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新闻志：“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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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事件

2001/12/17

《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和《评“三家村”——〈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出笼

早在庐山会议以前，吴晗根据毛泽东关于要学习海瑞敢于讲真话的精神，曾于1959年6月在《人民日报》发表《海瑞骂皇帝》一文，并准备写一个以海瑞为主角的剧本。1960年年底，吴晗写成了《海瑞罢官》一剧。该剧于1961年1月在北京开始演出。

后来，江青、康生向毛泽东说，《海瑞罢官》同彭德怀问题有关，要批判。1965年初，江青与张春桥共同密谋策划，由姚文元写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

1965年11月10日，《文汇报》发表姚文元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捕风捉影地把剧中写的“退田”、“平冤狱”同1961年的所谓“单干风”、“翻案风”联系起来，并说这“是当时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焦点”，说该剧“是一株毒草”。毛泽东支持对《海瑞罢官》批判。但当时中央书记处采取慎重态度，北京各报刊迟迟在十多天以后才转载这篇文章。《人民日报》、《北京日报》都加了编者按语，强调要根据“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进行平等的、以理服人的讨论。

姚文元的文章发表以后，引起强烈反响，出现许多不同意见。在江青的直接操纵下，张春桥、姚文元利用《文汇报》发动一场“大辩论”。他们通过各种手段收集京、沪等地知名人士和知识分子的反映，把他们“放”出来的各种论点分类排队，把不同意姚文元观点的反对意见划为“右派言论”。他们暗中把这种手段称之为“引蛇出洞”。毛泽东于1965年底指出：《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这使得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具有更为严重的政治性质。1966年初，报刊上发表了一系列批判吴晗和批判其他学术观点的文章，要全国范围内把这场批判推向高潮。2月，彭真召集“文化革命五人小组”会议，会后由中共中央宣传部起草了《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即《二月提纲》），《提纲》主要试图把已经开展的批判运动限于学术讨论的范围。在这种情况下，全国许多报刊发表了大量文章对有关《海瑞罢官》的学术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于4月2日同时发表戚本禹的文章《〈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的反动实质》，说吴晗“是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向党进攻擂鼓助威”。在毛泽东的直接领导下，4月中旬决定撤销《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汇报提纲》和“文化革命五人小组”，重新建立文化革命小组。这就拉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

1966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进行期间，为了配合会议不正常的“党内斗争”，为了制造舆论在全国推行文化大革命。5月4日《解放军报》发表题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社论。5月9日《解放军报》发表江青主持写作、署名高炬的文章《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光明日报》发表关锋化名何明的文章《擦亮眼睛，辨别真伪》。《解放军报》和《光明日报》同时发表题为《邓拓的〈燕山夜话〉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话》的材料。这些文章把《北京晚报》发表的《燕山夜话》和《前线》杂志发表的《三家村札记》斥为“猖狂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的“毒箭”、“黑话”。把《北京日报》、《北京晚报》、《前线》斥为“对党和社会主义怀着刻骨仇恨”的阶级敌人，其矛头所向直指中共北京市委。5月10日上海《解放日报》和《文汇报》同时发表姚文元的文章《评“三家村”——〈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新华社当即播发，第二天为全国各地报刊转载。5月11日出版的1966年第七期《红旗》杂志发表戚本禹的文章《评〈前线〉、〈北京日报〉的资产阶级立场》。5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林杰的文章《揭破邓拓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面目》。这些文章把邓拓、吴晗、廖沫沙发表的连载专栏文章诬为“经过精心策划的，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一场反社会主义大进攻”，不仅声言要涤荡“新闻、教育、文化、学术界”中的“三家村”的“赞赏者”和“追随者”，而且声言要揪对“指示”、“支持”、“吹捧”者，挖最深的根子。”

江青、关锋、姚文元、戚本禹、林杰等人批判“三家村”文章的发表，使全国的政治空气骤然为之一变，使人们感到一场“阶级斗争”的暴风雨已经来临。这些文章剑拔驽张，杀气腾腾，在煽动极左思潮、罗织罪名栽赃陷害方面，为整个“文化大革命”中在全国泛滥的大字报和报刊上的所谓“大批判”文章起了恶劣的“示范”作用。

