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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风向逆转不调头
在一个牵引式的社会里，它需要一架集中全部社会资源的动力头。这架动力头上的导向人即使仙逝而去，但车头的惯性还会牵引社会继续滑行。
文化大革命的惯性并没有因为毛泽东的逝世，“四人帮”的被抓戛然而止，它还在两个“凡是”的牵引下滑过一段路程。我依然随同这架车头继续滑行，只是车头的导向人换成华国锋。但我深深地感到集中在车头里的原有能量即将耗尽。就在七六年的深秋，我给省革委会副主任李胜利，也是我的难兄难弟写了一首小诗：
朝别宦家途未休，千里风光一目收。
莫道野村无乐处，小曲一段自悠悠。
这首小诗的意思，再明白不过了。李看后笑着说：“官不是爹娘给的，丢了拉倒。你放心，过几天我和你一首。”
一．我又放炮了
安徽省委在两个“凡是”的导引下继续滑行，我依然主持省电子局的工作。按既定方针办，把四机部在皖工厂要到手。经过一九七六的奔波，到年底,四机部在皖工厂的归口管理有了结果。省委同意这些厂从省国防工办移交省电子局管理，七六年底办了移交手续。也许在要这些厂时，心里想的只是要过来.对如何管理这些厂，对他们应做些什么服务想的不多。
接管后，遇到的第一件事就是春节前大雪封山，一万多职工家属小孩被困在山里。天气好时，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人要回南京过年，看来七六年的春节他们回不去了。春节前一个星期，我带领政治处主任，还有一个从国防工办“陪嫁”过来的工作人员，冒着大雪进山慰问。从合肥到岳西县城一百几十公里路程，车子走了将近十个小时。特别到了盘山公路，悬崖峭壁，山峦重叠，倒是别有一番风味。车子停下冷却时，我想起柳宗元的“江雪”诗来。我觉得当时的景色，只要将柳诗中的“江”改成“山”字，很合适。我真的把柳诗“江雪”改成“山雪”：
群峦鸟飞绝，孤径人踪灭。
单车临峰顶，独赏寒山雪。
车子四轮驱动，以每小时五公里的速度蜿蜒爬行。这时，我已无心欣赏这个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的壮丽奇观。我担心的是，天黑之前能不能到达长安机器总厂。不由自主地问司机，如果天黑之前，我们不能到达总厂，现在能不能再回去？司机笑着说：“你看车子还能调头吗？”我自己也笑了。是啊，这样的路况还能调头吗？死了也只有往前走。幸好，司机是位抗美援朝时的老司机，夜间不开灯也照样爬山。
这样的路况使我联想到一个重要的问题，真的爆发战争，这样的路况，经得住敌人的轰炸吗？修在悬崖峭壁上的路，只要一颗炸弹，路在半月之内是修复不起来的。敌人有必要化上更多的炸弹，去轰炸藏在山沟里的厂房吗？敌人只要破坏这些工厂的进出道路，万余名老老少少，都会困死在山沟里。这些厂现在由电子局代管，我该怎么办？
老练的司机还是在天黑之前，把我们送到了目的地。第二天就是一个好晴天，我们在总厂厂长的陪同下，向还在坚守岗位的各厂职工拜年。尽管我们什么礼品也没送，但他们感到电子局送给他们的是一颗温暖的心。他们知道自己出不了山，也知道进山是同样的危险和艰难。
在同干部和工人的交流与座谈中知道，这些厂存在的问题同其他军工厂一样：子女上学问题；副食品供应问题；还有进山的农业户口转成非农业户口的问题。军工厂的住房问题不是最突出的，所以谈及也很少。但这个地方最突出的问题是副食供应问题，因为一个小小的岳西县城，要保证这么多人的副食供应，确实有困难。但这些问题不解决，无法让南京这样大城市来的干部﹑工人﹑技术人员，长期安心“三线”建设。这些问题春节前无法解决，我只能礼节性地看望县委田书记。我与他虽然不是太熟，由于他是岳西县人民武装部的部长，是安徽省军区系统的。他约我春暖花开时，再到岳西具体商谈。
