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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9-15 21:47:04 字体大小：【大 中 小】
民谚云:“月晕而风，础润而雨。”自然界的风云变幻，有其预兆。人世间任何重大事件的发生，同样有其历史背景及其社会征兆可寻。批判杨献珍的“合二而一”哲学观点的运动，同样也不能例外。据史书记载，批判“合二而一”运动，始于20世纪1964年4月初，但形成这一气势宏大、遍及共和国上下、震惊世界的批判，并不是偶然发生的。追溯共和国建国以来的发展历程，诚如邓小平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多次指出的那样:“1957年后，‘左’的思想开始抬头，逐渐占了上风。1958年‘大跃进’，一哄而起搞人民公社化，片面强调‘一大二公’，吃大锅饭，带来大灾难。”《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15页。“1957年开始有点问题了，问题出在一个“左”字上。”《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36页。“从1957年开始我们的主要错误是‘左’，文化大革命是极‘左’。”《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237页。
历史事实正是如此，自1957年反右派运动以后，共和国的列车即偏离了正常的轨道向着“左”的道路奔驰，并且越跑越快，且不知刹车，任其如脱缰的野马，肆意狂奔乱跑。反右派运动，败坏了党的实事求是的唯物主义思想路线，大伤了中华民族数十乃至上百万知识精英的元气；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运动，使共和国的经济几近到了濒临破产的境地。然而即使如此，共和国的最高领导人毛泽东却依然认为：右倾机会主义是最主要的危险，而必须开展反击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就在这眼看列车即将跌入万丈深渊之际，毛泽东竟又发出“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号令。他强调：中国社会中出现了严重的阶级斗争，必须在农村开展“四清”，在城市开展“五反”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打击和粉碎资本主义势力的猖狂进攻。
在这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毛泽东一直十分重视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1964年春节期间，他为此召开了文艺、学术、教育界人士的座谈会，对意识形态领域存在的所谓“问题”提出了严厉的批评，于是一场疾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便席卷了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在这个政治风暴的中心——北京，杨献珍的“合二而一”的哲学思想自然也就成了打击的对象。
在反击右倾机会主义运动中，杨献珍由于坚持唯物主义，反对大跃进中唯心主义的“五风”，曾遭到严厉的批判和残酷的打击，几乎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运动后期由于得到彭真、杨尚昆的保护，虽未戴上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帽子，但还是被罢了官，由中央党校校长兼党委第一书记降为副校长、副书记。
然而,罢官、降职并未使杨献珍因此而抑郁、沉沦，相反，他经过短暂的心理调适后，很快便重新振作了起来，特别是他亲赴陕西、新疆等地实地调查研究后，大量的事实使他更加坚信自己原来对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中存在的一系列严重问题所进行的批评，是客观的、正确的、实事求是的。而“合二而一”的哲学观点，也正是杨献珍到中国大西北调查研究时，从古典书籍中受到启发而获得的。
何谓“合二而一”？简言之，就是杨献珍从事理论工作，特别是哲学工作以来，经过长期探索、钻研从中国古代大思想家的思想中寻找到的表达马克思主义哲学对立统一规律的一种方式。人所共知，杨献珍是一位勤奋好学、治学严谨，而又富有创新意识、进取精神的哲学家，即使在以往教条主义、现代个人迷信的极左路线统治的年代里，杨献珍也从不人云亦云，随波逐流，而是刻苦钻研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弘扬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和创新意识。“合二而一”就是他作为一个哲学家，深入思考出来的一个观点。这个观点的由来是：20世纪50年代，中国出版了列宁的《哲学笔记》和《谈谈辩证法问题》等著作。
在这些著作中，列宁讲到了对立规律问题。杨献珍读了列宁关于“统一物之分为两个部分以及对它的矛盾着的部分的认识，是辩证法的实质”，以及经列宁印证并肯定的裴洛、赫拉克利特的“统一体是由两个对立面组成”的论述后，受到了极大的启发，认为“统一物之分为两个部分”，用中国话说，岂不就是“合二而一”吗？由此，他联想到对立统一规律是一个普遍规律。那么，既然这个规律在古代希腊的大思想家的思想中有所反映，也必然会在中国古代的大思想家的思想中有所反映。但中国思想家是如何反映这种规律，怎样表达这种思想的，他却一直没有发现这方面的史料。1961年2月下旬，杨献珍在被错误批判斗争了9个月之后，到陕西的临潼农村进行调查研究。5月初的一天，他不慎跌倒将右腿半月板摔裂，不能行动，陕西省委知道后，让他住进西安的陆军医院进行治疗。在住院期间，他托西安市委的同志借来了西安周围几个县的县志阅读。在翻阅《蓝田县志》时，他发现上面居然有一条记载，说宋朝的晁公武的读书笔记上讲，蓝田县的吕大临著有《老子注》，阐述了老子的“合有无谓之元”的思想，令他大受启发。晁公武说吕大临在《老子注》一书中说“概以老聃之学，合有无谓之元，以为道所由出，盖至于命矣。”并以《老子》第十一章为例，说《老子》第十一章：“卅辐同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也。
然埴而为器，当其无有，埴器之用也。凿户牖，当其无有，室之用也。故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在这里老子认为“有”和“无”是辩证的统一，二者是相互依赖、相互补充、相互发挥作用而趋于完善的。为了说明“有”和“无”的辩证统一，老子举了三个具体例子。说明“无”的妙用，而有形的天地万物，都是从无形的道创生而出的。由此知道，道虽无形无象，作用却奥妙无穷，正因为道体虚无，才能有无穷妙用，若为实有，即使有用，也就有限。对此，杨献珍认为老子讲的“有”和“无”与黑格尔所说的“开端在自身中包含‘无’和‘存在’，它是二者的统一。”“正在开始的东西还不存在，它是走向存在（从非存在到存在，非存在同时，也就是存在）。”“在现实和思想的每个实例中都不难发现存在和无的统一。”“在天地万物间没有任何东西不在自身中包含着存在和非存在这两者”等等观点是完全一致的。杨献珍为自己这一发现按捺不住内心的欢愉和庆幸，认为中国古老的先秦道家关于对立统一规律思想和辩证法思想实在是太伟大、太光辉了。
1982年，明人方以智的《东西均》由中华书局点校，经历史学家侯外庐作序出版后，侯即送杨献珍一册，杨献珍如获至宝，当他聚精会神地反复研读后，不禁拍案叫绝，称赞《东西均》是一部具有朴素辩证唯物主义观点的好书。该书不仅提出了“尽天地古今皆二也”，“两间无不交，则无不二而一者”，“相反相因，相捄相胜而相成”，“有一必有二，二本于一，两端中贯”，表达了矛盾双方既互相斗争又互相依赖的思想，而且在《三征》篇中，以交、轮、几的公式——“交也者，合二而一也，轮也者，首尾相衔也，凡有动静往来，无不交轮，则贯合于几可征也”，说明在事物矛盾运动中人们可以把握发展趋势及可能性的观点。
方以智这些蕴含着唯物主义和探索辩证法的光辉哲学观点，充满着正确对待遗产批判继承的态度以及对唯心主义和神学的严肃的战斗精神，令杨献珍为之钦佩，为之倾倒。
对此，杨献珍在1985年夏与一位青年哲学爱好者的谈话中仍怀着浓厚的兴致说：“方以智的《东西均》，是值得所有哲学工作者和有志于从事哲学工作的同志一读的古典读物。他在《三征》篇中阐发的‘合二而一’论，是对对立统一规律的中国化的最简洁、最明了的表述，应予肯定。方以智对‘合二而一’论的观点是在老子的‘合有无谓之元’和宋朝哲学家张载的‘不有两，则无一’等思想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说明对立统一规律的把握和认识，不仅在古代的希腊存在，而是在中国也早就存在。”
