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国平：谈张春桥

tuffy05

转自<改造与建设>2005-06-01 http://www.bjsjs.net/news/news.php?intNewsId=2546

“四人帮”重要成员张春桥逝世的消息传来，原“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司令潘国平与笔者就此事作了交谈。文化大革命中连毛泽东都称他为“潘司令”的潘国平，最初曾经是张春桥的谈判对手，后来成了他在上海长时间的“事业伙伴”。张春桥担任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主任的时候，潘国平是市革会副主任。九年前我采访过潘国平（“工人造反派与中国人权运动”——详见《流亡者访谈录》一书，2005年夏费尔出版），所以这次讨论有许多熟悉的话题，潘国平对张春桥的评论给笔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张春桥冒死签字 毛泽东大加赞扬
　　
　　我们的谈话自然从“安亭事件”说起。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初，潘国平王洪文带领刚刚成立的“上海工人造反总司令部（工总司）”成员一万多人乘火车上北京，希望得到周恩来总理接见，承认这个组织的合法性，却被上海市委设计困在离上海不远的小站安亭。被困的造反队员多次拦截北上火车，包括特快国际列车，使得京沪铁路几乎瘫痪，这就是震惊全国的“安亭事件”。当时华东局书记韩哲一打电话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陶铸，陶铸在刘少奇、邓小平靠边后主持中央日常工作。陶铸指示不能支持上海工总司。以后陶铸向中央政治局常委报告，包括总理周恩来、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等人共同作出的决定也是不支持成立全市性的跨行业组织，要工人回上海，由市委解决问题。工总司则表示不达目的不回上海。于是中央文革派张春桥前来处理安亭事件。张春桥一到安亭现场就要工人回上海，当时指挥现场工人的潘国平坚持要张春桥承认工总司是革命组织，否则不回去。面对睡在列车与铁轨之间的一万多工人。潘国平与张春桥一番辩论，组织工人当场控诉上海市委对造反派的迫害。张春桥最后对工人发表讲话，表示一定把上海工人受资反路线迫害的情况向毛主席和中央文革反映，同时承认工总司是革命群衆组织，表示支持上海工人造反派，也要求大家回去。于是潘国平和王洪文就让工人们回上海，但是队伍不解散，集结到文化广场。工总司继续施加压力，潘国平“得寸进尺”地要求张春桥提供“承认我们是革命群衆组织”的书面文件。
　　
　　回到上海的第二天下午在文化广场会议室，张春桥与潘国平在双方约定的“五条”上面签了字，其中包括承认工总司是革命的合法组织，工人被迫北上是革命行动，其后果全部由华东局、上海市委负责，上海市委书记曹荻秋必须公开检查，对工总司今后工作要提供方便。张春桥在第二条上亲笔加了一句：“以后碰到类似的情况应派少数代表”。“安亭事件”到此告一段落，上海最大的工人造反组织得到了中央文革的肯定，潘司令在工总司的领导地位也得到了公认。
　　
　　潘国平后来知道张春桥在这一事件中玩了一次政治赌博。当时“文化革命”刚刚开始，中央文革尚无后来那样的巨大权威，党内右派官僚抗拒文革的势力非常强大，张春桥的地位也很脆弱。在陶铸被打倒之后张春桥告诉潘国平，来上海之前中央政治局常委都找过他，方针是不能妥协。他的任务就是把事情处理好，恢复铁路交通，劝导工人回上海，否则回去无法交帐。当时中央常委的决定是不支持工总司，而张春桥却最后表示支持工总司，他冒了杀头的风险。张春桥签字以后把“五条” 汇报给中央。当时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在毛泽东的书房里举行，陶铸指责张春桥是“先斩后奏”，毛泽东却肯定了张春桥的处理。毛后来在文件上写道：“春桥同志的处理是正确的，总是先有事实，后有慨念，可以先斩后奏。”张春桥处理安亭事件这一着棋，符合毛泽动的文革大战略，深得毛的赞同。以往毛泽东对张春桥的赏识主要是在理论上，这一次实际上让张春桥在毛泽东面前显示了他处理重大事件的能力。
