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黑：“文革余孽”说“文革”（修改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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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余孽”说“文革”（修改稿）　　

沙黑　　

　　以毛泽东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发动和领导的“文革”，至今四十年了，关于它的是是非非的讨论以至争论，在相对沉寂了若干年后，如今在人们的交谈中和网络上执着而热烈，据说国际上的讨论还更认真更深入。如果国内报刊也给以一席之地的话，那里的热闹也将可想而知。　　

　　以我目前的经验，对“文革”，在网络上你可以大谈大论，发贴转贴，肯定或否定，而在现实的生活中，仍然最好免开尊口，不必跟人争执起来、弄得很不和谐。人们实在不愿再像“文革”时那样，因观点不同而势不两立，成为不愉快的记忆。　　

　　一九六七年秋季，电台、报刊传下毛主席最新指示，说：“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人们听了，虽认这理，却不服气，都认为自己是正确的，怎么能“和稀泥”呢？但后来也就逐渐倒旗、联合，以至风流云散了。　　

　　这就是“文革”时的情况：谁的话也不听，但毛主席党中央的话，最后还是服从的，就凭着这一点，那样“天下大乱”的中国，实际上才乱中有序、乱中有治，与真正的天下大乱有根本的不同。那时人心向善，如做坏事，千目所视、千夫所指。做惯了坏事的（如小偷之类），慑于革命，许多也就自动改邪归正。　　

　　关于这次运动，毛主席的意图在最初就是通过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对于“文革”的评论，后来他也有言，一是认为，开展“文革”运动，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二是认为，“文革”中有两个不好，全面内战与打倒一切。他还说，这次“文革”，只是一场演习。　　

　　后来，小平同志判断说，只就“全面内战”与“打倒一切”这两点，“就已经不能说‘文化大革命’是正确的。毛主席犯的是政治错误，这个错误不算小。”　　

　　小平同志对“打倒一切”作过解释，说，“毛泽东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也不是想把所有老干部都整倒……谁不听他的话，他就想整一下，但是整到什么程度，他还是有考虑的”。这大约既是小平同志的观察，也是小平同志的亲身体会。　　

　　但毛主席所批评的“打倒一切”，大约不会指他自己“打倒一切”，而是指群众运动的某种情况。各级党委都“瘫痪”了，很多干部在大字报上被群众宣布“炮轰、油炸、打倒”，用红笔打上叉叉，也会被群众拖到光天化日之下批判，甚至挨上几拳几脚，这很伤尊严，值得记怀。　　

　　表面上看，各级领导干部“靠边站”，有的很狼狈，这就是“打倒”了，而且是“一切”。但《十六条》早就规定干部百分之九十五以上都是好的和比较好的，群众不可能真正“打倒一切”领导干部。要真正“打倒”，那也得运动以后由组织上做结论。　　

　　在种种情况下，一些干部在群众运动中被整死了或自尽了。绝大多数干部后来都复出、重新工作。据统计，毛主席尚健在的时候，几乎一定级别以上的干部都获得了“解放”，而这之前，他们处在被“打倒一切”之列，就多数人而言，就是“靠边站”，闲在家里。　　

　　“文革”被“彻底否定”后，无数的人出来说自己如何吃了苦，诉说“伤痕”，那可能全是事实，全值得同情。不过，其中一些人却忘记了他们是怎样对待群众的，且不说屡屡要把群众打成“反革命”，以目前揭露的三大惨案（运动初期的北京，两派斗争时的湖南、广西。还应加上“青海事件”等）来看，那都不是一般群众和造反派干的，都是有权有势的人们干出来的。如不了解真相，那就只有简单地归罪于“文革”、归罪于毛泽东，归罪于造反派。　　

　　“文革”确实提供了政治环境，至于人们将怎样表演，是否按照中央要求去做，那就五花八门，但也不是看不清，其中有线，就是两条路线在较量，其中有派，就是人民与既得利益者的较量，其中有根，就是“平民”与“贵族”的不同。　　

