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文斌：重读《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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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容青史尽成灰
——重读《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有感

高文斌
　　
　　 近日蒙友人厚赐港版《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一卷，不禁想起昔日在电脑上如饥似渴阅读盗版的情形。时光荏苒，忽忽留洋一载，在常春藤的象牙塔里接受了严酷的学术纪律训练，展卷重读旧书，自然有不一样的感受。初读此书，觉得艰涩，继而被繁复的史料眩惑；现在重温旧梦，轮廓清晰，因而开始注意局部的考证和文本背后的价值关怀。有一个问题一直盘旋萦绕于脑际：作为一个严谨的史家，高华先生到底怎样处理史料与诠释之间的关系？而这两者的关系又如何与高先生的价值关怀相契合？

　　 在《后记》中，高华先生这样写到：“对于本书论及的所有人物，我只将其看成历史人物，不存在任何既定的好恶偏见，主观上力求客观公允，'不虚美，不隐恶'【1】。”几年后高华先生在香港讲学，有观众问及他对毛泽东先生的看法，他也表述了大致相同的意见。可是，任何史家都不可能脱离价值观照的统摄而单纯从事历史真实的还原工作，对于拥有强烈价值关怀的高华来说尤其不可能。在同一篇《后记》中他这样写道：“如果说本书的叙述中有什么价值倾向的话，那就是我至今还深以为然的五四新价值：民主、自由、独立、社会正义和人道主义。”【2】一个终生服膺自由主义的学者对毛式革命的叙述能否真的做到“不存在任何既定的好恶偏见，主观上力求客观公允”？至少我表示怀疑。萧功秦先生指出这其中蕴涵着“作者的某种思想矛盾”，可谓一针见血。高华先生晚年曾有《对拙著<红太阳>一书批评的总回应》（以下简称《回应》）一文，当可代表作者本人对这本巨著的盖棺定论。可是对于这个重要的“思想矛盾”问题，他仅仅给出了这个笼统的回答：“对于我的「思想矛盾」的问题，我同意萧功秦的看法，他认为我书中所显现的思想矛盾正是历史事件本身内在矛盾的一种映射。”【3】可见高先生多少承认了自己在写作过程中并不仅仅是一台“历史的留声机”，而是融入了深厚的情感对延安整风这一重大历史事实进行了“高华式的重构”。那么问题就在于，高华先生在自由主义价值统摄下的“诠释”到底有没有妨害我们对“历史真实”的理解？按照一般人对学术纪律的认识，史家在写作严谨的学术著作时必须多少压抑自己的情感。那么高华先生对自己价值关怀的处理又是否符合这种学术纪律？

　　 在转入对《红太阳》文本本身的探究之前，我想先捡出两个外缘的证据以试着厘清高华先生自由主义关怀的具体特色。在李慎之先生去世后，高华先生曾有专文悼念。一向为文谨慎善于克制自己情感的他给这篇文章取了一个让人耸动的题目：《李慎之先生，你为中国做的贡献已载入史册》【4】。纵观全文，高华先生立论的主要依据便是李先生的雄文《风雨苍黄五十年》【5】。这篇文章由于反思极左罪行，热切呼吁政治改革而被无数拥护现有政治秩序的人视为一篇“反共宣言”。而就是这样一篇极具争议的文章，却被高华先生盛赞为“后人研究考察二十世纪中国历史的必读文献”和“二十世纪中国重要文字”。结合上下文，“必读”与“重要”绝不仅仅是中性的“事实判断”，而是发自肺腑的“价值判断”。高华先生一反常态的感情奔涌，充分说明了对于《风雨苍黄五十年》的种种议论已经触及了他的价值底线。

　　 将近十年之后，在生命的最后关头，高华先生写出了《六十年来家国，万千心事谁诉》。由于时间的特殊性，这篇文章可以看作先生的遗言。在这篇对龙应台《大江大海一九四九》的评论中，先生动情地写道：“展读《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不同的人群有不同的感受，如果说台湾的外省老一辈，从中读出'伤'与'痛'，那么在大陆的许多读者，则带着自己的关怀，已不全然是为了追忆历史，更是祈盼新价值成为福佑人民的灯火，从此照亮国族前行的方向。”【6】这一段中的“新"字切不可轻轻放过，因为其中必然蕴涵着先生对大陆主流价值观的某种含蓄的不满。那么先生在生命垂危之际仍然念兹在兹的"新价值”究竟是什么？先生在文章开篇已明白点出：这便是龙应台先生的“普世价值观”！

