干净的人只有知识分子，工人农民总是比较脏的……革命了，同工人农民和革命军的战士在一起了，我逐渐熟悉他们，他们也逐渐熟悉了我。这时，只有在这时，我才根本地改变了资产阶级学校所教给我的那种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感情。这时，拿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比较，就觉得知识分子不干净了，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9] (P851)
在后来的政治过程中，毛泽东可以说几乎没有例外地把能否“吃苦”作为评价是否具有“人民”乃至共产党员身份的重要标准之一，而对那些在社会上提笼架鸟、游手好闲的生活方式十分反感，嗤之以鼻，甚至对于在公共场合摆放鲜花也觉得浪费。1964年7月毛泽东与汪东兴谈话时曾说：摆设花盆是旧社会留下来的东西，这是封建士大夫阶级、资产阶级公子哥提笼架鸟的人玩的，那些吃了饭没事情做的人，才有闲工夫养花摆花。全国解放已经十几年了，盆花不但没有减少，反而比过去发展了，现在要改变。[10] (P332)
历史资料反复表明，毛泽东对自己的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要求极严，近于苛刻。“文化大革命”前夕，毛泽东曾对侄女王海容说，我们的干部子弟很令人担心。他没有生活经验与社会经验，可是架子很大，有很多的优越感。要教育他们不要靠父母，不要靠先辈而完全靠自己。[8] (P143) 1964年7月5日毛泽东与其侄子毛远新私下谈话。当毛远新说到有一次游泳，天气很冷，在水里比上岸更暖和。还是在水里舒服。毛泽东当即瞪了他一眼说：你就喜欢舒服，怕艰苦。你就知道为自己着想，考虑的都是自己的问题。你父亲（毛泽民）在敌人面前坚强不屈，丝毫不动摇，就是因为他为了多数人服务。要是你，还不是双膝下跪，乞求饶命？我们家许多人都是被国民党、帝国主义杀死的。你是吃蜜糖长大的，从来不知道什么是苦。你将来不当右派，当个中间派，我就满足了，你没有吃过苦，怎么能当左派？[10] (P121) 同样，那些拥有权力的政府机关干部和工作人员，特别是在地位和生活上都有特权的干部子女，虽然就自然出身而言可谓“根红苗壮”，但他们是最容易丧失本色，存在着质变的危险。1964年12月26日毛泽东71岁生日，他极其例外地举行了一次寿筵。遇到这难得的机会，女儿李敏也想为父亲祝寿。毛泽东当时对大家说：“李敏要同我来，我说你不下乡，你没有资格来。李讷好，李讷下去搞四清了。”[11]（p164）据毛泽东的女儿李敏回忆说：“我印象很深的是，1965年，父亲曾一再对我们说：‘干部子弟是一大灾难。’”[12] 1968年5月毛泽东对中央警卫部队讲话：“你们在机关工作的一些人，不懂工，不懂农，工作单纯。你们机关要办一两个小型工厂，学点生产知识”。[13] (P500)
1956年11月15日毛泽东在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的一段讲话，最为清晰地表明了他对于获得和保持“人民”身份的整体轮廓：“我赞成在和平时期逐步缩小军队干部跟军队以外干部的薪水差额，但不是完全平均主义。我是历来主张军队要艰苦奋斗，要成为模范的。一九四九年在这个地方开会的时候，我们有一位将军主张军队要增加薪水，有许多同志赞成，我就反对。他举的例子是资本家吃饭五个碗，解放军吃饭是盐水加一点酸菜，他说这不行。我说这恰恰是好事。你是五个碗，我们吃酸菜。这个酸菜里面就出政治，就出模范。解放军得人心就是这个酸菜，……我们长征路上过草地，根本没房子，就那么睡，朱总司令走了四十天草地，也是那么睡，都过来了。我们的部队，没有粮食，就吃树皮、树叶。同人民有福共享，有祸同当，这是我们过去干过的，为什么现在不能干呢？只有我们这样干了，就不会脱离群众。” [14] 就在这此讲话中，毛泽东提出了其著名的政治伦理原则：“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就是由这里头出来的。”“根本的是我们要提倡艰苦奋斗，艰苦奋斗是我们的政治本色。” [14]
