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孜仁：文革时我在重庆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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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时我在重庆大学

周孜仁

　　１９６６年，我２２岁，即将从著名的重庆大学毕业。夏季来临，校园小路夹竹桃鲜
花盛开。我以优秀的专业成绩修满五年，终于在“潜水电机”（我的毕业设计课题）总设
计图上签下了我的名字：距离工程师的梦想，于我只有一步之遥。但是我不敢高兴，因为
，要最后在“工程师”头衔前取得那年代必要的定语：“红色”，我还有艰难的路要走。
共产党的教育方针——从初等教育到高等教育——有明确规定：“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
务”。除了学习专业知识，学校当局首先要求学生成为政治工具，成为“又红又专”的“
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所有受教育者概莫能外。学习内容当然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更具体说，就是毛泽东思想，因为毛泽东的理论表述得最中国化，最直白：“共产党的
哲学就是斗争哲学”，人类几千年的文明史，就是“阶级斗争史”，就是“枪杆子里出政
权”，就是“阶级斗争，一抓就灵”、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直到
１９７６年他病入膏肓，很快龙驭宾天之时，还躺在床上喃喃呐呐、口齿不清地发布“最
高指示”道：“八亿人口，不斗行吗？”

一、主题就一个：阶级斗争和仇恨

　　年轻人最爱读小说、看电影、听歌曲，而我们的年轻时代，能接触到的所有文艺作品
，主题就一个：阶级斗争和仇恨，于是头脑里就只铭刻了一个概念：人与人的关系，不是
“革命同志”，就只能是“阶级敌人”，就只能你死我活，就必须“像严冬一样严酷无情
”。那时提供给青少年学习的榜样，从雷锋到王杰、从刘英俊到欧阳海，他们成天提心吊
胆关注的，总是军营门口磨剪子的小手艺人、公社大田里偷吃蚕豆的饥馑饿夫，走街串巷
叫卖糖葫芦的小贩……是不是都在暗中颠覆共产党江山？

　　为了批量制造与这些敌人斗争的革命者，我们要求像中世纪的信徒那样克己、苦修、
禁欲、忠诚、蔑视私人情感、抛却个人自由，绝对服从各级教权组织和忏悔牧师，不需要
也不允许独立的理性思考。你只用到革命领袖的教诲里去寻找生存的理由，依靠“神谕”
行事就行了。我们都渴望用神圣的献身来证明自己。

　　大学毕业的前一年夏天，我和同学们曾被派去大巴山区参加为期半年的所谓“社会主
义教育运动”（即所谓“四清”），发动山民揭发批斗乡下的“走资本主义的走资派”。
大巴山区穷得叮当响，我所在的达县申家公社十三大队，日工分值仅一毛三分钱（即一个
全劳动力干一天农活所得），吃饱肚子尚大成问题，哪儿去找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作为
对农村社会一窍不通的大学生，我只能绞尽脑汁触发自己内心的仇恨并煽动他人的仇恨，
钻头觅缝寻找好吃懒做的所谓“贫农”充作积极份子，煽动他们去揭发批斗日子相对好过
的“生产队长”，批斗早被剥夺得一无所有的“地主”、“富农”，闹出许多荒唐却让人
落泪的故事。除了在国内需要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对域外情况一无所知的我们还被告
知，世界三分之二阶级兄弟都在受苦受难，生活在“水深火热”中，而中国原来的社会主
义“老大哥”苏联、还有整个东欧阵营，全都“变”了！“右”了！“修”了！成为了美
帝国主义和国际反动派的“帮凶”。整个世界都已堕落，等待中国的“革命十字军”前去
拯救。

　　就这样，我们那一代年轻人，于是满心渴望成为拯救世界的天使，等待在未来血与火
的人生历练之中，成为小说、电影里的柯察金（前苏联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主人
公）、江姐（革命小说《红岩》的主人公）和林道静（小说《青春之歌》的主人公）那样
的英雄，为虚妄而壮丽的事业献身。

　　这样，我的大学毕业之年，机会终于等来了。正好我整日扑在绘图板上设计我的潜水
电机，《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开始连篇累牍刊发的社论、文章，批海瑞、批邓拓、
批吴晗、批廖沫沙、批翦伯赞、批《燕山夜话》、批《三家村札记》……满纸弥漫火药味
。年轻人眼里，这都是共产党和学界的大老啊！接下来的事情愈发耸人听闻，重量级更高
的大人物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也纷纷成了“黑帮”；毛泽东宣布：十七年
的教育界是“资产阶级专政”、中宣部是“阎王殿”、文化部是“死人洋人部”、外交部
是“三和一少部”、中联部是“三降一灭部”……还有甚么“二月兵变”之类。毛泽东的
江山果然岌岌乎殆矣，必得要我们奋起保卫了。大幕訇然拉开，等待未来的明星演出，那
时刻年轻人的兴奋、激动、跃跃欲试，可想而知——虽然发生在北京的故事离开我们重庆
还显得有些遥远。