　　 尽管延安整风背后的意识形态有无数复杂的面相，可是无论如何，在《风雨苍黄五十年》和《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中所体现的价值观与毛主义根本冲突是毫无疑问的。由此可见，高先生终生服膺的思想是毛式意识形态的死敌。江荣生先生在悼念高华先生时说：“虽然他很谨慎，但是他对这个集权体制其实是充满仇恨的。”【7】在我看到的评论高华先生价值观的文字中（毛左的诽谤除外），这句话是最大胆直露的。仇恨云云自然是孤证，在新的证据出现之前可以姑置不论。但是江先生的评价绝非毫无根据，高华先生的文字，尤其是《红太阳》中的文字，自然让江先生感受到了某种对毛泽东及其主义的恨意。高华先生在《红太阳》中所处理的题材，很大程度上就是他奉为圭臬的五四新价值在中共统治下消亡的过程。从高先生的角度，无论是惋惜，悲愤，甚至是仇恨，都是正常的，也是正当的，而背负着如此巨大的感情负担和道义负担，高华先生恐怕很难对其研究对象完全摆脱先入为主的看法。学界将高华先生奉为新实证主义大师，无非就是想在史学严谨甚至冰冷的实证传统中给他庞大的价值关怀找到安放之所。

　　 现代史学早已摧破了兰克学派绝对真实的神话。从诠释学的角度，史家固然可以做到客观与中立，但是也不可能摆脱某种“预解”（pre-understanding)，而预解所设定的某些根本立场由于牵扯到学者的信仰，往往已不属于实证的范畴。在预解前提下的客观，其实已经与日常口语中的客观有了相当距离。搞清楚高华先生的“预解”，就等于明白了他切入材料的角度和组织材料的方式，因而也就明白了他构建的历史世界的疆界与限制。

　　 关于高华先生对史料的“预解”，我认为杨奎松先生的评价一语中的：“我非常欣赏他对延安整风运动中党把中下层干部改造成'新人'的方法、路径及其经过的深入考察，但不认为他对当年中共党内高层之间的权力斗争，特别是涉及到个人动机、情结和心计所作的许多'深描'，有足够的实证依据。”【8】将这句话翻译一下就是：高华先生对延安整风的过程描述是精确的，可是对于外在过程背后高层心理的推测却不必然是唯一解或最优解。而恰恰是心理层面的探讨，由于任何心理活动都不可能在史料中直接体现出来，其实已完全逸出了实证层面而进入史学家发挥想象重建历史的领域了。而史学家想象的根本凭借，就是他依据自身价值观做出的“预解”。延安整风兼有理想与权谋两个层面，这个是学界共识。可是高华先生明显地将理想层面轻轻放过而着重于对权谋的“深描”。高华先生在《回应》中这样解释自己的取径：“至于对毛的「权术」是否写多了，我认为在对毛的研究中，过去人们多关注毛的「义理」层面，而比较忽视、回避他的「权力操作」层面，这对于了解毛和他主导的历史过程，显然是不够的。”【9】显然，高华先生认为自己的研究是对以往偏颇见解的"补正”。可是以往见解正确与否是一回事，历史真正如何又是另一回事。高华先生的解读容易让读者忽略整风的“义理”层面而专注于“权力操作”层面，这个重大的偏向指向《红太阳》中一个重要的预解，这个预解也许作者不愿承认甚或完全意识不到，但是我认为深植于作者的潜意识当中，那就是在延安整风中，权力操作是第一序的，义理是第二序的，甚至是可有可无的“门面”和斗争异己的“工具”。而这种义理即使存在，也因为其根本的政治功利主义特点而最终指向权力操作，为权力操作服务。至于权力操作层面是否真完全如高华先生所言，由于直接证实之不可能，只能流于见仁见智的境地了。

　　 为了说明高华先生的“预解”到底如何导出他构建的权力操作图景，我举两个原文当中的例子。第一个例子是关于康生与毛泽东之间的关系。原文如下：

　　 “在1938年3月政治局会议上，康生小心翼翼地迈出了投向毛泽东的第一步。康生表态支持毛有关留王明在延安工作的意见。尽管毛泽东、康生、任弼时在会上提出的这项动议因大多数与会者的反对未获通过，但是，康生试探的目的已经达到，在毛泽东暂时处于少数的时刻，助了毛一臂之力，从而获得了毛的初步信任。

　　 康生在三月政治局会议上投给毛泽东的一票，立即带来了立竿见影的效果。一个月后，康生被委任为中央党校校长，离开了冷冷清清的中央职工委员会。”【10】

　　 在这段引文中，第一序与第二序的划分再明显不过。从康生的角度，其支持毛既可以是出于对政策的见解（即“义理”），也可以出于邀功献媚的需要（“权力操作”），当然也可以两者都有。而从毛泽东的角度，提拔康生既可以出于对其才干的由衷赏识（“义理”），自然也可以是对其效忠的奖赏（“权力操作”），当然也可以两者都有。而高华先生极具戏剧性的描写显然强调了权谋的成分。

