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文举、杨民青：“文革”中亲历周恩来处理南京问题

大笨狗

邢文举　杨民青 《党史纵横》 2009年第8期


　　1966年9月至1967年4月,我在中央文革记者站工作,曾与禹福春、郑钧亭两位同志被派往南京记者组,了解当地文化大革命的情况,期间亲历了周恩来总理处理南京问题整个过程。在记者站工作那段时间,我有幸先后四次受到周总理的召见,当面向他汇报情况。周总理日夜操劳、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和平易近人的高贵品质,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至今难以忘怀。

　　南京发生“一·三事件”

　　1966年9月中下旬,经过一段集训,我们即被派往南京。为了尽快了解当地文化大革命的情况,以便迅速开展工作,我们在南京军区所属的华东饭店安置好住处后,当天晚上便来到南京市委观看大字报。那个年代,军人日常生活工作一般都穿军装,我们当时是以《解放军报》记者的身份开展工作,所以外出时着军装。谁料,当时按中央关于军队不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的指示精神,各地部队官兵不许上街看大字报;不许介入地方的造反活动;军队“四大”运动仅限于军队院校和文艺团体。而军队“三支两军”介入“文革”则是后来的事。由于上述规定,突然在南京市委大字报专栏前,出现3个穿军装的人,便格外引人注目,立即引起市委警卫战士的警觉。我们当即便被警卫战士扣住,责问我们说,军人怎么违反规定上街看大字报呢?一时间,我们无法向他们解释清楚,只好告诉他们向上级请示,也可直接请示南京军区许世友司令员、杜平政委。警卫战士于是立即向上级报告。不一会儿,一位团领导来到现场,客气地让我们稍等。后来我们得知,他们果真逐级请示,一直请示到南京军区领导,得到的回复是:这三位同志行动自便,不受约束。今后不干预他们的类似活动。就这样,警卫战士很客气地将我们放行了。
　　以后,我们按照当时中央的决定,列席参加省委常委会,逐渐与省委领导同志熟悉起来。我们一方面与省委领导同志加强沟通,一方面加强与各派群众组织的广泛接触,只要听说哪里发生武斗或有重大活动,不分昼夜立即驱车赶到现场采访。这样,我们很快地对当地文化大革命的情况有了较为全面深入的了解。
　　1966年底,中央文革记者站让驻各地记者返回北京,参加集训。不久,南京发生震惊当地的“一·三事件”。
　　所谓“一·三事件”,是南京“红总”造反派头头提出脱产闹革命,鼓动一批工人和群众,到浦口火车站堵截火车,要乘车赴京见毛主席,还要求中央支持他们到各地“闹革命”。但中央不同意“红总”做法,命令南京军区紧急出动,到浦口把人接回,就地“抓革命、促生产”。南京军区按照中央指示,派出一批指战员和大卡车,将这些人接到江苏饭店。“红总”对此强烈不满,在少数人的挑动下,一些人把江苏饭店砸了。一时间,社会上纷纷传言,解放军与工人、群众之间发生流血事件,死了许多人,形势骤然严峻起来。

　　乘“子爵”号返回南京了解真相

　　1967年元旦前后,中央正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听说南京发生了“一·三事件”,周恩来总理非常着急,要求在北京开会的江苏省委领导火速返回南京,并亲自派“子爵”号专机送他们。与此同时,记者站也通知郑钧亭和我,与江苏省委领导同志一道回南京,参与调查和处理这起“流血事件”。
　　第二天早上,我们匆匆赶到机场。飞机舱内空空荡荡只有4人:江苏省委书记彭冲、许家屯和我们两名记者。
　　飞机抵达南京后,我立即找到“红总”造反派,他们中一些人情绪激烈,对我说“一·三事件”发展严重,已死了许多人啦,这是阶级敌人向革命造反派报复,你们“中央文革记者”,一定要站在我们一边,向中央领导汇报情况,不能让群众的血白流,可一定给革命造反派撑腰啊,一定要严惩反革命杀人凶手,血债一定要用血来还!
　　当时,造反派们把情况说得非常严重,还带着我们到现场指证,一会儿说这里有人被活活打死,一会儿说那里有人被推下楼摔死,这里有血迹,那里有残迹等,声称都是被对立派“八二七”的人致死。然而,当我们要仔细查找时,却找不到一具尸体。我们一连调查了几个据造反派说有死人的地方,却没有发现一起死人的证据。
　　得知记者回到南京,时任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专程来到华东饭店找到我们。他腿有毛病,走路微跛。那天,他身穿军大衣,拖着残腿,费力地从一楼走上四楼。江苏发生严重打砸抢事件,弄得他一连几天都没有睡好,眼睛熬得通红,充满血丝。
　　一见到我,江渭清快步上前说道:“邢记者啊,你一定要调查仔细,如实向中央报告啊!不能偏听偏信,一定要重证据,不能听风就是雨,更不能道听途说,到底死了多少人,你可一定要查清楚!我不相信,哪能死那么多人啊!”
　　我对江渭清同志说:“据我调查,‘一·三事件’一个人也没死。我到处都查了,也没有找到一具尸首,有很多消息是道听途说,以讹传讹。请江书记放心,我们会妥善处理好。”江渭清听了我的话,稍稍松了一口气。
　　不久,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见到我说:你说,那么多人不生产、不干活,非要进京闹什么革命,我们不出动军队,行吗?当时,许世友对文化大革命中的许多做法不满,而且毫不隐晦,该说的说,该吼的吼,该骂的骂。