二、向重大校长郑思群开刀

　　很快，让单纯的重庆天使们大感惊异的事情在自己身边发生了：１９６６年６月，中
央电台广播了北京大学所谓“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这是毛泽东为了大乱天下亲令点
燃的第一把火。重庆市委闻声而动，即刻向重庆大学派来多达数百人的工作组，直接对党
委书记兼校长郑思群开刀。那年月，即便最普通的共产党员，在大学生眼里都是纯洁高尚
的圣徒，各级机构的党委、党支部、党小组，都是革命枢机派来训牧愚氓的神圣代表。重
庆市委的工作组理所当然受到了大学生们不需要理由的尊崇，可惜很快，大学生却发现工
作组的所作所为，咋和每天背诵的训条不一样啊？《毛泽东语录》大家早背得比数学公式
、物理定理更加滚瓜烂熟，比如：“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下车伊始，就哇喇哇喇
地发议论、提意见，这也批评，那也指责，其实这种人十个有十个要失败的”。可是，市
委工作组偏偏一进校就开宗明义宣布，他们是揪“郑思群黑帮”，摸“郑老虎的屁股”来
了。更让人惊讶的，他们整理的郑思群“十大罪状”之一：“里通外国”，具体例证竟然
是中苏交恶、苏联专家撤离重庆大学时，郑思群给专家每人送了一册校园风景照！虔诚的
年轻大学生是容不得教义被人玷污的。漏洞百出的“十大罪状”让我们这帮学生第一次发
现，工作组为了政治功利，也会背离事实胡编乱造，倘若年轻人不接受他们的谎言，就会
被打为“阶级敌人”、“右派”。

　　只是，文革既然是毛泽东亲自发动，亲自操弄，最高神谕一律都通过《人民日报》和
中央电台直接向全社会每一个人发布，各级党委派出的工作组都不再能垄断解释权和中介
权。这有点像路德（Martin　Luther）首倡的新教教义，信徒只要凭借心灵的真诚，便可
与上帝直接通话，“因信称义”。大学生们确信真理在握，于是无所畏惧；相反，故步自
封的市委工作组坚信１９５７年置无数知识分子于死地的“反右”杀伐是对付大学生的不
二法器。这样，工作组将我和我的朋友们内定了“右派”，梦想运动结束“秋后算账”；
而我们，准备好了为捍卫教义的纯正而献身。这现象也正像马克思评说新教革命：“破除
了对权威的信仰，恢复了信仰的权威。”毛泽东的文革正是要摧毁所有基层官员的权威，
取而代之的是对毛泽东及其“思想”的唯一的、最高的权威。

　　我们坚持对抗还有一个原因：校长郑思群也是老共产党，资格和行政级别比市委书记
还高呢。再说，他具体地生活在大学生身边，身材修长，眼窝深陷，很像１９６０年代年
轻人革命教科书、小说《牛虻》主人公阿瑟（Arthur　Burton）的忏悔神父蒙泰尼里（Pa
dre　Montanelli）那么端庄慈祥，要赢取得年轻人幼稚的尊崇之心绰有余裕。这就出现了
第二个问题：和蔼可亲的老共产党校长和处处背弃领袖教义的、蛮不讲理的市委工作组，
到底谁是真的革命圣徒？大学生断然选择了前者。工作组恶狠狠地以“右派”帽子相威胁
，得到的只有大学生更强烈的反弹和用《毛泽东语录》做武器的嘲弄与奚落。工作组无计
可施，干脆直接动手，将郑思群押解到嘉陵江边一处叫松林坡的秘密地点进行地下批斗。

　　据郑思群夫人、重庆市委党校副校长吴耕书女士事后对我说，郑被关押前夜，夫妇二
人曾有一次达旦长谈，她感觉丈夫对于共产党内部的政治恶斗已万念俱灰，决定一死了之
。８月３日，郑思群果然在监视室避开管理人员，用藏匿在《毛泽东选集》中的半片刮胡
刀，出手迅疾地割断颈动脉：顷刻间血喷如注，将墙壁染得一片鲜红。眼见工作组逼出了
人命，重庆市委的头头脑脑迫不及待宣布郑思群“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命令立即火
化尸体，清洗死亡现场。

