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守福：文化大革命是完善人性的革命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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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是完善人性的革命运动

梁守福


《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对“文化”一词的解释值得商榷

近来，我在《乌有之乡》网站连续发表了《乱流浮沉半生缘》的书稿。书稿中，我回忆了安徽文化大革命的全过程，同时也向读者回答了文革中的“我是谁”。我在“前言”、“后语”和书中多次提到文化大革命就是“人性大革命”，这就等于说，文化就是人性的外在形式。　　

那么，什么是人性？什么是文化？它们之间是怎样的关系？这似乎是近年来人文科学的热门话题，也是研究社会现象及规律的根本问题。这是专家、学者们的工作，作为一个门外汉的我要回答这些涉及人文学科的核心问题，给出规范性的说明或定义，那是“蜀道之难”了。我虽然也翻阅了几本近代及现代有关人文科学的经典名著，但对什么是文化的回答也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只得求助《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这是最新的版本，应该是权威。　　

《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以下简称《词典》）中，对什么是“文化”一词作了如下的解释：“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特指精神财富，如文学、艺术、教育、科学等……”　　

不知《词典》中这段话是对“文化”作规范性的定义，还是作解释性的说明。不管是什么，我觉得仍有值得商榷的地方，就字面意义上理解，我认为《词典》对“文化”一词所作的解释有以下几点值得商榷。　　

1.《词典》的解释说明人类历史是一个动态的无限发展过程，过去、现在和将来是　　

进行时态，这无疑是正确的。但变动着的人性却被物化成物质财富和游离于物质之外的精神财富，只有柏拉图那里才有不依赖肉体物质的灵魂。既然精神是财富，它一定是外在的有形文化实在，是可以量化的，否则，“总和”就无从谈起。一部书、一张画都是内在的人性意识外化在一定物质形态上的社会文化实在。没有离开物质的精神财富，即使是精神，它也是活人大脑的产物；同样也没有离开精神的物质财富，一张纸，一片画布，它们都是“物质财富”生产者人性意识通过实践活动外化的人化物质，又是“精神财富”生产者人性意识外化的物质载体。“纸”和“画布”都包含着创造者的精神属性，“书”和“画”这些精神产品也包含着“纸”与“画布”的物质属性。这说明任何外在的文化形态都是物质和精神的高度统一，内在人性意识和外在文化形态的高度统一。《词典》之所以会作“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这样二元分离的解释，咎其原因，是《词典》忽视了现实社会中正在活动着的人，只有从正在活动着的人身上才能真正发现精神和物质的辨证统一，人与社会及文化之间的辨证关系。　　

人类社会历史的全部内容就是人和以不同文化形态构建的人化物质，死人及其当时的人化物是历史的遗存。历史的遗存如果没有活人去发掘、去解读、去利用，那些遗存什么价值都没有。从这个意义上讲，历史总是活人的历史，没有活人便没有历史，因为历史的遗存也是当时活动着的人创造的。　　

人是社会文化的创造者，同时也是社会文化的“产品”，人类的类遗传基因就是在社会文化的作用下长期进化的结果，后天的成长更是如此。因此，我们可以说一个活动着的人就是一座文化殿堂，一部天书，一尊活体文化。这样我们也可以将文化一词解释为：文化是活动着的人和人化物质的总称。　　

2.社会文化是内在人性的源泉。内在的人性意识外在化并融入不同的社会文化结构中，形成非活体的物质化人性。同样，外在的社会文化形态又在人的实践活动中内化成不同的人性意识。这样我们有理由说，怎样的社会人群就会创造怎样的社会文化形态，这样的社会文化形态又在创造着这样的人性意识，这说明人是通过社会劳动实践自己创造了自己。　　

由于人是社会文化的“产品”，不同的社会文化就会内化出具有不同人性的人。这就使生活在不同现实社会文化环境下的人，从内在的人性意识到外在的文化形态出现明显的分化。从而产生了国家的、民族的、地缘的、宗教的、信仰的、阶级的人性意识和外在的文化形态差异。这些差异，有的是互融的，有的是排他的，尤其是反映阶级利益的阶级文化更具有排他性，甚至对抗性。这就决定了人类没有什么共同的文化，更没有什么具有“普世”价值的文化形态。即便是同质的某一文化形态，对于处在不同利益条件下的人也会给出不同的理解和运用，再加上人的社会实践活动总是受到时间和空间、社会和自然诸条件的限制，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占有全部社会文化，这就决定了人人都有文化，人人也都有文化的缺失。　　

