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尔文：文化革命造成的损失责任应由谁来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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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尔文：文化革命造成的损失的责任应由谁来承担?
　　——对《杨思远：习近平同志论“文革”》一文的批评

转自红歌会网站


　　在红歌会网看到一篇署名文章——《杨思远：习近平同志论“文革”》(http://www.szhgh.com/Article/opinion/xuezhe/2014-12-23/71649.html)。这篇文章的写法很奇怪：将习近平一些零星的、不同场合的谈话，搜集在一起，企图给人造成一种文革已有“定论”、而且定论者是现在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的感觉，以此压制其他不同的意见。

　　看看所选习近平关于文化大革命的谈话，基本上延续了十八大以来甚至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官方的“正统提法”。作为共产党现任最高领导人，在新的政治路线还未提上日程之前，他只能这样说，这是共产党铁的纪律下的必然要求;作为最高领导人，他当然要模范遵守;直到有条件改变现行路线为止。这是基本政治常识。

　　实际上，改变现行路线的条件随着共产党内的一些高官不断倒台——这些贪腐分子正是现行的邓小平路线的产物，改变现行路线、提出新路线的条件正在一点点出现，并逐步趋于成熟。而这新老两条路线又全都与文化革命有关。在这种正在变化的政治环境下，任何一个有见识的政治领导人都不会将过去一些颇有争议的说法尤其事关重大、涉及党的政治路线的说法当作“定论”提出并且固化下来，况且这种定论还需要以深厚的哲学背景和基本历史事实加以注解和阐述，那不是几次谈话就做得到的。

　　因此，我以为杨思远这篇文章的写法是很无聊的。对文化大革命的研究和讨论不可能因为这篇文章而停止。对习近平的不解和不满也不会因这篇文章而膨胀。我就写过好几篇几篇关于文化革命的文章，如《黄尔文：发生“文化大革命”的历史必然性与根本原因》(见文后附件);而且对文化大革命的思考一直没有停止。对习近平也一直既有期待也有思索。

　　比如这一篇涉及到文化革命造成的损失的文章，应属于新的思想成果，欢迎批评。

　　我从不避讳谈论文革造成的损失，比如短时间影响经济发展、“全面内战”、有无辜者死去，这都可以算作文革造成的损失。但造成损失的责任应由谁来承担?

　　其实可以用一个很简单的故事加以说明：

　　假定有两拨人，一拨属于大多数人，另一拨属于少数人。大多数人是建设者，少数人是领导者。从表面看，他们都是好人，目标也一样——要把他们共同的家园建设成人间天堂。

　　但在建设过程中，对怎样建设，意见出现了分歧;而且对已经取得的成果如何分配，意见也不一致。少数人总想自己多吃多占，不能公平分配多数人的劳动成果，强行占有多数人的劳动;多数人稍有不满，就受到严厉打压。

　　多数人的不满日积月累，越来越多，终有一天会激烈爆发。但关键是，如果继续按照少数人要走的路继续搞下去，共同的家园就会被颠覆，被环伺在外的强盗夺走。

　　直到一直忙于对付在外窥视他们美好家园的强盗动向的领袖发现家园出现毁灭迹象，原因在于少数人不能正确对待多数人。于是领袖提出，由多数人提意见，帮助少数人改进工作。

　　这个方法也得到少数人一致赞成。

　　但执行时，少数人的行为说明他们的赞成是假的。他们派出自己懵懵懂懂的子女殴打、伤害多数人中的好人，企图制造混乱，抵制批评。这就使冲突开始升级。

　　领袖看到了少数人的错误，于是动员多数人联合起来，罢了少数人的官。

　　但少数人经营时间太长，在多数人中早就安排了自己的人，而且唆使这些人不断破坏生产、制造各种事端，使多数人分裂、出现内讧，企图用“生产受影响”、“出现武斗”、“死了人”来证明他们的路没错倒是对他们罢官错了，借以强行表达官复原职的要求。但他们的阴谋很容易就被领袖看穿。他们一次又一次挣扎全归于失败，直到事情告一段落。

　　很容易看出：这里所出现的一切损失，责任全都应由少数人承担。

　　“少数人总想自己多吃多占，不能公平分配多数人的劳动成果，强行占有多数人的劳动;多数人稍有不满，就受到严厉打压。”——这是事件的起因：少数人为自己的私利，错误地对待多数人。责任在少数人。

　　“领袖提出，由多数人提意见，帮助少数人改进工作的方法。这个方法得到少数人一致赞成。”——这是情节的发展。这一方法曾使用过多次，正确性久经考验，绝无问题。

　　“派出自己懵懵懂懂的子女殴打、伤害多数人中的好人，企图制造混乱，抵制批评”——这就使矛盾冲突升级：从产生、发展，到有可能进一步激化。原因仍出于少数人坚持己见，欲固守自己的领导地位。固守自己的既得利益。矛盾的升级，责任仍在少数人。