　　但何以说是“演习”？我理解，虽然毛主席根据国际国内情况，从理论上作出了概括（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并且发动了“文革”，但中国国内的某种矛盾尚未普遍尖锐（这是由于建国以后抓得紧、平衡得好），所以很多人对运动不理解，即使踊跃造反者也未必理解多深。如果“文革”发动于现在（以陈良宇事件为一种标志），斗争必将普遍惨烈，而不只是一时一地的惨烈。因此，防止“文革”重演是对的，但要能有效防止，心须构筑和谐社会，如不能真正达到和谐，则当年的那场愈演愈真的“演习”，就会变成全真无假的战斗。“演习”不正是为了真正的战斗吗？毛主席的良苦用心正在于此，那就是为了社会主义中国永不变色、长治久安、人民幸福。战斗是人民最后的一手，这之前，还是要尽可能构筑和谐：说穿了，就是把阶级矛盾处理好；根本的，是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　　

　　对于“全面内战”，小平同志也有解释：“说是‘全面内战’，到底不是大打，真正的内战并没有出现。现在（按：一九九0年）就不同了，如果再乱，乱到党不起作用了，国家权力不起作用了，……就是个内战的局面”。　　

　　可见，“文革”时的情况原来是这样，这是基本的事实，要不然，一切就是不可思议的。　　

　　邓小平先后说的这些话，对于没有亲历“文革”而又想议论“文革”的人，会有帮助。我个人认为，邓小平的解释，有实事求是之意，而那个判断，则与他本人的有些言论、与后来关于毛主席功过的《决议》有冲突，这说明小平同志也是在反复认识之中，如果他活到今天，他会有更新的说法。　　

　　不妨把《决议》的一段引之如下：　　

　　……这场“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同志发动和领导的。他的主要论点是：一大批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已经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单位的领导权已经不在马克思主义者和人民群众手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中央形成了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它有一条修正主义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在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门都有代理人。过去的各种斗争都不能解决问题，只有实行文化大革命，公开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上述的黑暗面，才能把被走资派篡夺的权力重新夺回来。这实质上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以后还要进行多次。这些论点主要地出现在作为“文化大革命”纲领性文件的《五·一六通知》和党的九大的政治报告中，并曾被概括成为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从而使“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一语有了特定的含义……　　

　　《决议》把毛主席的这些主要论点，是作为反面的东西摆出来的。问题在于，后来发生了苏联的崩溃、东欧的解体，中国国内矛盾众所周知，以至于人们又回头来看毛主席的这些论点，发觉它在根本是对的，是了不起的，国际社会主义事业被修正主义路线搞垮既证明了他的远见卓识，也证明了他晚年一搏的雄伟气魄。对历史的考察，时间上看来放长些比较好。如今，全世界仍在拭目以待，看看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到底谁战胜谁，看看共产党人能否把自己的纲领坚持到底。　　

　　上面提到的毛主席最新指示，接下去还有一段：“一个工厂，分成两派，主要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了保自己，蒙蔽群众，挑动群众斗群众。群众组织里头，混进了坏人，这是极少数。有些群众组织受无政府主义的影响，也是一个原因。有些人当了保守派，犯了错误，是认识问题。有人说是立场问题，立场问题也可以变的嘛。站队站错了，站过来就是了。极少数人的立场是难变的，大多数人是可以变的。革命的红卫兵和革命的学生要实现革命的大联合。两派要互相少讲对方的缺点、错误，别人的缺点、错误，让人家自己讲，各自多做自我批评，求大同，存小异。这样才利于革命的大联合。”　　

　　对这段话，当时不服气的人就更多，似乎还带来新的混乱。当权派听了不满意，保守派听了不满意，造反的听了也不满意，两派很难做到少讲对方的缺点错误、各自多做自我批评。于是派仗又起，反而更激烈了，弄得主持地方工作的军管会也没有办法，而军管会也有自己的偏向。　　

　　所以，“文革” 最后的“收”，是不容易的，但终于“收”了起来，这就是党在起作用，国家权力在起作用。成立革委会以后，全国大体恢复正常秩序。最闹的就是一九六六夏到一九六八春这二年。但以后不是不闹了，而主要是重新上台的一些人们（百姓称之为“当权派”）借机反复地整造过反的群众（还有“地富反坏右分子”也陪着），从“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到“清财”，“冲房”，“深挖五·一六反革命集团”等等一系列运动。现在把这些都算进“文革”，这是不合一九六六年发动的那个“文革”的本义的，也不合《决议》对毛主席主要论点的陈述。但对这些一古脑儿加以否定，却又符合民意，被打趴在地的“文革余孽”也趁机感到高兴，好像自己也沾光被“一风吹”了。问题就是这样复杂，因此，现在才有“两种文革”之争，“两年文革”、“三年文革”与“十年文革”之争等等。　　