　　郑思群之死让重大学生对于共产党市委曾经的迷信彻底破灭，仇恨的旋风迅速卷起。
他们根本不相信郑思群这个伟大的圣徒、共产党高级干部会自杀，而是遭遇了谋杀。因为
事件发生的时间太短暂，仅仅几分钟，而且死亡现场被清洗得如此迅速干净。一个很有刺
激性的故事于是开始了。为了追寻阴谋的真相，他们自发地在死亡现场轮流值守。来自不
同系班的同学们，在松林坡山风夜露之中，日夜不息地交换观点，燃烧仇恨。对曾经神圣
的基层党机构的信仰开始崩塌。我们确认工作组和市委已经背弃了毛泽东的教义，堕落为
“修正主义”异教徒，事情至此，我们心中只剩下了对于教义和最高领袖的绝对信仰。基
层党委用来训导我们的武器，现在反过来对准了他们自己。

　　恰恰这个时候，毛泽东宣布全国大专院校的工作组，都是他要打倒的政敌刘少奇背着
他私下搞的邪行，必须全部撤销。我们理所当然感觉毛泽东再一次解救了自己。我们决定
走向街头，向全市人民说明真相，彻底追查谋杀郑思群的幕后真凶。重庆大学几千同学抬
着〈致全市大专院校革命师生的公开信〉的大字报走去其他学校串联——先是重庆建筑工
程学院，接下来是重庆师范专科学校，时间是１９６６年８月１５日，地点是重庆师专广
场。几万人——有闹事的学生，也有当局组织前来围攻的工人，还有围观的群众——山城
重庆４０度的炎炎烈日下，闹腾了整整一天——这场轰轰烈烈的群体喧嚣，就是著名的重
庆“八一五事件”。

　　需要说明的是，这封公开信后来被称为“重庆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正是出自我
的手笔。记得写信那一夜，我自觉满腔热血沸腾，正在书写历史。我当然不知道，正是这
个文稿成了我漫长人生噩梦的起点。

　　还需要说明的是，后来的事实说明，包括重庆市委在内的各级当权者，对于毛泽东这
场突如其来的运动到底要干甚么，事实上一无所知。他们以为这次所谓“大革命”，无非
是共产党执政后多次整人运动的再版而已，既然加了“文化”二字，无非是要在文化教育
界抓些个倒霉蛋来开刀罢了。郑思群性情孤傲，潜心教育，于官场离群索居，因此不幸被
选中了：不管从级别、社会影响力、还是便于向上司交差，用郑思群祭旗都该是既简单又
利索的，没想到这一次偏偏撞了南墙。“八一五事件”后第三天，８月１８日，毛泽东便
身着绿军装，臂箍印有“红卫兵”三字的红袖套，登上天安门检阅“文化革命百万大军”
，公开号召全国学生造反。曾被称为“红卫兵节”的场面之狂热、野性、恐怖，让人想起
潘多拉魔瓶中呼啦啦奔窜而出的魔鬼。接下来，这些“天兵天将”便开始满世界破“四旧
”（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冲商家，砸庙宇，抄家，提着铜头皮带暴打老
师，把教授学者一批批押解批斗……消息传来，重庆大学的学生们兴奋雀跃，很快也成立
了战斗团，正式开始与市委进行集团作战。为了纪念造反举事的日子，他们把自己的组织
取名“八一五”战斗团。

　　掌握着生杀大权的市委当然不能容忍自己的地位受到挑战。他们针锋相对，也立即组
织一批年轻人成立一个叫“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的保皇派队伍，动员他们控制的所有病态
力量对造反派进行反击。他们编造了一个子虚乌有的“八二八惨案”，说是８月２８日这
一天，重大“八一五”学生围攻江北区一所名不见经传的中学，丧心病狂地将一名女教师
头发扯光，裸体游街，用两扇门板将一驼背老师夹在其中整形取乐，还将一名叫季开阳的
医生打得“脾破裂”……官方用天方夜谭式的谎言煽动起重庆市全民的仇恨与声讨，让初
入政治幼儿园的大学生顿时深陷重围，不知所措。我们孤立无援，数千人只好夤夜出发，
高唱着“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徒步上北京，找最高神灵直接求助。