　　领头的虽然面临“被罢官“，但势力还在。一切可能出现的后果，责任在于形成势力的领头人。

　　“早就安排了自己的人，而且唆使这些人不断破坏生产、制造各种事端，企图使多数人分裂、出现内讧，来证明他们的正确，借以强行表达官复原职的要求。”——矛盾冲突继续发展，同样是少数人造成的，“出现内讧”、“死了人”，责任理应由少数人承担。

　　这个杜撰的故事，其实就是中国从文革前到文革的发生直到文革取得阶段性胜利的历史中浓缩、提炼出来的。故事中的“多数人”当然是指中国广大劳动人民;“少数人”，明眼人一看便知，说的是以刘少奇、邓小平为首、部下遍布全国各地的“司令部”;领袖则是指当时分管军事的毛主席。注意这段文字中“文革前”、“文革的发生”、“文革取得阶段性胜利”几个与时间相关的词语。

　　既然说的是“文革”为什么要扯到“文革前”?因为正是“文革前”漫长的时间，在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中，孕育产生了“文革”——这场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以后必然还会反复出现、在社会主义背景下，向几千年传统私有观念宣战的伟大革命。

　　因此，说“文革”不能不说“文革前”;要理解“文革”首先要理解“文革前”。

　　连文革中被免职的原国家主席刘少奇夫人王光美，在说起毛刘分歧的原因时，都要说起文革前的四清运动(起于1962年)，并且承认毛主席是对的，还有谁在强行割断“文革”与“文革前”的联系，割断历史的联系。

　　这样，如果不割断历史，就很容易回答本文提出的问题：文化革命中造成的一切损失，责任都应由刘少奇和邓小平承担。只针对刘少奇和邓小平，实际上保护了刘少奇和邓小平麾下许许多多党员和干部。使他们逐步认识自己的错误，有机会最终回归人民的队伍。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前后三十年不能相互否定的观点，难道不是提醒所有的人，面对历史的时候不要割断历史?

　　习近平总书记在提出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认识方法的时候，难道没有包含反对用形而上学的观点片面地、孤立地、摘取历史的片段来加以解释和歪曲的含义?

　　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革的谈话片段作为专论有形而上学的影子。是否存在什么政治意图，不知道，也不想知道。



　　附文：
　　黄尔文：发生“文化大革命”的历史必然性与根本原因
　　——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

　　在当今中国，如何评价文化大革命，是极具争议的焦点问题之一，也是中国共产党高层领袖无法回避又必须澄清的重大认识问题。不仅涉及到方法上的分歧——是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还是形而上学的历史唯心主义，也涉及到对当前国际国内社会形势的认识和判断：就像历史具有继承性一样，一个政党的思想认识路线也具有某种继承性——它体现为政党领袖从他的前任那里接受并融入自己世界观的认识路线，这种路线又会影响到全党，继而影响到全国。因此，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与评价，首先是对执政党及其领袖现行思想路线的检验。

　　现在奉行的思想路线中存在错误是显而易见的。三十年来中国出了那么多问题，无一不与这条思想路线相关。努力纠正其唯心主义以及形而上学的倾向，以便正确认识和判断中国与世界的当前形势，制定正确的应对战略，寻找合理的解决方案，对于目前执政的共产党来说，是全部任务的基础，当然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文化大革命是中国现代历史中一件无法回避的大事。决不应当将它的发生看作是一种偶发的孤立事件，并据此把它从中国社会革命运动的历史中割裂出去，而必须把它放到一个完整的社会运动的全过程中去研究，透过各种历史现象，找到引发这场革命必然的和根本的原因，并且努力发掘这段历史所反映出的基本规律，以便使未来运动得到启发和借鉴;在这个过程中，还应当辩证地认清各种领袖人物对于运动所起的作用，排除英雄创造历史的唯心史观所造成的不良影响，这是对文化大革命作出正确的认识及评价的基本要求。

　　下面，我们先从文化这个概念开始，讨论一下什么是文化革命，然后简要回顾1966年发生文化革命之前中国的一段历史，再来讨论这次文化革命的性质。

　　文化这个概念外延非常宽泛：从政治、法律、哲学到人们的习惯与传统，从文学、艺术、科学、教育到社会的道德规范，从宗教信仰到人文理论、历史研究，总之，凡是涉及到社会意识形态领域，与人思想、精神相关的东西，全都属于社会文化的范畴。此外，只要涉及到社会文化，就必然涉及文化的载体——书、报、影视、广播、戏曲、艺术这些媒介，又必然涉及到文化的传播者——教育系统、文艺系统、其他相关系统以及相关管理人员——教授、演员、学者、法律工作者、宗教界人士以及政府机构的专职管理者;当然还会涉及文化的承受者——广大的人民群众。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文化的内涵都有所不同，这是由于反映的对象有所不同，但其核心，所反映的，必然是一定历史时期在一定物质条件下占统治地位的阶级所极力维护的经济基础。一旦社会的经济基础发生了改变，就会要求社会文化作出改变，来适应新的经济基础。