一九七七年的春暖花开之时，我没有到岳西县，却去了北京。参加四机部召开的电子工业领导干部座谈会。当会议讨论到“三线”厂存在问题时，我又放跑了。放炮的内容大概是三点：第一点是工厂选址问题。对“隐蔽”的考虑多于建厂后交通运输问题的考虑。我又把前面思考的问题在会上放了一通。当时我就发现与会的部机关人员面部严肃起来。坐在我身后的总厂厂长拉我的衣服，我知道这一炮可能打到某位部领导头上。但没想到，这一炮打的就是王铮部长。既然话已出口，收也收不回来，何况我说的是实情，问题早晚要解决，索性说下去。放炮的第二点，是对“隐蔽”问题的考虑多于对生活问题的考虑。岳西县城在一个四面环山的山沟里，方圆只有几平方公里，突然来了这么多人，而且购买力陡增，县里如何解决副食问题﹑孩子上学问题。冬季一封山，吃粮都会成问题。我觉得县里不是不想解决，实在是无能为力。放炮的第三点，是一条建议。我建议岳西五个厂和一个医院，后续工程是否可以考虑暂缓，分期﹑分批将现有的工厂和医院迁往六安。那里原来就有三个厂，再加上这五个厂和一个医院，对六安来说，压力不大。因为六安已在大别山外，丘岭地面大，允许这五个厂相对分散。虽然“隐蔽”状况不如岳西,但交通状况远远好于岳西。供应问题，也好解决。另外，六安离合肥很近，等于合肥的大外围。合肥的政治影响也能很快传到六安，这些厂不至于很闭塞。
虽然我在发言时，部机关人员面部严肃，但看不出反感。会议休息时，总厂厂长告诉我，岳西厂的厂址都是王铮部长亲自选定的，你这一炮打到部长头上去了。我说：“是谁选的，我不知道。我只从实际出发，就事论事谈问题，谈办法。”这次发言也成了我在电子工业领导干部座谈会上的最后一次发言。因为我是最后一次参加这样的座谈会。几年后，这些厂没有迁往六安，而是迁往铜陵去了。
二．任质斌的最后邀请
电子工业领导干部座谈会结束后，我就去了岳西。这次去岳西的目的是二点。第一点是和县里商量副食品供应问题。县委答应，划出几个生产队，专为军工厂生产蔬菜。肉类﹑油类，只能凭票保证供应。如果供应不足，只能由工厂自己解决。学生上学问题，学校由工厂建。县城和工厂的孩子混读，由县统一管理；农转非的问题，政策性强，一时协商不下来。第二个目的，是协商电子工业军民协作问题。这只是一个意向性的探讨，并非要达成什么结果。
大概是七七年的五月中旬，在工业学大庆的伟大号召下，省委第一书记宋佩璋率全省县委书记以上的干部乘专列去大庆。人是在蚌埠集中，合肥市的人先到。一天晚饭后，我和李胜利在蚌埠市南山宾馆院子里散步，正好碰到宋佩璋。他要我们到他宿舍去，我和李胜利互相看看，都表示不摸底。就因为我们在批林批孔中，都批评过他的态度不好，他对我们一直不高兴。现在突然要我们到他宿舍去，心里实在很悬。我们一言不发地跟在他后面走，到他宿舍后，他先要我们坐下。接着就问：“你们最近都在干什么？”李胜利总是把我看作老大哥，让我先讲。我回答道：“‘抓革命，促生产’。前些日子到岳西三线厂住了十几天。解决工厂生活中的一些实际问题。”宋又问：“胜利，你呢？”李答：“我跟老梁一样，在厂里‘抓革命，促生产’，把生铁产量搞上去。”宋又问：“你们最近听到什么没有？”我和李胜利同时回答道：“什么也没听到”。宋又说：“有人联名到中央告省委的状，你们知道不知道？”我们同时回答：“不知道。”
我们的确不知道。一心一意要把生产搞上去。所以在临去大庆前，宋佩璋作了个很奇怪的决定,省直机关工交口由十二军三十六师师长狄循和我带队。当时工交办还有一位副主任，也是年轻干部。本来应由他们带队，我只不过是一个局的局长。但我把宋同我和李胜利的谈话联系起来一想，明白了。这时的宋认为我们是有话当面讲，背后不搞“小动作”，但他已让我们在基层坐了几年的冷板凳。
在大庆参观学习期间，有关宋佩璋的传闻多起来。但我的态度很明确，不管宋的命运如何，我还是我。既不盲目跟人，也不落井下石。我有对不起宋佩璋的地方，宋佩璋也有对不起我的地方，这是正常的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尽管宋佩璋的结局，一年前我就预料到。但一旦真的来到了，我不但不庆幸自己判断的正确，心里反而产生几分悲哀，对宋反而同情。