1968年6月28日北京语言学院的7名共青团员给毛泽东写信。信中说：我们的父母都是革命干部、共产党员，过去他们在疾风暴雨的阶级斗争中，在枪林弹雨的战场上经受了考验，不愧为英雄好汉。现在他们当了“官”，作了“老爷”，政治上有了地位，生活上有了特殊待遇，革命性就远不如以前了。长此以往，他们就会失去在革命道路前进上的“自由”，就会逐渐蜕化为特殊阶层、修正主义者。为此，我们以为必须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彻底改革：（1）降薪，取消各种特殊待遇。（2）革命干部应经常地参加劳动。（3）、凡是违犯党纪国法，做出不符合人民利益的事应一律予以制裁。（4）尽快在全国普及半工半读、半农半读的教育制度。（5）在假期，青年学生经常组织起来，到工厂、农村去参加劳动，或者到部队去当兵。毛泽东1968年7月12日在这封信上批语：“他们所谈问题，确实重要，应在运动中解决。请你们通知他们：信收到，看到，并注意了。” [12] (PP77-78) 这封信连同毛泽东的批语，曾作为八届十一中全会文件印发。
其次，与“吃苦”密切联系的是“思想改造”。毛泽东关于“思想改造”的术语，其实是指“心灵”（mentality）的净化，其内涵是建立或更换一种新的价值体系，有时他直接称这种特质为“灵魂”。如“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灵魂”。在毛泽东看来，最能体现“人民”与“非人民”的本质差别的指标，是一个人的内在精神。所以，要获得“人民”的身份，至关重要的就是在原有的心理摸板中逐渐注入崭新的“感情”要素，这首先必须承认劳动人民的社会价值，通过体验、经历和实践，去理解并融入他们的生活，最终与他们在深层感情上形成认同。有了这种内在的品质，换了另一个与“人民”相同的“灵魂”，才可以说这个人真正地发生了转变。1965年8月3日毛泽东接见法国总统戴高乐的特使、文化事务国务部长马尔罗。当马尔罗问及“我认为在毛主席之前没有任何人领导过农民革命获得胜利。你们是如何启发农民这么勇敢的？”时，毛泽东回答：“这个问题很简单。我们同农民吃一样的饭，穿一样的衣，使战士们感觉我们不是一个特殊阶层。我们调查农民阶级关系，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把土地分给农民”。[14] (P1386)
在毛泽东的社会身份体系中，从事体力劳动的工、农、兵属于最具革命精神的角色，而与此差别较大的则是从事脑力劳动、与直接的操作实践距离较远的“知识分子”，尤其是文科“知识分子”。1968年8月18日，为纪念毛泽东首次检阅红卫兵两周年，由陈伯达、姚文元起草了《坚定地走上同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的《人民日报》稿。毛泽东修改此稿时加入了几句话：“‘奉劝那些轻视工农、自以为很了不起的大学生放下架子。’说错了吗？完全不错。这里说的是‘轻视工农’又有架子的那一小部分的大学生。轻视工农而又自觉以为了不起，这种极端错误的态度，难道还不应该彻底改正吗？”并把其中“挑动工农斗学生”一句，改成“挑动群众斗群众”。[12] (P522) 同样，那些拥有权力的政府机关干部和工作人员，特别是在地位和生活上都有特权的干部子女，虽然就自然出身而言可谓“根红苗壮”，但他们是最容易丧失本色，存在着质变的危险。
1960年2月初，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第35章“从社会主义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时，当读至书中关于“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本质差别的具体表现是：大多数工人的文化技术水平还低于工程技术人员的水平，而大多数庄员（指集体农庄）的文化水平还低于农艺师的水平。如果要消灭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间的本质差别，就必须把工人和庄员的文化水平提高到工程技术人员和农艺师的水平”的论述时，毛泽东批语：“有问题。只提文化技术水平，不提思想政治觉悟。”同时谈到：“文化高低和才智大小这两件事情不是一致的东西。旧社会的规律是：被压迫的阶级文化程度低，一般地说他们知识少，但是比较聪明些，原因就是他们参加生产劳动，联系社会生活，他们的社会生活知识丰富；压迫的阶级，他们的文化水平高，书读得多，一般地来说他们的知识多，但是他们比较愚蠢些，原因是他们脱离生产劳动，脱离社会生活。