　　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某一种社会思想和理论，某种文化，当它赖以存在的物质条件和经济基础发生改变之后，还会存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并对社会的发展起着一定的阻碍作用。这种意识滞后于存在的现象，是社会意识相对独立性的一个表现。

　　以革命的手段推动文化变革，克服相对独立存在的旧传统文化对社会发展所起到的阻碍作用，使之逐步适应新的社会经济基础，这是广义的“文化革命”。

　　在世界历史上，这种广义的“文化革命”发生过多次，但多为渐进式的革命，多以文艺、宗教的名义进行。如欧洲中世纪的文艺复兴、宗教改革。这些革命一般都很不彻底。这是因为，所发生的经济基础的革命，多半是从某种落后的私有制进化为另一种经过改良的私有制，基础的变革本身就不彻底。就像民主革命的目的仅仅是摧毁封建主义的经济基础，代之以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两种基础，本质上都是私有制。因此对文化变革的要求，达不到促使其根本改变、发生质的飞跃这样一种程度。

　　但当社会经济基础出现了从私有制到公有制的变革，对文化变革的要求，就达了促使其根本改变、发生质的飞跃、产生革命的程度。因为在人类历史上，私有制从产生到发展，直到走入穷途末路，已经有数千年。人类所有文化，几乎全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而公有制作为社会制度存在于现实生活中，断断续续，不过百年历史。全面、系统、科学的公有制文化，以一种萌芽状态，只在中国存在了一个十分短暂的时期——大约10年时间。

　　要从萌芽长成参天大树，首先面对的是盘根错节几千年形成的私有制文化的绞杀，斗争必然是前所未有的激烈，遇到的阻力也必然空前的强大。因此，这种变革有时会呈现出一种激烈革命的形式——就像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那样，这也是很正常的。但这一萌芽代表着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因而代表着运动的未来。尽管只有10年，却已经显示出无比顽强的生命力。

　　中国在1949年的建国，标识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夺取并建立起一个红色政权，初步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如果说革命，这只能算是一场从1921年甚至更早时间发生的一场漫长、浩大的政治革命所取得的阶段性胜利，并不代表社会经济基础的革命取得了成功。因为生产资料的公有制还没有完全建立。

　　直到1956年，经过农村建立起以队为基础三级核算的集体所有制性质的人民公社，城市初步完成了对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起全民所有制性质的工厂、企业，中国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初步建立起来，这才是中国经济意义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所取得的划时代的、伟大成功。

　　但此时，中国矗立于这个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包括整个文化系统，除了国体政体有了很大创新，基本上还是以前民主革命时期传统模式的延续。许多领域，沿袭的是更早时期——半殖民地半封建时期的文化传统。例如，舞台上几乎全都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讲台上是专家、权威唱独角戏。文化即意识形态领域的状态基本上不能适应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

　　很明显，中国在经济基础发生了社会主义革命之后，上层建筑的文化领域并没有也不可能自发地、同步地发生革命，而滞后于经济基础，这是符合历史唯物主义基本观点对中国实际状态的判断。

　　需要特别指出，中国对城市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广泛采用的是赎买方式。被改造的对象没有从肉体上被消灭。他们加入劳动者的队伍，广布于全社会。这些过去的剥削阶级所习惯和推崇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精神信仰——概括地说，就是以私有制为基础和核心的传统文化，不可能随着他们企业的改造而被自动抛弃。这些东西对整个工人阶级队伍，都产生着各种不良影响。对过去剥削者的思想改造任务非常艰巨;受外国帝国主义文化宣传的影响，新的资产阶级意识也在不断产生;以资产阶级法权为依托，小资产阶级思想意识大量地、自发地产生;最具影响力的是，党员干部队伍当中，民主革命时期加入革命队伍的“同路人”、旧政权旧军队的留用和起义人员大批地存在——他们的思想意识、文化基础、受教育状态，不可能随着民主革命的结束和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建立而立即发生改变，变成与公有制经济基础相适应的社会主义思维意识；相反，革命取得胜利反倒会促使他们分取胜利果实的愿望快速膨胀，使他们更留恋民主革命时代的经济基础——私有制，更愿意以胜利者的身份回到过去的时代。