　　其实，对待这样大一个国家、这么多人口、在十年内发生的这么多斗争，如果不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去观察分析，那就是一笔糊涂账。但如今这种观点（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似乎不大有人提了，年轻的人听说这两种“主义”，觉得匪夷所思似的。我愿意提醒人们，马克思之前或同时的一些资产阶级作家，以及现在的一些西方作者，当他们研究和叙述历史时，大体上也无可回避采用着阶级分析的方法（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的方法），要不然他们就说不清历史，而我们倒甘心让自己糊涂了起来，叫做“难得糊涂”。　　

　　四十年前“文革”，从它在社会上展开的那一刻起，就以各执一是、似乎不可调和的争论开始，以至于亲弟兄、好夫妻，也会为此而尖锐对立、互不理睬。毛主席通过“文革”把群众发动起来，让群众“大鸣大放大辩论”，来“阐明正确的观点，批判错误的意见”。当别人认为这种情况不好时，毛主席却说群众真正发动起来了，是形势大好，不是小好。但现在会有人站出来说，看，毛主席就是让弟兄对立、夫妻不和。那么，我们只能对这样的智力和说法表示承蒙指教。　　

　　现在有观点指责说，“文革”对群众过于相信和依靠，是“民粹主义”，也给无政府主义等等提供了泛滥为恶的机会。然而，当我们这样指责时，我们实际上还是承认了我们也许不想承认的，那就是：相信和依靠群众是人民国家本质性的表现，至于人民一时还跟不上这样的要求，产生这样那样的问题，那更应当让人民群众有这样自己教育自己的机会，人民才能成长，人民国家才有最可靠的保障而不至于蜕变成少数人的国家。这个问题不应当等待，而应当抱“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的态度。这正是毛主席的一个大逻辑，毛泽东思想的一个精髓所在。　　

　　前天，我听一个十四岁的中学生说，毛泽东这人没有文化，是我们老师说的。我不知这算不算如今的教育？这位老师大约以为自己的文化比毛泽东多，要不然，他岂能这样自信？听说大学讲坛上，对学生的此种灌输更多更“深”。　　

　　“文革”作为这样大规模的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的运动，它是否伟大，姑置不论，它的意义却不能不是深远的，我们不能不受益于它空前解放了人们的某些思想，尽管我们也许不愿意承认。当然，既然生活和思想都永远在前进，思想解放就不会是一劳永逸的，它取得的思想进步只能是阶段性的，不可能一下子解放了所有一切应当解放的思想。另外，在这样大的社会运动中，必然有着一些“沉渣泛起”的现象，但那决不是运动的主流，因而也更不是运动本身，事实上那在运动中就会遭到群众的识别和拒绝。但是，一个大的历史运动之后，相反的律动却必然以这些为借口，而把人们的思想又往回推去，已经解放了思想还可能被重新束缚起来，这也是历史的规律。　　

　　毛主席此一发动群众的做法，作为直接发生在我们之前的一段历史，不管你怎样看待它，它的思想解放的意义之一就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发言权，应当勇敢地运用这一权利。这在当时也有个专门的号召，并且写在中央文件上，叫做“敢想、敢说、敢做”，这一意识在“文革”前是很薄弱的，直接原因是一九五七年以后“反右扩大化”的消极影响，弄得人不敢讲话了；至于怎么就“扩大化”起来，如今我们从网络文章获知，那应加以具体考察：“反右”是毛主席拍板的，而“扩大化”的事，是从何而来、向何而去，就要问具体操作的人了。一九五七年发动“大鸣大放”的初衷，就像“文革”这样，是让人民讲话的，没想到后来一是右派要共产党下台，二是“反右扩大化”。到“文革”之前，“右派”已经数次摘帽，但“反右扩大化”的消极影响仍然严重，“文革”初发动时人们不敢响应号召起来给当权派提意见，还有一些人因此宁可当“保守派”，暗中讨好当权派，而不考虑什么人格问题，显然，这不能认为是好现象，而应当予以冲破。　　