工业学大庆的活动还没有结束，中央处理安徽问题的决定，我们已经知道了。列车没有直接回合肥，而是到了北京。我们被安排在友谊宾馆住下。一天中午，时任省委常委统战部长的任质斌，把我﹑李胜利﹑李定山（中共中央候补委员﹑省委常委）徐文成（省革委会副主任）请去吃饭。他要我们与宋佩璋划清界限，主动检查自己的错误。我当时就感到，统战部长对我们几个文革前就入了党的老党员做“统战”工作。我们对宋佩璋知道什么？表面看来都是身居高位，但实职数我最高，也只是个正局级。触及不到省委的任何高层决策，更不要说核心机密。老干部不受重用，我们这些文革出身的青年干部更不受重用。更何况我们对宋的许多错误做法也进行了力所能及的抵制。这时我心里形成“一日造反，终身受审”的感觉，“红卫兵”成了阶级成份，“造反派”成了家庭出身。别人跟随宋佩璋干不是错，我们有所抵制的反而还有错。这在党章和法律面前，还有平等可言吗？至少我没有感谢他的饭菜，思想很有抵触。这种抵触情绪，直到万里到安徽来主持工作，也没有完全被消除。在万里主持的省委常委扩大会上，还有所表露。在省直机关的小组讨论会上，我有个发言：“宋佩璋同志的错误，有他自己世界观上的原因。但我作为省领导班子的一名成员，也有自己推托不掉的责任。许多事情，我们也跟着做了，尽管在有的问题上有些不同看法，也未能象毛主席指出的那样：对错误的领导，不应盲目服从，而应抵制。如果青年干部都能站出来，自觉抵制宋佩璋同志的错误，安徽的损失也不会这么大。如果许多老同志能公开抵制，安徽的损失会更小，宋佩璋同志也不会在错误的道路上走得这么远。比方，任之同志﹑光宇同志，能站出来抵制，成效会更好些。我们都应该从省委的错误中吸取教训，避免今后重犯错误。”
我当时和以后，都不认为这个发言有什么错误。但这个发言在清查运动中，特别是在一九八三年底开展得近乎第二次文化大革命的二次清查中，对我产生了不可估量的打击力量。
三．孙曙上班了
我们在北京等候中共中央解决安徽问题的最后决定时，有关宋佩璋要下台的问题就已传得沸沸扬扬。揭发以宋佩璋为首的安徽省委问题的人民来信也多得要命。在六月二十三日省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期间，大会秘书处收到全省各地寄来的人民来信成千上万。但秘书处的洪某某告诉我:“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你的一封人民来信”。七月上旬，省委成立了清查文化大革命期间与林彪“四人帮”有关的“人和事”的专门组织，也称为“清查办公室”。放手发动群众揭发与“四人帮”有关的问题，但清查办公室依然没有收到我的人民来信，大街上也没有揭发我的一份大字报。直到九月中旬，我在省委对面的墙上看到一份大标语：“梁守福炮打康生罪该万死！”落款是，省电子研究所的部分职工。但，这份大标语很快被覆盖掉，因为康生是托派的问题已在中共中央高层传达。
正是因为暴风骤雨的揭发都没有发现我个人有什么问题，所以我仍然在省电子局主持日常工作。直到十一月份《人民日报》发表“除恶必须务尽”的评论员文章后，省电子局副局长孙曙突然上班了。她的上班意味着什么？用局政治部一位干事的话来回答：“孙曙一上班，我就知道坏了，她是要整梁局长的”。
孙曙（省委书记王光宇的老婆）虽然上班了，省委对我的意见是，一面工作，一面说清楚。这对我来说，的确很困难。但我服从党的决定，白天忙于日常事务，夜里思考说清楚。孙的上班不是为了别的，是因为郭宏杰在十月份被省委隔离，她可以凭她知道我和郭的关系对我动手。只要把我绑在郭宏杰身上，就可以把我置于死地，以此洗清自己。所以，在每次说清楚会上，她都抓住我同郭的关系不放。开始我还很傻，认为她突出这个问题是为了堵我的嘴，要我不要说出我﹑郭、孙﹑王光宇之间的关系，只要我不说出同郭的关系，保住王光宇。即使我眼前吃点亏，将来王光宇还能为我说几句话。直到孙要我说清七七年十月底或十一月初，我和郭宏杰的一次单独谈话。我觉得她是拚着老命要整我了。她说：“有一天上午郭宏杰在我家，本来说好是在我家吃饭的，快十一点了，他突然要走，说老梁在稻香楼等他。我怎么留，也留不住他。你要说清楚，你们在稻香楼到底密谈些什么？”
