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同策：一封书信中的三位右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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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炎黄春秋
作者: 王同策


这里所说的“一封书信”，是在1957年那“不平常的春天”里，两个普通知识分子间的一封平常通信。所说的“三位右派”，是写信人、时任东北人民大学（即今吉林大学）历史系近现代史教研室主任的陆钦墀，收信人、当时抽调到北大编写亚洲史讲义的东北人民大学历史系主任丁则良和信中提到的“北大中文系三年级女生”林昭。

这封信的全文如下：

则良兄：

十多天以来，我在进行1858—1860中俄关系的研究，查到有《俄国在远东的成功》的文章名称，在俄文版《恩格斯全集》第十一卷，可否请兄在便中借到此书，通知北大中文系三年级女生林昭（住二十七舍）来取，请她抄录后寄我。能得到俄文或英文版的文章更好，因为我对于俄文的手写体看起来不习惯。

前闻美国批评范文澜书的书评有“ao usu al……”等等，可否也请一起借到，交林昭抄录，只要抄一节就够了（有关1858者），如能得到英国、日本、西德的类似的书评就更好了。请如此一并交于林昭同学（她是我过去的学生，去年曾写信给我，愿意为我抄些有关文件）。

当然，假使以前谈起的照相的事已经可以进行，抄写可以不必要了。

我所以用到这种书评的目的是想说明：在中国近代史里不提1858、1860中俄关系，对于世界共产主义事业的宣传是不利的，我们要尽一切可能争取中立的高级知识分子到共产主义一边来。有许多人（包括英、美、西德、日本人与中国留美学生、教授等）已经知道资本主义绝没有前途，新中国有前途，世界共产主义有前途；但是对新中国与社会主义阵营仍旧不放心，因为他们明知道有的事情的确是被新中国与社会主义阵营歪曲了，1858的史实一笔勾销是一例。修改这件史实的处理是有利于世界共产主义事业的。

最近买到新书没有？假使有的话，或者本来要进城到王府井的话，请便中代买报上登的两本新书：

石峻：中国近代思想史参考资料简编4. 40

王亚南：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形态1.40

苟清泉与徐寿轩住金鱼胡同和平宾馆，在开民盟的会，过几天回长春，书可交给他们带给我，省了邮寄。谢谢。此致

敬礼

弟钦墀上

三月二十日

陆钦墀信中所说他当时正进行的“1858—1860中俄关系的研究”，于几个月后写成了论文《1858年和1860年东北边界的改变》一文，并先后在教研室和学校的科研会上宣读。没想到这一论文竟成为随后开展的“反右”斗争中，他被划右的主要罪证之一。事隔30多年、作者也已去世多年后，他这篇惹祸的论文才得以在《史学集刊》上公开发表，发表该文时，应编辑部的约请，我代为执笔的编者按说：

陆钦墀（1911—1977），江苏苏州人，1931年毕业于上海国立暨南大学外文系，1935年为燕京大学研究院硕士，1939年赴欧参加巴黎国际学生联合会议，1942年任云南大学历史系讲师、副教授。1943年加入民盟，1945年为民盟中央候补委员。解放后，先后任东吴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吉林大学历史系中国近现代史教研室主任和吉林省民盟宣传部副部长等职。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1977年不幸病故。陆先生从1943年至解放前，为人民做过不少好事，1945年末领衔与楚图南、费孝通等同志发表《国立云南大学72教职员支援“一二·一”运动宣言》，发行进步刊物《民主》周刊，等等。其著述有《英法联军侵华史》《中国近五十年史（1895—1945）》等。精通英、法、俄、德、日五种外语。在学术上亦有贡献。《1858年和1860年东北边界的改变》一文，是陆先生于1957年7月在教研室与校科学讨论会上宣读的论文，同年“反右”运动中成为其定罪证据之一，说它“全系捏造与歪曲”，“其目的在向党和苏联进行污蔑”。1979年2月改正错划时认为上述结论“纯属强加于人的不实之词，应统统予以推倒”。今年适逢陆钦墀先生诞辰80周年，我们特公开发表此文，以为纪念。