刘邦能够打败项羽，是因为刘邦和贵族出身的项羽不同，比较熟悉社会生活，了解人民的心理。科学发明也不一定出于文化高的人。许多工程师并没有发明，而普通工人反而有发明。当然，我们并不是否认工程师和工人的差别，不是不要工程师。历史上常常是文化低的打败文化高的。在我们的国内战争中，我们的各级指挥员，从文化上说，比国民党的那些从国内和国外军事学校出来的军官低，但我们打败了他们。列宁说过，先进的亚洲，落后的欧洲。亚洲当时文盲多，欧洲当时知识分子多，文化水平比较高。”“社会主义社会里，情况不同了。可是我们还要看到这么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社会里的高薪阶层是有危险性的，也就是他们的知识虽然多些，文化虽然高些，然而同工人、农民比较起来，他们同样是愚蠢些。我们的干部子弟，一般的说来，就不如非干部子弟。他们的架子很大，优越感很强，可是没有生产经验，没有社会经验。这个问题我们必须警惕，如果我们及早注意，是可以解决的。”[15]（p741-742）
所以，自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的“大跃进”运动开始，关于“又红又专”的问题就成为全国性的关注热点。而在这些讨论中，“只专不红”、“多专少红”和“先专后红”都受到了批判，显然“红”被突出到了最为重要的位置。简言之，政治上和思想上与“人民”认同的立场和态度，是获得这一崇高身份的重要途径。[16] 正如史华慈(Benjamin I. Schwartz)1966年就曾指出的那样：“实际上‘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都发生在每个人的灵魂深处。”[17] (P174)
三、再“翻身”：身份的置换
对于特殊“身份”与“权力”之间的等价关系，毛泽东十分清醒。他曾明确表示,如果不对特殊“身份”进行必要的变革，“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将导致绝对的腐败”（“Power tends to corrupt and absolute power corrupt absolutely.”）[18] 的政治铁律必将自然地产生效应，这将不可避免地使他终生追求的“社会主义”事业付之东流。为此，他所采取的重大政治举措就是在制度角度上对政治“身份”进行强制性置换。在政治实践上，这种“身份”置换是在三种关系的路径上展开的。
第一，“官”与“民”的关系。毛泽东敏锐地感觉到，在建国后的政治关系中，存在着领导与群众之间的某种紧张和不平衡。凭借丰富的政治经验，他不仅权衡“水可载舟，亦可覆舟”之古训戒规的利害，而且透视出“人民”或“群众”所谓“历史的主动者”（理论）与“政治的被动者”（现实）之间的严重背离。用通俗的语言表达就是，在理论上“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但在生活中“人民”则是被领导者，二者之间存在着明显的不对称。为了调整这种不平衡关系，毛泽东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因为他认为前者有权有势，而后者则弱势无援。正因如此，他对“官僚主义”表现出绝对的不宽容。 20世纪 70年代，毛泽东谈及“文革”中部分干部遭到批斗时说了同样的话：“有些干部为什么受到群众的批评斗争呢？一个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群众有气。一个是官做大了，薪水多了，自以为了不起，就摆架子，有事不跟群众商量，不平等待人，不民主，喜欢骂人，训人，严重脱离群众。这样，群众就有意见。平时没有机会讲，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爆发了，一爆发，就不得了，弄得他们很狼狈。今后要吸取教训，很好地解决上下级关系问题，搞好干部和群众的关系。以后干部要分别到下面去走一走，看一看，要坚持群众路线，遇事多和群众商量，做群众的小学生。在某种意义上说，最聪明、最有才能的，是最有实践经验的战士。”[12] (P385-390) 在谈及山西昔阳县干部参加劳动的问题时，毛泽东说：干部参加劳动问题，请大家注意一下。昔阳的材料很好，你们看了没有？那个县的干部每年参加劳动，至少有60天。那是一个在山上的县，很穷。越穷就越要搞社会主义。富了就不搞了吗？干部一参加劳动，许多问题就得到了解决。修正主义的根子就在这里。[14] (P1310-1311)