报刊上对邓拓、吴晗、廖沫沙所谓“三家村”的批判，是“文化大革命”中新闻界的第一个大冤案。

“风庆轮”事件

“风庆轮”是上海江南造船厂建造的一艘万吨级远洋货轮。1973年12月27日轻载试航后，计划在1974年1月10日再重载试航。中国远洋公司上海分公司在接受该船时，发现主机1号套缸磨损，出现“咬缸”现象，提出要求调换。江南造船厂有些人却认为中国远洋公司上海分公司在技术上要求过高，双方发生争执。这本来是一个具体的技术问题，但当时上海市工交组负责人陈阿大无端上纲上线地说：“上海同六机部的斗争是路线斗争，对这些人就是要批!”他怂恿江南造船厂一些人写了《远洋公司还是崇洋公司?》的大字报，贴到中国远洋公司上海分公司去，并复写后分送给解放日报社、文汇报社和新华社上海分社。大字报诬告“远洋公司对外轮检验松，对国产轮不信任、国产轮质量再好也不能出海远航”等。姚文元、马天水等人纷纷表示支持，并由市工交组和解放日报社的主要负责人去中国远洋公司上海分公司兴师问罪，说分公司“躺在外国人身上，拜倒在洋人脚下，靠买船过日子。”责令分公司作出检查，并扬言要追查“后台”。在江青反革命集团的高压下，分公司被迫作了检查。但马天水还是按照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旨意，于3月22日召开批判“崇洋媚外”大会，点名攻击国务院交通部，影射攻击周恩来总理。

但是出乎他们的意料，当时中国远洋公司党委已于4月1日向交通部写了报告，报请批准“风庆轮”远航。周恩来对此事极为重视，指示“这是我们造的第一艘全部国产万吨轮，要经过好望角，好望角风大，要好好检查”，交通部认真贯彻执行周恩来的指示，对“风庆轮”这次远航十分关心，凡有关远航的技术安全都作了具体部署。

国务院一系列决定，揭穿了江青反革命集团及其上海党羽的阴谋。但他们还是要借题发挥，借“风庆轮”这个题目做文章。1974年5月4日，“风庆轮”离沪远航。7月下旬，“风庆轮”尚未返航，张春桥就在北京对朱永嘉说：“要继续批洋奴哲学，这次‘风庆轮’出去即使沉了，也是胜利……”在北京还对另一个人说：“马克思主义难道不许沉船吗？”张春桥的这些话，全是对着周恩来发的。8月，“风庆轮”通过地中海，驶抵罗马尼亚，新华社为此发了消息。江青反革命集团看到“风庆轮”远航即将成功，又开始了新的阴谋活动。王洪文从北京打电话给马天水：“‘风庆轮’远航归来，市委常委、列席常委都要到码头去迎接。”姚文元要徐景贤开足马力制造舆论，宣传“风庆轮”远航归来。8月13日召开的上海市委扩大会议上，徐景贤就宣传“风庆轮”的问题作了部署。

9月29日晚，中国自己建造的“风庆轮”完成远航任务返抵上海吴淞口锚地。江青反革命集团派了20多名记者登上“风庆轮”进行突击采访。30日上午，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带领了上海市委常委、市革委会副主任、在沪中共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等登“风庆轮”慰问，借“风庆轮”事件大做文章。

1974年10月12日《文汇报》、《解放日报》同时在头版头条，以通栏刊载统发的关于“风庆轮”的长篇通讯。还分别发表了评论员文章：《红灯指航向踏平万层浪——欢呼风庆轮号万吨轮远航归来》、《乘风破浪胜利前进——从风庆轮首航归来赞自力更生方针的伟大胜利》。《文汇报》、《解放日报》以29个版面，先后发表了110篇、近20万字的文章和通讯报道。上海人民出版社出了40多种书、画；电视台和广播电台也进行了大量的宣传、报道。大量的新闻报道评论和出版物，把造船和向外国买船绝对地对立起来，攻击交通部搞“崇洋媚外”、“爬行主义”，是“典型的洋奴哲学”，影射周恩来执行的一条“孔孟之徒卖国主义路线，‘儒家卖国主义路线’，奉行的是‘洋奴哲学’”。江青反革命集团还借这一问题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向周恩来为首的国务院发难，逼迫邓小平当场表态。

