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北根：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决策问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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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决策问题研究

作者：张北根日期：2013-08-28


“文化大革命”的决策问题，是指从”文化大革命”的问题界定到方案抉择的过程。从公共政策理论的角度分析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决策方面失误的原因，有益于共产党人探索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从而提高中共执政的能力。

一、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后，毛泽东认为中国社会出了“问题”

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结束后，中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初级阶段，即进入到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此后直到“文革”前，虽然国内阶级斗争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国际上企图颠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敌对势力也还存在，但是，在国家政治生活中，人民内部矛盾突出出来了。面对新情况新问题，毛泽东缺少理论准备，经验不足，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规律和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探讨得不够，认为中国社会出现了种种“问题”。

1、毛泽东认为在政治领域阶级矛盾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国家有三分之一的领导权掌握在敌人手中。

毛泽东在中共八大政治报告起草和修改的过程中基本同意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的看法，即我国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但从1957年9月中共八届三中全会后，他明确提出了阶级斗争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为何仅过了一年时间，毛泽东就改变了中共八大对于主要矛盾的判断？原因是，他对于政治形势的估计发生了失误。自反右派斗争开始后，他错误地分析了阶级斗争的形势，重提阶级斗争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反右派斗争扩大化后，毛泽东认为中国存在着包括“右派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内的“政治思想上的剥削阶级”，“必须还有一个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1959年庐山会议上批判彭德怀和随后开展的“反右倾”斗争，毛泽东认为“庐山出现的这一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1]这就是说，中共党内也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

1962年中共八届十中全会期间,毛泽东的阶级斗争扩大化的理论具备了党的纲领性质。会后,中共中央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以防止“党变修,国变色”。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形成了社会思潮。

1963年2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重点讨论在城市开展“五反”运动和在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问题。会议普遍认为，抓阶级斗争，抓党的建设，抓阶级队伍，搞“五反”，搞社会主义教育，都是反修与防修的伟大的基本建设工作。在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问题，实质上就是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5月20日，中共中央发布了毛泽东不久前在杭州主持召开的会议上制定的《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 》(“前十条”) 。该决定对形势作出了错误估计,认为中国社会“出现了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任何时候都不可忘记阶级斗争,不可忘记无产阶级专政”。[2]

1964年6月8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我看我们这个国家有三分之一的权力不掌握在我们手里，掌握在敌人手里。”[3]“文革”中毛泽东说： “我们讲胜利，就要保证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团结全国广大人民群众，去争取胜利。社会主义革命还要继续。这个革命，还有些事没有做完，现在还要继续做，比如讲斗、批、改。过若干年，也许又要进行革命。”“看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搞是不行的，我们这个基础不稳固。据我观察，不讲全体，也不讲绝大多数，恐怕是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工厂里头，领导权不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在工人群众手里。”[4]1970年12月，毛泽东和斯诺有一段对话。他说：“我就早让你来看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看全面内战，all-roundcivilwar，我也学了这句话了。到处打，分两派，每一个工厂分两派，每一个学校分两派，每一个省分两派，每一个县分两派，每一个部也是这样，外交部就是两派。你不搞这个东西也不行，一是有反革命，二是有走资派。外交部就闹得一塌糊涂。有一个半月失去了掌握，这个权掌握在反革命手里。” [5]

在六七十年代，国际上反华反共的浪潮兴起，毛泽东错误地将这种浪潮以及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发生的一些问题与中共内部所谓出了“修正主义”的问题联系起来，自然就坚持阶级矛盾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的错误认识。

2、毛泽东认为在中共党内出现了以刘少奇为首的走资派，出了修正主义。

1964 年1 月毛泽东担忧地说, 中国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这时毛泽东扩大了“修正主义”界定的范围。2 月29 日, 他将“三和一少”[6]、“三自一包”[7]集中在一起, 上升到修正主义的高度进行了尖锐地抨击。他说: 1962 年上半年我们党内有些人主张“三和一少”。这是修正主义的路线。这些人在国内也主张“三自一包”。目的是要解散社会主义的农村集体经济, 要搞垮社会主义制度。“三和一少”是他们的国际纲领,“三自一包”是国内纲领。这些人中有中央委员、书记处书记, 还有副总理。除此以外, 每个部都有, 每个省都有, 支部书记里头更多。4 月10 日, 毛泽东又说, 这些人的理论和赫鲁晓夫的调子一样, 中国出了赫鲁晓夫你们怎么办。在他看来中国已经有了修正主义, 不仅仅是理论上的问题了, 而是活生生地存在于党的各个层面的机体里了。所以他又提出, 不仅要搞“五反”、“四清”, 还要抓理论, 抓文艺, 抓教育。也就是说, 他开始自觉地有计划地在全国发起一个全面、系统的反修防修运动,从而使中国社会政治全面“左”倾。1965年10月，他对大区第一书记表示，如果中央出来修正主义，你们就造反，各省有了小三线，就可以造反嘛。