　　发动文革的《十六条》和以后一系列文件、社论，则明确吸取“反右扩大化”这一历史经验（虽然当时并没有提到这个词语），始终要求“警惕有人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再三要求销毁“黑材料”，不准跟人民“秋后算账”，否则就叫做犯了“方向的错误，路线的错误”。这也就是努力不让一九五七年的悲剧重演。　　

　　所以，当时人们欢欣鼓舞，感觉是到了一个全新的世界，感觉“文革”的最后决不会是又一场“反右”并且还“扩大化”，因而才敢于出来“造反”，虽然是“奉旨造反”，但毕竟是“造反”。如今试试看，比如，给你的领导或老板贴一张大字报，揭露他如何如何，你敢吗？“文革”时的群众做的就是这等呆事，但要不是毛主席让他们这样做，他们也不敢。　　

　　这时，会有人出来说，哈，你看，你说漏嘴了，毛主席让敢你才敢，这不是专制独裁吗？应当不要毛主席说，也每个人都敢这样做。我们只好这样回答：是的，老兄，你这话说得不错，那是更高的境界，那也是应该有的境界，但那种境界对于我们还不存在的情况下，毛主席给出了“文革”这样的“无产阶级专政下大民主”的境界，难道不是破天荒的进步或进步的尝试？而世界上绝对的民主，绝对的“敢”，又在哪里？老兄你在这个问题上做到了多少？看来，我们得承认，我们永远只能在相对中去向绝对前进。　　

　　“文革”时的言论自由，确实也有它的特点，那就是人们自觉奉行一种标准：你不能公然说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话，你不能说毛主席不好。否则，就会有群众来指责你，乃至有人会把你扭送派出所管教。这从另一面来说，就是言论不自由、言论专制。　　

　　我们有理由向往言论的绝对自由，但明摆着，比如这篇言论，虽然自由地能在有些网络（也不是全部）上发出，却不一定自由地能在报刊等出版物上发出，更不一定能自由地能不受到别人的批评、讽刺、谩骂。　　

　　人民感谢“文革”给人民空前的言论自由，这在“文革”之前是不敢想象的。　　

　　当时绝大多数学生、工人、群众，以毛泽东思想为旗帜，以人民解放军为榜样，以焦裕禄、雷锋、王杰这些人为楷模，怎么可能像精英文艺描写的是青面獠牙、土匪恶棍一样的呢？如今这仍充斥在我们的各种“作品”中，那是对我们祖国、民族、历史的污蔑，以此进行“妖魔化”，使人失去信心，至少在客观上是为某种“崩溃”做意识形态的工作。　　

　　现在就连拿枪打共产党的国民党军官，就连侵略我们的日本鬼子，在文艺形象上，也注意到人格化、人情化的艺术辩证法，甚至还能赋予很好的个人品德与风度，但这一艺术辩证法，唯独不给“文革”中的“造反者”，那些普通的工人、学生。这是多么发人深省，正如毛主席在《五·一六通知》中早就说过的，这里从来是不会给你讲什么“平等”的。我建议人们读一下维克多·雨果的《悲惨世界》第一部第一卷第十节《主教走访不为人知的哲人》，做个参照，来看到这确实是不足为怪的。　　

　　对许多当时二、三十岁的“文革余孽”作为“五·一六反革命骨干分子”审查的两年，所谓“十年动乱”，是算在里面的。十年之中的这种清算，大小不等，形式不一，不止一次。在勇敢参加了造反的人们看来，这是反攻倒算，是运动出现了“反复”，是违背《十六条》而要把他们打成“反革命”。但在另一种立场看，这正是把“文革”否定掉、恢复“正常秩序”。最后，至今为止，这后一种立场胜利了，话语也就不同，才有“十年动乱”之说，来统一人们的头脑，于是，一切的一切都要毛泽东负责。　　

　　毛泽东，十年之中，他们干的事，也要你负责；由此往前推，一九五六年以来，他们明里暗里干的不好的事，也要你负责。你亲手建立并实行了党的民主集中制，你进而要把这一做法推广到全国人民中去，但你被描绘成了一手遮天。你老人家的罪怎么能不大呢？只可惜你不能开口说话了！　　