　　这说明，传统的私有制文化，仍然具有大量载体和传承者，作为政治思想上集中表现的修正主义思潮，在党员队伍当中有非常广泛的基础。

　　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对社会文化体系进行革命性变革，使之适应新产生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不可避免地会遇到强大的阻力，但这种革命性的变革必须发生：它符合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与共产党的根本宗旨相一致，是每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都必然会考虑到的一项重大任务;这一任务的直接的目标，是抵制和反对修正主义影响；长远目标，是使上层建筑包括文化系统完全适应并不断促进经济基础的变革与发展。

　　但彻底掌握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思想方法的真正马克思主义者，当时即便在共产党的领导集团当中，也不比现在多多少。在当时共产党7000高级干部当中，肯定达不到3位数;在最高层，也不会超过2位数，甚至更少——也许除毛主席外，只有2、3个人能够完全达到标准。这样说，绝不是怀疑那些从民主革命时期就参加到革命队伍当中的“老革命”对革命事业的忠诚，而是说，他们当中真正掌握了马列主义理论与分析方法、具有科学世界观和完全的无产阶级立场的人数，远未达到形成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领导核心的要求。

　　对于有上千万党员数亿人口的中国，实际存在的与所需要的数字相比，实在是太小了，只有通过新时代新的革命才有可能造就一大批这样的领导核心。这种“新时代新的革命”就是无产阶级的“文化革命”。

　　前面，我们从哲学意义上简单探讨了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接下来，再从革命进程在历史上总是表现出不同阶段这一角度来讨论同一个问题。

　　按照马克思主义革命原则和策略，对于一次完整的无产阶级革命，我们可以简略地将它一个周期的全过程归纳成以下5个步骤：

　　1.建立无产阶级先锋队和人民军队——2.武装夺取政权——3.建立无产阶级专政——4.进行经济基础的社会主义革命——5.进行上层建筑领域包括文化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

　　其中的第5步，既是从前述社会意识形态的变革往往滞后于经济基础的变革这一原理中引申出来的，也是中国在完成了经济基础的社会主义改造之后针对社会实际状态所必然提出的阶段性目标。

　　在毛主席之前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中，对共产党人必须与传统观念实行彻底决裂的革命性要求有高度概括，但缺少集中的和专门的论述。因此，在中国之外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中，多被忽视。但很明显，社会主义革命运动全过程就像一根链条，缺少其中任何一环，链条就是不完整的，革命进程就会中断。上述第5步，就是这根链条中一个不可缺少的环节。如果缺少这一步骤或环节，整个社会主义革命运动就没有全部完成——5个环节，缺一不可。

　　我们根据5个环节中前4个环节完成的情况，结合中国的实际状态和历史，再从历史的角度探讨一下第5个环节——进行上层建筑领域包括文化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性和艰巨性。

　　先看前4个环节中国完成的情况。

　　从1921年到1949年，中国完成了其中的1到2步。这就是一般教科书上说的，中国的民主革命阶段。但多数教科书上没有指出，民主革命——不管是由资产阶级领导的旧式的民主革命，还是由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其社会基础，仍然是私有制，是将落后的如封建的私有制变革为改良的私有制如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或者将封建地主占有的土地夺取过来分配给没有土地的农民形成一种以小生产为主体的私有制。

　　尽管这种变革往往也会借助暴力革命来完成，但在文化和意识形态方面，其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核心仍然是私有制，因此不会促使上层建筑的思想文化领域发生根本性变革。

　　对于个人而言，如果未经过长期努力学习和实践，系统掌握科学的世界观，他对外部世界的认识，他的行动准则，都很难摆脱私有制观念的影响——即使他为民主革命作出重大贡献，已经成为领袖式的人物，也同样如此——这是民主革命时期“同路人”共有的特征。

　　因此在第2个环节——即夺取政权的任务完成以后，中国共产党的高层中立即出现了“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的呼声，本质上就是企图在私有制基础上为共产党的某些高级领导人或他们的小宗派、小集团谋取一些私利。

　　与此同时，第3个环节——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初步完成，但很不彻底。所建立的专政机构在形式上更接近过去旧的国家机器，远远未能达到人民广泛参与的程度，即没有达到人民民主专政的要求。

　　到了1956年，中国基本上完成了第4个环节的任务，即进行了经济基础的社会主义革命，初步建立起生产资料的公有制，至此，第3步有待完善，第4步宣告完成，所缺的就是第5步。但这一步又是至关紧要的、有可能使前功尽弃、功亏一篑的最关键一环。不仅需要完善第3步第4步中的不足，完成自身任务也非常艰巨。这一环如果缺失，革命进程就会中断。苏联由于缺少这一步骤和环节，变成了修正主义。中国怎么办?