1968年5月7日黑龙江革命委员会在庆安县柳和创办了一个专供机关干部参加劳动的“五·七干校”，毛泽东很高兴，在1968年10月2日送审的《人民日报》为发表《柳河“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化提供了新的经验》一文的编者按语稿上作了批语：“此件似可在人民日报发表。因有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这样做。在职干部也应分批下放劳动。” [12] (P573) 1969年4月毛泽东在中共九大期间谈到新当选中央委员中的一些基层干部时说：“要注意，要他们不要脱离群众，不要脱产，又要工作。”[19] (P44) 1976年初，即便在毛泽东病重期间，他还反复表达了这样的意思：“一些同志，主要是老同志思想还停止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对社会主义革命不理解、有抵触，甚至反对。对文化大革命两种态度，一是不满意，二是要算账，算文化大革命的账。为什么列宁就没有停止呢？民主革命后，工人、贫下中农没有停止，他们要革命。而一部分党员却不想前进了，有些人后退了，反对革命了。为什么呢？作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一百年后还要不要革命？一千年后要不要革命？总还是要革命的。总是一部分人觉得受压，小官、学生、工、农、兵，不喜欢大人物压他们，所以他们要革命呢。一万年以后矛盾就看不见了？怎么看不见呢，是看得见的。”[19] (P487-488)
另一方面，在中央领导机关的人事安排上，毛泽东则强调要选择一些来自生产第一线的工农干部。 在考虑中共“十大”领导班子的人选时，毛泽东提出两个主要条件：一是要从工人、农民中直接选拔一批人，二是要年轻。1972年7月24日，毛泽东同周恩来、姬鹏飞、乔冠华、王殊谈话时说：“外国人说我们现在年纪大了，寄希望于年轻人，说是我们死了就会变修。怎么办？我的意见就是要搞一点年轻人来当共产党的副主席、军委副主席。所谓年轻人，就是年龄在三十至四十之间，要工人和农民。老、中年还要。你们多找找，南方北方都找。文化水平低一点，用一批知识分子扶助。” [14] (P1648) 1973年8月24日毛泽东又在周恩来来信上批示：“多次讲要提工农出身的同志为党的副主席、常委。” [14] (P1648) 同时，毛泽东对由于人为造成的“身份”差异极其不满，试图进行改革。关于废除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衔制，改变帽徽、领章问题，1965年4月28、29日在听取贺龙、罗瑞卿、杨成武汇报战备计划时，毛泽东说：“过去搞什么将、校、尉那一套，我是不感兴趣的。”“我赞成走回头路，恢复到老红军的样子，只要一颗红星、一面红旗，其他的统统都吹了。” [14] (P1358)
第二，“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关系。在对“劳动”本质及其类型的解释上，毛泽东把“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视为“源”与“流”，“体”与“用”之间的关系。虽然历史资料并不支持关于毛泽东晚年根本否定甚至敌视知识和科学价值的笼统说法，但是问题在于，他在“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之间人为地划清界限，前者是“源”，后者是“流”，前者为“体”，后者为“用”，其位置不能颠倒，并以此为据，知识分子被划分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部分。这就是著名的“皮毛之论”：“现在，知识分子附在什么皮上呢？是附在公有制的皮上，附在无产阶级身上。谁给他饭吃？就是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劳动者请的先生，你给他们的子弟教书，又不听主人的话，你要教你那一套，要教八股文，教孔夫子，或者教资本主义那一套，教出一些反革命，工人阶级是不干的，就要辞退你，明年就不下聘书了”。[20]