　　第一次接受周总理召见汇报江苏“一·二六”夺权问题

　　时隔不久,上海“一月夺权风暴”吹向全国,江苏部分造反派多次开会,准备效仿,夺江苏省委的权。他们经过多次开会研究,确定于1967年1月26日深夜行动,人称“一二六夺权”行动。
　　在这次夺权之前,我就已经得知了夺权行动的时间。按当时中央的要求,夺权地区一定要实行革命造反派之间的“大联合”,新政权一定要“三结合 ”,必须有领导干部、革命群众、军队的代表参加。然而,据我所知,这次夺权主要由“红总”造反派一方组织,他们将江苏的其他造反派组织如“八二七”、“东方红”等排斥在外。一次,他们请我参加研究夺权的会议,我发现他们的主要精力都放在确定夺权日期、夺权形式,以及夺权后如何发表公告,如何让中央承认等问题上,而对如何实现各造反派之间的联合,团结各方面力量抓革命促生产、稳定江苏局势等问题不感兴趣。我认为,这实际是排斥其他造反组织,实现单方夺权和掌权。对他们的这种做法,我保留了自己的看法。
　　1月26日深夜,“夺权”行动开始。造反派们事前打电话,要求南京军区出动一个营的兵力,保护他们的夺权行动。为了支持革命“左”派,南京军区经请示上级同意,派出部队保护夺权行动。于是,这成了“夺权派”一大政治资本。
　　“夺权派”将江苏省委13级以上的老干部押到一个大房间,查封了省委有关部门,将公章收拢起来,装在一个大袋子里。
　　这一单方面的夺权行动,立刻引起了造反组织的尖锐对立。第二天,南京市区大街小巷截然不同的标语、漫画、大字报铺天盖地。“夺权派”说,“一二六夺权”好得很!因此被人称为“好派”;没有参与夺权的“八二七”和“东方红”造反组织则说,“一二六夺权”好个屁!于是,这派又被人称为“屁派”。“ 屁派”在南京街头张贴漫画——“红总”派的人背着一袋子公章。
　　2月中旬,“夺权派”组织“汇报团”,到北京向中央汇报夺权情况,想求得中央对新政权的认可和支持。到北京后,他们住在西苑旅社。与此同时,“反对派”也组成“告状团”赶到北京,住在煤炭部招待所。两派在向周恩来总理和“中央文革”汇报情况时都说,我们的情况《解放军报》记者邢文举知道。
　　周总理听说此情况,当即指示,让《解放军报》邢文举马上进京汇报。很快,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打电话告诉我说:“刚刚接到周总理通知,要你立即赶到北京。我已经安排军区的伊尔-14飞机,明天上午保证把你送到。”
　　 　　到了北京,我刚在西苑旅社安顿好住处,记者站就通知我,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要接见我,当面听取江苏省的情况汇报。我按时赶到中南海谭震林副总理所住的四合院。在他的办公室,我向他汇报说,江苏省的“夺权”行动不成熟。“夺权”的一派不让“八二七”等革命造反派参加,所谓夺权实际就是抢公章。接着,我根据所见所闻,汇报了江苏省“夺权”前后的情况。我的结论是,这次“夺权”既没有“大联合”,也没有“三结合”,不符合中央“夺权”要求。谭震林听后,跺着脚说道:“这是什么‘夺权’!这是什么‘夺权’!你赶快把刚才说的情况,写个材料上报周总理。”于是,我按照他的要求,写了一份简要报告,有三四页纸,交给了他。
　　晚上,我又接到记者站的通知,周总理要在人民大会堂江苏厅,听我汇报。在我之前,周总理先接见江苏省委领导,听他们汇报。我记得参加的有江苏省委常务书记陈光、省委书记李士英、鲍厚昌以及杜方平、高啸平等。我先在旁边一个房间等候,夜里10点多,工作人员过来告诉我,周总理让我到江苏厅去。
　　来到江苏厅,服务员帮我打开大门。我在门口立正,面向周总理郑重敬礼。我记得非常清楚,周总理一看我进来,立即从沙发上站起身,健步上前足有五六步,没等我敬礼的手完全放下来,便用力紧紧和我热情握手。这一瞬间,我对他老人家的敬意油然而生。我没有想到,总理对我这样一个普通的部队干部、当时记者站的一名记者如此尊重、如此热情,我的两眼禁不住湿润了。尔后,他老人家像对待晚辈和熟人一样,亲切地拉着我的手,要我和他并坐在沙发上。
　　坐稳后,周总理拿着我写的报告,对坐在一旁的江苏省委领导们说:“你们说,这叫什么‘夺权’!怎么能这样搞派性呢?要搞好‘大联合’,搞‘三结合’嘛!”一边说,一边跺着脚 ,态度非常严厉。
　　接着,周总理谈到江苏省“夺权”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最后对江苏省委领导说:“你们是党的高级干部,怎么能这么做?怎么能支持一派,反对一派!你们知道这将会给党和国家带来多大损失吗?”批评过后,周总理又语重心长地嘱咐他们说:你们一定要接受这次“夺权”教训,回去以后,把江苏省的问题解决好。
　　江苏省委领导离开后,周总理将我留下,就我写的那份情况报告,一一仔细询问,一直持续到下半夜两点多才结束。临别时,周总理关切地问我来自哪个单位,多大年纪,有什么经历等,我一一做了回答。40多年过去了,然而总理当年的音容笑貌仍历历在目,仿如昨日。
　　周总理先后两次就江苏问题征询我的意见
　　 第二天,谭震林副总理第二次召见我,地点仍是他中南海住处办公室。谭副总理问我,你们看下一步,让江渭清出来工作可不可以?江苏的造反派和广大群众能不能通过?
　　 我第一次碰到中央首长向记者征求人事问题的情况,一时不知如何回答是好,这可能也就是在“文革”特殊时期的特殊做法吧。“文革”期间,情况瞬息万变,中央领导毕竟不在当地,省委、省政府工作部门基本瘫痪,有些情况若明若暗,来自第一线的记者的意见,可能有参考作用。
　　我想了想,只好将我的看法如实回答。我说,如果现在就让江渭清书记出来主持工作,可能困难太大了。因为在江苏,不管是“好派”还是“屁派”, 他们都将江渭清视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刘少奇“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江苏的代理人,即使中央想保护江渭清,现在造反派和革命群众也会通不过。于是我建议,请中央领导最好再找一下江苏省两派,征求一下他们的意见再决定。谭副总理听了好像若有所思,既没点头,也没摇头。但后来我得知,他还是找了江苏两派征求意见,但两方面造反派都强烈反对让江渭清出来工作。
　　过了两天,记者站领导通知我,周总理要再次听取我的汇报。第二天一早,我先乘坐记者站的车来到中南海西门,然后改乘中南海的专车径直开到周总理住处西花厅。
　　大约两三分钟后,周总理夹着一包卷宗,从另外一个房间走进来。我连忙向总理敬礼。总理近前与我亲切握手,热情地说:“请坐,坐坐。”随后,我们在铺着绿绒毯子的长条桌前对面坐下。寒暄过后,周总理让我详细谈谈江苏省委老干部在“文革”中的表现,并问我对他们印象如何,还嘱咐我一定要敞开谈。
　　于是,我根据平时的了解和印象,向周总理一一汇报。期间,周总理不时批阅秘书送进来的急件。他思维极为敏捷,一边听我汇报,一边批示那些急件。我记得,他身边的工作人员曾乘机走到我身边,对我耳语说,汇报尽量简要一些,尔后还站在他背后向我打手示提示我。于是,我尽量简明扼要,甚至停下不再说了。但每逢如此,总理便抬起头望着我,示意让我继续说下去,还详细询问许多细节,致使汇报一再拉长。
　　在听了我汇报江苏省委领导同志的情况后,周总理又询问了江苏两大造反派的有关情况。他问我,这两派为什么联合不起来?症结究竟在哪儿?今后怎样实行联合?
　　我汇报说,“红总”和“八二七”的对立情绪相当严重,在短时期搞大联合,可能希望不大。但是双方并非铁板一块,参加“红总”的不一定都激进,参加“八二七”的也不一定都温和。总的讲,“八二七”群众比较多,讲究政策,参加武斗少些……
　　周总理又让我谈谈下一步江苏如何实现革命大联合,如何抓革命促生产,如何稳定局势等问题。我建议中央要和“八二七”的头头好好谈一谈,征求他们的意见。因为“红总”夺权后,“八二七”的造反派和群众情绪很大。后来听说,周总理还真找“八二七”的头头谈了话。
　　接着,我又按周总理的要求,详细介绍了“八二七”派头头的一些情况。听我汇报时,周总理不时望望我,有时点点头,表示明白了。期间,周总理还问起了南京长江大桥的建设情况。他说,南京长江大桥建设为什么时建时停,进展这么缓慢?我回答,在南京,参加建设的有工程二处、四处,这两个施工单位分别从桥两边相向施工,由于开展文化大革命,再加上这两个单位曾发生矛盾,严重影响了施工,致使工期一拖再拖。
　　我的汇报从上午8点多一直持续到中午12点多,长达4个多小时,这也是我单独向周总理汇报最长的一次。我清楚地记得,整整一上午,周总理没顾上喝一口水。
　　事隔数日,周总理办公室通知我再次去西花厅,向总理第三次汇报情况。
　　周总理这次召见我时间不长。他说,现在看来,江苏的问题一时难以解决,如果实有必要的话,可能在全省军管,你从记者角度看,南京军区哪位领导出面合适?
　　面对人事问题,我感到无所适从,觉得难以回答。但是总理诚恳征求我的意见,又不能不回答。我心想,按说,应该由许世友司令员担任军管会主任, 但是许司令员是武将,文化水平有限,有时性情急躁,不利于处理“文革”的复杂情况。于是,我对周总理说,许司令员是军事干部,处理复杂问题,面对造反派和群众,有时容易急躁。我个人认为,杜平政委比较合适,他政治经验丰富,对造反派工作很有耐心,性格也很温和,善于处理棘手问题,既能服众,又能稳定江苏局势。