这篇文章，之所以犯忌，是它介绍了19世纪中叶，我国东北领土的改变情况。即1858年5月28日订立的中俄《瑷珲条约》：俄国割去我国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60多万平方公里土地，仅留江东64屯有居民居住权与管辖权，并把乌苏里江以东的中国领土划为中俄共管。和1860年11月14日签订的中俄《北京条约》：将乌苏里江以东约40万平方公里中国领土划归俄国，确定划界规定，据此“规定”1864年又将我国领土44万多平方公里划归俄国。这段史实许多史家回避的原因，正像陆先生所估计：“1.这是一件不愉快的历史，写出来可能不利于中苏友好；2.避免有人会提出‘我们应否收回失地’的问题；3.写出来不利于世界共产主义事业。”作者在文中对上述认识的批评，特别是对斯大林的尖锐批评，牢固地奠定了自己的右派之路。

之后6年的1963年9月，《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编辑部所写的副题为《二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的正题就是《关于斯大林问题》，文章说：“国际工人阶级和革命人民……不赞成全盘否定斯大林，而且越来越怀念斯大林。”“斯大林的功绩同他的错误比较起来，是功大过小的。”“赫鲁晓夫提出所谓‘反对个人迷信’，是一个卑鄙的政治阴谋。”在此6年前的政治生活氛围中，陆先生的那些批评斯大林的尖锐言辞，理所当然地给他带来灭顶之灾。

在陆先生关于这封信的交代材料里，共说明了7个问题，其中说该论文写作主旨在于“为世界和平事业和共产主义事业争取资本主义国家进步与中立人士”。最后一个问题是“6月下旬我又寄一信给丁则良，请他回长春前为现代史（谈阳、王同策的要求）带回些资料”。雪泥鸿爪，在我与先生相处一年多的时间里，这大概是他手书我的姓名的唯一陈迹。

关于陆钦墀先生和他的这篇论文，我曾写有《以文惹祸的陆钦墀》一文（载2003年6月12日《南方周末》，并编入南方日报出版社出版的《原来如彼》一书）详述，另外还就他与司徒雷登的关系，写了《师生之间：陆钦墀与司徒雷登》一文（载2004年10月14日《人民政协报·春秋》）。

值得多说几句的是在“惹祸”文章中我曾专门提及的陆先生留下的独子陆汝路（后改名陆大路），那个7岁因父划右、从童年就开始无辜而受难、终生未娶的锅炉工，可能因为历久身肩过多的重负，终于在我那文章发表不几年后，以其壮年之身，过早地离开了这个给他太多苦难的世界。

丁则良（1915—1957），福建闽侯人，在北平念完中学，1933—1937年，在清华大学历史系读书到毕业，清华迁昆明组成西南联大，他留校任教。曾积极参与抗日民主学生运动，表现出其深厚的爱国情怀。抗战胜利，随迁回北平仍在清华任教，1947—1950年赴英在伦敦大学研究院读研究生。新中国成立，虽然只需再过一年，他就可以取得学位，但他毅然终止了海外的留学生涯，回国参加新中国建设。1950—1952年仍在清华历史系任副教授。1952年奉调来东北人民大学组建一所文理科齐备、崭新的综合大学。丁先生除了任课外，在建设学校历史系的过程中，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几年间，他被逐步提为教研室主任、系主任。

1956年9月，我自母校武汉大学毕业，统分至东北人大从教，人事处手续一了，到系里就是在丁主任处报的到。几天后，几个同事先后告诉我：丁老师在系里讲，我们新来的助教才20岁呀，就有论文在《光明日报》发表，后生可畏呀！遗憾的是相处时间甚短，当年他就赴北大与周一良先生合编亚洲史讲义，次年暑期，从苏联塔什干出席“东方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回到北京，因为不堪当时反右运动的巨大压力，8月8日，他就投未名湖自尽了。

与众多被划右派的人们不同，丁先生因为在京，没有参加单位的鸣放，可以说无任何“反党言论”。他之所以被划右，源于作为学校民盟副主委，他与主委余瑞璜、秘书徐利治在此前曾议论过学校工作中的一些问题，后来，兼有地下中共党员身份的徐利治，自己署名给教育部上了“万言书”，反映了学校教学、管理方面存在的一些问题。教育部派出的工作组在学校调研月余，对徐的意见，基本予以肯定。而“反右”一经深入，却成了“余、丁、徐反党集团”的罪证。1957年8月初，揭发文章在长春见报，8月2日才回国的丁先生显然还不适应这来势凶猛的运动形势，据系里派去协助他工作的助手介绍，他历经7日晚上一个不眠之夜的激烈思想斗争，多次将给学校领导写的信撕毁，最后，还是选择了一条不归路。在他死后的8月下旬，《人民日报》也摘发了揭发文的要点。（上述内容见杜瑞芝、姜文光：《关于“余、丁、徐反党集团”》，载《丁则良文集》，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年11月版）

