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纪霖 特朗普：民族至上的民粹保守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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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年前特朗普的上台，预示了这个世纪风向的变化：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时代终结，一个以民族主义为特征的新世纪正显山露水。

　　 在特朗普当选之后的第三天，福山在《金融时报》发表文章指出：“我们似乎正进入一个民粹主义的民族主义新时代，在这个时代里，自1950年代起构建的主导性的自由秩序开始遭到来自愤怒而强健的民主多数派的攻击。我们可能会滑入一个充满竞争而愤怒的民族主义世界，这种风险是巨大的，而如果真的发生，这将标志着一个与1989年柏林墙倒塌同样重大的时刻。”

　　 上个世纪的标志年，是1917年俄国的十月革命，铁腕领袖列宁将民粹主义与国际主义结合，开启了20世纪的革命年代。从1917到2017年这一百年，时代的风向从左翼转向右翼，其间有过冷战、“历史终结”、全球化的高歌，如今竟然成全了一个保守的民族主义时代，全世界主要国家，除了德国与法国，几乎都是民族主义领袖的天下。

　　 为什么在1917年，民粹主义与国际主义结合，而在2017年，会转而与民族主义结盟？在这百年之中，民粹主义何以形成了四次狂飙？特朗普的民粹主义，又具有什么样的特征？
　　
　　 一、什么是民粹主义？
　　
　　 民粹主义是一个现代的现象。在代议制民主政治之中，民众对政治的参与是通过制度化的政党代表制，选出自己的利益代理人政治精英，间接地参与政治的过程。当这一精英代表制发生危机或处于衰败的时候，被动员起来的民众将会绕过政党，甚至摧毁精英制度，直接介入政治过程，或者诉诸于魅力型领袖，以实现自我的利益。

　　 从政治意识形态而言，民粹主义是中性的，既可以与左翼的、激进的列宁主义或无政府主义结合，也可以以右翼的、保守的民族主义、威权主义为旗帜。但无论左右，民粹主义都有其共同的“家族徽记”，其主要有三个特点：人民整体、虚无主义和神魅领袖。

　　 民粹主义所理解和阐述的人民，并不是一个个具体可数的权利的个人，即共和制度下的公民。民粹主义者口中的人民，是一个同质化的、利益不可分割的整体，卢梭的“人民主权论”开启了现代民粹主义的理论先河，具有最高主权的人民体现为集体化的公共意志。它不能被代表，也不能授权给政治代理人代议士，人民必须直接在场，但吊诡的是，这一整体的集体意志却可以被“宣称”，由神魅型的领袖作为人格化的展现。

　　 在现代民主政治之中，宪法也是人民集体意志的精神体现，竞争性的政党也会宣称代表人民利益，但是民粹主义与民主主义的核心区别，不在于是否代表人民意志或利益，而是民粹主义对人民的代表性垄断。代议制下的政党，所竞争的是一个可以分割的人民利益，不同的政党所代表的，只是人民中的一部分，它必须承认、也照顾到对立政党所代表的另一部分人民的利益。所谓人民的整体利益，只是“化私为公”，是各种私意化的选民利益的整合，并不存在某种克服了“私意”的纯粹的、抽象的“公共意志”。比如，美国三权分立的制度设置，预设了无论是总统、还是国会、司法，都不是人民利益的唯一代表，需要通过权力的相互平衡和博弈，才能无限接近人民的整体利益。

　　 然而，诚如缪勒（Jan-Werner Muller）所说，民粹主义是对人民代表性的道德性垄断。他们不承认现代政治的多元性和竞争性，只有他们才真正代表人民的意志和利益，而别人或别的政党，不是人民利益的虚假代表，就是人民的敌人。于是，民粹主义必须有敌人，那就是人民的敌人。没有敌人就没有自我。民粹主义通常都具有强烈的敌我观念，人民是道德的、正义的，而人民的敌人邪恶的，是必须被消灭的。