格物致知，学以致用。通过艰苦的求索和考察，杨献珍在获得了中国古代思想家关 于辩证统一规律的简明表述——“合二而一”的认识和把握后，于1963年3月给中央党校61班学员讲授《唯物主义引言》时，第一次使用了“合二而一”的概念。他说，事物既是“一分为二”的，也是“合二而一”的。1963年11月6日，他在给高级党校学员和工作人员讲授《认识论》时，又说“合有无谓之元”、“合二而一”这些都是中国古代关于对立统一规律的光辉思想。杨献珍在这两次讲课中虽然也讲了“合二而一”的观点，但都未发生问题。可是，岂料1964年4月1日，在给党校新疆班学员讲授《要学会掌握对立统一规律去做工作，在实际工作中尊重辩证法》，讲到“合二而一”问题时，却发生了塌天大祸。
应该指出，杨献珍之所以用心良苦地阐发“合二而一”思想的理论，其目的完全是出于对当时在思想上、实践中唯心主义盛行，形而上学猖獗，给党和国家造成严重损失和灾难的忧心，指望通过他在理论界的地位和影响，对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弘扬、宣传与坚持，能够对大跃进以来炽热的“五风”和政治思想上的“斗争哲学”纠正过来。为此，他以68岁高龄，时常废寝忘食，不止在中央党校的讲坛上讲授尊重唯物论，尊重辩证法，而且还应邀给中央直属机关、北京市委、天津市委、河北省委机关干部发表演讲。外省的干部、群众听不到他的声音，便派人到北京来录音，然后带回去进行播放。一时间，“尊重唯物论，尊重辩证法，掌握对立统一规律”，成为社会誉论的论题和焦点。
何谓对立统一规律，杨献珍在给中央党校新疆班讲课时说：学唯物论，抓思维和存在的关系这个哲学上的根本问题；学辩证法，抓对立统一规律这个辩证的核心问题。
列宁在《哲学笔记》中说：“可以把辩证法简要地确定为关于对立面的统一的学说。这样就会抓住辩证的核心。”要学会在实际工作中运用辩证唯物论，正是为了医治我们在认识问题上的主观性、片面性和表面性。在实际工作中如果能够经常自觉地认真地按照哲学根本问题原理去办事，就能避免主观性，如果能够自觉地掌握对立统一规律去办事，就能够避免片面性和表面性。
辩证唯物论的对立物是形而上学和唯心论；对立统一规律的对立物是“两刀论”、“二律背反”、“非此即彼”的方法，“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方法，这些都是典型的形而上学的方法。“不破不立，不止不流。”要学会掌握对立统一规律，就必须破除在实际工作中的这些形而上学的方法，必须划清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界限。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说：“在形而上学者看来，事物及其在思想上的反映，即概念，乃是个别的、不变的、固定的、永久如斯的东西，应当一个个地，彼此独立地受到研究。他们在绝对不相容的对立中思维；他们的说法是：是—是，否—否；除此之外，都是鬼话。在他们看来，一个事物或是存在，或是不存在；同样，一个事物不能是自己而又是其他事物。正与负是绝对互相排除的；原因与结果相互间也同样是处于固定的对立中。”形而上学的公式：是—是，否—否。非此即彼的方法。
康德的二律背反：要即是这，要即是那，在绝对不能相容的对立中思维。这种二律背反的思想方法，即“在绝对不能相容的对立中思维着”的方法，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片面性的方法，在我们的干部中，是相当普遍的。如把民主与集中对立起来，把多快与好省对立起来，把数量与质量对立起来，甚至把劳动与休息对立起来等之，正如黑格尔所说，没有能力把两个思想联系在一起。同志们可以把实际工作中这种例子多举一些，目的是为了破除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学习辩证法就是要学会把两个对立的思想联系在一起的本事，就是说要学会掌握对立规律来做工作，学会两条腿走路。所谓对立面的统一，就是两条腿走路。
什么叫做对立面的统一，需要把这句话弄明白。
杨献珍讲到这里，不由把他在陕西看到的《蓝田县志》上关于吕大临《老子注》中的“合有无谓之元”，以及从《东西均》一书中看到的有关“交、轮、几”的论述，向大家介绍说：
“合有无谓之元”，就是对立面的统一。什么叫对立统一规律？中国有句古话叫“合二而一”，“合二而一”就是对立统一规律的简明表述；中国先贤哲学家提出的“合有无谓之元”，“不有两，则无一”以及“合二而一”的思想，是和黑格尔所说的“存在和无的统一或不可分性提供转化、生成”的意思是相同的。在天地间没有任何东西不在自身中包含着存在和非存在。这里的“有”和“无”，同“阴”和“阳”这样的字眼一样，可作为符号看。所以“合有无谓之元”这句话中的“有”和“无”，可以当作代表两个对立物的符号看。“元”即统一的意思，而“统一”则为不可分性的意思。“对立面的统一”，即对立面的两个东西本来是不可分离地联系着。
黑格尔的用语是：“不可分离地联系着的对立面。”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说：“在更切近地研究之时，我们看到某种对立的两极，例如正与负，彼此不能分离，正如它们彼此对立一样，而且不管它们如何对立，它们总是互相之间渗透的。”
对立物的统一，意即任何事物都是由对立面构成的，或矛盾构成的，不是铁板一块，“一分为二”，“合二而一”，“二本于一”。在认识里，有“一分为二”这句话，同上句是一个意思。“合二而一”是世界观，“一分为二”是方法论。“辩证法不应当只讲斗争性，不讲目的性，不应当只讲‘一分为二’不讲‘合二而一’，辩证法只提‘一分为二’，不提‘合二而一’，是只要斗争性，不要同一性，只讲斗争，不讲团结的理论，是阉割了辩证法的全面性，因此是打人的理论。”列宁讲的对立面的统一和斗争，而且对立面的统一是辩证法的核心，而斯大林只讲对立面的斗争，不讲对立面的统一，所以，在三十年代他搞了个大肃反，给苏维埃共和国造成了不可弥补的损失。现在我们有些同志也不了解，还是形而上学，只讲对立面的斗争，不讲对立面的统一。
中国语言中把物叫做“东西”，说明物本身就包含着正（东）反（西）。物叫“东西”，实即表达了“对立统一”的意思，或“合有无谓之元”的意思。日常语言中这类东西很多，如开关、规矩、方圆、呼吸、阴阳、生死、水火、新陈代谢等等，可以举出很多。
在此次授课中，杨献珍还大篇幅地引用了毛泽东的《矛盾论》中关于对立统一规律的论述，列举了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中运用对立统一规律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大量实例，说明毛泽东在实际工作中是如何尊重唯物论，尊重辩证法的。
可是，杨献珍万万没有想到，就因为他在这次授课中，使用了“合二而一”这个哲学概念，而导致了一场塌天大祸，给他晚年招来莫大的厄运。杨献珍授课后的同年四五月份，党校哲学教研室辩证唯物主义组组长、讲师黎明在讲课中说：“对立统一规律有‘一分为二’的问题，也有‘合二而一’的问题，过去‘一分为二’讲多了，‘合二而一’讲少了。大家可以研究研究，写些文章。”对黎明的说法，党校校委向康生请示，康生明知故问地说：“‘合二而一’的含义，我不得而知，无法判断是否正确，既然黎明说，过去‘合二而一’讲少了，可见总是有人已经讲过，我估计，不会是黎明先讲的，是谁先讲的？要了解一下。”
1964年5月29日，《光明日报》哲学专刊上发表了中央党校哲学教研室艾恒武和林青山合写的《“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的文章。这是他们根据自己听了杨献珍在新疆班所作的这场报告和演讲后而写的一篇心得体会。此文在未刊发前，《光明日报》曾将清样送康生审阅。康生当时收到清样后，有何表示，是什么态度，他人不得而知，但在时隔两年半后的1966年9月21日他在党校“文革”联系会上显出一种老谋深算的样子，得意地说：“《光明日报》打了清样送给我，我一看有问题，就告诉《光明日报》，凡是这类稿子一律扣起来不发。我看艾恒武、林青山的文章后，就想这是杨献珍找的代言人。”为了抓住代言人背后的大人物杨献珍，康生即指示《光明日报》发表艾、林的文章，其用心就是为了“钓大鱼”，为了“引蛇出洞”。
艾、林的文章见报后，康生又给党校的领导发话说：“艾、林的文章既然在报纸上发表了，哲学界一定会讨论，经过讨论自然会有结论，党校领导不必急于表态。有人说，‘合二而一’是杨献珍先讲的，有没有讲稿或记录？要查一查。”在康生的指令下，党校找到了杨献珍在新疆班授课的讲稿，果然杨在讲稿中讲到了“合二而一”的问题，因此讲稿也就成了杨献珍的“罪证”。
由陈伯达掌控的《红旗》杂志反修哲学小组的关锋看到艾、林文章的清样后，更是欣喜若狂，摩拳擦掌地说：“这可是一条大鱼，应当把它捉住，不能让他缩回去。”