　　1956年，中国在初步完成了经济基础的社会主义革命后，出现一个政治上的标识，这就是9月中下旬中共八大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召开。这次代表大会应当是对之前革命胜利(包括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的总结和对未来工作的规划。会上及以后一段时间，中共高层在政治上发生了重大分歧，出现了两种对立的政治诉求：一种是以一线领袖刘少奇、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观点，认为随着中国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建立，中国社会剥削阶级已经被消灭，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生产关系和落后的生产力的矛盾”;另一种是已退居二线的共产党领袖毛主席提出的中国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会长期存在，更多地存在于思想政治领域;社会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因此必须坚持思想政治领域的阶级斗争的观点。

　　现在来看，刘少奇、邓小平等人的观点隐蔽地、变相地再次提出了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即恢复私有制问题，是一种倒退;毛主席做出科学预测并提出的观点符合社会发展的趋势和一般规律，符合中国共产党的根本目标和宗旨，也与本文描述的第5个环节的任务相一致，是本文的主要依据之一。

　　经过毛主席的努力，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表面上统一了认识，修改了第一次代表大会关于主要矛盾的错误提法，提出了坚持阶级斗争的正确的政治路线。但实践证明，当时举手通过者中相当大一部分中央委员，包括刘少奇、邓小平在内，只是一种“阳奉阴违”，至少存在严重的认识问题。

　　在毛主席倡导下，从1956年到1966年，中国用了10年时间、进行了多次运动，其核心就是围绕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善与巩固，对人民群众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其中也含有使人民群众参与到专政之中建立起最广泛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意图。这是在上层建筑领域包括文化领域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初期尝试。但是10年时间，与社会主义公有制相适应的意识形态没有在全社会完全建立起来。最广泛的人民民主专政局面也未能形成。

　　最主要的原因是，“一线领导”——刘少奇、邓小平等人在政策上摇摆不定，忽而“极左”忽而“极右”，应当依靠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往往变成对人民群众的压迫和镇压，并借机形成一种官僚主义体系，推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使广大人民群众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受到反复的打击和极大的压制，专政工具出现了对准人民而不是对准人民的敌人的倾向。

　　在漫长的人类历史当中，一种新的经济制度建立以后，习惯于并留恋过去老的经济制度、希望回归老制度的人，无论古今中外，都是存在的。他们的存在，他们主张的文化，落后于已经变革了的经济基础，是一种消极思想的根源，一定会影响到社会发展。

　　从刘少奇等人在建国初期提出“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要“补资本主义的课”的政治要求，就已经反映出他们反对过渡到社会主义、希望保持并维护私有制的消极倾向和保守立场。这说明他们科学的世界观没有完全建立起来，不是彻底的马克思主义者;说明他们是属于那些习惯并留恋于过去老的经济制度、希望回归老制度的人在共产党内的代表人物，说明他们恰好就是那种民主革命时期进入共产党内并取得领袖地位的“同路人”。

　　57年的反右，本来是针对社会主义公有制刚建立起来以后留恋并希望复辟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社会思潮。毛主席估计全国大约有五千右派。毛主席主张对他们进行斗争，但这种斗争要解决的主要是思想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是说理和批判式的，目的是使他们包括人民群众受到教育。这种思想领域的斗争原本极讲究政策，也应当给斗争对象留有出路。而作为中央反右领导小组组长的邓小平，层层下指标，在全国抓了55万右派，是毛主席估计数字的100多倍。所采用的方法不是毛主席一贯倡导和采用的“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而是动用专政工具，强制劳改、劳教，开除党籍、开除公职、下放农村一类方法。这类方法对解决思想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能有多少收效，存在很大疑问，但专政工具的指向却是清晰、明确的——范围严重扩大，已经指向了人民群众的一部分，尽管他们思想上确实存在需要适应社会主义制度的问题。

　　实际上，在被定为右派分子的人中，有真右派，但也有不少是具有斗争精神敢想敢说的革命者、社会主义运动的积极分子。具有这种品质的人往往是各级领导职务的竞争者，是那些私心很重、不懂政治理论却十分懂得“权术”和“手腕”、很欣赏“顺我者昌逆我者亡”那一套、总想着以权谋私的官僚的眼中钉。利用反右斗争，趁机将他们打压下去，使他们成为“杨刀立威”的牺牲品，让人感到畏惧，直到形成一种绝对服从的奴隶主义官场风气，生产出大批“驯服工具”，结果是“一线”各级领导机构的“权威”被加强，开始构成一种遍布全国的管理网络。——反右斗争的扩大化正是中国党内官僚主义作为一种体系大面积出现的初始阶段。

　　一种新的经济制度——更先进的生产关系建立起来以后，必然会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人类历史上迄今为止最先进的生产关系——社会主义公有制在中国的建立，对社会生产力的激励作用，对发掘人民群众蕴藏的劳动生产热情，更是前所未有和空前的巨大。

　　毛主席总结中国人民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建立以后生产实践中的经验，提出的“大跃进”思想和“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在哲学上有充分的依据，也完全符合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人民当家作主劳动热情空前高涨的实际状态。