　　如果用赌博的术语说，这一次，造反派的宝确实押对了。这一回，毛泽东确实想要摧
毁自己建立起来的官僚体制，试图用一个“天下大乱”来达到另一个由他及其思想绝对主
宰的“天下大治”。有北京的支持，“八一五”迅速扩大成了涵盖全市的包括工人、农民
、干部和群众的庞大群体，重庆市委罪错已成，节节败退。毛泽东对大学生不断给予神谕
，他们于是力大无穷。到１９６６年底，仅仅几个月工夫，保皇派便彻底垮台，重庆市委
的大老们像是被最高当局遗弃了的一袋袋土豆，只能被群众组织提来扔去，乖乖接受戏弄
和批斗。造反派得意洋洋地进驻了原来可望不可即的政权机关。那一刻，喜欢精神自慰的
大学生，于是非常庄严地想起苏俄“十月革命”，水兵和工人呼啸着占领冬宫。

　　８月造反之初，重庆曾出现过一首儿歌，叫“保皇有功，麻饼两封，保皇有赏，麻饼
二两”，那年月全民生活困难，吃麻饼属于高档享受。穷学生闹革命，日夜折腾，经常饿
肚子，而保皇派“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值夜班却有麻饼作夜宵。这首儿歌至少说明了权力
是多好的东西！造反次年伊始，毛泽东正式号召“全国全面夺权”，于是一夜之间，麻饼
就该轮到造反派来吃了。

　　古往今来，无数历史事实都毋庸置疑地证明了，人世间最强猛的腐蚀剂，就是权力。
印把子一旦落到造反百姓手里，曾经神圣的、梦想拯救世界的勇士很快就遭遇了诱惑。事
实上，已经变得队伍庞大的造反派，早已鱼龙混杂，除了纯洁的天使，还有为数不少、愤
懑于社会不公的底层穷汉、被历次运动整肃的政治贱民，甚至饱受羞辱、企图拼死一搏的
野心家、冒险家……他们从来没有抱负救赎世界的使命，只是因为仇恨当局的胡作非为而
走进了同一条战壕。现在好了，夺权开始，为了分享更多权力的“麻饼”，怀抱不同目的
的造反派们，开始在私底下霍霍磨刀。

　　这样，原来在“同一条战壕”“浴血奋战”的战友，很快分成势不两立的两大派，在
重庆是“八一五”和“反到底”；在四川是“八二六”和“红卫兵成都部队”；云南是“
八二三”和“炮兵团”；安徽是“好派”和“屁派”；湖南是“湘江风雷”和“高司”；
广东是“凤派”和“旗派”……大家都懂得只有占领政治制高点才能压倒对方，因此现在
他们唯一需要做的，就是在尊奉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姿态上，必须表现得比对方更忠诚
，更疯狂，更不要命。这很像历史上发生过教派之战，双方都以维护教义纯正为利剑，去
刺穿对方的咽喉。我担任《八一五战报》主编，我要做的，就是用从《人民日报》、《红
旗》杂志社论，以及原来政治辅导员那儿学来的词汇，恶狠狠地将对方诅咒为“右派翻天
”、“阶级报复”、“牛鬼蛇神”、“混账王八蛋”；发誓“敢同恶魔争高下，不向霸王
让寸分”；歇斯底里地呼唤：“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

三、武斗开始了

　　很快，文字的诅咒已根本无以发泄彼此的仇恨了，必须改用武器来发言，改用血与火
来证明自己对教义的忠诚，于是武斗开始了。先是冷兵器：石块、弹弓、梭镖、金属棒…
…我曾亲身参加过一次解救“战友”的战斗，事情发生在重庆北碚西南师范学院。该院“
反到底派”将“八一五派”组织“春雷”赶去图书馆楼顶，然后炸断楼梯，燃烧棉被，撒
上辣椒面和“六六粉”，企图用剧毒的火烟熏死困在楼顶的同学。市区的“八一五”于是
上千人、分乘几十部卡车夤夜赶去解围。我也手持金属棒参加攻打大楼。战地矢石如雨，
我腿部被砸，最终带伤冲上了对立派占领的楼头。我至今记得那一刻，仇恨已完全控制了
我的大脑，对于有生命的投降者和没有生命的物品：脸盆、水壶……统统挥棒打去、砸烂
，方才解恨。事后我在日记上写了一句：“那一刻，我才明白甚么叫做：‘杀红了眼’。
”