3.文化缺失不是将人分为“高贵”与“下贱”的依据。人人都有文化，人人都有文化缺失，这反映了现实社会文化的内在必然性，是再正常不过了。正是社会文化的这一不完善性，才要求社会的人各自放弃文化偏见，互相学习，通过社会劳动实践尽量弥补文化的缺失，自我完善人性。但有人偏偏对文化和人性的缺失大做文章，对人的文化缺失做出了“高贵”缺失和“下贱”缺失的分类。这个人不是别人，就是那个“四蹄不勤，五谷不分”、又有着严重文化缺失的孔圣人，就是他把人分为“劳心者”和“劳力者”，从静止孤立的角度把所谓从事“精神财富”生产的人称为“劳心者”，从事“物质财富”生产的人是“劳力者”。前者是“高贵”者，后者是“下贱”者，他把那些从事肢体语言表演的艺人看成连“劳力者”都不如的最下等人。进而这位孔圣人又把文化缺失的分类引入政治领域，提出了“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政治理论。就这样，这位孔圣人从对人的文化缺失的分类，把正常的人性缺失异化成对“劳心者”的崇拜，由人创造的知识文化成为超越人性的统治力量。人不再是知识文化的创造主体，而成为知识文化的奴隶。好像知识文化可以脱离人的社会劳动实践，成为万能的自我创造者。千百年来，千千万万的读书人把读书求仕作为唯一的目的，这是人性腐败的最大根源，也是中国文化之路的悲哀。直到二十世纪初，中国有人才真正看到孔圣人对文化缺失分类的荒唐，以及在中国人性的发展上制造的悲哀。这其中集大成者就是毛泽东，他不仅在理论上批判了孔圣人对文化缺失分类的荒唐性和悲剧性，并在实践上提出了以生产“精神财富”为主的“劳心者”要到工厂去，到农村去，走进工人，走进农民，走进军营。向他们学习以弥补自己的文化缺失，让人性更完善更充实。尤其在文化大革命中，广大红卫兵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荡涤了旧思想、旧文化、旧习惯、旧传统。要让社会文化结构中，多一些高尚文化，少一些庸俗文化；多一些超越文化，少一些吃、喝、性的还原文化；多一些工、农、兵的人民性文化，少一些帝、王、将、相的封建贵族文化。在人性意识里，多一点“公心”，少一点“私心”；多一点为社会奉献的善，少一点压迫人、剥削人的恶。毛泽东为了让敌对营垒里的人能弃恶从善，不惜用了某些强制手段或专政工具，最终的目的还是要他们回到人民的队伍中来，成为对人民有用的新人。最终要全国人民乃至世界人民都能像白求恩那样具有“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人人都成为“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这不是要让全民的人性得到最大的完善和发展吗？这本来是件天大的好事，可是就是那些钻入孔庙中不肯出来的少数人，却把完善人性、完善文化的文化革命说成是“劳改”、是“破坏文化”、是“扼杀人性”等等。咎其本质就是那些有着严重文化缺失的少数活人，以历史的、静止的非活体文化，经过他们的人性意识活化后，用来反对、抵毁主动完善人性和弥补文化缺失的人文运动。　　

可惜的是，《词典》中不仅没有以动态的人性观、文化观来看待现实中正在活动着的人就是一尊活体文化，反而人为地制造出文化的排他性，将“文化”“特指”给那些从事“文学、艺术、教育、科学等”所谓“精神财富”的生产者，大多数从事“物质财富”生产的人都被排斥在“文化”以外。在这里，《词典》又把孔圣人复活了，那些深居孔庙中的“劳心者”就是要以统治者身份来统治“劳力者”。但仅此远远不够，还缺少现代化的政治文化形态，他们又在“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孔圣人头上妆点上“民主法制”的光环，这样“劳心者”就可以以“民主法制”为幌子堂而皇之地每隔几年在选票的掩护下轮流统治“劳力者”。　　

可见，文化大革命不仅是一场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复辟资本主义的政治大革命，同时也是一场净化人性、完善人性的新伦理和新文化的教育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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