　　
　　张春桥善用潘国平 发脾气指责王洪文
　　
　　潘国平说，安亭事件之后张春桥对他有一种微妙的态度。张春桥曾经对王洪文讲，从处理安亭事件的第一天起，他就决定要用王洪文而不是潘国平，因为潘国平很难驾驭，而王洪文在张春桥面前很温顺。上海一些红卫兵头头也说张春桥像佛一样敬潘，像贼一样防潘。“敬”是因为潘在安亭事件中逼张下注，使他大赢了一把； “防”是因为潘实在不大听话。张春桥后来还耿耿于怀地说潘国平在安亭谈判中要挟他，逼他。张春桥后来要潘国平处理复旦大学三派红卫兵的大联合问题时也对徐景贤说过，上海不光是工总司听潘国平的，红卫兵也听他的。潘与许多红卫兵组织的关系确实很好，所以张一直想利用潘国平，同时又竭力提防、限制潘国平。
　　
　　潘国平记得，张春桥与很多人发过脾气，对潘却从来没有发过脾气，这种关系连得王洪文也一直没有弄懂。王洪文后来几次要把潘国平整下去，在他当了中央副主席之后把潘隔离起来，写报告要把潘国平以“反革命”罪逮捕。张春桥为此大发脾气，对王洪文说：“洪文同志，我现在要叫你王副主席，你知道不知道你把潘国平打成反革命，把我放在什么位子?主席肯定处理安亭事件的谈判，难道我是跟一个反革命谈判，签订协定?”因为张春桥的态度，王洪文整潘也就不了了之。张春桥对王洪文说过，不是要重用潘国平，而是不能把他推到对立面去，他后面有一大批人。张春桥认为潘国平的能力不在王洪文之下，让潘国平在市革会担任一个职务，对潘是一个约束，潘国平就不能反对市革会了。潘国平由此领教了张春桥的老谋深算。
王张江姚四人做比较 政治能力首推张春桥
　　
　　在王张江姚“四人帮”中，潘国平认为张春桥搞政治很有能力，也有学问。对王洪文，潘国平一直没有把放在眼里，认为工总司成立时王洪文基本上没有起什么作用，安亭事件的关键时刻又缩头缩脑。一九六七年聂元梓到上海对潘国平说王洪文有野心，搞小动作，潘没有在意。“上海人民公社”和市革会成立后，潘国平一直是常委及工总司负责人。直到一九六八年初张春桥在市革会和工总司里成立党的核心小组，因为王洪文是党员，才由王担任主要负责人。一九六九年潘国平与王洪文发生争执，一气之下回工厂劳动，三个月没有到工总司上班。王洪文就把自己的亲信安排到各个岗位，事后又以市革会党的核心小组名义决定潘国平下厂劳动，保留潘在市革会、工总司的职务。此后王洪文地位青云直上，潘过平则开始走下坡路。王洪文当上中共中央副主席后，同是市革会、工总司负责人和老造反“战友”的王秀珍让潘写信给王洪文“表示表示”，潘没有理会。一九七五年王洪文回上海，市革会开全委会欢迎王副主席，很多人围上去握手，潘也没有理睬王。潘国平始终认为王洪文只有一种保卫干部的小计谋，没有雄才大略，文化水平一般，理论素养也差；但在抓权、整人上有些办法。不过侭管他后来的地位比江青、张春桥高，但他还是听命于江和张，成为一个特定条件下的悲剧人物。
　　
　　对于江青，潘国平回忆张春桥私下说过江青“成事不足，败事有馀”，认为说得不错。一九六七年一月上海夺权之前在北京参加全国造反派负责人会议上，潘国平与江青也吵过架。那时毛泽东肯定了上海的《紧急通告》和《告全市人民书》，因为当时周总理要原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出来主持工作，潘国平就在北京的会议上提出由中央任命比较好的干部出来工作，造反派监督他们是否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江青当场就说这个观点是错误的，叫潘国平不要讲了。潘说，“中央文革不是说好话坏话都要让人讲完嘛，你也要让我讲完呀。”江青也没有想到会有人敢顶撞她，就对大会说：“你们说他的观点对不对?”下面的人就大叫：“不对”。“要不要让他说下去?”“不要”。潘被赶下台，心中不服，就写了一张纸条给在场的周恩来，要求继续发言。