　　但你对这一切早已料到，因此再也不必说什么了。　　

　　早在“文革”发动之初，全国尚还安静的一九六六年七月上旬，你就在一封当时渊默无闻、如今很著名的信中（网络上名为《给江青同志的一封信》）写道：　　

　　“事物总是要走向反面的，吹得越高，跌得越重，我是准备跌得粉碎的。那也没有什么要紧，物质不灭，不过粉碎罢了。全世界一百多个党，大多数的党不信马列主义了，马克思、列宁也被人们打得粉碎了，何况我们呢……”。　　

　　这是在四十年前说的话。一切都被你料中了。这是悲剧意义上的悲剧，是一种悲壮，而不是悲惨。　　

　　“陈良宇同志”等人，要按“文革”那时来说，该算他们是什么呢？当然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是“资产阶级在我们党内的代理人”，是“赫鲁晓夫式的人物”，是具体证明了毛主席的论断：“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以及关于“文革”是“共产党同国民党斗争的继续”的论断。不管怎么说，陈良宇一类的人就是人民应该奋起对他“造反有理”的对象。现在中央通过组织途径作出了正确处理，但如果中央号召人民为了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而起来对这些人“造反有理”，人民难道不应当起来响应这一号召吗？　　

　　毛主席破天荒提出的“走资派”这些概念，我们赞成也罢，反对也罢，认为不能用来经邦治国也罢，它没有被人们忘记，它像一把尺子，仍然在衡量着世界，也继续经受着实践的检验。尽管苏联、东欧已经被完全说中，但毕竟，我们是我们，我们是不至于的，谁也不愿在我们的生活中出现能验证毛主席这几句话的事情，更不用说在整体上被验中。　　

　　我们从“文革”那种所谓无约束的社会，转到“民主与法制”的社会，也有若干年了，“文革”时的那种“乱”，确实是没有了，事实上一九六九年党的“九大”召开就是一个标志，“文革”头二年的那种“乱”，早就不存在了，“文革”中的红卫兵已经下乡插队当农民去了。如今，我们社会出现的“乱象”，应当要比“文革”少得多才是，但是，却出现了“文革”时简直还不知为何物的娼、黄、赌、毒、假、骗、抢、拐卖、巨贪、黑社会、官商勾结，等等，这又该当如何去说呢？　　

　　“文革”及其以前的新中国，在总体上是一个叫人“革命”、叫人“斗私批修”、拾到一分钱也交给警察叔叔的年代，而不是一个叫人“发财”、叫人“先富起来”的年代，理当大为不同。“文革”的年代自会有它的问题，但决不会是娼、黄、赌、毒……这些问题。社会不断在克服问题中进步。今天的某些进步，是因为克服了“文革”中最显著的某些问题（比如人群公开分裂，以至发生“武斗”），而因为“彻底否定”，再加上其它原因（主要是所有制的改变），则带来了今天的问题。所以，根据国际国内近几十年的情况，我们要对“文革”进一步给出一个更科学、也更符合事实的说法。这就是当前网络上“重新评价文革”的呼声的一种来由。　　

　　“文革”时代的年轻人，虽然并未亲眼见过以上所言之“娼、黄、赌、毒、假、骗、抢、拐卖、黑社会……”丑恶的东西，却从小一再地从所受教育中知道，也从中国现代文学家的作品中知道，军阀、国民党统治的旧中国这些东西是普遍存在的。新中国消灭了这些东西，因而新中国是好的。那时的年轻人在“文革”之后一段时间里，也怀疑以前所接受的这些知识是否虚假？进入“反思”。但没想到，现在天天在身边能看到这些东西，或从媒体上获知我们身边如何地存在着这些东西，而人们也熟视无睹、多闻不惊、习以为常了。于是，他们不得不再一次进行“反思”。但这时却有比他们年轻许多、据说也有学问许多、也高明许多、精英许多的人，出来说，用不着再“反思”了，这一切才是最正常的，要理解，要接受，要让人民有这样一代两代人的苦难与牺牲，这是社会的经济发展与政治文化进步所必须付出的代价，而且有个原则，叫做“丛林原则”，叫做“补资本主义的课”，弱肉就该强食，弱肉被强食了才有进步。呜呼，聆听到这样“新”的指教，能说什么呢？　　