　　冷兵器很快过时，热兵器开始登场——重庆是著名的军工生产基地。除了飞机之外，
坦克、军舰、榴弹炮、机关枪……全部从兵工厂的仓库里搬出来厮杀——完全是你死我活
了。道路已经断绝，重庆被两派切割成了若干割据区。印刷成了问题，我们的报纸最高发
行到几万份，现在只能在学校的小作坊印刷一两千份以维持它的存在。而血肉模糊的死尸
，则天天在呼啸的喇叭声中一车车拉进校园。一位负责尸体处理的同学，他的绰号成了经
历过重庆文革的人几乎都能记起的名词——“尸长”，这个喜欢助人为乐的“活雷锋”在
回忆录里这样绝望地写道：每天看到战场上拖下来那么多“血腥的尸体”，“我甚至想过
，万一打不过，有朝一日……就用一颗手榴弹与他〔指对立派的‘敌人’〕抱在一起同归
于尽，为死者报仇。像当今伊拉克那些‘人弹’对待美军一样。”

　　从天使到魔鬼，就只有一步之遥。

四、战争中的同学

　　下面需要说说战争中我的同学了。

　　李盛品，机械系一年级学生，从川北山区考来的农村孩子，喜欢梳偏分头，一看便是
那种土气又乖巧的好孩子。１９６７年８月，我在《八一五战报》第三十五期用了一个整
版刊登他的故事，还有他的书信和日记摘抄。我称他的日记为“青年英雄的壮丽史诗”。
他的信是写给女朋友的情书。那年月青年人耻于谈恋爱，因为那将被指责为“资产阶级情
调”，因此该书信发表时我特意把“女”字删去。情书写于武斗初起，还来不及付邮信的
作者便死了。情信对女友说：“阶级敌人随时到在梦想变天，我们怎能睡大觉？……现在
的问题是将文化革命进行到底还是夭折的问题。毛主席早已下了决心，要把文化大革命搞
深搞透。现在是决战时刻，是关键，我们一定要努力奋斗，不怕牺牲。”他告诉女友，“
为了制止武斗，宣传群众，掌握斗争大方向”，他将到一个“比较危险的”地区去。他没
有告诉她，他将在身上挂满手榴弹去前线送命。这是重庆大学自制的土手榴弹，质量大成
问题：引爆时间有长有短，为了确保手榴弹扔出后准确引爆，他把手榴弹拉掉引信，准备
握在手上延迟一段时间再扔，不幸的是，他拉响的这一枚炸弹引爆时间恰恰很短。他粉身
碎骨了。在没来得及寄出的信中，他这样写道：“我若有甚么不幸，希不要把消息告诉家
里人，如果我妈知道了我遇不幸，她肯定也不会再活下去了。你若有空，希到我家去玩，
以免除家里人的怀疑。他们若问到我，你可编些话来回答，注意不要前言不搭后语，要先
想好。你得消息后，要说不难过那是假的，我只希你不要伤心过度就行了，不要影响身体
健康，要想开些，我对得起党和毛主席对我的培养，没有辜负他老人家。”读者们都感动
不已，一致要求学校派车到连天炮火中把他母亲和女友从大巴山区接来参加追悼会。一老
一少两个不幸女人来到学校，当天我就赶去看望了：老母亲一直扑在学生宿舍桌子上痛哭
不止，我只能看见一头散乱的苍苍白发，那么耀眼，慑人心魄！

　　一位后来和我同样远走边疆的同学侯念平，他把他的文革笔记全部赠送给我，他嘱咐
我这个报社主编，今后一定要把这段历史记录下来。他也是从枪林弹雨中侥幸活下来的。
他说他们在参加攻打最大的常规武器厂时，一次便死去了八个同学，其中一位是已经快要
毕业的机械系四年级大哥哥段亚伟。侯告诉我，说段在战斗中被对方抓住，因不愿举手投
降而被拖在汽车后面，活活拖死了（后来查证，段被生擒后，宣布“八一五”战士没有投
降的习惯，旋即被枪毙）。侯无比动情地对我说，他才是真正的英雄呀！才是真正没有私
心杂念的人呀！段亚伟的追悼会我至今记得清楚，站在前排的老父亲和老母亲低头欲绝。
俩老人家都是教师，而且只有这样一个儿子，茹苦含辛，好不容易才拉扯大。可以想象，
儿子的死让他们何其悲苦！但是发言的母亲在会上没有像来自山区的李盛品母亲那样泣不
成声，而更多些知识妇女的理性。母亲的发言是这样说的：“我失去了亲密的战友，心爱
的儿子，内心是非常悲痛的。但是我感到骄傲，因为培养子女的目的是为实现共产主义而
斗争。”