　　迫于“中央文革”的压力向总理说了一次假话

　　在周总理第三次召见我十多天后的一个深夜,记者站领导把我从睡梦中叫起,来到他的办公室。这时,“中央文革”的王力和戚本禹已在那里等候。
　　王力和戚本禹的神情与往日不大一样,办公室里弥漫着一种紧张的气氛。戚本禹上来就问我:“你回北京干什么?是谁让你回北京的?”我如实回答说:“是周总理让我来北京,向他和谭副总理汇报江苏‘夺权’问题。”
　　听了我的回答,戚本禹显得非常不满,既像对我,又像是对王力说道:今后,江苏的问题不要向他们汇报,江苏问题我们得接过来。
　　听了戚本禹的话,我非常吃惊,他说的“我们”,明显不是指的周总理和谭震林副总理。他将“中央文革”与周总理分成“他们”“我们”,我一时无法理解。
　　但我觉得对有些事情,我必须解释一下,便对王力和戚本禹说:“是总理找我汇报的,我是乘许世友司令员派的飞机来京,到北京的活动都是记者站安排的,到中南海和人民大会堂接受谭震林副总理和周总理的召见,记者站领导都知道。”我的意思很明确:我作为党员,周总理和谭副总理让我汇报情况,我必须忠实执行。
　　见我这样说,王力和戚本禹未再说什么。我离开办公室回到宿舍,刚刚睡下,便又被站领导叫起,对我说:“中央文革”领导让你找到高啸平,马上赶到钓鱼台8号楼康生家,有紧急任务。越快越好!
　　我马上乘车找到高啸平(江苏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的住处,接上他后,一起赶到钓鱼台8号楼康生家。有人引导我们来到一间大会议室。这时,“中央文革”的一些人已经在场,似乎有段时间了。我记得当时在场的有:陈伯达、康生、江青、王力、关锋、戚本禹。
　　我和高啸平在会议室的长条桌一边坐下,会议便马上开始。他们先让高啸平汇报情况。汇报中,本禹戚插话说:“以后,江苏的问题我们要接过来,你们记者今后要直接向我们汇报,你听懂了吗?”我只好点头答应,说:“我们可以向你们汇报,但是通过什么方式汇报呢?”戚本禹说:“你们记者有情况,可以直接打电话到‘中央文革’!今后就不要向他们汇报了!”尽管他没有说明“他们”是谁,但我已明白其所指了。
　　高啸平又开始继续汇报。这时,江青望了我一眼,命令说:“邢文举,你做记录,呆在那里干什么!”我不敢怠慢,连忙取出笔纸。在高啸平汇报我记录中,江青并不老实坐着听汇报,而是一会儿站起来走走,一会儿喝水吃药,一会儿又走到我身后,查看记录。每当她走到我身后,我就紧张得连气也不敢喘。
　　汇报结束后,在场的人七嘴八舌议论起来。有的说:“看来,事情发展严重,现在要把高啸平他们保护起来!”有的说:“高啸平是活口供,绝不能发生任何意外!”还有的说:“他们现在住的不安全,要立即转移!”这时有人说:“现在已经没车了,接邢文举和高啸平的车子回去了。”话音未落,陈伯达用浓重的福建口音高声喊道:“用我的车!用我的车!”戚本禹说:“我看还是把他们转移到北京航空学院。”在场的人同意他的意见,他飞快地写了一个条子交给我, 条子上写道:“跟泽东、韩爱晶:请把江苏这些同志留在北航保护起来。”
　　于是,我们乘坐陈伯达的车子,连夜赶到反“夺权派”的“控告团”的住处。当时,那里共有20多人,有人把他们一个个叫起来,让他们坐上从南京带来的大客车,由陈伯达的司机带路,很快到了北京航空学院。我让学院值班的人找到学院造反派头头跟泽东,交上戚本禹写的条子,他们很快把高啸平和江苏“ 告状团”的人安顿下来。
　　第二天早上,周总理的联络员宋皋同志打电话到记者站,向我询问说:“邢记者,你知不知道江苏省的同志都到哪里去了?现在怎么找不到他们了?”容不得仔细思考,我下意识地回答说:“我不知道啊!”话一出口,我马上后悔了,但已无法更正,只好将错就错,装作不知了。
　　此事,令我终生追悔。但在当时的处境,我也有难处。如果我向宋皋说明真相,告诉江苏那些人的藏处,“中央文革”的人肯定要追查我的“泄密”罪行,我将大祸临头,难逃“罪责”。接了这个电话,我内心慌乱,六神无主,失魂落魄。
　　然而,事情的发展并不像我想象的那样糟糕。后来,周总理办公室不知通过什么渠道,还是找到了在北航的“告状团”的人,也没有追查我参与连夜转移江苏“告状团”的事。
　　几天之后,周总理和“中央文革”的人在人民大会堂接见记者站回京参加集训的各地记者,我也参加了。会上主要是“中央文革”的人讲话,王力也坐在主席台上,他让人递给我一张他写的字条。字条上的字很大,铅笔写的,用的是人民大会堂专用便笺。上写:“邢文举同志:请你把江苏的情况,向总理详细汇报。”我记得很清楚,字条上的那个“举”字,是繁体字。看到王力的这张字条,我明白了:今后,江苏问题我还是向周总理汇报。我猜测,中央还是让周总理处理江苏问题,不然,王力不会给我写这张字条。
　　事后表明,中央没有承认江苏“一二六”夺权行动,江苏省革委会于1968年3月后才成立。