艾、林的文章发表一周后的6月5日，《光明日报》发表了署名项晴的《“合二而一”不是辩证法》的批判文章。这篇文章的原稿是康生先看到的，他对作者出手如此快捷感到高兴，亲自插手让报纸尽快发表，并要求《光明日报》负责人每周增加一版哲学专栏。他要通过这场“哲学论战”把杨献珍置于死地，并把杨的赞成者一个一个地揪出来。为了诱使赞成杨献珍者钻进他们预设的圈套，康生指使《光明日报》：发表文章时，正面反面的都发表，要做出像是学术讨论的样子，可有意识地搞一下，引起大家讲话，关于“合二而一”，还可再放四篇错误意见出来。同时，康生还布置《光明日报》和《红旗》杂志的哲学组，把赞成写“合二而一”稿件的人，一律将姓名、单位、住址登记造册，报送“反修哲学写作组”，由该小组通过各省、市的有关部门，转给原单位待进入大批判时对这些人进行清算批斗。果然，善良的人们不知其奸，写了赞成“合二而一”的文章，跌进了陷阱，误入了圈套，遭到批斗。
在这一阶段里，即在此以后的4个月里，《光明日报》共收到701篇稿件，其中有211篇是支持“合二而一”的。“合二而一”的支持者后来一个一个地都被揪了出来，遭到了残酷的斗争和打击，一些主要人物甚至丢了性命。
在中央党校，当康生之流假借学术讨论之名诱人入瓮的把戏表演结束，转入实质性的批判斗争时，他们便立即撕去其假面具，穷凶极恶地把撰写“合二而一”观点文章的作者艾恒武、林青山和支持“合二而一”观点的黎明以及一些平时和杨献珍在工作上联系较多的人士推上名为会议、实为“公堂”里进行审讯，硬逼他们交待杨献珍是如何利用“合二而一”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那些当年曾经为杨献珍甄别平反鸣冤叫屈的人士，从副校长侯维煜到普通教职员工，或被编织进杨献珍“反党集团”之中，备受冷眼歧视；或被贬谪到外省外地，或被下放劳动改造。
不仅如此，在此期间，中共中央高级党校的副校长艾思奇、范若愚在康生的指使下，也都披挂上阵，分别于8月4日和8月17日至19日登上讲台，在全校教职员工大会上对杨献珍进行揭发批判。艾思奇的揭发批判，主要是针对杨献珍在哲学争论中的理论观点进行批判。他说，从前，我们和杨献珍争论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只看成是一个一个的问题，没有联系起来，现在出来了“合二而一”，看来有一个一贯的东西，就是杨献珍始终是在用形而上学反对辩证法，用矛盾调和论反对对立统一规律；“合二而一”论是矛盾调和论和阶级调和论的理论基础，在政治上必然要犯机会主义和投降主义的错误。思维和存在没有同一性，与右倾机会主义有联系；对这个问题以前以为是理论上的争论也涉及到政治，但主要是理论上的，现在看来是政治问题。
范若愚的揭发批判则主要是从政治上对杨献珍的声讨。他以《关于中共中央党校1959年批判杨献珍同志和杨献珍同志进行翻案的情况介绍》为题，一共讲了三个半天，除再次揭发批判杨献珍在1959年到1960年反对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的问题外，还着重批判了杨献珍闹翻案和支持邓子恢的“单干风”等问题，以及同情彭德怀，和彭德怀一起向党进攻等所谓“罪行”。他指出：1959年和1960年对杨献珍的批判不是过头了，而是不彻底。说：“彭德怀的世界观是唯我主义的，杨献珍不也是唯我主义世界观支配的吗？”最后，范若愚指着杨献珍的鼻子赌咒发誓地说：“杨献珍你今年68岁，比我大16岁，你肯定活不过我，只要你活一天，我就和你斗到底！”（岂知天意难料，范并未活过杨献珍，1985年6月即去世。范逝世后，是年已89岁高龄的杨献珍宽厚大度，不顾别人的劝阻，仍执意扶杖前去参加了范的追悼会。）
艾、范两位副校长“高等级”的揭发批判，使高级党校掀起了更大规模的全面揭发批判杨献珍的新高潮。批判斗争的范围也不仅限于杨献珍，凡是当年曾积极主张为杨献珍平反的教职员工，无一幸免地都受到了批判、围攻、斗争、逼供。已经调往陕西省委党校的原哲学教研室副主任孙定国也被叫回党校接受批判斗争。
在整个批判斗争的过程中，人们只看到康生之流单方面的名为批判，实为污蔑攻击、蛮不讲理的声讨，而没有听到杨献珍本人只言片语的申辩，更没有人为他写出过一篇辩护论文，有的就是经过这次大揭发、大批判，在全国制造了一桩又一桩，一件又一件奇冤错案！这一遍及全国的冤假错案也和历次政治运动所制造的冤假错案一样，是对科学与民主、理性与良知、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一次猖狂的挑战和天大的讽刺。
“拉大旗作虎皮”，“为了打鬼借助钟馗”。这是康生贯用的伎俩，而且屡试不爽，每一次都能得手。为了通过批判“合二而一”搞垮杨献珍，他再次玩起了“借钟馗去打鬼”的把戏。就在6月5日的晚上即《光明日报》发表项晴《“合二而一”不是辩证法》的当天晚上，康生趁与江青观看“现代戏会演”之机，拿着《光明日报》发表的艾、林和项晴两篇观点截然不同的文章交给江青，请江青转给毛泽东过目。由于晚年的毛泽东正以“一分为二”的哲学命题，作为阶级斗争的理论根据，因此，毛泽东看后说，这是反对我的。在6月8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毛泽东更明确地说，“一分为二”是辩证法，“合二而一”是修正主义，应该展开对“合二而一”的批判。7月10日，毛泽东又召集康生、艾思奇、陈伯达等人开会，指示要在报刊上公开点名批判杨献珍。后来毛泽东又多次强调：“有阶级斗争才有哲学，不搞阶级斗争，搞什么哲学。搞哲学的人以为第一是哲学，不对，第一是阶级斗争。搞阶级斗争，才搞哲学。杨献珍提出‘合二而一’，说综合就是两种东西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世界上没有什么不可分割的联系，有联系，但总要分割的，没有不可分割的事物。”
此后不久，毛泽东在谈论日本人坂田昌一关于“基本粒子是不可分的”学说时，又把康生、陈伯达、关锋、艾思奇等人召到中南海，对他们说，哲学就是认识论，没有别的，“双十条”的第一个十条的第一段（即《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是我写的，这些话触及了一些人的痛处，所以搞了个“合二而一”来反对我。并再次肯定地说，“合二而一”是“矛盾调和论”，“阶级调和论”，是“修正主义”，等等。毛泽东此言一出，康生便打着毛泽东的旗号挥舞棍棒，理直气壮，大张旗鼓地向着杨献珍打来。
1964年7月17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就“合二而一”问题和杨献珍同志商榷》一文。此文是康生指使《人民日报》理论部突击炮制出来的。初稿写好后，康生又召集艾思奇、范若愚、吴江等十几名亲信逐字逐句推敲修改，但在发表时，用什么名义出现，反倒令康生颇费周章，起初他想用艾思奇的名义发表，但艾感到有些为难，继而他又想用范若愚的名义发表，范也不愿时下露脸，值此举棋不定之际，最后有人提议，让下新疆班工作的人员出面。于是，就由艾思奇带着《就“合二而一”问题和杨献珍同志商榷》一文回到党校找到当时在新疆班工作的王中和郭丕衡，让他们两人充当这篇文章的撰稿人。但岂料在文章见报时，在撰稿人的名字上却出了漏洞。原来该文在发表的前夜，即16日晚上，《人民日报》理论部给党校打电话，问：“明天文章就见报了，究竟用谁的名义发表？”艾思奇回答说：“用王中、郭丕衡的名义发表。”而《人民日报》也未问清楚此二人的名字如何写法，以致第二天见报时，把郭丕衡的“丕”字，写成了“佩”字。此事在中央党校传开后，一时成了人们的笑柄，同时也为共和国哲学史上增添了一则极不光彩的作伪记录。
《就“合二而一”问题和杨献珍商榷》一文以王中、郭佩衡名义在《人民日报》显著位置发表后，康生得意地说，这就是杨献珍的垮台。因为在那个极“左”的年代里，谁受到点名批判，谁就意味着在政治上完蛋了，离垮台不远了。何况杨献珍是一名中央委员，是一个身居要职、在理论界颇有影响的知名人士。此文的问世震惊着高级党校全体教职员工的神经，震撼着共和国全体有良知的理论工作者和同情支持杨献珍观点的人们。一时间党校上空阴云密布，什么“合二而一”是和毛主席的“一分为二”唱对台戏，“杨献珍一贯反党、反中央、反毛主席”，“杨献珍是有目的、有计划的反对党中央、毛主席的正确领导”，“杨献珍是彭德怀军事俱乐部的一员，和彭德怀一个鼻孔出气”，“杨献珍的言论与赫鲁晓夫攻击我国三面红旗一唱一和，如出一辄”，“杨献珍的‘合二而一’就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合二而一，就是帝国主义和殖民地合二而一”等等，不一而足。
“背运遭白眼，墙倒众人推。”杨献珍自从被共和国第一大报《人民日报》点名批判后，就像得了瘟疫似的，不仅在党校校园里，人们对他侧目而视，回避着他，唯恐被人视为“合二而一”分子；即使在校外，一些原来与他相知相交的朋友，此时也极力与他划清界限，表现出他们是如何衷心地拥护党中央，忠诚于毛主席，是和杨献珍完全不同的人。