“文革”期间，毛泽东说：“为什么列宁就没有停止呢？民主革命后，工人、贫下中农没有停止，他们要革命。而一部分党员却不想前进了，有些人后退了，反对革命了。为什么呢？作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一百年后还要不要革命？一千年后要不要革命？总还是要革命的。总是一部分人觉得受压，小官、学生、工、农、兵，不喜欢大人物压他们，所以他们要革命呢。一万年以后矛盾就看不见了？怎么看不见呢，是看得见的。”[8]

中共八大后，毛泽东对中国社会的现实、对刘少奇等党中央第一线领导的工作越来越不满。他希望通过发动“文化大革命”，彻底改变中国的现状。

3、毛泽东认为在经济领域出现了资本主义。

1962 年春夏，从中央到地方出现了声势浩大的有关包产到户、分田单干的现象与呼声。毛泽东则认为社会主义的根本特征就是公有制, “公有制是富强的根源”,“在实现了单一的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以后, 这种源泉还会更加强大”。在经济困难面前, 一些人不是依靠集体力量来解决问题, 而是要倒退到一家一户的小生产方式中去, 这是对公有制的动摇, 是对社会主义道路的动摇! 这关系着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根本问题, 是敌我矛盾的反映。他在谈到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时, 认为是一些干部受地富影响, 追求个人享受, 不为集体打算, 只为个人打算的结果。因这些呼声在党内甚高, 他于是提出把敌我矛盾当成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毛泽东认为，为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 为防止资本主义的复辟, 为从灵魂深处使农民与私有观念划清界限、彻底决裂, 就必须坚决反对包产到户, 必须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毛泽东将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统统看成是资本主义的现象，且将列宁关于资本主义产生的思想不正确地套用到中国的实际。1974年10月20日，毛泽东对丹麦首相保罗·哈特林时说：“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因此，要多看点马列主义的书。列宁说，‘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工人阶级一部分，党员一部分，也有这种情况。无产阶级中，机关工作人员中，都有发生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9]

4、毛泽东认为在文化领域出现了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和资产阶级代表人物。

毛泽东在1957年3月的一次讲话中明确认定，中国现有的知识分子中，“绝大多数人是爱国的，爱我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愿意为社会主义服务，为社会主义的国家服务。有少数知识分子对于社会主义制度是不那么欢迎、不那么高兴的。他们对社会主义还有怀疑，但是在帝国主义面前，他们还是爱国的。对我们的国家抱着敌对情绪的知识分子，是极少数”。

在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不仅改变了以往关于知识分子是建设社会主义的依靠力量的思想，而且将其看成了革命的对象。他说：教育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着我们的学校；文化界“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卫生界是“城市老爷卫生部”······总之，“旧的知识分子至少有几百万，群众的文化教育掌握在他们手里”，我们没有自己的教员、工程师、演员、画家、出版家，只好用“国民党的”。而且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随时在产生，地主阶级用“两包纸烟”，“一斤猪肉”“就可以收买一个支部书记”。[10]《五·一六通知》提出了要批判“五界”（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

1966年3、4月，毛泽东在对中央关于撤销《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通知稿的批语进行修改时表示：“全党必须遵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尤其不能信用这些人去做领导文化革命的工作，而过去和现在确有很多人是在做这种工作，这是异常危险的。”[11]

5、毛泽东认为单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不能解决中国社会中的“黑暗面”问题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以下简称“社教”运动) 又称“四清”运动, 是指1963 年至1966 年在我国广大城乡地区开展的一场以“反修防修”为宗旨的政治运动。