　　周总理在上海第四次召见当面听取我汇报

　　因为在北京,我如实汇报了江苏夺权情况,于是江苏“好派”对我表示强烈不满,“屁派”则认为我是他们的支持者。一时间针对我,南京街头出现了截然不同的大标语、大字报——“好派”说:《解放军报》记者邢文举是不受欢迎的人!“屁派”说:《解放军报》记者邢文举是坚定的革命左派!我们永远和邢文举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等等。
　　1967年4月底,记者站领导来电话通知我:“王力同志决定你去上海,加强那里的力量。”于是,我离开南京记者组,来到上海工作。这年夏天,周总理陪同赞比亚总统卡翁达及夫人访问上海。记者组派我到机场迎接和采访。平时,上海市委几乎所有重要会议都有“中央文革记者”参加,总理到上海,我们当然一定要到场。
　　当天晚上,周总理陪同卡翁达和夫人出席上海市举行的欢迎酒会。周总理向卡翁达敬酒后,依次向各桌的赞比亚客人和上海市革委会领导等敬酒。当周总理来到我们桌时,陪同人员指着我向他介绍说:“这是《解放军报》记者邢文举。”周总理一边紧紧握着我的手,一边回答说:“我认识,我们在北京已经认识了。”说着,举起酒杯和我碰杯。
　　第二天晚上,周总理便召我去他下榻的宾馆,向他汇报上海的情况。此前,听徐景贤说,周总理已让上海市领导汇报了一次。
　　周总理关心上海抓革命、促生产的情况,要我向他汇报我们所了解的上海有关方面的问题。期间,我着重介绍了上海仪表局工人抓革命促生产情况,以及上海造反派“工总司”的一些情况。我当时认为,“工总司”能够稳定上海局势。我还向周总理汇报了上海市青浦地区的武斗情况。我说,当地农民对红卫兵小将的行动不理解,有些农民反对红卫兵造反,拿着铁棍见到前去造反的红卫兵就打。为制止武斗,我到当地人武部和他们商量对策,决定派人做双方工作,一部分人劝红卫兵,一部分人劝农民,用尽各种办法,终于将双方对峙的人撤离开。后来听说农民没有就此罢休,声称要进城,找红卫兵算帐。“工总司”头头王洪文等派去大批汽车和工人,才将事件平息。
　　周总理听后说,农民和红卫兵发生矛盾,这是个新问题,一定要认真研究,吸取教训。要教育好农民,不能和红卫兵对立。这天,我向周总理汇报直到深夜,期间秘书不时送来急件,请总理批示。在周总理审查卡翁达访问上海的新闻稿时,秘书趁机靠到我身边,小声提醒我说:“请你少汇报点。”于是,我汇报情况尽量简明扼要。然而,总理还是像以前那样,不停地提问题让我一一回答,还让我尽量详细些。汇报结束时,周总理又问我:“江苏的情况,你还知道不知道。 ”我回答说:“我调到上海后,对江苏的情况不大清楚。”
　　周总理离开上海时,我又被通知到机场送行。周总理和大家一一握手道别,并说:“我已经说了,不让你们送,怎么还来送啊!”有人回答:“总理走,我们能不送行吗!”周总理又说:“你们工作都很忙,我说过不要来嘛。”
　　大家挥手与周总理告别。我看到他老人家上舷梯时,迈着他特有的外八字步,但步履稍显缓慢,不像一年前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接见我们时健步如飞的样子。“文革”中,作为新中国的管家人,他不仅在政治上遭受打击、排挤,经受各种委屈,而且日夜操劳,身心明显衰疲。这也是我最后一次亲眼看到他老人家。


《党史纵横》 2009年第8期

hank

http://qkzz.net/article/0540f097-ce50-42b0-9b81-3cf447fae346.htm

（上贴者言：同一件事情，两个文本，彰显了“文” 和 “史” 两个身份。一个身份，在不同的空间出现。或者说，在同一个空间里，作者的几个不同的身份，由着两个不同的文本表现出来了。---Hank）


为“中央文革”做记者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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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邢文举

　　“文革”初期,我从沈阳军区借调北京,当了十六个月的“中央文革”记者。我以《解放军报》记者身份,先后在南京、上海目睹并参与了“文化大革命”的一些活动。
　　
　　总政的借调通知