中宣部部长陆定一远在20世纪40年代就和杨献珍一起在太行山共事，那时陆为八路军前方总部野战政治部副主任，杨为北方局秘书长。陆当时给北方局党校讲授《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因他的无锡口音太重，学员听起来不好懂，他讲起来也很费劲，杨献珍到北方局后，北方局就让杨去代替，杨接手时，陆还高兴地说，太好了，给我找了个替死鬼。全国解放进入北京后，陆任中宣部部长，杨任中央党校校长，工作上常相交往，过从密切。可是，在批判“合二而一”运动中，陆定一于1964年8月3日在高等院校和中等学校政治理论课工作会议的讲话中，竟批判说：“我们同杨献珍，在1959年以前就有很多争论。比如要不要学习毛主席著作的问题，他说，如果学习毛泽东著作，那是从正面取消马克思列宁主义。‘思维与存在有无同一性’这个问题争论得很厉害。1959年我们在庐山开会时，彭德怀向党进攻，杨献珍经过党校向党进攻。彭德怀在山上进攻得很活跃，杨献珍在山下进攻得也很活跃，调子是一个。我们保护他过了关，又派了另外的同志去做校长。到1962年大刮翻案风的时候，邓子恢提倡单干，他积极支持，他也要翻案。他领导的轮训班整理出了两大厚本意见。他骂我们党的话，和赫鲁晓夫骂的差不多。后来我们经济上的困难克服了，这时候他不讲话了，又转到‘合二而一’去了，恰恰是我们党讲‘一分为二’的时候，他就讲‘合二而一’。这就不是四个字的问题了，而是紧紧跟着在反对党中央。这是有计划的。高级党校正在讨论这个问题，必须把这个问题搞清楚。”
“文化大革命”中，陆定一遭到“四人帮”残酷迫害，给他安的罪名几乎和他给杨献珍安的罪名相同。如说他对毛泽东思想没感情，反对学习毛主席著作，认为“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是庸俗化、简单化、实用主义、贴标签；说他反对总路线，对大跃进咬牙切齿；说他在庐山会议上态度消极，从来就与彭德怀搞在一起，给自己男孩取名“德德”其中一个德是彭德怀的德；说他从来只反教条主义不反修正主义，反“左”不反右，包庇右派压制“左”派，不准革命是大军阀等等。后来，他被“四人帮”关进秦城监狱，炼狱13年，受尽了摧残折磨。
意味深长的是，20世纪80年代当陆定一与人谈及当时给他安的那些罪名时，他说“当时对我的所谓揭发批判，大多是无中生有，捕风捉影，牵强附会，胡乱上纲的。也有一些基本上是事实，比如说我在庐山会议上态度消极，这是事实。彭德怀的‘八万言书’反映了当时的实际情况，他是按党的组织原则向毛主席提出的没有错误，却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我不能向有些人那样落井下石，因此态度消极”。这里若把陆定一的这番话和当年他批判杨献珍和彭德怀一起向党进攻的言论加以对比，个中苦涩令人寻味不尽！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陆定一被平反昭雪，住进北京医院治疗伤病，当时原中组部部长安子文和杨献珍也住进北京医院治疗伤病。一天，三人恰好在医院相遇，安子文问陆定一，你凭什么说杨老反党、反毛主席？陆无言以对，只是连连向杨献珍拱手道：“违心之言，违心之言。抱歉，抱歉！”真可谓是“历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
时任军委后勤部长的邱会作(“文革”中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和杨献珍素昧平生，历史上从无交往，是他盛情邀请杨献珍前往高等军事院校讲授《为什么要学习马列主义哲学》和《对立面的统一和斗争是辩证法的核心》的,但不料在杨献珍作报告的中途,邱会作却悄悄离开主持人的位置,给中南海打电话,向毛泽东告刁状，检举揭发杨献珍在军事院校放毒，反对大跃进、反对总路线、反对毛泽东思想。1964年当杨献珍因“合二而一”问题受到批判时，邱会作为了邀功请赏，又赶紧把杨献珍在军事院校的讲稿整理印刷出来，报送党中央和中央党校为批斗杨献珍提供炮弹。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杨献珍的司机林文彦问杨献珍，你知道邱会作当年是怎样检举揭发你吗?杨献珍摇摇头:“不知道。”随后,林文彦将邱会作的上述行为告知杨献珍。杨献珍莞尔一笑,不无调侃地说:“邱会作不会作。”
还有一位同杨献珍风雨同舟、患难与共的挚友，在批判“合二而一”的狂飙中，因抗不住当时那种强大压力，也违心地以其办公室的名义致函陆定一办公室揭发杨献珍在他的一篇文章中增加了“家庭本身就是一个对立的统一体，‘合二而一’、‘一分为二’”的词句。并说,他看后认为“合二而一”一词很生硬，而且一看就可以看出是与“一分为二”对立的，所以在定稿时就将它改成：“家庭本身就是一个对立的统一体，也是一分为二的，也存在着不同的思想斗争”等等。此件转到中央党校后，党校的一些批判专家便以此为炮弹，批判杨献珍到处贩卖他的“合二而一”的黑货。
更有趁火打劫，落井下石者，为了达到邀功请赏、博得上司青睐的目的，而无中生有，捏造事实。1964年是“五四”青年运动45周年，中央工艺美术学院附属中学高四全体共青团员为了纪念这个节日，列队前往杨献珍家中与杨献珍进行座谈，并请杨献珍就如何继承发扬“五四”运动精神发表谈话。杨献珍在这些共青团员热情的请求下，他即兴讲了五点希望：
一、认清我们的时代，要使自己的思想与时代相适应才能正确地生活下去；
二、青年人应树立革命的人生观；
三、远大的理想必须和求实的精神结合；
四、要正确对待升学、就业问题，把个人的事业与党的事业统一起来；
五、向雷锋同志学习，写好自己的历史。后来，校方将此次谈话整理成文，供全校团员和学生学习、讨论。杨献珍的讲话，整篇没有一言一语涉及“合二而一”问题。可是当批判杨献珍“合二而一”的风暴兴起后，中央工艺美术学院附属中学一位政治教员却致函陆定一，把杨献珍的讲话罗列了六大罪状。而实际上，只要看看杨献珍的这个讲话，明眼人一眼就可看出：揭发者为了达到个人目的，完全是在玩弄掐头去尾、断章取义、无中生有、制造事端的把戏。
与上述情形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杨献珍在建国后屡次政治运动中，虽然一次次受到批判斗争，但他从不为了减轻自己的压力，为了自己好过而去检举揭发别人，出卖自己的朋友、同事，叛卖自己的灵魂和良心，让他们和自己一起蒙受冤屈，而甘愿用自己的肩膀去担当一切政治风险，承载一切委屈和凌辱。在他身上，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和当代知识分子奉守的“君子执于一也”的忠贞不二的品格、尊严。这里有一件鲜为人知的事情，足以说明杨献珍的人格操守和道德文章。1959年12月中旬，杨献珍在连连受到批判斗争心情处于极度郁闷、沉重时，曾向他的秘书说：“我攻击三面红旗的材料，有些事就是听彭真说的。可是我现在不好说呀！”言罢，他随即又坚定地表示道：“我不连累任何人，我一个人牺牲算了。”他这一掷地有声的话语顿时令他的秘书犹如头顶滚过一声惊雷，使之浑身血脉喷张，不禁感动得泪盈满眶。
所幸的是，在一片揭发、批判杨献珍“合二而一”的声浪中，共和国仍有学养深厚和思维清醒、对“一分为二”的斗争哲学持相反意见的人士，而张闻天就是其中的一位。20世纪五六十年代，正当共和国上下将“一分为二”论炒得热火朝天，并以此作为“阶级斗争”的理论根据时，张闻天却在1964年2月5日指出，“一分为二”的说法有缺点。他说：“现在一些文件上，把对立统一规律通俗的称为‘一分为二’的规律，这种说法有缺点。因为‘一’本来是对立统一的‘一’，而不是无矛盾的‘一’；‘二’本来是统一的发展，而不是无矛盾的‘一’的分裂为‘二’。国际工人运动中的分裂，是工人运动内部矛盾的发展和激化，而不是先是无矛盾，然后才有矛盾。人的‘异化’是社会分工的发展的结果，而不是相反。矛盾的解决，要经过斗争，但不定要发展为分裂。矛盾发展的分裂，要有一定的条件。在另一种条件下矛盾可以不发展成分裂。”《张闻天选集》，人民出版社，1955年，第566页。张闻天的观点无疑是对当时炙热的不容置喙的“一分为二”的一个不同反响，同时也是对杨献珍“合二而一”理论的一种回应。20世纪80年代《张闻天选集》出版，杨献珍读了张闻天关于《“一分为二”说法有缺点》的文章后，感慨地说：“张闻天是我们党内的理论大家，在那个年代他能对‘一分为二’作出那样的评判，真是难得，尽管这个声音很微弱，起不了多大作用，但对我而言，则可谓是心灵上的空谷足音！”
在校内批判斗争，校外检举揭发，内外夹攻，火力越来越猛的情势下，康生再次发出对杨献珍“合二而一”论的围剿令，这通围剿令，就是由陈伯达主编的《红旗》杂志1964年第16期以“本刊报道员”名义发表的《哲学战线上的新论战——关于杨献珍同志的“合二为一”论的讨论报导》。
《哲学战线上的新论战》一文是按照康生、陈伯达的“合二而一”是“矛盾调和论”、“融合论”、“循环论”，主张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合二而一”，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合二而一”，帝国主义与殖民地“合二而一”的论点，拟订好提纲后，由《红旗》杂志的两名批判“刀斧匠”起草，最后，由康生、陈伯达亲自审定才发表出来的。在该文发表前原决定用“本刊评论员”名义发表，康生认为这样分量重了，有人提议用“本刊记者”名义发表，康生又认为这样分量又轻了，会使人认为这仅是个别记者的观点，最后还是他灵机一动，用了个不轻不重的名号，叫做“本刊报道员”！