　　 民粹主义虽然具有强烈的道德性、乃至宗教性，但在价值上却是虚无主义的。所谓虚无，乃是民粹主义将人民的利益视为唯一的、最高的价值，但这一价值究竟具有何种内涵，却具有很大的任意性和不确定性。因为其暧昧含混，所以特别便于神魅领袖或者政客操控，将一己之价值和利益冒充为“民意”或者共同利益。

　　 吊诡的是，民粹主义在价值上虽然是虚无主义的，但在形态上却具有宗教的特征，它需要某种许诺的愿景，某种乌托邦幻想，如此才能吸引和动员尽可能广泛的民众参与领袖所承诺的“伟大事业”。民粹主义将现实描述为一团漆黑，将乌托邦愿景宣传得无比美好和光明，在黑暗的现实与光明的未来之间，需要由一个神魅型的领袖出来，带领人民实现历史性的跨越。

　　 在现代政治当中，社会底层总是潜伏着某种民粹主义的自发冲动，是否爆发成广泛的运动，取决于一个神魅型领袖的出现。现代政治制度的核心是科层制官僚管理，但民粹主义的领袖总是绕过官僚机器，通过广场或者网络新媒体，直接面对民众发自己的声音。在官僚组织中生长出来的政治领袖，不一定有个人魅力；但能够发起民粹运动的领袖，一定要有奇理斯玛式的个人魅力，没有魅力形成不了民粹运动。

　　 当民众分裂不严重，有较多共识的时候，各政党都在争取中间选民，社会底层要形成民粹冲动、建制里面要冒出神魅领袖都比较罕见。一旦发生战争、秩序危机或经济危机，社会撕裂成互不相容的对立两派，议会中趋于中间的建制派力量式微，极端性的政党或者派别占据主流的时候，那种超越党派的魅力型领袖就会脱颖而出，直接面向民众，掀起民粹主义的狂潮。
　　
　　 二、百年来的四次民粹主义活动

　　 1917年以来的百年世界历史，民粹主义运动出现了四次狂潮：1917年的俄国红色的十月革命，1933年的以种族主义为号召的纳粹德国掌握国家政权，1968年法国无政府主义的五月风暴，2017年以特朗普上台为象征的保守民族主义。其中，两次是左翼的民粹主义运动，以阶级解放或文化解放为旗帜，两次是右翼的，以种族主义或民族主义为号召。

　　 1917年俄国的十月革命开创了红色的20世纪新纪元。沙皇俄国的旧秩序，因为战争的失败而失控，在1905年革命中诞生的苏维埃重新复活，在二月革命之后成为与临时政府平行的政权。苏维埃类似法国的巴黎公社，由工人、士兵通过直接民主的方式组成。在列宁和托洛斯基领导下，布尔什维克党抓住结束战争和分配土地两个口号，成功地获得了底层民众的支持，并借助苏维埃进行第二次的十月革命，最终推翻了临时政府，夺取了政权。在被战争摧毁的旧废墟上建立了革命的新秩序。列宁随之废除了制宪会议，具有直接民主的苏维埃政权也蜕变为由布尔什维克一党控制的无产阶级铁腕专政。红色政权的敌人就是反对它的人：从地主、富农、资本家到旧军官、旧官僚，以及新政权内部的反对派，他们通通都被冠以“人民公敌”。

　　 直接引发俄国革命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乃是欧洲各国民族主义高涨的恶果，苏俄高举的国际主义旗帜是对一战的国家主义的反弹，其号召全世界无产阶级以及被压迫民族与民众联合起来，进行民族独立和阶级解放的革命，建立一个平等的新世界。在民粹动员的背后，有一个弥赛亚式的共产主义乌托邦，诚如托尼·朱特所说：马克思主义是关于人类拯救的道德福音，马克思的信念的道德严肃性使我们整个世界的命运同最贫苦、社会最下层的人的状况紧密联系在一起”，马克思主义“成为坚定不移地服从那种代表和保卫全世界受苦人利益的思想和运动的力量”。