　　说“文革”是几乎无约束的社会，其实大有不贴切之处。一个几乎无约束的社会是不可思议的，那还能称之为社会吗？即使有过“踢开党委闹革命”，还有“砸烂公检法”这些极端性口号，“文革”社会的约束其实还是有的，那就是当时盛行的以毛主席语录教导自己，还有党中央不断直接向人民发布的指导性文件以至于《通令》之类，中央的两报一刊社论的宣传引导，还有“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大民主”这个明白告知的前提。也就是“党还是在起作用的，国家还是在起作用的”。“文革”那样“无约束”、“动乱”的社会，倒没有“娼、黄、赌、毒、假、骗、抢、拐卖、黑社会……”这些东西，也没有如今这种对金钱的无限崇拜，那么反过来说，假如那时这一切就像现在的情况一样，再加上人们所认定的“动乱”，那么社会不早就被抢光了吗？　　

　　“文革”时，有一些从前的约束，经过毛主席与人民群众的上下呼应，经过一个斗争过程，是解除了，人们有一种解放感。举个小例子：“文革”以前，你知道某个人是共青团员，或者是要求进步的分子，或者是“军革干子弟、工农家庭的人”，你在他面前，就会自卑自愧，言语也要谨慎些，更不用说对方是一个共产党员、一个领导人，那老远就要敬而畏之了，而“文革”兴起后，这种形而上学的、带有专制气味的东西，就被人们抛弃了，这就得力于当时对“奴隶主义”、“出身论”的批判。那么这是对与不对呢？这当然是一种进步，而这种进步是经过反复斗争才得来的，保持到了现在，但现在的人却身在其中而不觉，好像从来就是如此的。仅凭这一条，那“彻底否定”的“彻底”二字就站不住脚。这一口号对否定“文革”中产生的问题，起过它的历史作用，但它是一个矫枉过正的口号，而不是一个科学的口号。　　

　　对历史没有历史的态度，乃至处在无知之中，怎能产生真正有价值的见解而于己于人有益呢？对“文革”中的黑暗，该不该骂？当然该骂。对过去一切黑暗的东西都该骂。对现在和将来一切黑暗的东西也都该骂。现在和将来，不就是将来和更将来的过去吗？对于骂，正确的东西将在骂声中自豪和成长，不正确的东西将在骂声中倒下。但如果我们不止于骂，更不止于谩骂，而是有历史分析的态度和方法，我们就会更全面更深入地获得历史的真相，我们如果要痛骂，也将更为准确而有力，并且较少错骂。在日常生活中，每天都有错骂的事情发生，那往往是在缺少研究、缺少思索、脾气暴躁的情况下发生的，而对待历史，人们的态度往往较为慎重一些，而决不应该反而很轻率。　　

　　但这时会有人站出来说，如今的娼、黄、赌、毒、假、骗、抢、拐卖、腐败、黑社会、官商勾结这些东西，还是要“文革”负责，还是要毛泽东负责，并且还振振有词，你该如何回答他呢？　　

　　我分析，一，这样的观点，可能出自另有一种社会制度的理想，归根到底认为毛主席创建的这个国家社会不好，毛主席虽然不在人世三十年了，但这个社会的许多方方面面还是他奠定下来的，是在使用他的政治资源、经济基础。所以不管他逝世三十年也罢，五十年也罢，只要天安门上还有他的像子，一切还是要由他负责。　　

　　二，这样的观点可能是认为，“文革”及其以前，总是想把人们弄得很纯洁，叫人“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叫人“国家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还有“一切听从党和国家的安排”，以至于“触及灵魂、斗私批修”，等等，这是“思想专制、蔑视人性”，而共产党调子那样高、本意那样好的“文革”，却又没坚持到底，终于自己用一纸《决议》“彻底否定”了，人的纯真之心、理想信念遭到一次大幻灭，所以，“文革”之后，相反的东西自然而然就来了，于是发展到今天的人欲横流。虽然人们对人欲横流也不满，但也不想回到“文革”那样对人要求很严、硬要人学好的时代去，特别是“先富起来”花天酒地的人们是这样。　　

　　然而，我们知道，在人类的历史上，在中国的历史上，曾经一度消灭过那些丑恶东西的，却只有毛主席领导的那个时期和仍在他影响之下的时期，也许还可以加上苏联东欧真正实行社会主义的时期，而现在，几乎全世界都一样了，我们跟世界、也跟毛泽东之前的中国接上了轨。　　

　　我们确实应该背叛和抛弃科学社会主义的理想和理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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