　　还有一位同学叫董继平，梦想当电子工程师的大一学生。冲锋时钢盔被击落，子弹得
以从他的脑颅斜穿而出——他没有死，甚至没有成为植物人，经过相当时间的治疗，他活
了下来，会吃饭、会发音，开始是一些简单的元音：“啊”“哦”之类的，后来，同学们
去看他，故意在病床前高呼毛万岁，他麻木的脸会微微一抖，接着会伸大拇指；哥儿们故
意又说“刘少奇！王光美”，他又换成了小拇指。《八一五战报》发表的专访文章称他为
我们身边的“麦贤德式的英雄”。麦贤德是广东小伙子，１９６０年代青年人的偶像，他
在某次海战中创造了子弹射穿脑颅还高呼毛万岁的人间奇迹。后来，董继平可以在同学的
搀扶下蹒跚学步。开始还好，同学们还在学校，还能给他喂食，帮助他解便和洗澡，后来
毕业分配，人去校空，这位“麦贤德式的英雄”境况就有说不尽的凄凉了。尤其糟糕的是
，他竟开始恢复了记忆！分配外地的同学回校看他，这位“英雄”便会傻傻地诉苦说：“
家里还有老母亲啊！还等我毕业寄钱啊！”说着还会流泪！开始，学校每月还支付他十来
块生活费，后来，干脆把他遣送回乡了事。同学们都在天南地北为自己的命运奔忙，他也
就被慢慢忘却了。直到十多年前，我去四川新津县公差，才知道他的母亲早已过世，而生
活完全不能自理的他，只能靠乞讨和拣拾垃圾堆的食物为生，最后，不知甚么时候，他终
于倒在了岷江支流那片冷冰冰的河滩地上。

　　必须说一说那位著名的“尸长”了，他叫郑志胜，电机系四年级学生，著名的“活雷
锋”。他没有在战火中死去，而是在战后被监禁了１３年。他家境极穷，赤着脚从大巴山
区来到大学校园，周末假日，总要独自去垃圾堆拣拾玻璃瓶、橘子皮、废旧衣物，洗干净
卖去收购站，买回理发剪给同学们义务理发，剩余的则交给班上做公共活动费。他的“尸
长”诨名和与之相关的人生灾难，是从“文化大革命”演化为“武化大革命”开始的。

　　１９６７年夏天，重庆的武斗已经被人称做“八月国内革命战争”了，战场上每天都
会拖回不少血肉模糊的尸体，一时难以处理。重庆大学本是“八一五派”大本营，全国重
点大学，教学经费充裕，这些经费现在除了用来造手榴弹、冲锋枪，还有就是处理死尸。
重庆人称“火炉”，夏天常常４０度高温，战场上拖回的尸体很快腐烂，需要注射福尔马
林药液，需要擦洗干净，再用白布装裹、下葬。起初，学校找到一个外号“王老么”的裹
尸匠王银山处理，裹一具收费１０元、腐尸２０元、穿尸衣１０元、上下车搬运１０元。
当时，一个大学生一月的生活费才１２元呀！每天几具、几十具尸体拉来处理，实属一笔
巨款！“活雷锋”郑志胜得知公家的钱被如此破费，心疼着呢，于是断然将此事承担起来
。他戴上口罩和塑料手套，每天忙碌在堆放尸体的半隐蔽防空洞，从甲醛池中把尸体一具
具捞出来，冲水，抹干，再用白布裹好，挖坑掩埋。他在回忆录中这样记录和腐尸相处的
最初感觉：“我这样不信迷信不怕鬼的人，那背沟麻酥酥的。特别是福尔马林一熏，几天
都睡不好觉，吃不下饭啊！晚上我落泪了。”他有些后悔：“谁叫我……鬼使神差〔参加
了运动〕。”

　　这当然是他后来的心理记录，当时，面对连天炮火——我曾亲自去防空洞看他兢兢业
业包裹尸体，在尸衣上佩戴毛泽东像章和红卫兵袖套——我和他一样，脑子里除了仇恨，
已经完全没有了理智；除了鲜血，已没有泪水。我在报社的编辑会上号召记者们向“尸长
”学习。我们把他视作了“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英雄。接下来，我们的记者果然挂上
手榴弹去了前线（武斗队枪枝紧缺，只能发给我们一堆自制的土手榴弹）。我将郑同学看
作了完人。根本不知道燃烧的仇恨也让他失去理性，参与了杀人。我和他同时被收审期间
，我甚至忘记了自己的无辜，更多的是对郑的同情。