　　 十月革命之后，全球形成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个彼此隔绝的世界。一面是由第三国际到处播种的世界革命，另一面是1929年的世界经济危机导致的资本主义世界资源、资本和权力的重新分配。在德国，由魏玛宪法所建立的民主体制因为无法克服经济的大萧条和凡尔赛条约带来的国家耻辱，自由主义和左翼的政党一盘散沙，软弱无能，民众普遍地期待一个强有力的领袖人物出来拯救德意志，实现国家复兴。在这种背景下，遂让希特勒这个充满魔性的纳粹领袖横空出世。

　　 希特勒并没有像斯大林那样改造整个社会结构，只是在现有秩序上加上一个法西斯主义的结构。他将犹太人诬认为民族公敌，以民族优越论煽动起整个德意志民族的狂热，从知识分子到普通民众。极权主义将在现代化中失落的边缘人群组织起来，唤醒沉睡的大多数，让他们以民族、国家的名义获得归属感。而纳粹早期在军事、经济上的巨大成功而虚幻的民族复兴，更是为全民族的狂热打了一针强心剂。

　　 纳粹帝国的覆灭让右翼民族主义沉寂了半个多世纪。二战之后西方的经济繁荣和飞速发展，造就了战后一代中产阶级，民粹主义运动似乎应该销声匿迹了。然而，1968年的法国五月风暴，在西方世界又一次掀起革命的民粹狂澜。这次革命的主力不再是社会底层的工人、农民或其他劳苦大众，而是城市中产阶级的孩子们。这让保守派评论家大跌眼镜，说这次青年学生的抗议不是因为出于不满，而是无聊。 事实上，无论是激进的马克思主义者，还是保守的国家主义者，对五月风暴都看走了眼。这不是一场传统的阶级革命，而是年轻一代对年长一代所把持的压抑性社会体制的文化革命。

　　 这场年轻一代的文化革命，多多少少受到毛泽东以及“文革”的示范性影响。只是毛发动红卫兵起来革命的对象是官僚机构，巴黎学生造反的对象则是基督教-资产阶级的主流价值观。存在主义哲学家保罗·萨特成为了法国文化革命的精神领袖。然而，五月风暴与十月革命虽然同为左翼的民粹主义运动，其革命性质却迥然不同，五月风暴不以夺取国家政权为目标，无意建立巴黎公社、苏维埃式的新国家机器，它无宁是一场无政府主义的革命，追求的是各种类型的文化解放，从性革命到边缘社群的身份权利，不一而足。运动没有中心，也不需要有中心，没有阶级的斗争，只有身份的认同。法国五月风暴以及同时在美国爆发的文化反抗，开创了一个新的左翼抗争政治的时代，不再致力于整体性的夺权与颠覆，而是改变策略，以各种局部的、碎片化的、互不关联的性解放、女权运动、同性恋运动、少数族群的政治等等作为民粹运动新的形式，其影响蔓延至今，其结果便是保护弱势群体的“政治正确”成为了不可动摇的原则。

　　 到了20世纪末，随着苏联的解体、中国加入改革开放，全球化进入快车道，福山甚至乐观地欢呼“历史已经终结”，似乎从此就是西方式的新自由主义的终极天下。然而，他的老师、老辣的亨廷顿却提出了冷战之后的世界冲突新蓝图“文明的冲突”。不到十年，竟成谶语，2011年的911事件开启了伊斯兰恐怖主义的噩梦；随着中国的崛起、西方与俄国的蜜月关系结束，东西方世界重新陷入“新冷战”。另一方面，全球化产生的国家与国家之间、国家内部的不平等的加剧，“反全球化”的呼声在西方世界日益高涨，这一切矛盾冲突所形成的趋势逆变，终于到2017年累积成一个历史的转折点：一个全球化的民粹保守主义时代终于骤然降临。
　　
　　 今日美国