毛泽东1958年5月18日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代表团长会上的一段讲话，其中讲道，“总而言之，我这些材料要证明这一条：是不是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来剥夺那些翘尾巴的高级知识分子的资本。”[21] (P9) 为了扭转和改变这种相互外在的二元结构，毛泽东试图通过建立新的教育体制，使用强力实现“劳动分子知识化，知识分子劳动化”。一方面主张“要把唱戏的、写诗的、戏剧家、文学家赶出城，统统轰下乡，分期分批下放到农村、工厂。不要总住机关，这样写不出东西。你不下去就不开饭，下去就开饭”。[20] 1964年2月3日毛泽东再一个批示中说：“旧教学制度摧残人材，摧残青年，我很不赞成。孔夫子出身没落奴隶主贵族，也没有上过什么中学、大学，开始的职业是替人办丧事，大约是个吹鼓手。人家死了人，他去吹吹打打。他会弹琴、射箭、驾车子，也了解一些群众情况。开头做过小官，管理粮草和管理牛羊畜牧。后来他在鲁国当了大官，群众的事就听不到了。他后来办私塾，反对学生从事劳动。明朝李时珍长期自己上山采药，才写了《本草纲目》。更早些的，有所发明的祖冲之，也没有上过什么中学、大学。美国的富兰克林是印刷所学徒，也卖过报。他是电的大发明家。英国的瓦特是工人，是蒸汽机的大发明家。高尔基的学问完全是自学的，据说他只上过两年小学。” [22] (P23)
于是，一方面，发动“知青下乡”风潮，号召干部到“五七干校”；另一方面，向全国大、中、小学派驻“工宣队”、“军宣队”，建立由基层社会组织直接推荐学员的选拔制度。
尽管毛泽东本人是一个饱读诗书、卷不离手的人，可对于读书人却一直持有成见。1967年5月毛泽东同一个外国军事代表团谈话时仍然认为：“本来想在知识分子中培养一些接班人，现在看来很不理想。”“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知识分子和广大青年学生搞起来的，但一月风暴夺权、彻底革命就要靠时代主人--广大的工农兵做主人去完成。知识分子从来是转变、观察问题快，但受到本能的限制，缺乏彻底革命性，往往带有投机性。”[14] (P1483) 甚至直到1976年3月3日逝世前的几个月，他还坚持认为，孔夫子、秦始皇、汉武帝、曹操、朱元璋等几个他所钦佩的历史人物，都没上过大学，但在实践中增长了才干。[23] (P308) 可见这种观念对他影响之深，已渗入精髓。
第三，“小人物”与“权威者”的关系。在这二者（与此相适应的“青年人”和“老年人”）之间的关系，毛泽东自觉或不自觉地充当着保护和拯救前者的角色。这里，生物进化论的明显倾向，似乎与毛泽东至上权威和足智长者的“导师”身份合为一体。他多次申明“青年人要胜过老年人，学问少的人可以打倒学问多的人；不要被权威、名人吓倒”的话。延安时期他就曾说过：“记得我在小的时候，很不喜欢老人，因为他们是会欺负青年人的，青年人谁没点错误呢？但是你错不得，他们对你是很凶的。一切事情，小孩子和青年人是没有发言权的。中国的青年人受封建家庭封建社会的苦太大了。”[24] 到了晚年，毛泽东的这一取向有增无减。
1954年他支持李希凡、蓝翎批驳《红楼梦简论》的文章，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对“大人物”压“小人物”的不满。通读毛泽东当时给中央政治局和有关人士的那封信，我们可以看到，与其说直接矛头是纯粹对着俞平伯本人的，不如说其目的之一也是要表示一下自己要为“小人物”撑腰、说话的姿态罢了。就在李希凡、蓝翎《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它》一文的空白处，毛泽东留下这样的批语：“不过是小人物”，“不过是不成熟的试作”，“对两青年的缺点则决不饶过”，“很成熟的文章，妄加驳斥”，“不过是试作？不过是一些问题和意见？不过可供参考而已？” 在这些批语中，毛泽东的态度和倾向明明白白地表露出来。但到1957年,已晋升为全国政协委员、《人民日报》理论部负责人的李希凡，撰文批判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来势不可谓不凶猛。但此时毛泽东却为“青年人”王蒙说了不少好话，而对李希凡的评论文章批语“简单化”，“使人读不下去”。