配合在政治局的发难，“江青反革命集团”进一步在中央报刊上大造舆论。1974年11月1日出版的《红旗》杂志11期，刊出罗思鼎的文章《论北宋时期爱国主义和卖国主义的斗争》和借“风庆轮党支部”的署名，实为江青反革命集团授意写作的《扬眉吐气的三万二千浬》。姚文元还为后面的一篇文章特地写了按语：“这篇振奋革命精神的文章，很值得一读”，它“对洋奴哲学、爬行主义之类的地主买办资产阶级思想，是一个有力的批判。它的意义绝不限于造船业和海洋运输。”他们除了在报刊上发表各种体裁的文章外，还利用小说、故事、说唱、电视、电影、报告会、组织群众上船参观等各种形式大肆宣传。其目的就是以“风庆轮”事件为炮弹，攻击周恩来。1976年3月2日，江青在“打招呼会议”期间，重新搬出他们在1974年对“风庆轮”的批示，从交通部批到国务院，并说要把有关“风庆轮”的材料和他们的批文转发全国。江青的言行事后受到毛泽东的严厉批评。毛泽东针对江青要印发“风庆轮”材料一事明确指出：“不应该印发，此事是不妥的。”毛泽东认为“风庆轮”事件是件小事，而且正在解决。这才使江青等人的阴谋没有得逞。

《新民晚报》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强令停刊

“文化大革命”初期，新民晚报社内部的“造反派”各立山头，先后出现十多个组织，除揪斗干部群众中的“牛鬼蛇神”外，都认为新民晚报是一张“宣扬封资修，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黑报”。1966年8月22日，报社大门上的《新民晚报》铁架招牌被造反派砸烂，并在圆明园路上当众焚毁，以示与旧晚报决裂。

6月下旬，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一位副部长来报社宣布原党组靠边，另派工作组领导运动。8月，又成立“文化革命小组”和临时党支部，取代工作组。8月12日决定更改报名为《上海晚报》，于8月23日出版第一号。

《上海晚报》的主要内容是转载中央两报一刊（即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重要消息和文章、新华社统发稿，此外还出了46个大批判专版，批判孙冶方、周扬、田汉、侯外庐等人；本报评论则有《革命造反精神万岁》、《革命造反有理》、《红卫兵赞》、《向旧世界猛烈开火》和鼓吹向“走资本主义当权派夺权”的《伟大的革命创举》等文。

同年12月下旬，报社“造反派”形成两派，一派为“井冈山联合造反司令部”，得到张春桥、徐景贤、王承龙等的直接支持；另一派为“毛泽东思想革命造反指挥部”，得到王洪文、王秀珍、陈阿大等的直接支持。双方争斗不已。

在1967年“一月风暴”中，《文汇报》“造反派”于1月4日首先宣布“夺权”。1月5日《解放日报》“造反派”也宣布“夺权”，《上海晚报》“造反派”两派各不相让，同时宣告“夺权”。1月6日各出《上海晚报》的同名“派性报”。一派因没有印报纸设备，只出了一天；另一派控制了印刷厂，也只出了19天。

1月9日“造反派”的一派（“指挥部”）携“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介绍信赴北京上访中央文革小组，得悉人民日报社负责人唐平铸已传达毛泽东“最新指示”：“报还是要出的，问题是出在谁的手里。”

1月14日由“造反派”的“指挥部”一派控制的《上海晚报》又更改报头字体恢复出报，另一派则抬出张春桥“1月7日指示”：“建议上海当前主要办好两报一刊（文汇报、解放日报、支部生活），《上海晚报》可以停刊，将纸张供应支部生活使用。”由两派同时夺权而在应否出报问题上，双方武斗再起，并向社会上的“造反派”请求支援，引来几十个造反组织进驻报社，卷入派性斗争，报社财产遭到严重破坏。

2月3日王洪文在“上海人民公社”筹备会上答复《上海晚报》“造反派”提问时表示：“上海人民公社成立之后，要接管报纸。”2月6日王洪文签发上海人民公社接管《上海晚报》的决定。晚报的房屋、设备、图书资料等财产被接管后，为王洪文的“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出版的《工人造反报》所用；还印过许多北京、上海等地的造反小报。报社除一部分工人参加工作外，其他干部、职工、包括靠边人员全部去“大班子”参加斗、批、改，随后下放劳动。