大跃进与困难时期, 农村基层干部表现恶劣,不少农民被直接迫害致死[12], 间接迫害致死的数量就更多了。1958 年后中国社会开始形成政企合一、高度集中的体制，必然产生农民群众要求摆脱束缚的趋向。针对干部的腐败问题，毛泽东曾批示说,“ 坏人当权, 打人死人, 粮食减产, 吃不饱饭”。[13]他认为基层干部掌握着大权，因缺乏有效监督而腐化堕落。群众要求摆脱体制束缚的趋向，被毛泽东认为是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他发动“四清”运动就是为了抑止群众的“资本主义倾向”，解决干部的腐败问题。从1963 年2 月到1965 年1 月，社教运动在农村称为“四清”运动，中共中央决定以“清帐目、清仓库、清财务、清工分”为主要内容，也叫“小四清”；在城市被称为“五反”运动，以“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铺张浪费、分散主义、官僚主义”为主要内容。毛泽东认为，社教的要点: 就是阶级、阶级斗争、依靠贫下中农、四清、五反、干部参加劳动这样一套。从1965 年1 月开始，中共中央下发《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统一将城乡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称为“四清”运动，以“清政治、清经济、清思想、清工分”为主要内容，也称“大四清”。毛泽东估计, 要在一年、两年、三年之内解决社会主义教育问题。他设想, 这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实际上是全国的一次大革命运动, 这不比土地改革简单。1964年，毛泽东布置, 社教运动要搞四五年, 不要马马虎虎, 要搞彻底, 不要走过场。

对于“四清”运动的结果，毛泽东感到不满意。1969年2月8日他在会见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共和国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希斯尼·卡博和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共和国部长会议副主席兼国防部部长贝基尔·巴卢库等时说：“过去我们搞了农村的斗争，工厂的斗争，文化界的斗争，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没有找到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14]毛泽东的构想是，通过开展“文化大革命”——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中国社会中的“黑暗面”问题。

二、”文化大革命”方案的规划

“文化大革命”的方案规划问题，是指对”文化大革命”的政策问题的分析研究并提出相应的解决办法或方案的活动过程。它包括”文化大革命”的问题界定、目标确立、方案设计、后果预测等环节。

（一） “文化大革命”的目标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目标是在中国创造一个“新世界”。1966年5月7日，毛泽东就林彪对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报告作出批语：“只要在没有发生世界大战的条件下，军队应该是一个大学校，即使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条件下，很可能也成为一个这样的大学校，除打仗以外，还可做各种工作，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八年中，各个抗日根据地，我们不是这样做了吗？这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又能从事群众工作，参加工厂农村的社教四清运动；四清完了，随时都有群众工作可做，使军民永远打成一片。又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这样，军学、军农、军工、军民这几项都可以兼起来。但要调配适当，要有主有从，农、工、民三项，一个部队只能兼一项或两项，不能同时都兼起来。这样，几百万军队所起的作用就是很大的了。同样，工人也是这样，以工为主，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也要搞四清，也要参加批判资产阶级。在有条件的地方，也要从事农副业生产，例如大庆油田那样。农民以农为主（包括林、牧、副、渔），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在有条件的时候也要由集体办些小工厂，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商业、服务行业、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凡有条件的，也要这样做。”[15]8月1日，《人民日报》经毛泽东审定过的社论《全国都应该成为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３９周年》摘要公布了《五·七指示》，并对该指示加以阐发，说：“毛泽东同志这个光辉的思想，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毛泽东同志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各种经验，研究了十月革命以来国际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各种经验，特别是吸取了苏联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实行资本主义复辟的严重教训，创造性地对如何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保证逐步向共产主义过渡这些问题，作出了科学的答案。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各行各业都要办成亦工亦农，亦文亦武的革命化大学校的思想，就是我们的纲领。按照毛泽东同志所说的去做，就可以大大提高我国人民的无产阶级意识，促进人们的思想革命化，促进人们同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一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决裂。从而能够进一步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能够更快地铲除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社会基础和思想基础。按照毛泽东同志所说的去做，就可以促进逐步缩小工农差别、城乡差别、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差别，就可以避免城市和工业的畸形发展，就可以使知识分子劳动化，劳动人民知识化，就可以培养出有高度政治觉悟的、全面发展的亿万共产主义新人。按照毛泽东同志说的去做，就可以实现全民皆兵，大大加强我们的战备工作。帝国主义胆敢侵犯我们，就会被淹没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按照毛泽东同志说的去做，我国７亿人民就都会成为旧世界的批判者，新世界的建设者和保卫者。他们拿起锤子就能做工，拿起锄头犁耙就能种田，拿起枪杆子就能打敌人，拿起笔杆子就能写文章。这样，全国就都是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都是共产主义的大学校。”[16]