后来听江苏省委常委、统战部长高啸平说,在我打电话给姚秘书长后,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向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通报“中央文革记者”要参加省委常委会。张平化说,他们也得到了通知。高啸平后来向我泄露了“天机”,原来,省委要记者列席的常委会,事先都经过“导演”,是专门“表演”给我们看的。
　　现在的我,当然能理解江苏省委的做法,但在当时,我必须忠实履行自己的职责,提高“革命警惕”,力争了解真实情况。高啸平日后被康生点名为“派性黑手”,本想紧跟“中央文革”,却被“中央文革”打成“黑手”。看来,官场上的得失沉浮实在难以预料。
　　禹福春是我们的负责人,省委常委会由他列席参加。不久,他被调回部队,便由郑钧亭和我轮流列席。时间长了,我们的知名度逐渐高起来,不仅江渭清等人对我们客客气气,就连南京各大学的造反派头头也对我们另眼看待。
　　
　　乘“子爵号”专机
　　
　　1966年底,“中央文革记者站”通知各地记者返回北京,参加集训和整风。此时,南京发生了“一•三事件”。“红总”头头提出要脱产闹革命,动员一批工人和群众,到浦口堵截火车赴京见毛主席,有的还要求中央支持他们到各地闹革命。
　　中央命令南京军区部队紧急出动,将这些人接到江苏饭店,要求他们“就地闹革命”。但是,“红总”部分群众对南京军区强烈不满,在少数人的挑动下,把江苏饭店砸了。社会上纷纷传闻,解放军与工人、群众间发生流血事件,形势一时严峻起来。
　　1967年元旦前后,中央在开会解决陶铸问题。听说南京发生“一•三事件”,周总理派“子爵号”专机送江苏省委领导火速返回南京。郑钧亭和我同机回南京,参与调查和处理这起“流血事件”。
　　当天早上,我们赶到机场,机舱内总共只有四人:江苏省委书记处书记彭冲、许家屯和我们两名记者。我和许家屯熟悉,许家屯在南京,经常代表江渭清出面应对造反派。一次他被学生围困,我曾到场帮助解围。
　　回到南京,我立即找到“红总”,有人激动地对我说,“一•三事件”十分严重,已死了许多人了,这是阶级敌人向革命造反派报复,血债一定要用血来还!然而,凡造反派说有死人的地方,我一一走遍,却没发现一件死人的证据。
　　得知我们回到南京,江渭清专程来到华东饭店,说:“邢记者啊,请你帮帮忙吧,一定要调查仔细,如实向中央报告啊……”我说:“据我调查,‘一•三事件’一个人也没死,……请江书记放心,我们会妥善处理。”江渭清听了我的话,似乎松了一口气。
　　不久,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见到我说:“你说,那么多人不生产、不干活,非要进京闹什么革命,我们不出动军队,行吗?”许世友对“文革”不满,而且毫不隐讳,但不管怎样,许司令在大家眼里,绝对是忠于毛主席和受党中央信任的战将。
　　
　　
　　“一•二六”夺权风暴
　　
　　1967年初,上海“一月风暴”吹向全国各地。在上海、山西夺权后不久,江苏省造反派多次开会,准备效仿上海、山西,夺江苏省委的权。
　　“夺权”前,我从梁辑卿那得到确切消息,知道夺权行动的时间。按当时口径,党中央要求夺权地区,一定要实行革命造反派之间的“大联合”,新生政权一定要“三结合”,必须有领导干部、革命群众、军队的代表。
　　然而,据我所知,这次夺权主要由“红总”一方组织,他们将江苏省的其他造反派组织排斥在外。一次,他们邀请我参加研究夺权的会议,我看到,造反派的主要精力都放在夺权日期、夺权形式以及夺权后如何发表公告、如何让中央承认等问题上,对如何实现大联合、抓革命促生产、稳定江苏局势等不感兴趣。对此我保留自己看法。1月26日深夜,“夺权派”开始行动。造反派要求南京军区出动一个营的兵力,保护他们的夺权行动。南京军区经请示上级同意后,派出兵力保护了夺权行动。于是,这成了“夺权派”的一大政治资本。
　　“夺权派”将江苏省委十三级以上干部全部押到一个大房间,查封了省委、省政府有关部门,将公章收罗起来,装在一个大袋子里。
　　第二天,南京街头出现铺天盖地的标语、漫画、大字报,两派尖锐对立。“夺权派”说,“一二六夺权”好得很!被称为“好派”;没有参与夺权的“八二七”和“东方红”说,“一二六夺权”好个屁!于是被称为“屁派”……
　　平时我对“八二七”有好感,但是我也参加过“夺权”会议,因此,这两派都说我是他们的支持者。
　　
　　周总理的批评
　　
　　1967年2月中旬,江苏“夺权派”组织“汇报团”,到北京向党中央汇报情况,以求得认可和支持。“汇报团”到达北京后住在西苑旅社。他们在向周总理和“中央文革”汇报时,说他们的情况《解放军报》记者邢文举知道。几乎与此同时,“八二七”等组成的“告状团”也来到北京,住在煤炭部招待所。他们在汇报情况时,也说《解放军报》记者邢文举了解他们的情况。