《解放日报》事件

1966年11月27日～12月9日，上海发生了震惊全国的《解放日报》事件。

11月27日，“红卫兵上海大专院校革命委员会”（简称“红革会”）要求上海邮电局报刊发行处，代为发行刊载有批判中共上海市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文章的《红卫兵报》（该报是红革会主办）遭到拒绝；又要求把《红卫战报》和《解放日报》夹在一道发行，又遭到解放日报社拒绝。但“红革会”还是坚持要随同当天的《解放日报》同时发行。他们说这期《红卫战报》揭发、批判了《解放日报》贯彻执行上海市委的一条“又粗又长又黑又臭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解放日报》放毒到那里，我们就要消毒到那里”。他们扬言要“寸土不让，寸土必争！”双方谈判无结果。11月29日晚10时左右，市“红革会”一个常委带领二三百人来到市报刊发行处，再次要求将《红卫战报》与《解放日报》夹在一起发行，又一次遭到拒绝。于是他们冲进解放日报社，向报社负责人提了三项要求：（1）《红卫战报》夹在《解放日报》内一起发行；（2）《解放日报》必须全文转载《红卫战报》的《〈解放日报〉是上海市委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忠实工具》一文；（3）要把市委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问题和市委对报社的指示告诉他们。这些不合理的要求遭到报社负责人的拒绝。于是“红革会”总部召开常委会议，决定进驻报社，逼迫报社同意他们的要求。11月30日凌晨1时左右，“红革会”从各个学校调集大批人员，冲进汉口路274号解放日报社大楼，占领了楼下的发报间、会议室、礼堂和一些办公室，并成立了“火线指挥部”。

“红革会”的行动立即得到幕后策动者北京聂元梓等人的狂热支持。30日下午，“红革会”一些人进一步提出“现在的主要矛盾变了，不仅是发行《红卫战报》的问题了。我们现在是要占领解放日报社，批判《解放日报》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解放日报社内的“造反联合司令部”和文汇报社的“星火燎原革命造反司令部铁骨红心战斗兵团”也发表声明，支持“红革会”的行动。“赤革会”（赤卫军上海市大专院校革命委员会”）聚集了数千人前往解放日报社门前游行示威，表示对“红革会”的声援。同济大学“东方红”兵团100余人，参加进驻解放日报社。“上体司”头头也带了“尖刀班”，以“先遣队”的名义进入解放日报社，参加了“火线指挥部”，使“红革会”为首的红卫兵造反队伍扩大。在几天中，造反队伍占据了报社编辑部的办公室，使记者采访中断，编辑无法正常工作，稿件文件和图书大量流散。有的工作人员还被围攻，限制行动自由。报纸只能靠从新华社收到的一些稿件编发出版。

解放日报社被占领，《解放日报》被“勒令”停止发行的消息不胫而走，激起了上海人民的强烈反对。“上海捍卫毛泽东思想工人赤卫队总部”筹委会首先发表声明，反对“红革会”的无理行动，强硬地提出四点意见：（1）《解放日报》是华东局、上海市委的党报，“红革会”因为《红卫战报》不能夹在《解放日报》内发行，而封闭解放日报社的做法是错误的；（2）支持上海人民要看《解放日报》的要求，“红革会”应尽快撤出解放日报社；（3）撤出后，《红卫战报》的递送，由华东局、上海市委与“红革会”、“工总司”、“赤卫队总部”会同一起协商解决；（4）“红革会”如无视我们的声明，我们将采取必要的行动。随后，四面八方的群众纷纷来到解放日报社门口，先后约有50万人，向报社占领者提出责问：“为什么不允许《解放日报》发行?”高喊“我们要看《解放日报》！我们要看《解放日报》！”

12月3日早晨，“工总司”和“红革会”一些人，先后“揪”来了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蒋文焕和上海市副市长李干成。他们挟持李干成一起去揪市委书记曹荻秋，结果没有找到曹荻秋。他们到华东医院把正在就医的华东局第三书记韩哲一“揪”到解放日报社，并挟持韩哲一、李干成去“驱散”报社外面的群众。里边“造反派”用办公桌、玻璃、木条等堵住报社大门，外边群众猛力往里冲，把一张乒乓球桌撞了个洞，造反派就把蒋文焕推到洞口堵，外边有人打他，并用竹片往蒋身上戳，直到蒋文焕被折磨得面色苍白，休克过去，报社职工将其急送仁济医院抢救。蒋文焕以后被造反派迫害致死。