《哲学战线上的新论战》一文根据康生、陈伯达的旨意，不仅肯定艾恒武、林青山的《“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的后台是杨献珍，而且还要和杨献珍“政治上的反动性”挂钩，指出“合二而一”是彻头彻尾的“形而上学”，是“同党唱对台戏”，是“同毛主席唱对台戏”。文章说：“正当我们党加强宣传‘一分为二’的辩证法的时候，杨献珍却大讲其所谓‘合二而一’论，同党大唱对台戏”，“按杨献珍所主张的‘合二而一’论来观察社会各阶级之间的关系，必然抹煞阶级界限，取消阶级斗争，导致阶级调和论”，“杨献珍在这个时候大肆宣扬‘合二而一’论正是有意识地适应现代修正主义的需要，帮助现代修正主义宣传阶级和平和阶级合作，宣传矛盾调和论。同时，也是有意识地适应国内资产阶级和封建残余势力的需要，给他们提供所谓理论武器，对抗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自从《哲学战线上的新论战》一文为“合二而一”论定下“阶级合作”、“矛盾调和论”的调门后，一些批判专家便立即按照这一个腔调争先恐后地编造文章，邀功请赏。8月4日，关锋等人以撒仁兴的名义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合二而一”是阶级调和论的哲学基础》一文。文中说：“什么是杨献珍的‘合二而一’论呢？其最基本之点，就是排斥了对立面的斗争及其在一定条件下的转化，从而用对立面的调和来取消对立面的斗争。也就是阉割了唯物辩证法批判的、革命的精神，宣扬形而上学的矛盾调和论”。关锋同时还特别指出：“‘一分为二’和‘合二而一’的‘根本原则分歧’，乃是承认事物的根本规律是‘一分为二’还是‘合二而一’的根本原则分歧；是坚持唯物辩证法和反对唯物辩证法的根本分歧；是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同阶级调和论之间的分歧；是革命的无产阶级世界观同资产阶级世界观之间的根本分歧。因此，同‘合二而一’论的斗争，是当前国际国内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的反映。”
1965年5月20日，艾思奇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不许用矛盾调和论和阶级调和论来偷换革命辩证法》。艾思奇在此时抛出此文，不仅使批判“合二而一”论运动向着更深更广层次进展起了驱动器的作用，而且更达到了为杨献珍的所谓错误定性的作用。文章尖锐地指出：“‘合二而一’不论作为世界观和方法论，都是和辩证法相反的东西。它是系统的调和论和取消斗争的哲学……和苏联德波林的思想是一致的……是德波林在中国的一种表现形式，而且比德波林还更为露骨，更为系统。”不仅如此，艾思奇还用尖酸刻薄的自问自答的形式问道：“‘合二而一’的观点为什么竟能长期迷惑人心呢？答曰：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一个根本的原因，是因为‘合二而一’披着一层辩证法的画皮。杨献珍百般地粉饰了这个画皮，使它在一个时期蒙蔽了一些人。”
为此，他在文章中就向杨献珍和像杨献珍那样没有如他那样投向极“左”路线进行斗争的人宣示：“这条路线不但在敌我之间一分为二，在朋友之间也把最接近的朋友和动摇不定的朋友一分为二”。并警告说：“如果党容忍那些动摇不定的人，那么社会主义就不能实现。不是分清敌友，而是敌友不分，或者在朋友中只是一味‘求同存异’没有斗争……就会把革命领错了路而使革命失败。”事实果然如此，在艾思奇此文发表不到半个月，中央党校便向中央上报了《关于杨献珍的问题的报告》，从此艾思奇便以胜利者自居和杨献珍分道扬镳了。
为了使杨献珍低头认罪，束手就范，在此期间杨献珍除了每天接受批评外，以校长林枫为首的校领导一班人还一次又一次地找他谈话，实行攻心战术，迫使他招认他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如1964年10月1日，副校长贾震、艾思奇找杨献珍谈话，要他认真检讨自己所犯的严重错误，争取宽大处理。杨献珍说：“我现在在写检查，这样长的时间不写一个检查也不行。”但他又无奈地说：“感到困难的问题是主客观的关系问题，要说自己是主观上这样做，总是难想通。”贾、艾谈话后，杨献珍在压力下出于无奈写了长篇书面检讨，校委于10月18日、24日、28日，12月2日先后召开了4次会议，讨论他的检讨。然而，尽管杨献珍在检讨书中已经把自己描绘得面目狰狞、丑陋不堪，但校委们仍认定他的“检讨书”实际上是继续向党进攻的假检讨，是为他的错误百般辩解的“伸冤书”，是继续向党进攻的“挑战书”。林枫在批判杨献珍时说：“我到党校后，几次到你处，希望你能把问题谈开，大家向前看，党校的‘历史’问题，可以在前进中解决。可是，你说，我不能跪着讲团结，好像你绝对正确。社会主义革命深入了，你却停下了，倒退了，甚至走到相反的方向了。中央号召同志们站起来革命。杨献珍同志！你敢不敢站出来革自己的命？我们开这么多的会，就是希望你革命。当前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其深刻程度和伟大意义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大革命运动，这也是我们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新发展。在这种大好形势下，杨献珍同志，你是勇敢地站出来革命，还是继续坚持自己的那一套？至于你的检讨，你愿意怎么写，就怎么写，这是勉强不得的。”
1964年10月6日，陈伯达向党校全体学员和工作人员就杨献珍的问题发表了一系列诬蔑、攻击杨献珍的秽言浊语。他说：“最近几个月来，你们这里在林枫同志领导下，搞了一个批判杨献珍的大风大浪，对你们是很大的教育。杨献珍这个人根本没有什么马克思主义的宇宙观，他讲的哲学都是吓人、骗人的。他卖的是资产阶级哲学的膏药。他不是无产阶级革命家，是资产阶级的代表。他这一套与现代修正主义完全是一套东西。按照他那一套办下去，害了别人，也害了自己。要批判杨献珍整个的一套，要革他这一套的命，把毛泽东思想的大旗在党校树起来，把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大旗在党校树起来，把我们的党风、学风在党校树起来。这样，我们中央党校就会对我们党的事业，对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事业、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做出贡献。”
陈伯达讲话后，林枫作总结说：“伯达同志讲的都是根本性的问题，总的精神就是怎样办好党校，怎样做一个好的共产党员。我们要按照毛主席的指示来办党校，按照毛主席的要求来做一个共产党员。不要像杨献珍那样，要以他为戒，要反其道而行之。”
也就是在这次大会上，陈伯达当着1000多名教职员工大骂哲学教研室副主任孙定国是大流氓、大骗子、大坏蛋，死不要脸。还否定他以前曾送给孙一幅书法作品的事实，说什么“孙定国把我扔到字纸篓里练毛笔字的废纸偷去裱糊起来，到处招摇撞骗，说是我给他写的字，我陈伯达能给他这样的坏蛋写字吗？”而事实是：孙定国装裱的那幅陈伯达书法作品上，抬头有“定国同志雅正”字样，落款有“陈伯达”三字署名。由此足以证明是陈伯达送给孙定国的书法，而决非是孙定国从字纸篓里捡的。
孙定国怎么也未想到受到陈伯达的如此侮辱和谩骂，他被陈伯达、康生一伙的强势权力压扁了、压垮了，失去了精神支柱，以致使他的精神彻底崩溃了。于是，在一天夜晚，他迎着凛冽刺骨的寒风，向着党校人工湖走去，仰天长啸，奋身一跃，投入一个专为湖鱼输氧透气而凿开的两三米长的冰窟窿里，结束了他的生命。
孙定国死前留下了一份充满留恋、悲愤、疑虑、令人难以解读的遗书：
党：在我离开这个正在向着共产主义前进的世界时，我的心还是向着伟大的党中央和伟大的毛泽东同志的。我留下一本艾思奇同志在一九五九年去河南的讲话，请中央审查，看那是修正主义还是毛泽东思想？看他所讲的那些问题的份量到底有多重，宣传毛泽东思想还是从两条腿走路引申出四条腿走路，这到底是不是诬蔑，也请支部的同志转给党委的同志看一看。
我生前是不敢讲的，我缺乏应有的勇气，因为谁批评艾思奇同志，就像是批评主席一样。这显然是不正常的。
艾思奇同志吹捧赫鲁晓夫，特别是骂斯大林同志的东西还多得多，请中央看一下。
别了！党！但我永远也不会忘怀我们伟大的党！多么痛苦的时刻呀！
我今天才体会到邹鲁风的心情，当然，我认为他做得是不对的。