听说我对这两派的情况都知道,总理当即指示,让《解放军报》邢文举马上进京汇报。很快,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打电话给我说,刚刚接到周总理通知,要你立即赶到北京,不得有误,已经安排军区的“伊尔14”飞机,明天上午保证赶到。
　　我记得很清楚,那架“伊尔14”上就我一个乘客。那天气象条件不好,飞到济南上空,气流造成飞机剧烈颠簸。上午9时许,飞机在北京降落,有人安排我住在西苑旅社。“夺权派”的“汇报团”看到我专程从南京赶来,以为我肯定是支持他们夺权。
　　住下后,“中央文革记者站”通知我,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要接见我,当面听取江苏省的情况汇报。
　　我按时赶到谭震林住处,那是中南海的一处四合院,大屋檐,画栋雕梁,古色古香,但光线很暗,感觉黑乎乎的。我说,江苏省的夺权行动不成熟。夺权的一派不让“八二七”等革命造反派参加,所谓夺权实际就是抢公章。接着,据我所见所闻,汇报了江苏省夺权的前前后后。我的结论是,这次夺权既没有“大联合”,也没有“三结合”,不符合中央对夺权的要求。谭震林听了,跺着脚说道:“这是什么夺权!这是什么夺权!你赶快把刚才说的情况,写个材料上报周总理。”于是,我按照他的要求,写了份简要报告。
　　晚上,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江苏厅接见江苏省领导。我先在另一个房间等候,夜里十点多,女服务员送来一盘小包子,我边吃边等,心里很紧张。毕竟,这是我第一次接受周总理召见。不一会儿,服务员来到我房间,说周总理让我马上到江苏厅。
　　我记得非常清楚,总理一看我进来,立即从沙发上起身,健步上前足足有五六步,没等我敬礼的手放下来,便紧紧地和我热情握手。我的两眼禁不住立刻湿润了。
　　我见过许多首长,遇到类似情况,首长对下属的态度不大相同。下属进门敬礼,有的首长站起来握手,有的首长坐着握手,有的首长点头示意。有的无动于衷,望你一眼就算看得起你了,“中央文革”就有这样的人。相比之下,周总理对我这样一名普通干部给予的礼遇,怎不令人感慨万千呢?回忆至此,我禁不住热泪盈眶。
　　我们坐下后,周总理拿着我写的报告,对旁边的江苏省领导们说道:“你们说,这叫什么夺权!怎么能这样搞派性呢?要搞好‘大联合’,搞好‘三结合’嘛!”说着,他用力跺着脚。
　　接着,周总理对江苏省领导说,我们和少奇同志共事多年,毛主席说他错了,我们就站在毛主席一边嘛,他有什么错误,我们按主席指示,批评他的错误嘛。你们是党的高级干部,怎么能这么做?怎么能支持一派,反对一派!你们知道这给党和国家带来了多大损失吗?
　　说着,周总理又坐在沙发上跺起脚来。在我的记忆里,周总理与江苏省领导谈话时,至少五六次跺脚。批评过后,周总理又嘱咐他们说,你们一定要接受这次夺权教训,回去以后,把江苏省的问题解决好。
　　江苏省领导离开后,周总理将我留下,就我写的那份情况报告,一一仔细询问。周总理的这次接见,一直持续到下半夜两点多才结束。临别时,周总理还关切地问我来自哪个单位,多大年纪,有什么经历,我一一回答。此情此景虽已过去四十多年,仍历历在目。
　　
　　受周恩来和谭震林多次召见
　　
　　第二天,谭震林副总理第二次召见我,地点还是他在中南海的住处。谭副总理问我,你们看,下一步,让江渭清出来工作可不可以?江苏的造反派和广大群众能不能通过?
　　对谭副总理的问话,我有些茫然,我第一次遇到中央首长向记者征求人事问题,一时不知如何是好,这可能是“文革”特殊时期的特殊做法吧。
　　我想了想,只好如实回答谭副总理的问题。我说,如果现在就让江渭清书记出来主持工作,可能困难太大了。因为在江苏,不管是“好派”,还是“屁派”,他们都将江渭清视为“走资派”和刘少奇在江苏的代理人,即使中央想保护江渭清,现在造反派和革命群众也通不过。我建议,请中央领导最好再找一下江苏省两派,征求一下他们的意见再决定。
　　谭副总理没有回答,好像若有所思的样子,既没点头,也没摇头。后来我得知,他果然找到江苏两派征求意见。据说,两派都强烈反对江渭清出来工作。
　　两天以后,“中央文革记者站”负责人徐学增通知我,要我第二天早上准时到中南海,周总理要再次听取我的汇报。第二天早上,我乘“中央文革记者站”的轿车来到中南海西门,看见里面开出一辆轿车,车上走下一位穿军装的干部,要我上了他的车子。车子开到西花厅前,工作人员请我在会客厅等候。
　　大约两三分钟后,周总理夹着一包卷宗,从另外一个房间进来,我向总理敬礼,总理与我热情握手,对我说:“请坐,坐,坐。”我们在铺着绿绒毯子的长条桌前坐下。
　　汇报前,周总理先问我乘什么交通工具到的北京。我回答说,是乘坐许司令派的飞机,他担心我坐火车时间长误事,亲自调飞机,整架飞机就我一个人。接着,周总理让我详细谈谈江苏省委老干部在“文革”中的表现,问我对他们印象如何,嘱咐我一定要敞开谈。