（二） “文化大革命”方案的设计

怎样才能实现毛泽东设定的建设“新世界”的目标呢？那就是要通过破坏“旧世界”，即天下大乱、开展阶级斗争、打倒以刘少奇为首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等途径来实现。

1966年7月毛泽东在致江青的信中说：“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来。他们为自己的阶级本性所决定，非跳出来不可。” “现在的任务是要在全党全国基本上（不可能全部）打倒右派，而且在七、八年以后还有一次横扫牛鬼蛇神的运动，尔后还要有多次扫除”。 “天下大乱”是毛泽东为发动“文革”所采取的基本方针，是毛泽东致江青信的核心和要害。1957年以后，在全党对社会主义社会中许多问题的认识都不成熟的情况下，由于种种原因，毛泽东逐渐产生了在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重大问题上的　“左”倾主张（还没有定型，实际上是空想），因而愈来愈对中央第一线不满，甚至认为中央第一线搞了“修正主义”，是“资产阶级司令部”。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既是要搞掉中央第一线，也是要彻底改变社会面貌，建设他所憧憬的社会主义。要达此目的，毛泽东觉得惟有诉诸群众，惟有大乱一场。

1966年9月15日，毛泽东在对林彪在接见全国各地来京师生大会上的讲话稿的批语和修改中表示：“毛主席教导我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所要解决的根本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矛盾。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斗争那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炮打司令部，就是炮打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们的国家，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国家的领导权，是掌握在无产阶级手里。斗倒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正是为了巩固和加强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很明显，一小撮反动资产阶级分子，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和我们不同，他们反对无产阶级为首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对他们的专政，他们企图炮打我们无产阶级革命的司令部，我们能容许他们这样干吗？不能，我们要粉碎这些牛鬼蛇神的阴谋诡计，识破他们，不要让他们的阴谋得逞。他们只是一小撮人，但是他们有时能够欺骗一些好人。我们一定要紧紧掌握斗争的大方向。”[17]

天下大乱的方式是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实行大民主。12月15日，毛泽东在对中央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意见稿的批语中表示：“农村文化大革命，也要采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实行大民主”[18]

1966年12月15日，毛泽东在对中央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意见稿的批语中表示：“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重点，是整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19]1967年1月8日，毛泽东在对《文汇报》、《解放日报》夺权事件的谈话中说：“这是一个大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大革命。”[20]1968年毛泽东在论述文化大革命“必要性”时表示：“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21]14日，毛泽东在对《红旗》杂志评论员文章《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的批语中表示：“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里夺权，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即无产阶级消灭资产阶级的革命。”[22]1970年12月18日，毛泽东和美国记者斯诺有一段对话。“斯：我有一个问题想提出来，即你什么时候明显地感觉到必须把刘少奇这个人从政治上搞掉？毛主席：那就早啰。一九六五年一月，二十三条发表。二十三条中间第一条就是说四清的目标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当场刘少奇就反对。”[23]

在建设“新世界”的路途中，毛泽东要求人们改造自己的世界观，“斗私，批修”。1967年10、11月，毛泽东在对两报一刊编辑部文章《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的批语中说：“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进行革命，最重要的，是要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只能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要让群众在这个大革命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就是说，这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大民主的方法，自下而上地放手发动群众，同时，实行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实行革命群众、人民解放军和革命干部的革命三结合。”“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思想领域中的根本纲领是‘斗私，批修’。‘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因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是要解决人们的世界观问题。要在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批判修正主义，用无产阶级的思想去战胜资产阶级利己主义和一切非无产阶级思想，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挖掉修正主义的根子。”[24]1966年12月15日，毛泽东在对中央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意见稿的批语中表示：“在文化大革命中，解决‘四清’问题和‘四清’复查的问题。大破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大立无产阶级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文化大革命也要纠正干部中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的作风，贯彻实行干部参加劳动的制度。”[25]

（三）“文化大革命”方案的预测

毛泽东认为“文化大革命”应该要搞很多次，要经历几十年乃至几百年。作出这种预测时，毛泽东已陷入不能自拔的狂热状态。1966年3、4月，毛泽东在对《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的批语进行修改时表示：“我们一定要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搞掉这条黑线之后，还会有将来的黑线，还得再斗争。所以，这是一场艰巨、复杂、长期的斗争，要经过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努力。”[26]7月8日，在致江青的信中，他说：“现在的任务是要在全党全国基本上（不可能全部）打倒右派，而且在七八年以后还要有一次横扫牛鬼蛇神的运动，尔后还要有多次扫除。”[27]1967年5月18日，毛泽东在对《伟大的历史文件》一文的批语进行修改时说：“现在的文化大革命，仅仅是第一次，以后还必然要进行多次，毛泽东同志近几年经常说，革命的谁胜谁负，要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才能解决。如果弄得不好，资本主义复辟将是随时可能的。全体党员，全国人民，不要以为有一二次、三四次文化大革命，就可以太平无事了。千万注意，决不可丧失警惕。”[28]