这个问题是我当时无论如何不能说的，也不敢说的问题。因为那次我们俩人交谈时间比较长，涉及问题比较多。比如，我劝他不要在省委上班，回萧县去，避开视线；从省里要点钱﹑粮，对萧县有灾的地方发放一点，不要后院起火。还劝他回萧县，把过去的案件清理一下。该松绑的要松绑，该赔礼的要赔礼。因为后面两个问题，七六年我就同他谈过，我们还有争论。他认为我不了解肖县的情况，都是听别人讲的。为此，我还给他写过一封长信，从古代谈到批林批孔。历史上许多人物都是昙花一现，历史总是一种倾向掩盖着另一种倾向。
在我们两个交谈中，我还劝他辞去党的十次代表大会的代表。还结合自己的切身体会，谈了“木秀于林，风必摧之”的道理。又同他谈了对宋佩璋的一些做法，要保持距离，不要用一根稻草绳拴在一起同时下水。宋听不得一点不同意见，专横作风不得人心。其实像这样的意见和建议没有错。但当时在会上不能讲。因为这些问题一说出来，就会认为我同郭的关系非同一般，孙曙已经提示我，你和郭的私交很好，不会不议论“四人帮”的事。实际上，我们真的议论了“四人帮”的事。因为郭宏杰以前同我说过，他对江青看不惯。我同“四人帮”的任何人没有见过面。但对华国锋议论不少，郭认为华国锋能力不强，我认为华国锋是个过渡性的人物，长不了。
在当时议论华国锋是犯忌的，我怎么敢说。所以在孙曙多次的逼迫下，我只好以攻为守。我说：我可以向党组保证，我去郭庄几次，都是省革委会在那里开会。我没有因为私交去郭庄一次。我去郭庄开会，郭宏杰没有单独请我吃过饭，也没有单独陪我参观过任何地方。因为孙曙单独到过郭庄，郭宏杰为她大摆宴席。而且单独陪她到徐州参观淮海战役展览，这是孙曙亲口同我讲的。郭宏杰在合肥时间这么多，我没请他吃过饭，我也没有陪他去过任何地方。因为郭宏杰在合肥常到孙曙家去同王光宇谈工作，吃饭是常事。而且郭宏杰的妹妹来肥时，有时就住在孙曙家里，开口闭口就是孙阿姨，这是人所共知的事。
我之所以向党组这样保证，是向孙曙发个信号，不要把我逼得太急，逼急了我什么都会说出来。因为王光宇和郭宏杰的关系比我同郭宏杰的关系要紧密得多。
四．批斗会上发生的故事
大约七七年底，我要求对我停职审查。时隔不久，省委指示对我进行停职审查。随后，对我在系统内进行大会批斗。
批斗大会可能是七八年元月召开的。我记得天气很冷，没有厚棉衣，爱人请她中学同学，给我赶做一条棉裤。因为会场肯定设在省无线电厂礼堂。舞台后面窗子上的玻璃是坏的，我在台上站或坐几个小时没有棉衣是不行的。大会开始后，把我叫到台上，左侧放一张凳子。腾野翔示意要我坐下，这些做法比文革初期文明的多。批斗会刚开始时，礼堂里的人挤得满满的，外面还站了许多人。随着批判我的人数增加，听众却成反比例的减少。下面的哄哄声，随着批判人数的增加而增加。当第三个人发言时，下面的听众最少走掉三分之一，而喧哗声比扩音设备的声音还大。腾野翔几次打断发言，制止台下说话，结果下面说话的声音比腾的制止声还大。到第四个人发言时，听众最少走掉一半，但说话声音并未降低，反而更大。我在台上看得一清二楚，差点笑出来。第四个人讲到一半时，会场秩序已乱得不像样子，腾野翔宣布散会。大会本来安排八个人发言，结果只有三个半人发言就草草收场。会场的人越来越少，我以为他们利用这个机会搞点无政府主义，提前回家烧饭。我到工厂大门口时，发现自己的判断完全错了。离开会场的工人没有走，聚集在大门外等着送我。大约有二﹑三百工人﹑技术人员，一直把我送到现在红星路的西头。当时这里还是个很窄的小巷子，人多走不过去，否则他们会把我送到家门口。一路上，他们安慰我，劝我多保重，想开些。我问他们为什么不听批判往外跑？他们回答的很干脆：“他们的批判，还没有你自己讲得好。”对我的半场批斗会，换来这么多人的真情送别，我感到很欣慰。