　　于是,我根据平时的了解和印象,向周总理汇报。我说,陈光是书记处常务书记,也是老书记了,他人很稳健,一般不多说话;省委书记处书记李士英,属于造反派“红总”观点,我感觉他有点激进;省委书记处书记包厚昌,人忠厚老实,有时随大流,也不多说话,沉默寡言,对各派的态度不明显;省委常委、统战部长高啸平是江苏省老干部中最早起来造反的,他反对江渭清,认为江渭清忠实执行了刘少奇的资反路线……
　　
　　周总理听取我汇报期间,不时批阅秘书送进来的急件。周总理思维极为敏锐,一边听取我的汇报,一边批示那些急件。我记得,他身边的工作人员曾乘机走到我身边耳语,还站在总理背后打手势。于是,我尽量简明扼要,甚至停下不再说话。但每逢如此,总理便抬起头望着我,示意我继续说下去,还详细询问许多细节,致使汇报一再拉长。
　　我的汇报从上午8点多,一直延续到中午,长达四个小时。这是我单独同周总理在一起时间最长的一次。汇报中,周总理还问起过南京长江大桥的建设情况。
　　时隔数日,周总理办公室通知我再次前往西花厅,这是周总理第三次听取我的汇报。这次的召见时间不长,总理说,现在看来,江苏的问题一时难以解决,如果真有必要的话,可能在全省军管,你从记者角度看,南京军区哪位领导出面合适?
　　面对人事问题,我感到无所适从,觉得难以回答。但是,总理诚恳征求我的意见,我不能不回答。我对周总理说,许司令是军事干部,处理复杂问题, 面对造反派和群众,有时容易急躁。我个人认为,杜平政委比较合适,他政治经验丰富,对造反派工作很有耐心,性格也很温和,善于处理棘手问题,既能服众,又能稳定江苏局势。
　　
　　“密杀令”
　　
　　周总理第三次召见我十多天后的一天深夜,徐学增把我从睡梦中叫起。我来到会议室,见王力和戚本禹已在那里等候。
　　我看到,王力、戚本禹的神情与往日大不一样,会议室里弥漫着一派紧张气氛。他俩拿出两封匿名信的影印件,严厉质问我:“这两封信到底是怎么回事?你知道不知道?”我紧张地接过影印件,看过之后,心里一块石头才落了地。
　　原来,这两封信我早在南京就看过。那是1966年12月的一天,高啸平说,有人在江苏省公安厅的档案里,发现两封神秘信件。信纸是老式的竖写红格宣纸,上面写着流利的毛笔字。我记得,那封信的大意是:渭公:林彪要篡党夺权,请速派人去北京,秘见胡服(笔者注:刘少奇的别名)夫人,号召一、二、四方面军,直取北京,消灭肉体后,报告周总理。
　　关于这封信的来历,有人似乎十分肯定地认为,能写这封信的,在江苏只有两个人,一个是江渭清的小舅子,一个是南京军区副司令员郭化若。当时,我们曾将上述情况写成简报,上报“中央文革记者站”。
　　“密杀令”事件发生后,一些莫须有的传闻在南京上层不胫而走,比如:有人说,江渭清接到信后,曾在省委常委会上说,我们这些老干部跟毛主席没有问题,但是,林彪有没有宗派情绪不一定。据高啸平说,江渭清就这一事件,曾亲自复信让转给党中央。
　　戚本禹严厉地问我们:这么重要的事情,为什么不报告?徐学增说,当时因为没有公安机关调查,在无法弄清真实程度之前,匆忙向中央领导反映,有些不妥。
　　接着,戚本禹问我:“你回北京干什么?是谁让你回北京的?”我如实回答说:“是周总理让我来北京,向他和谭副总理汇报江苏夺权问题。”
　　听完我的回答,戚本禹显得非常不满,既像对我,又像对王力说道:“今后,江苏的问题不要向他们汇报,江苏问题我们得接过来。”
　　听了戚本禹的话,我非常吃惊。我第一次感到,在他们看来,中央并不是一条线、一个阵营。既然如此,我作为中央派出去的工作人员,今后到底听谁的呢?此时,我深感政治斗争的险恶,大有伴君如伴虎之感。
　　我觉得,有些事情我必须解释一下,我对王力和戚本禹说:“是总理找我们汇报的,我乘许世友司令员派的飞机来京,到北京的活动都是‘中央文革记者站’安排,到中南海和人民大会堂接受谭震林副总理和周总理的召见,‘中央文革记者站’的负责人都知道。”我的意思很明显,我作为党员,周总理和谭副总理让我汇报情况,我必须忠实执行。
　　“密杀令”事件一直是不解之谜,直到我离开南京,也没调查清楚。
　　
　　无法说明真情
　　
　　回答完王力和戚本禹的问题后,我回到宿舍,刚刚睡下,徐学增又把我叫醒,说:“中央文革”领导让你找到高啸平,马上赶到钓鱼台康生处,有紧急任务,越快越好。
　　“中央文革记者站”给我派车,我乘车来到高啸平住处,接上他后,驱车来到钓鱼台康生住处。有人引我们来到一间大会议室。记得在场的“中央文革”领导,有陈伯达、康生、江青、王力、关锋、戚本禹等人。