12月3日下午，“赤卫队”总部散发《正告上海市委：必须坚持原则》的传单。主要内容是要求中共上海市委不允许《红卫战报》夹在《解放日报》一起发行；“红革会”、“工总司”立即撤出报社。与此同时，解放日报社多数职工组织的“解放日报红色造反兵团”和报社印刷工人组织的“解放日报工人赤卫队”也印发了《解放日报事件真相》和《告全市革命群众书》，其中提到：“尽管五天来报社情况严重……但我们一直坚守岗位，坚持编辑，印报，报纸的出版一天没有停止。所有印好的报纸，都完好的保存在仓库里。”

12月5日晚，中共上海市委接到“中央文革”《关于处理〈解放日报〉事件的意见》的文件，大意是：“总的方面要支持，《解放日报》附带发行《红卫战报》，无非是揭露市委的错误，应该欢迎。”“地方报刊停那么几天，没有什么了不起。”在“中央文革”的巨大压力下，市委书记王一平和常委、副市长宋季文到解放日报社与“红革会”代表“谈判”，被迫在“红革会”提出的所谓“三项决定”（注：红革会”的“三项决定”：（1）《红卫战报》第九期与《解放日报》同时发行；（2）解放日报社党委交出整群众的黑材料，允许“红革会”查阅报社有关文章、底稿等；（3）解放日报社党委就执行资反路线作出检查和交代。）和“工总司”提出的“四项要求”（注：“工总司”的“四项要求”：（1）支持“红革会”的要求；（2）市委要采取有效措施，使其他群众组织不要干涉革命造反派有组织的行动；（3）《解放日报》事件产生的后果由市委负责，并作出公开检查；（4）保证工人革命造反队员回厂后不受刁难，否则引起的后果由上海市委负责。）上签了字，并于12月8日就此发了市委文件，通知各级党组织执行。接着，工人赤卫队总部和大学红卫兵总部、中学红卫兵总部等7个群众组织联合发表“严正声明”，不承认市委签字。几十万群众到解放日报社门前举行示威、游行，要“红革会”和“工总司”在报社里的人立即撤离报社。在理屈词穷再无借口可找的情况下，这些人才于12月9日全部撤离报社。

上海“两报一台”造反派夺权

1967年上海和全国各地发生的“一月风暴”，首先是从新闻单位的“夺权”开始的。随着《文汇报》、《解放日报》被夺权以后，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也被夺了权。在1月7～9日短短的三天时间里，张春桥、姚文元以“中央文革”的名义5次接见《文汇报》、《解放日报》和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造反派”，“赞赏”他们的“造反精神”。

1967年1月4日，《文汇报》上发表了“星火燎原革命造反总部”的《告读者书》，宣布接管文汇报社，夺取一切权力，参与反对上海市委和点名批判市委宣传系统领导人杨西光、石西民、杨永直、白彦等人的活动，并在头版头条位置以大半个版面重新刊登毛泽东撰写的《人民日报》1957年7月1日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还列举了所谓旧《文汇报》的“滔天罪行”，提出旧《文汇报》必须彻底革命，彻底改造。

1月5日，《文汇报》上发表的“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等11个造反组织4日发出的《抓革命，促生产，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同日，张春桥、姚文元以“中央文革小组调查员”的身份在上海接见“工总司”等造反组织的头头，肯定了《文汇报》夺权，唆使“造反派”要把要害部门控制起来。《文汇报》的造反派头头朱锡琪、周国荣、邵传烈等人根据张春桥的指示，极力为篡党夺权摇旗呐喊，鸣锣开道。

1月6日，解放日报社“革命造反联合司令部”《告读者书》在《解放日报》上发表，宣布1月5日下午8时接管了《解放日报》。同时，二版刊登“工总司”等17个造反组织的联合声明：“这个反造得对！造得好！造得有理！最坚决地支持《解放日报》革命造反联合司令部接管《解放日报》。”还刊登了“工总司”等11个组织1月4日的《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同日《文汇报》发表消息，宣告《解放日报》被造反派接管，同时发表评论，欢呼《解放日报》的新生。1月6日，全市造反组织在人民广场召开“打倒市委大会”，宣布夺取上海市的党政大权。《解放日报》造反联合司令部的代表在大会上宣布《解放日报》已由造反派接管，一切权力归“造反联合司令部”，开创了全国党报夺权的先例。