丁先生知识面宽阔、功底深厚。著名物理学家、诺奖得主杨振宁先生曾写道：我初中一、二年级之间的暑假，父亲请雷海宗教授介绍一位历史系的学生教我国学基础知识，雷先生介绍他的得意学生丁则良来。丁先生学识丰富，除了教我《孟子》原著外，还给我讲了许多上古历史知识，是我在学校的教科书上从来没有学到的。下一年暑假，他又教我另一半的《孟子》，所以在中学的年代我可以背诵《孟子》全文。

上世纪50年代初，作为亚洲大国的中国还不能做“世界强国”的梦，随着“万隆会议”的召开，就有了上峰极力倡导亚洲史之举。搞专业的人谁愿意放弃自己熟悉的东西去另辟蹊径？时时事事与党同心的丁则良却放下他驾轻就熟的宋史研究，开始了他亚洲史的研究并开设专业课。为满足全国各高校的亚洲史教材需求，教育部决定让北大的周一良先生和丁先生共同从事，为加快进程、早日杀青，丁先生就住在北大。这也是他最终殒命未名湖的缘由。

丁先生未来得及回到长春，就结束了他学术上势头上升甚猛的宝贵生命。秋季一开学，全校运动继续（根据学校规定，暑假一般师生放假，各民主党派成员运动继续），在当时比较习惯抓“联盟”“集团”的氛围下，陆钦墀先生与丁同为民盟成员，而陆又是丁从苏州聘请的，就顺理成章地并案处理。历史系教师支部就认为《1858年和1860年东北边界的改变》这篇文章“实质是丁、陆合作的产物”，前文的那封信就成为最坚实的证明。在丁的档案里，还保留着这样的一张字条：

这封信是右派骨干分子陆钦墀写给另一个右派骨干分子丁则良的信。当8月8日丁在北大投湖自杀后，我校去人把丁的东西取回，并发现此信。这封信证明了丁、陆之间的反党关系，也证明了陆的《1858年和1860年东北边界的改变》一文，实质是丁、陆合作的产物。在反右派斗争中，我们曾将此信公布过。

历史系教职工支部×××

1957年10月

丁被划右后，与陆的“撤消教研室主任及教员职务，留用察看，由六级降为九级；建议撤消民盟中央候补委员，保留盟籍”不同，而是被“开除盟籍”，直到1978年6月23日，也就是在他含冤死去的21年之后，经中共吉林大学党委批准，才摘掉“右派”分子帽子。次年3月，在他的错划“右派”改正后，民盟也才给他“恢复盟籍”。

丁先生的追悼会，不知何故，后延了一年多。现摘录我1980年日记如后：

7月10日星期四

上午至系，遇室支书张博泉老师，为准备明天追悼会，让拟一悼丁挽联，因此前为一些提法领导意见不一，如算不算“含冤去世”等，我不愿参与其事，婉辞不果，只得从命。经室主任乌廷玉老师审查认可，交卷：“丁则良同志千古，英才冤逝，廿载血泪变玉帛，泉壤斯人堪告慰；国步方蹇，四化鼓角催骁勇，征途吾辈誓争先。中国古代史教研室全体同志敬挽。”

7月11日星期五

上午至系，得知丁的追悼会定于下午4时半开，因近期平反追悼活动甚多，会场安排亦得排队，上午及下午之前均有他系之追悼会，故教研室令我等数人4时去布置会场——即张挂遗像、摆放花圈、张贴挽联、悬挂挽幛等。因我们收得的花圈、挽联、挽幛与上一场相比较少，较有名望的只有金景芳手书一幅，布置一会儿就完成，领导决定把我们教研室的挽联，分置主席台两旁。张松如先生来台前对此挽联端详有顷，或物伤其类，亦未可知。写作过“我们的队伍向太阳”的人也被划右，可叹！