　　 第二个例子是关于毛与彭真：

　　 “毛泽东为什么挑选彭真作中央党校的总管，让这个既非中央委员，又未参加过长征，长期在白区从事地下工作的'城市职业革命家'来主持审查包括参加过长征的老干部这样一个涉及要害的工作？答案只有一个：彭真是中共党内刘少奇系统的第一号大将，毛意欲借助刘少奇的支持，利用彭真在中央党校整肃异己，以巩固自己在党内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彭真又为什么在中央党校为贯彻毛的整风部署日夜操劳？答案也只有一个：刘少奇、彭真要借助毛泽东的力量，利用主持中央党校整风运动的难得机会，整肃其在党内的政敌，为刘少奇作为“白区正确路线代表”奠定基础，这就是彭真之被毛泽东责成领导中央党校，和彭真在中央党校大树毛泽东权威的全部底蕴。”【11】

　　 借用我上面使用的方法，不难看出作者在义理和权力操作两个角度之间的明显偏好。而更可注意的，是高华先生认为“答案只有一个”，而自己的答案已经揭示出这段历史的“全部底蕴”。这种斩钉截铁的表述，终于使隐藏在文本背后的“预解”跃入前台。

　　 诚然，高华先生的偏好有其实证层面的合理性。面对建国后领袖独尊导致的滔天“左”祸和党内高层不断被权力异化的惨痛事实，任何有良知的知识人都很难相信这样一个政治集团在高层的政治生活中竟也有过“火红的革命年代”。革命话语并不能阻止革命最终吞噬自己的儿女，面对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巨大落差，我们很容易返身怀疑革命话语的真诚。然而怀疑并不等于实证，以文革为出发点的历史“倒溯”毕竟需要坚强的事实支撑。高华先生在为我们描述党内生活的“厚黑”图景时，也许真的走得太远了。

　　 那么这是否意味着我要深刻怀疑高华历史叙事的真实性？也不尽然。蒙友人告知，曾有一位北大高人将《红太阳》称作“用精确细节伪造的历史”。我阅览所及，并未看到这个表述的出处，而对于“伪历史”这顶大帽子，我也不敢苟同。走笔至此，我不禁想起我初出国门时对所谓“历史真相”的狂热。那时我由于骤然摆脱了国内一元化历史教学的束缚，心态发生激烈的反弹，拼了命地去寻找中国历史中的“绝对真实”。对于这种幼稚病，我在耶鲁曾短暂从游的康正果先生在一封信中予以正告：“我们的认知和表述不能仅停留在为事实而事实，为客观而客观的水平上，离开了价值判断统摄的光照，所谓事实，只是一堆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案例，而相对主义的客观取向，大约就像卫星上传来的俯视照片，完全平板，看不出全息的向度。”我反复咀嚼康老师这段话，尤其是联系到康老师对民主环境下多元表达的诉求，终于搞通了一个基本道理：只要大家都有机会走到聚光灯下的舞台上发言，谁也不用抱怨谁的偏颇掩蔽了自己的实情。由此观之，所谓的真实并不是一个或几个“有代表性”的声音，而是一大群声音所构成的集合。而“价值判断统摄的光照”不仅是知识人争取言论空间时的价值坐标，更应该内化为其写作过程中自觉的价值标尺。在国内某知名学者鼓吹“毛是国父”的谬论和“党内整风，干卿何事”的怪论尘嚣甚上之时，高华先生的价值选择不啻是一剂解毒剂。更何况既然“细节精确”，便已满足了“真历史”最重要的标准，似不宜仅根据阐释的角度将某种历史表述直斥为“伪”，否则真历史的获得便只能求助于时光机了。

　　 我们最需要明白的，是任何历史叙述都有其疆界。高华先生的著作，挖掘了中共党史的一个关键侧面，在这个侧面之内，其论述基本有效。搞清楚这个侧面的疆界，为我们保留了其他多元表述的可能。我在这里仅举一则我偶然获得的史料以说明这一点。廖汉生将军在回忆录中这样回忆延安时期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

　　 “此外，当时在延安还有一股自由主义的空气。个别知识分子干部在报纸、刊物、墙报上发表文章、漫画，揭露延安的所谓'阴暗面'。这些作品有的是由于环境的不适而发泄牢骚和不满，有的是由于感情的差异而讽刺、挖苦工农出身的老干部，还有的则是由于立场的不同而攻击党的领导、否定延安。”

　　 “对于后面那股自由主义的空气，我和许多从前线来延安的同志都非常反感。我曾为此向八路军野战政治部副主任陆定一同志放了一'炮'：'我们在前方抗日，流血牺牲，人家却在这里说风凉话，挖苦人！'”【12】