我向在座人敬礼,接着自我通报单位、姓名,室内所有人对我的到来和敬礼,没有任何反应。一瞬间,我脑海中回忆起几天前周总理与我握手的细节,那真是天壤之别啊!
　　我和高啸平在会议室的长条桌一边坐下,会议马上开始。先是高啸平汇报“密杀令”以及江苏“文革”情况。会上,王力的态度似乎显得稍微温和些,戚本禹则一脸杀气,江青更是颐指气使、阴阳怪气,陈伯达的话我听得相当吃力,好多话听不懂。
　　汇报中,戚本禹说:“以后,江苏的问题我们要接过来,你们记者今后要直接向我们汇报,你听懂了吗?”我只好点头答应:“我们可以向你们汇报, 但是通过什么方式汇报呢?”戚本禹说:“你们记者有情况可以直接打电话到‘中央文革’,今后就不要向他们汇报了!”尽管他没有说明“他们”是谁,我也听明白了。
　　高啸平又开始他的汇报,江青望了我一眼,不容置疑地命令我:“邢文举,你做记录,呆在那里干什么!”我不敢怠慢,连忙取出纸笔。江青并不老实坐着听汇报,一会儿站起来走走,一会儿喝水吃药,一会儿走到我的身后,查看我的记录。每当她走到我身边,我就紧张得连气也不敢喘。
　　高啸平汇报说,有人揭发江苏省体委主任历史上有严重问题。江青问康生,这个人不是30年代跟咱们后面的那个人吗?康生马上回答:就是那个人,我当时就觉得他是叛徒。
　　高啸平的汇报结束后,“中央文革”的人七嘴八舌议论起来。有的说:“看来,事情发展严重,现在要把高啸平他们保护起来!”有人说:“高啸平是活口供,决不能发生任何意外。”有的说:“他们现在住的不安全,要立即转移。”有的说:“现在已经没车了,接邢文举和高啸平的车子回去了。”话音未落,陈伯达用浓重的福建口音高声喊道:“用我的车!用我的车!”
　　戚本禹说:“我看还是把他们转移到北京航空学院。”会上的人同意他的意见。戚本禹飞快地写了一个条子交给我:“跟泽东、韩爱晶(均为北京航空学院造反派头目):请把江苏这些同志留在北航保护起来。”
　　于是,我们乘陈伯达的车子,很快赶到“夺权派”的“汇报团”住处,当时,他们那里一共有二十多人,有人把他们一个个叫起来,让他们坐上从南京带来的大客车。
　　夜很深了,我们一行乘坐轿车和大客车,由陈伯达的司机带路,顺利地来到了北京航空学院。我让学院值班的人找到造反派头头跟泽东,交上戚本禹写的条子,他们很快便把高啸平和“汇报团”的人安顿下来。
　　第二天早上,周总理的联络员打电话找我:“邢记者,你知道江苏省的同志都到哪儿去了吗?现在怎么找不到他们了?”我下意识地回答道:“我不知道啊。”话刚说完,马上后悔了,但是已无法更正,只好将错就错了。
　　此事令我终生悔恨,但是,如果我说明真相,“中央文革”肯定要追查我的泄密罪行,我将大祸临头。
　　那天,我禁不住将此事告诉了记者刘家法,刘也来自沈阳,是沈阳军区军事法院的庭长,我们挺熟,可以说知心话。他听了我的倾诉,说:“这下要坏事了!你要有思想准备啊。”他越说,我越紧张,说得我心惊肉跳。
　　然而,事情的发展并不像我想像的那样糟糕。后来听说,总理办公室不知通过什么渠道,找到了在北航的“汇报团”的人,也没有追查我参与连夜转移“汇报团”的事情。
　　几天之后,周总理和“中央文革”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各地“中央文革记者”。会上主要由“中央文革”的人讲话,王力也坐在主席台上,让人递来一张他写给我的纸条。
　　纸条是用铅笔写的,字写得很大,用的是人民大会堂的专用便笺:“邢文举同志:请你把江苏的情况,向总理详细汇报。”
　　我记得很清楚,字条上的那个“举”字,是繁体字。看到王力的这张纸条,我知道,今后,江苏问题我还是向周总理汇报,我猜测,中央还是让周总理处理江苏问题,不然,王力不会给我写这张纸条。
　　我觉得,为今后有据可查,要保留王力这张纸条。因为,如果今后“中央文革”再有人指责我,这张纸条可以作为依据。我将纸条交给南京记者组的负责人郑钧亭看过,对他说:“我一见到‘中央文革’的人,就感到十分紧张。”
　　但是,想不到我保留的这张纸条,后来成为我的罪状和把柄。我接受审查时,有人批判我说:你保留王力纸条做什么?你为什么说一见到“中央文革” 领导就紧张,你心中没鬼,紧张什么?你要老实交待!王力的这张纸条,我保留了很长时间,每来运动,上面就审查我,一气之下,我把纸条毁掉了。
　　(选自《老照片•第59辑》/冯克力 主编/山东画报出版社/2008年6月版)
　　
　　1933年2月,我出生于吉林省九台县,1950年11月,从学校参军参加抗美援朝,1953年4月,在朝鲜火线入党。1965年,我在沈阳军区后勤部七六七仓库政治处任宣传干事,被抽调参加社教工作团,在黑龙江通河县搞了一年多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
　　1966年9月,“文化大革命”风起云涌,社教运动告一段落,我返回原单位。
　　回到仓库,政委南荫堂告诉我,沈阳军区后勤部来电话,通知借调我到北京总政工作。南政委不愿让我走,给沈阳军区后勤部朱士焕政委打了电话,受到朱士焕的批评。
　　沈阳军区后勤部的干部处长和保卫处长一起来到我们仓库,找我谈话说,组织调你到北京去,工作非常重要,你一定要好好表现,现在正进行“文化大革命”,是组织考验你的时候,一定要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
　　说实话,听说要借调总政,我深感受宠若惊。我当然无法料到,此行虽然只有十六个月的时间,却影响和改变了我的后半生。
　　
　　名义上的“钦差大臣”
　　
　　1966年9月9日,我从沈阳乘火车到北京,除我们沈阳军区三十多人外,还有来自北京、济南、广州军区的同志,共约二百人。人员到齐后,便召开了会议,总政副主任刘志坚讲话说,中央调部队同志参加“文化大革命”,到新成立的“中央文革”做记者工作。接着,“中央文革”成员王力讲话,那时的王力,是颗正在上升的“新星”,不少人以能见到他、聆听他讲话感到荣耀。
　　王力说,调你们到“中央文革”工作,任务是到各地观察“文化大革命”情况,你们一定要紧跟毛主席,紧跟“中央文革”,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领导讲话后,“中央文革记者站”负责人徐学增说,我们是“中央文革记者”,到各地是以《解放军报》记者的名义公开活动,主要任务是观察“文化大革命”,反映各地情况,向“中央文革”报告,站不站在造反派一边,是立场问题,是对毛主席的态度问题。
　　徐学增是新华社资深军事记者,战争年代写过不少报道,为人忠厚老实,对组织一向忠诚。后来他被整得相当厉害,曾和我一起被关在“中央文革”的“小号”。
　　“中央文革记者站”为我们照相、办证,我们就算是《解放军报》记者了,但实际是为“中央文革”提供报告情况。办公地点设在北京花园村。后来又增加了一批人,他们的身份是《红旗》杂志的记者。陈伯达、江青、康生、王力、关锋、戚本禹等人,曾多次接见我们。
　　
　　看大字报被扣留
　　
　　集训和学习结束,沈阳军区205医院政委禹福春、23军某部教导员郑钧亭和我三人被分配去江苏省,住南京军区。禹福春是医院政委,被指定为“中央文革”南京记者站负责人。
　　我们的火车是早上到的南京,南京军区派人来车站接我们。令我感到吃惊的是,军区政委杜平在华东饭店等候我们,并亲自陪同我们,下榻饭店四楼的高级房间。杜平是我们的老首长,在朝鲜,他是志愿军政治部主任;在沈阳,他是沈阳军区政治部主任。
　　华东饭店被南京人称为“AB大楼”,据说过去是美国顾问团的房子,后被南京军区用来接待高级干部。我们被安排住在一个套房里,外面有会客厅,安装了红机子保密电话,可直接和“中央文革记者站”通话,也可和中央一号台通话。
　　杜平交代南京军区司令部管理局,给我们配备了车辆,随叫随到。我们在华东饭店就餐,每人每天交六角钱,每餐四个菜,不足部分,由南京军区补贴。
　　当天晚上吃过饭后,我们三人就来到南京市委看大字报。我们刚到南京,只有南京军区许世友、杜平等主要领导清楚,江苏省委对我们的身份一无所知。按当时的中央指示精神,军队指战员不许介入地方“文革”。因此,大字报栏前出现了三个穿军装的人,立即引起了市委警卫战士的警觉。我们无法向他解释, 只能告诉他,可以直接请示南京军区许世友司令员、杜平政委。后来我们得知,他们得到的回复是:这三位同志行动自便,不要干预他们的类似活动。
　　
　　经过“导演”的常委会
　　
　　早在我们这些“记者”到各地前,各省、直辖市、自治区党委都收到了“中央文革”的通知,今后,将有“中央文革记者”列席党委常委会。
　　到达南京第二天,禹福春让我联系列席省委常委会。我用红机子直接要省委办公室,接电话的是省委一位姓姚的秘书长。听得出来,他们已接到通知,并不感到突然,还代表省委领导,对我们表示欢迎,希望我们今后多帮助、多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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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思，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