原因是“李希凡现在在高级机关，当了政协委员，吃党饭，听党的命令，当了婆婆，写的文章就不生动了”，表示自己这次要站在王蒙一边。[25] (P143) 在1958年3月成都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讲到邹容和章太炎，认为他俩都性格鲜明，并且做出大事时都是青年人：“四川有个邹容，他写了一本书，叫《革命军》，我临从北京来，还找这书望了一下。他算是提出了一个民主主义革命的简单纲领。他只有17岁到日本，写书的时候大概是十八九岁。20岁时跟章太炎在上海一起坐班房，因病而死。章太炎所以坐班房，就是因为他写了一篇文章，叫《驳康有为书》。这篇文章值得一看，其中有两句：‘载湉小丑，不辨菽麦’，直接骂了皇帝。这个时候章太炎年纪还不大，大概三十几岁”。[26] (P206) 以最大权威的形象支持、组织“小人物”反权威，这不能不是晚年毛泽东政治伦理观的重要表现之一。1972年12月，福建省莆田县城郊公社小学的普通教师李庆霖致信毛泽东，反映他的一个插队务农子女在生活方面的困难以及作为父亲的苦恼和不平。有资料说，此信使特别关心农民生活的毛泽东受到很大触动，以至于最后流下了眼泪。[27] (P236) 1973年4月毛泽东反复斟酌，终于决定给李庆霖复信。毛泽东写道：“寄上三百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14] (P1658) 事隔一年以后，1973年12月15日毛泽东还不时念叨此事，说李庆霖的信写得“相当好”，“我摆在这里几个月，经常看，看了三遍半，这才下决心写回信。”[14] (P1658)对于社会上的这些“沉默的大多数”，毛泽东特别在意，在感情上会给与更多的投入。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说，无论从哪个角度考察，基于“压抑-创新”价值观的趋动，毛泽东晚年试图通过各种社会身份的功能互换，借以消除人与人之间的身份差异，从而达到“等贵贱”的价值均平境界。
四、“身份”：权威性分配
在任何一个社会共同体（community）背后都存在一个旨在使分散的个体凝聚成统一整体的社会身份系统。这一系统的基本功能是“分类”（category，在哲学术语中被译为“范畴”），即根据一定的标准划分出不同的社会角色，通过赋予不同角色以不同的“权利-义务”资源，从而在等级差属的网络中形成“支配-服从”的社会秩序。在这个意义上，社会身份系统实际上就是在众多不同的社会角色中，实施政治价值之权威性分配的机制。“身份”既是一种社会产物，也是一种社会过程。正如都普利斯(P.du Preez)在《身份的政治》一书中指出的：政治确立和维护某种身份系统，是为了使社会的某一部分比其余的部分能获得较优越的地位。一方面，政治力量(民族的、国家的、党派的等等)要为它的主要或全部成员争取比其它群体更优越的地位；另一方面，在同一政治群体中，某些身份又比其它身份更优越。 [ 28] (P1-2)在这个意义上，“身份”的确就是“政治”。由于身份建构是通过显示差异而实现的，因此必然存在多种矛盾，但这些矛盾并不完全具有消极属性，它们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着重要的协调作用。
例如，在古希腊城邦政治中，所谓“公民”（Polites，该词由城邦Polis一词衍生而来）就是一种“身份”，其原意就是“属于城邦的人”。在与其他无公民权居民的对照中，“公民”这一只属于某种特定群体的特权被鲜明地凸现出来。的身份和地位才与邦内其他居民相比，“公民”觉得自己属于城邦。与外邦公民相比，也只有这个城邦属于“公民”。在古希腊城邦中，这种“身份”归属感十分真实。他们个人的安危荣辱，首先取决于城邦的命运。当城邦灭亡时，首要的受害者是他们，奴隶依然做奴隶，外邦人依然是外邦人，他们却失去了“公民”的特权。[29]传统中国更是一种以“正名”为基础的等级差属社会，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伦理-政治”秩序不可逾越，由此形成了人之“身份”的上、下，贵、贱，尊、卑。学者认为，由于身份是由人伦血统、宗法等级、占有分配以及道德义务的差分来确定的，所以身份的标识能够维系家庭、社会、国家的整体性和连续性，并因此形成其恒久性的影响力和涵盖面。儒家将人性、人伦、人道的相互涵容作为身份的自我界定以及社会评价的标准，具有鲜明的人文化、宗法化的特征。