　　“大跃进”的口号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一经提出，立即极大地调动了广大人民群众生产建设的积极性。但“一线领导人”在执行中提出了一系列左倾、超前，反科学的，诸如“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之类说起来可以认为是“极左”的口号，在宣传上将重点放在“多”和“快”上，很少提及“好”和“省”，用媒体煽风点火，终于用层层压下去的“高指标”和虚假的“样板”、“典型”、“卫星”将人民群众的生产热情引导到不留余地、不计后果、违背科学规律甚至违反常识的、带有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质并对生产带有极大破坏性的“浮夸运动”之中。

　　例如刘少奇1958年9月10日至11日，到他的“共产主义试点公社”河北省徐水县视察，听有人说给山药灌狗肉汤亩产可以收120万斤时，即表态说：“你们可以养狗啊!狗很容易繁殖吗!”(1958年9月18日《人民日报》)。

　　徐水县是刘少奇亲手培养的“共产主义”典型，其浮夸风之严重是全国之最。那里一棵白菜可长500斤，1亩棉花产皮棉(去掉棉籽)5000斤，一亩小麦产12万斤，一亩红薯产120万斤。——就是这种假“样板”几乎完全葬送了大跃进的成果。

　　身居二线的毛主席先于一线领导发现了“大跃进”中出现的浮夸风，开始采取措施，进行抵制。但刘少奇不顾毛主席的反对，封锁毛主席写给全国生产队长的信件，利用媒体，将这股恶劣风气推到了极致。而在浮夸风面对自然灾害完全无法抵御造成重大损失直到发生了饿死人事件之后，又将责任推到了居于二线的毛主席头上，并开始提出在农村取消公有制经济的主张。这实际上是用“极左”的手法抵制毛主席的正确主张——你这样说，我表面上顺着你说的做，但有意做过头，做出问题来，让你无话可说，——其实质仍然是变相地反对刚刚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公有制，要返回到私有制基础之上的“民主制度”。

　　大约在1962年，共产党高级干部当中，已经有人系统地提出了修正主义政策纲领，这就是“对内三自一包，对外三和一少”(“三自”指“自留地、自由市场、自负盈亏”，“一包”即“包产到户”;“三和一少”指“对帝修反要和，对世界革命援助要少”)。从“三自一包，三和一少”八个字中，我们已经可以看到毛主席逝世后公开执行的邓小平路线的雏形。其对内对外产生的恶劣后果也被长达三十年的实践所充分证明。但在当时，这条路线一露头就遭到了毛主席的反对。

　　从这一年开始，历时四年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开始了。运动初期，刘少奇用王光美的桃园经验抵制毛主席提出的正确方针，把斗争的矛头对准了农村基层干部。直到1964年，毛主席明确提出“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路线的当权派”，但阻力极大。“一线领导”总是千方百计地要将矛头对准群众，或者不断挑动群众斗群众，来借此转移斗争的焦点，保证自己顺利过关——就像后来在文化大革命初期那样。这就使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不断出现偏差。

　　到了1965年，尽管运动已经几次升级，从农村扩展到城市，但仍然受到来自领导层的干扰。群众始终受到压制，没有被广泛发动起来，通过运动，使自己受到教育，建立起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新的世界观；也没有找到一种形式，可以自下而上地揭露社会的黑暗面，形成大民主的局面，对党员干部队伍实行广泛地监督，防止国变色、党变修。

　　在这个过程中，由于舆论工具已经落入到民主革命派的手中，像“人民日报”这样的党报，对毛主席也实行严密封锁，很难进一步发动群众，促使文化领域直至整个上层建筑领域进行变革，运动未能达到预期的效果，终于引发了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

　　由此可以看出，1966年的革命，直接就是社教运动的升级;从长远处说，无非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始于1921年革命事业的继续，是中国社会主义革命一个不可缺少的步骤，是其中一个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和组成部分。

　　这里，我们插入一段关于一个用的非常多、从出现到现在已经超过100年但至今仍存在许多模糊认识、很容易被片面理解的概念的讨论。这个概念就是“无产阶级专政”。

　　许多人都把无产阶级专政狭隘地理解成仅指专政工具——军队、警察、法庭、监狱等国家机器，这是非常片面的。

　　什么是无产阶级专政?从形式上看，是大多数人对少数人的专政。是人民对反动派的专政。这个形式与内容是高度统一的，反映了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民主与集中的高度统一。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劳动人民永远是大多数。如果达不到大多数人对少数人的专政和压制状态，大多数人无法干预专政工具的使用，反而成了被镇压的对象，就说明国家已经不能代表大多数劳动人民的利益和意愿，这个“无产阶级专政”就很可能已经名存实亡，变成了修正主义的法西斯专政，变成了资产阶级对劳动人民的专政。至少，这个专政存在着严重缺陷，是亟待改进的。