1月8日，毛泽东高度赞扬《文汇报》和《解放日报》夺权，说“这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大革命。”1月19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让毛泽东思想占领报纸阵地》的社论，欢呼上海《文汇报》、《解放日报》的新生，传达了毛泽东关于《文汇报》、《解放日报》新生的最新指示：“这是一个大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大革命。这件事对于整个华东，对于全国各省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发展，必将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根据毛泽东的意见，由中央文革小组起草，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的名义给上海“工总司”等造反团体发来贺电，肯定和支持上海向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号召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派手中，自下而上的夺权”。从此，夺权之风刮遍全国，打、砸、抢、抄、抓和武斗事件层出不穷，形成天下大乱的局面。

1967年1月14日下午，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广播战士革命造反委员会”（简称“广革会”，是广播电台的一大造反组织），意欲强行接管电台，夺取电台的党政领导大权，在张春桥、姚文元的“放开干”、“不要怕”的煽动下，又在《文汇报》、《解放日报》夺权的影响下，1月14日下午，“广革会”起草了《接管声明》。17日下午，召开“砸烂电台黑党委”大会，公然宣布开除电台党委书记王永贤和党委委员、副台长杨涛等同志的党籍，并派人占领电台各部门和播音室。21时在990千赫，790千赫向全市、全国广播了《接管声明》，共连续广播了4次，并在对台湾广播时间内也广播了《接管声明》。1月18日，又重播了4次。

电台“造反派”的这种行为，违反了中央1月11日“电台不得夺权”的决定。中央《关于广播电台问题的通知》宣布：“各地广播电台一律由当地中国人民解放军实行军事管制”，“任何人不得夺人民广播电台的权”。但是，上海广播电台的“造反派”不顾这一禁令，蛮横地夺了电台的党政大权。王永贤和杨涛考虑电台安全没有保障，即向上级提出建议实行军管，但“广革会”成员和交大“红三司”等组织的“红卫兵”，反对军管，冲击电台，围攻军代表，扯下军代表领章、帽徽，并将军代表拉到学校批判。人民解放军坚持原则，当晚23时30分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警备区奉命派员来到电台，按照中央指示精神宣布对电台实行军事管制。

1968年4月“炮打”张春桥

在“文化大革命”中，曾两次发生“炮灯”张春桥事件。一次是1967年1月28日，参加者主要是“红卫兵”。一次是1968年4月12日，参加者主要是新闻界。这里记述的是发生在新闻界的“炮打”事件。

1967年八九月，王力、关锋、戚本禹被揪出并被逐出“中央文革”，有人提出“要揪出比戚本禹更大的黑手”，于是“张春桥有历史问题”，“张春桥是叛徒”的消息在社会上沸沸扬扬，不胫而走。上海第二军医大学“红旗造反兵团”也酝酿要“打倒张春桥”。1968年3月24日，林彪直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万人大会，突然宣布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互相勾结迫害江青的“罪行”，3月27日，又召开所谓“彻底粉碎‘二月逆流’反扑大会”。由于这两次大会张春桥都未参加，有人便猜测张春桥出了问题，又联系到张春桥历史上的问题，上海街头出现了反对张春桥的大标语。

《文汇报》驻北京办事处负责人等参加了3月24日的大会，3月25日凌晨就大会的情况电告在上海的造反派头头周国荣，特别点出康生在会上讲：“杨成武后面有黑后台。”但不知是指谁。3月27日傍晚，《文汇报》驻北京办事处负责人又将当天下午北京召开的大会情况电告周国荣，说：“有些事涉及到张春桥，有些学生在整理张春桥的材料。”周国荣接完电话后，找了几个人分析，认为张春桥公开露面时，名字已不挂“中央文革副组长”和“南京军区第一政委”的头衔，公开讲话也很少，可能有问题。后周国荣又将《文汇报》驻北京办事处负责人来电话的内容告诉朱锡琪、邵传烈。邵传烈却提出“千万不能怀疑张春桥”。3月30日，朱锡琪打电话到《文汇报》驻京办事处，了解北京的动向。回答说，对张春桥只是怀疑。朱锡琪揣测张春桥出了问题，认为已有这么多征兆，可以动手了。4月4日，朱锡琪与周国荣密谋后，准备组织“反张”的战斗队。朱说，中央不是揪后台么？要向全市人民提出几个“为什么？”