而儒家伦理体系的这种“身份伦理”（Status ethics），“根据人格血统、宗法等级以及道德义务差分而确立的身份伦理，实际是作为不同角色的自我界定和社会评价系统，涵化了三个层面的身份体认：一是自我身名意识，即对不同人格标准和道德典范的体认；二是群体分殊意识，即对不同身份环境和人伦义务的体认；三是宗法纲常意识，即对各自依附的权力系统和宗法关系的体认。由于身份伦理是以社会关系的阶级差序和等级分殊为基本骨架，身份角色的区隔实际体现了强权关系下权利分配的内在本质。”[30] 学术前辈费孝通[31]、瞿同祖[32] 等对此社会现象的研究至今仍具有重要意义。总之，在以“礼治”为基础的传统中国，“身份”就意味着“权利”，家族成员对“祖先”的一致性认同成为政治秩序之第一要务。[33] (P311-315)
众所周知，毛泽东革命的政治信仰基础来自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这就意味着，他的政治学说将必然按照另外一套价值体系对中国传统的社会“身份”体系进行颠覆性更新。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毛泽东革命就再没有放弃陈独秀关于“伦理的觉悟是最后的觉悟”[34] (P105-109) 的政治精神信条，“反封建”成为中国革命的重要精神标识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作为这一“人民共同体”最高决策者的精神导师，毛泽东的政治价值取向和政治伦理偏好则日见深刻地影响着这一新兴国家的政治发展。其中，以“身份政治”（identity politics）为特征的政治资源分配，是其独特政治发展观中最富特色的重要一环。徐贲教授指出，在新中国基本完成“三大改造”以后，生产资料公有制的主导地位得到确立，阶级划分逐渐失去了它的物质基础。这样，作为政治身份等级的阶级分析性质，在中国政治中的功能也越来越清晰。因此，作为体现政治秩序的社会身份系统也逐渐出现了这样三个特征：第一，它越来越以政治权力（而不是经济能力）为身份标志，官民（领导/群众）界限的加深以及科层体制和等级制度的确立造成了一个以严格的“待遇”区别相联系的复杂身份系统；第二，身份区别越来越朝意志论的方向发展，“思想”、“态度”和“立场”，越来越成为确定人们身份的标志；第三，在一定程度上，身份甚至变化为一种“种性等级”的“血统”特征。一个人的身份不仅影响自身的社会地位和生存处境，而且还影响到与其关联的家人亲朋。 [35] (P154-155) 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除了第三个特征需要进一步仔细研究外，前两个特征在现代中国政治均有突出表现。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毛泽东对传统社会的等级结构持激烈的批判态度，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主张从根本上否定一切社会等级，只是毛泽东之新式“身份”的范畴划分在原则上发生了重大变化。这种变化的核心内涵就是对以血缘宗法为基础的“社会身份”评价体系进行彻底的颠覆，代之以阶级伦理为坐标的“政治身份”之权利分配体系。具体而论，毛泽东的“政治身份”体系主要是在两个层次上展开的：其一是在“人民”和“敌人”之间进行区分，这二者之间存在着“你死我活”的原则对立，用毛泽东自己的话说就是“敌我矛盾”；其二是在“权威”与“群众”之间进行区分，他们之间的关系比较复杂，是一个广存争议和弹性极大的模糊空间，用毛泽东自己的话说就是“人民内部矛盾”。在毛泽东的观念中，前一种身份关系相对简单，并且直言“无产阶级专政”，实施一方对另一方的“独裁”；但真正的问题则存在于后一种身份关系之中，这里，“权威”又是一个特别值得注意的概念。它既指在政治、经济方面具有支配能力的要素，也包括在学术、技术或知识方面占有优势的人物。如果说，毛泽东晚年政治思想是一个复杂的体系，那么，它的费解之处则主要体现在这后一方面。