五、郑志胜的回忆录

　　几十年后，我读到郑志胜电邮给我的回忆录，才知道了更多惊心动魄的残酷真相。我
必须把其中几段摘抄下来（笔者只对叙述文字稍作了订正）：

　　育才中学女生梁自巧矮矮的，白白胖胖、齐耳的短发用发夹别到脑后，见了大学生老
大哥总是微笑，一对圆圆的酒窝说明她活得很开心。她时常来我们班，领传单去大街上散
发。那天抬来一具尸体，我顿时愣了：“这不是前两天还见过的小梁妹儿嘛！”送尸人告
诉我，说她是去给前线的大哥哥们送饭“牺牲”的。她父亲梁大高是建设厂工人，自巧是
他唯一的女儿……自巧是我输甲醛第一人。她胖，从腹股沟下切开皮肤查找股动脉，发现
她皮下脂肪足有一寸厚。我把针头插进去，打开夹胶管的镊子，甲醛溶液没能流进“股动
脉”，反而射出来溅进了我的右眼，我眼睛顿时一阵剧痛，赶紧到附近洗澡堂用清水冲。
过了许久，虽然眼睛没有灼痛感，但右眼甚么也看不清了。我用一只左眼继续为自巧输“
福尔马林”。输完了把她尸体放到水槽中，注入水，加了苯酚。第二天梁大高赶来，我伸
手到水槽中抓着她的裤腰带提出液面让他看，他老泪纵横，哭得死去活来，脑袋往水槽上
碰。围观者也为之动容，跟着哭……
　　机校孙世玉，也是女生，身材清瘦，她是“八一五派”失守杨家坪往沙坪坝撤退时，
被“反到底”〔派〕射杀的。孙的尸体没有浸泡，我给她裹了尸，穿了一套机制校武斗队
穿的红色运动衫，戴了毛主席像章和红卫兵袖章，把头发洗净后晾干，梳得很工整，用一
块木板安放在防空洞里，放了十多天等她亲人来看了才入殓。机校的同学前来掩埋孙世玉
时，悄悄告诉我一件事，他们撤退时去卫校〔机制校和卫校当时都在袁家岗〕，将关押的
七个俘虏全部枪毙了。
　　刘文举〔重大学生〕从战场上抬回来，尸体还没有僵硬。我给他输了甲醛，裹了尸，
穿了一套军装，扎了腰带，戴了军帽和红卫兵袖章。父亲是天府煤矿矿工。刘父和刘母、
妹妹一道前来接尸。刘父说：“家里很穷，文举生前从来没有照过全家福，现在他走了，
一定要照个全家福作纪念。”为了配合他们实现这一要求，我送他们全家一起来到沙坪坝
“双巷子照相馆”，我躲在后面，抓着刘文举的腰带，将尸体推立起来，在父母之间保持
站姿，妹妹则站在前面掩护。〔这也许是世界上最独特、最凄怆的一张“全家福”！〕
　　（仇恨已经将血液燃烧沸腾。后来，郑志胜终于找到重大专业武斗队的后勤部长、采
矿系６６届学生陈捷。）
　　我说：“兄弟伙，你不是要我搞死几个俘虏，为‘八一五’死难烈士报仇吗？现在机
会来了。请你给我一支手枪，给几颗子弹。”陈捷高兴极了。给了我一支５４式手枪，７
发子弹。唐朝全带着长安厂１７车间的冯治国、石桥铺中学的廖承平（１７岁）在饶家院
〔重庆大学地名〕大门口等我。他们都是到重大避难的。我去车队调来一辆敞篷卡车。唐
朝全等三人上了车，我坐司机台，把车开到二工人医院。得知下午抬去的李平正、何明贵
〔均系嘉陵煤矿的青年工人，“反到底派”武斗组织“猛虎团”俘虏，已受伤〕仍在急救
室昏迷不醒。我和唐朝全等商量，说：“借转西南医院继续抢救为名，把李、何二人在转
院途中搞定，以我招手为号开始行动。”我们四人把李、何二人抬上车，汽车在我的指挥
下向西南医院开去。车过覃家岗，我向车上招手。唐、冯一人一个，用枪托猛击李、何二
人头部。廖承平没有见过这个阵仗，未动手。我怕他们致命的时间不够，叫司机把车开到
凤鸣山桥上才调头到西南医院。我下车去急诊室对医生说：“有两个‘猛虎团’的俘虏被
群众打得半死，请你们收治。”那医生是“七医大红总”〔属于“八一五派”的组织〕的
。他说：“八一五的伤员都无床位住，‘猛虎团’的让他死了算了。”我当时估计那李、
何二人必死无疑，只是想他们死在医院，事后好交代。又过了二十分钟，在我一再要求下
，医生拿了电筒和听诊器爬到车上检查，发现两人瞳孔放大，停止呼吸多时。我的“金蝉
脱壳”失败了……