　　 民族至上的民粹保守主义

　　 英国退欧、特朗普当选、意大利、奥地利、匈牙利新民粹右翼政党的上台、美国与各国全球贸易战的开打，2017年前后所发生的这几个世界重大事件，正式标志着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时代的落幕。

　　 美国是当今世界的头号强国，它是世界的风向标。特朗普的右翼民粹-民族主义的崛起，并非一个偶然的事件，对于美国来说，其对外政策可能是对太平洋战争以来美国实行了七十多年之久的世界主义的大调整，其内部政策可能是对1960年代以来半个世纪所形成的“政治正确”的大反弹。也就是说，特朗普在外交上要重新回到美国的孤立主义传统，在内政上要重建一个以白人为中心的基督教文明的国家认同。

　　 在特朗普刚刚当选之时，舆论普遍认为他不过是一个商人，或者是一个政治商人，没有价值，投机善变，会将原则作为交易的筹码，然而，一年半的执政历史，表明特朗普在似乎是喜怒无常的多变之后，却有其自身的固执信念所在。特朗普的信念基于三条原则：盎格鲁·撒克逊的基督新教、美国至上的民族主义和古典自由资本主义。

　　 首先，特朗普是虔诚的基督徒吗？从他的演讲和推特的言论之中，似乎很少散发出宗教的气息。然而，这位祖辈从德国到美国的欧洲移民后代，却有着强烈的以白人为中心的保教（基督教）心态。无论是他的禁穆（穆斯林）令、修筑美墨边界长城，还是对文化多元主义的“政治正确”的激烈反对，都表明他理想中的美国，不是一个异质的、开放的多种宗教、多个民族平等相处的多元帝国，而是一个以盎格鲁·撒克逊的基督新教为中心的单一文明国家。自1960年代以后，文化多元主义本来已经成为了美国的主流思潮，但特朗普却要回到早期美国的“大熔炉”时代，谁要成为美国的新公民，必须接受美国主流的基督教文明价值观。

　　 从某种意义上说，特朗普不过是一个粗鄙版的亨廷顿。早在二十年前，亨廷顿已经将美国的外部敌人定位于伊斯兰教和儒教，而内部的敌人则是瓦解盎格鲁·撒克逊基督教文明的文化多元主义。亨廷顿要恢复的，是美国建国之初的新教传统，是白人为中心的单一文明国家。在他看来，如果继续被各种外来异质的文明侵蚀，美国迟早会像罗马帝国和苏联帝国那样，由于缺乏国家的核心价值的认同而土崩瓦解。 事实上，从小布什时代开始，共和党已经在实践这一“亨廷顿主义”，只是到了特朗普这里，意志更坚决，态度更强硬，措施更激进。

　　 其次，在国际政策上，特朗普也一改罗斯福以来美国拯救世界的世界主义理想，回到早期的孤立主义传统。在美国的历史当中，一直有两种互相冲突的文化传统，一种是清教徒的普世主义理想，相信美国处于上帝恩宠的“巅峰之城”，有责任在全世界传播上帝的福音（后来世俗化为美国价值），为人类的共同福祉作出牺牲。另一种是美国建国之初由华盛顿确定的孤立主义政策，以美国的国家利益为核心，不与任何国家结盟。普世主义与孤立主义构成了美国对外政策矛盾的两面。二战至今的近八十年的美国，是一个普世主义的美国，作为世界头号的强国，它到处输出美国价值，担当世界警察的职责，然而，亨廷顿在《我们是谁》中就此反思：美国究竟是世界主义的普世帝国，还是特殊的盎格鲁撒克逊的民族国家？  特朗普上台以来的种种“逆全球化”的政策，乃是对二战以来的美国世界主义政策的大调整，重新回到早期的孤立主义传统。但特朗普的孤立主义并非全面退出国际合作领域，乃是一切以美国的国家利益为最高原则。凡是不涉及到美国核心利益的，甚至有损美国利益的，特朗普坚决退出，而与美国利益休戚相关的领域，特朗普不仅不退，反而表现得比之前更强硬，更加咄咄逼人。美国的这一战略大调整，在全世界激起强烈的反弹，为了回应乃至报复美国的单边主义，有关各国也以本国的国家利益重新制定对外政策。全球化以来所形成的以人类利益为中心的世界秩序受到复活了的民族至上主义的严峻挑战，一旦民族至上主义的魔鬼被释放出来，21世纪的未来岁月，将发生更多的国家之间的冲突，这个世界将处于自二战之后所未有的动荡和不确定风险之中。