例如，倘若我们仅仅简单地认为毛泽东是一位列宁主义“阶级论”的忠实信奉者，那么，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领袖人物之一的国家主席刘少奇，竟可以从“人民”的范畴中被删除而划归为“你死我活”的“敌人”，就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件；同样，如果说毛泽东的政治身份范畴仅仅是“封建主义宗法制”的翻版，那么，他一贯要求对中共高干子女，包括自己的亲属和子女，严加管束，异常警觉，甚至对其中若干人员之革命性持怀疑态度的事实，也就使人难以理解。所以，我不认为毛泽东关于“政治身份”的界定仅仅“是一个官僚统治的法术问题”，[35] (P194-195)而在他的观念中这是一个关乎“社会公正”的实质问题。甚至美国学者R·特里尔（Ross Terrill）也认为：“毛泽东从不满足，他总在追求一种更有人情味和极具影响力的社会主义，这是他的优点所在”。而且在他的领导下，“新中国比旧中国有更多的社会平等”，比如“按劳分配使身份或拥有土地和资本不再起作用了。因此，中国的产品分配成为世界上最平等的分配方式之一，彻底贫困和死于身无分文的人极少。并且，进步的基本手段，如卫生保健和初级教育等，不再是只有少数人才支付得起的了。”[36](p526、528) 这一看法虽未必全面，但也不无道理。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毛泽东晚年一再强化“阶级斗争”的重要性，提出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不能被简单地概括为个人权力和私欲的肆意泛滥，在这些今天看来政治后果非常严重的理论背后，还存在着另一套完整的政治伦理逻辑。在一定、甚至很大的程度上，这套逻辑成为支撑毛泽东晚年政治行为的信念基础，从而使他坚信自己所追求的价值具有道德上的崇高性，而自己冒险发动“文革”则是为“拯救小人”所做出的责不容辞的政治“义举”。正如1961年9月，在苏共“二十二大”召开的前一个月，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所说：“现在的问题是，赫鲁晓夫到底代表什么阶层？代表高薪阶层。赫鲁晓夫代表的阶层与帝国主义代表的阶层，实践上是相同的。高薪对低薪，明明是不人道，而反对他的人是低薪的普通工人、农民 ……。”[37] (P306) 1968年11月13日，中央军委办事组向毛泽东等转报军内《情况简报》，其中涉及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五连在驻地“开枪打死、打伤群众的严重政治事件”和部队领导机关认真查证的情况。毛泽东第二天就批语：“军队领导不袒护部队所作坏事，替受害人民伸冤，这种态度，是国家兴旺的表现。” [12] (P592)
历史是如此地捉弄人，以至于它给我们留下了一道费解的难题：在“晚年毛泽东问题”的复杂因果关系中，伦理价值与政治行为之间究竟呈现怎样的互动关系？一个情理可容的主观初衷，如何在政治实践中会走向自己的反面？面对刚刚过去的历史，理论的悖论、思想的曲折和政治的结症，缘何得以达成？这些都需要学者冷静下来，做进一步深入细致的再探讨和再分析。或许正是这个理论之谜，把以往和当下联系在一起了，克罗齐“一切真历史都是现代史”[38]的铭训，由此再现出其耐人寻味的不朽魅力。
注：本文根据作者2004年12月在北京大学“‘文化大革命’历史研究”课程所作的两次演讲整理而成。在此感谢北京大学历史系主任牛大勇教授的热情邀请，从而给作者一个同著名专家和青年学生交流讨论的机会。在此文的修改过程中，得到南京大学刘林元教授的不吝赐教，作者深表谢意。文中的错误当由作者本人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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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4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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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0-4-22 01:24: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