　　因此，“大多数对极少数”反映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本质要求。反过来，“极少数对大多数”则反映的是“修正主义专政”或“资产阶级专政”的根本特征。

　　用这种“大多数对极少数”和“极少数对大多数”的形式，还可以说明思想文化领域多种类似于专政状态的本质特征，例如极少数人把持媒体宣传工具进行修正主义文化宣传，同时用各种手段剥夺大多数人的说话权；极少数专职律师、法律工作人员用繁琐的程序和条文剥夺大多数人的参与权；极少数专家、权威、学者用专业为借口剥夺大多数人对重大国策的参与、讨论、决策权，都属于在上层建筑和文化领域内剥夺人民民主权力的“修正主义法西斯专政”性质，而不是真正的无产阶级专政——即人民民主专政。

　　让我们再回到1966年之前中国的政治局势。

　　尽管不能与目前的局面相比，目前的局面要比当年严重得多。但当年在上层建筑和文化领域确实已经初步形成了一种极少数人对大多数人专政的局面：专家、教授、律师、学术权威通过各级政府机关中用10年时间培养形成的官僚主义系统和被修正主义分子控制的媒体，已经开始掌控全局，使人民群众处于一种受压制、被专政的地位，不能全面参与管理，积极性受到极大的压制，主人公地位已经受到严重威胁。这极少数人的总后台就是刘少奇和邓小平。因此，打破官僚主义体系，改变少数人对大多数人专政的局面，已经成为刻不容缓的最大的政治任务。这就是引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背景。

　　至此，我们已经看到，作为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不可缺少的第5个环节——对上层建筑包括文化领域进行社会主义的改造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光是启动就有多么艰难!

　　首先要打破刘少奇、邓小平从反右扩大化开始，用10年时间形成的官僚体系——这不可避免地要遇到来自这个系统最激烈的反抗，其次要把群众发动起来，使他们通过运动受到教育，然后要建立起一种最广泛的民主制度，形成大多数人参与管理的专政，使国家真正成为一个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在整个过程中还要不断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逐步地与传统的私有制观念实行彻底决裂。

　　从10年文化大革命的结果看，这场革命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这是毫无疑问的。

　　刘少奇、邓小平长期培养、形成的官僚体系被打破了，修正主义文化专政的局面被彻底改变了;封资修的东西在全社会范围内受到了极大的冲击，腐朽文化、封建迷信在全社会基本上销声匿迹;全国各地工厂企业成立了大量马列主义自学小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极大的普及;同时，共产主义道德风尚在全社会得到推崇，也大范围地得到普及。

　　最重要的是，文革期间大民主的建立与运行，使党内外形成了广泛的民主监督机制，资本主义路线受到批判、官僚主义受到压制，特权阶层受到冲击，社会风气非常好，干群关系非常好，人民民主专政的局面已经形成，中国的人民群众有史以来第一次真正做到扬眉吐气。这样一种精神面貌和民主氛围，显然符合已经建立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因此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群众的生产干劲十分充沛。群众性的技术革新、技术革命更是层出不穷。由于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被充分调动起来，经济上成果巨大。

　　至于文化大革命前期有些乱，最关键地是，要打破刘少奇、邓小平用10年时间培育、形成的官僚体系，就不可避免地要遇到来自这个系统最激烈的反抗：走资派要负隅顽抗，像之前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样，一些当权派习惯性地一搞运动就想运动群众，企图改变运动的方向，把运动引入歧途，挑动群众斗群众，制造武斗，造成了一些损失。当这个官僚体系崩溃后，出现了局部的权力真空，共产党高层一些隐蔽很深的野心家又企图趁机抢班夺权，一些地方的宗派势力也想趁机做大，这是前期有些乱的根本原因。但归根结底，这些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以极左面目出现的野心家造成的，要秋后算账，本应找这些走资派和野心家才对。

　　当然，群众完全发动起来了，但理论基础相对薄弱，在把握政策上难免不出现偏差。有些党员、干部、教授、学术权威以及一些演艺人员、宗教界人士受到了冲击，和尚、尼姑、道士还俗当社员参加生产劳动，作为传统文化的传播者，这在当时也是不可避免的。这就好比一列巨大的火车轰鸣着向前跑，目标既定，谁也挡不住它的前进，它也不可能特别照顾到挡在前面的某一个个人。