　　就是这样一个人，毕业分配之前，终于和我一道被收审。我是因为那支自以为是的笔
，写过太多捍卫正宗教义的文章，而北京偏偏认定我已经离经叛道，新上台的左派当局毫
不犹豫地宣布我是“毛主席点名的黑笔杆”、“反动文人”——这几乎是我们整整一代人
的悲剧。历史上的教派战争，历来都以同一尊神的名义开战。那尊神远在虚无缥缈的天堂
，因此双方完全可以根据各自的需要对教义进行不同的，甚至截然相反的解释，最后却以
实力来决定胜负。我们的尴尬却在于：我们共同尊奉的神偏偏活在人间，成天躺在中南海
的菊香书屋研究历代帝王的权谋经典，并随时根据他的需要发布不同的、甚至自相矛盾的
圣谕，让两派信徒都无所适从。以至文革爆发两年后，１９６８年７月２７日，他干脆派
出军人和工人组成的所谓“宣传队”，进驻了所有大学，宣布“现在是轮到你们小将们犯
错误的时候了。不要脑子膨胀，甚至于全身闹浮肿病”，“我再说一遍，如果谁再破坏交
通，放火，打解放军，不听劝告，谁就是国民党，谁就是土匪，就歼灭！”昔日叱咤风云
“天兵天将”，于是一夜之间全变成位列于“地（主）、富（农）、反（革命）、坏（份
子）、右（派）、叛徒、特务、走资派”之后的“臭老九”。我被放逐边疆了，开始了另
外一种人世间的生活；而郑志胜，因为处理过多达二百多具尸体，人们有充分理由怀疑他
必须对许多满身弹孔、血肉模糊的蒙难者负责，事实上，他确实参与了虐俘，因此被监禁
了１３年。

　　后来郑志胜出狱了。我从云南赶去重庆与他重逢，我们故意将会面地点选择在当年殉
难的大学校园“东方红广场”。文革时期，那儿曾建造了一尊毛泽东巨像，其后，被大学
生以“走资派”罪名打倒的校党委当权者重新上台，于是在一夜之间，他们用仇恨的雷管
将塑像炸了个粉身碎骨，只留一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碑台上那位被炸掉的巨人，曾经想
摧毁他的政敌和几千年留下的文化传统（所谓“四旧”），用他的思想取而代之，从而自
成万古景仰的“大成至圣先师”，可惜到头来，传统被摧毁了，他的“导师梦”也破产了
，除了对金钱和物质的追求，整个国家都失去了信仰。我们这一代曾经的天使和魔鬼，只
是比别人多了些更沉重的记忆。

　　和郑志胜分别时，我们风华正茂，重逢时却都两鬓飞霜。历史上任何宗教灾难，总是
由教主和信徒共同完成的。我们这一代人和中世纪的信徒一样，和我们迷信的神一道，真
诚而疯狂地完成了中华民族历史上这一巨大的悲剧。历经灾难，几十年望中犹记，我和郑
重逢时刻，彷佛两世为人。

　　我问他：“当初，你为甚么要那样铁心保卫校长，激烈反抗市委工作组呀？”囹圄多
年，他已变得有些木讷，沉默许久，他答：“大约一笔难写两个‘郑’字吧？我和校长，
家门啊！”

　　这个答案让我很不放心。我早听说，初进校园时，郑志胜赤脚上课，被细心的郑校长
发现了，第二天，校长便让秘书给他送来一双鞋，此事让小郑感动了许久。我于是继续追
问：“难道没有别的理由吗？”

　　他认真地看着我，想了老半天，终于又说了一句：“就为了那双鞋呀！”这一次，我
信了。我知道那个充满仇恨的岁月，如豆的些许温暖都会在纯洁心灵激起巨澜，甚至进而
酿成人生灾难的源头。我真想大哭一场：为自己、为郑志胜，也为曾被欺骗的、活着与死
去的整整一代年轻人。

□　原载《中外学者谈文革》，熊景明、宋永毅、余国良主编，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２
０１８年７月

http://www.cnd.org/cr/ZK18/cr968.gb.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