前面所说的没有关于我的人民来信，不是一封没有。有一封是合肥无线电一厂的部分职工写给省委书记顾卓新的。我没有看到信，是工交办副主任康文秀在电话里告诉我的。信的内容是反映我扼杀无线电一厂彩电生产线。康要我写个情况说明给顾书记。情况说明的内容大致是：
1. 合肥无线电一厂是生产有线电测试仪器的定点厂，产品方向是四机部统一确定的。省局无权改变该厂产品方向，只有征得四机部的同意后，才能改变。否则打乱供货计划。
2. 合肥无线电二厂已经建成了一条电视机生产线，在合肥这样小的城市里，建设两个电视机厂不合适。会造成铺点多，战线长，资金跟不上，最后一个厂也形成不了生产能力。
3. 建设一条彩电生产线，第一期投入资金三千万，这笔资金省﹑市电子局都拿不出来，答应上也是空话。弄不好影响现有产品生产。
几天后，康又给我打电话说：你写的情况说明，顾书记看了，认为很好，按原规划办。
我处理的另一封人民来信，是电子所写给中科院的。他们要求回中科院系统。此信，中科院转给安徽省委征求意见。顾卓新要康文秀征询一下我的意见，我写给省委的意见是：该所与省无线电厂同属一个党委，原来都是华东自动化研究所。几经变迁，成立了安徽无线电厂。根据形势的需要，又将省无线电厂的仪表车间改成电子所。其目的是为了从财政上搞一点事业费养人。从现有的技术人员构成看，有自动化系统设计的；有自动系统终端仪表的；还有计算机硬件﹑软件人员，是一套完整的技术班子。如果要交给中科院，就全交。要不交就都不交。对技术人员，拆易聚难。省委没有采纳我的意见，还是一分为二，将电子所划给中科院。
这是我到省电子局主持日常工作以来，面对省委处理的最后两件事。我不能说我在局机关工作两年多的时间里，取得多么大的成绩，但在那个混乱的年月里，又是在局领导同志身体不好的情况下，我几乎独立支撑下来。为了说明问题我从《安徽省志》中的《电子工业志》抄一组数据。
一九七五年：企业五十四个 当年工业总产值 10172.2万元 年增长率45.6% 年利润总额 839.9万元
一九七六年： 企业五十四个 当年工业总产值 13636.7万元 年增长率34.1% 年利润总额 1311.5万元
一九七七年：企业五十四个 当年工业总产值 17861.4万元 年增长率 31.0% 年利润总额 1868万元
一九七八年，我被停职审查，年增长率出现负增长。
五. 第一次劳动改造
我被停职以后，成立一个几易其人的专案组。我每天还是上班看书。直到一九七八年五月，省委认为安徽省与“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已基本查清。对我没有动静。记不清什么时候开始，又恢复我阅读文件的资格。但到了十月，对我又突然升温。省委下文件免去我省委委员，省电子局党的核心小组副组长﹑局长的职务。要我到安徽无线电厂劳动锻炼。我到安徽无线电厂的任务，是在总装车间修理印刷电路板。这是个最苦最累的体力活，最要命的是，印刷板的绝缘层是环氧树脂的，挫刀一拉，粉沫直飞。我还在厂任职时，这个活工人都不愿意干，我利用干部劳动时间，带着他们一起干。在车间的墙壁上，还布置了“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大标语“欢迎”我。在厂劳动不到一个月，专案组又突然通知我，回局写总结。回局后，并无人告诉我，写什么样的总结。但过了不久，专案组通知我，省清查办有人找你谈。
六. 谢绝万里书记的“特批”
大约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初，我被喊到一间专案组办公室，来找我谈话的是清查办的沈某某和一个见面认识但又叫不出名字的人。他大概是省直党委的某个处长。沈说：“我就不介绍了，大家都认识。我们今天来想请你写个材料。”
我问：“写个什么材料？”
沈说：“写一些你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是怎样反对林彪；反对康生；反对十二军；怎样保护老干部的材料。写这些材料，对你来说并不困难，这是人所共知的，实事求是地写。写好后给我们。然后清查办在这个材料上附个意见，请万里书记“特批”一下，你就没有事了。”