周恩来收到条子就拿了话筒说，“潘国平同志，你的意见我知道了，过两天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将讨论夺权问题，我一定把你的意见带上去，今天你就不要发言了。”这样也就不得罪江青了。开完会，江青说“上海的潘国平留一下”，潘吓了一跳。在休息室江青和潘握手，又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过。江青说上海来北京上访的工人很多，要潘国平这个司令把他们带一点回去，减轻一点北京的压力，“这是中央交给你的一个任务。”周恩来也要潘做做工作。潘就当场答应。江青、周恩来各自给了潘电话号码，还派了车和联络员。过两天潘把上访工人的事情处理好，就给周恩来打电话，周说毛主席在中央会议上决定全国夺权，上海正在筹备，要潘马上赶回去，已经准备好了飞机票，潘就回上海担任了“上海人民公社成”立大会的执行主席。
　　
　　比较起来，张春桥是“四人帮”中最有政治手段、能力的一个，而且在被捕之后张在审判庭上不屈的表现，还赢得一些人的几分尊重。
　　
　　毛泽东的忠实工具 “四人帮”应获得平反
　　
　　潘国平从张春桥之死提出的一个重要想法是要为“四人帮”平反，侭管他对江青、王洪文没有是么什么好感。潘国平回忆起上海造反派的许多行动在当时都得到了毛泽东的直接肯定，从发动“一月革命”，“上海人民公社”成立，乃至砸“上柴联司”的武斗，实际上文革大局都是毛泽东驾驭的。一九六七年潘在一次会议上见过毛泽东，毛说：“潘司令，久闻大名，如雷灌耳，未谋其面”。毛泽东对上海的情况非常了解，上海是他发动文革的基地。毛作为伟大领袖，善于利用人民群衆，把它引到自己设定的方向上。毛泽东支持张春桥对安亭事件的处理，肯定了《紧急通告》和《告全市人民书》，肯定了《文汇报》和《解放日报》的夺权，都是这样。在上海一月革命的夺权上，周恩来试图让陈丕显出来，策划的方案与毛的设想不一样，就不能实现。而中央文革是看毛泽东的颜色行事，想办法使自己的行为符合、体现出毛的意图。最好是毛心里想的还没有说出来，他们就能做出来，然后得到毛的肯定，安亭事件就是这样。中央文革是毛泽东推行文革的工具，“四人帮”也是这样的工具。\n　　
　　“上海帮”或者“四人帮”的兴盛与毛泽东有不可分割的关系。张春桥、姚文元是毛泽东从上海要去的，张春桥关于资产阶级法权的理论，姚文元的批判文章，非常符合毛泽东的心意。王洪文也是毛亲自点名到中央的。潘国平记得有一次张春桥在康平路市革委开会之后与工总司常委打招呼，说这些人的材料都从原单位调出来了，是主席要看，让大家不要紧张。汪东兴有一次在上海也和潘国平说起这个事情。毛调看了王洪文、潘国平和耿金章三个人的材料。张春桥后来说耿是流氓无産者，在国民党部队中当过兵，说潘国平太年轻。估计这也是毛泽东的意思。张还说有一次毛主席问他王洪文会不会写文章，张希望大家多读书写文章。所以，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际的政治行为上，要把毛泽东与“四人帮”分开是不可能的。如果毛泽东发动领导文化革命无罪，“四人帮”也就无罪；“四人帮”有罪，毛泽东也有罪。
　　
　　毛泽东逝世之后，中共另外一批当权者给张春桥和“四人帮”定的罪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反革命。潘国平认为如果真是这样的“三反”，那么中国民主运动应当为“四人帮”平反，因为他们成了推翻独裁体制的先锋功臣；如果不是这样，中共当权者就应当为“四人帮”平反。实际上，江青、张春桥自有野心，但是他们对毛泽东忠心耿耿；他们是中共党内权力斗争中一个失败的派别，而不是“反革命”。从中国民衆的角度，也不要把文化革命的全部罪恶都算在“四人帮”头上，历史应当给他们一个公正的评论。\n　　
　　我以为，在文化革命中的高处和深处多年挣扎过的潘国平对“四人帮”和张春桥的独到见解与判断，值得人们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