　　 这则史料明白显示出作为“工农出身的老干部”的代表，廖将军与王实味之流看法是多么不同。高华先生注意到延安知识分子的苦闷，和毛泽东站在工农干部立场上整肃知识分子的史实，但是并没有提及像廖将军这样“脑袋别在裤腰带”上的革命军人对“说风凉话”的痛恨。毕竟人家在出生入死，岂容你一群手无缚鸡之力的文人说三道四！知识分子的“清议”传统和鄙薄普通劳动者的倾向使得他们与“老革命”之间的矛盾难以调和，也使毛整肃知识分子成为功利的“革命需要”。高华先生的叙述只挖掘了作为整肃对象的知识分子的经历，这便是其作品的“疆界”，在阅读时如果没有对“疆界”的把握，则以偏概全在所难免。而高华先生反复强调的中国农民起义“打天下”的老传统，必然是毛更加亲近有“枪杆子”的老干部，从而再次为第一序的“权力操作”压倒第二序的“义理”提供了证明。

　　 高华先生研究的重点，是中共内部晦暗不明的政治斗争，这就决定了其重建的历史图景必须高度依赖其对中共高层人物心理活动的揣摩，而这种揣摩的依据，则是作者从自由主义立场出发对中共高官价值取向的预设。这种预设假定了在权力世界中，中共领导层的理想主义热忱只能是第二序的。从这个角度出发，高华先生为中共党史上绵延不绝的“左”祸找到了一条解释的通路，可是这条通路当中仍然有若干部分有待进一步的实证。

　　 《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作为迄今为止最重要的党史研究著作，理应受到严肃的、学术的对待。对于任何的学术文本，可以探讨其政治含义，却不能化约为政治文本，这本是常识。然而鉴于党史领域的特殊性，官方意识形态的霸道与漏洞百出多少激起了学界的逆反，同时也激励了读者寻求“正史”以外“野史”的刻奇心理。高华先生作为一个严谨的史家，在这样畸形的讨论氛围中承担了太多不应该承担的象征意义。高华先生在临终之际仍不忘电话告知《南方人物周刊》务必将他拿下“魅力中国五十人”的榜单，说明了他绝不愿意承担“公知”的虚名，更不愿意他十年磨一剑的《红太阳》激起太多非学术的讨论。高华走了，这是当年学界惊天动地的大事，对于犬儒横行的中国学界，这自然是一次彰显知识人集体良知的大好机会，因此谁也不能谴责人们在一个被癌症摧残的生命上叠加太多未经证实的政治流言，以致一个略带黑色幽默的死亡日期都膨胀成一个莫大的政治隐喻。袁凌先生在《守夜人高华》中这样写道：“如同矿难事故表明的，人们向黑暗索要矿石的同时，黑暗也在索要它的代价。它要求的往往是那些最好的探路者。”【13】这明明是在暗示高华先生的夭折是某种人力与天意的合谋，当年这句话迅速红遍了中国知识界。从袁凌这篇短短的特稿频频获奖就可以看出，渴求最基本正义的中国知识界对于给予一个书斋中的学者书斋式的安静是多么吝啬。就这样，高华变成了被中国学界集体消费的“高华现象”，而那些将“红太阳”挂在嘴边的人，往往没有读过这部煌煌巨著。可是时光永远流逝，一切最终都必须回到学术的原点，《红太阳》带着它的惊艳和不完美，生硬地提醒后来人路在何方。

　　 谨以此文纪念天堂中的高华先生。不容青史尽成灰，我们年轻一代必须将高华先生未竟的事业继承下去。

　　
　　 【1】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页六五七；

　　 【2】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页六五七；

　　 【3】高华《对拙著<红太阳>一书批评的总回应》，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66期》页二〇八；

　　 【4】高华《李慎之先生，你为中国作的贡献已载入史册》，转引自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data/1701.html

　　 【5】李慎之《风雨苍黄五十年》原载台湾《历史月刊》第146期页七三至页页八〇。

　　 【6】高华《六十年来家国，万千心事谁诉》，转引自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data/34925.html

　　 【7】见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2年《史家高华》，Kindle电子书；

　　 【8】见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2年《史家高华》，Kindle电子书；

　　 【9】高华《对拙著<红太阳>一书批评的总回应》，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66期》页一九九；

　　 【10】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页二二八；

　　 【11】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页三八二；

　　 【12】廖汉生《廖汉生回忆录》，八一出版社1993年，转引自凤凰网：http://news.ifeng.com/history/zh ... /09/9698692_0.shtml；

　　 【13】袁凌《守夜人高华》，转引自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data/71559.html。

http://www.aisixiang.com/data/90467.html