孙定国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十九日
不仅如此，为了把杨献珍及其支持、同情和赞同杨献珍“合二而一”观点的人斩尽杀绝、一网打尽，把这些“合二而一”分子，从地球上消灭干净，时任党校校长的林枫还凭空捏造无中生有地向彭真、陆定一、康生打报告说，在批判杨献珍的过程中，发现党校的孙定国、王哲民、曹海波、哈斯，军委政治学院的李唯一、腾云起，中国医科大学的于世诚等同志几年来有一个以杨献珍为中心的不正常组织活动。为了把他们之间的关系和活动情况搞清楚，提议成立一个专案小组进行查对研究，建议该小组由中央党校贾震、艾思奇同志参加并为负责人，并请政治学院和医科大学党委各出一位负责同志参加。随后，经党中央同意，即由贾震、艾思奇、军委政治学院余潜、医科大学王从阵等人组成了专案小组对上述七人进行逼供讯，勒令他们交代其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恶活动，坦白他们和杨献珍的不正当关系，欲置他们于死地而后快！
1964年，在康生的指令下，《哲学研究》杂志出版了《关于“合二而一”与“一分为二”问题》一书三辑，截至1965年5月初，据史学者统计，共和国报刊共发表了380多篇批判杨献珍和他的“合二而一”的文章，在这段时间里，几乎天天都有批判杨献珍“合二而一”的东西见报。当时因为中国已经和南斯拉夫共和国失和，因此，南斯拉夫的广播、报纸曾报道说，中国人的上报率除了毛泽东就是杨献珍。由此足见当年批判杨献珍之声势是多么宏大、多么壮阔！“我是一个教书匠，旧社会我当过教书匠，新社会我还是教书匠。本来我没有什么名气，我出名是批出来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杨献珍复出时，他常常向造访他的客人自嘲地说。
1964年9月23日，康生在一次会议上声言说：“我们讨论‘合二而一’要有组织、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在《人民日报》点名之后，要逐渐往政治上发展，下一步要《红旗》展开政治批判。”1965年3月1日，中央高级党校校委向中共中央呈送了《关于杨献珍问题的报告》，给杨献珍定了10条错误。
中央高级党校校委会在报告中说：
从1964年7月开始，我校全体学员和工作人员，对杨献珍的错误，进行了深入的揭发和严肃的批判，参加者共1700人。
现在，杨献珍的政治面貌和精神状态，基本上弄清楚了。他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言人，是彭德怀一伙，是个小赫鲁晓夫，他把高级党校搞成独立王国，干了许多坏事。
杨献珍的问题，经过大反复，长期没有解决。1965年春，中央改组了党校的领导。同年秋季起，我们着手坚决执行中央批准的正确办校方针，改革党校过去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组织大家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等重要文件和“二十三条”等反修文件。在学习中，我们一再启发大家思考为什么办党校和怎样办党校，准备在前进中解决党校多年存在着的问题。因此，这次讨论和批判，在中央直接领导下，是有准备有步骤地进行的。
1964年5月29日，杨献珍通过别人在报纸上抛出他的“合二而一”论。我们及时抓住这个问题，根据中央的指示，发动群众首先从学术上展开了讨论，把坏事变成好事。
7月17日，根据中央的决定，在《人民日报》上点了杨献珍的名。中央这一决定，大大地发动了群众，推动全校学工人员展开了对杨献珍问题的揭发批判。
对杨献珍问题的讨论和批判，除了开过几次介绍情况和讨论大会以外，主要是在小组会上和支部会上进行的。随着同志们对杨献珍问题的认识逐步提高，我们有计划地印发了杨献珍的各种材料。大家把毛主席著作、中央文件和反修文章，同杨献珍写的大量文字材料和他的行动，作了对比和分析，摆事实，讲道理，一步一步地提高了同志们的认识，一步一步地深入揭露和批判了杨献珍在理论上、政治上的严重错误。
杨献珍在校内外揭发批斗和康生、陈伯达的威胁高压下，于1964年10月27日向时任高级党校校长林枫和校委怀着痛楚的心情，违心地写下了长达2.3万余言的《书面检讨》，把自己描绘得一塌糊涂、一无是处，说：“我这一生一直是在错误中行进，可是一直没有认识到这一点，一直不认识自己。”直至自己辱骂自己道：“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来说，我是一个品质很坏的党员……”
尽管杨献珍如此反省、检讨自己，但丝毫没有取得康生以及党校领导和校委的一丝一毫的宽容和同情。他们向党中央、毛主席的报告中仍用极其严厉的词句，指控杨献珍说：“一年来，我们同他开过多次座谈会和个别谈话，对杨献珍进行耐心帮助，希望他认识错误自觉革命，但他的态度一直很坏，毫无悔改之意。杨献珍的错误是严重的，至今仍不回头，从各个方面考虑，我们认为他不适宜再继续在中央党校担任领导工作。因此，建议中央撤销他的中央高级党校副校长和校委委员职务。”
中共中央接到中央高级党校《关于杨献珍问题的报告》后，于1965年9月24日批示道：“现将中共中央高级党校校委会《关于杨献珍问题的报告》和三个附件发给你们阅读。从这些材料中可以看到，一个高级干部走上反党道路后，是怎样进行反党活动的，并且对于克服领导上的官僚主义和政治嗅觉迟钝的错误、缺点，会有帮助。中央同意撤销杨献珍的中央高级党校副校长和校委委员的职务，另行分配工作。”
杨献珍被撤职后，被安置到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当一个挂名的副所长，他的家也被通令迁出党校，住到一所名为“红霞公寓”的寓所里。就这样，杨献珍神情黯然地离开了他辛勤建设、苦心经营，并在那里工作、学习、生活十三载的高级党校，离开了他的学生和共事多年的同事！
关于杨献珍1964年10月27日所写的那份违心的检讨，在时隔15年后的1979年4月9日，杨献珍怀着沉痛的心情曾致函时任中央党校副校长的安子文说：“康生等人对我进行打击迫害从1959年就开始了。1965年6月9日由原党校校委报中央的《关于杨献珍问题的报告和处理意见》及其附件，是康生等人以歪曲、捏造等极不正当的手段虚构出来的。《报告》中列举的所谓10条罪状全无根据，是对我的陷害。我在康生等人的威逼下，被迫按照他们的意旨，在1964年10月写了《书面检讨》，1965年4月写了《书面说明》，这是错误的，以致被康生等人利用它来欺骗中央、欺骗全党，回忆这些往事，感到非常痛心。现在我声明：将我写的《书面检讨》和《书面说明》撤回。我在党校工作期间，有过一些缺点和错误，但是在思想上、行动上，我是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我本想在今后工作中改正我的缺点错误，继续贡献自己的力量，但由于康生等人对我的长期压制和迫害，特别是近十年来的监禁，使我身心受到了极大的摧残，以致不能更好地为党工作，感到非常痛心。”
杨献珍的这种痛苦心情，同样是当年因他的“合二而一”论遭到株连而被批被斗被劳改被流放的数以千百计的无辜者的心情！因为在那样惨烈的批斗下，惟有违心的写“检讨书”、“认罪书”，把自己骂得狗血淋头、一无是处才是摆脱无休止的批斗和不堪忍受诬蔑、凌辱的办法。这种现象，不仅普通蒙冤受屈者如此，而且共和国的高层人士中也所在多多，这也许是在极“左”路线统治的年代，中国的一大凄迷苍凉的景色。
在这场所谓“合二而一”与“一分为二”的哲学大论战中，高级党校的原哲学教研室副主任孙定国、组长黎明被迫害致死；他们二人一个投湖而死，一个投井而亡。校内因杨献珍而受株连遭到批判、围攻、打击迫害者上至副校长、校党委第二书记侯维煜，下至司机、公务员多达154人。全国各地与杨献珍素昧平生、毫不相识，而仅因为支持赞成杨献珍的“合二而一”观点的干部、工人、农民、学生、战士而遭株连受打击迫害者无以计数。更有骇人听闻、令人发指的是，江苏省一位解放军战士陈波，就因为写过赞成“合二而一”的文章而被凌迟处死。而他生前曾是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积极分子、特技射手、连续五年被评为“五好战士”。如此触目惊心、血淋淋的事实和封建专制主义社会的文字狱有何异？一切有人性、有良知的人们只能答曰：“有过之而无不及！”
为方以智《东西均》整理、标点、编辑、出版作出巨大贡献的一代史学大师侯外庐对杨献珍因引用方以智的“合二而一”观点遭到批斗而深为难过和不安，他说：
方以智的《东西均》一经介绍，立刻引起杨献珍的注意。杨献珍同志是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于哲学史造诣也很深。他重视中国的传统哲学，尤为注意古代唯物主义和古代辩证法思想在每个历史阶段的特征。
1962年时，我一度应邀在中央党校讲课，遇杨献珍同志，我们交换过对《东西均》的认识和对方以智哲学的看法。杨献珍读了《东西均》，在他对中央党校学员授课时，提到了方以智的对立物的统一观念，引用了《东西均·三征篇》中“两间无不交，则无不二而一者”的话，借以说明人类对矛盾的认识史。