四、”文化大革命”决策失误原因分析

“文化大革命”方案的规划违背了决策时应遵循的信息真实、现实可行、民主参与等原则。

（一）、毛泽东在发动“文化大革命”前未能全面和真实地获得决策的相关信息。

信息是方案规划的基础和依据。政策的科学性是与信息的全面性、真实性成正比的。信息越全面、准确，方案规划就越具有科学性。

“文化大革命”以失败而告终，就是因为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在发动该运动以前，根本没有搜集全面、真实的信息。

1963 年6 月,毛泽东得到了一个对他决策有着十分重要影响的情况: 湖北、河北反映, 大约有1/ 3 的队不是社会主义的。但实际情况根本不是如此，然而毛泽东由此对阶级斗争的形势估计得更加严重了。6 月4 日他同外宾谈话说, 我们的农村经过几次整顿, 总是整不好。现在找出原因了, 一是过去土改不彻底, 领导权并不真正在共产党人手里; 二是有些共产党人起了变化, 名为共产党员, 实际上不是了。8月4日，毛泽东对日本共产党一位政治局委员说：“现在在农村还有近三分之一的生产队掌握在敌人及其同盟者的手里。”由此他得出了一个错误的结论：“我看我们这个国家有三分之一的权力不掌握在我们手里，掌握在敌人手里。”[29]

“文化大革命”前夕，毛泽东认为“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30]由于对党内和国内形势未能搜集到全面、真实的信息，毛泽东作了违反实际的估计，认定党内存在一条与中央路线相对立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存在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把刘少奇当作党内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的总头目和全国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

（二）、毛泽东对”文化大革命”方案缺乏可行性分析

毛泽东的“建设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的主张，实际上是幻想、空想，是在解决不好社会主义社会层出不穷的新问题的情况下对往昔的缅怀，是企图用过去在战争年代的成功经验解决大大不同于过去的社会主义社会的新问题，其本质是保守的、落后的、倒退的”。毛泽东“认为不破不立，要通过激烈的斗争来实现他在建设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主义上的主张。毛泽东认为他的主张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的，而且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中央第一线总的说来实际上不同意他的主张，他就认为‘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回过头来看，当时毛泽东和全党都没有真正弄清什么是修正主义。毛泽东为了扫除实现他的主张的‘障碍’，更为了实现他的主张，毅然发动了‘文化大革命’。”[31]

毛泽东希望通过抓阶级斗争，不断批判右倾，来推进生产关系的不断变革。1955年实现农业合作化时，批右倾，批小脚女人；1958年大跃进以后，批右倾机会主义；1963—1965年四清运动，批形左实右，批官僚主义者阶级，批党内走资派。毛泽东主观上认为，那些在建设速度、建设指标等问题上持有不同意见的人，都是些右派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或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必须要运用专政的手段加以打倒。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在“以阶级斗争为纲”口号的基础上，形成了“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把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发展到了顶峰。在毛泽东的心目中，阶级斗争与经济建设，是“纲与目”的关系，既矛盾又统一。只有打倒各种“不拿枪的敌人”，才能顺利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只有“抓革命”，才能“促生产”。“革命”、阶级斗争成了社会主义发展的动力。这种理论是错误的，中国社会在1956年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消灭了最后一个剥削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后，只剩下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而工农之间始终是联盟的关系，根本就不存在所谓的阶级斗争问题，因此阶级斗争就不可能成为社会主义发展的动力。

中国要走社会主义道路，必须首先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虽然毛泽东在1956年初指出：“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32]并且他赞成党的八大提出的党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的说法。1957年初，他还提出：“我们的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33]但毛泽东晚年的失误，恰恰是由于未弄清社会主义本质这个根本性的问题。其具体表现是：把“一大二公三纯”当成了社会主义不可动摇的特征；把计划经济模式绝对化，被“姓社姓资”的问题所束缚。晚年毛泽东没有坚持社会主义的本质之一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在充分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实现社会主义的正确思想，而是幻想在自然经济的基础上实现社会主义；他希望通过消灭商品经济、消灭剥削来实现社会主义的平等原则。这种企图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立刻消灭剥削的想法，超越了历史发展阶段，将社会主义的终极目标当成了现实要求，违背了社会主义发展的规律。