　　 第三，特朗普有自己的意识形态吗？这必须提到曾经是特朗普的首席战略师班农。虽然他已经被特朗普解职，但依然是特朗普的灵魂人物。班农坚定地相信，对美国危险最大的是三股势力：第一是穆斯林的原教旨主义，第二是崛起中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第三是美国本土文化精英（所谓致力于全球化的达沃斯党），他把后两种称为权贵资本主义，视位威胁美国自由资本主义的最大的外部和内部的敌人，而自由资本主义正是他视为生命的犹太教与基督教文明共有的社会根基。显然，崇尚竞争、交易公正的自由资本主义正是特朗普这个商人总统的政治意识形态，自由资本主义与基督教文明观、民族利益至上的国家观一起，构成了特朗普三位一体的核心价值观。

　　 特朗普并非是一个偶然出现的现象，他在美国社会，有不同忽视的民粹基础。无论在竞选当中，还是执政期间，他的以基督教文明和自由资本主义为价值核心的民族主义，在民间掀起了持续不断的民粹主义狂澜。班农将之称为“部落主义运动”或“新本土主义者运动”。这一运动的主体是美国白人中的中下层阶级，他们过去是收入稳定的蓝领阶级或者下层白领阶级，是一群保守的、本分的基督教徒。在全球化所形成的产业转移和收入差距扩大的过程当中，既不像华尔街和硅谷的精英阶级那样分得了新经济发展的最大一份蛋糕，又没有像非洲裔黑人和拉丁裔族群那样得到特殊的照顾，自认是全球化运动的受害者。而文化多元主义的“政治正确”又另他们感觉原来处于中心的白人文化被日趋边缘化。当特朗普横空出世之后，这些白人中“沉默的多数”兴奋地发现找到了大救星，自己利益的代言人。在左翼边缘群体（有色人种、女性、同性恋）身份政治越来越高涨的同时，右翼白人群体的身份政治作为一种对抗，也出现在美国政治舞台。两种形态上同构、利益上对抗、价值观上迥异的身份政治，将美国撕裂成两半，而且呈现出日益极端的对抗之势。特朗普令共和党右转，民主党在此刺激之下也将进一步左转，中间的建制派空间也日益缩小，年底的国会中期选举和2020年的总统大选势必出现极端的左右翼对决的场面。而与趋中的建制派不同，右翼的特朗普以及左翼的候选人所能借助的，一定是动员底层的民粹力量，只是双方的社会基础不同：一边是中下层的白人阶级，另一边是非白裔的族群以及各种边缘社群。只是后者是一盘散沙，而前者以特朗普为领袖所凝聚起来的身份认同、文明认同和国家认同，将继续成为美国社会继续向右转的社会动力。

　　 民粹的狂潮一旦被动员起来，就难以和平收场。如今无论是对于美国、西欧，还是俄国、土耳其，乃至全世界，还刚刚是开始，以民族利益至上为旗号的右翼保守的民粹主义，彼此之间有相互激荡之势。未来的世界将更不太平。此时此刻，令人惊心动魄的，是著名的梁漱溟之问：
　　
　　 这个世界会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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