不料，1964年在康生的操纵下，一场空前规模的哲学批判开始了，杨献珍同志首当其冲，300年前的方以智“合二而一”的辩证法命题，成了杨献珍“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主要罪行。那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残酷斗争。批判“合二而一”的口号从1964年喊起，延续竟达15年之久。1981年杨献珍来看我，我才得知他为“合二而一”蒙难15年，原来竟连一篇涉及“合二而一”的文字都不曾写过。自1964年对“合二而一”批判开始时，发掘方以智思想的成就突然变成了许多同志的灾难，我痛心不已。至今一想到八旬老人杨献珍的龙钟而庄严之态，我不仅浩叹，那样的灾难，无论如何也不能再重演了。
“合二而一”仅只四个字的短语，何以在12亿人口的泱泱大国刮起12级的飓风，掀起滔天的巨浪？这是一个值得历史和世人深长思之的大问题。
究其原因，主要有二：
一、从理论上分析，首先是长期以来，共和国领导人错误地理解、把握了唯物辩证法，把矛盾的统一和斗争规律简单化、绝对化为对立面的斗争规律，而摒弃了对立面的统一和斗争规律的统一的重要一面。对此，正如学者侯以信在《论文化大革命的哲学基础》一文所指出的那样：“也许有人会说，‘一分为二’不是毛泽东同志根据列宁的思想提出来的吗？这个问题不能简单地以是否作答，应当具体分析。实际上列宁并没有‘一分为二’的思想，从这点上说，认为‘一分为二’是个‘新发展’倒是正确的。”人们在论及“一分为二”的思想渊源或理论根据时，一般是引用列宁下面这句话。列宁在《哲学笔记》上说：“统一物之分为两个部分以及对他的矛盾着的部分的认识（参看拉萨尔所著《赫拉克利特的哲学》一书第三篇《认识论》开头所引用的裴洛关于赫拉克利特的一段话）是辩证法的实质（是辩证的本质之一，是它的主要特点或特征之一，甚至是它的最主要的特点或特征）。”《哲学笔记》，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407页。上面这段话是人们在论及辩证唯物主义时，普遍引证的话。但是，在理解这段话时，却产生了很大的差距，导致了理论上的误区，这个误区就是他们只着重于抓住列宁所说的前半句，而丢弃了后半句，即只从自己的主观愿望出发，把“统一物之分为两个部分”无限放大，却不去思考“以及对它的矛盾着的部分的认识”应该作何解释。然而丢掉了这后半句关键的话，就等于说列宁只讲了一句半截子话，如此这般，就等于丢掉了辩证法的完整性，也就不能说这是列宁的思想了。
正是由于毛泽东以及盲目追随他的一些所谓理论工作者仅仅抓住列宁说的前半句话，而丢掉了后半句话，所以就形成了把对立统一斗争规律简单化、绝对化为对立面的斗争规律，于是“一分为二”是辩证法之论也就应运而生，横空出世了。而事实上列宁这句话是他在研究哲学史的过程中所说的，而非仅仅重复古希腊人的思想。引起列宁兴趣的裴洛关于赫拉克利特的话语是：“因为统一物是由两个对立面组成的，所以在把它分成两半时，这两个对立面就显露出来了……”对此，如果我们简单地套用上面那句“统一物是由两个对立面组成的”就完全可以说这就是“合二而一”；同样，如果我们还是简单地套用“把统一物分成两半”呢？岂不也可以说这就是“一分为二”吗？这样一来，岂不就把列宁置于裴洛和赫拉克利特之下了吗？须知裴洛和赫拉克利特看到的事物可以分成两个部分，只不过是对事物矛盾的朴素认识，而列宁则着意于对事物矛盾着的部分的认识，强调了认识事物之间的相互关系，即既要认识它们之间的对立斗争关系，又要认识它们的统一关系以及认识这两种关系之间的相互关系，从而达到对事物的整体的全面认识和完全的把握。
何谓辩证法的实质？这就是辩证法的实质。由此可见“一分为二”既不等于唯物辩证法，也不等于对立统一规律，如果以它作为指导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理论基础，势必给中国革命和建设带来无穷的损失和灾难！而历史的事实已经充分地证明了就是这个“一分为二”理论给我们中华民族和我们的共和国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造成的危害和流毒至今也未肃清。
翻检共和国走过的道路，自从1957年10月毛泽东在反右派斗争中提出“一分为二”，指出：“关于对立面的统一的观念，关于辩证法，需要作广泛的宣传，我说辩证法应该从哲学家的圈子走到广大人民群众中去……一分为二，这是个普遍现象，这就是辩证法。”《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498页。后，中华大地即出现明显的“左”倾，以致造成反右派斗争的扩大化；1958年的大跃进运动，使“一分为二”的理论得到了适宜的政治气候，便迅速传播开来，成为口口相传，妇孺皆知的哲学口号，以至使唯心主义盛行，形而上学猖獗，造成经济的大崩溃，几乎使共和国濒临破产的境地；1959年召开反右倾机会主义为特征的庐山会议，更使“一分为二”理论推向“左”倾的极端化，造成中共领导者内部的尖锐对立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必然分裂。《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编辑部于1959年2月4日联合发表的《苏共领导是当代最大的分裂主义者》一文中就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的历史说明了什么呢？第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表明，国际工人运动，同世界上任何事物一样，总是‘一分为二’的。既然世界上任何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这就是说，‘一分为二’的理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1962年后，毛泽东又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口号，更使全国上下亿万干部、群众神经处于高度紧张的“一分为二”阶级斗争的煎熬中。
正是在“一分为二”理论成为至高无上、“一统天下”的理论，在国内外大行其道，形成强大的政治气候之时，杨献珍提出了“合二而一”的理论，指出事物的发展不仅是“一分为二”，同时也是“合二而一”的。尽管杨献珍一再声明说当他提“合二而一”时做梦也没想到要去反对毛主席的“一分为二”，并认为“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都是关于“对立统一”的中国古代思想家表述方法。“一分为二”在朱熹的著作中就已提出过，在他以后也有。特别是杨献珍还提到，今天台湾回归祖国的统一与朝鲜的统一，是应当说“一分为二”还是说“合二而一”呢？但毛泽东还是认为杨献珍的“合二而一”是反对他的，并下令对杨献珍大张挞伐，对支持、赞成“合二而一”论的干部、群众展开“残酷斗争，无情打击”，造成了极其严重的恶果。
就在这舆论一律、思想一律、话语一律，亿万人民把“一分为二”奉为“国教”的年代里，在山呼海应、地动天吼的群啸中，杨献珍竟发出“合二而一”的这样如此不和谐的声音，这声音虽然显得那样微弱，为当时形势所不容而生敌视、仇恨，从而招来横祸，但却成为声遏行云，千古绝唱。
历史是一个伟大的长者，历史是一位智慧的老人。人们经过“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劫难后，回首1964年那场批判“合二而一”的运动，方知杨献珍提出“合二而一”这个哲学命题的珍贵及其价值！“杨献珍的‘合二而一’如果不被天下大乱的斗争哲学所取代，中国人在1966—1976年间也不会斗得天昏地暗，斗得不可收拾！”——一个睿智的哲人曾如此评说道。
再就而今现实政治、社会生活的诉求而论，共和国要构建一个完善的和谐社会。那么究竟是“一分为二”的斗、斗、斗的“斗争哲学”能达致此一目标呢？还是“合二而一”能够达致此一目标？只要不是严重的智障患者，不是一个以“斗争哲学”为乐事的嗜痴者，则都会做出正确的答案！