追悼会参与人数不多，由系主任王藻主持，系内民盟负责人尹曲先生致辞，家属丁则民讲话。大约一小时左右，即宣告结束。

没想到在经历近21年的下放生涯之后的今天，我还能有机会参与24年前向他报到的系主任的平反昭雪追悼会，向他做最后的告别。

信里只是顺便提到的林昭，在当时只是个默默无闻的普通女大学生，以那时为起点，她用自己的言论和行动，塑造了思想解放先驱、光辉高大的英雄形象。因为她的事迹早已闻名遐迩、广为人知，故仅摘录网络资料，做简要介绍。

林昭（1932—1968），原名彭令昭，苏州人。1949年前，在苏州景海中学高中读书。因陆钦墀先生此时在苏州做过一段中学教师，曾在林昭就读的师院女中（景海中学）执教，陆先生的履历表中此栏的“证明人”，写的就是林昭，可见他们的师生之谊最晚已于这时建立，且关系密切。1949—1951年在苏南新闻专科学校读书，1952—1954年在《常州民报》和文联工作。1954年，林昭以江苏省第一名成绩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任《北大诗刊》编辑和学生文艺刊物《红楼》编委。1957年秋，被打成右派分子。因自杀抗议，获救后，被判劳教三年，后改为留资料室接受群众“监督改造”。1958年，北大新闻专业合并到人民大学新闻系，林昭到人大新闻系资料室监督劳动。后回上海母亲身边养病。

1960年初，在其自编的传播民主思想的《星火》杂志上，发表了长诗《普罗米修斯受难的一日》。其后，因呼吁争取人权、民主、自由、正义并从事相应活动，反对极“左”路线，1960年10月，以反革命罪名在苏州被捕，父亲彭国彦因此自杀。1962年初保外就医出狱，继续坚持斗争，因拟请侨民将《我们是无罪的》《给北大校长陆平的信》等带往海外发表和起草“中国自由青年战斗同盟”的纲领和章程，再次被捕。狱方曾安排林昭去上海精神病院做精神鉴定，院长粟宗华为救其摆脱险境，判定她精神不正常。为此文革中粟被指称“包庇反革命分子”，抑郁成疾，含恨而终。

林昭在狱中从不屈服，表示：“一息尚存，此生宁愿坐穿牢底，决不稍负初愿，稍改初志。”其间几次绝食、自杀未遂。后被判有期徒刑20年。1965年，用鲜血写作《判决后的申明》，说：“这所谓的判决与我可谓毫无意义！我蔑视它！看着吧！历史法庭的正式判决很快即将昭告于后世！”1966年对探视她的母亲和朋友说：“我随时都会被杀，相信历史总有一天会说到我今天的苦难！希望把今天的真相告诉未来的人们！”

1968年4月29日林昭接到由20年有期徒刑改判为死刑的判决书，当即血书：“历史将宣告我无罪！”当天被秘密处决，当时还不满36岁。

林昭母亲经受不住如此沉重的打击，精神失常，多次离家出走，后死于上海街头。有人说是自杀，有人说是被红卫兵打伤致死。林昭的妹妹彭令范1980年迁居美国。林昭尚有一弟，下落不明。

总观林昭的为人正直和刚烈性格，和其师陆钦墀有许多接近的地方。在陆先生档案中自己填写的各种表格里，优点都有“不畏强暴”，而缺点都有“不会随机应变”。于此可见他俩师道传承之一斑。这倒使我想起了方孝孺，虽说其被灭“十族”“坐死者八百七十三人”之说见诸“野史”，遭后人质疑，但确有其不少友人、门生株连被难，则见之于《明史》记载。由此可见，那些株连九族、极为看重社会关系的年代，当道者对师生关系有时却未重点追究，或属百密之一疏。

三位“右派”的生命以不同形式分别结束于上世纪50、60、70年代：才华横溢的丁则良先生1957年8月8日投北京大学未名湖自尽，时年42岁，其时他的小女儿尚未满周岁。视人权、自由、民主及追求真理的价值高于生命的才女林昭1968年4月29日下午3时许以“现行反革命”罪被杀害于上海，时年36岁，尚未婚配；次日，有关部门到家向其妹索取子弹费0.05元。耿直倔强的陆钦墀先生于丁先生辞世整20年后的同月同日——1977年8月8日，病逝于苏州，时年66岁，是三人中得寿最高的。

今天，我们终于可以公开来纪念他们，说明时代还是在进步，尽管十分缓慢。

《炎黄春秋》2014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