来的另一个人，未作补充说话。但我也未立即表态。沈看我没有马上表态，又补充说，你先考虑一下，过几天我们再来。然后我们又扯了些无关紧要的话，他们就告辞了。
沈等的谈话，对我产生不小的冲击，他们不是代表个人找我谈的。而是代表省清查办来找我谈的，我该怎么办？我写了这份材料，万里书记肯定会“特批”，我至少可以马上“解脱”，说不定还有个更好的仕途。因为文革中有这样优秀的造反派头头还不多，说不定成为一个好的典型。但我也不断地问自己，我真的反林彪﹑反康生﹑反十二军吗？我认为自己当时没有这样的胆量，即使有这样的胆量，也没有反他们的证据。我说出不同意见，那是因为出于对党的信任和忠诚。批我所谓炮打“三红”，那是用来批判我和自我批判时带的帽子。如果真抓到我反他们的真凭实据，谁也保护不了我，肯定是个现行反革命。我不能欺骗自己，更不能欺骗历史。
另外，我又考虑到自己被“特批”以后，说不定还能搞一个什么官干干，但那时已有人因为文革被抓，不被抓的也未松绑，我是他们的总头头，我没有事了，他们还有事，别人怎么看我，历史怎么看我。如果，真的被安排在某个位置上坐着，我能心安理得吗？经过几天的反复思考，我自知自己不具备做官的素质。我的个性决定了我只会昂首挺胸走路，这样走路的方式，适于走下坡路。弯腰低头走路的方式，适于走上坡。我学不会，万一上高了，我的走路姿势会让我跌的更惨。还是不做官，做民好，这样心理更平衡，做个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决定放弃这次被“特批”的机会，决定为自己的政治生涯划句号。
几天后，沈他们两个又来找我，说话的地点在老地方。沈说：“怎么样？考虑好了没有？如果材料写好了，我们就顺便带回去。”
我回答道：“我经过反复思考，这个材料我不能写。我没有反过林彪。我对他的《再版前言》中的天才论有不同看法，这是个理论问题，不是对林彪个人有什么怀疑，提不同看法，不能说成反。对康生的问题，我对他本人处理安徽问题有看法，在不同的场合下，说了他不少坏话。在清查“五·一六”时，真有人想把我搞成“五·一六”，苦于找不到我反康生的真凭实据。如果他们找到我反康生的材料，我就是“五·一六”分子。我不是“五·一六”分子，说明他们没有找到我反康生的证据。这个逻辑应该成立。不能康生是无产阶级革命家时，我说我没有反康生；康生成了托派，我又说我反康生。我成了什么人？我更不愿意把我的什么材料弄到中央去。我不愿意在背后有人看不起，耻笑我是个两面派。对十二军，我从未反过。他们把我对十二军的一个团副政委处理问题不公正，说成反对十二军，那是他们的事。我在行动上是支持十二军的。我怎么能说反十二军呢？
至于保护老干部，我的确拚着命来保护了一大批老干部，包括李葆华。但我没有保护所有的老干部，持不同观点的不少老干部，我就没有保护他们，甚至还反对他们。我说的都是事实，是心里话。我非常感谢你们的好意，也感谢万里书记给我一个机会。但我自知自己不是一块当官的料，我只想到大学或中学去教书，或者到那个研究机构干点技术工作，搞情报资料翻译也行。”他们看我说话这样坚决，再也没说什么，就告辞了。
我放弃了万里给的“特批”机会，我心里既感到一种轻松，也说出了自己心里想说的话。但也感到一种压力，不知他们会怎么想？会不会认为我思想顽固不化？给梯子不下，是一个死不改悔的造反派？这个疑虑最好让以后的事实来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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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12-19 04:16: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