　　这段时间确实有人自杀，但他们所受的冲击，比起湘江战役、雪山草地，比起西路军在河西走廊所受的磨难，实在算不了啥。无非几顶高帽子、几块纸牌子、几架土飞机，谁让他们在此之前大搞官僚主义、大搞一平二调三收款的共产风，大搞封建迷信，大肆宣扬资产阶级腐朽的生活方式，欺压老百姓，愚弄老百姓，诱惑老百姓，还饿死了一些老百姓。老百姓有气，总会发泄出来。因此而受不了，自寻死路，这只能怪死者意志薄弱。运动本身是强烈抵制自杀的——总是将自杀定性为“自决于人民，以死来对抗运动，性质十分严重”。但说起来，当时自杀的人数比起现在社会上自杀的人群，说不定还要少很多。

　　有革命就有反革命，这二者永远共生共存。因为存在反革命而否定革命，在逻辑上也是荒唐的。如果主流是革命的，那它的性质就是革命。法国大革命如此血腥，除了封建贵族，还有许多工人农民被送上了断头台，成了枉死鬼，仍然被称作是革命——只不过是一次资产阶级大革命。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全国各大城市的广场上并没有架起断头台，不过是动员亿万群众对全社会几千年私有制下形成的几乎是根深蒂固的传统文化和积淀进行了一次极大的震荡和清洗，荡涤之中泥沙俱下、鱼龙混杂。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化革命是一次和平的、非暴力的革命。

　　作为传统文化的直接传播者，在精神上受到一些冲击、受到一些磨难，当然不可避免。参加运动的每一个人的“灵魂”都受到了冲击和震荡，只不过角度不同而已。但传统文化的传播者在社会总人口当中毕竟只占很小一部分。以这一小部分人的个人感受与好恶来评价文化大革命，显然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只要看一下文化大革命所取得的巨大成果，就可以确定，有上亿群众作为基本力量参与其中的文化大革命主流无疑是好的，其性质是革命的。

　　由于这是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建立以来的第一次，也是全人类文化史上的第一次，没有成熟的经验可资借鉴，没有完善的理论可作指导，出现一些错误、出现一些不讲政策的现象，在所难免。教育系统、文艺系统以及相关管理人员和干部受到冲击相对大一些，他们怨气大一些是正常的，可以理解。毛主席对文化革命七分成绩三分错误的评价也是恰如其分的。

　　从社会发展角度，文化大革命是中国社会主义革命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推动了中国文化的巨大进步，取得了伟大的阶段性胜利，即构成这根链条的5个环节已经全都封闭：中国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完整地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全过程的5个阶段。社会主义文化体系已经全面地形成并占据了上层建筑所有领域。尽管在许多方面还比较粗糙，还很不完善，表现出新生事物的稚嫩和幼小，正像前面所说的：

　　“要从萌芽长成参天大树，首先面对的是盘根错节几千年形成的私有制文化的绞杀。斗争必然是前所未有的激烈，遇到的阻力也必然空前的强大。”

　　希望毕其功于一役的想法是天真的。以为历经一次文化大革命就会保证修正主义永远不会上台、资本主义永远不会复辟——并以修正主义上台和资本主义复辟来判定文化大革命失败，也是非常肤浅的。

　　历史永远都会呈现出一种螺旋式发展的趋势。有上升就会有下降，有前进也会有倒退。革命也会展现出阶段性的特点。文化大革命取得了阶段性胜利之后，由于修正主义分子篡党夺权，中国社会主义革命一步步走入低谷。目前社会的经济基础基本上倒退到了类似于民主革命阶段那样一种以私有制为主的状态，并且面临着方向选择，又一次处于一个新革命周期的起点。但文化革命催生的社会主义文化的萌芽已经显示出的顽强生命力，历经三十年时间，也没有被摧毁，依然在顽强生长。

　　文化革命也给未来的革命在方法上提供了大量可资借鉴的经验：现在那些搞复辟倒退的走资派最害怕什么?是农村包围城市的武装夺取政权吗?不是。走资派对此并不害怕，甚至十分欢迎。因为他们完全有能力把这种“革命”轻而易举地剿杀并借此公开地作为资产阶级政治代表走上中国政治舞台。

　　目前走资派最害怕的，仍然是文化大革命这种斗争形式。这从反面说明，毛主席给人民群众留下的文化大革命的斗争方法是一种极其强大的武器，至今仍然具有强大的威力，它曾经取得的伟大胜利让走资派日夜不宁、胆战心惊；同时，也给革命者留下了一些必须吸取的教训。最主要的有两条：一是必须注意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只有真正掌握了马列主义的认识方法和思想方法，才能准确地把握前进的方向，把握斗争的策略，也更注意政策，争取更多的人的支持；二是必须注意团结，不要上那些走资派和野心家的当，使革命队伍出现分裂，甚至上升为武斗，出现生死相搏、自相残杀的局面，这个教训应当刻骨铭心。

　　文化大革命就像一本书，给后来者提供了太多的启示，如果中国再次发生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其形式一定有许多新的变化，而不同于第一次，它给后世留下的希望是永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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