4月10日晚上，正巧在上海的张春桥拉朱锡琪到他家里吃饭，朱寻机试探张春桥态度。张对朱说：“我没有坐过牢，不知坐牢的‘滋味’，怎么会是叛徒？”暗示朱锡琪不要“炮打”他。但朱锡琪认为：张是做贼心虚，肯定有问题。这天夜里朱到市里参加市革委会扩大会议。《文汇报》内由周国荣召集少数人开会，传达朱锡琪的“炮打”意见，并酝酿成立了“为什么战斗队”。会后，北京办事处给周国荣来电话，要《文汇报》转载《北京日报》4月7日的社论《彻底粉碎“二月逆流”的反扑》，说“这篇社论有85％是中央领导同志的原话”，当然包括要揪后台的内容。4月11日，《文汇报》发表了《坚决反击右倾翻案的妖风》的社论，朱锡琪在修改社论时加入了“现在有人认为上海情况特殊，这完全是错误的”等内容，暗示张春桥在上海有问题。朱锡琪又拟写了7条口号，经周国荣扩充改写成为他们新成立的“炮打”张春桥的“为什么战斗队”的《十条宣言》。晚上，朱锡琪要评论组写一篇“大胆怀疑”的社论，并决定转载《北京日报》4月7日社论。原来认为对张春桥不能怀疑的邵传烈也改变了态度，同意朱、周的意见，并作了精心策划。在4月12日的《文汇报》上作了安排，第三版上半版用特大黑体字刊出5条标语，下半版转载《北京日报》社论及《文汇报》“为什么战斗队”的《十条宣言》。报纸一出版，引起全市轰动。南京路上，很快出现了许多大专院校贴出来的“炮轰”张春桥的大字报、大标语，观看大字报的人山人海，有一张大字报挤着看的人最多，这张大字报揭露了张春桥的妻子李文静和张春桥的父亲张开蓝的丑恶历史，说李文静在1943年抗日战争反扫荡中被日军俘虏，自首变节；说张开蓝在汪伪济南警察局中任职，抗日战争胜利后又当了国民党济南市戒烟所所长，是汉奸、反动官僚。文汇报社门前，来来往往看大字报的人一直不断，约有一万人左右。复旦大学校园到处贴满责问张春桥的大字报，人头济济，气氛紧张。

张春桥惊恐万状，市革委会王少庸打电话向江青求救。江青和叶群密谋，一面让姚文元打电话给张春桥说：“不要怕，事情很快会平息。”一面要李作鹏向驻沪三军表态“保护张春桥”。当天深夜，市革委会徐景贤、王承龙到文汇报社，找邵传烈等人谈话，传达李作鹏代表三军领导作的“指示”，要他们把《文汇报》的版面掌握好，明天再也不许出纰漏。对朱锡琪狠整了一顿。4月13日凌晨，徐景贤通知朱锡琪去听海军副司令员高志荣的传达：“北京三军首长（指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反对‘炮打’张春桥。”朱锡琪不甘心失败，准备派人去北京告状。下午，有人贴出“揪出反革命两面派朱锡琪”的大标语，晚上外摊“市革会”机关后厅开大会整朱锡琪和“为什么战斗队”的成员，朱锡琪不服，同马天水、徐景贤进行争辩。朱锡琪挨整后，返回文汇报社。晚上12时许，“工总司”、“文攻武卫”一伙人，又把朱锡琪、周国荣等人狠狠批斗了一顿。4月14日，朱锡琪、周国荣等在文汇报社内遭到批斗，被宣布“靠边”。5月13日，文汇报社革委会向张春桥、姚文元写了报告，宣布停止朱锡琪、周国荣两人的文汇报革命委员会委员的职务，下放到部门去当记者。11月7日，文汇报驻京办事处艾玲等全体工作人员被调回文汇报社，随即下放到上海柴油机厂劳动。

据中共上海市委揭批江青反革命集团办公室统计，在上海两次“炮打”张春桥事件中，仅在复旦大学、上海师范学院、华东师范大学、上海音乐学院、上海第一医学院、上海外国语学院、上海科技大学等7所大专院校，受迫害的干部就有856人，其中遭逮捕拘禁的有368人，迫害致死的12人，逼疯的12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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