二、在康生、陈伯达两个“左王”的悉心熏陶、精心培植和极左思维理论的指导下，为一批哲学骗子、理论奴才，营造了生长、发展的良好的政治气候和土壤。这批理论奴才、哲学骗子在康生、陈伯达的掌控下，成为他们推行极“左”路线的枪手，只要康生、陈伯达他们决定了批斗的目标，奴才、骗子们便应声出手，刀枪剑戟十八般武艺一齐冲击。回顾建国以来，特别是1957年反右派斗争后的历次政治运动，哪一次不是那些理论奴才、哲学骗子在那里为“一分为二”的极左路线兴风作浪、推波助澜。共和国的车轮本来在“左”的轨道上奔驰的已经不能再行驶下去了，甚至眼看即将翻下万丈深渊了，但是这批理论奴才、哲学骗子还在那里为之加油打气，不看到这辆列车跌进深渊决不甘心。这里让我们以康生、陈伯达豢养的哲学骗子关锋在“大跃进”运动中的作为为例，就足以说明这个问题。世人皆知，“大跃进”运动是一场无限夸大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违背客观经济规律盲目改变生产关系，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运动，但是，善于投机钻营的关锋为了博得康生、陈伯达的宠信，却硬是昧着良心，睁着眼睛说瞎话、说谎话。如1958年他在《红旗》杂志12期上发表《抓住时代的精神》一文，针对一些坚持实事求是，不肯趋势跟风的人士，摆出一副咄咄逼人的教师爷的架势，怒斥说：“对试验田亩产几千斤的计划根本不相信，他们认为是吹牛皮，一等到试验田亩产几千斤实现了……照样反对亩产几万斤的计划。试验田亩产几万斤实现了……还是照样反对亩产几十万斤的计划。”并恶狠狠地叫嚣道，和“观潮派”、“秋后算账派”的账是必须清算的。胡说什么“社会主义制度下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在实际工作上是望不到边的。”
在“大跃进”运动中，“五风”刮得昏天黑地，给广大人民群众的正常生产和生活几近造成毁灭性的破坏，一个稍有良知的理论工作者都会因此而焦虑忧心。杨献珍等同志对产生“五风”的根源唯心主义进行了严厉的批判，但关锋及其一伙理论奴才、哲学骗子却倒行逆施，千方百计地为“五风”的根源——唯心主义进行辩护，挖空心思地为“五风”寻找理论根据。胡扯什么“承认不承认在一定条件下实践也依赖于实践的理论，存在的发展（被改造）也依赖于作为存在的反映的思维，所以理论、思维在一定条件下转化为客观存在，这不是一个抽象的理论问题，它是一个对实践发生重大影响的问题。”如此胡说八道，如此公开宣扬鼓吹思维即存在，精神即物质，想象即现实的唯心主义，竟能在共产党领导的共和国横行无忌，实在是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天大的讽刺。然而就是这伙如关锋之流的理论奴才和哲学骗子却受到“左”倾当权者的欢心、宠爱和赏识，让他们一步步混迹于党政机关的殿堂，窃取到了诸多部门的要职。
在批判“合二而一”运动中，关锋这一伙抓住杨献珍的“两个对立面是不可分离的联系着的”命题，用“一分为二”的理论攻击“合二而一”是阶级调和论，他们把矛盾的统一和斗争绝对的对立起来，把“对立统一”规律篡改为对立斗争规律，说什么矛盾的两个方面只有“斗”与“分”的关系。及至“文化大革命”林彪、“四人帮”两个反革命集团所提出的“斗争、斗争、再斗争”的哲学口号以及“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的极“左”路线无一不是受到“一分为二”理论和批判“合二而一”所产生的混乱影响。
“文化大革命”中，康生、陈伯达以及关锋等人都参加和领导了“中央文革领导小组”，而康生则成为这个“中央文革领导小组”的核心。他为了实现自己的野心，精心策划，选择了中央党校这个舞台对杨献珍等人进行攻击，进而揪出杨献珍的“后台”刘少奇。康生早就知道毛泽东在1959年或者更早的时候，便要打倒刘少奇，而杨献珍又被认为是“刘少奇叛徒集团”的理论家，所以杨首先成为康生等人祭坛的祭品。1970年11月13日，康生及其妻子曹轶欧在接见武葆华、薛真等人时说，党校的三次大的斗争都是很原则的斗争，是和刘少奇叛徒集团的斗争，要从思想上深挖，在政治上他的叛徒面貌才更清楚。康生的这一指示，是根据毛泽东的心意而发的。毛泽东曾经多次批判刘少奇，说刘少奇搞“阶级斗争熄灭论，他自己就不熄灭，他要保护他那一堆叛徒、死党”。接着党校的造**派即按照康生的指示，以唐晓文的名义写文章，批判杨献珍，说：“‘合二而一’论，是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理论基础，它曾经渗透到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等各个领域。‘合二而一’出笼，在国际上是适应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颠覆伟大的社会主义中国的需要，在国内是适应资产阶级反革命复辟的需要，它是为刘少奇复辟资本主义服务的御用哲学，是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反动。”杨献珍就这样成为刘少奇的代言人。1967年9月23日，杨献珍被逮捕下狱，给他定的罪名，除原来的十大罪状外，又给他安了一个“61人叛徒集团”主要成员的罪名。1975年5月19日释放后又被流放陕西潼关3年，前后共计13年。1980年10月8日，中共中央为杨献珍平反昭雪，重新恢复了他的党籍。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人们经过“文化大革命”后，才恍然大悟，原来批判“合二而一”这场惊天动地的运动，并非仅仅是针对杨献珍的运动，而是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前夜的一次练兵，一次预演，一次牛刀小试！
1976年10月，中国人民终于粉碎了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结束了长达10年的灾难沉重的浩劫。与此同时，权奸康生、陈伯达也先后被打倒，长期以来他们对党和人民犯下的罪行也得到了理所当然的彻底清算。1980年10月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发文，指出：根据确凿证据，查明康生政治品质表现恶劣，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直接参与林彪、江青等人篡党夺权的反革命阴谋活动，犯下严重罪行，现在中央决定把康生的反革命罪行向全党公布，同时撤销对他的“悼词”，并决定开除他的党籍。而陈伯达早在1970年8月在庐山召开的中共中央全会上就被揭露和隔离审查。“文革”中他伙同江青、康生批斗刘少奇，诬陷陆定一，利用“中央非常委员会”传单诬陷党和国家领导人，制造冀东冤案，提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煽动对广大干部和群众的迫害镇压。1980年11月在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审判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公审大会上，陈伯达被判处18年徒刑。他的罪行为：以推翻人民民主专政为目的，积极参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夺取最高权力的活动，是反革命案的主犯。他于1989年10月17日离世。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共中央为“61人案”彻底平反。同年12月，杨献珍由流放地陕西潼关回到北京。1980年中共中央书记处为杨献珍彻底平反，推翻了在屡次政治运动中强加在他头上的一切不实之词，恢复党籍，恢复名誉，高度评价了他在中央党校的工作，任命他为中央党校顾问。在此之前，1979年6月杨献珍当选为全国政协常委。1982年9月，在中共十二大会议上杨献珍当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随着杨献珍沉冤的平反昭雪，1979年5月，《光明日报》发表了《重评关于“合二而一”问题的“论战”》的文章；同年8月，《人民日报》发表了《关于“合二而一”的批判是一场政治冤案》等文章。《红旗》杂志于同年10月以编者按的形式说，关于“合二而一”的问题，是完全可以各抒己见，开展学术讨论的。可是这个问题一提出来，林彪、“四人帮”的那个理论权威（即指康生）便搞阴谋诡计，欺上瞒下，硬把这个问题搞成政治问题，制造了一起政治冤案，使杨献珍等同志蒙受了不白之冤，遭到了政治迫害，在那个理论权威伙同陈伯达策划这起政治冤案的阴谋中，本刊曾以“报道员”的名义发表了《哲学战线上的新论战》，给杨献珍等同志强加了许多莫须有的罪名和诬陷不实之词，起了非常恶劣的作用……
至此，这场长达15年的关于“一分为二”和“合二而一”的哲学论战，方告结束。
（2005年12月23日于京西萧家河畔）(转载《湖北文史》第八十四辑，本文作者萧岛泉系杨献珍同志的秘书。)
https://www.hbzx.gov.cn/49/2014-09-15/5925.htm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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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12-2 03:3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