毛泽东的理想社会，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建立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上的具有浓厚平均主义色彩的小生产者的空想王国。他自以为发现了一个共产主义的新世界，实际上却陷入了一个“左”倾空想的带有浓厚历史遗痕的违反社会发展规律的错误模式之中。但他却对理想社会的实现充满信心，并用阶级斗争作为动力去实现他的理想社会，甚至不惜发动“文化大革命”。

五、启示

“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的一次严重错误。

从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决策失误中，可以得出以下启示：

1、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不是阶级矛盾，而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

2、党内矛盾不是阶级矛盾。党内矛盾，是指党内在原则问题上不同意见的分歧、对立和斗争。共产党内经常的大量发生的矛盾，按其内容和表现形态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属于工作上的不同意见的分歧。另一类是属于个人利益同党和人民利益的矛盾。这两类矛盾在一般情况下都不是对抗性的矛盾。但如果处理不当，也可能转化为对抗性的矛盾。解决党内的矛盾和斗争要用正确的方法。批评与自我批评是我们党处理党内矛盾和斗争的最基本的方法，而不能用阶级斗争的办法。

3、社会主义社会实行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形式并存的所有制结构。一切符合“三个有利于”标准（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的所有制都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

4、社会主义文化方针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不能一切都用阶级的观点看待文化问题。

5、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加强执政能力建设。中共在进行决策时，一定要把握好目标合理、方案设计科学、信息全面真实、现实可行等原则。


[1] 《人民日报》，1967年8月16日。

[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315 – 316页。

[3]丛进：《曲折发展的岁月》，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533页。

[4] 《在中共九届一中全会上的讲话》,1969年4月28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35页。

[5] 《会见斯诺的谈话纪要》, 1970年12月18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第163页。

[6] “三和一少”指1962年上半年，中联部部长王稼祥等人提出的中国对外政策的建议，后来被概括为“对帝修反要和（三和），对世界革命援助要少（一少）”。

[7] 是指前国家主席刘少奇于1962年因应大跃进时期发生的全国性大饥荒而推出的农村经济政策。“三自”即指“自留地、自由市场、自负盈亏”，“一包”即“包产到户”。

[8] 《毛主席重要指示》,1975年10月—1976年1月，《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第486页。

[9] 《关于理论问题的谈话要点》, 1974年12月，《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第413页。

[10] 张启华等：《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简编》，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版，第177页。

[11] 《对中央关于撤销〈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通知稿的批语和修改》，1966年3、4月，《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23页。

[12] 李若建：《大跃进与困难时期非正常死亡分析》,《二十一世纪》,2002年8月号。

[13] 《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 下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1年版, 第422页。

[14] 《同卡博、巴卢库的一段谈话》，1967年2月8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第220页，

[15]《对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报告的批语》，1966年5月7日、14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第53页。

[16] 《全国都应该成为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３９周年》，《人民日报》社论，１９６６年８月１日。

[17]《对林彪在接见全国各地来京师生大会上的讲话稿的批语和修改》，1966年9月15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第135页。

[18] 《对中央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意见稿的批语》，1966年12月15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第 173页。

[19]《 对中央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意见稿的批语》，1966年12月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第 173页。

[20] 《对〈文汇报〉、〈解放日报〉夺权事件的谈话》，1967年1月8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第185页。

[21] 《论述文化大革命“必要性”的一段话》，1968年,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第485页。

[22] 《对《红旗》杂志评论员文章〈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的批语》，1967年1月14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第193页。注释1

[23] 《会见斯诺的谈话纪要》，1970年12月18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第163页。

[24] 《对两报一刊编辑部文章〈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的批语》，1967年10、11月，《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第431页。

[25]《对中央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意见稿的批语》，1966年12月15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第 173页。

[26] 《对〈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的批语和修改》，1966年3、4月，《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第 23页。

[27]《给江青的信》，1966年7月8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第71页。

[28]《对〈伟大的历史文件〉一文的批语和修改》，1967年5月18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第350页。

[29]丛进：《曲折发展的岁月》，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533页。

[30]《对中央关于撤销〈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通知稿的批语和修改》，1966年4月，《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第38页。

[31] 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页。

[32] 毛泽东：《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17页。

[33] 毛泽东：《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71—77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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